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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关法院大楼的地下咖啡馆里，吉敷正独自一人喝着咖啡，一边读着杂志上登载的一篇有关某次刑事审判经过的报告。这是一场由吉敷抓捕嫌疑人，并亲自作为检方证人出席的法院审判。
这本杂志是司法界内的专门杂志，只有在这幢法院大楼后面的书店才有售。反正距离不远，吉敷在喝咖啡前过去买了一本，就权当散步好了。
由于这家咖啡馆位于大楼的地下一层，因此墙上没有窗户。店里七成的席位上都坐着客人，烟雾缭绕，令人有些心烦意乱。吉敷无意间抬头一看，刚巧看见主任进来，正准备坐在入口旁的桌子边。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名身材娇小的女性。主任的银发贴着头皮垂下来，他一把拖过椅子，大大咧咧地坐下。谈话的时候不时抬头观察对方的表情——这是他的一种癖好。
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到上司，吉敷感觉有些扫兴。远离这些人，躲起来读书是一种享受。但主任似乎并没有发现吉敷，他一脸木然地向店里的女服务生点了些饮料，但咖啡端上来后却连碰都没碰。他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了。
对方似乎是位中年女性，因为是背对着吉敷坐的，看不到她的样子。吉敷边看杂志边不时抬头，发现两个人一直在谈话。主任还不时眉头紧皱，表现出一脸的不快。虽说他这人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会皱眉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吉敷从没见过他在普通人面前表露出这样的表情。尽管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毕竟看到了，吉敷忍不住不时将目光投向他们。
吉敷与主任他们分坐在店的两端，中间隔着很长一段距离，所以根本听不清两人在谈些什么。虽然没有播放音乐，但客人们的交谈声已令店里嘈杂不堪。不过可以看出背对着吉敷的那位女性说话时似乎并没有刻意压低嗓门，而且一直说个不停。这样的女人正是令吉敷头痛的类型。可明明不关自己的事，为何会如此在意？这个问题令吉敷惊讶。他放下手中的杂志，开始思索起其中的缘由。那起案子的相关资料完全用不着专门花时间研究，审判正朝着对检方有利的方向发展，即使当场作出裁决，被告估计也不会再上诉了。
此时主任的表情已经变得极为严峻，他的目光一秒都不曾离开对方的脸，嘴里似乎正在讲着什么严肃的话。不过内容依旧无法听到。女人的声音倒是隐隐传了过来，虽然听不清，但那高亢的声音却断断续续地传到了吉敷耳边。
两人似乎发生了些争执。坐在周围的人开始偷偷瞄他们。若换作别人，吉敷早就起身去插话，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了，没准还会帮着其中的一方说话。
搞刑事搜查的人最容易招人怨恨。主任以前曾经负责过暴力集团方面的案件，怨恨他的人更是不在少数。每次抓获罪犯，案件都会公审，而到了控方证明其罪行的阶段罪犯都会暴怒不已，声称诉状和控方所陈述的案情不实。
尽管对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检举罪犯的人而言，这么说似乎有些不公，但那些染指罪恶、沦为暴力分子的人确实各有各的苦衷。犯罪搜查这种事本来就又脏又累，有时还得做出和那些家伙所犯的罪行几乎没有差别的事。即使逮捕了嫌犯，有时也会因为相关人员拒不吐实而无法掌握案件的真实情况，所以不得不在陈述案情时穿插进自己的想象与猜测。这种事对被告的家属来说可能难以忍受，但说实话，有时候真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其实默默忍受着的并非只有他们。
因为对方是主任，吉敷才不好发作。若此时自己站出来帮腔，闹不好会多此一举。这时主任准备起身了，那女人却突然拽住他的衣袖，而且动作十分粗鲁，主任的身体一下子失去平衡，撞上了桌子。桌上的咖啡杯被撞得叮当作响，声音甚至传到了吉敷这里。紧接着，那女人不知为何叫了一声，但内容还是无法听到。吉敷觉得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自己不能再坐视不管。于是他站起身来，缓步向主任走去。
女人还死死拽着主任的衣袖，用力很猛，连手背上的骨头都凸起来了。主任的衣袖也被扯出深深的褶皱，不难看出女人的决心。
主任甩了两下衣袖，发现没有丝毫作用，便立刻客气起来，轻轻说了句“请你放手”。当然，如果他一心想甩脱女人，也并非做不到，只是真要动起手来，势必会闹出大动静。堂堂一个男人，竟然在公共场合跟一名中年妇女动起手来，事情要是传出去，主任脸上可不光彩。
主任抬起头来，这才发现吉敷正朝自己走来。四目相交，主任的脸上浮现出惊异的神色。与此同时，吉敷还在他的眼中发现了近似于胆怯的光芒。这可真是出人意料。面对一名瘦弱女子，经验丰富的搜查一课主任竟会面露怯色？
