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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太太。”

“对。”

“很有趣。”格雷厄姆说。

“一点儿也不‘有趣’，你已经想到了。”

“我考虑过。”

“你来这里只不过想看看我，好找到以前的感觉，是不是？为什么你不去在自己身上嗅嗅呢？”

“我需要你的观点。”

“我现在还没有。”

“等你真有了些想法，我愿意听听。”

“我可以保留这些案卷吗？”

“我还没决定呢。”格雷厄姆说。

“为什么没有对地面的描述？我们有房子的外观，结构图，发生凶杀的房间的结构图，可是对地面的描述几乎没有。院子是什么样子？”

“很大的后院，有围栏和一些篱笆。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我亲爱的威尔，如果这个清教徒觉得和月亮有特殊关系的话，在他把自己身上的作案痕迹打理干净以前，他可能会走出房间，在空旷的地方看月亮，你知道。你有没有在月光下看过血迹？它看起来黑黑的，当然，还有一层很特别的亮光。如果一个人光着身子，在外面获得那种隐私会更好些，不过我们必须替邻居们考虑，是吗？”

“你觉得院子有可能是他选择目标的一个因素？”

“是的，而且还会有更多的牺牲品，肯定的。让我留下这些案卷吧，威尔，我会研究它的。如果你得到更新的材料，我也会很高兴研究它们的。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只有在个别时候，我的律师打电话找我时他们才会给我一部电话。他们曾经把他的电话转到内部通话系统上，当然每个人都能听到。你愿意给我你家里的电话号码吗？”

“不。”

“你知道你是如何抓到我的吗，威尔？”

“再见，莱克特博士。你可以拨打文件上方的电话号码给我留言。”格雷厄姆起身离去。

“你知道你是怎样抓到我的吗？”

格雷厄姆已经走出了莱克特的视线，他向着钢板门加快了脚步。

“你抓到我因为我们俩很相像。”这是格雷厄姆在大门关上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除了害怕失去麻木的感觉他已经浑身麻木了。他低着头走路，不和任何人说话，仿佛觉得身体里的血像翅膀发出空洞的嗡嗡声。精神病院离外界的距离仿佛一下子变小了。它只不过是一栋楼，莱克特离外面的世界只隔五个门。他有一个怪异的想法，觉得莱克特和他一起出来了。他在院门口停下脚步，环顾了一下周围，好让自己相信后面没有人。

在街道的另一边的一辆车里，一个人把他的长长的镜头搁在车窗缝上。弗雷迪·劳厄兹拍了一张很好的格雷厄姆在医院门口的特写，他头顶上的字：巴尔的摩精神病犯罪医院。

见报之后，《国民闲话报》把格雷厄姆的照片剪成小头像，而且只留了医院名称的后几个字：犯罪医院。

8

汉尼拔·莱克特博士躺在他的帆布床上。格雷厄姆离开以后他把监禁室的灯光调暗了。几个小时过去了。

他的脑海里先有了图案。他的双手枕在头底下，脑海里出现了枕套的皱褶，接着是他脸颊上光滑的皮肤。

然后脑海里有了气味，让他的思绪和它们周旋。有些味道是真实的，有些是臆想出来的。他们在下水道里放了次氯酸钠——精子；他们在大厅供应辣椒饭，辣得让人大汗淋漓——被汗渍弄得僵硬了的卡其布；格雷厄姆不肯告诉他家里的电话号码；苍耳和茶叶被切以后苦涩的绿绿的味道。

莱克特坐起来。他有些时候本来是可以温文尔雅的。他的思想有一种电子钟的暖暖的黄铜味。

莱克特连眨了几下眼睛，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打开灯给奇尔顿写了张便条，要求打电话给他的律师。

依照法律，莱克特有权在与律师通话期间保留隐私权而不受监听，而且他从来没有滥用过这个权利。奇尔顿永远不会允许他走出关押室去打电话，所以两个勤务兵把电话拿来了。

勤务兵们在他们的桌子上把卷成一团的电话线解开。他们当中的一个拿着钥匙，另一个举着一个梅斯催泪毒气罐。

“到牢房后面去，莱克特博士，面冲墙。如果你在听到锁打开之前转过身来或者靠近栅栏，我就朝你的脸上喷毒气。明白吗？”

“我很清楚。”莱克特说。“真的谢谢你们把电话拿过来。”他必须在尼龙帷帐后面拨电话。他通过芝加哥信息台找到了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亚兰·布隆博士的办公室号码。他拨通了心理学系的总机。

“我想找亚兰·布隆博士。”

“我不清楚他今天在不在，不过我帮你转过去。”

“请等一等，我本来知道他的秘书的名字，可是很不好意思，我忘记了。”

“琳达·金。请稍候。”

“谢谢。”

电话铃响了八遍才有人接。

“琳达·金办公室。”

“你好，是琳达吗？”

“琳达周六不在。”

莱克特博士预想到了这一点。“也许你能帮上我的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叫鲍伯·葛瑞尔，在布雷恩的爱德华出版公司。布隆博士让我给威尔·格雷厄姆寄一本沃尔霍斯勒公司出版的《精神分析医生与法律》的书，而琳达应该给我收信人的地址和电话，可是她一直没有。”

