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有规定，警察是不能轻易对犯人进行拷问的。
嫌疑人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力，同时还可以把律师找来。”
“那是新的《刑事诉讼法》，旧的《刑事诉讼法》里没有这条规定。”女人说道。
“可你丈夫的案子不是昭和三十三年发生的吗？昭和二十几年的时候，全国就已经改用新诉讼法了啊。”
“刑警当时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事。别说什么新的旧的了，我和我丈夫就连什么是《刑事诉讼法》都不知道。不光这些，记得当时他们就连逮捕令和搜查令都没让我们看过，简直就是非法拘捕。”
“如果情况当真如此的话，那确实可以算是非法拘捕。不过到了法院之后，他们就拿出逮捕令了吧？”
“他们手上没有半点证据，根本就拿不到逮捕令。可惜我们当时连‘逮捕’是啥意思都搞不清。大半夜的突然被他们从床上拽起来，我丈夫吓得魂不守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或许她说得没错，这世上真的存在胆敢无视《刑事诉讼法》、强行逮捕、审问的刑警。不过至少吉敷自己从未做过这种事。
“到了警局之后情况更糟。那天外边下着大雪，他们半夜把人拖进警局就不管了。过了一会儿，一群人过来对他又推又打，还一直吼个不停。”
“不会是在警局外面的大厅里吧？”
“不，在姬安警署内的审讯室里。”
“屋里没有暖炉吗？”
“有暖炉，但放在刑警们那边。炉子上还烧着酒呢。”
“怎么连这种事你都知道？”
“那些警察，每个人都在喝酒，醉眼蒙眬的，不时发出下流的笑声，仿佛把拷打逼问我丈夫当做一件开心事似的。其间他们连一句‘你有权保持沉默’或‘你可以去找律师’之类的话都没说过。当时新的《刑事诉讼法》刚出台没多久，他们就佯装不知，依旧沿袭旧时警察的习惯。”
“这一点我倒是可以理解。不过，逮捕拘留了嫌疑人之后，警方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明确其罪行。你丈夫是不是被捕之后就立刻认罪了？”
“没有，不过他们先给他随便安了个罪名，说他涉嫌盗窃附近酒馆里酒客的钱，要慢慢展开调查。”
“你丈夫案发时在做什么？有不在场证明吗？”
“当时他在北上川河边。”
“从几点到几点？”
“整个下午都在那里，一直待到傍晚五点半左右。”
“案件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傍晚四点到五点之间。”
“那时候天应该还亮着吧？”
“嗯，不过那地方在山里，四周荒无人烟。”
“具体是哪年哪月哪一天？”
“昭和三十三年的十二月九日。“
“昭和三十三年十二月九日……是件什么案子啊？”
“一户住在山里、以伐木为生的人家全部被杀。”
“一共死了几个人？”
“大大小小总共三口。一对夫妇和一个还很年幼的女孩。”
“三个人！那可不是件小案子。被害者叫什么名字？”
“姓河合。男的叫河合民夫，他的妻子叫阿岁，女儿叫弘子。我丈夫生性胆小懦弱，根本做不出那种事。”
“河合民夫一家三口被杀惨案？这名字我以前似乎在哪儿听过……案子是在哪里发生的？”
“盛冈。”
“什么？盛冈？”
吉敷大吃一惊，向前探出身子。
5
“原来是恩田事件！太太您是姓恩田，对吧？”吉敷说道。
“没错，我丈夫叫恩田幸吉。”
“这样啊……现在法院正在进行重审申请核查？”
这件案子之前吉敷也曾有所耳闻，其实只要是和司法界稍有关系的人，没有哪个不知道这件案子的。虽然身为刑警，但吉敷对冤假错案这类事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只是听说过恩田事件，这不得不说是场奇妙的相遇。不过考虑到如果直接告诉对方自己听说过这件案子的话，或许会对自己不利，因此吉敷决定一言不发。
吉敷之所以会知道这件案子，或许是因为案发地点在盛冈。此案并没有出名到全国上下妇孺皆知的地步，但只要是盛冈出身的人，基本都听过。吉敷的妻子老家在盛冈，但有关这件案子的情况吉敷却并非是从妻子那里听说的，而是在工作中从同事那里了解到的。这一件发生在妻子年幼时所居住的老家的案子，一下就勾起了吉敷的兴趣。但吉敷一直没有去了解详细情况，也从未和妻子通子谈论过这件案子。或许她对此案子根本一无所知也说不定。
正因为至今为止听到的有关这件案子的消息全都来源于警视厅内部，所以吉敷从未对判决的公正与否产生怀疑。他听说当事人一审时就对罪行供认不讳，同时警方发现了沾有血迹的衣服等证据，且案发当日还有人在现场附近目击到了凶犯恩田。除此之外，恩田此人平日里就谎话连篇、贪杯好色，还时常到附近的旅馆找女人。听说他花钱大手大脚，四处寻欢作乐，还为此欠下不少债。
