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怀着抑郁的心情，吉敷独自一人在东京看守所的会面室里等待着恩田幸吉。尽管这种心情近似愤怒，但吉敷本人却并不觉得自己是在生气。他已经坐在坚硬的破椅子上等了很久，不过此刻的心情与此并无半点关系。
或许是为自己最终还是到这里来了而生气吧。自己总是这样，不管过多少年也长不大，因此产生的怒气可谓刻骨铭心。事情还不仅止于此。怒气不过是感情的一部分，绝大部分还是身为警察，面对冤假错案时那无以宣泄的愁绪。
此刻，自己心中的那份正义感失去了依靠，开始不停空转。吉敷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是一种绝望。自己究竟为什么这么做？为了谁这么做？这么做只会给同事增添麻烦，甚至让他们深陷于不幸之中。可自己又不能坐视不管。这分明是一种不称职。
自己接下来准备做的事，绝非是一名警察该做的。将一件已经定案的案子推翻，这种行为是警察的禁条。不管最终得到的结论如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决定结果的是法院，不是自己。在前方等待着的只有无尽的责难。至少同事中是不会有人为此感到欣喜的。这是一种应当立刻停止的愚蠢行为，没有丝毫意义。这样的想法存在于吉敷的内心最深处，令他感到焦躁不安。远处仿佛有人在轻声低语，告诉吉敷现在还来得及，叫他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回樱田门去。
然而，吉敷的身子却不听话，依旧端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忍受着冷汗直流的焦躁感觉。吉敷自己很清楚，这不是单纯的正义感，这是怠惰。自己是个懒汉，丢开工作跑到这里，为的不是解救恩田。只因为偶然和他的妻子相遇，对他的事稍稍有些不安，便想亲自见见被告，直接与他谈谈，确认一下他是否有罪。仅此而已。只要确定那家伙是个杀人犯，自己就能安心地回去工作了。仅此而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目的。
“犯人带来了。”
耳边响起一个年轻警官的声音，说完对方站到了一旁。
吉敷振作了一下精神，抬起头来等着。
一位身形消瘦的老人一边向吉敷点头致意，一边走进屋里。首先映入眼中的是对方那一头蓬乱不堪的焦枯灰发。白发散布其中，就像一堆灰色的杂草。遍布褶皱的脸上布满老人斑，毫无活力可言，看上去如同一个半死之人。
吉敷吃了一惊，脑中瞬间一片空白，他从未想过恩田幸吉竟然是这样一位老人。不过转念一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恩田生于大正十五年，今年七十一了。看到如此年迈的被告，会直观地感受到日本审判之漫长的残酷。恩田事件算是尤为突出的一例了。
恩田的眼睛很小，像深埋在眼睑周围的皱褶中似的。尽管身上的衣服还算干净，但整个人却给人一种污秽不堪的感觉。遭到长期关押的人身上大概都会沾染上无论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的污垢，这一点在恩田身上的表现非常明显。
“请坐。”
吉敷示意对方在面前的椅子上坐下。面对的是这样一位老者，还带着一副可怜相，吉敷不禁收起平时面对被告时的惯用脸孔，措辞也友善了不少。在看守所里，犯人是可以穿私服的。因为他们目前还不是真正的囚犯，可以自由地用钱，只要想，完全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一点与监狱的规章不同。然而，眼前的恩田却穿了件松松垮垮、睡袍似的衬衫，外边披着一件皱巴巴、脏兮兮的羊毛衫，下身则是条两侧带有白线的绛紫色运动裤。全身上下都脏兮兮的，裤子两侧的白线上布满斑斑点点的黑渍，和躺在上野和新宿地铁站里的流浪汉没有丝毫差别，没准换上狱服的话，还会强一些。
恩田步履蹒跚地走过来，先用手抓住椅背，之后颇费了一番力气才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身体还好吧？”
这句话脱口而出，吉敷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问起这个。
“很糟。”恩田立刻回应道，“不光有糖尿病，十二指肠也有些问题。这两天连腿脚也不怎么灵便，走路都困难。”
长年待在看守所里的人大都会因为运动不足而患上各种各样的疾病，尤其表现在腿上。按规定，每日是有一定运动时间的，但多数收监者拒绝出去运动，喜欢终日独自一人坐在牢房里。尤其是高龄犯人，会比在社会上自由生活的老人更早就无法行走。
“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疼，眼睛也不大好使。”
吉敷沉默不语，静静地听着恩田讲述。尽管心里很想对他说句“加油”，但目前自己的立场不允许他这么做。
“阁下是刑警？”