“我只是个研究生助手，她会在周一——”

“我不得不叫联邦快递来递送这本书，现在只有五分钟了。可是我真不愿意为这事往布隆博士的家里打电话，因为是他让琳达寄地址的，那样做必然让琳达受一顿训。我知道地址就在她的罗拉代克斯卡或别的什么记事本里。帮帮忙把地址读给我听吧，我会在你婚礼上跳舞的。”

“她没有罗拉代克斯卡。”

“那你看有没有一个电话簿，页边有起首字母标签的？”

“有。”

“当一次天使吧，亲爱的，帮我找出地址，我不会再耽误你一分钟的。”

“叫什么？”

“格雷厄姆。威尔·格雷厄姆。”

“找到了。他家电话是3O5JL5-7002。”

“我还得知道他的住址。”

“没有他家里的地址。”

“上面有什么？”

“联邦调查局，10号，华盛顿特区，噢，还有，3680邮箱，玛若森，佛罗里达。”

“太好了，你真是个天使。”

“不客气。”

莱克特此刻感觉好多了。他想什么时候可以给格雷厄姆打个电话，让他惊喜一下。或者如果他表现得不那么绅士的话，莱克特也许可以请一个医疗器械商店给格雷厄姆邮一只结肠造口包，为他们过去的交往留个纪念。

9

西南方向七百英里以外，在圣路易斯的盖茨威胶片实验室的咖啡厅，弗朗西斯·多拉德正等着他点的汉堡。食品保温桌里的开胃菜被覆上了薄膜。他站在收银机旁吸着纸杯里的咖啡。

一个红头发的女士穿着实验室工作服走了进来，注视着糖果机。她朝弗朗西斯·多拉德的背影看了好几次，噘起嘴巴。终于她走上前去，叫了声：“D先生？”

多拉德转过身。他只要出了胶片暗室总是戴着护目镜。所以她决定把目光停在他的护目镜的鼻架上。

“你能和我坐下来谈谈吗？我想和你说点事。”

“你能告诉我什么呢，艾琳？”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鲍伯当时是真喝醉了，你知道，他在到处当小丑。他绝对没有任何恶意。坐下来吧，就一会儿，可以吗？”

“好吧。”多拉德从来不说“是”这个字，因为他的“咝”音发不准①。

[①英文中“是”为yes，而有s的地方要发“咝”的音，下文中多拉德避免单词复数即避免在单词后面加s，也是同样道理。]

他们坐下来。她在手里扯弄着一张纸巾。

“大伙在晚会上玩得都很偷快，我们很高兴你也来参加。”她说。“真的很高兴，而且有点惊讶。你知道鲍伯是个怎样的人，他什么时候都在模仿别人说话——他应该去电台当播音员。他那天学了两三种口音，而且一直在讲笑话——他可以学黑人说话，简直能以假乱真。他模仿另一个声音的时候绝对不是故意想让你难堪。他那时候已经醉得不知道谁在场了。”

“他们都在笑，结果他们又……突然不笑了。”多拉德从来不说“停止”这个字因为它有摩擦音“咝”。

“那时候鲍伯意识到了自己干了什么。”

“可是他还继续干。”

“我知道，”她边说边快速扫了一眼他的护目镜，又把目光转回来，“我对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真的没有任何恶意，他只是把玩笑开到半截才意识到不妥，可又要把玩笑说完。你看到他当时脸有多红。”

“他甚至请我和他演双簧。”

“他拥抱你而且想把他的两个胳膊搭在你肩上。他想让你也把它当个笑话一笑了之，D先生。”

“我是一笑了之的，艾琳。”

“鲍伯真是难过极了。”

“我可没想让他难过，我不希望那样，请转告他，而且在公司我对他的态度不会因为这件事有任何改变的。说真的，要是我有他那样的天赋，我也会整天说——笑话的。”多拉德总是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用名词的复数①“我们不久又会搞一次聚会的，那时他会知道我有什么感觉。”

[①因为单词的复数有摩擦音“咝”。]

“好的，D先生。你知道，别看他到处说笑话，他其实骨子里是个很严肃的人。”

“这我信，而且温柔，我猜。”多拉德的声音被他的手盖住了。在坐着的时候他总爱用食指关节抵住鼻子的下方。

“您说什么？”

“我认为你对他很有帮助，艾琳。”

“我也这么想，真的。他只在周末的时候才喝酒。他刚想放松的时候，他的妻子把电话打到我们在一起的地方。我和他妻子说话的时候他做鬼脸，可是过后我能看出来他很不高兴，女人对此是很敏感的。”她拍了拍多拉德的手腕，尽管隔着护目镜，她仍能看出因为这个小小的身体接触在他眼中引起的变化。“别在意，D先生。咱们这个谈话让我很高兴。”

“我也是，艾琳。”

