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赋闲了半个月，家里虽然热闹，但是我的心空空的，总有种很不安的感觉。
九月十号，这种不安终于被证实了。
那天上午，我妈还挺高兴地告诉我，复员的工作有着落了，就安排在我爸所在的厂子里，成为麻纺厂里的一名科员。
我还没来得及表达我的不甘心，晚上的时候，我爸就没回来。
我妈连夜去打听，才知道我爸因为作风问题突然被上面隔离审查，具体原因也说不清，好像和在厂里搞派系有关。
“文革”时期，派系成风，什么东风派、红旗派之类的，“文革”结束后就对这个遗留问题比较敏感，稍有动静，就会严厉打击。
我妈担心得夜不能寐，我们姐弟几个如何安慰也没用。
又过去两天，我爸那头还是毫无动静。我妈在房间里走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她拉着我的手哭道：“贺子啊，你爸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你的事儿是你爸走了门路的，我怕这次再把你也整出来……妈想了一晚上，你走吧。”
“我走……”我脸上一片惶惑，“上哪儿去？”
“妈想好了，你下乡去躲躲，等你爸的问题解决了再回来。”
那时我已经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就只有按照我妈的话去做了。
在我妈的安排下，我坐了一天的客车又转了一趟车，车走到半途，售票员喊了一句：“河西村到了，下车的赶快！”
我拎着沉重的行李跳下了车，我妈说的，只要到了这里就会有人来接我。
我站在路边来回张望，这里的环境和城市有着天壤之别，天又蓝又高，我仿佛都能听见河边的蛙鸣声。
在路边站了二十多分钟，我忽然看到有一辆牛车慢悠悠地向我走来，上面坐了一个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男人，头上还戴了顶露洞的草帽。
他看到我立刻停下了牛车，试探着说：“你是……杨贺？”
我高兴地点点头：“你一定是我表舅赵有强吧！”
没想到他竟然摇摇头，面上带着憨笑：“赵有强是俺爹，我是他儿子赵二柱，你叫我二柱就行了。”
我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在近处仔细一看，他果然没那么老，可能平时干农活过于操劳，才弄得面相着急了些。
“快上车吧，”他说，“知道你要来，家里都准备好几天了。”
我跳上了牛车，二柱赶着牛车往回走。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奇怪地问：“还没到吗？”
“咱家不在河西村，得从这绕一段山路再过一条河才到。”
拉车的老黄牛韧性很强，我们一直走到日落西山才到了我表舅的住处——西甩弯子村。
我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和表舅一家寒暄了几句就坐上炕头大吃起来。
吃完饭，我拿出我妈给表舅一家准备的礼物。那是两件“的确良”衬衫，一个印有“上海”字样的黑色皮包和一罐茶叶。
别小看这几样东西，在当时的年代，那已经是相当重的礼，不亚于现在一套足金首饰。我果然看到表舅一家眼中放光，舅妈欣喜地抚摸着“的确良”衬衫，嘴里一个劲儿念叨：“真好，还是这料子摸着舒服……”
我妈送这么贵重的礼是有原因的，她不知道我爸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完，怕我在这儿受委屈……
表舅家的生活条件一般，“文革”后国家改变政策，农村实行单干，我表舅一家四口卖力干活，也只盖起了一间青砖打基础的土坯房。
表舅将我安排在房子边上一间很小的屋子里，不用跟他们一家挤在一张大炕上，着实让我松了口气。
我躺在晒过的棉被上，心中五味杂陈，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属于我的地方呢？
睡了一宿觉，我随着表舅家的人早早就起床了。
吃饭的时候，我表舅的大儿子大柱突然满脸惊慌地跑了进来。
“大柱，怎么了？”
大柱脸色煞白：“爹，六婶又犯病了，六叔让你帮着请大神二神来。”表舅一听马上飞身下炕，跑了出去。
我还没来得及多想，大柱转身就跑了，二柱和舅妈撂下饭碗往外走，我也跟了上去。
六叔家和表舅家就隔着一个菜园子，我跟着他们进了一个土坯房，立刻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只见简陋的土坯房里，一个浑身一丝不挂、瘦骨嶙峋的妇女正在炕上爬，腹背处有一道道的血痕，嘴里还发出一种类似野兽的嘶叫声，披头散发的，让人看不清她的脸。