凶犯恩田在盛冈市内经营一家餐饮店，但店里的生意不太景气，入不敷出。欠供货商一屁股的债，据说还差点儿卷铺盖走人。然而案发后没多久，与店内经营有关的债务竟全都还清了。据查证，被杀的那户人家里的数十万日元不翼而飞，丢失的钱的数目，恰好与恩田家所欠债务的金额完全一致。有理有据，这样的案件怎么可能是冤案？吉敷觉得这不过是恩田妻子一相情愿的想法罢了。
“话说回来，既然是清白的，他又为何要在法庭上认罪呢？这种案子可是会被判死刑的！”吉敷问道。
“我已经说过了，当时我丈夫被一通拷打，根本无法去反驳那些警察的指控。只要一说不是他干的或他不知道之类的话，就会遭到一顿拳打脚踢。而且当时我丈夫在家里偷偷藏了支猎枪，后来那支枪被警察发现了。他们说他这是非法持有武器，要把他带到美军基地里枪毙。但如果他能乖乖回答他们的问话，兴许会看在他是初犯的份儿上，给他判个死缓什么的。”
“这种出了三条人命的重案，是根本不可能判死缓的。”
“我不是说过了嘛，当时我们根本不懂这些。况且我丈夫确实藏了支枪，所以就信以为真了。”
“警方说凶器是什么？”
“菜刀和柴刀。”
“凶器都找到了吗？”
“他们拿走了我家的菜刀和柴刀。”
“同时吗？”
“不，半夜带走我丈夫时只拿走了我丈夫的衣服和家里的菜刀。之后第二天又到家里来了一趟，从储物间里搜走了猎枪和柴刀。”
“那些东西上都沾有血迹吗？”
“柴刀和菜刀上一点儿血迹都没有。”
“没有？是吗？我记得听说凶器上都沾有血迹啊？”
“那是你弄错了吧。就是因为柴刀和菜刀上都没有血迹，他们才逼迫我丈夫说犯案后曾在北上川清洗过凶器。”
“清洗凶器？”
“是的。”
“那你丈夫有没有照他们说的那样坦白呢？”
“他们对他严刑逼供——”
“这件事就不必再说了。总而言之，当时他们逼你丈夫在口供书上签字了，对吧？”
“是的。”
“清洗柴刀……”
“其实，如果只是随便洗洗的话，沾在上面的血迹是无法彻底洗干净的。然而事实上那把刀上不但连一点血迹都没有，而且还沾满灰尘，因为之前柴刀一直放在储物间里。另外，那把刀的刀背上有金属箍，砍伤死者的柴刀上却没有。”
“刀刃上连一点儿血迹都没有吗？”
“没有。”
“鲁米诺反应[鲁米诺(Lumind)，或称发光氨，一种发光化学试剂，与适当的氧化剂混合后会发出引人注目的蓝光。法医学上使用鲁米诺来检验犯罪现场的血痕。]呢？”
“当时乡下的警署还没有开展这类科学式调查，因此并没有这类记录。不过到了二审的时候，起诉书上又变成我丈夫是在自家的水池里清洗的凶器，他们还在我家的水池和浴室里检测出了鲁米诺反应。”
“那么，他们最后是以什么事由起诉的呢？检察官到底说你丈夫是在哪里清洗的柴刀？”
“在北上川。”
“北上川啊？那里的鲁米诺反应检测结果如何？”
“自然是没有反应了。所以后来警方又一口咬定不只柴刀，或许衣服也是在家里洗的。”
“你丈夫的衣服上也没有血迹吗？刀刃上没有血迹这点我倒还能勉强理解。”
“外套上沾有少许——”
“有啊？”
“但那不是人类的血。”
听到这里，吉敷已觉得兴味索然。之前他一直把对方当做正常人对待，巨细靡遗地询问案情，没想到她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衣服上有血迹，却并非人类的血……
“不是人类的血？”
“没错。而且量非常少。”
“这不是多少的问题，衣服上确实沾有血迹，没错吧？那么，你觉得那是什么血呢？是不是人类的血，只要一化验就知道了。你们当时没有要求化验吗？”
“一审和二审的时候根本没工夫去弄这件事。当时我丈夫已经俯首认罪，律师正为精神鉴定的事忙得不可开交。直到最终审判的时候，我开始主张丈夫是无辜的，这才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这样的处理方式确实有够糟糕的。不过那件染血的外套可是证物，最终审判的时候应该在法庭上出现过吧？”
“没出现过。”
“没有？”
“是的。”
“你们有没有要求警方出示？”
“当然要求过，但对方一口咬定没有。很明显，那些东西不在警察手上就在检察官手里，只是他们藏着不肯拿出来罢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那可是很重要的证据啊。”
吉敷叹了口气。连杀三人的嫌疑人的衣服上沾有血迹，她却说那血并不是人类的，而是碰巧沾上了其他东西的血……这世上哪儿有这么凑巧的事。
