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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的空气通管把他的烧焦并且膨胀了的嗓子张开，与呼吸器一致地发出咝咝声。

一名脸色苍白的警探坐在角落里，膝盖上放着一台录音机和一个记事本。直到他说话时格雷厄姆才看到他。

“劳厄兹在急诊室里，当被植入空气通管之前说出了你的名字。”

“你当时在吗？”

“我过后才到，但我有他的录音材料。在消防员救他时他给消防员一个车牌号码。然后就昏迷了，被救护车运走了。可是在急救室里给他胸口打了一针以后，他苏醒了有一分钟。一些《国民闲话报》的人随救护车到了——他们当时在现场，我有他们谈话的录音带。”

“让我听听录音。”

警探把他的录音机上绕的线解开。“我想你可能需要用耳机。”他说，尽力在脸上不露任何表情，然后按下了播放键。

格雷厄姆听到说话声，担架脚轮的隆隆声。“把他放这……”然后担架碰到了转门上，干呕时的咳嗽声和失去了嘴唇的说话声。”

“‘牙番’①。”

[①弗雷迪·劳厄兹因为失去了嘴唇而咬字不清，下文同。]

“弗雷迪，你看到他了吗？他长的什么样，弗雷迪？”

“温迪？让温迪来。格雷厄路给我下的套。他事先知道。格雷厄路给我下的套。这探子在照片中把手放在我身上就像摆弄一只宠物一样。温迪？”

一个像排水管里排水的噪音。一个医生的声音：“好了，让我进来。把路让开，马上！”

录音完了。

格雷厄姆站在劳厄兹身旁，克劳福德听着录音。

“我们正在检查车牌。”警探说。“你能明白他说的话吗？”

“谁是温迪？”克劳福德问。

“大厅里那个拉皮条的，金发的那个女的。她一直想见到他。她什么也不知道。”

“为什么你们不让她进来？”格雷厄姆从床边插话进来，仍然背对着他们。

“不允许探视。”

“这人就要死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他妈的从早上六点差一刻就在这儿了——抱歉，护士。”

“花几分钟休息一下。”克劳福德说。“喝杯咖啡，用冷水洗洗脸。他没法说任何东西。要是他说话，我会在这里录音的。”

“好的，我去。”

警探一走，格雷厄姆就离开在床前守着的克劳福德，来到大厅，走到那女人的身边。

“温迪？”

“是我。”

“要是你真想进去的话，我带你去。”

“我想去，可是我应该整整头发。”

“没有那个必要了。”

那个警探进来以后并没有试图把她撵走。

“温迪城”的温迪握着劳厄兹烧得发黑的已经缩得像爪子一样的手，直直地望着他。他颤动了一下，在临近中午的时候。

“全都会好的，罗斯科，”她说，“我们会尽情地过上一段好日子。”

劳厄兹颤动了一下，死了。

23

芝加哥瞥察局凶杀案科组长欧斯伯恩有一张灰色的、棱角分明的脸，像一只石头做的狐狸。警察局里现在到处可以见到《国民闲话报》。这位组长的桌子上就有一份。

他并没有请克劳福德和格雷厄姆坐下来。

“你们在芝加哥没有任何与劳厄兹相关的工作关系？”

“没有，他正要去华盛顿，”克劳福德说，“他有一张机票预订单。我肯定你们已经查过了。”

“是的，我拿到了。他离开办公室大概在昨天下午一点半钟。在楼下车库里被绑架，应该是在两点十分左右。”

“车库里留下什么东西了吗？”

“他的车钥匙被踢到车底下了。车库里没有服务员——他们曾经有一道无线控制的门，可是它几次刮到了停放的汽车，所以他们就把它拆了。没有人看到当时的情况。这恐怕是今天新闻里要反复播报的高潮了。我们正在检查他的车子。”

“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我得到结果以后你们就能看到。你一直没说什么，格雷厄姆。你可是在报纸上说了那么多。”

“我也没从你那里听到多少。”

“你气晕了，组长？”克劳福德说。

“我？我有什么可生气的？我们为你做了一次电话跟踪，结果弄到一个他妈的报社记者，结果你们没对他做任何指控。你们和他做了交易，又让他在这种风行的小报上这么卖力地做。现在其他的报社把他当自己的宝贝一样。

“如今可好，我们在芝加哥有了自己的‘牙仙’杀人案了，这可真不错。可以有《‘牙仙’在芝加哥》的报道了，伙计。看着吧，午夜之前就能有六起家庭意外枪击事故，喝醉了酒的想偷偷进家门，妻子听到了动静，砰，枪响了。‘牙仙’也许会喜欢上芝加哥，没准儿决定在这里转悠一阵开开心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克劳福德说，“你这个笨蛋，把局长和联邦政府检查官们都惊动起来，把所有的陈年老账、办糟的案子都翻出来，你们的和我们的。要不然我们就坐下来好好想想办法抓住那个混蛋。这案子是我经手的，办到这步田地是不光彩，我知道。可你们曾经在芝加哥遇到类似的案情吗？我不想和你打架，组长。我们想抓到他，然后好回家。你想怎么办吧？”

