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年轻人似乎在用强硬掩饰着内心的不安，“您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
博登施泰因瞪了皮娅一眼，他也闹不清这个助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您的腿是怎么受伤的？也是因为啤酒瓶吗？”皮娅发现，这个年轻人明显在掩饰着什么，她有些咄咄逼人地追问道，“或者，这是被狗咬伤的？”
“一派胡言！哪来的什么狗？”魏斯豪普将据理力争。
“比如，保利先生的狗。”皮娅话里有话地说。
“够了！”魏斯豪普特终于忍不住发怒了，“您现在是想把罪名强加到我头上吗？”
“不，当然不是了！”皮娅笑了笑，“祝您早日康复。要是您还想起点什么关于周二的事情，请给我打电话。”
她拿出一张名片，塞到魏斯豪普特右手上，转身朝门口走去。博登施泰因也跟了出来。这时，一辆银灰色的保时捷从外面开过来，停到了交叉火力跑车旁。车里坐着一位将近五十岁的黑发女人，她也朝这边望过来。
“有什么事吗？”她从副驾驶座上抓起一个手提包，拉开车门走了出来。博登施泰因和皮娅两人都看得出，这个女人和帕特里克·魏斯豪普特长得相当像。
“请问您是帕特里克的母亲吗？”皮娅停下了脚步。
“是的，”女人用一种不信任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面前的两个人，“请问发生了什么事吗？二位是？”
“我们是霍夫海姆刑侦局的刑警。有人发现了帕特里克的老师保利的尸体。我们过来向您儿子了解了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跟他有关系吗？”女人马上紧张起来。
“有可能跟他没关系，”皮娅看出了女人的担心，笑了笑说，“我们准备离开了。不过……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女人问。
“您儿子的手和腿是什么时候受伤的？怎么受伤的？“
女人犹豫了几秒钟。
“我不知道，”她说，然后挤出了一个笑容，“帕特里克今年都十九岁了，您也知道，这个年纪的男孩子，不会事事都跟妈妈说。”
“您说得对。”皮娅一眼看出，这个女人在撒谎。不过，她没有揭穿对方，跟她道了谢，然后告辞了。
目送着博登施泰因和皮娅离开后，女人迅速转身走上高高的台阶，朝屋里走去。
“你是怎么知道，他有可能是被狗咬伤的？”博登施泰因边和皮娅朝着车走去边问。
“保利家门边的血手印，”皮娅提醒头儿说，“这虽然只是一个猜测，但是我感觉，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可以说是严丝合缝。而且，帕特里克的妈妈明明就知道点什么，但是她对我们隐瞒了。”
博登施泰因听到助手的这番话，有些吃惊而钦佩地摇了摇头：“你真是太厉害了！”
回警局的一路上，皮娅的思绪飘得很远，她抛开了帕特里克·魏斯豪普特和保利的事，脑海中浮现出昨晚的情景，一瞬间，一丝难以言说的忧郁弥漫上心头。昨天晚上，她和亨宁一起坐在阳台上，聊着天，喝着红酒，突然，她发现自己是如此思念另一个男人，如此希望那个男人的陪伴。她感到了一股深深的挫败感，不由得越喝越多，最后，竟然喝醉了。而她这一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酒后乱性。醒来之后，她发现自己和自己那位准备办离婚手续的丈夫躺在一起。然而，最为悲催的是，她的脑海里却浮现出另一个男人的面孔。一时之间，这一思绪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
“如果有目击证人看到帕特里克·魏斯豪普特曾经驾车到保利家附近，那我们就可以传讯他，提取他的指纹和血样进行对比。”博登施泰因驾车驶上科尼希施泰因圆盘路，脑海里一直在想着案子。
“嗯。”皮娅敷衍地嗯了一声，取出墨镜戴上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昨天看你还斗志昂扬的，今天怎么像个打了霜的茄子似的？是你家的小马驹出了什么事吗？”博登施泰因看出皮娅情绪低落。
“不是，小马驹挺好的。”皮娅支吾道。
“那到底是怎么了？”博登施泰因追问道。
“没事，就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皮娅只好编了个理由。她知道，和丈夫再见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可是，这种事情，她也没办法开口跟自己的头儿说。
回到办公室，卡特林·法欣格正在向大伙儿念着最新的《陶努斯环视报》上的一篇文章，文章题为《凯尔克海姆市议会上的激烈交锋》。博登施泰因紧锁眉头地听着。
“上周一晚上举行的凯尔克海姆议会会议上出现激烈冲突，来自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汉斯·乌尔里希·保利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团就八号联邦公路扩建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在保利多次挖苦地将议员弗兰茨·约瑟夫·康拉迪称呼为‘火车站路的酒囊饭袋’之后，弗兰茨·约瑟夫·康拉迪怒而动手，一记右击拳将其打倒在地。