恩田用低沉嘶哑的声音问道。
“是的。”吉敷回应道。
“我还以为是检察官呢。”恩田嗫嚅着说道，“那……您找我这个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囚犯有什么事昵？”
“我见过您太太了。”吉敷开门见山地说道，说完偷窥了一下恩田的表情。然而听到对方提起自己妻子的恩田，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当时她独自一人在日比谷公园里发表演说。在那之前，她还在咖啡馆里和搜查一课的峰胁主任发生过口角。”
恩田缓缓点头，双眸变得湿润。不过他原本就这副模样。他依旧没有接下话茬。
“之后，我和您太太稍稍聊了两句，她跟我讲了有关这件案子的事。我因此萌生想和您当面聊聊的想法。就像现在这样。”
“为什么？”恩田立刻问道。看他那样子，仿佛觉得眼前的刑警是个多管闲事的麻烦人。吉敷碰了一鼻子灰，心想看来这位老人心中隐隐藏着一丝怒气呢。
“刑警先生，您想和我这个已被判处死刑的人聊什么事儿呢？事到如今，您到这儿来是想问些什么呢？调查期早已结束，四十年前就已然结束了，还有什么好问的？”
被对方这样一问，吉敷也只能沉默不语。对方说得一点儿没错。事到如今再去询问案情，只是徒劳，无济于事。这是自找麻烦，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吉敷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之前没对案情做过整理，纯粹只是来随口问问，想确认一下恩田是否是罪犯。再说得具体些，其实只是想亲自确认对方就是罪犯。吉敷并不想把整件案子推倒重来，他认为这种事情只要看看对方的眼睛就能做出判断。没想到事实并非如此。看着眼前这位老者的眼睛，吉敷却依旧感到茫然。什么感觉都没有。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之前积累下来的经验，此时竟然完全派不上半点用场。
该怎么办才好？问还是不问？吉敷稍稍犹豫了一阵，如果不问，这样那样地打圆场，解释自己来此的原因也挺麻烦。于是，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开口说道：“河合民夫一家三口，是你杀的吧？”
恩田闻言耷拉着脑袋冷笑不止，这样的动作令吉敷不解。这时，正笑着的老人突然咳嗽起来。
对方的咳嗽持续了好一阵子。尴尬的吉敷突然感到一种无力。那是一种在面对嫌犯时从未体验过的、近似于全身虚脱的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觉，吉敷自己也不甚了解。他觉得老人与自己之间似乎隔了一堵厚厚的墙——那是一面构筑长达四十年之久，名为“时间”的墙。而且没那么简单就能消除。“恩田事件”一审的时候，自己还不过是个孩子，吉敷凭直觉认定对方似乎是在嗤笑这一点。
“都这时候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四十年里，我一直不停地说这件事。刮风也好，下雨也罢，每天不停地说。判决书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还有什么好问的？”老者抬起头说道，声音中还残留着咳嗽之后的痛苦喘息。
“是不是你干的？”吉敷再次问道。既然开口了，就一定要问出个最终结果来。
“是不是又能怎样？你会相信我说的话吗？你只是一名刑警，知道了又能如何？”
“是不是你干的？”吉敷不放弃地追问。
恩田猛地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瞪着吉敷的脸，之前的笑容已消失无踪。
“怎么可能是我干的？！”
恩田的声音中包含着愤怒。吉敷一眼就看到，他那周围布满皱纹的眼眶里已泪水盈盈。因为碌碌无为、无端丢掉了四十年时光而产生的愤怒，使他的肩膀和下颚颤抖不止。
“不是你干的啊……”
吉敷毫无意义地重复着对方的话，沉思着。仿佛被对方的声音和气势所压倒，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恩田的反应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与吉敷的预想不同，正因如此，吉敷才会感到难以应对。
“你要是真想听，我就说给你听好了。不过说了也没有任何意义，那件事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了，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昭和三十三年十二月九日，我一下午都在北上川河畔。虽然中途稍微离开了一两分钟，但都在距离不远的地方，可以说，我一直待在那里。”
“你的意思是，你有不在场证明……”
“嗯，没错。我有不在场证明。”
“有人能替你证明这一点吗？”
老人哼了一声。
