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说李司仓与王老，又往上爬了很久，才来到峰顶。
这里药草繁盛，清泉流淌，景象秀异，一些道士纷纷跟王老打招呼，王老将李司仓带进一个大房子。这里还住着几十个人，有老有少，都是凡人的模样，大约都是来学道的吧。
几天后，在大家的企盼中，天边出现一朵五色云。云影越来越大，渐渐覆盖了峰顶。学员们都很兴奋，互相击掌祝贺。此时再望，云朵里飞出三只白鹤，有声音从云中传出：“导师到！”
话音刚落，一位须发皆白、松形鹤骨的真人自云中而来，冉冉降落在峰顶。
王老带领李司仓等人拜倒，导师矜持地点点头，随后一一接见学员，到李司仓这儿，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导师：“为什么来我这儿？”
李司仓：“想学道！”
导师：“学道？”
李司仓：“是啊，王老介绍我来的。”
导师：“你还是回去吧。”
李司仓：“为什么？”
导师：“我看你的面相，有官禄之命。等你官禄之命到头了，再来不迟。”
王老一耸肩膀，表示没办法。
李司仓：“可是……”
王老：“对了，山下有人要两头牛，就是你我来时遇见的那个山民，你顺便把牛带给他。”
李司仓：“我去哪儿搞牛？”
王老：“这里有卖的。”
李司仓：“牛……”
李司仓真的就买到了两头牛，也许是王老出的钱，总之他带着两头牛又攀藤附树，按原路爬了下去。至于那牛是怎么爬的，我们不太清楚。来到山脚下后，按王老吩咐，李司仓把牛送给了山民。当他再回头时，发现身后通往仙境的山路以及那藤树都消失不见了。
回过头来，继续说契虚的故事。
从稚川回来后，契虚继续归隐太白山，唐德宗贞元年间，转移到华山修行。
在唐朝，华山、终南山和太白山，为关中地区道家三大隐居地。在华山，和契虚一起隐居的还有一个叫司马郊的人，此人是个自然主义者，视山川为帷幄，以禽兽为伴侣，每日食山鸟衔来的野果。
在华山，契虚一隐就是很多年。
在古代，“仕”“隐”“仙”三个词是始终纠结在士人的内心的。在这里，不妨说说古时的隐逸风尚。在这种纠结中，“隐”处于中心位置，所谓低头寻仕途，抬头望仙云。
隐逸理想，在中国古代的士文化中太重要了。归隐泉林，“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这是古代隐士秉持的坚定信念。
印象中，隐逸是道家所独有的。但实际上在儒家文化传统的大树上，同样有着隐逸的叶片：“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过，这里说的隐，仍是在以“入世为本位”提出来的，或者说是被动的，而并非像老庄道家尤其是庄子之说，完全出自对个人终极价值的追求。这是儒家和道家关于隐逸理想的最根本的区别。明白了这一点，就好理解中国古代那些有关隐逸的人物、文化和历史了。
那么，到底该如果定义隐士？
隐士当然不是隐居不仕的人，而是隐居不仕的士。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否则的话，游走山野的樵夫也算隐士了。澳大利亚汉学家文青云对于隐士有个说法：“对于任何隐逸而言，关键的要素是自由选择：不管一个隐士出于什么理由而出世，也不管他最终采取了一种什么生活方式，只有当他的行动是遵循某种道德选择，而不是迫于环境压力，他才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隐士。”
现在，当我们谈到隐逸的理想和传统时，总希望找到一个源头。在老子那里，还是在孔子那里？在老子的思想中，没有明确的隐逸说法。所以，我们只能留意孔子。而且，我们确实也发现：在他那里，隐逸作为一种理念开始被肯定，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儒家学说当然要讲积极入世，“内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同时，孔子对隐逸之士又非常推崇，他对劝自己出仕的人这样回答：“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孔子建立了入世的儒家学说，但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宣扬了隐逸的理想，“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孔子虽然提出了隐逸的概念，但真正把这个概念做大的，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而神奇的庄子。这个做过漆园吏的宋国人确实打开了中国士人心灵最辽阔的一道闸门。提起道家一般都将老庄并称，实际上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老子的哲学从小处讲是政治哲学，往大处讲是宇宙哲学；而庄子的哲学是人生哲学，完全针对个人。在庄子看来，自由与独立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他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逍遥游的境界。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庄子提倡隐逸，并非一定叫人回归山林。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与当权者保持距离。