“不过话说回来，一审和二审的时候没有提出出示证物的要求，这可是你们的失误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可当时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既没钱，又没有法律知识，对法庭审判一无所知，加上律师又跟我们说了那样的话。”
“那天你丈夫是几点到家的？”
“记得大约六点吧。”
“会不会你丈夫确实杀了人，只是你这个做妻子不知道？”
“这绝不可能。我丈夫向来办事谨慎、胆小懦弱。”
“你刚才是不是说过你丈夫有不在场证明？”
“对。”
“什么不在场证明？”
“我丈夫说，他在北上川河边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孩。”
“在北上川河边？小孩？”
吉敷瞬间无语。如此一来，不就可以证明恩田幸吉的确曾在北上川清洗过凶器吗？
“但直到最后，那孩子也没在法庭上露过面。”
“你丈夫是六点左右到家的吗？”
“是的。”
“那他是几点出去的呢？”
“大概两点左右吧。那天他在家里吃的午饭。”
“两点出门、六点回家……那么，从你家到伐木场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走路的话，一个小时左右吧……”
“两点到六点这段时间出门在外……除此之外的时间里，你们夫妻俩一直在一起吗？”
“一直在一起。我们要准备店里的事。”
吉敷已渐渐失去了与她交谈的兴趣，就算换由自己来负责这件案子，估计也会对恩田起疑。这女人不过是在死钻牛角尖罢了。她丈夫之所以认罪，并非严刑拷打所致，而是他的确杀了人。虽然妻子一直坚持，但实际上丈夫却已死心。这所有的一切，或许全都是由妻子的盲目信任而起。
“我也曾经拼命寻找过我丈夫在河边看到的那个孩子，但最终还是没能找到。不过对方毕竟是个孩子，就算找到了，法庭也未必会采信他的证词，就连对方是否还记得那件事都不好说。”
“从两点到六点的那段时间，你丈夫去了河边和其他哪些地方？”。
“就在河边。”
“一直都在吗？”
“是的。”
“当时可是十二月啊，盛冈的十二月，大雪纷飞啊。”
“那天正好雪停了。”
“总而言之，那天他出门了四个小时，但并没有携带菜刀或柴刀，是吧？”
“柴刀没带。”
“菜刀……”
“他带着菜刀。”
多说无益，吉敷站起身。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正常，恩田幸吉并没有蒙冤。案发当日，恩田带着凶器离开了家。而回家之前，他先到北上川去了一趟。带着沾血的凶器到水边，不清洗还能干什么？有没有遇到小孩根本不成问题，这件案子缺乏冤案的基本条件。
“我还有工作要做，得先告辞了。”吉敷说道。他手上的确有事要做。
“请您稍等一下。”女人说道，“您不相信我说的话，对吗？”
“倒也不是不相信……”
“不是不信，那又是什么呢？”女人穷追不舍。
“至少你丈夫当天是拿着菜刀出门的吧？”
“现场的情况决定根本不可能用菜刀杀人。”女人说道。
“现场的情况如何呢？”
“死者的妻子阿岁独自一人惨死在家中的和室里，身上有多处利刃造成的伤口，浑身是血。”
“造成伤口的凶器是什么？”
“是菜刀。”
吉敷叹了口气。他实在搞不懂，这和检察官的主张到底有什么矛盾。
“但是，她丈夫民夫却死在家门外的雪地上。雪地上血迹斑斑、延续不断，拖了很远的一段路。”
“你的意思是，死者带伤走了很远一段路？”
“听说是的。据说他死时怀里还抱着女儿弘子。”
“他大概是想拼死保护自己的女儿吧。那个叫弘子的女孩儿情况如何？”
“那孩子也被杀了。”
“哦，真够残忍的啊。这一次的凶器又是什么？”
“也被人捅了无数刀，估计凶器也是菜刀吧。”
吉敷又点了点头。不管怎么说，凶器都是菜刀。
“不过，民夫的头不见了。”
女子说得十分平静，吉敷却不由得精神一震。
“什么？”
“抱着女儿死去的民夫，没有头。”
吉敷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菜刀是没法把人头砍下来的。”女子说道。
6
“那……死者的头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嘛……至今都还没有找到，仿佛彻底消失了一样。要是能找到的话，或许还能查明些情况，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吉敷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尸身上没有头……当时警方对此是如何解释的？”
“什么如何解释的？”
“凶手为什么要砍下死者的头？”
“警方对此未做任何说明。”
“什么都没说吗？”
