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工作很是郁闷，之前的工作经验一点没有什么帮助。年前投简历的公司还在招聘，我虽然觉得很是尴尬，但是还是投了一份简历。结果还是非常的凄惨，基本上没有回复的。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我只是觉得钱在一天天的花，但是工作还是没有一点的前景。T每天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有厌烦的样子。于是我频繁的打电话给国家安全部询问我的材料的事情，得到的答复还是老样子：“你的材料我们正在处理，你就等着答复吧，”“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没处理完？他们为什么不管，我每天每天被‘他们（材料中所指的人）’干扰无法正常生活；我要是个坏人怎么样……”那个接线员也很生气的说：“你去说给谁相信你呢？”我也火了说：“我要是给美国驻华大使馆联系联系，看他们怎么样会证明这件事中的技术”。那
个接线员有些发火：“我们这是工作电话啊！你说话小心点啊！你作间谍小心我们抓你！”我
说：“上次打电话给你们有个声音在旁边，我过几天再打给你，你却不承认；我知道你们的声音是合成的，还有挂线窃听的！”啪，安全部的接线员直接挂掉了电话。
（挂线窃听——用指直接接入窃听的电话线的另外一付电话机的窃听的方法）
是的，上次打电话。我听见话筒里有个女人说：“他们是怎么搞的，把这个孩子折磨成这样”。也不是T的声音。
“他的火气很大啊，”T继续说，“他还敢说跟美国大使馆联系，”“你们妈的X，你们这些丧心病狂的衣冠禽兽，你们……”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更加火大。“你叫什么，你要打电话就去打，”T也带着火气说。“打就打，谁怕谁啊？”我火更大了，直接拨了北京的114查询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总机，我直接拨通了。“我就直接问他们有没有在CIA工作的官员，”我对着T说。但是总机是无人接听的，我随便拨通了一个电话，“Hello,May……”一个女人的声音冒了出来，T略带紧张而快速的语气说：“他还真的拨通了，”我停顿了一下，轻蔑的笑了，然后挂上电话。我想如果这不是个圈套，我也要想好说什么再打。晚上，我想这一切可以部分的证明T不是主要从事于对外的行动部门，不然应该是很熟悉这样的事情，再或者T是故意装的，但是目的是什么呢？我的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对T造成冲击。
“时间2005—4—22—22：17,目标最近比较烦躁，他找工作一直没有什么让他满意的工作。他的生活还是非常有规律的去苏州市图书馆看看报纸，看看杂志，下午有时去苏州大学医学院打打篮球。晚上在附近的小餐馆吃顿便宜的晚饭，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消费。估计他可能在资金消费的差不多时会压抑的情绪爆发，这时要注意目标的过激的行为。注意要把握语言，不要让目标的行为显得变化的过于明显。他的意识里目前还把这项技术当作一项机密技术，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要注意利用这些特点……。:YYA0537ST2,记录：编号ZYAE51421。”
厌烦到积累到极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一问宋佳，到底有没有可能还存在疑点。这次电话接的还是宋佳的母亲：“还是你啊，小杨。”我有些奇怪这个人经历了那么屈辱的一跪，还是这么温和的脾气，难怪她说宋佳的父亲脾气不好，有些委屈求全的样子。“我想跟宋佳谈谈，”“你别找宋佳了，她出国了，”宋佳的母亲很快的说，“好了，你这孩子告诉你不要再为了这件事找我们，你怎么不听话呢？不要谈那份材料的事情了，我家的电话被窃听了。”“你们家没有犯什么事，怎么会有人随随便窃听你们家的电话呢？”我很平淡的说。“你知道的，这个单位是保密的单位。好了，时间很晚了，我心脏不好要休息了。”电话挂了。怎么这个人要出国了？我有些奇怪。运载火箭研究院这样的单位是保密单位，以前我们高中班上还有个笑话关于“杜杜狼”的，他家在军分区的家属院电话都要从总机转接，他有一次在电话里对班上的一位一女生表白，结果还被人拒绝了，但是总机的当兵的全程监听了对话，还把对话告诉了“杜杜狼”的父亲——军分区的参谋长，他父亲是个很严厉的军人不由分说把他痛打了一顿。
我无法判断宋佳是否真的出国了，还是宋佳的母亲有意摆脱我的“纠缠”。但是以我的经验这个人的方式不太对，对于一个陌生的人很多人多数是很严厉的斥责。是不是有些反常，这么温柔委婉的拒绝。或者对方知道我所说的事情是关于那个方面的。
我还是要打电话给国家安全部去催促他们答复我的材料的事情：“你们监听别人还会告诉他吗？”“当然不会了，你有什么事情？”“我就是想问问我的材料的事情，我是…”“好了，告诉过你了。耐心的等着，有结果了我们就会去找你的。”