在孔子以前，谈到隐逸这件事，很多人提到巢父和许由。据说，巢父被尧看中，欲将君位传给他。巢父觉得自己的耳朵被污染了，于是跑到水边去洗耳朵。这时候，有老父牵牛而过，说：“你听到此言觉得耳朵被污染了，但又为什么在这水中洗呢，把水也弄脏了，叫我的牛没法喝水。”这是故事最初的版本。后人把巢父的故事安到另一位贤德之士许由身上，巢父则饰演了牵牛老父的角色。无论故事主角是谁，他们都是拒绝天子之位的，所以是高洁之士的代表，被后人尊奉为隐士之祖。如果说巢父（或许由）的反应还算平和（顶多是洗了一下耳朵），那么务光和卞随就激烈得多了。汤伐暴桀前，找隐士卞随、务光商量，二士皆答“吾不知也”，后来汤有天下，欲把天子位让给二人，他们认为受到了玷污，最后投水而死。后面的伯夷、叔齐就比较熟悉了，因周灭商而不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以采集野菜为生，后听人说周有天下，即使是野菜也是周的，于是二人就饿死了。
春秋时代的隐士，有晋文公时的介子推，此人有恩于文公，但文公返国后，他不愿为官，隐于绵山。文公叫人放火烧山，为的是逼他出来，没想到却将他烧死。当然，还有一个版本，说他逃出了绵山，继续做了隐士，三十年后，有人于东海边见其卖扇。说到这里，有人会提到买卖做得更好的范蠡。他在协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后，选择了激流勇退，在漫游和经商中度过了剩余的岁月，而且经商尤其成功，被认为是儒商之祖。严格地说，他不算一个纯正的隐士，但身上的隐退思想却值得注意。范蠡执政懂国，作战知兵，经商熟悉市场，其经营之道颇具原创性，作为一个人物，实在不简单。范蠡是进退有据的士人，这一点为后世树立了榜样。谈到这个人，很多人的观点是：既有儒家入世之心，又有道家出世之道。如果仔细品读，会发现，他还有杨朱“贵生”和“重己”的思想，对个人生命的保存与欢愉非常珍视。这一点对后来士人的隐逸观念是有影响的。
不过，庄子对卞随、务光、伯夷、叔齐那样的人是不屑的，他认为他们并没真正达到一种隐士的理想之境。因为对一个真正的隐士来说，并不存在一个为了政治立场而付出生命的理由。庄子的这个观点是可以接受的。战国时，除庄子这样纯正的隐士外，隐于山林的还有像鬼谷子这样纵横家和陈仲这种“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高洁之士。后者出身齐国贵族，但心厌仕途而情系林野，居于石室，接饮甘泉，在当时影响很大。孟子在谈到他时，称他是“齐国之巨孹”。
从秦朝建立到西汉之初影响最大的隐士是“商山四皓”：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东汉章帝时的隐士梁鸿“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由此可见此四人在那个时代所占据的地位。四人最大的特点：一年岁高，二德行深，三知进退。在传统的看法中，认为真正的高士，并不是说永远呆在山中，而是说知道何时扶世，何时潜隐。四老原本是秦博士，秦末避战乱，潜行入商山。西汉初，刘邦欲请之出山，被四老拒绝。汉初建，刘邦在选接班人问题上很头疼，太子盈虽贤良却懦弱，刘邦有意立戚妃之子如意，这是个大问题。秦二世而灭，一个关键细节，即废长立幼，所选非人。当时，吕后和张良很着急，但又劝不动刘邦，只好以太子之名请四皓安刘。四皓为避免天下再陷动荡，慨然出山。刘邦平叛归来，于宫中设宴，见四位巍然老者侍于太子身后，问之为谁，答曰：“商山四皓。”刘邦问此时何以出山？答：“太子礼贤下士。”刘邦后再无废太子之意。太子继位为汉惠帝，欲封赏四皓，四人不受而去，重返商山。四皓之高，就在于进退有据。四皓之后，西汉有名的隐士，仅有汉成帝时的陕西郑子真、四川严君平。后来王莽篡汉，“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但当时的隐逸之风只是出自对“正统”的维护和对新政权的不接受，跟伯夷、叔齐一类没有本质区别。
一般来说，乱世隐，盛世仕。但东汉不是这样。无论是这个王朝初期蓬勃发展时，还是中期乱象初生时，再到末期无法收拾时，都流动着一股壮观的隐逸潮流。这就是东汉在士人隐逸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原因。东汉历代皇帝都非常尊重隐士的传统，映照在社会上，使当时有一种“以不仕为德高”的隐逸情结。这种传统与王朝之初出现的巨隐严光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王朝更迭时，往往社会会发生大动荡，这时候就会有一批人出山建立功名，另一批人入山避于林泉。而新王朝建立后，皇帝为展示宏大气象，同时也是出于对百废待兴的国家的恢复，就会征召隐士出山参与王朝的巩固与建设。刘秀即如此，所以东汉之初，全国各地都贴着征召贤良的公文。当时有很多隐士确实重新返回了岗位。但最有资格的严光却拒绝了。他是皇帝的老同学，早年曾和刘秀一起在长安读书。刘秀曾亲自去请严光，但后者高卧不起，刘秀上前，抚严光腹部，说：“子陵！不肯出山相助，为何？”严光睡而不应，过了半天，慢慢睁开眼：“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强迫！”刘秀说：“子陵！我竟不能请你出山么？”于是叹息而去。后来，刘秀仍不肯放弃，又请严光到皇宫，两人同卧回忆往事时，严光将脚搭在刘秀的肚子上，皇帝也没有脾气。但即便如此，仍然无法说动严光出仕。