“事件背景：保利，八号联邦公路的积极反对者，在周一晚上的会议上用一贯不留情面的方式揭露出许多不为公众所知的细节。他断言，在公路的前期规划阶段，指标评估出现了严重错误，实际测得的数据与此前公布的数据不一致，而应对此负责的人就是诺贝特·扎哈里亚斯——凯尔克海姆工程建设部前部长，前不久刚被任命为这条公路的工程顾问。不知是否是巧合，负责这条公路技术参数评估的咨询公司老板，正是诺贝特·扎哈里亚斯的女婿——卡斯滕·博克。保利还指出一件事，同样耐人寻味。就在前不久，市议员施瓦茨和康拉迪各自买进了一块无人问津的廉价牧场，巧的是，这两块牧场刚好都在规划的八号联邦公路线上。一旦动工，这两块牧场将被征收，价格是之前的十倍。保利认为，这件事一定牵扯了内部关系，肯定有人收受贿赂。他质问，一个提前退休的工程建设部部长、一个即将回家养老的市长，这种对‘道路需求少得可怜的人’，到底为什么要这么不遗余力地推进八号公路的扩建。
“由于康拉迪和保利发生肢体冲突，会议当场中止。就在当晚，康拉迪还放话称，他要朝保利的墓碑上撒尿。而几天前，市长迪特里希·丰克也曾在私底下开玩笑地说，要把那些阻碍八号公路项目的家伙脚上绑上水泥块丢到池塘去。周一的事件发生之后，相信事情会更加复杂。本报将对这一事件做进一步跟踪报道。”
“看来保利树敌很多，”博登施泰因沉思道，“先是奥佩尔动物园园长，然后是邻居，还有凯尔克海姆市的一些政府官员。”
“再加上他的前妻。”皮娅不忘提醒大家。
“还有屠夫康拉迪。”卡特林·法欣格说。
“这八号联邦公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弗兰克·本克无聊地转动着手中的圆珠笔。弗兰克·本克是个土生土长的萨克森豪森人，在他眼里，除了法兰克福市区，其他地方都是穷乡僻壤。奥斯特曼简略地向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条公路的情况。原来，八号联邦公路的问题由来已久，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了。一九七九年，这条公路开始规划，凯尔克海姆和科尼希施泰因的一些年轻人跑到里德尔巴赫山谷离红磨坊不远的一个地方，占领了已经筑好的路基，搭起茅屋，建了一个临时村庄。他们在那里坚持了将近两年。保利就是当时参与其中的一个。后来，他还参与建立了“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开始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一九八一年五月，路基被清除，自此，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人提起扩建公路的事情。目前，这段公路的终点在霍瑙。然而，就在最近几年，这件事又被提到了桌面上。原来，每到上下班高峰时间，科尼希施泰因圆盘路总是堵得水泄不通，这里的交通已经成为令人头疼的一个大问题。于是有人提出，扩建八号联邦公路，减轻通行压力。当时，还启动了一次国土规划程序，讨论是否确实有必要修建这样一条四车道的公路。
“几天前，凯尔克海姆和科尼希施泰因的环保组织给行政专区主席递交了两千份抗议书，”奥斯特曼像个百事通一样，对所有的事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项目规划的书面材料需要在凯尔克海姆和科尼希施泰因市政府公示，市民可以对此提出意见。抗议者认为，这些材料不早不晚正好在放复活节假时公示，而且，科尼希施泰因的公示仅仅只在市政府的办公室内有张贴，这根本就达不到公示的目的。”
“说正题吧！伙计！”本克有些不耐烦了，“那这条路到底是建了还是没建呢？”
“我正要说到这里呢！”奥斯特曼清了清嗓子，似乎要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件事情错综复杂，保利的举动无疑是在给自己惹麻烦。上个周一，他在自己的‘凯尔克海姆宣言网’上发布了一个消息，他宣称，科尼希施泰因公墓旁有一个自动收费站，而博克咨询公司在进行交通流量状况评估的时候故意忽视了这个地方。另外，科尼希施泰因圆盘路正在进行改建，这一举措将会极大缓解该地区的交通拥堵状况，然而，博克咨询公司在评估报告中却对这一事实只字未提。”
奥斯特曼翻阅着自己的笔记。
“据保利声称，他已经找到了书面证据，这些证据证明，凯尔克海姆市、黑森州交通运输部、国家交通部门以及博克咨询公司私底下达成了秘密协定。”
博登施泰因在旁边听着，一言不发。这些事，他之前也大概有所了解，但是，奥斯特曼说的话中，还是有两点令他眼前一亮，一是遭受质疑的博克咨询公司的评估结果，二是公路扩建这件事中牵扯的复杂人员关系。保利的死亡背后，是否隐藏着某个决策者的个人利益动机呢？或者，保利已经发现了某些见不得光的事情，所以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市长迪特里希·丰克不愧是一个政客，接待来访对他来说可以算是驾轻就熟。他彬彬有礼而又不失风范地将博登施泰因和皮娅迎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请坐！”市长的脸上带着礼节性的微笑，“哪阵风把警长们给吹来了？”
“昨天一早，我们发现了汉斯·乌尔里希·保利的尸体，我们断定，他是死于他杀。”博登施泰因也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说。话刚说完，博登施泰因注意到，市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错愕的表情。