多拉德看着她走远。她腿弯处有一块嘬的痕迹。他觉得艾琳对他并不欣赏，事实也是如此。事实上，没有人欣赏过他。

他的胶片暗室非常大，而且凉爽，有股化学药品的味道。弗朗西斯·多拉德检查着甲槽中的显影剂。每个小时从全国各地来的成百英尺长的家庭摄影胶片都在这个槽里被冲印。化学制剂的温度和药性的活力是非常关键的。除此之外他的职责还包括胶片通过干燥器以前所有的操作流程。每天很多时候他都从槽里拿出胶片的样片一个格一个格地检查。红色灯光下的暗室十分安静。多拉德反感他的助手们之间交头接耳，他与他们之间也大都用手势交流。

上夜班的人下班以后他就一个人独自待在暗室里冲印，让照片干燥，然后分割他自己的胶片。

多拉德晚上十点到了家。他一个人住在一栋外祖父母留下的大房子里。房子坐落在密苏里州圣查尔斯的北部，与圣路易斯相隔密西西比河。它在一个沙砾铺成的小巷尽头，中间有一片苹果园。园子的主人在外地住，而且并没有照看它。干枯的和歪扭的树夹杂在绿树中间。现在是七月下旬，腐烂苹果的气味笼罩在果园周围。白天这里有很多蜜蜂。离这里最近的一户人家也在半英里以外。

多拉德到了家总是先对整栋房子巡视一番。几年前有个抢劫犯差点登堂入室。多拉德把每间屋子的灯都点亮，然后四周环视一遍。来访客人不会猜到他一个人住。他外祖父母的衣服仍旧挂在壁橱里。他外祖母放在梳妆台上的发梳，齿上还挂着她的头发。她的假牙在一只玻璃杯里，玻璃杯放在床头柜上，杯子里的水早就干了。他的外祖母已经去世十年了。

（葬礼负责人曾经问过他：“多拉德先生，您要把您外祖母的假牙给她戴上吗？”他回答说：“你就盖上棺材盖吧。”）

确信没有外人以后，多拉德满意地到楼上冲了很长时间的淋浴，洗了头。

他换上了一件有真丝手感的合成面料制成的和服，躺在自己狭窄的床上，这张床他从童年起一直用到现在。他外祖母的吹风机有个塑料套。他把套套上，在吹头发的时候，他用拇指翻看着最新的一期时尚杂志。他对某些照片的厌恶和粗暴是很明显的。他开始兴奋起来。他把台灯的金属罩转动了一下，以便照到床尾墙上挂的一幅画。那是威廉·布莱克的《红色巨龙与披着阳光的女人》。

这幅画他第一眼看见时就被震慑住了。他以前看到的所有东西从来没有一件能如此接近他的图形似的思想。他觉得布莱克一定在他耳边说过了什么而且他一定亲眼看到过这条红色的巨龙。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多拉德生怕他的思想会发光并通过他的耳朵跑掉，跑到暗室里被别人看到，或是让底片形成灰雾。他往耳朵里塞棉花球，可还是担心棉花太软。他试过钢棉，直到它把耳朵磨出血。最后他从熨衣板上割下一些小片的石棉布，把它们卷成合适的小球塞进耳朵里。

很长时间里他的意识中只有红龙。而现在红龙只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了，因为他分明地感觉到了一种高涨和上升。

他本想慢慢地花时间度过这个过程，可现在他等不及了。多拉德在楼下的会客室里拉上厚厚的窗帘。他支起了幕布并架好了放映机。他的外祖父生前不顾外祖母反对在客厅里摆了一张“拉兹男孩”牌的躺椅（外祖母在头枕上放了一块小布垫）。现在多拉德觉得很高兴，因为这里很舒适。他在椅子的扶手上铺了一条毛巾。

他把灯关掉。躺在漆黑的屋子里，他可以想像自己在任何地方。在天花板的固定物上他安了一个可以转动的照明仪，可以把各色的光点洒在墙上和他的脸上。他可以想像自己躺在宇宙飞船的加速椅上，或是在一个玻璃圆顶上在星际间漫游。他闭上眼睛时觉得可以感觉到光点在他周身移动，而他一睁开眼，那些光点像是他头顶或身下的城市灯火。照明仪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速转动，光点在他身边游动，划过家具表面形成有棱角的曲线，然后在墙上形成流星雨落下来。他也可以是彗星中的一颗，此刻向巨蟹座滑落。

房间里有一处是彩光打不到的。他在照明仪旁边放了一个硬纸盒，纸盒在电影幕上形成了一块阴影。

在将来，他可以先弄出喷雾来加强梦幻般的效果，不过现在，这一次，他还不需要。

他用大拇指按了一下遥控器的开关，打开了投影仪。一个亮方框出现在屏幕上，灰色而且有条纹。一个人走过镜头，那只灰色的苏格兰狗竖起耳朵跑向厨房的门，摇晃着它那条粗短的尾巴。一个镜头切换，只见苏格兰狗在街边跑着，边跑边向它身边玩闹着做咬的动作。

接着利兹太太拎着刚买的副食来到厨房。她笑着摆弄着自己的头发，她的孩子们紧随其后。

一个镜头切换到多拉德楼上自己的卧室，图像的照明太强，似乎用了闪光装置。他裸体站在布莱克的版画前，《红色巨龙与披着阳光的女人》。他戴着“格斗镜”，那种冰球运动员常戴的塑料的紧贴脸的眼镜。他用手淫做了一次勃起。