“如果能有人能证明的话，我也就不必吃这么多苦头了。寒冬腊月的，哪有人会跑到冰冷的河畔去挨冻？”
“没人能证明，是吧？”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那天我在河边杀鸡，有两个小孩一直在旁边看着。”
“也就是说，曾经有人在那里看到过你？”
“可惜是两个孩子，后来我们曾到处找过那两个孩子。不光我老婆，还有律师和支持我的人，全都去找过。但毕竟距离案发已经过了三十年，最后还是没能找到。而且对方当时还是孩子，小孩的话，也没办法相信。”
“也不是小孩的话就不能相信，只是没有找到，那就没办法了。当时那两个小孩大概几岁？”
“六七岁吧，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你是否还记得那两个小孩的长相、着装之类的？”
“我只记得那个女孩长得挺可爱，感觉像个城里的孩子。身上穿着红色的衣服。那个男孩子则是一身黑衣。他们两人我之前都没见过。”
“你当时和他们说过话吗？比方说，有没有问过他们叫什么名字，或是住在哪里之类的。”
“话倒是说了几句，不过没聊什么。只是‘喂喂’地打了几声招呼，然后就是‘不可以那样’这类的话。”
“名字和住址都没问？”
“没有，那两个孩子看起来像是其他镇上的。一脸好奇地看我杀鸡。如果是住在附近的孩子，是不会觉得杀鸡这种事有多稀奇的。”
“其他镇上的孩子啊……”吉敷喃喃说道。
这一瞬间，他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恩田之妻所说的话，与这句话联系到了一起。
“恩田先生，当时你身上穿了件长外套，是吧？”
“嗯，没错。那天虽然天气晴朗，但一直待在外边的话也挺冷的。”
“是鸡血吗？沾到你外套上的血，是鸡血吗？”
估计因为之前已经在法庭上讲述了太多次的缘故，恩田的回答听起来有些漠然。
“没错，是鸡血。”
语调冷漠平静，无法从中感受到半点感情。
2
“鸡血？你确定吗？”吉敷问道。尽管恩田表现得极为漠然，但对吉敷而言，却使他坚信恩田就是凶手的理由开始崩溃。
“确定……”
恩田投来厌恶的目光。
“那不是人类的血？”
老者的面容歪斜扭曲起来。
“怎么会是人血？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我的外套上怎么可能沾有人血。我自打出生以来连架都没打过。不过来到这里之后，倒变得会跟看守打架了。”
“当时你的外套上沾了不少鸡血吧？”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那件衣服是深灰色的，就是之前有个美国演员曾在某部电影里穿过的，后来就流行起来了。是一件长外套，颜色接近黑色，染上血也看不太清。想来应该沾了不少吧，之前我在河边杀过好几次鸡，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应该沾了不少。”
“你每次都是在北上川河畔杀鸡吗？”
“没错。”
“总是在同一个地方？”
“不，这倒不一定。虽然每次都稍有不同，但常去的也就四处地方。有的离家比较远，有的离家比较近。”
“为什么每次都要换个地方呢？”
“这个嘛……因为杀鸡毕竟算不上什么好事，我想避开路人的目光。但有时鸡的只数太多，没法儿到远处去。还要在水边，因为要把血洗干净，最好还能宽敞点儿。这么一来，符合条件的就只有那四处地方了。”
“案发当天呢？”
“去的是离家较远的地方。”
“那件沾血的外套后来到哪儿去了？”
“律师曾经找过，但哪儿都找不到。”
“检察官说那上边的血就是河合民夫一家三口的血？”
“是的。”
“还安排鉴识科的人调查了那件外套，证明是人血？”
“嗯，差不多吧……也不知道到底调查过没有。”
“有没有提到过血型之类的？”
“好像没提过。我不记得有人说过河合一家三口的血型，就算提过，也没有作为证据。话说回来，这件事并未引起过什么争议。”
“我听说最终闹上最高法庭时，那件理应作为证据的外套却消失了？”
“是的。”
“如果外套上沾的只是鸡血的话，那可是件不得了的证物。有了它，不光重审申请会得到批准，甚至有可能推翻原判。”
但前提是找到它——吉敷在心里说道。为了解救自己，许多人都会编造谎言，这些人的说法是不能全盘相信的。被告有充足的时间去编造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如果它不停地在脑海里浮现，久而久之，被告自己也会相信这便是真相。
“你是在最高法庭上改变证词的吧？”
恩田点头。
“为什么要改呢？”
这些事虽然已经听他妻子说过，但那毕竟是他妻子的理解，或许丈夫有其他的说法。
“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那是事实。”恩田说道。
“这么说来，你刚开始撒了谎，是吧？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实话实说呢？”