欧斯伯恩把他桌子上的东西挪了一下位置，一个笔架、一张长着狐狸脸蛋的孩子穿乐队制服的照片。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噘着嘴，然后吐出点气。

“现在我想要点咖啡。你们来点吗？”

“我要一点。”克劳福德说。

“我也是。”格雷厄姆说。

欧斯伯恩给他们纸杯。他指指身边的椅子示意他们坐下。

“‘牙仙’肯定有辆面包车或是小货车，才能用那轮椅把劳厄兹移来移去的。”格雷厄姆说。

欧斯伯恩点点头。“劳厄兹看到的车牌是从橡树公园里的一辆电视修理卡车上偷的。他偷的是块商用车的牌子，所以他肯定有一辆卡车或面包车。他把原先偷的一块车牌换到了电视修理卡车上，这样就不至于马上被发现。太精了，这家伙。我们能确定一件事——他是在昨天早晨八点半左右换下的车牌。电视修理工昨天早上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车加油，他是用信用卡付的账。加油站的服务员在单子上抄的是正确的车牌号，所以盗窃车牌应该是在那以后。”

“没有人看见任何卡车或面包车吗？”克劳福德说。

“没有，《国民闲话报》的保安什么也没看到。他看到的现场材料太少了，可以当摔跤裁判了①。消防队是第一个和《国民闲话报》联系的，他们打电话只是为了确定火情。我们正仔细核查在《国民闲话报》办公楼附近和那个电视修理工周二干活的附近区域里值夜班的人。我们希望有人看到他换过车牌。”

[①美国人认为，摔跤裁判所做的判罚和比赛结果经常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感觉而判定的。]

“我想看看那把椅子。”格雷厄姆说。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我会帮你给他们打电话的。”欧斯伯恩停顿了一下。“劳厄兹是个有种的，别看他个子小，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能记住汽车车牌尾号，在被烧得那样的情况下把数字‘吐’清楚。你听了劳厄兹在医院里的录音吗？”

格雷厄姆点点头。

“我不是故意要提磁带的事情，我是想弄清楚我们听到的是否是相同的内容。你觉得他说了些什么？”

格雷厄姆用机械的声调说了一遍：“‘牙仙’。格雷厄姆给我下的套。他事先就知道。格雷厄姆给我下的套。这探子在照片里把手放在我身上，就像放在他妈的宠物身上。”②

[②格雷厄姆复述的这段话与原话并不一一对应。]

欧斯伯恩无法判断格雷厄姆对这段话的感觉如何。他用另一种方式问了个问题。

“他说的是你和他在《国民闲话报》上的合影？”

“应该是。”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劳厄兹和我曾发生过一些口角。”

“而你在照片中显得很友善。‘牙仙’总是最先杀死宠物，是这个逻辑吗？”

“对。”这“石狐狸”思维还挺快。格雷厄姆心想。

“真不应该，你们没派人保护他。”

格雷厄姆没说话。

“在‘牙仙’看到《国民闲话报》的时候，劳厄兹按计划是要和我们在一起的。”克劳福德说。

“他说的任何东西对你来说还有其他作用吗，任何东西能对我们有用吗？”

格雷厄姆的思维已经在别处了，他不得不在脑海里重复一遍欧斯伯恩的问题然后再做回答。“我们从劳厄兹的话里知道‘牙仙’是看到《国民闲话报》后才对他动手的，对吗？”

“对。”

“如果你从《国民闲话报》是他动手的起因这个问题入手，你考虑过没有他定圈套用的时间非常短。报纸从周一晚下的印刷机，他在芝加哥偷车牌是在周二的某个时间，大概是上午，他搞到劳厄兹是在周二下午。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吗？”

“这就是说他很早就看到报纸了，或者他离这里并不远，”克劳福德说，“他或者在芝加哥看到的报纸，或者在其他地方周一晚看到的。别忘了，他一直在等着看这期上的个人广告。”

“要不他已经在这里了，要不他离这里的距离在驾驶范围内。”格雷厄姆说。“他用一辆又旧又大的轮椅控制住劳厄兹，这也太快了，轮椅不可能上得了飞机——它连折叠都不成。他不是坐飞机来的这里，也不是偷一辆面包车、偷车牌，到处溜达找一辆旧轮椅，他必须原来就有一辆旧轮椅——新的不可能对他所做的适用。”格雷厄姆站了起来，摆弄着直贡呢百叶窗的线绳，眼睛盯着通风竖井对面的砖墙。“他原来就有那辆轮椅，或者他一直知道它在哪里。”