女人正说着话，一句“你这样子还算有人性吗”还没说完，就被主任粗鲁的动作打断了。
主任的态度令人费解。之前被女人高声呼喝、拽住衣袖却依旧能够保持平静，却在看到吉敷的瞬间彻底失去了冷静。他两眼圆睁，仿佛被别人看到了自己最难堪的一面，惊慌失措地想要尽快逃离。主任扭过身子，猛甩胳膊，看到对方仍死死拽住自己的袖子不放，胸中的恼怒之情终于爆发。他一把推开那个女人，女人的话当然也就没能继续说完。
主任这一推导致两个人同时撞到桌上，咖啡杯晃了晃，勉强立住了，但装着白开水的玻璃杯却被撞翻在地，摔得粉碎。玻璃打碎的声音令周围人纷纷条件反射般地站起身来，整个店里霎时变得鸦雀无声。被主任推开的女人背对着吉敷倒了过来，情急之下，吉敷只得伸出手扶住她。
吉敷抓住女子的双肩，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女子的瘦弱，简直像干枯的树枝。女子缓缓转过身，脸朝着吉敷，目光中有掩饰不住的兴奋与胆怯。她可能早已做好了会被主任推倒在地的心理准备，却没有想到身后竟然有人。虽然身处一片慌乱，吉敷却依旧能真切地感受到女子心中的苦闷，它直接传到了吉敷的心里。
除此之外，吉敷还感受到了些许意外。女人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远远看去似乎是名中年女性，凑近一瞧，才发现其实已步入老年。只不过染了一头黑发，所以远远看去才会显得那么年轻。吉敷估计面前的女人起码年逾六十，这样一个女人跑来单独约见樱田门搜查一课的主任，她究竟想干什么？
同时出现在吉敷心中的还有对主任的反感。如果没有自己出手，老妇人此时早已摔倒在地了。对方已如此高龄，这一跤摔下去，搞不好会摔断骨头。这样一来，主任可就犯伤害罪了。方才店内那么多人目击到那一幕，而且在这个地方喝咖啡的人多半是律师。或许主任会说是因为看到吉敷，才出手推搡女子的，但这一听就是借口。对方又不是有危险性的彪形大汉，再说，不管发生什么事，身为一名警官，都绝不能做出这种事。
“吉敷，你是来看热闹的吗？”
从主任口中冒出的这句话令吉敷颇感纳闷。如果真想看热闹，何不继续留在座位上喝咖啡？
“自家的事不管，却总爱去插手别人的事。”
他的双眸之中早已没有了那名女子，那充满愤怒的眼神不是冲着女人，而是射向吉敷的。
“拿别人寻开心也得有个限度。”
话音刚落，他便转身准备离去。
女人虽然在那一瞬间想要起身去追主任，但后来似乎又觉得即便追上也是白搭，便放弃了。她晃晃悠悠地蹲下身子，开始捡地上的玻璃碎片。吉敷盯了主任一会儿，意识到就这样傻站着有点儿说不过去，于是也蹲下来帮忙收拾。直到这时，女人才第一次向吉敷点头致意，仿佛之前一直都没想起来似的。
“你没事吧？”吉敷问道。
“我没事。”女人说，“真是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她的声音有些低沉，而且稍稍有些沙哑。
吉敷一边捡着玻璃碎片，一边抬起头追寻主任的身影。只见主任已如惊弓之鸟般逃到了收银台，正在急急忙忙埋单。他也就只有从不吃霸王餐这一个优点。等吉敷两人把玻璃碎片全都捡到桌上之后，店里的女服务生拿着扫帚走了过来。
“您没事吧？”女服务生问道。
“我没事，真是抱歉。”
女人回答完，再一次向吉敷低头表示感谢，然后便拎起地上那只略大的黑色手提包，向收银台走去。看那样子，她似乎准备去付咖啡钱。
在被收银台的男店员告知钱已经付过了时，她似乎吃了一惊，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之后她把手伸进手提包，掏出钱包缓缓打开，把自己的那份咖啡钱往收银台上一放便转身离开，就像没听到刚才对方说的话一样。男店员赶忙抓起钱，绕过柜台追了出去。
吉敷缓步走到门口，探出半个身子向外望去。看到那名店员在走廊赶上了女人，正在拼命低头致歉，并想把钱还给她。
女人虽然停住了脚步，却拒不接受那些钱。两人之间的交涉陷入困境，站在原地交谈了许久。最后女人终于转过身子，径自向前走去。店员本来有追的打算，转念一想，还是转身朝店门走来。看到吉敷，他脸上露出得救了的表情，赶忙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吉敷身旁。
吉敷不明白男子在想些什么。
“冒昧请问一下，您认识那位女顾客吧？”
吉敷终于明白了，对方是想让自己代收下咖啡钱。
吉敷连忙说不认识，并打算把自己的咖啡钱付掉。收银员绕过柜台回到收银台，却迟迟不肯敲下按键，嘴里嘀咕着刚才那位女顾客无论如何都不肯把钱收下。吉敷说，那就把那些钱当做赔偿摔坏了的玻璃杯好了。收银员说，刚才那位女顾客也是这么说的，但店里有规定，损坏物品的赔偿费用要另行计算，这么做不符合规定。如果整间店都由他来经营也就罢了，现在这个样子，他可不能把钱塞进自己衣兜。多出这么钱多来，账目对不上，看样子他今晚甭想回家了。
说到这里，店员忽然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转而问吉敷是否认识另外那个男的。他这一问，正巧戳中吉敷的软肋，一时之间，吉敷竟想不出什么合理的谎话来，只得回了一声认识。收银员连忙接口，问吉敷能否把钱还给那个男的。