卡上的钱眼看着一天天的少了，天气也慢慢的变热了。旁边的小院子里的枇杷的果实都慢慢的变成了淡黄色，已经五月的中旬了。我慢慢意识到这件事情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边的工作机会是很渺茫的，我发现自己没办法摆脱T的干扰。高分子1班的万盛也在苏州，刚好从最新的工作辞职听我说这么个便宜的出租床位的地方也搬了过来。我们开始买菜做饭，有个同学可以一起找工作我的心情慢慢的好了些。可是我实在是觉得这边的机会不多，打算回去在考虑下去广东那边看看。顺便把这件事情和父母谈一谈。
“我过几天就回去了，”我对正专注的看着苏大医学院的人体标本展的万盛说。“我靠，你才来几个月就打算回去，找工作要有耐心的，”万盛笑着说。“我已经决定了，我那还有张苏州图书馆的阅读卡，送你了，”我笑着看着酒精瓶里泡着的发白的人的器官和被横着切开显示着人的断面的标本。其实，这一切T对我的干扰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个人对于生死看得太重了。我们有什么呢？只是每个人要面对的生活的压力不同而已，T更多的是在利用这个在向你施加更加急迫的压力，这样你才会精神崩溃。只有更加坚强才能回击T。
从苏州回来，我很是惭愧。这么长时间自己的工作都没有搞定，却怎么也拿不出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父母很生气，我一点也不像以前那个在他们眼中比较懂事又听话的孩子。我却无法把这一切都说出来，我没法证明这一切。
我想在家里休息2周，继续想找着可能证明这一切的证据。在常上去的百度搜索“精神干扰”发现没有相关的条目，我又换了google，发现几个标着“mind—control”(精神控制)的网站。才发现像我这样的人世界上还是很有几个的，有台湾的，国内很多个身份的都有。仔细阅读了每个人写下的经历和描述的干扰的状况，和我的基本一样。只是每个人精神的清醒程度不同，有的人已经被干扰了好几年了。网站就是个受害者办的，她在上面列举了可能导致这个的技术可能，比如远在60年代克格勃就在从事对“精神控制”的研究，以及美国军方透露的相关和精神控制有关的研究，还有国际上的同样深受精神控制的伤害的人的联盟。这原来是个到处都有的通病！我找到了可以充实自己材料的素材。
可是父母对我的行为已经非常费解，对我的对自己的现状没有一点解释非常的不满。我们有时会争吵，但偶尔爆发的争吵让我心里更加难受。我下定决心把这件事说出来，可是结果更加糟糕。父母都没有能理解这样的事情，反而问我是不是对那个叫宋佳的女孩子的感情让我无法正常的面对生活。“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精神不正常无法出去工作，你只要说出来，你就不用去找工作，我们夫妻俩在死之前还是可以养活你的，”父亲越说越气，话也很重。“你怎么能这样，这说去多丢人。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找工作，不是谈恋爱……”母亲带着哭腔说。我无话可说，我知道他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这一切，只能在心里默默的咒骂着T，T则是像在看戏一样默不作声。
晚上我又一个人走在沿河大道旁，还是戴着耳机压住T的呱噪声。
“我父母都是普通人，父亲是个努力挣扎着从农村到这个小城市生活，十几年的从军经历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富有的财产，母亲也是个小市民的样子，是的。他们也自私，也狭隘，为着生活的烦恼，工作人际关系忙碌着，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可是我让他们伤透了心…”我觉得自己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这次T没有再做什么感情的流露，监视的男人只是说了句：“……什么，”便默不作声。我很快擦掉眼泪，恶狠狠的说：“我发誓，再也不会再因为这件事流一滴泪，我发誓”。
第二天我就买了车票去广州。
题头
“…没想到这个家伙（叶利钦）想把苏联分裂，而我们还在想方设法保证苏联的完整和统一…”————————摘自《布什回忆录》
“你能相信我说的话吗？你还能独立的判断问题吗？”他闪着茫然无顾的眼神说。“我把所知道的材料和自己的经历都给了你，希望对你有些帮助。万一我出现什么不测，我想世界上总有个人知道这发生的一切。”“还有，一句忠告：不要相信你的耳朵”他扭过头说。
SET1