欧斯伯恩想问一个问题，可是克劳福德的表情告诫他等一等。

格雷厄姆开始在绳上打结，他的手在发颤。

“他一直知道它在哪里……”克劳福德给他提醒。

“嗯，”格雷厄姆说，“你可以看到这想法是怎样从轮椅这儿产生的。是他看到并且想到轮椅以后，才有的主意，他当时正在考虑怎样去收拾那些骗子。弗雷迪在街上坐着轮椅又被火烧着，当时一定是个景观。”

“你认为他在现场观看了？”

“也许。他肯定在动手之前就看到过了，在他决定怎样做的时候。”

欧斯伯恩看着克劳福德。克劳福德很严肃。欧斯伯恩知道克劳福德很严肃在地听，克劳福德在循着格雷厄姆的思路走。

“如果他原来就有这辆轮椅，或是他一直知道它在哪里……我们可以查一查疗养院、退伍军人医院。”欧斯伯恩说。

“它能把弗雷迪固定得很好。”格雷厄姆说。

“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固定。他失踪了十五小时二十五分钟，大概算起来是这样。”欧斯伯恩说。

“如果他只想报复弗雷迪，他在车库里就能搞定。”格雷厄姆说。“他完全可以在他的车里放火。他想和弗雷迪谈谈，或者他想玩弄他一会。”

“他要不在他的面包车车厢里，要不就被带到了其他什么地方。”克劳福德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是到其他地方去了。”

“肯定是个安全的地方。如果他把他绑严实的话，他不会在疗养院内引起多大的注意的。”欧斯伯恩说。

“不过他即使在喧哗的场合，”，克劳福德说，“还需要做不少清洁的工作。假使他原来就有椅子，他也找到了面包车，他还要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带劳厄兹去，对他下手。这是不是像个……家呢？”

欧斯伯恩的电话响了，他粗声粗气地朝里面吼：

“什么事？不，我不想和《国民闲话报》的人说话……嗯，最好别是胡说。把她的电话转进来吧……欧斯伯恩组长，我是……什么时间？谁最先接的电话——总机？请把她从总机撤出来。再告诉我一遍他说了什么。一我会安排一个警官五分钟之内赶到。”

欧斯伯恩挂上电话以后若有所思地看着电话机。

“劳厄兹的秘书五分钟前接到一个电话，”他说，“她发誓是劳厄兹的声音。他说了些东西她没有听懂。什么‘红色巨龙的力量’，这是她觉得他说的话。

24

弗雷德里克·奇尔顿博士站在汉尼拔·莱克特牢房外面的走廊里。和奇尔顿在一起的还有三个强壮的勤务兵。一个拿着紧身衣和脚镣，一个拿着梅斯催泪毒气罐，还有一个往气枪里装镇静剂药弹。

莱克特正在他的桌子上看一个保险统计的表格并做着笔记。他早听见了过来的脚步声，也听到在他身后很近的地方来福枪装后膛的声音，可他仍然继续看着书，并没有表现出知道奇尔顿到来的迹象。

奇尔顿中午的时候派人把报纸送给他，而一直让他等到晚上才知道因为帮助“巨龙”而受到的惩罚。

“莱克特博士。”奇尔顿说。

莱克特转过身。“晚上好，奇尔顿博士。”他并没有表现出知道勤务兵的存在。他只看着奇尔顿。

“我来取走你的书，所有的书。”

“噢，我明白了。我能知道你想把它们保留多久吗？”

“那得看你的态度。”

“这是你的决定吗？”

“这里的惩罚措施由我来决定。”

“当然是你决定。这种事不是威尔·格雷厄姆想得出来的。”

“到帐子里去把这个穿上，莱克特博士，我不会说第二遍的。”

“当然，奇尔顿博士。我希望那是39码的——37码的紧贴在胸口上。”

莱克特博士穿紧身衣的时候好像在穿赴晚宴的正装似的。一个勤务兵从栅栏附近把他的背部的拉链拉上。

“帮他走到床边去。”奇尔顿说。

在勤务兵清空书架的时候，奇尔顿擦了擦眼镜，用笔翻看莱克特的私人信件和报纸。

莱克特从他牢房的避光的一个角落里看着他。在他身上有一种神奇的优雅，即使在他受桎梏的时候也会体现出来。

“在那个黄夹子下面，”莱克特轻声地说，“你能找到《档案》杂志寄给你的退稿单。它和《档案》寄给我的信件错放在了一起并送到我这里，我也没看信封就打开了。真抱歉！”

奇尔顿的脸红了。他对一个勤务兵说：“我想你最好把莱克特博士的坐便器的坐垫也摘掉。”

奇尔顿看了看那个保险统计的表格。莱克特在它的上方写下了自己的年龄：四十一岁。“你这里边又有什么？”奇尔顿问道。

“时间。”莱克特博士说。

主任布赖恩·吉利尔拿着特快专递的盒子和轮椅的轮子走进科学分析处，他走得飞快，华达呢的裤子飕飕地响。

他的又在加班的职员们非常熟悉这“飕飕”的含义：吉利尔有急活儿。

已经有够多的耽搁了。疲倦的特快交货人，天气原因芝加哥航班的误点，最后不得不转道费城，他租了辆汽车一直开回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