“只是咖啡钱，金额和您那份一样。所以，您的钱我就不收了，麻烦您把钱还给之前的那位男顾客，行吗？如果您能帮这个忙，我将不胜感激。”店员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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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店员如此苦苦哀求，吉敷终于没能铁下心来拒绝，他这人生来心肠就软。可要让他把咖啡钱还给主任，吉敷宁可去追捕一个随身携带手枪、正四处逃亡的凶恶罪犯。主任那个人，很可能会因为这杯咖啡钱而和自己过不去，干脆就当主任请自己喝了杯咖啡吧。可一想到这一点，吉敷又感觉心里不痛快，难怪那个女人说什么都要自己付钱。吉敷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吉敷不打算回樱田门，手头的案子刚刚解决，他想稍微忙里偷闲一下，于是便去了日比谷公园。这是个冬日的温暖午后，隔着金属网，吉敷看见几个身穿白色运动服的男女正在打网球。吉敷在旁边长凳上坐下，看了一会儿。
不知为何，吉敷一直对法庭审理提不起半点兴趣，他呆呆地盯着忽左忽右、来回飞蹿的网球，一种空虚感渐渐涌上心头。虽然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这种感觉是源于之前和主任之间的不快，还是因为见到了那个女人，总之就是不大痛快。
想当年，自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些，才选择了这个职业。可如今，就连自己都无法确定所做的事能否帮到了别人。虽说吉敷并不是想听到他人的感谢之辞，但这种整日只能听到愤怒与怨言的差事，已令他厌倦。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赖到刑警这种职业的头上，或许是自己的做法有什么问题，要不就是内心出现了扭曲。
吉敷背靠在长凳的椅背上，抬头望着头顶的树梢。突然，眼前浮现出一片灰色的沙滩，那是什么地方？应该是北方的一片海滩吧。海水退去，杂草出现；海潮涌来，杂草消失。远处有艘破木船，晃晃悠悠地走近一看，只见船身上下全是裂缝，仿佛一具人类枯骨。一想到这玩意儿竟然曾在大海之上乘风破浪、四处漂荡，吉敷就觉得可笑。
他忽然开始怀念起那趟旅行。时至今日，当初会到那个地方去的原因早已忘却，只是很想再次站到那片海滩上。其实，当脚下真的踏着那片海滩时，吉敷心里反而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既不觉得那是片令人内心祥和的土地，也不认为那里的景色有多么优美。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脑海中开始多次重现那片曾经到过的地方，那里是如此诗情画意，让人心生感慨。被夕阳染红的破船、被水浸湿而变黑的沙滩……一切都那么令人怀念，感觉弥足珍贵。所谓的畅快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真真切切地亲自体验时，心中反倒没有太多感觉，直到日后回想起某些事物的时候才会有所触动。
工作亦然。真正动手去做的时候，你只感觉心烦意乱。疲惫、烦躁，整天只看得到人情的冷暖和人性的丑恶，面对着永无止境的愤怒。特别是当你发觉其实这发向自己的怒火才是真正的正义时，就会愈发地感觉疲惫。虽然很想告诉对方，自己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他们好，但想来估计就算说了对方也听不进去。即使打心底里期望那些泪流满面地反驳自己的人能够明白自己的想法，但对方心中的想法终究难以操控。就算他们这次放手了，以后还是有可能继续寻找别人，不停地破口大骂。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份工作，有时回想起来还是会不禁心生留恋，有时甚至还会感觉内心祥和。实际做的时候总会觉得烦闷透顶，一心只想着尽快和这种垃圾工作划清界限。但如今回想起来，又是那样地令人怀念。要是所有有关工作的记忆都能变成如此，不知自己能获得多大的救赎。唯独除了那个低能的主任，估计就算到了阴曹地府，自己也绝不会对他有丝毫留恋之情吧。
耳畔似乎有人在嘶喊，虽然听不清到底在喊些什么，但那声音却一直附着在有节奏的击球声和正享受运动的男女所发出的欢呼声之上，绵延不绝。吉敷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直到周围的一切声响全都消失无踪，才确定那个声音的存在。
表面上寂静无声的公园，如果侧耳细听，就会发现其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路上汽车来回穿梭的噪声、人们的交谈声、孩子们的叫喊声、喷泉的水滴落水面的声音……由于这些声音的阻挠，那个声音几乎被吞噬。不过那个声音可不服输，它持续不停地延续着，细细听来，还能分辨出音调，似乎是个女人发出的，感觉像是在发表演说。至于发声者是谁，到底在说什么，就完全无从知晓了。
