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吉敷曾几次想要忘记通子。然而，在独自一人的雨夜，坐在酒吧的角落里，亦或是在无以满足欲望的春宵里，他还是会无数次地想起她。为了忘记，他也曾模仿歌谣，乘坐熟悉的夜行列车，但还是没有半点效果。特别是在住进异乡的旅馆，行走在异乡街头的时候，会更思念曾在自己身边的妻子。原本是为了忘记一人独处的孤寂，没想到却越发地想念故人，她的样子是那样多姿多彩。虽然也有很多不算美好的回忆，但即便如此，也比没什么值得回忆要强。
罢了，罢了，喝了点儿酒，情绪就变得忸怩起来。虽然有不少人很喜欢这种感觉，但吉敷却并非如此。今天坐上这趟列车，不是为了去想女人的事，而是为了恩田事件。
吉敷对恩田说过，让他不要对别人提自己曾见过他的事。但那只是随口一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和期待。如果围绕峰胁展开调查，情况立刻就能查明，因为拘留所里留有记录。但要是让峰胁知道了这件事，必定会引发一场棘手的骚动。他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必然会逼自己递交辞呈。嗯，也罢，如果连这么点小事都怕的话，干脆别干刑警这行了。
辞职之后，自己又能做点什么呢？吉敷还没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不管干什么，至少不会饿死。自己没什么职位，不可能像警局里的高官那样，离职之后还能有个好去处。峰胁肯定还会派小谷之类的来调查自己离职后的去处，小谷必定会十分卖力，所以离职后另寻出路也没有丝毫意义。自己是一课里受众人讨厌的对象，说到底，就是因为无法和其他刑警和平共处。因此，估计不会有哪家企业愿意高薪雇用自己。但总会有办法的，只要能养活自己，做什么都行。
之前，每当心中出现这样的想法时，吉敷都会自嘲一番，觉得无比可笑。但听了恩田的讲述后，他发现自己看到的不过是序幕，并再也笑不起来了。虽然也知道一些像他那样运气不佳之人，但与这样的人面对面地交谈还是头一次。说实话，谈到一半时吉敷就憋了一肚子的火。罪犯通常都很强悍，因此搜查官要比他们更强悍。久而久之，在面对这种极端柔弱、只求自保的罪犯时，搜查官有时确实会操之过急。
这件案子毕竟是由峰胁负责的，虽然并没有包庇同伴的意思，但吉敷始终有种“自己也有责任”的想法。如今事态已发展到这步田地，绝不能不闻不问。这可是刑事案件，必须认真对待。而且攸关人命，必要时也得拼上性命。不用管其他刑警、检察官怎么说，那些家伙都是一丘之貉。为什么不努力战斗呢？认为只要乖乖认命就会有人出手相救的想法，说到底就是一种怠惰。
话虽如此，但一想到那些市井之徒会说些什么话，峰胁的做法也就可以理解了。站在他的立场上，会那么做也是出于无奈。也正因如此，吉敷心里才会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吧。
如果恩田的确含冤，那峰胁就是此案中最大的恶人，但那家伙当时的做法又并非完全不能理解。罪犯阴险狡猾，如果不加以威胁，他很可能拒不吐露实情。即便当时峰胁抓获的是残杀河合一家的真凶，那人应该也会采取与恩田相同的作为，以求摆脱嫌疑。说到底，只要一天不改善司法流程，变成像国外那样，即便没有罪犯供述也能开庭审理，刑警的强行逼供行为就一天不会消失。这是吉敷凭借长年处理类似事件的经验做出的判断。
虽然站在现在的立场有些难以启齿，但吉敷还是想评价法官一句。为什么不动用自己的权力，下令在法庭上公示遗留在现场的染血指纹和恩田杀人时穿的那件外套呢？检察官也是靠薪水吃饭的，如果没人下令，肯定会尽量隐藏对已方不利的证据。这是一种习性，难问善恶是非。而督促检察官将证据呈上法庭，不正是法官的职责所在吗？连证据都不看，还算得上什么刑事审判？只有在仔细鉴定了所有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后做出的判断才能算得上审判，缺少直接证据，除非法官是神，否则不可能辨明是非。就算检察方败诉又如何？比起权力和面子，真相可要重要得多。
然而仔细想想，当时法官的心情也并非不能理解。这些事本应是下级法官的任务，被告是在最高法院进行终审时才提出自己是被冤枉的主张的，这时，审理的重点已经不再与事实相关，而是对审判中是否存有违法行为，或与经验法则相悖的地方进行核查。所以，法官在一审、控诉审和终审法庭上均未下令控方提交直接证据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这事应该怪罪于提出以精神鉴定作为抗争方向的本井律师吗？这其中确实有他的责任，但他选择这条路，也是因为总结了之前的经验教训，确信这条路能走得通。可以想象，昭和三十年代的刑事审判大致都如此。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如果成功了，恩田夫妇恐怕日后会将本井奉为神灵吧。