严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纯粹的隐士。他的隐逸与政治立场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的价值观。最后，他离开洛阳，返回富春江，在那里以垂钓度过余生。严光对后世士人影响极大，成为东汉以后隐士的标杆。北宋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但后世对严光于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严厉批评态度。南宋杨万里《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严光论》说得更厉害：“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总结出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明末王夫之亦说：“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话虽如此，但严光的个人选择仍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情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的隐逸更多是出于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守节”，认为隐是高于仕是因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著名隐士。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到东汉后期，大树将倾的风雨飘摇感导致隐逸风尚的出现，而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后汉书·陈纪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作为“清流”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于是出现了东汉“末世三隐”：黄宪、郭泰和徐稺（徐稚）。黄宪累世贫困，但学识、德行极高，名重一时。很多名士见了黄宪，都“茫然有所失”，其中周子居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时陈蕃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为己任，曾站于朝堂上叹道：“假如黄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绶矣！”陈蕃，中汉后期天下士人的领袖，仍有此语，可见黄宪名气之大。实际上，当时黄宪既没说过什么倾世之言，更未做济世之事，但却仍名播天下，这正是隐士最诡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名士间，惺惺相惜，当时推崇黄宪之人不胜枚举，除陈蕃外，就数郭泰最为推崇，他称黄宪：“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前面说过，郭泰早年是洛阳太学生中的领袖，与陈蕃、李膺过从甚密，他“身高八尺，容貌魁伟”，以博识和洞察力强而著称。郭泰初到洛阳，跟众多太学生一样，去拜访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官风“峻整”的李膺在威望上仅次于陈蕃，在洛阳能得到李膺接见和认可，被认为是“登龙门”。李膺对郭泰一见如故，大为欣赏，说：“士子我见多了，但未有如郭林宗者。”就凭这一句话，郭泰便名满京城。后来，郭泰和李膺褒贬人物，品评朝政，开一代风气。所以，郭泰回故乡讲学，辞别洛阳时，前来送行的名流的车辆超过千乘。回乡后，跟从其游学的弟子多达几千人。郭泰是陈蕃、李膺死后东汉后期影响力最大的人。同郡名士宋冲称其：“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