能听到，却无法听清内容，这不禁让人有些焦躁。吉敷从长凳上站起身来，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信步走去。他穿过花坛，走到喷泉所在的广场。水声和人们交谈的声音逐渐变大，只见对面斑斓的树影下，有一名身材瘦小、戴着眼镜的女性正在高声疾呼。吉敷缓步走近一看，才发现那正是之前在法院大楼的地下咖啡馆里遇到的女子。
吉敷吃了一惊，同时也被勾起了兴趣。他继续朝对方走去，但两人一直没有眼神的交流。女人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一样，双眼盯着半空，嘴里不停地呼喊着。吉敷心想，如果就这么出现在她面前，很可能会惊吓到她，于是他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转而绕到广场边缘，顺着林荫道走到她的左侧。如此一来，自然就能听清她说的话了。吉敷在不远处的长凳上坐了下来。
“得知法院做出了错误的判决之后，我便开始敲打上诉的大门。我不停地敲，然而上诉重审的大门却一直没有为我打开。我知道，这原本就不是一扇能轻易敲开的门，因为这关系到法庭的颜面。”
这就是吉敷听清的第一句话。
“法院里那些伟大的法官们，不仅认定自己永远不会出错，还想让我们这些普通百姓也这样认为。想来诸位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吧。看起来法院的伟大法官们在宣读判决书的时候，都对所有证据进行了反复推敲，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其实不然。我同意大多数判决是正确的，并且坚信这一点，但并非全部公平。其中也存在搞错了的情况，有时还错得非常离谱。国家错杀了无辜的人，其家人的一生也跟着被毁。错误就是如此严重。在战争刚刚过去的那个混乱时代里，这样的错误常常发生。可是，既然犯下了这样的大错，法院为何不愿出面承认呢?”
吉敷大吃一惊，搞不明白这女的究竟是在干吗。刚在法院楼下的咖啡馆里和主任吵了一架，马上又跑到公园广场的角落里冲着喷泉发表起演说来了。
说她“发表演说”可一点儿都不夸张，实际上她确实是冲着忽高忽低的喷泉喋喋不休。女人面前没有任何听众，即便有人路过也会匆匆走开，根本没一个人听她说话。附近的楠树在女子苍白的脸上投下斑斓的阴影，滔滔不绝的她每一次活动面颊，光斑都会随之上下晃动。
女人身后的长凳上横放着那只吉敷曾经看到过的手提包。一叠白纸探出包口，看样子仿佛随时有可能散落出来一样。
“在此之前，我曾经写过多达几十封的上诉信。可是诸位，所谓的上诉信究竟有什么用呢？‘上诉信’究竟指的是什么？所谓的法官当真如此伟大吗？难道他们生来就该高居于我们这些草民之上吗？在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之前，我也曾对法院和伟大的法官大人们心存敬意。然而，法官们却从未看过我写的上诉书，就连大学老师写下的血液鉴定书都没看过。杀人现场绝不可能没有凶手的指纹，只不过全被警察和检察官毁了。我曾经通过律师，多次恳请法官下令让他们上交证据，法官却从未理会过我。其实法官根本就不打算公正地裁决此案。他们只求明哲保身，随随便便地接受警方上交的资料，然后再做出不痛不痒的判决。这种冥顽不化、连自己的错误都不肯承认的人，我们还要把他们当神一样地敬重吗？”
一听到她是在说刑事审判的事，吉敷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这毕竟关系到自己的工作。他再次想起刚才在法院大楼的咖啡厅里看到主任和她发生争执的一幕。
也不知刚才那场争执和现在她说的这些话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
不，两者必定有所联系。吉敷竖起耳朵，女子却丝毫不以为意，她的脸严肃得仿佛面部肌肉都僵住了一般。
“昭和三十三年，我们还处在贫困深渊的底部。就因为贫困，我的丈夫遭到了警方的怀疑。难道说贫困也是一种罪？我们虽穷，却从不会去给别人带来痛苦。我们辛苦经营着一家小小的烤肉串店，但生意不好，只能靠借债维持。然而最后把借款还清的是我，不是我的丈夫。我丈夫从没犯过罪，去偷去抢，借此来偿还过债务，这些都是诬陷！可是警方不相信。任我们磨破嘴皮，他们还是不信。他们问我钱是从哪里弄来的，让我拿出证据，证明那些钱的来路正当。警察还叫我把帮忙凑钱的人全找来。”
静静聆听她的控诉，吉敷却觉得警方这样做也并非全无道理。如果他们夫妻两人有能力拿出那么多钱，这个女人的丈夫就不会遭到怀疑了。女人说的话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完全搞不明白她想表达些什么。会出现这种困惑，似乎也并不是因为吉敷是从中途听起的。
“但我做不到。这其中自然有我无法做到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估计这个女人的丈夫被判的是杀人罪吧。难道就算丈夫有面临以谋杀罪起诉的危险，她还是无法做到吗？
“至于原因，我现在仍不能说出口。总之，我们夫妇俩当时确实没钱，连律师都请不起，只能用国家为我们指派的律师。然而，那名律师也不相信我和我的丈夫。虽然他并没有直说，但很明显，他心里对我丈夫抱有怀疑态度。律师说我丈夫的心智不正常，在他自己都没有搞清状况的情况下犯了杀人罪。如果能证明我丈夫有病，同时他自已也承认的话，就肯定不会判死刑。先在一审的时候伏法认罪，而后乖乖服刑，不出二十年，我丈夫就能出狱。