“因为当时我听信了律师的话。他说一旦上了刑事法庭，就算被告把实话说出来，也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更别提主张自己无罪了。既然已经遭到警方逮捕，检察官也提起了公诉，法官就会对案件抱有一种先人为主的观点，不会轻易相信我说的话的。聪明的话还是在法庭上老实点儿，让他们判个二十年有期徒刑。当时律师就是这样叮嘱我的。”
“而你就乖乖地听信他的话了？”
“除此之外还能怎样？我们什么都不懂，对法律更是一窍不通。除了相信律师，还能怎么办？”
“可这是连杀三人的大案啊。死的可不是一人，再怎么看，这种案子都是要判死刑的。这一点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如果不奋起抗争，是会把你拉去枪毙的。这种情况下，不管律师说什么，都应该顾不上理会吧？”
“当时我身边找不到半个能出主意的人，站在我这边的只有律师；他很耐心地对我说该怎么办，让我按他说的去做，并保证他是不会害我的。既然事情都到这份儿上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干脆就死了这条心，听天由命吧。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做了努力的。我质问他，为什么不能说这不是我干的，人不是我杀的？”
“嗯，那后来呢？”
“律师大为光火，说如果我这么说了，这件案子他就彻底不管了。要是他也不管的话，我就连个律师都没有了，只能独自一人在法庭上战斗。”
“一派胡言，纯粹诈唬人。没有律师，公审也无法展开。”
“这些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一点儿都不了解。先是刑警，接着是律师，然后是法官，这些人把我骗得团团转。我是个没知识的乡巴佬，要骗我非常轻松。每个人都用话来诓我……在姬安警署被拷问的时候，警察叫我坦白，并反复强调这份调查报告只是临时的，不会拿来做量刑的依据，真实情况等上了法庭再说也不迟。审判时我只用说一句调查报告并不属实，陪审团就能立刻明白我的主张。他们告诉我这叫自由心证主义，说或许我不知道，但现在的法官可以脱离证据、光凭主观印象判定被告有罪还是无罪，所以一定要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早早坦白说是自己干的，就会给审判团留下一个好印象。还说他和审判团的人很熟，会替我说话的，不会判死刑。他反复对我说让我放心，相信他，就算是撒谎，也要先承认人是我杀的。”
吉敷陷入了沉默。这是典型的威逼利诱，是警方在骗取嫌犯自供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利用嫌犯的无知对其进行哄骗。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取得供词。说出来虽然有些不大光彩，但必要时只能采取这类手段。不过吉敷自己从来没这么干过。
“当时我发着高烧，冷得发抖、恶心想吐，他们对我说只要我乖乖照他们说的去做，就让我穿上衣服去看大夫，又说在这儿坦白与法庭的裁决毫无干系。当时我相信了他们的话，认同了他们的指控。然而那些话全是警方编造的谎言，一审的判决书上写着‘判处死刑’，还说附带说明——‘鉴于无人会在无罪的情况下承认杀人，因而自白证词真实可信，并依此判处被告死刑。’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法官自己心里应该也很清楚，自供书是警方在审问现场用什么手段套取的。”
吉敷心想，话虽如此，但无知也得有个限度。这可是件杀人案，世上哪有明明自己没干，却甘愿承认杀过人的人？
因此，吉敷说道：“就算你最终获判了律师所说的最佳判决，那也是整整二十年的刑期啊。即便不是死刑，二十年也是极为艰辛的。况且人不是你杀的。整整二十年，又不是一年两年。不管怎么说，当时你就该把话说清楚，人不是你杀的。”
“不，当时律师跟我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不可能有办法洗脱我的嫌疑。他让我彻底死心，主张无罪是不可能得到法官认同的，即便出现奇迹，法官判处无罪，检察方也必定会申诉。就算再次在复审中获胜，他们还是会继续上诉。不管怎么说，肯定要闹到最高法院，这至少就要花上二十年，没有任何差别。不管是主张无罪，还是承认有罪、靠精神鉴定来抗争，都得花上二十年。当时他就是这样反复劝我的，告诉我还是伏法认罪的做法比较聪明。”
吉敷终于明白了，所谓的冤假错案，就是这样酿成的啊。这名律师是个弃检，也就是恩田之妻所说的检察官出身的律师。这样的律师，其实就是检察官和法院的爪牙。
“两种情况根本不一样。如果一审时被判无罪的话，首先可以解除拘留。就算检察方继续上诉，你至少可以获得自由，并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出不出庭。拘留所内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啊。”