“时间2007—4—18—21：27,目标从广州回来后，又把他的材料更新了一下，准备再去北京找工作。他已经适应了这种干扰了，或者说对我们的干扰更加钝化了。但是他还是无法克制的掩饰他的想法愿望。他竟然说自己要避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我们利用。很显然，他长期对自己的精神遭受的孤立是很有体会的，我们工作时的方法让他很是警觉，甚至认为我们显得温和的暗示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变态方法。每天他依然在晚上在Y市的沿河大道上散步，继续寻找我们的破绽。他已经不再那么狂躁了，但是心里依然藏着，压抑着愤怒…YYA0743ST2,记录：编号ZYAE58312。”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已经二年半了，T依然不疲不倦。还有什么部门的人可以这么不计成本，花费人力物力在我这样一个普通人身上。除了情报部门还有什么人会愿意这样忍受无聊和空虚的工作，T还问我为什么不玩传奇，很明显是年纪不是很大的人。但是目的是什么呢？以前认为是宋佳的父母的亲属或者朋友在安全部门工作，利用工作的便利来做这样干扰我的生活的行动。只能说在2003年9月—2004年5月之间，T肯定认为我对他们有些信任，事情完全在T的掌控之下，说的话和诱导性的言语完全都是有目的指向——也只是要干扰你的研究生考试不让你去北京而已，”我听到T在大声的骂了一句，自从我去广东以后T的声音就变得虽然清晰但是声调很轻了。“仅此是无法判断T的最终目的的，以及T在2004年以后突然以一种直接对话的形式出现，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巨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我对T的身份的清楚的认识。从技术上讲，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这种精神的干扰技术，连有效的旁证都没有。从技术上证明这个渎职案件的可能性还是太小。我诉说的细节是不会被他们采信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从我个人的嘴里说出来的，这也是T有持无恐的主要原因，”我苦笑了一下。
“T对我的工作的干扰影响不如我担心的那么厉害，但是说明我还是不适合做比较紧张的工作，T总是会想办法打断我的思考和记忆。还有叶利钦的精神安全部队的事，陆续有解释的版本释放出来，但是情报这个行业放出的消息都是真假混杂的。但是从逻辑上讲，不可能是外国的情报部门针对叶利钦的行动，毕竟从很多资料上都说克格勃最先开始研究精神控制武器，谁敢随便对一个核武库的规模可以和美国比肩的大国的领导人做这种间谍行动呢？明显是俄罗斯的安全机关针对叶利钦的行动，而且叶利钦的继任者是普京这个前克格勃的特工，这一切应该都是存在联系的。而且叶利钦之前亲西方在关键问题上向西方退让，甚至被骂作出卖俄罗斯的利益，被自己的安全机关处于民族利益的出发点用精神干扰的方法控制叶利钦，逼迫他让出总统给安全机关认为可以代表俄罗斯民族利益的普京。对外宣称是国外的安全机关干的，这才是最合情合理的。而且其他国家不可能出来证明这件事，谁证明俄罗斯的舆论就会认为哪个国家对叶利钦采取了行动。哈哈，那年叶利钦在机场几乎晕倒和我在学校被直接对话导致两天都没有休息最后困倦的状态差不多，是吧？”我对着T说。“……他……能.”T含糊的在说着什么。“这也说明叶利钦自己对于国内的那个安全部门掌握这种技术也不清楚，甚至一点情形都不了解。还可以在材料中用什么来证明这一切呢？这么多受害者描述的经历，所有的人的经历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开始都是从模仿受害者的身边的人的对话开始，编造流言这样的形式来影响受害者的情绪，到现在有的人还是以为这是周围的人的对自己的议论，有的甚至怀疑身边的人就是主使者；而我的情形就更加直接，直接过渡到以一种直接的形式，直接以自称是安全局的人形式出现，在我的意识熟悉这种形式以后，就可以长久的折磨我的精神。人的精神再强也不可能长时间的坚持下去，在经历长时间的孤独，无助后，生活难以为继，最终肯定会精神崩溃，选择自我毁灭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这就是你们的目的吗？”我继续问着T。T没有回答我的话。“理论上说，间谍这个行业是要求远离感情的。但是开始的时候T却表现出难得的人性，也就是那么一点点。这可是在广州的公司宿舍时，我肠炎发作疼得不得了，蜷缩成一团，且因为发高烧被隔离时，T反而在旁边出言刺激我。这说明他们心里是很希望我痛苦的。也就是说这一切可能不是个正常的行动。T中的一男一女的对话也出现的非常怪异，总部到底指的是那里？或者这只是T为了下面以安全局的人的出现而故意摆的‘迷魂阵’？可是这段对话和后面出现之间有大约3个月时间差，没有衔接上啊？应该是无意的失误？”我有些困惑。“理论上说，为了达到掩盖自己的行为的目的，T从逻辑上不应该也不可能从语言上留下任何可以印证我得到了非正常的信息，如任何我不可能知道的人的身份，地点。所以T所利用的信息都可能从反面上说都和T真正的源头背道而驰，所以安全局，安全部，甚至宋佳的父母不过是他们利用的工具。那我还有什么线索？可是宋佳的母亲的表现实在是有些可疑的地方，她是个六十左右的人还是个运载火箭研究院的会计，这样的社会身份就不可能因为我这样没有来头的人的一些事情就跪下求人。而且我在广东江门给她家打电话，故意用这件事刺激她，可她还是委屈求全的压抑自己的愤怒，是什么让一个本应该捍卫自己的尊严的人这么放下身段。最后她们家还把家里的电话都换掉了，完全是逃避这一切。既然她认为我说的事情和她无关，也犯不着这样避之千里，丝毫不做反抗，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的秘密，他们家里有人事有所了解？”