“说句实话，我当时就对他说的话持怀疑态度。虽然我丈夫那段时间的确整天净说胡话，但这种状况是在他被捕之后才开始的。被捕那天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天空中飘着雪，我丈夫有些感冒，浑身发热。那一天的事，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警方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突然闯进我家，拖起躺在我身旁的丈夫，强行带走了他。之后又把家里翻了个遍，拿走了我丈夫的大衣和家里的菜刀。那件大衣上沾有血迹。
“后来听我丈夫说，在警局冰冷的审讯室里，他们故意只让他穿条内裤，长时间地把他丢在那里不管不问。他只觉得浑身寒冷无比，到处都疼痛难受，甚至还发起了高烧。后来他们又对他拳脚相加，严刑拷打了不知多少天。说他是在装病，不让他去看医生。还说只要他坦白交代，就同意让他去看医生，给他打针吃药。就是在警局里遭到了这样的对待之后，我丈夫的脑子才开始变得不大对劲的。在那之前，他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让人不解其意的话。”
女人信口说着心里话，让听者感到莫名其妙。这个女人究竟想要诉说些什么？又想要向谁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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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管我怎么说，律师都不相信我的话。律师断定，恩田幸吉原本就这样。律师怎会知道他平时的样子呢？！我可是与他患难与共多年的妻子啊！在我眼里，这当然不是真实情况，我丈夫绝不是一个头脑不正常的人。虽然他的脑筋并不好使，却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脚踏实地正是他最大的优点。他绝不会干出杀人这种事，更不会撒谎骗人、装疯卖傻。尽管算不上聪明伶俐，但至少脑子没什么问题。因为莫须有的罪遭到逮捕，原本就身体不适却还几乎赤身裸体地待在冰冷的审讯室里那么久，不让去看医生，还受到拳打脚踢的严刑逼供。遇到这种情况，不管是谁，头脑都会出现暂时性失常吧。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一点我很清楚。
“可律师却坚持让我听从他作为专家的意见。我苦恼地斗争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听从他的意见，心想既然像他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这么说，那我最好还是照办。我是个乡下人，没见过什么世面，对法律这类复杂的事更是一窍不通，所以也只能听从律师的调配。然而我心里却还一直纳闷，我丈夫明明没有杀人，为什么非要让他伏法认罪，乖乖听凭他人宰割不可？我实在搞不明白。要是他当真干过那种事，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名律师之所以想出那种方法，主要原因在于他当时已经认定我丈夫杀了人。我们没有钱、没有证据，只能把这件事当成是命中注定的劫难，躲也躲不过，就只能认命。搞得好的话判个二十年，搞得不好也顶多就是个无期徒刑，据说如果好好在牢里干活，十五年后就可以保释出狱。律师还说，判决书下达之前的这段时间都会从刑期里扣除。当时我想，既然事已至此，就乖乖认命吧，在这十五年里想办法工作挣钱，养活自己和年幼的孩子，没事的时候就去监狱看看丈夫，给他打气。真的只能靠自己努力了，或许是我们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吧。
“所以，我后来就完全遵照律师所说的去做了。在漫长的审判期里，我一刻不停地努力工作、挣钱养家，同时还要忍受周遭异样的目光。法庭传唤我出庭作证时，我照律师之前告诉我的，在法庭上说我丈夫以前就有些神经过敏，精神状态不大稳定。但我也说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工作拼命认真。
“每次审讯我都会抱着年幼的儿子到场旁听，一次不落。律师提到的那位在大学里搞精神鉴定的老师也曾出庭，对我丈夫的精神状态发表了看法。但从他的发言来看，意思似乎是说我丈夫的精神状态正常。
“受害者的家人和木材厂的工作人员也都出了庭，说曾多次在伐木场里看到我丈夫的身影。死者是当地的名人，镇上的人大多都认识他。他之前到我们店里来过几次，我丈夫也曾到他的木材场去筹措过资金。
“之前时常到我们店里的几位客人也出了庭，说我丈夫经常撒谎，还曾经骗过他们的钱。这么说的人不在少数，这一点令我感觉很纳闷。我们倒是遇到过不付钱就走的客人，而从客人口袋里骗钱这种事我丈夫他绝对做不出来。这实在太奇怪了。但我丈夫听到别人的指控，就在法庭上拼命道歉，那样子完全就像个在反省自己罪行的罪犯。整个审讯过程我丈夫都没有一个开口替自己辩护的机会。我坐在旁听席上听到最终判决是死刑时，不禁睁大双眼，只觉得头晕目眩。