“真是太可怕了！”迪特里希·丰克摇着头。
“我们听说，周一晚上的会议现场，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博登施泰因缓缓地说。
“没错，今天的会议也同样不顺利，”迪特里希·丰克似乎并不想隐瞒什么，“保利和我，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宿敌了。二十五年前，保利和一帮年轻人占领了八号联邦公路的路基，还建起了一座村庄，我们的恩怨从那时候就开始了。我当时想，他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冬天到来之前，他就会撤退。”
丰克摘下眼镜，揉了揉眼。
“事后我在想，我当时的反应可能适得其反，起到了激励他的作用。我越反对他，他就越坚持。后来，他建立了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在地方选举中得到了百分之十一点八的选票，进入了市议会，从此，就让我的生活不得安生了。”
市长重新把眼镜戴上，笑了笑，他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只好脾气的青蛙。
“星期一的会议上，我们在讨论关于八号联邦公路扩建的问题，”他继续说下去，“黑森州已经启动了国土规划程序，我们两个市，凯尔克海姆和科尼希施泰因，负责收集整理所需的数据和资料，由一个第三方的私人咨询公司对公路修建的预期效益进行详细评估，包括降低噪音、环境污染、减轻内城压力等。一旦公路建成，我们的交通状况将会极大改善。”
“可从保利的网站上来看，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哦！”皮娅不客气地说。
“修建这条公路也许会占用几条休闲绿道，也可能有些房屋需要拆迁，这些现在还没有定论，”市长并没有显露出过多的情绪，而是保持着应有的气场，“但是，后陶努斯地区数以万计上班族的交通需求、公路沿线地区的居民以及对自然的破坏，这些都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的。可保利只是一味地争执反对。”
“保利批评你们政府官员存在腐败问题，以权谋私，”皮娅似乎并没有太买这个政治家的账，她脸上带着笑，话语里却透露出咄咄逼人的感觉，“他甚至把您和某些人称为‘前陶努斯地区黑手党’。”
“确实，星期一的会议上他就是以这种口吻谩骂我们的，”丰克并不否认，他叹了口气，显得很无奈，“保利这个人就是这样，很个人主义，做事主观。不过，这么多年我们也都习惯了。‘腐败’、‘黑手党’，这些都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形容词。”
“可是我不相信，他会无凭无据地诬陷一个人。”皮娅仍没有退缩的意思。
“他这种莽撞行事的方式连他的一些朋友都受不了，”丰克说，“空穴来风，无端生事，这对他来说很稀松平常。不过，像我这样，能对他的谩骂和诽谤坦然处之的，也只是少数。如果他没死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控告他。”
“比如说卡斯滕·博克？”皮娅马上想到。
“是的，比如他。”市长点了点头。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皮娅说，“正是博克先生给出的评估结果导致了环保组织的不满，是吧？而且就是那么巧，博克的岳父就是公路建设的负责人。”
市长丰克沉默了半晌。
“这样看，确实也是，”他有些尴尬地承认，“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总归要有人来负责，而且，扎哈里亚斯在凯尔克海姆工程建设部当了多年的部长，熟悉办事程序，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工程负责人的女婿来负责工程的前期评估，涉及的预算金额那么大，而经过仔细核查后又被发现评估结果有误，事情，似乎不是那么简单呢！”皮娅话里有话地说。
“中间确实出了些差错，”市长的表情开始有些不自然了，“人孰无过嘛！也就只有保利这种人，才会鸡蛋缝里挑骨头。”
说着，他朝着手腕上的手表看了一眼。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皮娅记着笔记，头也没抬，“是谁推荐扎哈里亚斯先生担任公路建设项目的负责人的呢？”
市长明显不自在起来。
“这个……博克问起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他迟疑了一会儿，回答道，“扎哈里亚斯这个人，非常熟悉工程项目的一些规章制度。我想，是博克促使我有了推荐扎哈里亚斯的想法。但是我个人也觉得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且，为人做事公正不阿。”
“您确定？”皮娅毫不客气地问。
“那是当然！不然，我也不会同意这件事，”丰克明显被皮娅的话惹恼了，“怎么，您怀疑我说的话吗？”
“不错！我们对此不太敢苟同。”皮娅丝毫不理会市长的情绪。
从市长办公室出来，博登施泰因和皮娅来到了“金色狮子”饭店。这里的老板证实了埃尔温·施瓦茨的话，他确实每周二都会到这里来，上周二晚上也不例外。