我踌躇着，“这样长的时间说明，T的实力远远超出我的个人身份所可能面对的，也是这个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不可能想象的。T也确实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做些掩饰。但是这是个社会所不了解的重大的秘密，秘密就是他们唯一的缺点：永远无法公开的证明这件事，那怕一点的关联都不可能；可这可能也是我这样的人最大的悲哀：可能永远都无法逃脱这样的折磨，”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河堤上的长椅上坐着几对情侣在依偎着，对着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的河面在低声的呢喃着，微风轻轻的扯动着柳枝。“不知道这些人如果知道有些人，可以监视他们的思维活动，让他们无路可逃，知道他们的感受，精神是否可以支撑自己？”我自问着,“你们不回答也罢。虽然你们的工作不过是说几句无关紧要的废话，但是我可以体会到你们的无耻变态的想法。知道我什么时候就已经开始怀疑你们了？在那天晚上，你们中的两个变态毫不掩饰的透露自己的心态的时候，我是装作毫不在意的，你们以为我就那么容易崩溃吗？那天晚上的那两个男人如此的无耻，你们以后可觉得我的态度为什么强硬了，还不是你们自己的做的露馅了。你们妈的X的，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衣冠禽兽，你们这些草菅人命，为虎作伥的婊子养的…”我听到T在骂人了也不客气的回击他们。
T被骂的不做声了，我则继续考虑这一切：“如果一个单一的事情是偶然，如此多的偶然在一起就是必然了。你们觉得还能掩饰下去吗？无论这个世界上不知道这一切的人是多么迟钝，冷漠，可是一旦这一切曝光，你们还能躲藏到那里呢？你们不过是某些野心和贪婪的打手，你们以为自己就可以幸免吗？他们会放心你们的思想，从事这样的工作，你们除了直立行走，说着人话，你们的思想怎么可能和人类的生活脱离呢？你们也有朋友，也有父母，有妻子丈夫儿女，有友情有爱情，你也要工作之余休息下拥有自己个人生活，你们知道的这是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人的精神特点：你们不可能和别人分享你所独有的，你们也不可能逃脱这样的事实，不要以为你们施加在我身上的丑恶自己就可以逃避？你们在和妻子，女朋友亲热的时候，如果有几双无耻淫邪的目光在屏幕后窥伺你的感受的时候，你们还能正常勃起吗？哈哈……”我笑着嘲笑T，T的反应明显不适了，于是开口和他对骂起来。
“我希望你们记住，我只要活着，我就不会让你们安心的睡觉，”我一字一顿的对T说，“给你们讲个故事，二战的时候，纳粹党卫军在苏联一个城市屠杀当地的居民，德国国防军根本没法做这样的行动。一千，两千，三千……手无寸铁的居民被成排的屠杀，做了几天以后，杀到最后，这些和你们一样的两条腿走路的畜生竟然也杀到恶心了，没法干下去了。你们知道的，伪善掩盖不了你们的丑陋卑鄙自私的心，同样，从被生下来作为人开始，你们也无法避免人——这个同样的物种作为社会存在而互相关联的特性，要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死完了，你们还能在谁身上玩这样的变态游戏？你们逃避不了的，我只是希望你们下班了，安静的时候想一想，在你们享受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享受本应该我这样所有的普通人都应该一样享受的天伦之乐的时候想一想，我的经历你们也可以逃避吗？不过是哪个自私和贪婪的野心也操纵着这样的设备，也许有一天也会窥探你们的内心，你们能逃避吗？你们的行为不是在幕后维护社会的存在，因为你们不是上帝，你们是在撬动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础，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放出一个你们自己都控制不了的魔鬼……”
“时间2007—4—19—23：03,目标今天在在河堤边散步，继续嘲骂。其它无。YYA0750ST3,记录：编号ZYAE58355。”
SET2
在广东工作的时候，我收集了许多和这个事件相关的报道。他想继续把这些报道整理到材料中，丰富我的举证。然后根据情况做做一些关联性的分析。
晚饭后，我继续去散步，这几天我说的话大概非常不讨T的欢心，T的开始想办法喋喋不休。我还是戴上耳机，把音乐音量调大。T就很无奈了。
“心电武器可控制数百公里之外大脑
为应对苏联的挑衅，美国也开始大力研制心电武器来控制大脑思维，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政府发现，其驻莫斯科使馆遭到低强度电磁辐射的密集"轰炸"。接到报告后，白宫大惊，难道苏联政府在试图控制美国外交官的大脑不成？于是，白宫指示五角大楼迅即进行研究。
美国国防部于1965年秘密开展代号为"潘多拉工程"的研究。他们先后拿猴子和不知情的水手做试验，折腾了4年多，最后证实那些所谓的"莫斯科电波"只不过是在窃听，而非进行大脑控制。1970年，"潘多拉工程"寿终正寝。（关于莫斯科信号有一些讨论，按照正统的学派，讨论结果是窃听，但实际是不是，谁能保证这个结果是正确的呢？）
