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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格雷厄姆写道。

“医生和你谈过了吗？没有？那就先说你——你会好的。你的左眼只是因为要包扎脸上一道很深的刀伤而被裹住了。他们已经缝合了，不过这需要时间。他们把你的脾脏摘除了。可是谁需要脾脏呢？普赖斯就把他的那玩意在1941年的时候放在孟买了。”

有护士敲了敲玻璃。

“我得走了，这里的人不尊重头衔，什么在这里都没用。时间一到他们就把你扔出门外。一会儿见。”

莫莉在重症监护室的等待室里坐着。有很多很疲倦的人在里面。

克劳福德走到她身边。“莫莉……”

“你好，杰克，”她说，“你看上去真不错啊。想让他做一个整容手术吗？”

“别这样，莫莉。”

“你睁眼去看他的脸了吗？”

“看了。”

“我原来觉得我不能面对他的脸，可我还是看了。”

“他们会让他痊愈的。医生告诉我的。他们能办到。你希望有人在身边陪你吗，莫莉？我把菲丽丝带来了——”

“不需要。别再帮我做任何事情。”

她转过身去摸纸巾。当她打开提包的时候他看到了那封信，不便宜的厚重的信封，他以前见过的。

克劳福德非常不情愿，可他知道他必须要说了。

“莫莉。”

“干什么？”

“威尔有封信吗？”

“是的。”

“是护士给你的吗？”

“是的，她给我的，还有他的所有的在华盛顿的朋友们给他的鲜花。”

“我能看看那封信吗？”

“我会在他想看的时候给他的。”

“请让我看看吧。”

“为什么？”

“因为他不需要听到从……那个特别的人那里来的消息。”

他不同寻常的表情让莫莉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了提包里的信，将信封扔到了地上，还有提包，所有的东西，里面的一枝口红滚落到地上。

弯腰拾起莫莉的东西时，克劳福德听到她走过他身边，她的高跟鞋快速地走过，提包丢下不要了。

他把提包交给当班的护士。

克劳福德知道莱克特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和莱克特打交道他从来都是有十分把握才干，绝不给他留任何空子。

他让一个实习生在X光室用荧光镜检查了信件。

他用刀沿信的每一边把信封裁开，然后对信的内侧和信纸本身仔细检查，看有没有污痕或灰尘，好断定信具体是从哪里来的——巴尔的摩医院可能用碱水擦洗，而且有一个药房。彻底查完了以后，他开始看那封短笺。

亲爱的威尔：

你看，现在轮到我们两个各自在自己的医院里受折磨了。你忍着你的疼痛，而我没有了我的书——有教养的奇尔顿博士已经亲自履行他的职责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原始的社会里啊——你不觉得吗，威尔？——既不野蛮也不睿智。只有一半的水平是它罪恶的根源。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都会要么让我死，要么归还我看书的权利。

我希望你很快能够康复而且希望你的脸别被弄得太丑。

我经常在挂念你。

汉尼拔·莱克特

实习生看了看表，“您还需要我在这里吗？”

“不用了，”克劳福德说，“焚化炉在哪里？”

当克劳福德等了四个小时，又等到一个探视时间段时，莫莉没有在等待室，也没在里面的重症监护室。

格雷厄姆醒着。他立刻在写字板上画了个问号，紧接着写道：“D现在死了吗？”

克劳福德回答了他。格雷厄姆静静地躺了整整一分钟。然后写道：“怎么逃脱的？”

“好吧，我告诉你。”克劳福德说。“在圣路易斯。多拉德一定去找了莱芭·麦克兰。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他进了实验楼，而且看到了我们。一个锅炉房开着的一扇窗户的窗台上有他的指纹——这个情况直到昨天才有报告。”

格雷厄姆拍着写字本：“尸体？”

“我们认为是一个叫阿那德·朗的家伙的——他失踪了。他的车在孟菲斯被找到了，已经被捣烂了。医院的人马上就要把我赶出去了。让我按顺序讲给你听吧。

“多拉德知道我们在那里。他从工厂逃出来以后，就开车去了林白大道和270国道上的瑟伍克加油站。阿那德·朗在那儿工作。

“莱芭·麦克兰说多拉德在两周前的周六和那个加油站的一个服务员发生了口角。我们估计那个服务员就是朗。

“他放倒了朗，把他的尸体带到家里。然后他去了莱芭·麦克兰家。她正在门口与拉尔夫·曼迪接吻。他开枪打死了曼迪，然后把他放到篱笆里。”

这时护士进来了。

“看在老天的分上，这是警务。”克劳福德说道。他说话说得飞快，因为护士揪住他的袖子往门口拽。“他用氯仿把莱芭·麦克兰捂晕后把她带到他家里。尸体也在那里。”克劳福德在大厅里说。