“之后律师一脸无奈地走到我身旁，说他完全没料到居然会来那么多店里的客人，而且还做出如此不利于我丈夫的证言。说是他失算了，追问我之前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他。随后又说会马上准备上诉，叫我不必担心。等到了上一级的法院，所有的错误就都会得到纠正。
“虽然他说得很明白，我却依旧搞不清状况。我丈夫不是个会撒谎的人。以前我一直以为店里的客人都很喜欢我丈夫这个人，甚至觉得如果有客人愿意出面，应该会替他说些好话。
“我很伤心，明明按律师嘱咐的做了，为什么结果竟是这样？我丈夫明明没有杀人，为什么会被判处死刑？这一切不幸都是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想到，我其实是被那个律师骗了。
“我本以为，过不了多久二审就会开庭，没想到却等了足足三年。一审用了将近九年，庭审又耗掉四个月，所以二审开庭时，已经距离案发过去十三年了。我丈夫生于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被捕时三十三岁；我生于昭和五年（一九三○年），当时二十八岁。好不容易等到二审开庭，我丈夫已经四十六岁，而我也四十一了。二审耗费了六年。这毕竟是一场涉及三条人命的大案，审查格外慎重也可以理解。
“令我吃惊的是，二审时居然有人出庭作证，说案发当天曾在杀人现场的姬安山里看到过我丈夫。作证的人在伐木场附近开了家小旅馆。但他根本就是撒谎，是受到了警方的威胁才那样说的。如果事情当真如他所说，为什么不在一审的时候站出来？
“二审开庭时，当年在山脚下发现尸体的孩子已全部长大成人，并都出了庭。那些孩子也说案发时曾在雪中看到过我丈夫的身影。可他们怎么可能记得这些事？事情发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时他们还都只是孩子！他们全都被警方威胁了，随意捏造事实，在法庭上作伪证。
“二审结束时我丈夫已经五十二岁了，而我也已经四十七岁，我们两口子都已步人人生的晚年。尽管如此，如果最后能获判无期徒刑或二十年有期徒刑的话，刑期早已服完，我丈夫就能立刻获释了。因此，我们都对审判结果极为期待。然而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年）下达的二审判决却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只觉得全身上下的力气全都消失了。
“对我丈夫的死刑判决没有任何变化，直到这时，我才开始对那名律师心存怀疑。他干了件蠢到家的事，我丈夫明明没有杀人，他却偏偏让我们钻精神鉴定的空子，结果闹到被判死刑的结果。这全都是因为他不相信我们所致。如果现在再去更改证词，我和我丈夫
就会被判伪证罪。到底怎么办？我们这一辈子就这么完蛋了啊。一场审判就消耗了我们的大半生，要是结果不错，倒还说得过去。然而到头来却仍是死刑，这种种损失，谁能给我们补偿？
“律师辩解说，当时他也是没有办法。说他看到一审二审时竟有那么多人出来拆台，就知道彻底没辙了。他还说我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法庭审判。就算当时一口咬定我丈夫是无辜的，遇上后面那些证人，也没那么容易就能说得过去。况且，如果我们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死刑的判决就会完全没有回旋余地，要想稍稍减轻一点儿刑罚，就只能靠这种办法。
“不管这个理由多么合理，判决都依旧是死刑。早知如此，还不如一开始就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呢！可律师说我这是‘唯以成败论英雄’，还说现在案子尚无定论，只有老天爷知道最终结果怎样。之前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替我丈夫辩护，他保证今后还会继续辩护下去。但我马上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可以说我对他恨之入骨，就是因为他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还有动辄便厉声呵斥的坏脾气，才最后搞得我丈夫被判死刑。我对他的怨恨，丝毫不亚于对那些警察的恨意。我拒绝了他，转而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去请了一位新律师。
“接到二审的死刑判决之后，我丈夫就不能离开监狱半步了。行刑之前他也不必服刑役，只用待在监狱里乖乖等死就行。我马上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期间又花费了六年时间。案发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我，此时已年逾半百。昭和三十二生下的儿子如今也都长大成人。