但是，事情并未结束，有关研究仍然在秘密进行。上世纪90年代，一份为美国空军撰写的学术论文提到了一种武器创意：利用特殊信号将声音传送到人们的脑中。文中写道："这种信号可以冒充上帝的旨意，警告敌人末日将临，赶快俯首投降。"（美国空军授权美国某大学从事的“上帝的声音“项目）
1994年，据说美国空军实验室通过实验，实现向人脑中输入语句，只是还有些误差。以此为基础，美国空军实验室在2002年取得"传音入密"的技术专利。一些美国媒体还认为，一旦研制出这种能控制大脑的武器，他们在无辜平民身上进行试验的可能性绝对不可排除。
据美国沃尔特—里德（WalterReed）陆军研究所的约瑟夫夏普博士（JosephSharp）称，美军能用调制后的雷达信号将声音直接传输入人类的听觉感官。当声音作为潜意识催眠命令的一种形式时，一个目标能被催眠术控制长达数年而不知情。”
“‘潘多拉工程’这个代号就说明，美国人对这个项目的实际的影响是非常明显清楚的，是对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挑战。这也许是真实的项目，但是通常秘密的研究公布的项目都远远晚于实际研究的时间。可以推论，这项技术在七八十年代应该已经完成了研究。那么现在的行动也应该不是实验。无论怎么样，T在行动中从没有透露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名，没有一个地点，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我摇摇头。
“……俄安全部门还曾和美国同行进行较量，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主管官员得意洋洋地说俄核潜艇对美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美国能跟踪每名艇员的状况，并向俄方提交了证据。俄方证实后，立即以牙还牙,告诉美方“看得见核潜艇”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俄能在美国总统及其身旁人士的大脑中“漫步”，并给了对方一些只有最高领导人才知道的信息。美中央情报局官员联系国内证实后立即改变了态度，表示俄美都进入了开放社会，要求信息共享。”
“如果这条信息属实，那么这说明这项技术可以追踪深海中的核潜艇中的人，那么已知可以穿透海水而且衰减的比较少的技术就是长波段的电磁波。考虑到六十年代的技术基础，核技术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应该不可能这么快就出现大型的高能射线发射装置。可是这样的技术应用在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身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果假设真的是我的精神分裂呢？如果这一切都是我的思想在胡言乱语呢？”我忍不住对自己做了个最恐怖的假设，T反而不说话了。“不可能。第一我去市人民医院检查过，做过脑电图认为我的脑神经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不存在由于神经的病变导致精神分裂的可能性。第二，如那个医生所说，目前包括精神医学的检查都还是经验检验型的，没有具体的严格的标准，但是有个公认的标准就是是否存在自我意识。而我的自我意识是完整的，是个在精神上很健康的人。现在的医学只能对于人的器官组织的变化做出独立的非人为的判断，无法对于由于记忆和感觉的冲突得出客观的准确的判断。可是，西方不是在力图建立一套对人的条件反射来检验人的逻辑分析是否正常的检验标准，这也仅仅就是对人的某个方面的检验。所以无法成为标准的衡量标准，而且医生基于自己阅历的说辞反而可能成为埋葬你的一条路，谁叫人们这么迷信权威，哈哈，”我轻笑了一下。
“那么就剩下一条路了。把自己的记忆中可疑的细节都写出来，可是这还是终究是你一家之言，谁会相信你？谁会相信你啊？还是要找到工作安排自己的生活，T的能量不过是通过社会生活的残酷来对你施加不断的压力，那怕你的能力再强面对社会生活，这样的分散你的精神，让你无暇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和现状，只剩下焦头烂额的应付，即使重重的失误，你也无法找到办法修正，就像我在广州的公司一样。我开始上手，T就开始变本加码的说些废话，甚至在凌晨我出于浅度睡眠的时候用喊我的名字的办法把我弄醒，睡眠不足，工作的时候，更是想办法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根本没有办法。最后一段时间更是出错不断，我的记忆根本没有办法集中精神。那些工程文件，哎，根本找不到可以破解他们的干扰，影响的办法。这本就是非人的处境，我却还想泰然处之，哈哈，”我忽然觉得非常无奈，只能苦笑。
“工作，还是要确定以找到工作为主线。如果在北京可以定下来，以后可以长期的去安全部和中纪委这样的地方去了。还好有二年多的工作经验，应该在北京有些竞争力吧，”我着还是回去了。先去北京准备找工作。