“这件事估计他们连想都没想过。”
“怎么会！这种事根本不可能。”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吉敷心里已能猜出个大致情形。他以前曾参与过分尸案的调查，一说到分尸的理由，总会以一句“便于搬运”来敷衍，参与搜查的其他人也不会去深究原因。
“律师是怎么说的呢？”
“律师根本就不考虑这件事。我曾经和本井律师详细说过这事，结果却被他取笑了一番。后来这起案子在盛冈有些名气了，不少人这样那样地说了一大堆，或许该说是推理吧。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本井律师都会说：‘外行人，瞎说什么？这可不是在玩侦探游戏，白痴！’根本不把那些人的话放在眼里。”
诚然，警察在与普通人打交道时，普遍存在一种高人一等的想法。吉敷自己也一直被这种想法困扰。如果案件本身再多少带点离奇色彩，事件本身比较繁复纠结的话，调查时便会觉察到外行们跃跃欲试的倾向，并选择有意识地无视。身为警察，一旦遇到情况与前例有异，哪怕自己主观不想，也会东拼西凑地找些理由来否定。但吉敷一般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对疑点进行深究，而且无一例外地收到了实效。
“你怎么看？觉得这一点重要吗？”
女人如此问道，不知她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种事怎么可能不重要？吉敷甚至觉得这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信息。不过吉敷如今已成熟了不少，虽然心中这么想，却不会坦白说出“当然重要”这种话。尽管他并不认为对这件事抱有兴趣会是不成熟的表现，但身为警察，他总觉得自己应该和嫌犯的妻子保持一定距离，不能随便站到对方那条战线上去。
“话说回来，检察官当时是怎么重现犯罪过程的呢？恩田……不，你丈夫用菜刀捅死了三个人，然后——我不清楚事情发展的顺序究竟如何，不知道你丈夫是什么时候砍下河合人头的，反正就是把死者的头带走了，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吧？是这么回事吗？”
“差不多吧。事实上，检察官当时并没有提这件事。”
“案情陈述和起诉书里都没有提过吗？”
“是的。”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想起诉被告，检察官必须重现犯罪过程。这起案子是一起无头杀人案，如果人头的去向暧昧不明，就无法证明其罪行。”
“我刚才说过，当时我丈夫已经认罪了。”
“哦……自供书里都说了些什么昵？你丈夫说他把人头弄哪儿去了？”
这一点同时也是衡量自供书可信度的方法。如果犯人在自供书
里准确说出了人头在哪儿，那这通自供是被逼写下的可能性便可以消除了。那是唯有真凶才知道的秘密。
“我刚才说过，当时警方对我丈夫严加拷问，一会儿让他说埋在了这儿，一会儿又让他说埋在了那儿。整整两个月，警察每天带着他在姬安岳里来回转悠。每次发现可疑地点，他们都会说是我丈夫说的，然后就到处挖。他们不知在山里挖了多少坑，基本把推测的那条我丈夫从现场逃回家的路线挖了个遍。当时当地市民群情激愤，嚷着要警方尽快将如此残暴的凶手缉拿归案，他们就连忙逮捕了我丈夫，想拿他来顶罪。案子之所以一直拖到第二年的三月才开始审理，就是因为找人头花费了不少时间。”
“那后来找到了吗？”
“直到最后都没有找到。”
“没找到啊……那后来怎么办了呢？”
“眼见如此，那些警察又推翻之前说我丈夫将人头埋在山里某处的说辞，转而改口声称我丈夫拿着人头下了山，扔到了北上川附近，之后人头被山里的动物叼去了。最后在法庭上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不过案情陈述时，他们还是没有提这一点。”
“判决书上是怎么说的呢？”
“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里都没有提人头的去向。”
“被忽略了吗？”
“是的……他们应该全盘接受了检察官的话。”
这种事的确很普遍。地方法院审理案件时会偏向于检察官的意见。尽管出于特殊立场，吉敷不能对此事进行批判，但若从个人角度出发，他也不喜欢这样的倾向。别的刑警怎样吉敷不清楚，他自己希望看到公正而谨慎的法庭审理，不想看到为了迎合检察官，连案子都没彻底查清就下定论的黑色判决。
“他们说人是在五点前后被杀的，对吗？”
“是四点前后。”
“四点前后？你丈夫提着人头下了山？”