在东汉后期的三隐中，郭泰居北地，黄宪居中原，南方的隐逸代表则是徐稺。唐代王勃在千古一赋《滕王阁序》中说：“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塌。”徐孺即徐稺，他博览群书，无所不通，但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以坚持不仕。汉顺帝时，陈蕃为豫章太守，一到任就直接去拜访徐稺。手下阻拦：“您应该先去官署。”陈答：“周武王在车上看到商朝贤臣商容寓所的门，便站起来致敬，以致车的座位都没时间被暖热。我现在去拜访高士，有何不可？”陈蕃和徐稺一见如故，经常彻夜长谈。为此，陈蕃专门在寝室为徐稺准备了一张床，聊得太晚了，便把他留下过夜。陈蕃希望徐稺出来为朝廷效命，但徐稺不为所动。因为徐知道东汉政局已回天无力。他很欣赏陈蕃意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向，只是他觉得那于事无补了。陈蕃到朝廷上工作后仍向皇帝推荐了徐稺：“我见豫章隐士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都是高德之士，为世人所知，如果请他们出山，出任三公，将是国之大幸。”桓帝下诏征五位隐士入朝，但没有一个肯出山。当时，徐稺在山中读书、耕种，自食其力，在他的影响下，当地民风淳朴清正，世所罕见。这就是隐士的力量。徐稺虽然守志隐逸，但心中不忘那些推举过自己的人。在陈蕃来之前，太尉黄琼已举荐过他了，后黄琼去世，徐稺从江西徒步赶往江夏吊唁，因为身上没盘缠，所以一路以给人磨镜子挣路费。在江夏，参加葬礼的名士很多，包括郭泰。但徐稺哭完就走，郭泰叫人追赶，谈到东汉时局，徐稺告诉来人：“请替我向郭林宗致谢，大树将倾，非一绳可以维系。”后来，郭泰的母亲去世了，徐稺又千里迢迢地从江西赶往山西，古时，出行唯有借助车马和脚力，这一路上经历多少磨难，是可想而知的。到了山西，徐稺在郭母墓前放了一束春草，并不见郭泰便返回南方了。
及至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管宁代表了北方的隐士，南方则出现了以庞德公、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庶、诸葛亮、庞统为代表的荆襄隐士群。他们有的原籍荆襄，但更多的是躲避北方战乱而隐居于此，一方面这里比较安定，另一方面清幽的山水，为他们提供了隐士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东汉后期士人由群体抗争转向自我精神独立的一个标志。从远景看，荆襄隐士群是一种消极与逃逸的姿态；但于近景看，他们在人格上又是一种自觉和上升的姿态。其中的徐庶、诸葛亮、庞统选择了出山，尤其是后二人，所代表的是隐士的一种类型：遇明主和时机成熟后，即由隐退而转为入仕。这样的人物，后世还有东晋谢安、前秦王猛、隋朝苏威、明朝刘伯温等人。但荆襄隐士群中的更多的人选择了终身隐逸。“隐，保全自身而已，不能保全天下，故非大道。”刘表曾这样对庞德公说。作为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庞答：“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也就是说，出仕和归隐，各行其志，无高低之分。
至于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他们中的人，无论是阮籍，还是嵇康，都不是真正的隐士，而只是在野之士。后来著名的隐士，到了东晋时代，早期的谢安算一个，玄言诗人许询算一个，他们代表了典型的兰亭时代的隐士风范：一方面保持着隐士的精神姿态，另一方面又不拒绝富贵的物质生活。谢安我们已讲，在这里只说许询。他是当时的名士，但又终身布衣。他一生淡泊名利，常常把自己置身于江南清秀的山水间。他喜欢山水这一点上和晚年的王羲之一样。许询曾隐居于萧山：“乃策杖披裘，隐于永兴西山。凭树构堂，萧然自致。”以登山临水为乐。朝廷一次次地征召他，他一次次地拒绝。许询有高逸之趣，但又不拒绝在京城为官的朋友和仰慕者赠送的珠宝，所谓“许玄度隐于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许询用这些钱在山中为自己修建了豪华如仙宫的别墅。这在后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一切讲求率性自然的魏晋时代却可以。当然，也有人非议他，而许询说：“比起把天下让给我，收些珠宝又算什么？”戴逵是当时的另一著名隐士，古琴、绘画、雕塑，无所不精，所以他的隐逸生活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早年时，京城权贵闻其大名，想听他弹琴，戴逵有高节，砸琴以明志：“戴安道非王门伶人！”尤此名声更甚。戴逵也终身不仕，后隐于会稽剡县，更因王徽之“雪夜访戴”而为世人所知。