似乎怎么都无法找出一个具体的责任承担着，所谓冤假错案，或许就是这样的。相关人员中的每一个，心中都存有坦坦荡荡的正义感和来源于经验的信念。
那天见过恩田之后，吉敷本想绕到泰平旅馆，再去见见恩田之妻繁子。但为了不让对方心生无谓的期待，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是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的案子了，现在旧事重提，难说会有多大的发现。特别是作为刑警，更是会自然做出不会发现新情况的判断，这也是一种谦虚的态度。况且恩田繁子那边估计也没什么新情报可提供了。
吉敷试着思考了一下，要想让恩田幸吉在重审中获胜，要怎么做才行呢？答案很明显。那就是找出能够证明他没有杀害河合一家、真凶另有其人的证据来。而且新证据必须是无可撼动的。缺少了这件东西，首先重审申请就不会通过。即便侥幸通过，最终也难以获胜。而反过来说，如果手中握有这样的新证据，整个事态便会完全颠倒过来。
那么，可以称为“新证据”的都有些什么东西呢？这一点吉敷已经在与恩田的交谈过程中找到了。如果以优先顺序来一一列举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残留在现场的那些“染血指纹”了。或许会有真凶的指纹混杂在被害者的指纹中。只要提出其中可能混有真凶指纹的主张，同时强调没有恩田的指纹这一事实，就算是一个有力的新证据了。
紧随其后的是“染血的外套”。如果恩田曾经穿着它连杀三人，那上边应该沾有大量血迹。然而事实上，衣服上只有微量血迹，还根本不是人类的血。这一点一定要提出作为证据。
这两条是最关键的证据。第一条可以证明真凶另有其人；第二条则能清楚地表明恩田并非凶手。只要手里握有这两件证据，恩田的杀人嫌疑便会立刻土崩瓦解。但遗憾的是，这两件重要证物如今均已不复存在，估计早已被销毁了。
既然如此，就必须找到这两件证据之外的新证据。可这种证据是否真的存在？吉敷马上想到的是“不在场证明”，可真能找到吗？
据恩田说，河合一家灭门惨案发生的时候，他正在北上川河畔杀鸡。只要能证明案发时他确实在北上川河畔，不在场证明便完成。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当日观看恩田杀鸡的小孩找出来，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件事发生在四十多年前，当年的小孩如今已步人中年。可是，眼下前两件证物已基本无望，只能指望这个了。
还有一点便是伊达屋老板。拿到他的证词，说当年他是受到警方胁迫，才撒谎说曾在河合伐木场附近看到过恩田的。尽管这并非直接的不在场证明，却能达到降低当时恩田人在现场的印象。换句话说，它揭示出恩田有不在现场的可能，间接地加强了恩田所述事实的真实性。自己真要替恩田打抱不平，就只能依靠这条线了。
再或者，去翻翻审讯记录，试着发现一些其他线索？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也很难。审讯记录这类东西，原则上是每五年集中焚烧销毁一次。即便是电脑时代，这种惯例依然保持着。那是件发生在四十年前的陈年往事，如今尚有保存的，估计就只有搜查官的个人记录和审理记录这类东西了。前者的话，即便真的有，对方也不会拿出来。
审理记录，也就是所谓的案情陈述和公审判决书之类的东西倒确实会保存。检察厅、法院和负责律师各执一份，但也存在例外的情况。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耗时长达四十年的审判，其报告文件的数量必定极为庞大。一两天是根本看不完的，必须耐下性子，抽出大量的时间研究才行。可眼下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迄今为止，连那些被自己亲手送上法庭的罪犯的审理报告都没能完全通读过。
身为刑警，吉敷完全可以到检察厅或者法院去翻阅查找资料。但在此之前，他打算先去盛冈见见那位据井律师。那些报告派不上半点用场，因为那些东西是在没有任何争议的时候写成的。最终审判时也一样，当时并没有传唤被告，也没有发生争议，所以也派不上用场。去见见法律专家，兴许还能获得一些从当事人口中无法得到的新情报。只不过律师和刑警素来形如仇敌，有些律师甚至很讨厌刑警。如果据井此人正属此例的话，吉敷也只能自认倒霉了。尽管自己现在是在为被告四处奔走，与律师的目的相同，但就算据实以告，对方也未必会相信，更何况吉敷也不愿明说。
吉敷一边猜测着据井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一边在脑海里描绘许久未见的盛冈站和北上川河畔的景象。如此一来，“白桦合”咖啡屋便浮现在眼前。它来得没有丝毫预兆，也不是出于吉敷自己的意志。