他向镜头靠近时聚焦开始慢慢模糊，他做着程式化的动作，他的脸充满了聚焦框，然后用手调焦距。镜头晃动了一下又突然清晰地照了他口腔的一个大特写，他有残疾的上嘴唇往回拢，舌头从两排牙齿间伸出来，一只转动的眼睛还在镜头里。然后嘴巴充满了整个屏幕，歪斜的嘴唇被从崎岖的牙齿边撩开，然后是一片黑暗，因为他把镜头含在了嘴中。

后面镜头的拍摄难度就显而易见了。

来回晃动的粗糙的画面变成了一张床，查尔斯·利兹在床上痛苦地翻腾，利兹太太坐起来，用手搭在眼睛上遮光，转过身面向利兹先生把手放在他身上，翻到床边，腿在被子里面蹬着，准备起来。镜头突然冲着天花板，装饰线条舞动着像五线谱。然后镜头不跳动了，利兹太太重新躺在了床上，她的睡衣上有一处黑色的印记，而且在扩大，利兹先生手捂着喉咙，眼睛痛苦地往上翻。接着是黑屏，持续了五拍，然后一个片子衔接的“喀嚓”声。

镜头现在在一个三脚架上固定好了。他们现在都死了，位置都安排好了。两个孩子倚着墙坐着，面冲床，另一个孩子在他们对面的墙角坐着，面冲摄影机。利兹夫妇在床上盖着被单。利兹先生坐着，靠着头侧的围栏，被单挡住了系在他胸部保持坐姿的线绳，他的头被摆弄过，下垂着侧向一边。

多拉德做着巴厘舞的舞蹈动作从左侧走进画面。满身血污而且全裸，戴着眼镜和手套。他对这群死者挤眉弄眼又活蹦乱跳。他走近床的外侧，利兹太太的一侧，拿起被单的一角，一下掀起来，然后拿着被单站着不动，架势好像是斗牛士手拿斗篷引牛的动作。

此刻，在外祖父母房产的起居室里看着这段影片，多拉德浑身蒙了一层冷汗。他厚厚的舌头频频伸出来，上嘴唇的伤疤潮湿而且闪亮，他呻吟着，仿佛这能刺激自己。

即使在兴头上，他也还是惋惜地注意到在随后的影片里他的动作没有一点高雅可言，在镜头前像猪一样来回拱着屁股。没有戏剧性的停顿，没有节拍感和高潮，只是一味的野蛮疯狂。不过还是很刺激的，连看着都觉得刺激，不过看没有做的时候那么快活。

多拉德觉得有两处大的缺点。其一是影片里并没有展现利兹一家人死亡的过程，其二是他在片尾糟糕的演技。他好像失去了所有追求的东西。红龙是不会这样做的。

不过，他还有好多影片可以摄制，而且他希望经验能培养出他审美的距离感，甚至在与他攻击的对象接触的最亲密的时刻。他必须坚持锻炼。这是他一生的工作，一件了不起的事。它会永世不灭的。

他得抓紧了，他必须再选出新的合作者。他已经拷贝了一些家庭的国庆出游的胶片。夏天快要结束时总会让胶片冲洗业繁忙一阵，因为有大量的假期拍摄的胶片需要冲印。而感恩节会带来另一个高峰。

每天都有顾客给他邮寄订单。

10

从华盛顿飞往伯明翰的一架班机上几乎一半的座位是空的。格雷厄姆拣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他旁边没有人。

他放下空姐发的不新鲜的三明治，把雅各比的案卷放在托盘桌上。在前半页他列出了雅各比和利兹家的共同点。

两对夫妇的年龄都是三十多岁，都有三个小孩——两男一女。爱德华·雅各比另外还有一个儿子，是前妻生的。全家遇害的时候他在外地上大学。

两对夫妇都是大学毕业，家都住在环境幽雅的郊区，都有一栋两层小楼。利兹太太和雅各比太太的容貌都很迷人。两个家庭有些信用卡是相同的，订阅的杂志有一些也是相同的。

相似点就到此为止了。查尔斯·利兹是个税务律师，而爱德华·雅各比则是个工程师、冶金学家。利兹一家人的是长老教，而雅各比一家信奉天主教。利兹一家一直住在亚特兰大，而雅各比一家在伯明翰刚刚住了三个月，是从底特律刚搬过来的。“随机”这个词在格雷厄姆脑海里像自来水一样频繁出现。“随机选择受害者”，“没有明显动机”——这是报纸上用的词，凶杀科调查分队办公室里的侦探们也因为愤怒和无助经常恶狠狠地说出这些字眼。

可“随机”并不准确。格雷厄姆知道大规模谋杀和系列杀人案的罪犯是不会随机选择受害者的。

杀害利兹和雅各比一家的这个人一定是看到了他们两家的什么东西，受到吸引后作了案。他也可能和他们很熟——如格雷厄姆所希望的那样——也可能根本不认识他们。但是格雷厄姆肯定凶犯一定在作案之前见过他们。他选择了他们因为他们身上有些东西和他有了沟通，而两位主妇是这种沟通的中心，但是什么样的联系呢？