“我不知给最高法院写过多少封上诉信。每一次都把真实情况全部写进信里。我丈夫根本没有精神错乱，他不仅精神方面正常，案发当天还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我通过律师多次恳请法庭公开出示所有现场物证。就算法庭判我犯了伪证罪，让我入狱也无所谓，我只想让他们对这件案子重新展开审查。
“我知道光是这样，案子还是不会有任何进展的。因此，我直接跑去拜访那个说曾在案发当天在伐木场看到过我丈夫的人，想请他把实情说出来。但虽然见了他几面，却总被巧妙地敷衍。他嚷着他说的是实话，之后便逃之夭夭。每次的结果都一样，他就是不愿说真话。
“我也曾经找到警方，央求他们别再隐藏指纹这类证据，让他们把所有证据都上交法院。然而这一切全都是白费心机。警方的人告诉我根本就没在现场发现那种东西，就算有，也早就被销毁掉了。最后，最高法庭在昭和五十八年（一九八三年）进行了最终判决。”
说到这里，女人低下了头。最高法庭的判决究竟如何？吉敷的兴趣被勾了起来，静静地等待女人继续往下说。
“最高法院也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我丈夫的死刑依旧未能得到改判。”
吉敷默默地点了点头。
“尽管如此，我却还是不死心、不想放弃。我决定去央求律师，让他以审判有误为由请求法庭重审。然而就像我刚才说的，重审的大门绝非轻易就能敲开。从昭和六十三年（一九八八年）起，我不断地通过律师提出重审。这一次，法院让我拿出能够证明之前审判有误的铁证。
“这期间，《盛冈日报》的记者和当地一些作家给我提供了不少支援。但因为这不是件妇孺皆知的大案，所以他们不能把它写成报道，向整个社会展开呼吁。
“接连几天，记者都陪着我去拜访那个说曾在案发当天看见我丈夫出现在伐木场附近的人。吃了很多次闭门羹，但我依旧坚持拜访。最后对方终于坦诚相告，说他当时遭到警方的暴力威胁，无奈之下才撒了谎。他和他妻子曾组织卖淫活动，警方手里握有他们的把柄，他们只得答应警方提出的交易。我说服他当着律师的面写下供述书，准备日后作为呈堂证供，上交给法院。到平成四年（一九九二年），
前前后后我已经申请过三次重审，法庭才终于同意进行重审申请审查，调查该案是否需要重审。就在我以为终于要敲开这扇大门时，律师却在第二年告诉我，重审的请求被法庭驳回了。据说是因为警方再次要挟那名证人，让他签下了当时的确曾看到过嫌疑人的供述书。如此一来，之前我提交的难以撼动的铁证便不复存在了。我再次跑去找他，哭着央求他们，没想到对方反过来央求我放过他们，说再这样下去他们就得关门大吉了。
“到头来他们还是不愿答应我。无奈之下，我只得对这对伊达夫妇提出控告。然而官官相护，检察官对他们不予起诉。虽然检察审查会认定起诉要求合理，并劝告过检察厅，却遭到了检察厅的无视。平成七年（一九九五年），我第四次提出重审请求，再次遭到驳回。平成八年（一九九六年）伊达夫妇终于答应签下未曾看到我丈夫的证词供述书，我第五次递交法庭申请重审。现在，法院终于对重审申请展开了审核。”
不知何时，吉敷已被这个女人婆婆妈妈的控诉吸引住了。尽管吉敷并不清楚其中的细节，但如果她刚才所说完全属实，那她这辈子的确够辛苦的。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这段漫长的人生全都浪费在了一场审判上。而这一次对重审大门的敲打，最后得来的或许还是空手而归。
既然案件发生在昭和三十三年，算来至今已经过了三十九年。那么，眼前的女人今年已经六十七了！一审花了九年，二审又花了六年，估计重审这扇大门也不会那么容易敞开。虽然说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这就是现实。如果重审大门能轻易开启，死刑也就很难执行了。
4
女人如同一直在对吉敷一个人倾诉。不过如此认为的也只有吉敷一个，女人或许根本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吉敷一直静静地坐在女人右后方的长凳上聆听，自己是否进入了她的视野都让人怀疑。在她的意识里，应该是在向没有半个人影的空气讲述吧。
“案子的重审申请终于开庭了，但我们手里缺乏新的证据。要让重审的请求通过，就必须拿出一些说服力更强、更加无法撼动的新证据来。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依旧只有伊达夫妇提供的证词。如今伊达夫妇年事已高，法庭能否全盘采信他们的证词这一点都值得怀疑。人老了难免会犯糊涂，说的话有时甚至会前后矛盾，只要警方稍稍威胁一下，他们就有可能更改证词的内容。
“但是，如果我们能在重审申请中获胜，让法院对案件重新展开审讯，就等于是赢了。因为重新开庭审理这一决定就意味着对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而，我们手里什么都没有，遗留在现场的指纹之类的证据又被隐匿于尘土之中，不见天日。我丈夫的外套、家里的菜刀，还有被认定为凶器的刀子，这些东西全都没再出现过。如此一来，我丈夫就很有可能会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掉。实际上，眼下针对我丈夫的死刑随时都有可能执行。以前也曾出现过在提出重审要求的过程中，被告被执行死刑的实例。因此，我现在的请求……”