格雷厄姆不得不再等四个小时才能听到下文。

“他给了她这个还有那个，你知道的，‘我杀不杀你呢’什么的。”克劳福德这回一进门就开始说。

“你知道把钥匙挂在他的脖子上的那一节了吗？——那是为了让她知道确实有个尸体。所以她会告诉我们她确确实实碰到了尸体。好，接着就是什么‘我不能忍受看着你被活活烧死，之类的话。他说完就用一枝十二毫米标准猎枪把朗的脑瓜打飞了。

“朗完完全全合适，他没有牙。也许多拉德知道上颌骨的骨拱能在火中存很长时间——天晓得他都知道什么。不管怎么说，多拉德抓住朗的时候他没有上颌骨的骨拱。他一枪把朗的脑袋打掉，然后肯定弄翻了一把椅子或其他什么东西，以造出倒地的一声响。而且他事先把钥匙挂在了朗的脖子上。

“然后莱芭在地上乱摸钥匙。多拉德在房间的一角偷偷地看。她的耳朵因为刚听完枪响还在嗡嗡地响，肯定听不到他的轻微的动作声。

“他放了火，不过还没浇汽油。他在房间里预备了汽油。她安全地出了房间。要是她太紧张而撞到了墙或晕过去了，因此没走出去，我估计他会把她拽出去的。她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出去的。但是她必须活着出去来完成他的计划。噢，他妈的，护士又来了。”

“车怎么办的？”格雷厄姆快速写道。

“你肯定得佩服他，”克劳福德说，“他知道自己肯定要在家门口把车留下，他不可能同时开两辆车，所以他需要一辆在中间倒换。

“他是这么干的：他让朗把他的面包车和加油站的拖车连上，然后干掉朗，把加油站关了，驾驶着拖车回到家。然后他把拖车单独停在房子后面的田地旁边的一条土路上，然后他就去找莱芭。等她成功地走出房子，他拿出炸药，在火里浇上汽油，然后逃到房子后面。他把拖车开到加油站，停在那里，偷走朗的车。没留一点痕迹。

“我断案之前，这过程错综复杂得让我几乎要疯掉了。我知道事情就是这么发展的，因为他在拖车上留下了一些指纹。

“我们可能在去他家的路上碰到他了……好了，夫人，我这就出去，这就走。”

格雷厄姆还想问个问题，可是太晚了。

莫莉在下一个五分钟的探视时间来到他床前。

格雷厄姆在克劳福德的记事本上写了“我爱你”。

莫莉点点头，握住了他的手。

过了一分钟，他又开始写：“威利好吗？”

她点点头。

“在这里吗？”

她把目光从他的记事本上移开而看他的眼睛，不过移得太快了。她做了个吻的动作然后指了指已经开始走过来的护士。

他用力拉了拉她的拇指。

“在哪里？”他在字下画了两条杠。

“俄勒冈。”她说。

克劳福德来了最后一次。

格雷厄姆已经把问题准备好了。记事本上是：“牙齿呢？”

“是他外婆的，”克劳福德说，“我们在房子里发现的是他外婆的假牙。圣路易斯警察局找到了耐德·瓦格特——多拉德的妈妈是瓦格特的继母。瓦格特小的时候见过多拉德的外婆，他再也没忘记她奇怪的牙齿。

“这就是那天你遭遇多拉德的时候我想告诉你的事。史密森博物馆那时刚刚给我打完电话。他们从密苏里官方得到了那副假牙，他们检查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们注意到上片用的是硫化橡胶而不是他们现在普遍用的丙烯。在近三十五年里已经没有人用硫化橡胶做牙托了。

“多拉德有一副丙烯假牙，外形和他祖母的一样。他戴的是新的。史密森博物馆检查了一下——包括壳褶和凹槽。是在中国制造的，旧的一副是瑞士产的。

“他随身还带着一把钥匙，是迈阿密的一个柜子上的。里面有一本很大的书，像是本日记——比地狱还糟糕的一样东西。等你想看的时候，我可以给你拿来。

“我说，伙计，我不得不赶回华盛顿了。周末就来看你，要是我有时间的话。你会没事的，对不对？”

格雷厄姆先画了个问号，然后划掉写下“当然”两个字。

在克劳福德走后，护士来给格雷厄姆的静脉注射了一针杜冷丁。钟的钟盘开始模糊了，他看不清秒针了。

他想着杜冷丁是不是也可以作用于人的感情。他的脸可以把莫莉留住一段时间，至少留到做完整形。肯定是很便宜的那种。可是留莫莉做什么呢？他开始迷糊了。他希望不要做梦。

他真的在记忆和梦境之间漂泊了，不过并没有多么恐怖。他没有梦见莫莉离他而去，或者关于多拉德的景象，而是一个关于夏洛国家公园①的长长的半忆半梦的东西，却被照在他脸上的灯光和量血压的咝咝声打断了——