“是啊，这些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串通一气，合伙儿把我骗得团团转。有一件事我直到今天都无法忘记。有一次，那个姓本井的律师在谈话中无意说道：‘你就别整天强词夺理、纠缠不休了，适可而止，干干脆脆地承认了吧。这种杀害无辜幼童的可怕案件，若是无法抓获凶手，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设想一下，到时候整个社会将会秩序大乱，人们将不再信赖警方，杀人狂满街闲晃，女人、孩子无法安心度日，每个人都惶惶自危，没有人愿意老实干活。如此这般，日本这个国家还怎么存在？想要继续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把凶手绳之以法。’”
吉敷一边聆听一边点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这的确是那些不懂装懂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论调，
“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这番话不无道理。但过后再想想，就让人气不打一处来。什么意思啊？话是这么说没错，可干吗要把我当凶手对待？既然知道危害大，你们就该快点儿去把真凶揪出来吧？我不是凶手，人不是我杀的。社会秩序变得混乱，责任不在我这里。胡乱抓个无辜者，硬说他就是凶手，这种行为比抓不到凶手更恶劣。我说的不对吗？”
吉敷无言以对，只能默默点头。尽管心里同意对方的说法，却不想表现出赞同的态度来。
“他当时是想说，为了让世人安心、维持社会的秩序，我就该隐忍牺牲？还是说本井他其实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这一点我实在闹不明白，直到今天也没搞明白。那时他还跟我说，依靠精神鉴定来辩护是很有胜算的，之前他也有靠这种办法顺利结案的经验。看他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别无他法的我也只能下定决心听他的话，按他说的去做了。但实际上，之前他靠这种方法打赢的不过是个很小的官司，根本不能和三人被害、震惊世人的灭门惨案相提并论。”
吉敷不禁点头表示赞同。所谓法官，就是一些时常把“震惊世人的罪行”这类字眼挂在嘴边的一群人。尽管案件的结构大致相同，但大案和小案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最高法庭上，那件沾血的外套并没被当做证据出示，是这样吗？”
吉敷把话题转回来，这才是此次谈话的关键。
“好像是的。因为最高法庭没有唤我出庭，所以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听律师说似乎没有出现。”
“这案子审了三十年之久，或许是在什么时候给弄丢了吧？”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估计那东西要是还存在，也是在盛冈警署的什么地方。但刑警和检察官都说已经处理掉了，找不到了。刑警先生，这种情况下，证物一般都保管在什么地方？如果知道的话请你告诉我。”
问这个问题时，恩田才第一次流露出哀求的表情。
3
“与已经起诉的凶杀案相关的重要证物，一般不会存放在警署中。按规定，这些东西会存放在法院里。但因为你这件案子在一审和二审时均未因这件证物引发争议，所以暂由检察方代为保管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可是，这件案子已经拖了近四十年，而且已经基本定案，估计证物都被处理掉了吧。”
听到吉敷的话，恩田垂头丧气地说道：“是吗？”
“就算那东西还在他们也不可能拿出来。整个案子已经定案，就算他们拿去烧掉，也没人能对他们说三道四。那件外套这么危险，检察方应该想尽快处理掉，留着说不定哪天遗失了，再阴差阳错地落入大学里搞法医学鉴定的老师手里，搞清楚上边沾的血其实是鸡血，并把这件事说出去，可就大事不妙了。因此，估计这条线没多少希望了。”
不知不觉间，吉敷的论调已经开始向恩田这边靠拢。不过他认为这是因为被告目前就在眼前的缘故，自己并没有认定对方是被冤枉的。这样的判断没有丝毫改变。
吉敷继续说道：“如果还在的话，应该在法院里，不过也不一定……反正还是考虑一下其他方案更现实些。虽然要提出重申请求必须拿出新的证据，但沾血外套这条线索不太可行，还是放弃吧。尽管它的确比较有力。看看其他的，只要合情合理，再小的证据也无妨。”
“之前盛冈检察审查会曾经发出公告，说恩田一案存有误判的可能，希望相关法院在审理时能更加注意。”恩田说道。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吉敷稍稍有些吃惊。
“控诉审的时候，不过法庭完全无视了，对审判也没产生任何影响。听说审查会决议这类东西没有任何权限。”