吉敷渐渐回想起每走一步都会咯吱作响的地板，还有店长广濑宪子的面容。不知她现在可好？吉敷如今已上了年纪，不知她是否一样。每次和通子一起回盛冈，两人都会到这家位于北上川河畔的咖啡屋喝杯咖啡。
在临窗的席位上坐下，扭头就能看到窗外的北上川河畔，以及一列列整齐的白桦树。似乎每年去，它们都是那么纤细，吉敷时常和通子谈论，说那些树好像一点儿都没在长。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知现在它们是否已变得粗壮？吉敷决定抵达盛冈，在去据井的事务所之前先到那家店去一趟，看着广濑宪子，吃份清晨套餐填填肚子，这主意不赖。之后再去见律师，这样一想，吉敷感觉心情稍稍好了一些。一个小小的念头，竟让整个旅程变得欢快了起来。
9
翌日清晨，吉敷到达盛冈车站。天气不错，刚走出站，就看到被朝阳照得分外明亮的站前广场。在车上睡得不算好，加上连日奔波繁忙，疲劳感笼罩吉敷周身。昨天也是从早忙到晚，又赶了一夜路，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吉敷把旅行包放进投币式寄物柜，走进站前广场。沐浴在晨曦之中，头脑渐渐苏醒，感觉稍稍有了点力气。沿着站前路直走，朝开运桥而去。虽然已感觉有些饿，但因为已决定要到白桦舍去吃清晨套餐，所以吉敷并没有先去别处吃一顿的打算。另外，可以一边吃早餐，一边向白桦舍的老板广濑宪子打听据井律师的情况，以及他的事务所的地址。
钢筋架起的开运桥出现在眼前，吉敷右拐，走下平缓的坡道。接着进入一条向右弯折的小巷，小巷会引导吉敷走近矗立于河畔的白桦舍——应该没有记错路吧。
出了小巷的吉敷却呆站在了原地——眼前是一片用木桩和铁丝网围成的空地。虽然还保留着一小块草地，但绝大部分已化为泥地。咖啡屋，还有那一排纤细高挑、并排立于河畔之上的白桦都已全部消失。空地狭窄得让人感到意外，不远处就是北上川。
白桦舍已不复存在。腹部紧贴着缠在木桩上的黑色铁丝网，吉敷呆站了许久。尽管阳光带来了丝丝暖意，但河风一吹来，还是会让人感到寒气逼人。呆站了一阵后，笑意渐渐浮现，吉敷再次切身体会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和通子时常光顾这里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若以现在的心绪回首往事，会觉得当时的自己像个小学生，稚气未脱，从而感觉流逝掉的岁月比实际要长。
白桦舍的消失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身边的环境发生了改变，自己也上了年纪。后来的自己和通子开始过起各自的生活，孤家寡人的日子都持续很久了，却偏偏认为这家咖啡屋会永远存在下去，这种想法实在有些愚蠢。自己似乎都把这家店和宪子当成北上川的一部分了。
吉敷沿着铁丝网外围信步向河畔走去，奇妙的不协调感始终挥之不去。眼前的空地让人感觉非常狭窄，那家店有这么窄吗？之前每次走进店里，两人都会直接走到窗边，感觉那段路很长。左侧有个吧台，宪子总会站在吧台后边，一看到两人进店，就露出迷人的微笑。自己会抬手和她打个招呼，而走在前面的通子也会冲她微笑示意。
如今空地上连个告示牌都没有，无法获取到任何情报。是要在这里重建一家新的白桦舍昵，还是已经搬到别处去了？再或者，是她已不再开店了？这一切全都无从知晓。没有广濑宪子的消息，换作在东京，肯定会留下搬迁通知和新店指引之类的信息。如今自己在这里连个熟人都没有，想找人问问都不行。
总觉得一下子变得没精打采起来，究其原因，吉敷觉得是寂寥所致。这样一来，盛冈这个城市便和自己没有半点关系了。当年与通子一起到这里来时，稍稍能与自己亲近交谈的人，就只有通子的父亲和白桦舍的宪子。其他说过话的，大概只有市场里卖菜的老板娘和快餐店里的掌柜了，而且只是一般的客套话，从来没有亲切地交谈过。
其实仔细想想，与通子父亲之间的谈话也算不上亲密。他那人给人的印象似乎很排外，吉敷至今仍搞不清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涩谷的外科医院里，当时吉敷是去探望因交通事故而受伤住院的通子，一进门就看到她父亲在病房里，板着脸，看上去就像偏执而倔犟的魔鬼。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笑过一次，更没对吉敷说过一句话。连吉敷和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搞得吉敷很尴尬。
婚礼当天也是如此。让吉敷来说，他就是警员中常有的扑克脸。不过与通子结为夫妻、结伴返乡时，他倒不像以前那样总板着脸了，偶尔也会在吃饭的时候和吉敷聊上两句，但也仅止于此，而且饭后马上就回自己房里去了。仅有的几次饭后一起喝酒，吉敷总会感觉有些怪。刚才还紧绷着的脸，突然间笑逐颜开，挤出满脸的皱纹；紧接着下一秒，他的脸又再次拉得老长。就这样不断反复，从来没有放松的感觉。在通子和自己离婚时，吉敷感觉他好像长舒了一口气。