东晋的隐士在后期有包括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在内的“浔阳三隐”。作为隐士诗人之宗，陶渊明曾多次出仕、多次归隐，四十岁之后彻底过起田园生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这是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时的士人的选择。在《饮酒》中，诗人则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前代比起来，魏晋隐士在钟情老庄上表现得更明显，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刘遗民，抑或周续之，都倾心于《老子》《庄子》。尤其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带有老子风格的“小国寡民”的世外理想之境，千年以后，引得后人探寻和追慕。他们与庐山高僧慧远关系密切，并加入了莲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表明佛教对中国隐士有了影响。与陶渊明同一时代的宗炳，在具有隐士身份的同时，还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山水画家。朝廷屡次征召其出山，皆被拒绝。他是继许询、王羲之之后，又一个狂热的山水爱好者。按史上记载，他“每游山水，往辄忘归”，“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他潜幽谷，行远山，达三十年之久。晚年时，不能再远行，于是把自己曾去过的山水都画于家中墙壁上，“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随后南北朝时的陶弘景，是古代隐士中的一个典型。他36岁辞官，“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后隐居于茅山。陶弘景深知广谋，梁武帝萧衍建梁前，与陶弘景过从甚密。后萧称帝，朝廷每有大决策，必派使者入茅山征求陶弘景的意见，“书问不绝，冠盖相望”。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陶本可以隐居到更远的名山，但却没这样做，而是隐居在了离京城建康（今南京）很近的茅山。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是有想法的人：因为离京城近，皇帝才可以跟他形成互动。在追逐自然适意的人生体验的同时，又参与着国家大事的制定，取得隐士与权力的两全。对他来说，权力角色未必是其终极追逐的，他也许只是把决断国事当作构成隐士价值的另一个部分。这需要与京城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地理上的距离和精神上的距离），这个度是不好拿捏的，但陶弘景很好地完成了这个角色。
隐逸内涵发生微妙的变化，是在寄居江南的东晋王朝时期。东晋名士除了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外，向外又发现了山川之美。东晋前，即使严光隐居于美丽的富春江，在他那里，第一重因素也是出于对人格和精神独立的坚守。而东晋之后，士之隐，虽也存在严光这样的心理，但纯粹的山水审美和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已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再后来，山水情结由停留于欣赏自然景观上升为一种陶冶心性的生活，最后至唐朝时化为一种人文情怀，正如李白所说：“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诗中既描绘了自然的美景，又追慕了隐士生活的清幽，还表达了一种生命的理想状态。隐逸生活的具体内容，往往又为旅行、读书、弹琴、品茶、修道、参禅、诗歌、书画、名士互访等所环绕，如此的人文生活孕育了山水诗歌（或称之为隐逸诗歌）和山水画。反过来，这种文艺映照又使隐士文化本身显得更为深幽可人。
李白一生就至少隐居五次，甚至一度还模仿竹林七贤，与孔巢父等人搞了个“竹溪六逸”。他被征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隐逸的背景给了很大的推力。如果说李白的隐逸，多是出于个人的性情，那么另一批唐朝隐士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把隐作为出仕的跳板，代表人物是卢藏用。卢实际上考中了进士，但由于暂时没被授予官职，所以直接去了长安旁的终南山隐居，以退为进地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的身份被授官左拾遗。另一名隐士司马承祯则坚持不仕，返回天台山前，卢藏用为之送行，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意思是，在这里隐居就可以了，何必远赴天台？承祯答：“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宋士对唐人的这种做法是看不惯的，《新唐书》：“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好终南、嵩山为仕途捷径。”这就是“终南捷径”的由来（为什么偏偏是终南山和嵩山？因为终南山和嵩山，一个离长安近，一个离洛阳近，而且一个是道教名山，一个是佛教名山，崇道信佛的唐朝皇帝们基本上就在这两都之间转悠，所以隐居在这里会很容易地被朝廷发现）。