“只是些庭外意见罢了。”
“但至少是来自检察官的决议吧？”
“只要不是自己的案件，检察官可以随意发表无责任意见。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召开审查会的时候那件沾血外套有没有出现过？”
“这我就不清楚了。当时我的律师还是本井，他从来不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不过说来奇怪……控诉审的时候，你不是还在依靠精神鉴定辩护吗？还没有推翻之前的自白供述，对吧？既然如此，审查会为何会说出你有可能是清白的这种话来呢？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认为，当时他们很可能对那件外套上的血量和细节进行了科学检查。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会让他们明确做出这项决议的理由了……”
“是吗？”
“虽然不能一口咬定说就是如此，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对证物调查不足。犯罪现场河合家，墙上和榻榻米上很有可能留有凶手手印或沾血的指纹，这些都没在法庭上出现过吧？”
“没出现过。”
“那里应该没有你的指纹吧？”吉敷双眼盯着恩田的脸，问道。
“怎么可能有？那天我根本就没去过河合家的伐木场，连靠都没有靠近过。我倒是挺希望有人能提到指纹这个话题的，如此一来，就能证明我的清白了。凶手的指纹必定留在那里。”恩田睁大了充血的双眼，回望着吉敷的脸，斩钉截铁地说道。
吉敷点了点头，挪开视线开始思考。身为警察，有些话不能当着被告的面说出口，但此时他心里已十分明白，连直接证物都没有充分调查、研讨，就判处被告死刑的行为，明显存有问题。作为一个人，吉敷也觉得这样的事是不容许发生的。这相当于滥用国家权力杀死一个人。死刑是一则用司法手段下达的杀人令，绝对不能有半点不确定或疑问。
“盛冈检察审查会发出公告，意思很明显，就是提醒即便有被告的自白，也应该公开证物，以十二分的谨慎态度来审理。那份公告用的是怎样一种语调？或者，你有没有打听过审查会成员的名字？”
“没打听过。不过现在我的那位律师或许知道。”
“那位律师叫什么名字？”
“姓据井，是盛冈人。”
“知道他住哪儿吗？”
“我只记得他在盛冈的车站前开了家事务所。沿着车站前的大路一直走，过了开运桥就到了……我可以回房去找他的住址。”
“不必了。有必要的话，随时都能查到。叫据井法律事务所，是吧？”
“是的。”
谈到这里，吉敷渐渐发现，虽然刚开始认为这类工作不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可这种事该由谁来管呢？已判决的案子存在误判可能，该由谁来调查、指出失误之处呢？之后又该由谁出面请求重新审理呢？
这种事不归任何人管。案子有了定论，司法的介入便随之脱离。而检察官和刑警的工作更是早在司法介入之前便已结束，当然不能插手。也就不用说律师之流了。他们的权力本就有限，又不想对被告和死者家属进行再调查。那么，这种事究竟该由谁来做呢？
真叫人吃惊，居然找不出这样的人来。一旦被判处死刑，不管是不是冤案，被告除了静静等死之外，就没有其他路可走了。
吉敷有些迷惑，不知道该不该撒手别再管这件事了。在恩田事件上，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算合情合理。可谁能保证这一定不是起冤案呢？判的可是死刑啊！如果放任不管，一个无辜的人就有可能惨遭到国家的无情杀戮。
两人相对无言。吉敷心中纠结不已。依旧还在为自己跑来见恩田的事感到后悔，只是后悔之情不像之前那么强烈。反而有种因为之前的后悔而怨恨自己的感觉，这让吉敷焦躁懊恼。吉敷就喜欢和
人反着来，面对这种早已判决、无人问津的案子，反而会去进一步思考其他可能。这让吉敷感到厌倦。这样的自己让他讨厌透顶。
“我还有些话想问你。”吉敷说道。
恩田点点头。老人很明显已经对吉敷敞开了心扉，这再次证明吉敷有一种能短时间内让陌生人对自己吐露真言的能力，尤其面对的是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但吉敷从来不以此为荣，他觉得自己也沉在底层，同为底层人，只要坦诚相见，迟早有一天能够感觉到心灵的共鸣。
“昭和三十三年案发时，你身上背负着大笔债务，对吧？”
“你是说店里借的钱吗？”
“不光店里，还有你个人的。”
“店里确实欠了些钱，而且金额不菲。”
“总共欠了多少？”
“案发时欠了四十八万七千日元，包括利息在内。”
“四十八万啊？在当时来讲，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的确是很大一笔钱。我在十分努力地经营，无奈店所在的地段不好，客源不多，客流稀少，经营状况艰难。我老婆跟着我吃了不少苦。”
“那么，你个人的财务状况呢？是不是也债台高筑？”
“的确，我当时太年轻，胆子大，不知天高地厚，曾经为了喝酒和玩女人借了些钱。”