有时吉敷会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或许因为通子在场。吉敷认为，或许所有的岳父在面对女儿和女婿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变成那副样子。但即便如此，他的态度还是有些不自然。通子曾解释说，因为父亲以前曾是村里的村长，当时的习惯难以改掉，但吉敷认为这样的说法让人难以信服。原因是他在面对乡亲邻里时并不那样，可能是因为通子很少回家吧，所以他才会那么紧张。
总而言之，自己和前岳父之前的关系并不怎么融洽，因此可以说，在这个镇上吉敷就只有广濑宪子这一个熟人。而且通子的父亲已经过世，记得是昭和五十七年（一九八二年）的事。当时吉敷和通子已经离婚，因此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平成二年，重新联系上通子以后，才通过电话得知了此事。现在，连广濑宪子也消失了，吉敷觉得自己与通子的牵绊已被彻底斩断，不禁感到惆怅寂寥。
顺原路返回，走上大路，越过开运桥，感受着北上川反射的旭日晨光。恩田幸吉当年杀鸡的地方在何处？大概是在更靠近上游的地方吧。走在开运桥上时，吉敷突然想到恩田家开的店里去看看，还想和恩田的儿子儿媳谈谈。恩田之妻繁子发的传单此刻就在吉敷手里，上边写有那家店的大概地址，不过没写番地，估计找起来要花上一段时间，还是先找处地方填饱肚子吧。
走下大桥，又往前走了一阵，吉敷发现了一家位于二楼的咖啡馆，广告橱窗伸到街边，画着三明治和意式拉面。看时间应该已经开始营业，于是吉敷走上通往这家店的楼梯。
皮鞋踩在楼梯上发出咚咚的响声，推开楼梯尽头的玻璃门走进去，店里铺的亚麻油毡马上将脚步声完全吸去，听不到半点声响。店里看不见半个客人，吉敷穿过左右并排放置的桌子，向窗边走去，最终在一张桌旁坐下。窗外就是堵塞拥挤的大路，这座小镇，如今也已变得喧闹嘈杂。
吉敷点了份早餐套餐，顺口问了问点餐的小姑娘这附所是否有家据井律师事务所。小姑娘歪着头想了一阵，之后说了句“请稍等”，快步回到在吧台后面洗东西的男子身边。如此之快就能查明地址，这多少让吉敷感到有些意外。
那两个人交谈了一阵，之后小姑娘回到吉敷身旁，说就在沿店外的马路往前五十米左右的地方。吉敷又问是否知道电话，小姑娘说可以把电话簿拿来。吉敷说了句‘不必，我自己来’，随后站起身走到绿色的公用电话前。如果连这种事也要他人代劳，会感觉自己像个老年人。
没费多少力气，吉敷便找到了据井法律事务所的电话。这也是小都市的一大好处。街镇虽小，但规划得整齐有序，而且据井法律事务所只有一家。
吉敷插入电话卡，快速按下按键。接电话的是名女子。吉敷问据井律师在吗，对方回答说老师十一点来。吉敷又说可能的话今天想和他见个面，询问据井律师今天有什么安排，对方回答说下午老师要去法庭，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的这一个小时应该有空。于是吉敷说自己十一点过去。对方询问吉敷的姓名，还有大致是怎样的委托。吉敷如实回答说想就恩田幸吉一案请教据井，对方听罢问吉敷是不是记者。无奈之下，吉敷只得压低嗓门，用店里的人无法听到的声音说自己是警察。对方似乎吓了一跳，连忙回了句：“啊，好的。”
回到座位上，吉敷思考起来。警察一般很少会去律师事务所，对那个接电话的女孩子来说，很可能是她就职后第一次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如果是想看公审报告，刑警应该会去检察厅，因此，据井律师肯定会想当然认为，自己是在看过报告之后来找他见面的。如此一来，对方必定会认为事态严重，甚至有可能怀疑吉敷此行的目的。在据井看来，别说重审了，这件案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冤案。而实际上，走在盛冈街头的吉敷，已有些淡忘自己此次造访的最初目的了。坐在咖啡馆，通子的事一齐涌上心头，尽管以前两人从未一起来过这家店。对通子的追忆总是从“夕鹤九号案件”开始。一开始回忆，脑海里便会响起电话铃声。昭和五十九年的腊月，阔别了五年之久的通子的声音突然传人吉敷耳中。
“竹史，是我。听出来了吗？”
那声音吉敷这辈子都忘不了。他全身骤然紧张。对方的声音听起来高亢而年轻，却感觉有些走投无路。
吉敷说很想和她见一面，通子却说她只想听听他的声音，之后又说了句“别来找我”后，便挂断了电话。吉敷立刻飞奔出樱田门，一路奔去上野车站。透过缓缓驶离站台的列车车窗，吉敷瞥见了通子的身影。