唐有卢藏用，也有李泌。李泌，同样有道士背景，最后却做到了宰相。他的传奇当然不在于此，而在于他进退有据。时逢“安史之乱”，李泌为唐肃宗近臣，为平叛出谋划策，深得皇帝欣赏，虽还没做宰相，但却“权逾宰相”。李泌虽得宠，但有保身之道，“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往往假借神仙之名摆脱困境，同时也给竞争对手无意于世俗功名的印象，他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后长安收复，李泌就真的告别皇帝，去衡山隐居了。后来，世间风云变幻，他几出几隐，唐德宗时代，又被召回长安出任宰相。李泌深具儒道两家的气质，既能从儒家的角度为国家建功立业，又能很好地践行修身养性的道家理想，无论是出山还是退隐，都心怀平和，荣辱不惊，这在古代是少见的。
李泌的经历，实际上也道出中国古代士人的三种互为关联的理想：隐、仕、仙。
虽然卢藏用这样的行为也成为一种现象，但相较之下依旧是少数。在唐朝，更多的隐士是像我们故事主人公契虚的朋友司马郊那样的，在红尘与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往大里说，在权力和主流的对面，它树立了一种别样的人生样式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所包含的是人格的高贵、精神的自由、志向的坚守和选择的决绝，在优美的山水中，开辟出一条让我们欣喜的文化和生活的道路。
谈隐士文化时，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与其相辅而生的山水文化和田园生活。“隐士”二字从字面上讲，一为隐，一为士。在哪里可以隐呢？自然是峰峦叠翠、林木清幽的山水间。华夏大地，本来就多奇秀山水，在进入工业社会前，没有环境的污染与破坏，那时的一山一水，更有古朴的魅力。在唐时，终南山冠盖整个帝国，其他隐逸名山则有华山、嵩山、庐山、衡山、天台山、四明山、青城山、武夷山、太白山、罗浮山……
继续说契虚的故事。
隐居华山的他，多年以后，已达到不用进食的辟谷境界了，每天喝风饮露。
辟谷分“服气辟谷”“服药辟谷”。在这里，契虚采取的是“服气辟谷”。反正，他越来越有仙人范儿了。
后来，司马郊去世，百鸟聚庭院而鸣，契虚也很难过。
唐朝远山，空谷幽兰，如此生活，夫复何求？但对契虚来说，还有一桩心愿没完成，那就是——成为稚川永久的居民。司马郊死后，契虚继续在华山隐居修行。当时，有叫郑绅与沈聿的，自长安来，至华山，逢大雨，二人投宿于契虚的茅屋。
由于契虚不再吃五谷杂食，所以当郑、沈到来后，契虚没食物给他们吃。
二人奇怪于契虚不吃饭却能神采丰奕。契虚把自己的经历说给他们听。二人办完事，返回长安时，郑绅单独去华山脚下契虚所住的草庐拜访，但草庐已空。郑绅颇为感慨，在他看来，作为隐士的契虚已成仙得道，去稚川定居了……
贩茶求仙记
讲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它发生在一批茶叶贩子身上。
玄宗天宝年间，安徽寿州大茶商刘清真带着十九个员工，运送大批茶叶去洛阳、长安贩卖。他们这趟生意带了多少茶叶呢？每人“一驮”（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多斤）。刘清真作为老板，自己当乘马押送，这样算来，共带了一千九百多斤茶叶，可以说是个巨大的数字了。而且，唐朝时，寿州茶很有名，这趟买卖当值不少银子。
一路上，刘清真带人晓行夜宿，十分谨慎。
此日一行人进入河南陈留地界，遇见了强盗。还好，盗贼不是很多，加上刘清真等人拼死保护，茶叶没被抢走。后听路人说，陈留一带不是很太平，总有过往客商被劫。为安全起见，刘清真听从了一位当地人的劝说，改变了方向，不再西行洛阳、长安，而是一路北折，往魏郡方向而去。
魏郡在唐朝时属河北道魏州，治所在河北大名，人口众多，在当时很繁荣。
在去魏郡的路上，他们遇到一位老僧，同行了一段路，彼此熟悉起来，即将分别时，老僧劝他们不要去魏郡了：“那里未必是佳处，还是去山西五台吧。”
“五台？”刘清真问。他心里想，这里距五台路途遥远；最主要的是，这些茶叶是不是适合贩卖到那里。
老僧见其犹豫不定，说：“若诸位嫌远，不妨先跟我回寺，再作商议。”
刘清真认为：一路疲惫，到寺里休息两天后再择地赶路确也不迟。另外，还有一点，对佛道都很感兴趣的刘清真，观老僧之貌，听其谈吐，认为老僧来历不凡。于是，他们去了几里外老僧修行的寺院。
寺院不大，但很肃穆。入寺后，老僧整日为众人讲经论法，说得刘清真等人悟性顿开，最后的结果令我们诧异：一行人竟都有了远离尘世之念。于是，刘清真等二十名茶叶商人放弃了贩卖之旅，终日伴随老僧左右，一住就是二十年。
这老僧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一天，老僧对刘清真说：“最近有大魔出现，你们会受到它的祸患，需要提前防备，否则会坏大家的修行。”说罢，叫刘清真等人跪在地上，他含水而喷，口中念咒，刘清真等人就慢慢变成石头。
但他们心里都很明白，并非真的变成了石头，只是一种法术而已。