两次作案有一些不同点。

爱德华·雅各比被开枪打死时正下楼，手里拿着电筒——也许他被什么声音吵醒了。

雅各比太太和她的孩子们都是头部中弹，而利兹太太被打中腹部。两次作案用的枪都是九毫米口径自动手枪。在伤口中都发现有自制的消音用钢棉。弹壳上没有指纹。

那把刀只用来对付过查尔斯·利兹。普林斯博士认为那是一把很薄很锋利的刀，有可能是切片刀。

另外，进房间的方式也不同。雅各比家的阳台被撬开了，而利兹家则被用玻璃刀打开了厨房的门。

伯明翰案件的照片里没有像利兹家一样的大量血迹，不过卧室墙上距离地板大概二点五英尺的地方有血痕，所以罪犯在伯明翰作案时也安排了观众。伯明翰警方检查了尸体，搜寻了指纹，包括指甲，但什么也没有发现。死者已经在伯明翰下葬一个月了。在暑热天埋一个月，所有的指纹痕迹都会因尸体腐烂而辨别不清了，像利兹家那个小孩身上的一样。

在两个地点发现的都是同样的黄头发，同样的唾液类型，同样的精液。

格雷厄姆把两个家庭的成员生前照的有灿烂笑容的照片立着，靠在前面座椅的椅背上，在悬浮的机舱里静静地注视了许久。什么东西会特别地吸引罪犯？格雷厄姆非常愿意相信两个家庭有某种共同点，希望他不久就能把它找出来，否则的话他只能等着查看下几个受害者的房子，来寻找“牙仙”给他留了什么线索。

格雷厄姆向在伯明翰的联邦调查局分部问清了方位，并且在电话里向当地警方报了到。他租的中级轿车的空调口把水汽吹到他的手和胳膊上。

他的第一站是在丹尼森街区的吉尔翰·若尔蒂的办公室。吉尔翰，高高的个子，秃顶，急忙走过绿松石色的长绒地毯问候格雷厄姆。听到格雷厄姆表明来意，要雅各比家的房门钥匙时，他的笑容消失了。

“今天在那会有穿制服的警官出现吗？”他问道，把手放在头顶上。

“我不清楚。”

“我真希望他们别来了，我好容易得到机会在今天下午把房子做两个展示。那真是一所好房子。去看的人会忘记凶杀案的事的。上星期四有一对从德卢斯来的夫妇找我看房子，一对在阳光地带居住了很久、直到退休的有钱人。我带着他们看房子。都说到抵押贷款了，本来人家都同意首付三分之一的房款了，警车来了，警察进来了。老夫妇俩问了他们一些问题，老天啊，这群可爱的警官们何止是回答问题。他们带着夫妇俩前前后后把房子遛了个遍，告诉他们凶杀发生的时候谁躺在哪儿。结果夫妇俩跟我说了拜拜，‘吉尔翰，谢谢你这么费心’。我想告诉他们案发以后我们把这儿弄得多安全，可他们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两个人不管不顾地穿过沙砾石的小道，爬进他们的厢式德威尔，走了。”

“有单身男人来问过吗？”

“没来问过我，不止我一个人做这栋房子，不过我这儿没有单身男人问过。警方一直不让我们刷漆，直到——记不清了，反正我们到上星期二才把里边装修好，涂了两层乳胶漆，个别地方涂了三层。我们还在整修外院，等完工了就是真正的展示现场了。”

“在遗嘱查验结束之前你怎么能把房子卖掉呢？”

“遗嘱查验结束之前我是不能成交，可这并不代表我不能做好成交的准备，买主可以在备忘录的约定下住进来。我必须着手做些什么了。我的一个贸易伙伴拿着房子的图纸。你知道利息是每天都记到我的账上的，没日没夜，在你睡觉的时候也记。”

“谁是雅各比的财产执行人？”

“拜伦·麦特卡夫，麦特卡夫巴恩公司。你估计你在房子那里要待多久？”

“我还不知道，直到我干完为止。”

“你可以把钥匙放在邮箱里，不用专门跑一趟送钥匙。”

格雷厄姆开车往雅各比家走的时候，心里像一条冰冷的小路一样呆滞。他的车速几乎超过市内刚并入的一个辖区的车速极限。他走错了路，在高速公路上停下来，通过地图才找到了一条沥青马路的入口。

他们遇害已经有一个多月了。那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在雷布维克船舱里加了一对六十五英寸的狄塞尔发动机，向起重机里的艾里雅格示意再往下来半英寸。莫莉下午挺晚的时候来了，他、莫莉、艾里雅格在一艘做了一半船身的驾驶舱里、一个遮阳篷下吃莫莉带来的大龙虾，喝着冰镇的德克司啤酒。艾里雅格向他们讲怎么样洗龙虾最容易，他从甲板上的锯末里抓起龙虾扇子一样的尾部。太阳照得海面波光粼粼的，把光影投射在盘旋着的海鸥身下。