这就是那场痛苦案件的开端。看到发现疑似通子尸体的报道，吉敷跳上那趟夜行列车，在车里迎来了新年。最终解决钏路广里的那件案子，已经是年后的昭和六十年一月了。虽然感觉身体累得跟散架了似的，心里却很愉快。当时自己还年轻，骨折也好、疲劳也罢，没过多久便能彻底痊愈，因此体力没过几天便重新恢复了。换作现在，就算有天大的成就感，估计也无法恢复得那么快。
案件虽顺利地解决了，却给吉敷留下了一个心结。过后再给通子打电话，都始终无法联系上她。吉敷给通子在钏路的店里打了好几次电话，但是每次都只能听到电话接通的铃音，却没人接起。后来突然有一天，电话听筒里传出“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录音。书信倒是一封没寄过。工作如此繁忙，打电话的时间都很难挤出来，更别提坐下来写信了。
后来一问才知道，通子当时也给吉敷打了好几次电话。只不过是打到公寓里的，从没往一课打过。虽说是出于正当防卫，但杀人终归是杀人，通子实在不愿往警视厅里打电话。这种心情，吉敷也曾听有类似遭遇的人说过。一般人的心理估计都是这样的吧。而她也没有写信来，两人因此再次分离。
吉敷无法找到通子也是难免的，因为当时她已经搬到与钏路相隔万里的京都天桥立。吉敷身为搜查官，虽然可以查找户籍，但手续颇为繁杂，而且既然对方不愿意见面，吉敷也就不想强求。后来通子说，她是在钏路广里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年搬到天桥立的。确切地说，是在昭和六十一年（一九八六年）的四月。这是在那件事过去很久之后，两人再次通过电话取得联系时吉敷才得知的。
钏路广里的案件结束后，吉敷与通子二人间的来往再次中断了三年。平成二年一月，两个人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再次重逢。准确地说，从案发到再会，已经时隔五年。当时吉敷正在追查一件发生在东京的杀人案，而案件被害人每月都会给一个住在天桥立的亲戚汇款。[详情请见《羽衣传说的记忆》（新星出版社，2010.10）。]
机缘巧合下再次相会的这一年，吉敷经常与住在天桥立的通子通电话。通过这段时期的谈话，得知了之前所述的那些情况。可到了这一年的二月，两人却又断了联系。那次是因为发生了口角，关系变得疏远了起来，通子位于天桥立的家里的电话也打不通了。然后就是这次的恩田事件，和这件已然定案的案件扯上关系后，吉敷才发现案发现场居然在盛冈。就这样，吉敷来到了盛冈街头。
平成二年再次联系上的电话里，吉敷得知了许多后来发生的事。与自己离婚后，通子先经历了昭和五十七年八月的父亲逝世。通子早年丧母，父亲的离开使她终于成了孤家寡人。与丈夫离异，紧接着父亲也亡逝了，她又没有任何兄弟姐妹。
昭和五十七年，那是自己和通子离婚三年后。这是法律意义上的离婚，夫妻分居其实早从前一年就开始了。如果从她离开家门算起的话，就是四年后了。与丈夫离别，又遭遇父亲亡逝，即便如此，通子依旧孑然一身，这种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当年她给人的感觉比任何人都要黏人，所以吉敷根本就不相信，在与自己离婚之后，通子会变得如此坚强自立。离婚之后，通子又独自一人过了十八年的时光。不，与藤仓姐弟有关的那四年必须除外，如此一来，就是十四年。这期间，很难想象通子会一直保持孑然一身。周围的男子不可能会对她这样的女人视而不见。仔细回想一下，通子父亲是在钏路广里案件发生三年前死的。父亲死去时，藤仓一家就在通子身边。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这对通子而言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通子刚离开家时，吉敷以为她是回盛冈的娘家去了，便打了通电话。当时她父亲接起电话后的那种冷漠语调，吉敷至今记忆犹新。就连对方那让人无法习惯的东北口音，都让吉敷感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意。
“通子她在一个星期前就离开家了。”岳父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么说来，一周之前她还在家里呢。开口一问，对方马上回答说没错，又说通子似乎在什么地方租了间房，就搬走了。吉敷忙问对方是否知道她上哪儿去了，以为肯定是东京的某处。他那时还对藤仓姐弟的事一无所知，因而认为岳父是在替女儿打圆场。然而通子父亲却回答得很随意，只说了句女儿没说。并表示他自己也曾问过，但女儿说等安顿下来之后会联系家里，没有直接回答。吉敷不禁怀疑，对方所说的是否是真的，哪有搬家却不告诉亲生父亲搬到哪里的事儿？
吉敷往盛冈打电话，是在通子趁自己不在家时离开的两天后。吉敷还记得当时看到玄关处整齐摆着的、随时可以穿上的拖鞋时心里的失落之情。这是通子的习惯。即便在打算永远离开的时候，她往日的习惯依旧没有改变。