“对，那时候天还亮着，跟大中午似的。”
“如果手里提着人头，会被人看到的吧。”
“确实如此。但是，警察说或许我丈夫当时把人头装进袋子里了。后来还把家搜了个遍。当然，最后只是空手而归。”
“目击者是怎么说的呢？”
“二审时才出现的目击者并没有提到人头或袋子之类的事。”
“镇上的人又是怎么说的呢？有没有人说曾经看到你丈夫回家？”
“没有。只有我丈夫说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孩，但那孩子没出现。”
“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在从杀人现场回家的途中，没有人看到过你丈夫？”
“没有。不过我丈夫可没有杀人，他不是从杀人现场回来的！”
“是我失礼了。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盛冈真的那么荒凉吗？”
“差不多吧。我想可能遇到过，只不过对方不愿出面。加上一审二审的时候没这个必要，警方就没去寻找。”
“哦……这件事就这么搁了二十年……”
“是的。事到如今，当年的目击者根本无从找起，如今盛冈那边都几乎没人记得这件事了。”
的确如此，吉敷就从未听人说起过恩田事件。
“或许那些目击者的记忆也都淡薄了吧。”他感叹道。
“是的。二审的时候目击者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毕竟过去十三年了。为了避免被指控做伪证，他们就一味重复自己在一审时的证词，可他们全都遭到了检察官的威胁啊！”
“那种事你未必能理解。”吉敷说道。
“啊？”
“证人的心理，你未必能明白。”
恩田的妻子沉默了，虽然看起来她似乎想说些什么，最后却还是忍住了没有开口。不过她应该只是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吉敷起争执，并不表示她同意了吉敷的观点——她也丝毫没有同意的样子。
“凶手既然砍下了死者的人头，就应该有这么做的理由。”吉敷思考了一番，说道，“凶手不可能只是为了恶作剧就把死者的人头砍下带走。一定有他这么做的理由。”
吉敷并没有加一句“对吧”来征求对方同意的意见，这也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一切都由自己一肩承担，从不寻求他人的意见。就算别人能帮忙出主意，最后的判断也还得由自己来下。
吉敷想了想，接着问道：“有关人头的问题，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没有提过半句？”
“他们什么都没说，甚至没有人注意这件事。他们只管结果。”
“结果？”
“嗯……”
“那关于脖颈上的断面他们是怎么说的？”
“说是用柴刀砍断的。”
“哦，他们肯定吗？”
“听说当时九州那边刚好发生了一起用柴刀砍断死者手臂的杀人案，负责那起案子的大学老师也参与我丈夫这起案子的尸体鉴定工作，他说那样的伤口很可能是柴刀造成的……”
“只是说可能性很大吧？”
“是的。不过，那位老师说凶器上应该没有金属箍，而我家的柴刀是有金属箍的。”
“那么被害者……记得是叫河合，对吧？他们家没有柴刀吗？”
“不清楚。我想应该有吧，毕竟是在伐木场。”
“可是检察官说从你们家储物间搜到的柴刀才是凶器，是吧？”
“是的。他们说那把不知多少年没人用过、上边沾满灰尘的柴刀是凶器。”
“凶器上沾满灰尘，还没有血迹，这些疑点你们就没反应过吗？”
“没有……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都一直在争论精神鉴定方面的事。”
“这可不妙啊。”吉敷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寻思冤案往往都是这么产生的。“当时，律师是想通过精神鉴定来达到减刑的目的吧？”
“没错。他说所谓审判，只要刑警和检察官的意见达成一致，法官便无法违逆了。反正现在判决是由警方说了算，那还不如求法官网开一面，明确表现出愿意改过自新的意思。尤其我丈夫已经坦白了罪行，目前的情况极为不利。本井律师在一审时就对我说，想要救你丈夫，眼下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吉敷不由得沉默了。那些被自己送上法庭的被告，大部分罪行确凿，很多时候他都在想，这种案子法官直接判决就行了。
因此大部分案件审理时，他都不会对律师的辩解提出异议。但说实话，这样处理获得减刑的并不在少数，其中甚至有情节十分恶劣的案件。