“大概有多少？”
“三万日元左右，三万二三吧。”
“找谁借的？“
“朋友。还有在娱乐场所欠下的账。”
“听说你的债主们曾在一审法庭上说了些对你不利的证词？”
“你听谁说的？”
“你太太。”
“哦，是繁子啊……她说的没错。”
“据说这事彻底打乱了本井律师的作战计划？”
“没有那点儿事，他的计划也达成不了。就算那些人没有出庭作证，法庭也不会做出他所期待的那种判决的。”
“那么，河合家中失窃的钱财总数是多少？”
“似乎有五十二万一千日元。”
“五十二万一千日元，而你欠下的债务是四十八万七千日元和三万二千日元，加在一起是五十一万九千日元，和失窃的金额大致相当啊？”
“是的。”
“如果这只是巧合的话，就只能说你运气不好了。金额如此一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能说明一下吗？”
“只是巧合罢了。这件事我毫不知情，只能和你这么说了。”
“可是在你被捕的时候，所有欠款全部还清了？”
“是的，还清了。”
“这也是你遭到怀疑的原因。你当时是怎么还清欠款的呢？你可别告诉我这也是巧合哦。”
“我老婆回了趟娘家，分到了一笔遗产……”
“分到一笔遗产？具体数目是多少？”
“我也不清楚，不过应该没多少。”
“两三万日元？”
“估计都没那么多。”
“那么，这笔高达五十万的欠款，你是怎样还上的呢？”
恩田沉默了片刻，说道：“……当时有个男的看上了我老婆。说只要她愿意，就甘愿替我还钱。”
吉敷默默地点了点头。之前他便有这样的猜测，许多发生在小地方的刑事案件，追根究底都是因情色和欲望而起。这都是贫穷的缘故。
“也就是说，你太太用身体还上了钱？那么多钱，需要多少次肉体交易才能凑够啊？”
“五十多万，这早就不是多少次的问题了，估计得维持好几年吧。简而言之，就是做了那个男人的情妇。”
“你当时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
“你们商量过？”
“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实在太穷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弄到钱。”
“我终于明白了。当时你们就是因为不愿在法庭上把这件事说出来，才最终接受了本井律师的建议，转而依靠精神鉴定辩护的吧？”
“与其说我们不愿，不如说是当时出钱的那个男人不愿。那个人在当地也算是个名人，他说如果把他捅出来，以后就不再管了……”
“原来如此，大致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看来这也是个巧合。还有一点，你之前是否有前科？”
“所谓前科，指的是有没有进过看守所吗？”
“对。”
“没有。”
“没有吗？”
吉敷感到有些意外。前科都没有的人，居然会蒙受如此大的不白之冤？如果这一点属实的话，这起案子真可算是一件极为罕见的案例了。
4
“你和你妻子的婚姻状况如何？”吉敷问道。
“婚姻状况？”
恩田的表情有些讶异。这也难怪。
“恩田先生，你和繁子女士都是第一次结婚吗？也就是说，繁子女士是你的第一任妻子吗？”
恩田明白了吉敷的问题，他沉默了一会儿，用稍显沉重的语调说道：“我年轻的时候作风有些问题，女人方面比较乱。”
吉敷也跟着沉默下来，等待对方的答案。
“繁子是我的第三个老婆。”
吉敷点了点头。原来如此。昭和二三十年代，这种事时常发生。比如发生在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年），经过重审，在被告死后证明是冤案的“德岛事件”，就是其中较为有名的案例。在这件案子里，蒙受杀害丈夫的不白之冤的电器商夫人，就是被害者的第三任太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世人心中普遍存在一种扭曲的正义感，认为这种三次改嫁的女人，即便下手谋害亲夫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此外，她当时出于自己的意愿没有入籍夫家，而未入籍这件事后来竟被世人认定为杀人动机。人们相信，都是因丈夫不愿让她入籍，以致她心生怨恨，才下手行凶的。
蒙冤之人大都犯有前科。就恩田幸吉而言，假设他是蒙冤的，男女方面不检点就是人们不信任他的原因了。昭和三十三年还处在道德观虚高、批判运动闹得沸沸扬扬的时代，恩田这种多次娶妻的行为必定会被视为作风不良，只要有机会，很容易成为道德批判的对象。在那个时代，警察队伍中还有人不顾正义、法理，认为世间还有那么多人在受苦、忍耐，这种贪图享乐的人，就算让他担个杀人罪也没什么大问题的心态。