[①夏洛国家公园：位于美国田纳西州西南部，南北战争时期的战场。]

那是在春天，他开枪打死哥莱特·雅格伯·霍伯后不久，他去夏洛观光。

这是一个暖暖的4月天的下午，他在柏油马路上走着，在去血湖的路上。刚刚长出的嫩草还是黄绿色，沿着下坡长到湖边。清澈的湖水已经浸没了草坡，小草往下长，往下长，仿佛铺满了湖底。

格雷厄姆知道在1862年4月那里发生过什么。

他坐到草地上。隔着长裤能感觉到草地的潮气。

一辆旅游车从他前面开过。车过之后，他看见路上有东西在动。原来是车轮把一只小蛇的背轧折了。它在柏油马路上扭曲着形成无数的数字“8”，有时是它黑色的背，有时是它白色的腹部。

有关夏洛的沉重的回忆让他浑身发冷，尽管他还在温和的4月的阳光下微微出汗。

他站起身走出草地，屁股后面留下湿湿的印记。他有些头晕。蛇的头尾缩成了一团。他站在它旁边，拾起它的已经发干的尾尖。用一个很帅的动作啪的让它断成了两截，仿佛他手中拿的是条皮鞭。

蛇的脑浆溅到了池塘里。一条鳊鱼游了过去。

他觉得夏洛有鬼魂出没，觉得它美丽的风景变得邪恶而凶残，像当年战场上飞扬的战旗。

现在，在夜晚的梦境和记忆之间，他明白了，夏洛并不邪恶；而是漠不关心。风光秀丽的夏洛是可以见证任何事物的。她无可匹敌的美丽正突出了大自然的中立，那绿色的机器。夏洛的可爱正反衬出而且嘲笑着我们的苦难。

格雷厄姆苏醒过来，注视着没有思想的钟。可他无法停止他的思绪：

在绿色的机器中没有仁慈；是我们臆造了仁慈，把它创造在机器的零件里，而这些零件已经超出了我们通过自然进化的爬行动物的大脑所能容纳的范围。

正如世上本没有谋杀，是我们创造了谋杀，而它只在我们中间才有意义。

格雷厄姆很清楚自己具备所有进行谋杀的要素；也许也包括仁慈的要素。

他了解谋杀的过程，了解得超常地透彻，透彻得让人不舒服。在我们人类的身体中，在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们的头脑中，有形形色色的邪念以及我们对这些邪念的天生的认知。格雷厄姆想知道，我们竭力控制的这些邪念以及这些认知是否像被躯体抵御在外的没有活动能力的病毒一样作用于我们周围。

他想知道那些不可告人的欲望是否像病毒一样造就了它们的疫苗和抗体。

是的，他一直以来对夏洛的想法是错的。夏洛没有鬼神出没——是人们自己在装神弄鬼。

夏洛其实毫不在意。

而我用心地去感知智慧，也去感知疯狂与邪恶；

我知道那些同样是精神的苦闷。

——传道书

一个生命攸关的采访的前言

我想告诉大家我第一次遇到汉尼拔·莱克特的经历。

那是在1979年的秋天，我因为家人生病而回到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家中并在那里待了十八个月。在那里我继续写《红龙》。与我同住里奇村的邻居好心地让我借宿在他的一间放猎枪的装备库里。那房子在一片棉花地中央，我就在那里写作，经常到深夜。

写小说就要从你看到的事情开始，然后加上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在这里，密西西比的里奇村，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我可以看到联邦调查员威尔·格雷厄姆在遇害者的家中——在所有人被谋杀了的房间里——看遇害者的家庭自制影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凶犯是谁，或者之后会是什么结果。我与威尔一起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走遍了受害者的屋子和作案现场，我看到的比他能看到的不多也不少。

有时候我会在屋里留着灯，走到旷野中去散步。当我远远地从田地中回头望房子的时候，它看上去仿佛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而我则被汪洋所淹没。

我很快地同一群半野生的狗认识了。它们在旷野中自由地游荡，而且集体行动。它们中有一些与农场的家庭混得半熟，但是大部分时间它们都只能自己猎食养活自己。在寒冷的冬天，土地都冻得硬邦邦的，它们很难觅到食。我就买狗粮喂它们。很快它们的食量就长到了每星期五十磅狗粮。我走到哪里它们都跟到哪里，一大帮成群结队的——有高大的，也有矮小的，有相对比较友善的，也有凶悍不让碰的。晚上它们和我一起在田野里走。我虽然看不到它们，却能感觉到它们都在我身边，它们在黑暗里呼吸，喷鼻息。我在小屋里写作的时候，它们就在门廊前面等着，每当满月的时候它们就会唱歌。