不过这种事无法直接告知法官，更别提和律师谈判了。如果遇到手头同时有三四十件公诉案等待处理的律师，更会直接认定所有刑事案件都是检察官和刑警送来的被告干的。这样一来，冤案的发生就无法避免了。这一点吉敷并不想否定，也正因如此，法庭审判才设有三审制度。
但事实上审判只有两次，没有特殊情况，最高法院是不会重新把整个事件梳理一遍的，充其量只会核查一下之前的审理过程有没有违反法律；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以及得出该判决的过程是否与之前判例有显著差异。以这种形式完成的审判，基本上很难再改变了。当然，这也是在假定恩田事件确有冤情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
就在吉敷前思后想之时，恩田的妻子突然问道：“你是位刑警吧？”
7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吉敷反问。
“之前我曾和许多人说过我丈夫的案子，不光律师、检察官，还有刑警。你不像只是对案件抱有兴趣，而且说话方式和想法与众不同。此外，你似乎认识刚才的峰胁。”
峰胁指的就是主任。虽然吉敷并不想刻意隐瞒这件事，但如果让对方知道这一点的话，或许会有些不利。
“难道我说错了？”
“没有。”说完吉敷感到有些尴尬，连忙接着问道，“记得你刚才说你现在有个请求，到底是什么？”
恩田的妻子陷入了沉默。她轻轻地把石椅上的包拖到身旁，把手伸进包里，缓缓抽出一块夹有一沓白纸的板子递到吉敷眼前。
“就是这个。”
只见纸上印着一条条细细的横线，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签名板啊……”吉敷喃喃道，“你是在收集签名吗？”
女人嘟哝了一句“是的”，又点了点头。
“这样的忙，我想……”
说到一半，女人忽然打住了。她似乎突然很想哭，为了强忍泪水才打住话头。吉敷叹了口气。虽然他很希望自己能帮上点儿忙，但签名这种事他不可能做。
“重审申请进展如何了？”
“已经到高裁了。”
“东京的高裁？”
女子点了点头。原来如此，难怪刚才会在法院大楼里看到她。
“情况如何？能赢吗？”
“嗯，这次的律师很能干。”
女子慎重地回答道。
“事情能成吗？”
“我们现在缺少有力的证据。之前审判时从未出现过的全新的证据。毕竟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证据很难找。再这样下去，搞不好会打不赢这场官司。所以，我就想到了签名……”
原来，这就是她独自一人跑到这里、冲着空无一人的广场发表演说的原因。估计她现在无法一个人安静地待着，就想出了征集签名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办法。
可惜周围没有一个听众。可能正因如此，她才说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
“我不能给你签名。”
吉敷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她。或许她心里早已明白，但吉敷还是要说明，这令他感觉很难受。
“正如你所说，我是名刑警。”
听吉敷这么一说，女子一脸怅然地说了句“果然”，脸上不见丝毫笑意。
“那么刑警先生，你相信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吗？”女子问道。
吉敷苦笑了一下。
“我吗？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很聪明，如果你相信我说的话，事情说不定会有好的转机。”
恩田的妻子一脸严肃地说道。这令吉敷苦笑不已，若要形容得再形象点儿，完全可以说他差点儿就扑哧乐出声了。
“这你就大错特错了。很抱歉，这件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我相信你丈夫蒙受了不白之冤，也没有能力去做些什么。所以，对太太你来说，我这个人帮不上任何忙。”
吉敷与其他刑警有些不同，就算有人理解，也会觉得自己是樱田门里最没意思的刑警。带着自嘲，吉敷心里如此想着。
“这样吗？”
“是的。”
吉敷简单应了一句。
“那……能帮我给峰胁带句话吗？”
“给主任带句话？什么话？”
吉敷半带苦笑地问道。要说目前所知的最不喜欢助人为乐的人，
恐怕就要数这位主任了。
“就说我希望他到时候能够出庭作证。”
“你说什么？”吉敷大吃一惊，“你想让主任出庭作什么证？”