很快，有来自山西代州的捕快数十人路过寺院，转了一圈，唯见群石寂静，荒草萦绕，便离去了。
当晚，老僧又用水喷这些石头，刘清真等人恢复人形。
刘清真知道，如果不化为石头，也许会有一场无法预知的劫难。
一个月后，老僧又道：“大魔又起，必定会全力搜索你们，怎么办？我想把你们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你们都去吗？”
刘清真等人点头。
老僧令他们闭上眼，称这是一次秘密的飞行：“你们记住一点，飞行过程中不要睁眼看，否则会坏了大事。当你们觉得已经落下了，再睁眼不迟。你们到了山上，会发现一棵神奇的大树，你们可于树下修行。树上会长出灵药，你们食后自有奇迹发生。”
刘清真等人均被赐一颗药丸。
老僧说：“吃了它，这些天就不会再感到饥饿，但你们这几天要好好思考，只有深奥的佛法，才是超尘脱俗的桥梁。”
刘清真等人一起拜谢老僧，随后闭上眼。
于是，他们就真的冉冉飞起。半日后，他们感到脚踩到了地面，这才睁开眼，见山林一片，有樵夫过来，于是向其打听，才知道已到江西庐山。他们往前走了一阵，果见有一棵大树翠枝蔽日。
刘清真大喜：“大师所说的奇树当是它！”
众人在树下打坐。几天后，树干上长出一只白蘑菇，鲜丽光泽，飘然而动。
众人异口同声：“这就是大师所说的灵药吧！”
当时的计划是：把白蘑菇采下来，二十个人一起分食。但其中一人，趁大家不注意，一口把白蘑菇全给吞下去了，包括刘清真在内的所有人均大惊，随即纷纷指责。但已成事实，打那人一顿也没什么用了。正在大家郁闷时，那人突然消失不见，随后再看，见其端坐于大树的一根枝条上。
刘清真说：“难道是因为你吃了白蘑菇而高升了吗？”
刘清真叫那人下来，那人似乎没听到，就是不下来。
七天后，奇怪的事发生：在枝条上端坐的那人，身上竟长出绿毛，很快有仙鹤飞来，在树顶盘旋。
那人对树下的刘清真等人说：“我确实背叛了你们。不过，我现在真的得道啦！我就要离开你们了，去谒见天帝。你们今后要继续努力啊，争取早一天像我这样，成为一个真正的神仙。再见！”
刘清真恳请他下来，但那人没搭理他，顾自乘云飞去。刘清真等十九人沮丧至极。这就是十九个人成全一个人的故事。
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或有人导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复往，又遇一老僧，导往五台，清真等畏其劳苦。五台寺尚远，因邀清真等还兰若宿。清真等私议，疑老僧是文殊师利菩萨，乃随僧还。行数里，方至兰若，殿宇严净，悉怀敬肃。僧为说法，大启方便，清真等并发心出家，随其住持，积二十余年。僧忽谓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辈必罹其患，宜先为之防，不尔，则当败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长跪，僧乃含水遍喷，口诵密法，清真等悉变成石，心甚了悟而不移动。须臾之间，代州吏卒数十人诣台，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见荒草及石，乃各罢去。日晚，老僧又来，以水噀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灵，知遇菩萨，悉竞精进。后一月余，僧云：“今复将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远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闭目，戒云：“第一无窃视，败若大事，但觉至地，即当开目。若至山中，见大树，宜共庇之。树有药出，亦宜哺之。”遂各与药一丸云：“食此便不复饥，但当思惟圣道，为出世津梁也。”言讫作礼，礼毕闭目。冉冉上升，身在虚空，可半日许，足遂至地，开目，见大山林，或遇樵者，问其地号，乃庐山也。行十余里，见大藤树，周回可五六围，翠阴蔽日，清真等喜云：“大师所言奇树，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数日后，树出白菌，鲜丽光泽，恒飘飘而动。众相谓曰：“此即大师所云灵药。”采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绐而先食尽，徒侣莫不愠怒，诟责云：“违我大师之教。”然业已如是，不能殴击。久之，忽失所在，仰视在树杪安坐，清真等复云：“君以吞药故能升高。”其人竟不下。经七日，通身生绿毛，忽有鹤翱翔其上，因谓十九人云：“我诚负汝，然今已得道，将舍汝，谒帝于此天之上，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树执别，仙者不顾，遂乘云上升，久久方灭。清真等失药，因各散还人间。中山张伦亲闻清真等说云然耳。（《广异记》）
窃食丹药成仙的故事在唐朝还有一例，地点是山西蒲州，也就是现在的永济。蒲州在唐时是诡异之事频发的州郡，在这里不妨看看几个发生在蒲州的故事。
其一：玄宗天宝年间，蒲州的一个樵夫入山砍柴，午后睡在树下，被一条大蛇吞噬。那人醒来后，发现四面漆黑，腥味扑鼻，赶忙抽刀去捅，这才出来。但是，从此之后，那人身体的一半就开始脱皮，犹如麻风病人。