芝加哥警察局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很有效率，可是有些设备他们那里没有。吉利尔准备现在就干。

他把劳厄兹车门上的油漆碎片给了广度光谱仪分析室。把轮子给了毛发和纤维分析室的贝弗莉·凯蒂，让她和其他科室的人共同处理。最后他来到一间又小又热的房间，丽萨·雷克正弯着腰看色谱仪。她正在测试佛罗里达一桩纵火案中的灰烬，看着自动描画针在动态的表格里沿着长而尖的线走。

“主力牌引燃液，”她说，“他就是用这个放的火。”她看过那么多的样品，现在不用翻手册就能知道样品的品牌。

吉利尔把视线从丽萨·雷克身上移开，深深地责怪自己不该在办公室享受快乐。他清了清嗓子，举起两个闪亮的油漆罐。

“芝加哥的？”

吉利尔点点头。

她检查了罐子的状况和封口的严实程度。一个罐子装的是轮椅的灰，另一个是劳厄兹身上被烧焦了的某个部位。

“装在罐子里有多长时间了？”

“至少有六个小时了。”吉利尔说。

“我先检测一下它顶部的空气。”

她用一个注射器刺破罐顶，把罐顶和灰烬间混合的空气吸出来。她把空气直接射进气体光谱仪，做了精细的调整。当样品沿着仪器的五百英尺那一列移动的时候，自动描画针在图表纸上打出上下波动幅度很大的图样。

“无铅的，”她说，“是汽油醇，无铅汽油醇。现在还看不出更多的。”她飞快地扫了一眼一个标准样品的散页。“我现在还不知道牌子。我来用戊烷做一下然后告诉你。”

“很好。”吉利尔说。戊烷能把灰烬里残留的液体吸收，然后能在光谱仪上提早分馏出来，以便更精细地分析。

到凌晨一点，吉利尔拿到了他所能获得的所有材料。

丽萨·雷克成功地化验出汽油醇的牌子：弗雷迪·劳厄兹的身上被浇的是种叫“瑟伍克极限”的混合剂。

通过对轮椅踏板上纹路的仔细翻查，他们找到了毯子的两种纤维——羊毛和化纤。踏板上尘土里的霉菌表明轮椅被一直保存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其他的结果就不太令人满意了。油漆的碎片不是厂家直接的产品。再把广度光谱仪里的喷射摩擦物与国家汽车表面油漆列表比较，油漆碎片应该是一种高质量的律克珐琅质漆，这种漆在1978年第一季度里向几个汽车油漆连锁店出售了186,000加仑。

吉利尔本来还想查出轮椅或汽车的生产厂家以及出厂时间。他把检验结果电传给芝加哥。

芝加哥警方要求把轮子寄回来。装轮子的联邦快递的包裹显得很笨拙。他把写好的实验报告放在快递的袋子里，然后将它同格雷厄姆的邮件和包裹放在一起。

“当联邦快递员真倒霉。”快递员用很低的声音咕哝着，他知道吉利尔听不见他说什么。

司法部在芝加哥七区法院有几处住所是留给陪审员和受优待的专家级的证人在法庭开庭时用的。格雷厄姆就住在其中的一间里，克劳福德住在厅对面的房间。

他晚上九点才回来，浑身疲倦而且被雨浇得湿淋淋的。他在华盛顿班机上吃了早饭以后就再没吃过东西，想起吃他就感到厌烦。

下雨的星期三终于过去了，这是他所能记住的最糟的一天。劳厄兹死了，自己很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整整一天切斯特总是跟他形影不离，陪他去了劳厄兹的车库，陪他站在雨中，在劳厄兹被绑在火焰冲天的轮椅上经过的人行道上，地面已经被烤的发黑了。记者的电子闪光灯频频对着他的脸闪，他仍然告诉他们“失去了朋友弗雷迪·劳厄兹他很心痛”。

他还要去参加葬礼。一些联邦警探和当地警察也要去，为了防止凶犯来葬礼看伤心的格雷厄姆时动手。

实际上他自己说不上来他现在的感受，他只觉得一阵阵发冷，而且恶心，还有偶尔的一阵因为劳厄兹代替了他被烧死的病态的愉快。

格雷厄姆觉得他这四十年什么也没学到：他只是觉得很累。

他倒了一大杯马提尼酒，一边喝一边脱衣服。他冲完澡又喝了一杯，看着新闻。

为捉拿“牙仙”，联邦调查局设的圈套招来了相反的结果，一名资深的记者身亡。稍后我们将在“目击者新闻报道”栏目中继续关注本案的细节。

新闻节目结束前他们已经开始称呼凶犯为“巨龙”了。《国民闲话报》已经向媒体透露了所有的细节。格雷厄姆并不奇怪。星期四的报纸会卖得很好的。

他喝了第三杯马提尼，然后打电话给莫莉。

她已经看了六点和十点的电视新闻，也看了《国民闲话报》，知道格雷厄姆曾经在圈套中被当做诱饵吸引“牙仙”。

“你应该告诉我，威尔。”