又要去北京了，我觉得自己唯一的变化就是心跳趋于稳定了。我记得有篇文章说，被痛苦和压力重压下的人的心脏密度都不一样比常人要高，也许自己快要到这个境界了。
从西站赶到位于北大和清华园之间的中关村之间的中科院的宿舍区租了个床铺，价格竟然是苏州那边的2倍。“这边的房子价格真贵啊，”我和正在这边中科院下面的一个公司工作的姑表哥说。“北京的房价是全国最高的，这边租房子当然不便宜，”姑表哥笑着说，“你上次来北京也没跟我说一声，我妈都说我。”“我很快就回去了，也不好意思打搅你，”我笑着说。
“这边的环境都不错，附近有地铁可以去军博的招聘会，农展馆的招聘会，这边还有中科院的高分子所的员工餐厅，去那边吃饭价格也还可以，附近的白领和出租车公司的司机都到这边吃饭”姑表哥给他介绍着周边的地方。我更加感兴趣的是中科院的图书和情报研究所——中科院图书馆，“这边看书要证件吗？”我说，“要，你只要花20元钱压着半个零时的阅览证就可以了进去随便看了，但是不可以借书。这边的员工休息室可以随便看杂志和报纸，也没有人问你要证件，”姑表哥说。“这么爽，”我高兴的说。
刚好，军博这边这两天有个夏季招聘会。去了才觉得北京的招聘会的地方选得都是很宽敞的地方，而且都是老房子，有点阴森的凉快，不开空调；在广州时去的都是新华书店旁边的广州市人才市场，周五周六的招聘会只要带着本科的毕业证就可以免票进去，里面开着空调很是凉快，可这边的门票都是10块一张。“还是这边的人才多啊，待遇都不一样，”我对T说。
想着选择一个可以避免受T的设计的影响却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事情，还是劝自己下定决心去多承受些，世界上哪有不吃苦就能出成绩的事情。软弱，觉得自己还是软弱的。
中间的没有招聘会的时间，就可以在中科院的图书馆里一坐就是半天，里面的专业书和装订精美的《自然》《旅行家》《国家地理杂志》都让我心里乐开了花，其实，人生短短有什么乐事，真真顺心畅意的没有几个，就这样能戴着耳机强迫自己不去理会T的干扰安安静静的读书也算不错了。还是留心在找有关无线电方面的介绍，我对这一块太陌生了。“他是不是得了强迫症了？”T像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但是没有提到关于长波的通讯的研究文章。只找到一份很旧的无线电的期刊上讨论长波无线电的天线效率的论文，上面介绍说：“…美国在60年代设置了大约六十多公里的地下埋线的天线，可以对深度在400多米的核潜艇进行通讯……专家对松鼠做了实验，证明这种电磁波对人和动物没有伤害……”没什么用处，我对自己说。
SET3
“这个《亮剑》拍得还不错啊，”隔壁屋的小个子是在这边做销售，每天回来比较早。“是啊，显得比现在流行的军事题材的电视剧要拍得好得多。”我笑着说。“李云龙这个人听说是虚构的，但是还是有原型的。”“是啊，这个人物综合了多个将领的事迹。比如那场伏击日本的华北战地观察团的战斗实际上是我军的将领叫王什么的，当时是他带领一个营护送到延安去学习的干部，穿越敌后时违背上级的命令，上级命令他不许在路上和敌人发生战斗，他自己决定打击敌人的观察团。还有日本的特工队袭击八路军总部的事情也是却有其事，不过日本人是化妆成八路军潜入根据地八九十公里去突袭，结果在进入根据地时因为脚上的鞋子都是日本的军靴被游击队认出来了，在日本人到达八路军总部的时候，总部刚刚转移，茶水还是温的，这都是战史有的。亮剑的作者把他们都综合到一个人身上了，”我又侃侃而谈。“看不出来，你对军事还蛮有研究的吗？”他笑着说。“那里，那里，一般般吧，就是个军事迷而已，”我笑笑说。
我对面床上住着的是中国人大的毕业生正在自己复习准备考研究生，他毕业后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了2年多，觉得没什么意思，辞职来准备考研，人高高胖胖的，也比较健谈。晚上我们常常会为一些事情聊天聊到很晚，就像在大学时的“卧谈会”。
“你之前在广州那边做什么？”他好奇的问我。“PCB就是印刷线路板，”我说。“怎么想着到北京呢？那边不好吗？”他说。“是呀，我来这边主要是想办一件事，次要的是找份工作在这边定下来。南边的治安非常乱的，我在东莞工作的时候，成天都听说什么外面的人被人抢了，被人砍了。给你讲个笑话，我办公室的同事说，和她一起来的时候有个女孩子到东莞市区去取钱，在银行门口被几个人强行拉进车里，用刀逼着问她银行密码，把她卡里的钱都取完了，才把她拉到一个地方扔下来。她都被吓傻了，都一个理发店里可怜兮兮的说我被抢了，接我一块钱我做公交车回去。然后这个女孩子忙上辞职回家了。”“真的，这么乱，”他奇异的说。“是呀，但是我没碰到抢劫我的，大概小偷和抢劫的都欺负看起来比较弱小的人，欺软怕硬的都是。”“你现在怎么想着去考研呢？”我问他。“去工作特没有意思，”他说。