其二：几十年后，仍是在蒲州，有人挖地凿井，遇一石板，不小心掉落到井中，底下群蛇无数。蒲州人从最初的恐惧，到后来的麻木，最后似乎适应了，只是感到了饥饿。当然没有吃的，但他看到缠绕在自己身上的蛇一个劲儿地吸气，于是自己也效仿，后来竟不饿了。在冰凉的蛇窟，蒲州人待了一个月，这时候他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条蛇。这一天，他听到惊雷声，随后群蛇乱舞，直蹿天空。那人慌忙中抱住一条大蛇，也蹿出深窟，耳边风声飒飒，等他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平州，也就是河北秦皇岛。
其三：文宗开成年间，蒲州有小吏于晚上巡夜。当夜天晴，月朗星稀，长街漫漫，静谧无人。行至景福寺前街，忽见一黑衣人盘坐在寺墙下，低着头，双臂抱膝，寂然不动。小吏惧，低声问：“谁？”黑衣人一点反应也没有。小吏再次呵斥，仍不作答，于是逼近。那人这才慢慢抬起头来，直视小吏，“其人挽而不顾。叱且久，即扑其首，忽举视，其面貌极异，长数尺，色白而瘦……”后来有一年，重修崇福寺寺门，挖地基时，在深处发现一只油漆桶，桶口被白泥所封。
接着讲另一个窃食丹药而成仙的故事。
蒲州永乐县有座叫道净院的道观，唐文宗时有道士邓太玄在观中炼丹。多年后，虽丹药炼成了，但担心药力不济，故而没有服用，而是叫弟子收藏起来，由道士一同监管。
邓太玄死后，门徒周悟仙成为道观管事。转眼到了宣宗时代，一个叫侯道华的蒲州人出现在道观门前，说自己好道，愿入观侍奉周悟仙，别无所求。周自然高兴，将他留下。侯殷勤备至。观中道士也都使唤他，有什么累活都叫他干，侯丝毫没怨言。他喜欢读史书，看诸子百家的经典之作，博览群书，干活之余，手不释卷，每每大声朗诵，众道士问缘由。
侯道华回答：“天上没有懵懂无知的仙人啊。”
众道士张大嘴巴：“你的意思是，你将来能成仙？呵呵。”
侯道华笑而不语。
蒲州盛产大枣，甘甜纯脆，为唐朝之冠。在每年所产的枣中，会有一两个没核的，谁吃到它预示着会有好运降临。奇怪的是，邋邋遢遢的侯道华一连三年，都神奇地吃到了无核枣。
这天早晨，侯道华干完活，拿着斧子去修古松的垂枝。道士们不解其意。转天，大家发现侯道华不见了。古松下有桌案，上面有杯水，还有双鞋，侯道华的衣服则挂在昨天修剪的松枝上。
是的，他飞升成仙了。按记载，这一天是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日。
显然，邓太玄所炼的丹药被伪装成仆人的侯道华窃食了。故事中有个细节，即侯道华说过一句话：“天上没有懵懂无知的仙人啊。”南宋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点到了这个片段：唐道士侯道华喜读书，每语人曰：“天上无凡俗仙人。”此妙语也。《仙传》载：有遇神仙，得仙乐一部，使献诸朝，曰：“以此为大唐正始之音。”又有僧契虚，遇异境，有人谓之曰：“此稚川仙府也。”正始乃年号，稚川乃人字，而其言乃如此，岂道华所谓“凡俗仙人”耶？
陆游的意思是，侯道华说天上不应有懵懂无知的神仙，但实际上确实有，比如有的神仙不知“正始”为三国时魏国的年号，有的不知“稚川”是东晋道士葛洪的字。由此看来，糊涂神仙确实不少。
回到第一个故事。我们不知道，那个激变为神仙的茶叶贩子到了天界后会不会是个糊涂神仙。但无论如何，在这个由贩茶引起的故事中，我们都失算了。我们没想到这最后成了一个十九个人成全一个人的故事。最郁闷的应该是领头人刘清真，他实在无法想象自己的这次贩茶之旅的遭遇竟是这样离奇，更难以接受自己的一个手下意外地成仙。
故事一波三折，有的细节甚是令人回味，比如那人成仙前身上长满绿毛。难道这是成仙的步骤之一吗？故事中的老僧又是谁，他所说的“大魔”到底是指什么？倒霉的刘清真等十九人最后去了哪里？是回故乡寿州了，还是找那老僧说理去了？
张果老是蝙蝠精？
有传言说“八仙”里的张果老是只白蝙蝠精，大概没人相信。不过，这却是事实。
唐玄宗时，原籍山西的道士张果，白发飘飘，老态龙钟，没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岁了。他隐居在恒州中条山，坐骑是一匹白驴，据说可日行万里。休息时，他就将驴如折纸一样叠起来，放进小背箱；骑时，用水一喷，即化为驴。
玄宗慕仙崇道是出了名的，曾多次召见张果，但都被拒绝。
此前，唐太宗和唐高宗也曾召见他，都没如愿。女皇武则天虽崇佛，但对道士也尊崇有加，欲召见这位山西老乡，但被张果装死搪塞。到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张果突然出现在邢州即现在的河北邢台。玄宗大喜，再次恳请其入长安，此次终于如愿。
在长安，玄宗问张果神仙知识，后者一一对答。就在这时候，另一个著名的道士叶静能出现了。
叶静能是玄宗的私人仙术顾问，与罗公远并称双星，二人同为道教典籍《真龙虎九仙经》的注者。在该经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道士因炼丹而成仙，根据功力深浅，可分为天侠、仙侠、灵侠、风侠、水侠、火侠、气侠、鬼侠、剑侠九个档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