那一刻，吉敷感觉全身上下的力气都消失了，呆站在饭厅里。之后他仿佛听到玄关的门被人打开，通子说了声“我回来了”，然后是穿拖鞋的声音——内心的绝望让吉敷感到心如刀绞，坚持忍耐了两天，终于下定决心，拨通了岳父家的电话。
10
既然连行李都搬走了，吉敷猜想通子应该是雇了搬运工。区区一个弱女子，独自一人是绝不可能搬走所有行李的。既然雇了搬运工，吉敷便想当然地认为她是搬到东京都内的某处去了。
少了通子的东西，原本狭窄拥挤的公寓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这时吉敷才发现家中的家具大部分都是通子的。这种冷冷清清的感觉，仿佛是在告诉吉敷，如今这个无人居住的家就只剩下他自己了，或者是在说，接下来该轮到他了。这种感觉让吉敷感到如坐针毡。
通子只对父亲说重新租了间房子，准备搬过去住，等安顿下来之后再联系。之后她回到东京，雇来搬运工趁自己去上班的时候搬走行李，通子完全有可能作出这种事。因此，吉敷觉得岳父并没有撒谎。如果她不想让其他人——尤其是吉敷——得知她搬到何处了的话，暂时瞒着父亲的做法也是很可能的。吉敷没再多说，只是通子如此想避开自己这一点，让他大受打击。
吉敷请岳父转告通子，说自己愿意向她道歉，如果她联系家里，请务必转告自己。之后，吉敷便放下了听筒。吉敷听到岳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没有半点抑扬顿挫的“嗯”。四年后，岳父死了。
尽管吉敷也没抱多大希望，但后来一直没再接到通子或通子父亲打来的电话仍让他痛苦万分。连日来，吉敷一直尽可能早地赶回家，等待电话铃声响起，甚至比通子在家时还要积极。回到家之后也尽可能地避免外出，就一直待在屋里。然而这一切全都是徒劳。
这样的事实，让吉敷很是受伤。如此下去，有种自己会永远这样守着电话度日的感觉。终于在某一天，不能忍受的吉敷一怒之下搬去了邻镇荻空。虽然犹豫了半天，但他最后还是把之前通子送的雕金作品全都扔掉了。打那之后，吉敷就一直在同一处公寓里住着。
这时服务生端来了吐司和咖啡。一边吃，吉敷一边思索。那之后，每次遇到事情，自己都会想起通子。不久之后，便对通子当时人在盛冈，是怎样找到新住所的事产生了疑问。据岳父说，她当时一直待在盛冈家里，却突然有一天说找到了一处新住处，准备离开。如此说来，当时应该有人替她四处打听租房的消息。吉敷不禁怀疑，她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吗？当然，通子并非一个朋友都没有，可吉敷总觉得似乎没有哪个朋友能帮忙到这个地步。这件事一直让吉敷困惑不已，他猜想，或许是住在东京的某位女性朋友。
通子离去之后，吉敷过了一段极为糟糕的日子。他无法安心工作，时常会呆呆地陷入沉思。比起通子刚刚消失的那几天，一个月之后情况更为严重，仿佛缺油的机器，一开始只是吱呀作响，最后终于停止了运转一样。吉敷无法安心做任何事，整日待在屋里怔怔发呆，直到感觉饥饿才出门，吃过饭后总要到旧书店里逛逛，寻找一些能够控制自己的书。他不想借酒消愁，最终在书店里发现了通子时常提起的宫泽贤治的诗集。通子曾以宫泽贤治的童话为主题雕刻过许多作品，甚至还曾说过她之所以走进雕金的世界，全都是因为受了宫泽贤治的影响。那时的吉敷根本不像个刑警，变得和文学青年一样，整天抱着本书看。
对之前的吉敷而言，宫泽贤治完全是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处在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世界。尽管吉敷并没对那本书抱太大的希望，不料却在受伤很深时遇到了能够震撼心灵的文章。那是一篇名为《青森挽歌》的文章，写于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贤治最心爱的妹妹因病去世，年仅二十四岁。巨大的冲击令贤治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无法创作出任何作品。夏日来临时他乘上火车，去了一趟库页岛[是俄罗斯联邦最大的岛屿，位于北太平洋，日本以北，紧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这篇文章，就是贤治在那里时写下的，其内容吉敷至今记忆犹新。
“她是否独自一人，走过这片空空荡荡的停车场？独自一人孤零零地走在这条不知通往何方、连接着哪个世界的路上？
“必须思考的事，无论如何都必须去思考。敏子并不知道，经历过死亡之后的人将会何去何从——”
这也是后来贤治在《银河铁道之夜》中讨论的主题。在他看来，死后之人的灵魂，全都会坐上一趟空荡的夜行列车。
“夜晚过去，若敏子在何方呼唤我的话，我就会堕落沉沦。然而敏子却没有呼唤。她在无法呼唤之处。如若不然，我又为何没有伴她而行？敏子是在另一个灿烂夺目的空间里静展笑颜，还是因为我的悲伤而全身颤抖，封闭感情？无论如何，我都会追思那个不知被藏到何处的敏子。”