汽车空调把水汽打到格雷厄姆的前襟上。他现在是在伯明翰，没有大龙虾和海鸥了。他的右边是山羊、牧马成群的牧场和林地，他左边的石桥区，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住宅区，有一些典雅的养老院和一些富人的房子。

他在一百码距离外看见一块房地产经纪人的牌子。雅各比的房子是马路右边惟一的一座房子。路旁美洲山核桃的树汁把沙砾小路弄得很黏，弄得车子的挡泥板嘎嘎地响。一个木工在梯子上装窗户栅。工人在格雷厄姆环绕房子走动的时候朝他挥了挥手。

房子侧面铺石板的阳台正好在一棵大橡树的树阴里。在夜间，橡树也可以把院子里的聚光灯的灯光遮蔽掉。“牙仙”就是从这里进入房间的，通过玻璃门。门已经换了新的，铝合金门框还闪闪发亮，而且带着制造商的标签。在玻璃门的外面有一个铸铁造的防盗门。地下室的门也重新换过了，崭新的钢板上还有牢固的锁。热水澡浴槽的部件在小路上的折叠式集装箱里放着。

格雷厄姆走进房子。光光的地板，死气沉沉的空气。他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有回音。

卫生间里的新镜子再也不会映到雅各比一家或者凶犯的脸。每块玻璃上都有一块模糊的白色印记，是被撕掉的价签留下的。一块折叠的地板罩布放在主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太阳从空空的窗户直射地板，格雷厄姆在罩布上坐了很长时间，直到阳光在地板上前进了一个护栏宽度。

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他在雅各比家遇害之后马上赶到这里，利兹一家是否可以免遭毒手呢？格雷厄姆想着，试着承受这个包袱的分量。

直到他走出房间来到野外，他的思想包袱也没有减轻。格雷厄姆站在一棵山核桃树下，弓着背，双手放在裤兜里，低头看着雅各比家房前连接公路的这条长长的车道。

“牙仙”是怎么来到雅各比家的呢？他肯定得开车。在哪停的车呢？半夜在沙砾石铺成的车道上行驶动静太大了，格雷厄姆想。伯明翰警方不会无动于衷的。

格雷厄姆走过狭长的车道来到路边。沥青马路两边有沟渠为界，一直伸到格雷厄姆看不到的远方。凶手可以开车越过渠沟，把车开进并藏在路边靠雅各比家一边的杂树林里，如果地面坚实而且干燥的话。

面对着雅各比家的马路的另一侧是通往石桥区的惟一入口。路牌上说明了石桥区有自己民办的巡查服务。非本地车辆是会引起注意的。一个人在半夜里独自走也会被注意的。在石桥区停车的可能可以被排除了。

格雷厄姆回到房子里，意外地发现居然有一部电话可以用。他给气象局打电话，得知案发前一天降了二英寸深的雨。那么沟里一定积满了水。“牙仙”没有把车停在路边。

一匹牧场里的马跟在格雷厄姆身后，随着他沿着白色的栅栏走到房子背后。他喂了它一棵草，然后转身来到院外建筑背后的栅栏旁。

他看到雅各比家的孩子们为小猫挖的坑时，停下了脚步。在亚特兰大警察局与斯普林菲尔德在一起思考宠物这件事时，他想像这些院子里的单间屋子会是白色，其实它们是深绿色的。

孩子们用餐巾把猫裹起来，用一只鞋盒子装殓下葬，还在猫的爪子间放了一朵花。

格雷厄姆把手放在栅栏上用手支着头。

一个宠物埋葬仪式，在孩子心里是神圣的。妈妈肯定走回了屋子，大人是不屑于为宠物祈祷的。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因为失去朝夕相处的玩伴而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找到了面对这种痛苦的新的神经。一个孩子低下头祈祷，另两个也跟随。铁锹比他们每个人都高。埋完以后孩子们还要讨论此刻猫咪是否在天堂与天父和基督在一起。有好长一段时间孩子们没有大声吵嚷。太阳把格雷厄姆的脖子晒得很热，他这样站着的时候突然很确信一个想法：“牙仙”一定看着孩子们把猫埋掉了（一如他确信是“牙仙”弄死了猫）。他如果能看到埋葬情景的话是不会放弃机会的。

所以他没有分两次来到现场，一次把猫杀死，另一次杀害全家。他先杀死了猫后等着看孩子们发现宠物的尸体。

孩子们具体在哪里发现了猫的尸体已经不得而知了。警方没有找到任何在案发当天的午后，也就是惨案发生前十个小时，与雅各比家交谈过的人。

“牙仙”怎样过来的又是在哪里藏身的呢？

房子背面的栅栏后面就是灌木丛了，有一个人那么高，延伸三十码直到小树林。格雷厄姆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己用得皱巴巴的地图，打开平铺在栅栏上。上面显示在雅各比家后面有一条连续的狭长的树林带，大概有四分之一英里长，朝两个方向延伸。树林后面也就是南面的边界是一条管界公路，与雅各比家前面的那条路平行。

格雷厄姆开车从雅各比家出来回到高速公路上，用里程表计算着距离。他在高速公路上往南拐，来到他刚才在地图上看到的那条管界公路。他把车开回去，再用里程表记录公里数，然后再开回公路，直到里程表告诉他正好来到雅各比家背后的树林的另一边。