“可能，我不这么觉得。”

“他现在想杀死你吗？”

“迟早的事。不过他现在想下手就难了，因为我总不在一个地方。我身边一直都有保护，莫莉，这他也知道。我不会有事的。”

”你的话有点含糊，你刚去太平间看了你的朋友吗？”

“我刚喝了几杯。”

“现在感觉怎么样？”

“特糟糕。”

“新闻里说联邦调查局对记者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在‘牙仙’看到报纸以后，劳厄兹是被安排和克劳福德在一起的。”

“新闻里已经把他叫‘巨龙’了。”

“那是他给自己的称呼。”

“威尔，有件事……我想带威利离开这里。”

“去哪？”

“他爷爷家。他们有日子没见到他了，他们想让他去。”

“噢，嗯。”

威利的爷爷在俄勒冈海边有一处别墅。

“这儿实在让人毛骨悚然。我知道这本来很安全的——可我们已经好多天都没睡着了。也许是射击训练让我害怕，我搞不清楚。”

“对不起，莫莉。我真希望我能告诉你，我有多对不起你。”

“我会想你的，我们俩都会想你的。”

这么说她已经决定了。

“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上午。”

“那商店怎么办呢？”

“伊夫琳想接手。我会预付批发商秋季这批货，只付利息，然后她卖多少都归她自己。”

“狗呢？”

“我请她给市里打电话。威尔，抱歉，也许有几只要让别人领养了。”

“莫莉，我——”

“如果我待在这儿能防止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我会留下来的。可你救不了任何人，威尔，我不想在这里帮你了。我们离开这儿，你就可以把心思完全放在照顾你自己上。我不愿意一辈子背着这该死的手枪，威尔。”

“也许你该到奥克兰来看看运动家棒球队。”他本不想这么说。嘿，伙计，这个沉默可够长的。

“得了，就这么着，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她说，“或者，也许，你只能打电话到那里找我了。”

格雷厄姆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撕裂，他觉得喘不过气来。“让我通知办公室帮你安排吧。你预订了？”

“没用我的名字订。我估计新闻记者们会……”

“好，非常好，让我请人送你吧。你不用去办登机手续，你离开华盛顿不会有一个人跟踪的。能让我做这些吗？让我来吧。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九点四十，美航118。”

“好，八点半……史密森后面。有一个叫帕克莱特的停车场。把车停在那里，有人会在那里等你。他从车里出来的时候会听听表，把表凑近耳朵。成吗？”

“好的。”

“我说，你在俄亥俄转机吗？我也许能抽空——“

“不，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转。”

“噢，莫莉。也许一切都结束后我会上那里去接你。”

“那我会非常愿意的。”

非常好。

“你的钱够吗？”

“银行会电汇给我。”

“什么？”

“机场的巴克利银行。别担心。”

“我会想你的。”

“我也是，可现在也是一样啊，在电话里距离都一样。威利向你问好。”

“我也问他好。”

“当心点，亲爱的。”她从没用过“亲爱的”这个词。他已经无所谓了。他不在乎新名字；亲爱的、红龙，都一样。

华盛顿的值班员很乐意地为莫莉做好了安排。格雷厄姆把脸贴近凉凉的玻璃窗，看着大雨浇着他房间下面的没有声音的过往车辆。街道在闪电中从灰色突然变色。他的脸在玻璃上留下了前额、鼻子、嘴唇和脸颊的印记。

莫莉走了。

这一天又过去了，只有黑夜要面对了，还有那个没有了嘴唇的声音在指控他。

劳厄兹的女人一直握着那被烧焦了的手，直到最后一刻。

你好。我是沃拉蕊·利兹，很抱歉我现在不能接听您的电话……

“我也很抱歉。”格雷厄姆说。

他又把杯子倒满，坐在窗户边上的桌前，盯着对面的椅子发呆。他一直盯着它，直到它变幻成黑暗和微尘，黑暗和微尘变幻成了人形，像是悬浮的尘埃组成的阴影。他尽力想把图景整合起来，想看到那张脸。可那图像并不动，它没有表情，没有脸，只有伸手可触的眼神。

“我知道这么做很难。”格雷厄姆说。他已经烂醉了。“你必须歇歇手了，伙计，直到我们找到你。要是你非要做出什么来，操他妈的，你到我这里来。我不在乎。那样对你会更好的。他们已经有东西协助你停下来了，帮你停止这么欲望强烈地干坏事。帮帮我，帮我个小忙。莫莉走了，老弗雷迪死了，就剩你和我了，正大光明地来吧。”他向桌子前探过去，伸手去抓，可那幻影即刻消失了。