“证明警方当年违法逮捕我丈夫，并且严刑拷打，逼他写下供词。”
“啊，这话什么意思？”
吉敷的神经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当年闯进我家带走我丈夫的人就是峰胁。昭和三十三年，峰胁还在姬安署任职。”
吉敷默默倒吸了一口凉气，尽量不引起对方的注意。原来主任出身盛冈啊！说起来，以前似乎听说过他是从东北地区来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样的话，事情就不难理解了。刚才目睹的主任和恩田妻子之间的摩擦，主任称之为“别人的案子”，还痛斥自己“凑热闹”。然而事实上，这就是件不折不扣的“主任的案子”。
令人震惊。
“主任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吧？”吉敷问道。
“当年他刚满二十。年纪轻轻，却盛气凌人，总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不把嫌疑犯当人看，整日忙着争名夺利。我丈夫总说，他恨不得把姬安署里的刑警全都杀光，但他最恨的还是峰胁。每次看到他，就会让人气不打一处来。”
吉敷硬压着自己没说一句话。只要有人说起那个人的坏话，吉敷就会在不经意间和对方产生共鸣。他那种令人发指的强硬态度，即便在已经失去了退休资格的现在，依旧没有丝毫改变。看来，他那个人打年轻时便是如此。不，或许他正是想到如果不趁年轻好好发挥一下，今后也别想出人头地了。
“后来听我丈夫说，当时的警方虽然肆意妄为，但在认定凶手这件事上，刚开始署内还是有一些反对意见的。毕竟既没有证据，也没有动机。就是那个人说服周围人，让他们沿着这条路查下去。逼供的时候，打我丈夫打得最凶的也是他。当时他还扬言，说他们当刑警的有第六感，愚笨的普通老百姓就算想破脑袋也瞒不过他们。还说他们是受天皇任命的，跟我们生来就有所不同。那家伙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都要把我丈夫定为凶手，还跟他的前辈说不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吉敷眼前仿佛出现了当时的情景，主任那个人的确会干出这种事来。
“在把我丈夫送去检察院的车上，他还在不停地威胁，说如果敢在检察官面前改口，就立刻把我和孩子也抓起来，我们这一家子休想逃脱什么的。峰胁其实是害怕，怕我丈夫在检察官面前说自己是受刑不过才屈打成招的。”
吉敷心想这可未必。在这种事情上，检察官和警察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彼此心知肚明。
“得知检察院将起诉的消息之后，姬安署的刑警们跑到酒馆里喝了一顿庆功酒，峰胁还受到了表彰。一审时我丈夫被判处死刑，峰胁因此获得奖金和奖状。把我们这些无辜的人推到地狱的深渊，那家伙却得了奖状和奖金。警察简直就是疯了！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儿？警察的职责难道不是守护市民的安全吗？一帮畜生！”
恩田之妻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颤抖。
吉敷默不做声。对方的愤怒不难理解，但被警方送入监狱的嫌犯也并非全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其中大部分确实是罪有应得。要是这世上没有刑警，状况会更可怕吧？
“后来峰胁凭借同样的强硬做法一口气走到今天，如今他终于成为东京警署搜查一课的主任了。”
这一点吉敷很清楚，他早有耳闻，警察队伍里确实有许多这样的家伙。其中的典型便是静冈署的便山，他曾受过六十次表彰，甚至还拿过法务大臣奖，不知曾把多少名罪犯送上静冈地方法院。但要说那些人中实际上有多少真的犯了罪，可谓凤毛麟角。
对他心存怨恨的人不计其数，便山却有一番自己的道理和正义准则。只不过退出警界的他过得凄凉无比。
“如果峰胁愿意出庭，在庭上说明昭和三十三年逮捕我丈夫时的情况，我想，重审的大门便会敞开。”
或许她说得没错，但这件事就算说破天也是不可能的。除非峰胁精神失常了，不然休想让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当年的恶行。
“能有劳刑警先生你想想办法，说服他吗？如果你能帮我这个忙，我这辈子都将感激不尽。如今我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估计也没多少时日可活了。”