在一个住宅区的前面人行道不见了，这栋建筑很新，在地图上没有标记。格雷厄姆开车进了停车场。不少车已经很旧了，弹簧都松了。有两辆车底下垫了木料准备修理。

一群黑皮肤的孩子在一个没有网子的篮框前玩篮球。格雷厄姆坐在挡泥板上看孩子们打球。

他想脱掉夹克，可他知道腰带上别着的点四四口径特制手枪和平板式照相机会引人注意的。别人看他的手枪时他总觉得有一种奇怪的尴尬。

有两个队在打比赛。八个孩子穿着衬衫组成一队，还有十一个小家伙没穿上衣，是另一队。没有裁判，只靠大声叫喊来判罚或暂停。

一个没穿上衣的小个子抢篮板球时被推倒了，气鼓鼓地走回家。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饼干，立刻加入了比赛。

叫喊声和篮球的砰砰声让格雷厄姆又打起了精神。

得了一分，一只篮球。这让他想起利兹一家曾拥有多少财产。根据伯明翰警方排除入室抢劫的可能性时清点财物的清单来看，雅各比一家又拥有多少？划艇和各种运动器材、宿营装备、相机、猎枪和渔具，这是另一项两家共有的特点。

由利兹和雅各比家先前的情景格雷厄姆想到后来在他们家中发生的一切，他无法继续看孩子们打篮球了。他深吸一口气，向公路那边黑黝黝的密林走去。

在松树林边上密密的灌木林随着格雷厄姆到达树林的深处而渐渐稀疏了，他很轻松地在落了满地的松针上走过。林子里的空气暖和又沉静。他的到来引起冠蓝鸦在树枝上的一片鸣叫。

地面缓缓地隆起，然后一条旱河出现在眼前，干涸的河床里长了几棵柏树，浣熊和田鼠的印记在红色的黏土上很鲜明。一些脚印也留在了河床上，有一些是孩子们的。所有的脚印都圆圆的，当时被脚压出来的软泥早已变硬了，都还围在脚印的周边。显然是好几场雨前留下的。

过了旱河地面又开始隆起，土质变成肥土，松树下有蕨类植物生长。格雷厄姆在闷热的密林里爬上缓坡，直到林子边缘他看到光线为止。

在树干之间他可以看到雅各比家小楼的上层。

格雷厄姆从密林的边缘向雅各比家房子后面的栅栏走下来，慢慢地下坡，来到栅栏前往院子里看。

“牙仙”很可能把车停在高速公路旁新开发的住宅区的停车场里，走过密林来到房子后面的小灌木丛。他可以把猫引到灌木丛里，然后淹死它，一手拎着死猫，双膝顺着路往下滑，另一只手把着栅栏。格雷厄姆可以想像猫被扔到空中，再也不能蜷起身子轻盈地四爪落地，而是砰的一声后背着地，重重地摔在院子里。

“牙仙”在白天里做了这一切——因为孩子们不可能在夜里找到猫而且把它埋掉。

然后“牙仙”等着看他们找到它的尸体。他会在酷热的小树丛里等一天吗？如果站在栅栏边他会从栏杆的缝隙被发现的。如果站在灌木丛的里侧，为了看清院子里的动静，他必须面朝窗户站着而正好被太阳晒着。他肯定会走回林子里边去，格雷厄姆也一样。

伯明翰警方并不傻。他可以看出他们拨开灌木丛的痕迹，把这当成凶犯可能落脚的地方而进行彻底搜查，但那是在发现猫之前。他们在这里搜寻的目的是想找到线索，废弃物或者脚印等等——而不是找罪犯当时的有利位置。

他朝雅各比家相反的方向又往林子深处走了几码，然后在斑驳的树阴里来回走动。首先他来到那块高一点的地面，能看到院子的一部分，然后在树下搜寻。

这样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他突然发现地上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眼前一闪。亮光不见了，一会儿又找到了。那是一个饮料易拉罐的拉舌，半埋在一棵榆树下的落叶中。那是松树林里可数的几棵榆树之一。

他在八英尺以外的距离看到了它，然后用了五分钟扫视周围的地面。他蹲下身把跟前的树叶拨弄开，慢慢靠近那棵榆树，以外八字步小心翼翼地在他扫出的线路上走，避免毁坏地面上的任何印记。慢慢地他清开主干下所有的新落叶。在陈年的叶子上没有留下任何脚印。

在这个铝制的拉舌旁边他发现了一个被蚂蚁啃得很细了的苹果核，已经干了。鸟儿们把里面的果实啄掉了。他继续花了十分钟研究地面。最后才坐在地上，伸开早已酸疼了的腿，背靠在树于上。

一团蚊虫在一柱阳光下飞舞。一只青虫在一片落叶的底部蠕动。

在他头顶的树干上有一个坡跟底靴子留下的脚印，上面带着红色的河底泥。格雷厄姆把外衣挂在一个树杈上，然后从另一面小心翼翼地爬上树，向留有脚印的树的主干周围环视。他向主干三十英尺以外的地方看，那里就能看到离他一百七十五码远的雅各比家的房子。从这个角度看，房子又是另一番模样，屋顶的颜色变得很鲜明。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后院和院子里车库等单间屋子后面的地面。在这么近的距离用一个好一些的望远镜可以很容易地看清人脸上的表情。