“我发现这边北京工业大学的美女挺多的，”我笑着说，前几天去那边看了个高分子2班的同学就在工业大学的食堂里吃了顿便饭，随便逛了逛。“是呀，你知道北京的的那个学校就业率最高，”他说。“哪个？”“就是北京工业大学，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北京本地的学生，毕业后就业率当然就高了，”他说。“以前我们学校是全国招生，里面也有北京的学生，结果我们辅导员对北京的学生颇有微词，说什么都是北京的垃圾才跑到我们这边来，他们高考的分在我们省连高职的分都不够，你要知道我们省的高考分数高得在全国都是很有名的，我高考那一年，北大清华在我们省招生的人数各才30人，结果我们那一年的高考分数太好了，北大清华又各加了10个名额。以前经常有外地的人在我们学校插班复习，然后到外省去参加高考，我们班上有个人想办法弄到了重庆直辖市的户口，本来他的分数在我们那边就刚刚够专科的线，结果到了重庆，他说这边的二类重点大学随便他挑，哎，郁闷啊，我们多少的人才就这样被埋没了。”“谁说不是啊，这现在的教育资源分布极端的不平衡，大学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沿海的大中型城市，中部的城市的大学都少，这些大学又都偏向当地招生，结果就是这样；不然这边怎么强调素质教育好堵住其它人的嘴”他笑着说。“在这个世界上看来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爱，其实德国人之所以仇视犹太人可以盛行，其实和犹太人在欧洲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财富却是个在社会上很孤立独来独往的民族，被在一战后的痛苦生活中挣扎的德意志民族仇视是很当然的事情。其实要不是美国的犹太财团在美国政治中下了大本钱，仇视犹太人的主题也会在美国盛行，毕竟美国没有一个本土的强盛的民族。现在印尼的华人的境遇就和当初欧洲的犹太人差不多，掌握着该国的大量财富却在政治上没有实力。所以有些仇恨是默默无声的，就像痛苦一样。”我顿了顿，“我发现我们这一批人很是特殊啊，我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刚好是实行小学教育改革，发行新教材，我记得我上的就是使用新教材的实验班；我上初中时刚好也是换新教材，我们当时还改革按照学区分片就近上初中；我们上高中时，也还是换新的教材，新的高考方式，实行的是150分制啊，总之我们那一届完完全全是中国教育的改革的试验品了，”我笑着发牢骚。“哈哈，是啊，我记得我们也是这样的，”他笑着说。
说笑归说笑，但是找工作仍然是件非常缓慢而且考验人耐性的事情。看到有些公司的工作注明了要北京户口，心里就有些微词，只是笑着对T说：“你们应该都是北京市的户口吧？”
T不接我的话，王顾左右而言它，都是废话。
“今天去京东方面试，哎，烦死了，”晚上我躺在床上继续神侃。“怎么啦，”人大的小胖子问到。“靠，一来就搞什么会谈式面试，二个人一块面试，互相竞争，跟谁学的？”我笑着说，“另外一个是个东北来的，搞得我很是不好意思，”“他被淘汰了？”小胖子问到。“是啊，我觉得这样优胜劣汰的竞争让人自私了，”我笑着说，“前几天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招聘会，看到很多单位都指定北京户口。”“这边就是这样的，”小胖子说。“我们那边高中有些老师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都是文革时下乡来的。我那个复习班的几何代数老师就是南京大学的，五六十岁的人了，一边给我们带数学我看他还在准备学校里的政治课的教案。听他抱怨说我们的毅力太差，他以前在南京大学有2个同学是朝鲜战场上的黑人战俘，怎么都不愿回去，留在中国了，来这边学习，人家的毅力比我们强多了。”“是啊，那时候的大学生可是非常少的，”小胖子也说到。“我们英语老师也是个很牛的人，跟我们吹说他的学生全世界除了南极没有，各大洲都有了。他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解放前在武汉的加拿大人办的教会学校上的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那时候这个学校只有二门课是用中文教的，其它都是英语教的，你猜是那两门？”我笑着问小胖子。“那两门啊？”“就是相当于语文的国文和国民党的政治课，剩下的包括音乐课都是用英语教的，老头说你看国家主席江的英语好，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在教会学校上的。老头还给我们讲了个故事，说我们那边市一中(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的一个女老师年轻的时候是教堂里的修女，解放后还俗了，到一中教英语。结了婚丈夫死的早，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都出国了。这个人与人无争，心地太善良。我们英语老头就教训她，看看你这么多年了还住在那么个小房子里，也不跟校长吵一吵，要是我不把他骂死。后来老太婆死了，我们英语老头看到那个老婆婆躺在棺材里胸前放着一捧白玫瑰，还有一张胸卡上面写着一句话：‘Forseason‘sgreeting’，我们那个英语老头这时立刻老泪纵横，在课堂上哭了起来。他讲翻译的信达雅，问我们这句话怎么翻译？”“Season是季节的意思啊，怎么翻译？”小胖子问到。“就是说：‘适时的问候’，哎，我们大学的老师我觉得也没有这么经历丰富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当老师可以给人很多人生的启迪，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