吉敷发现，不知不觉中，自己已把通子当成贤治已死的妹妹敏子了。这篇因悲伤而有些混乱的文章，同时也是吉敷的内心写照。当时的吉敷，同样在所有目及之物、所有看过的文章的角落里摸索寻找着有关通子的回忆。明知这样只会平添烦恼，却依旧仿佛接到了什么命令一样，为这种毫无意义的事耗尽精力。对吉敷而言，与通子之间的离别，就是一种“死亡”。吉敷心之中的一些东西已悄然死去。
妹妹去世的清晨，贤治也做了一首诗。
今天就要远去了，我的妹妹。天空雨雪交加，门外却出奇地明亮。
（你说你想喝雪水）
两只带有缺口的陶碗，画着幽蓝的莼菜花纹，为了接满你想吃的雪，我就像一颗划出弧线的子弹，冲进了漫天纷飞的雨雪中。
还有这样一段：
今天即将远行的妹妹啊，难道你真的打算独自上路？告诉我，求我陪你一起去吧。哭泣着，向我这样述说吧。
对于这样的愿望，吉敷心中也深有感触。只要通子告诉自己有什么能做的事，吉敷全都会做。不管如何艰辛，也不论怎样危险，自己都会义不容辞。受伤或者失去性命，这些都不值一提。可为什么她不愿开口央求自己？如果错在自己，又为何不加以指责？自己究竟错在哪里？该怎样去改正？没有留下一句话，通子便消失在了东京的纷纭杂沓中。她知道吗，这是何等地令人心酸？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吉敷在心中如此自问。甚至有那么一段时间心中不禁万分恼火。然而等到再次平静下来之后，吉敷又开始期盼祈祷，求有朝一日自己能为通子做点儿什么。除此之外，他什么都可以接受。这种空虚的感觉，除了当事人之外，又有谁能体会得到？
罢了，一切都已是过眼云烟，吉敷安慰自己道。只要一想起与通子有关的往事，就会惆怅欷歔。虽然自己的性格本就有些遇事不擅放下，但不知为何，与通子有关的事情总会出现在工作中。或许，这不过是因为日本国土狭小所致？
吉敷起身付完钱，下楼走上街头，北方街镇的喧闹嘈杂立刻响彻耳畔。吉敷离开时，店里依旧一个客人都没有。换作在东京，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吉敷看了看表，已经十点五十了，吉敷在人行道上迈着悠闲的步子，向据井法律事务所走去。
很快便找到了，那是一栋破旧的杂居楼，头顶上高悬着招牌，要抬头才能看得到。这么一来，刚才那家咖啡馆的小姑娘不知道这里倒也情有可原，因为如果不抬头望天，确实无法看到。
走进大楼玄关，吉敷找到印有入住者名称的指示牌，“据井法律事务所”位于三楼。坐上晃动不已的旧电梯来到三楼，坐着一名年轻女孩子的接待前台便映入眼帘，还可以隐约看到接待客人用的房间。吉敷报上姓名，女孩立刻起身，转到了屏风后面。
女孩刚走，一名身着正装的年轻人便从吉敷身前走过，向门外走去，能看到他的衣襟上别着一只小小的律师徽章。看来这家事务所里的律师不止据井一个，但事务所却以据井命名，估计因为此人在事务所里最资深的缘故。
没过多久，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走了出来。与吉敷的预想完全不同，据井看上去颇为年轻。他身后跟着那名女孩。
“我是据井。”
据井走到吉敷身旁，女孩则回到前台后面坐下。据井的表情困惑而僵硬，同时还有些胆怯。
“听说之前您给我打过电话，不知有何贵干？”
他的脸上不见丝毫笑容，语速稍快。
“我到这里来，是想向您请教一下有关恩田幸吉的案子。”
吉敷用尽可能沉稳的语调说道。据井马上皱起了眉头，他的眼睛又大又圆，此时充满迷惑地眯了起来。
“恩田先生的那件案子目前正在进行重审请求。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件案子的情况。”
“是这起案子给您造成了什么不便吗？”
“不，没什么不便。”
“眼下正处在比较微妙的重审请求审查阶段，如果可以的话，有关这件事我不想谈得过多。您应该可以理解。下星期我还要上东京去一趟。”
“我能理解。”吉敷说道。
要说微妙，眼下吉敷的立场才是最为微妙的。
“我在小菅见过了恩田，听他讲述了一些情况。”吉敷说道。
据井点点头，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在催促吉敷接着往下说。
“还在地方法院楼下的咖啡馆里见到了恩田繁子女士。”
听到吉敷的这番话，据井依旧板着脸一言不发。
据井没有任何想邀请吉敷进屋，坐在沙发上详谈的意思。因为他身材矮小，吉敷始终俯视着他的脸。虽已年逾四十，但矮小的身材却让人感觉他比实际年龄要小。
“那件沾血外套目前情况如何？”
“想必您也知道，想在这上面做文章，简直没有半点希望。那东西估计早就不存在了吧。您问这个干吗？”
“那，现场的沾血指纹呢？”
“这您也知道吧，没有一丝希望，控方抵死说没有那种东西。但警方最初的现场勘察报告上明显提到过。”
“那您今后打算如何作战呢？”吉敷又问道。