格雷厄姆听到远处车辆的穿梭，再远处一只笼子里的比哥猎狗的叫声。一只知了开始了它单调的鸣叫，带锯一样的蝉鸣把周围其他的声音都盖过了。

他头顶上的一根主枝从右侧与主干交叉并伸向雅各比家的房子。他站直了身子直到可以看到房子，然后贴着树的主干张望。在离他脸很近的地方有一个易拉罐正好揳入主枝和主干的分叉的地方。

“太棒了，”格雷厄姆对树干轻轻地说，“来吧，亲爱的，过来吧，罐罐。”

不过，还是有可能是别的小孩留下的。

他继续往上爬，在小树杈之间很危险地移动，直到他能俯视那根粗大的主枝。

主枝上方有一块树皮被剥掉了，留下了一块扑克牌大小的绿色的内皮裸露着。在绿色的方框当中，格雷厄姆看到了一个图案式的东西被深深地刻人白色的木质部：

中

图案是用一把很锋利的刀刻的，刻得非常小心又很到位，决不会出自一个孩子之手。格雷厄姆小心地调整了相机的光圈，把这个标记拍下来。在主枝上看房子的角度非常好，而且这里还被人调整过了：主枝上方本来有一根小树枝的枝头垂下来了，显然是因为遮挡了视线而被折断的。细枝被压过，折断的横断面已经稍稍变平了。

格雷厄姆寻找着折断了的树枝。如果被扔在地上，他刚才肯定能找到。在那里，枯萎的棕色的叶子杂乱地散落在下面的枝杈的绿叶之间。

实验室需要折枝的两头以便测量折断面边缘的倾斜度，可是那就得回去取锯子。他对折断的细枝拍了好几张照片，拍照过程当中他一直对自己咕哝：

我知道你弄死猫，把死猫扔进院子以后，伙计，你就爬到这里一直等着。我知道你看完孩子埋猫以后就来这里刻木头、做白日梦。等夜幕降临了，你看着他们走过明亮的窗户，你看着帷帘降下来，你等着屋子里的灯光一个一个地灭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下了坡，进了屋子，是不是？借着手电光和皎洁的月光从树干上爬下来不是件难事。

可是格雷厄姆爬下来却是够费劲的。他在软饮料罐的口里插了根嫩枝，慢慢地把它从树杈间取出来。然后他从树上下来，在必需两手支撑的时候用牙齿咬住饮料罐里树枝的另一头。

回到停车场，他发现有人在他的车边上用泥写着：“莱汶是个大笨蛋。”从字的高度上可以判断是个很小的孩子写的，可见这一带连年龄很小的居民文化水平都很高。

他想到他们会不会在“牙仙”的车上也写上呢？

他坐了几分钟，抬头看着楼房成排的窗户。大概有一百套房间。可能还会有人记得曾有一个白种的外来人深夜来到停车场。尽管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还是很有必要查一查的。要想询问所有的住户，而且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完这项工作，必须得向伯明翰警方求助。

他在心里抑制着把易拉罐直接交给在华盛顿的吉米·普赖斯的念头。他还需要伯明翰警方的增援，所以应该把他现有的发现交给他们。扫除罐子上的灰尘是一件很直接的工作，通过查验酸性的汗液而勾出指纹是另一回事了。普赖斯在伯明翰警方净化尘土以后还是可以做的，只要他们别用手指碰罐子。还是把它交给警方好。他知道联邦局文件部对刚才拍的刀刻印痕会像狂躁的猫鼬一样扑上去的。把照片发给每一个人，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工作被落下了。

他在雅各比家的房子里给伯明翰警方打了电话。正当房地产商吉尔翰领着他的潜在买主们看房的时候，侦探们到了。

11

多拉德走进咖啡厅的时候，艾琳正在看《国民闲话报》的一篇文章：《你面包里的肮脏世界》。她刚吃完金枪鱼加沙拉的三明治的夹心。

在护目镜的掩盖下，多拉德的眼睛在报纸头版上搜索着。要闻栏里除了《你面包里的肮脏世界》以外还有《艾维斯秘密撤退——独家照片！！》、《癌症患者的惊人福音》，还有大标题新闻《食人魔汉尼拔与执法人员联手——警察咨询魔鬼有关“牙仙”案情》。

他站在窗边漫不经心地搅动手中的咖啡，直到他听到艾琳站起来。她把托盘放在托盘柜里。在她正要扔掉报纸的时候多拉德碰了碰她的肩膀：

“把报纸给我看看好吗？”

“当然，D先生。我正要让它听上帝安排呢。”

多拉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看报纸。

弗雷迪·劳厄兹在双页连版上有两篇署名文章。文章大意是对雅各比和利兹案件的骇人听闻的重构。因为警方对许多细节都没有公布，劳厄兹只能依靠他的想像力去构筑那些精巧的细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