格雷厄姆在桌子上低垂着头，脸颊放在前臂上。打闪的时候他可以看到窗玻璃上留下的他的前额、鼻子、嘴唇和脸颊的印记，一张不断有水滴流下来的脸。没有眼睛，满是雨水。

格雷厄姆一直想方设法希望了解“巨龙”的精神世界。有些时候，在静得能听到自己呼吸的遇难者的房间，那“巨龙”曾经走过的空间似乎要开口说话。

有时候格雷厄姆觉得他离得很近。一种在以前的办案中也经历过的感觉最近一直缠绕着他：一种被嘲弄的感觉，因为相信自己和“巨龙”在一天的各种时间里做着相同的事，相信他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有相仿的细节。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里的巨龙和他同时在吃饭、洗澡，或者睡觉。

格雷厄姆竭尽全力想了解他。他想在幻灯片和注射器耀眼的闪光的后面看到他，从警察局报告的字里行间出现，想透过指纹的毛孔看到他的脸。他竭尽所能地想了解他。

可是要想理解巨龙，要想听到他的黑暗世界里的冷冰冰的滴水声，要想从他的红色的薄雾里看世界，格雷厄姆必须看到他以往从来没有看到的事物，他必须能跨越时空……

25

斯普林菲尔德，密苏里，1938年6月14日

玛丽安·多拉德·特拉弗恩，疲倦而且浑身疼痛，在市医院门口下了一辆出租车。她艰难地爬台阶的时候，热乎乎的风带着沙砾吹打着她的脚踝。她手里拉的行李箱比她身上穿的松垮垮的工装要好对付一些，她压在隆起的腹部的网眼状的提包也一样。她的提包里只剩三枚硬币了，加在一起只有六毛钱。她的肚子里怀着弗朗西斯·多拉德。

她告诉接待处的护士她叫贝蒂·约翰逊，其实这是谎话。她说她的丈夫是个音乐人，可是她不知道他在哪里，这倒是真的。

他们把她带进慈善区的一个母婴病房。她并没有向两边其他的产妇张望，而是低头看着脚下的走廊。

四个小时以后她被推进产房，在这里弗朗西斯·多拉德出生了。产科医生说这孩子“更像一只扁鼻子的蝙蝠”，又一句真话。他生来就在上嘴唇以及硬腭和软腭上有双向的裂缝。他嘴的中央向下塌陷而且向外突起。他的鼻子是扁平的。

院方的负责人决定先不把婴儿让他的母亲看。他们等着看婴儿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存活。他们把他放在婴儿室靠后面的床位上，把他放在观察窗看不到的地方。他能呼吸，却不能吃奶。他的上腭有缝，所以他不会吮吸。

第一天的哭声不像一个吸入海洛因的婴儿那样持续，可是却是一样剧烈。

到了第二天下午，他虚弱得只能轻轻地哭号了。

在下午三点交接班的时候，他床边来了一个粗壮的背影。普林斯·伊丝特尔·迈兹，二百六十磅重，妇产科的清洁工和护工，站在他床边看着他，双手搭在胸前。她在病房待了二十六年了，看过三万九千多个婴儿，她知道孩子只要会吃就能活。

普林斯·伊丝特尔从主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让这个孩子死。她不能确定医院负责人是不是得到了。她从兜里掏出一个橡胶的瓶塞，它的顶端被吸管穿了个孔。她用胶塞吸了些奶。她的一只大手就可以抱着婴儿并且扶着他的头。她把他贴近自己的胸口，直到确信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然后她把他的嘴唇轻轻拨开，把瓶塞里的奶挤到他的喉咙里。就这样他喝了两盎司的奶，然后睡着了。

“嗯哼。”她说，把他放下，提着尿布捅又接着干她平时干的活去了。

到了第四天护士们把玛丽安·多拉德·特拉弗恩挪到一个单独的房间。曾经住在这里的病人留下的蜀葵被插在一个釉瓶中，放在脸盆架上，它们开得正盛。

玛丽安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她脸上因为妊娠而产生的虚胖正在消退。医生开始对她说话时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看着医生，能闻到他手上浓烈的香皂味。她起初并没有听到医生在说什么，而是想着他眼角的鱼尾纹，过了一会儿她才反应过来。她闭上了眼睛，等着他们把婴儿抱过来。

最后她睁开眼睛。她失声尖叫的时候，他们把房门悄悄关上了。然后他们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

第五天她独自离开了医院，并不知道该去哪里。她再也不能回家了，她的母亲早已明确地告诉过她了。

玛丽安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她数着路灯之间走的步数。每走过三个路灯她就停下，坐在皮箱上歇一歇。至少她还有只皮箱。在每个小镇的汽车站旁边都有当铺。这种歇脚的方法是她从流浪的丈夫那里学到的。