我唏嘘着，“记得纽约时报上说我们这一代人是Ipoid一代，物化，自我，自私，冷漠。社会生产力在进步，物质财富在积累，我们这些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却渐渐的淡漠，远远不是以前那样有着紧密的联系，恐怕未来人类要是灭亡肯定是精神的空虚的灭亡，”“按说生产力进步是人类和社会的联系紧密起来才对啊,”小胖子说。“我觉得只是人和物质的联系紧密了，人和社会的关系却不是更加紧密了。我们都是通过物质来加强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人和人这个社会主体之间的联系，比如网络，手机等等。人已经可以完全生存通过网络联系，这不是说明人和社会的联系仅仅存在于物质化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眼神，肢体语言等等，都会消亡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理…”我讲得很兴奋，窗子是开着的，可以看到外面一轮圆月照着的北京闷热的天空，蚊香的红光和缕缕的轻烟慢慢的飘散……
“你是党员？”小胖子望着我，忽然冒了一句。“啊，现在还不是”我笑着说。难倒“党棍”都是我这样的？我笑着对T说。
早晨去地坛公园旁边的人力部的招聘会回来，顺便路过正在建设中的水立方和鸟巢。再过一年就是2008北京奥运会了。回来时在楼道的窗台上看到一张“**功”留下的传单，我笑着对T说，“看看法**很是嚣张的，你们干什么吃的。”“…社战部…没…”T值班的几个家伙含糊着声音吵了起来。“哼，”我掏出钥匙开门不理他们。
空闲的时候，我试着去宋佳的家那边再去找了找。她一家已经搬家了，楼上楼下的都不清楚搬到那边去了。一个老头说，宋佳的母亲是运载火箭研究院一院211厂的会计，姓卢，她家老头叫什么来着，记不清了，“工作呢？”我继续问着，“不清楚，这个人很少见到”他说。那边路上的社区派出所里的那个年轻的女片警好像也不知所终，这次问人家的地址却要对方家庭的电话，要对方确认，我操～！我忙活了一天最后还是叹息这一家人消失了，至少我无法再找到。
中科院附近的街上有中国比较注明的网络公司—百度，谷歌，还有搜狐。就在百度和搜狐的办公楼之间有一座很有气势的穹顶，前面有一个阶梯状的喷泉。天气热，我晚上就去这边散步，这里的建筑风很大，晚上很是凉快。走到穹顶的后面的平台上有一对顶牛的铜像，仔细一看竟然是某知名科学家题词纪念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我常在这边的石凳子上坐下来，看着下面不远处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想想T的事情。
下个星期的招聘会很少，因为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我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把第三份材料打印好，一样准备好打算这次去高检看看。
SET4
星期三到高检的门口，上面写着每天早晨6：30—7:30接受材料。我到这里已经是快中午了。该是每个来这边的人都要郁闷一下吧，高检偏偏把接受材料的时间卡在这么紧的时间段。第二天早晨我定好时间早早就赶了过去，还好我上次去那边记录了每一段的时间所花费的时间，赶到的刚刚好。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前面的人都在窃窃私语：“你反应的是什么事啊？”前面都是些年纪不小的中年人，老年人，我这样的年纪轻轻的很是少见，很多人都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是来监视他们的人一样。一会儿有人在低声说：“好了，发号了，今天就发100多个号。”我就在队伍的后面，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拿到号。还好，我拿到的是103号，后面的2个人就没有了。队伍在时快时慢的移动着，不时有人在生气的和高检门口的接待人员发生争执：“我去国务院，人家让我到这边，到这边，你们又让我去国务院，到处踢皮球…”我心里说，不要抱任何希望，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简单的解决，但是还是要走一走流程，看看是怎么回事，我的能力也就这么多了。
朦胧的晨光也散尽了，太阳透过路边的树枝间照进来。人也越来越少，终于等到我了。“你的证件呢？”里面是个年纪和我差不多的年轻人。“我只带了复印件，”我说。“不行，我们必须要原件，你的材料在地方检察院反应过吗？告诉你要先去地方检察院，要有转到高检的材料才可以接受，下一个！走开！”他火气很大的说。“你管呢，”我强压住火气，把牌号扔在地上。他依然无动于衷的大声喊着下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