“您问这个干吗？”据井再次问道，仿佛是在谴责吉敷间谍般的行为。
“是我个人对这起案子抱有疑问，不会把情况告诉检察方的。尽管并不想说出口，但我确实对判决持怀疑态度。”
听到吉敷的话，据井沉默了好一阵。
“想来您应该明白目前我所处的立场，任何不利于被告的言行都会让我变得神经质。”
这一次轮到吉敷点头，催促对方往下说了。
“请容我先问一句，您是否相信，恩田氏是蒙冤的？”
听到据井的问话，过了好一阵子，吉敷才缓缓点了点头。
“我可以相信您刚才的答复吗？”据井确认道。
“我在东京的拘留所里见过恩田幸吉，那边估计还保留有会面记录。我是一课的刑警，如果被主任看到那段记录，我的立场将会变得十分微妙。原因就在于，我的主任名叫峰胁悟。”
“峰胁，就是那个……”
“没错。就是昭和三十三年，在姬安警署里审讯过恩田幸吉的那名刑警。”
据井哑然失语。吉敷估计此时各种疑问正在他的脑中飞速回转着。呆站了良久，他才终于指了指屋里的沙发，说：“我们坐下谈吧。”
11
“您是说您认识峰胁先生？”
刚一坐下来，据井便开口说道。看来他这人是个实干主义者，似乎正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他才愿意与吉敷这个属于检察方的危险人物交谈的。
“他是我的上司。”吉敷答道。
不可思议的是，吉敷感到光是这样说心里就有些不大痛快。或许是这种说法让他有种恶棍小弟的感觉，实在无法接受。
“您刚才说，之前您已经和恩田夫妇谈过了？”
吉敷点了点头。
“那么您应该很清楚，我们目前正处在苦战之中，必须拿出一件无以撼动的新证据来。但实际上，这样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不过对方手里也没有新证据，情况和我们完全相同。他们只有恩田先生的自供书。如果从一审时就据理力争的话，这件案子是否成立都未可知。”
据井的话听起来有些缺乏条理。他的眼睛并没有看着吉敷，而是一直盯着吉敷身后的墙壁，说话时还在不停地撩起额前的头发。然而他的态度却给人一种锲而不合的感觉，像个执著的热血律师，从而渐渐赢得了吉敷的好感。
“所以呢，哪怕只是很小的证物，只要有，我就能设法让这案子通过申请，开庭重审。因为对方手里什么都没有，说起来，对方实际上就是法院的面子罢了。”说完，他第一次看了一眼吉敷的脸，“这件冤案其实就是那位峰胁先生一手造成的，这一点我想您应该很清楚。”
据井的目光打探着吉敷内心的想法。
只听吉敷说道：“虽然在我的立场上不应该这样说，但事实的确如此。”
恩田应该更加努力抗争的，据井也是，想要解救恩田，应该更早些——至少从控诉审时开始——插手案件，或者彻底推翻目击者的证词。支撑恩田有罪的证据，主要是当事人的自我供述，以及检察官提出的所谓目击者证词。现在才来搜集反击的素材，实在是太迟了。如果打从一开始就更认真地参与诉讼的话，如今自己也不必插手了。
虽然峰胁的确是个人渣，但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他头上推也有些太残酷了。也正是因为他是那样一个人，才能在搜查一课干出些成绩。要是缺少了他那种连自己脑袋在哪儿都会忘记的猛劲儿，刑警也难发挥其职权了。尽管心里堆积着小山一般的话想讲，吉敷却还是沉默不语。
“如果能让峰胁先生在法庭上作证，讲述一下昭和三十三年，在姬安署里取得恩田先生自供时的情况的话，我们就能获胜了。”
据井一脸认真地说着，可话才听到一半，吉敷便在心里笑了起来。这可真是典型的对案件搜查一无所知的精英人物的想法。刑警可不是一份学学法律，只要通过了考试就能胜任的简单脑力工作。那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垃圾工作。肮脏、猥亵，同时还伴有危险。那种危险并不是指会失去生命，如果只是会被人一枪打死的危险的话，一课里估计没有哪个人会害怕。曾经有刑警被人用刀子刺进眼睛、刺穿脑袋，痛苦挣扎了一个月之后才死。也有半边肺部被彻底压碎，至今依旧痛苦活着的人；有这辈子注定要在轮椅上度过的人，也有因全身烧伤，为后遗症所困扰的人。这就是犯罪搜查官，做这行的人怕的是不死，而是不光自己躺在病床上遭受折磨，还给身边的人带来极大的麻烦。
这种危险里不光有金钱的诱惑、受伤的风险，同时还有女人的诱惑。有时刑警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已肮脏到不能再肮脏的地步。什么正义感，全他妈的见鬼去吧。只要在这一行里吃上三年饭就会明白，那些天真的玩意儿通通不管用。峰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走过了他人生三分之二的。想让他出庭作证，无异于拿着百货公司的购物券，去向上野动物园里的大猩猩推销东西。完全是鸡同鸭讲，弄错了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