说到这里，女人突然停住了，并好长时间都没再接着说下去。吉敷不禁纳闷，她这究竟是怎么了？看样子，她并非是因为心中感慨良多而哽咽难言，因为她之前说话时的语调是那么地平静。女人沉默不语的呆站了足足五分钟之久。吉敷看着她，只见她晃晃悠悠地后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放着手提包的长凳上。后退的时候，她一直没有看身后。
或许是说累了吧，她一直坐在长凳上，久久不曾挪动，完全陷入呆滞状态。刚开始，吉敷还在怀疑她的脑袋是否有些不大对劲儿，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她的话虽然让人听得一头雾水，但从道理上来讲完全能说得通。而且她对那些专业审判用语的理解都非常准确。
这样一个正常人独自跑到日比谷公园里对着空气演说，她到底想干什么？
“你的请求是什么？”吉敷稍稍提高了些嗓门，问道。
女子猛地把脸转向右后方，盯着吉敷看了好一会儿。半晌，她冲吉敷轻轻地点了点头，脸上却不见丝毫笑意。
吉敷也以点头回应。她应该认出了吉敷，没有一下子就认出来，并不是因为忘记了，而是眼睛不好的缘故吧。
吉敷心中暗忖，猜想对方或许会反问自己是否听到了她的演说，但女人一句话都没有说。仿佛嗓子用到了极限，只得沉默不语。如此一来，就只能由吉敷主动发问了。
“想为你丈夫伸冤，是这么回事吧？”
话虽这么说，但其实吉敷并不相信这是件冤案。虽然女人的执著令人感动，但盲目相信亲人是蒙冤受屈的例子实在太多。尽管事实上真有冤情的例子也并非完全没有，却并不算多。至少吉敷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对每一个被捕重犯亲属的话都信以为真，随随便便答应他们的要求，那么犯下重案、量刑较严的人就都会高声喊冤，社会秩序将变得混乱不堪。
“是的。”女人点了点头。
“你能在法庭上证明他的清白吗？”吉敷问道。
“能。”女人立即回答。
“你打算怎么做？”
“曾说在案发当天看到过我丈夫的伊达夫妇已经同意出庭作证，证明自己当年曾受警方威胁，而在法庭上撒了谎。”
这话在吉敷听来是如此地刺耳。的确，有些警察会采用这种卑劣的手段，但并非时时如此。听到这样的事，那些喜好打抱不平的人或许会立刻拍案而起，说这些全是警方捏造的事实；可如果事后得知抓获的人的确就是罪犯，他们又会马上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所谓的罪犯，是不可能一边和你喝茶闲聊，一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的。
“那些警察究竟抓着什么把柄，能要挟那对夫妇做如此恶劣的伪证呢？”
“伊达夫妇经营着一家兼营住宿和餐饮的小旅馆，名叫‘伊达屋’。早年曾组织一些年轻姑娘在店里卖淫。”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这件事当地人都知道。”
“这可不够。你得拿到曾在那里卖淫的女子的口供，或者曾在那里消费过的男人的证词，亦或是能够证明确实存在卖淫行为的其他证据，比如账簿之类的东西。”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那些东西早就找不到了。”
“许多年前？具体是什么时候？”
“案子是昭和三十三年发生的。”
“审判的时候，账簿之类的东西都没在法庭上出现过吗？”
“嗯，没有。一审的时候，伊达夫妇还没出庭作证呢。”
“也就是说，目击证人是二审时才出现的？”
“是的。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伊达夫妇是在撒谎。不，我知道他们是在撒谎，但还没弄清警察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威胁伊达夫妇的。”
吉敷觉得言之有理。
“当时律师怎么说？”
“当时那名律师姓本井，原来曾是检察官，因此他的思想和检察官一模一样，完全不相信被告说的任何一句话。”
“不是说有些律师一听到冤假错案就血脉贲张吗？”
“那是现在，如今的律师中的确存在这样的人。而当时的风潮正相反，认为一旦和冤假错案扯上关系，这名律师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还会被同行排挤、疏远。所以，本井律师并不想让我丈夫的案子成为一件冤案。我听说他曾对我丈夫说；如果他在法庭上说上诉书里有假的话，这件案子他就再也不管了。”
吉敷不知该说些什么好。莫非当年的司法界当真有那么一股风潮？还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精心编造的谎言？在这一点上，吉敷还没有足以判断真伪的证据。
“那么，你丈夫当时是否认罪了呢？”
“认罪了。”
吉敷不禁叹了口气。
“认罪了啊？那这样一来——”
“那是被严刑拷打逼出来的。是不得已的选择。当时我丈夫身患重病，他们却还接连几天对他拳打脚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