1938年的斯普林菲尔德还不是整形手术中心。在这里，你的脸长得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市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为弗朗西斯·多拉德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用弹力带把婴儿的嘴前部的突出部分收缩回来，然后用一种现在已经过时了的长方形缝合技术把他上唇的缝合拢。手术的美容效果并不理想。

医生在这个技术问题上有困难，他决定——现在看来这个决定很正确——修补婴儿的硬腭要等到孩子长到五岁以后再做。在婴儿时期做这样的手术会让他的脸扭曲的。

一个本地的牙医自愿做一个堵塞器吸在上腭上，这样婴儿吮吸的时候不至于将食物灌进鼻腔。

婴儿在斯普林菲尔德孤儿院待了一年半，然后进了摩根·李纪念堂孤儿院。

S.B.“巴迪”，洛麦克斯教士是孤儿院的院长。“巴迪”教士把孤儿院的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并告诉他们弗朗西斯是个“三瓣嘴”，但是他们必须记住永远不许这么叫他。

“巴迪”教士建议他们为他祈祷。

弗朗西斯·多拉德的母亲在生下小孩以后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

她先在圣路易斯民主党委的一个小区头目的办公室里当打字员。在他的帮助下，她在特拉弗恩缺席的情况下把婚约废除了。

在废除婚约的程序中她没有提到孩子的事情。

她也再没有和她的母亲来往。（她妈妈在她离开家与特拉弗恩出门的时候给她的临别赠言是：“我把你养大不是为了让你和一个爱尔兰渣滓鬼混。”）

玛丽安的前夫曾经给她的办公室打过一次电话。他清醒而又虔诚地告诉她，他获救了，并且想知道他、玛丽安、还有他们的孩子——他要是早知道他的存在该会多快乐——是否能重新走到一起过一种新的生活。他听起来像是破产了。

玛丽安告诉他，孩子生下来就死了，然后挂断了电话。

他有一天喝醉了酒，拎着箱子在她住宿的地方出现了。当她让他走开的时候，他说他们的婚姻是因为她的缘故才破裂的，因为她的缘故孩子才死的。他怀疑那孩子的父亲到底是不是他。在盛怒之下玛丽安·多拉德告诉迈克尔·特拉弗恩，他到底弄出来了个什么样的东西，而且告诉他，他可以随便去领养他。她提醒特拉弗恩，他的家族里曾有两个是天生唇裂的。

她把他推到街上，告诉他从今往后别再来找她。他做到了。可是这并没阻挡他去找她母亲。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一次他喝醉了酒，想着玛丽安新婚的丈夫和她过上的舒适生活，他感到不平衡了。他告诉多拉德老太太她女儿有个残疾的儿子，而且她自己的龅牙就证明这孩子的残疾基因是在她们家这边。

一个星期以后一辆堪萨斯城的有轨电车把他拦腰轧成了两截。

特拉弗恩告诉老太太玛丽安有个被隐匿的儿子后，老太太当天晚上没有睡着，坐了大半夜。清瘦的她坐在摇椅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壁炉里的火焰。到了黎明时分她开始慢慢地却坚定地在摇椅里摇摆。

在这栋大房子的楼上，有个沙哑的声音在梦境中叫喊。多拉德老太太头顶的楼板吱吱嘎嘎地响起来，有人趿着鞋向卫生间里走。

头顶上传来重重的砰的一声——有人跌倒了——那沙哑的声音在疼痛中叫喊。

多拉德老太太一直盯着壁炉里的火。她摇得更快了，这时候，那叫声知趣地停止了。到了快五岁的时候，弗朗西斯·多拉德在孤儿院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探视者。

他当时正在自助餐厅的油烟里坐着，一个大一点的男孩找到他并把他带到“巴迪”教士的办公室。

和“巴迪”教士一起的是位高个子的中年女士，脸上涂满了粉，头发挽了一个很紧的圆髻，她的脸煞白，灰白的头发上有一些黄色的发丝，她的眼睛和牙齿上有黄色的斑点。

让弗朗西斯感动也让他记忆一生的是，她看到他的脸时她的笑容中露出那样的愉悦。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没有人再做过第二次。

“这是你的外婆。”“巴迪”教士说。

“你好。”她说。

“巴迪”教士用他的大手擦了擦自己的嘴，然后说：“说‘你好’。快说呀。”

弗朗西斯已经学会用上唇鼓住鼻孔说个把词，可是他没有多少机会说“你好”，“喽”是他能发出的最好的音。

外婆看起来仿佛更加为他高兴了。“你能说‘外婆’吗？”

“试着说‘外婆’。”“巴迪”教士说。

“婆”字的声母的爆破音难住了弗朗西斯。他屏住呼吸竭力要发对音，结果倒很容易地把眼泪憋出来了。

一只红色的马蜂嗡嗡地飞进来敲打着天花板。

“没关系，”他的外祖母说，“我肯定你能说出你的名字。我刚才认识的那个像你一样的大孩子就能说他的名字。给我说一个吧。”孩子的脸高兴得绽开笑容。大孩子们曾经帮他练过。他想让她高兴，他鼓起勇气。