“姬安岳那边的警署不是曾因此案表彰过主任吗？如此一来，这件事可就是关系到整个警署面子的大事了。何况后来主任还出人头地了。而且，他在负责处理暴力团伙案件的时候，确实做出过不少实绩。他那样的人，有时会因为对象不同而变成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吉敷感叹道。
“这么说，我们不就走投无路、只剩绝望了吗？难道我们只能抱头痛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生就这样耗尽吗？”
“其他人姑且不论，主任这条线肯定行不通，这一点再明显不过。就算你把他杀了，他也不会答应你的，你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别的办法？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吉敷陷入了沉默。办法不但有，还不止一种。如果对方开口询问，吉敷就会告诉她。不过这么做是否合适？在此之前，吉敷想先弄清恩田是否真的受了不白之冤。要是恩田确是真凶，自己帮助他的妻子，就等于是在帮罪犯逃脱惩罚。
“你丈夫现在在哪所监狱？”
“小菅。”
“什么？他在东京？”
吉敷大吃一惊。
“是的。”
吉敷心想这下可麻烦了，这样一来，只要自己有想帮忙的想法，不就随时都能去见恩田了吗？一旦对案件有了兴趣，就会忍不住跑去见恩田，吉敷很清楚自己的脾气。
这是件极为危险的事。如果去见恩田的事传到了主任的耳朵里，自己和主任之间的矛盾就会激化，甚至有可能发展到递交辞呈的地步。其实这些都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要是自己也开始认为恩田是被冤枉的，情况会如何呢？应该会协助他们营救恩田。如此一来，递交辞呈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不管怎么做，都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做。想必在谁看来都是这样吧？如今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贯彻“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宗旨，才是上上之策。
8
“你还有个儿子，是吧？”带着几分挑衅意味，吉敷问道。
“嗯。”恩田之妻用阴暗低沉的声音应道。
“你儿子现在情况如何？”
“他把我们之前在盛冈开的那家烤肉串店改造成了一家卡拉OK店，如今和媳妇一起经营着。”
“还顺利吗？”
“你是说店里的经营状况吗？”
“嗯。”
“还算不错吧。”
“那么，你儿子理解你的这种行为吗？”
“他根本无法理解。他把我当疯子，连店门都不让我进。”
“哦？你该不会跑到儿子的店里去演说、征集签名了吧？”
吉敷这句话听起来极为讽刺，恩田之妻一言不发，从她的这副样子来看，估计恰巧被自己说中了。
“你这么做是为了救出他父亲，连他都不能理解你的话，也太令人伤心了。”吉敷安慰道。
“其实他心里也是左右为难。他怕老婆跑回娘家去，才这么小心翼翼的。”
“哦，原来反对你这么做的人是你的儿媳啊？”
“是儿媳的父母反对。”
“哦，原来如此。”
说完，吉敷点了点头。
“当年结婚时，女方家长就极力反对，是我儿子死皮赖脸把儿媳娶进门来的。”
没想到杀人犯一家，连儿子结婚都有这么多麻烦。看来人们最关注的还是面子问题。吉敷再次苦笑，想必女人心里也很明白。既然如此，为了自己的儿子，她就不能稍微收敛一些吗？
“可是亲家说的话明明就前后矛盾。不就是因为他们说不想让女儿嫁给杀人犯的儿子，我才想尽办法、要在法庭上证明我丈夫的清白吗？结果现在又逼我停止这种活动，否则就要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家去。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很明显，她的亲家并不关心事实究竟如何，他们担心的只是颜面问题。
“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是在一审的时候吗？”
“不不，在那很久以后了。当时法庭已经判决，我正在筹备二审的事。结婚那年我儿子二十八岁，也就是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