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正死命地按着她，憔悴的脸上涕泪交重。
二柱和舅妈马上就扑上前，帮男人抱住正在爬的女人，没想到那女人一个挺身，竟将三个人都甩在了一旁。
接着就发生了让我到死都忘不了的一幕，那个女人竟然头下脚上，顺着贴满报纸的土墙爬了上去！
我们都惊叫了起来，女人迅速地爬到了屋顶，那姿势分明像一条蛇。二柱首先反应过来，叫道：“六叔，一会儿六婶醒神儿可就糟了，我们得想办法把她弄下来！”
我们几个合力抬来了一张破桌子，六叔和二柱上去就要把六婶扯下来。
这时候传来一阵铃铛声，屋里进来了一男一女。我转头一看，这两人身上穿着蓝色劳动布衣服，上身缠着几道红布，腰上还绑着一圈铃铛，女的手里拿着一根缠着彩布的一米多长的杆子。
表舅也随后进来了，不大的小屋立时被塞得满满的。
那两个跳大神的看到六婶在屋顶上倒吊着竟然毫不惊慌，女大神爬上了炕，一抖手上的杆子就开始唱。
我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场面，眼睛都不够看。女大神唱的腔调很怪，我模模糊糊地只听懂几句，好像是“扬鞭打鼓请神仙……哪吒闹海精钢圈……仙童哟……你来了……不要吵也不要闹……”
那个男二神就配合着她一起跳，两人在炕上一阵闹腾。说也奇怪，他们唱起来以后，六婶就不再爬动了，一直吊在那儿，头部来回地转动。突然“哎呀”一声，手脚像失了吸力似的，一下子掉了下来。
还好六叔和二柱一直站在她下面，马上就接住了她，这要是直接掉在地上，肯定得摔个好歹。
把人放到炕上后，舅妈马上帮六婶把衣服穿上了。六婶像失了心魂似的坐在土炕上，两个跳大神的围着她又唱又跳。
突然，六婶把脖子高高地仰起，用手在屋里一干人的身上来回地指，然后就停在我身上不动了。
我蒙了，就听见六婶说：“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不信，你给我磕头！”
晴天霹雳！
我刚想溜，那个女大神开口了：“她是蛇仙上身，不照她的话去做，有人会死！”
我当然不要！我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怎么能因为迷信给人磕头？
我倔犟地站在那儿，嘴角抿得死死的。眼看六婶又开始浑身发癫，六叔含着泪就要给我下跪，表舅一家也恳切地看着我。
我眼一闭，牙一咬，就当过年给爸妈磕头了！
我跪下砰砰砰地磕了三个头，然后转身跑了出去。
我站在屋子外面，心里这个气，这算什么？我到底跑到什么地方来了？
屋里跳大神的声音停了，表舅一家走了出来，看我负气站在那儿，二柱过来将我拽回了家。
二柱显然不善言辞，满脸的歉意却不知说什么话安慰我。我最后憋不住问他：“那个六婶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她真是什么蛇仙上身吗？”
二柱叹了口气，拉我坐在表舅家门口，和我说起了这件事。
六叔本名张存善，他媳妇叫翠花。他们两口子本来挺好的，两个女儿都嫁到了邻村，还有一个儿子才二十岁。六叔能干，六婶贤惠，日子过得还不错。
就在两个多月前，六叔的儿子上山拉柴火，不知怎么就死在山里，六叔六婶赶到山里，当时那个惨哪，就甭提了。回来后六婶就得了这个病，没几天就折腾得骨瘦如柴。
大伙一合计，用牛车把六婶拉到了城里的大医院。当时医院诊断六婶得的是癔症，可是汤药针剂都用上了却一点儿也没见效。后来只好把六婶又拉了回来。
回到家里，六婶隔三差五地就要犯上一次病，六叔病急乱投医，只好请了跳大神的来，一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转眼被掏空了一大半。
可气的是，六婶依然犯病如故，一个家眼看就要垮了，表舅一家和六叔家关系很好，也跟着着急。
至于是不是蛇仙上身，二柱对于这个问题很迷茫，要说不是吧，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赤手空拳地在墙上乱爬，就算是特种部队也做不到啊；要说是吧，又觉得这种事太玄了，总之是谁也弄不明白。
我听了二柱的叙述也很迷惘，这世上解释不明白的事太多，我们自以为是万物之灵，是不是太浅薄了呢？
我在表舅家住了很长时间，后来又见过几次六婶发病，不过她并不是每次都会爬到墙上去。
一个多月后，六婶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眼看就不行了，他们家从城里来了个亲戚，不由分说就把六婶带走了，不过不是带到城里，而是带到了别的村子。那地方有一个著名的老中医，给六婶看过之后连开了三十六服汤药，六婶换了环境又吃了药，病情渐渐有所好转，在那儿住了半年多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