“破烂脸。”他说。

三天以后多拉德太太到孤儿院把弗朗西斯领回家。她立刻开始教他发音。他们只练一个词：“妈妈。”

在毁除婚约以后两年，玛丽安遇到了霍华德·瓦格特并与他结了婚。他是个很能干的律师，而且和圣路易斯党棍以及老潘德阁斯特党棍在堪萨斯城的旧部有很紧密的往来。

瓦格特是个鳏夫，他的三个小孩都很年幼。他和蔼可亲而且事业心十足，比玛丽安大十五岁。世上没有他不喜欢的东西，除了《圣路易斯每日公报》。这家报社在1936年选民计票的丑闻中损害了他的名誉，而且在1940年圣路易斯党棍试图篡夺州长职位的时候把他们曝光了。

到了1943年他的时运似乎重来了。他是州议会议员的候选人，而且被提名成为马上成立的州宪法大会的代表。

玛丽安是个得力的内助而且是很迷人的女主人。瓦格特给她在橄榄街买了一栋漂亮的半木制结构的新房，适合举行各种社交活动。

弗朗西斯·多拉德在外婆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外婆带着他来到了橄榄街。

外婆从来没有去过她女儿家。开门的女佣不认识她。

“我是多拉德太太。”她说，不顾女佣的阻拦闯了进去。她的长衬裙在后面露出的部分足有三英寸长。她领着弗朗西斯来到一个很舒适的有壁炉的大客厅里。

“谁来了，瓦厄拉？”楼上传来一个妇人的声音。

外婆双手捧着弗朗西斯的脸。他能闻到冷冰冰的皮手套的味道。一阵急切的耳语。“去见妈妈，弗朗西斯。去见妈妈。快去啊。”他向后退缩着，在她的眼前扭动。

“去见你妈妈，快去！”她抓住他的两条胳膊，拖着他走到楼梯口。他爬到楼梯拐角处，回头向下张望。她努努嘴示意他上去。

到了上面来到那奇怪的通向敞开门的卧室的过道。妈妈正坐在梳妆台边对着镜子检查自己的化妆，镜框上装着电灯。她正在为出席一个政治集会而打扮，太浓的妆会不适宜的。她背朝着门。

“妈拉。”弗朗西斯齉着声音叫着，像无数次被教过的那样。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把词念准。“妈拉。”

她从镜子里看到他。“要是你在找耐德，他还没放……”

“妈拉。”他走到无情的灯光下。

玛丽安听到她妈妈在楼下要人倒茶的声音。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坐得笔直。她没有转身，却关上镜框上的灯，从镜子边消失了。在昏暗的房间里她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哭号，最后变成啜泣。也许是为她自己，也许为了她的孩子。

从那以后外祖母带着弗朗西斯去所有的政治集会，告诉人们他是谁，从哪里来。她让他向每个人说“你好”。他们在家里从来不练习说“你好”。

瓦格特那次大选落后对手一千八百张选票。

26

在外祖母的房子里，弗朗西斯·多拉德的新世界是蓝色的静脉曲张的腿的世界。

多拉德外婆在把弗朗西斯接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开了三年的育婴堂了。自从1936年她丈夫死去以后收入来源就成了问题。她从小就被培养成大家闺秀，所以她没有市场观念。

她只有一栋大房子和她丈夫欠的债。租房住的人一个个搬走了。她住的地方太偏僻了，租房生意不会很兴隆。她面临被剥夺房产的危险。

报纸上玛丽安和富有的霍华德·瓦格特先生的新婚广告对外婆来说简直是个天赐的良机。她一遍一遍地给玛丽安写信要求接济，可是都杳无音讯。每次她打电话给她，仆人都说瓦格特太太出去了。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多拉德外婆和市政府协商用她的房子解决穷人的住宿。对每一个来投宿的人，市里给她一小笔津贴，如果能找到他们的亲戚的话，还会有一些零星的收入。起初生意很惨淡，直到后来她开始接纳一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患者才慢慢有了起色。

所有那些年没有得到玛丽安的一文救助——她本可以来帮忙的。

而弗朗西斯·多拉德则习惯于在地板上一群人的腿中间玩。他把外祖母的麻将牌当汽车玩，推着它们在像生节的树根一样的脚中间穿梭。

多拉德外婆可以让她的房客们的衣服每时每刻都保持整洁，可她总也没办法让他们记着随时随地穿鞋走路。

那些老年人整天坐在客厅里听收音机。多拉德外婆还在客厅放了一只鱼缸供他们观赏。一个私人的捐献者帮外婆在木条镶花地板上铺了一层毛毡，为的是防止老年房客的小便失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