说得远一些，当年“帝银事件”[发生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东京都丰岛区帝国银行（后来的三井银行）内的一起抢劫案。此案中共有十二人死亡。虽然日后抓获了罪犯并判了死刑，但案件仍然有诸多疑点。]里的平泽就是如此。此人是个容貌不输演员的美男子，可在女人方面，除了妻子之外，包养的情妇甚至排到了二三号。说得近一些，昭和末年发生的“洛杉矶疑惑”[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间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案件。又称“三浦和义事件”和“有疑问的榴弹事件”。]中也有让人起疑的要素。吉敷暗忖，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再一细想，恩田的鼻子很高，脸部轮廓柔和，估计当年也算是个英俊潇洒的美男子。
吉敷反过来回想了一下恩田繁子的相貌。尽管如今她戴着黑框眼镜，身体瘦弱单薄，瘦小得可说得上贫弱，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年的样子，却总给人一种年轻时应该很漂亮的感觉。或许当时她的相貌也触发了峰胁的一些嫉妒与愤怒。当年他正处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恩田事件发生时，他估计还是单身。
“繁子是我经过了恋爱，心甘情愿娶回来的老婆。然而，我和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却连三年都不到。之后我们俩被分在铁窗内外，一下子就是四十年之久。她就像是为了吃苦才和我走到一起似的。”恩田淡淡地说道。
许多嫌疑人都会被自己说出的话打动。就算原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心中的悲哀还是会被自己说出的感伤之辞诱发，最后泣不成声。在之前与嫌疑人无数次的交谈中，吉敷已经多次体验过这种状况。因此谈话刚开始偏向这方面，他便会立刻警惕起来。然而恩田丝毫没有这种迹象。
“峰胁的审讯很严酷吧？”
吉敷随口问了一句心中早已知道答案的问题，或许恩田的回答会与他妻子说的有所不同。
“这个嘛，那家伙完全可以说不是人。我至今都忘不了，甚至有时还会梦见。大家都是人，亏他竟能下得了那样的毒手，我真是难以置信。寒冬十二月二十八号的夜里，都快到大年夜了，他头戴鸭舌帽、脚蹬大皮靴冲进家里来。其他的刑警都脱了鞋，就他一个一直穿着鞋。当然了，这事我也是后来听妻子说的。当时我早就慌了神，根本没注意这些事。
“进屋后他一下就把我身上的裤子脱了，连吼带叫地问恩田幸吉在不在。之后又一屁股坐在我和我老婆盖的被子上，用手电筒照我的脸，吼着问我是不是恩田幸吉。我点头说我就是，他说有话要问我，让我跟他到警局去一趟。我问是不是现在去，他说马上。当时我还以为是强盗来了，吓得不知所措，我老婆也吓得浑身直哆嗦。这就是峰胁的所作所为。看他那副嚣张跋扈的样子，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他要么和我同岁，要么比我年长。后来才听说当时他不过是个刚刚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我差点儿气死。当时他那副样子看起来根本不像二十岁。我想，他不过是在我面前虚张声势、乱摆威风罢了。
“后来和他一起进屋的刑警打开灯，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我那件长外套，还有我扔到洗衣篮里的衬衫和内衣裤，不知为何，就连我老婆的衣服和内衣裤也翻出来了，最后连同家中的菜刀和装满剩饭剩菜等垃圾的垃圾袋也一股脑儿地全让他们拿走了。可是，他们根本就没出示过搜查令或逮捕令之类的。或许是为了吓唬我们，峰胁动不动就把手枪和手铐之类的东西从衣兜里掏出来。那玩意儿在灯光下闪着黑光，让人感觉说不出的恐怖。
“峰胁当时还用力撕扯着要脱下我的睡衣，我连忙说我自己来。穿好衣服，他们又把我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之后才给我铐上手铐。那一瞬间真的很没面子，我老婆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回答。我只能对老婆说肯定是有什么搞错了，我去去就回。接着峰胁就催促着我出了家门。没想到，和繁子的这一别，竟然就是四十年。
“那天夜里很冷，屋外大雪纷飞。我出门没多久就感到脖颈僵硬，脚尖被冻伤了，当时我心里真的很难过。三名刑警走在最前面，然后是我，峰胁跟在最后。他们把我的外套拿走了，天寒地冻的，我连围巾都没围，只是穿着在店里工作时常穿的和服，外边套着一件薄上衣。我们穿过小巷，看到街边停着一辆警用小卡。身后的两名刑警上前坐进车里，然后是我，峰胁最后一个上车。
“我坐在铺着草席的货架位上，手上戴着手铐，浑身哆嗦。货架位正对窗口，寒风直吹，冷得不行。我本来就发着烧，就是在那时候开始加重，最终转为恶寒的。峰胁那时的表情就像恶魔，他恶狠狠地瞪着我，扯着嗓子威胁我不让我乱动，不然兜里的手枪可不长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