夜晚最黑暗的时候我站在小屋前荒芜的旷野里，我的心仍然困惑着，四周只有我呼吸的声音，眼前仍然留着台灯的光与形。我试图想像在作案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可视的昏暗的狭小范围内出现的只有蜃景和暗示，还有一个动物的视网膜反射着月光，偶尔发出耀眼的光。毫无疑问，肯定发生了一些事情。你必须理解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其实没有编造任何事情。所有的都在那，你只不过需要去发现它们。

威尔·格雷厄姆不得不问别人一些事情，他需要帮助而且他知道该从哪里获得。在他允许自己思考去哪里寻求帮助之前，他就知道他必须去那个地方。格雷厄姆在以前的一次办案中受了重伤。我知道他非常不愿意去与他掌握的最有用的人探讨问题。在那段日子里，我自己每天都在积累痛苦的记忆。在夜晚的写作中，我对格雷厄姆很同情。

所以我是带着一些恐惧跟随他走进巴尔的摩精神病犯罪医院的。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在那里，在我们能坐下来工作之前，我们碰到了那种你在日常工作当中也能碰到的傻瓜，弗雷德里克·奇尔顿博士，他整整拖延了我们两三天的时间。

我发现我可以把奇尔顿留在开着灯的小屋里，然后从黑暗的原野，与我的“好朋友”们一起看着他。那时候我是隐形的，在黑暗里，正如我和我的主人公们在一起的时候一样。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可他们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没有从我这里得到多少，或干脆根本没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帮助。

终于摆脱了无聊的奇尔顿以后，我和格雷厄姆去了顶级警备的牢房。钢门在我们身后砰的关上了，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响声。

威尔·格雷厄姆和我，慢慢地走近莱克特博士的牢房。格雷厄姆很紧张，我能感觉出他的恐惧。我以为莱克特博士睡着了，谁知他在双眼紧闭的情况下就辨别出了威尔·格雷厄姆身上的气味，着实吓了我一跳。

在写作的时候我一直可以享受并保持我的隐形状态，在与奇尔顿、格雷厄姆和其他职员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如此。可是当来到莱克特博士面前时我感到不舒服，我确定不了这位医生是不是真的看不到我。

和格雷厄姆一样，我那时觉得——而且现在也一样——莱克特博士犀利的双眼让人坐立不安，就像你做X光片时你脑袋里会有嗡嗡声一样。格雷厄姆对莱克特博士的走访很快就进行完了。他们的对话像击剑搏击一样敏捷而且尖锐地碰撞。我的神经紧绷着，并飞速地在笔记本上狂记，本子的边沿和桌上铺的纸上都记满了我狂乱的笔迹。走访结束以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精神病院的病房里偶尔的争吵和号叫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响着。在我回到里奇村我的小屋里写作的时候，它们还萦绕在脑海里。而同时十三条狗坐在我的门廊上哼唱着，它们闭着眼睛，仰着脸对着天上的满月，有几只在它们能发出的两个元音O与U之间低唱，而其余的就跟在后面一齐哼哼。

我不得不在我的脑海里重复一百遍格雷厄姆对莱克特博士的访谈，这样才能理解它的全部内容，去除不必要的口角、精神病院的噪音干扰，还有那些可恶的人发出的尖叫，这尖叫把一些词弄得很难听清。

那时我仍然不知道是谁犯下的罪行，不过从那时起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会发现他是谁的，也一定会找到他的。我也深知这个结果会使书中一些其他的人物付出沉重甚至悲剧性的代价。而事实果然印证了这一点。

许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写《沉默的羔羊》时，我起初并不知道莱克特博士会重返。我喜欢达丽亚·依里亚在《黑色的星期天》中扮演的角色，而且我想在我的小说中塑造一个女强人的主角。于是我就开始描写克拉丽丝·史达琳。可是没等新小说开始两页，我就发现史达琳必须去接触莱克特博士。我非常敬佩史达琳，而且我觉得自己甚至对莱克特博士产生了忌妒，因为他是那么轻而易举地把她看得通透，而我却那样笨拙而困难地试图了解她。在我着手准备《汉尼拔》一书时，我惊奇地发现博士已经开始独自决定他的路程了。你会发现在书中他有奇特的可爱之处，就像我看到的那样。

我一直害怕写《汉尼拔》，害怕自己的人性被蹂躏和破裂，害怕我必须面对的抉择，还要为史达琳担惊受怕。但后来，我把他们都放飞了，因为你必须放手让你的人物自己去表演，让莱克特和克拉丽丝按照他（她）们的天性去决定和主宰。这里面也有一部分礼节的原因使然。

一位苏丹王曾说过：“我没有养猎鹰——是他们和我活在了一起。”

在1979年的冬天当我走进巴尔的摩国家精神病犯罪医院，当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重重地关上时，我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在走廊的尽头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正如当我们命运的门闩滑进锁道时，我们其实很少听到它的声音。

T.H.

迈阿密，200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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