“他是什么时间离开的？”皮娅问道。
“具体的时间，我就不太清楚了，”老板耸了耸肩，“但肯定很晚。他是最后一批走的客人，因为他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个客人主动送他回的家。”
“那您有没有凑巧听到，客人们都谈了些什么？”博登施泰因问。
“我没听到过，但是或许我们的服务生听到了。”老板朝正端着一个空盘子从门口走过来的女服务生示意了一下。这个服务生五十来岁，身材胖胖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她对那天的事记得非常清楚。
“那个叫施瓦茨·埃尔温的客人又发了很大的脾气，火冒三丈的样子，”她说，“好像是关于一个什么会议，还提到了一个叫保利的人，是他的邻居。他每次来，话题总是离不开他的这个邻居。”
“平时都有谁和他在一起？”皮娅问道。服务生想了一会儿，说出了几个名字，其中，有皮娅熟悉的名字——屠夫康拉迪和诺贝特·扎哈里亚斯。
“康拉迪和诺贝特·扎哈里亚斯那天在场吗？”皮娅赶紧问。
“康拉迪不在，”她摇了摇头，“他那天有别的事情没来，但扎哈里亚斯在场。他待到大概十点钟就走了，然后施瓦茨就开始自斟自饮。”
说话间，从门口走进来两个人，径直走到吧台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这不是书店老板弗洛特曼吗？”皮娅问服务生。服务生转过了身子。
“嗯，就是他，”服务生回答道，“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他们两个是保利的朋友。”
“西本李斯特？”皮娅眼睛一亮，“罗默家具店的那个西本李斯特？”
“嗯，是的，”女服务生点了点头，接着故意压低了声音，“自从那个弗洛特曼的老婆跟旅行社一个叫曼泰的家伙跑了之后，弗洛特曼几乎每个周三都到这里来吃晚饭。有时候西本李斯特也和他一起，偶尔保利也在。”
这个女人似乎非常乐意和皮娅分享她所知道的客人隐私，眼里透露出兴奋的光芒。
“保利每周至少来这里一次，每次都会点一份煎肉排或者牛后腿肉。都说他只吃蔬菜和豆腐，其实根本不是真的。最近，扎哈里亚斯也常和他一起吃饭，当然，这件事施瓦茨·埃尔温是不知道的。”
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两个人用很小的声音交谈着，但显然为一件什么事情讨论得十分激烈，以至于博登施泰因和皮娅走到了面前，他们才发现身边有人。两个人当然都已经听说了保利的死讯，昨天，埃丝特·施密特刚给他们打过电话，弗洛特曼还专门去了她家。弗洛特曼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留着精心修剪的短胡子，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有些灰白的头发搭在额头前。
“我们从中学时代就要好，”弗洛特曼吸了一口烟，“实在是想不到……”
斯特凡·西本李斯特，罗默家具店的老板，身材微胖，脑袋前面有些秃，眼睛水汪汪的。他也戴着一副眼镜，左侧鬓角上有一块十分显眼的红色印记，这在当年的路基占领者当中已经看不到了。四个人互相介绍了一番，在和弗洛特曼握手时，皮娅感到他的手汗津津的，她没说什么，装作不经意地把手在牛仔裤上擦了擦。保利、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相识于中学时期，他们一起反抗传统家庭的束缚，走上极左思潮的道路。他们声援核电反对者，支持德国红军团，七十年代末，绿党成立，他们更是找到了自己意识形态的归宿。一九七九年五月，他们占领了规划中八号联邦公路的路基，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一时。后来，保利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他的伙伴们却渐渐觉得，应该适当地考虑大众的社会规范。此后，沃尔夫冈·弗洛特曼继承了父母留下的书店，而斯特凡·西本李斯特娶了罗默家的女儿巴贝尔，罗默家开的家具店在本地名声在外，十年前，西本李斯特成为这家店的老板。说起来，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在本地都是有名望的人，在建立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时，两人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几年前，西本李斯特接替保利成为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主席，而保利则因为其过于激进的行事方式落选。“我不想说保利的坏话，”弗洛特曼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他虽然有些急躁和固执，但是，他是个宽宏大量、心胸广阔的人。尽管我们时有争执，但仍然是朋友。他就是一个不记仇的人，我会想念他的。”
他越说越难过，但仍朝皮娅挤出了一个笑容，随后叹了口气。
“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在争吵，我再也没机会与他和解了。”
“为什么会争吵呢？”博登施泰因问。
“乌里总是喜欢攻击别人，他的这种行为对我们最近的工作有害无益，”弗洛特曼把手中的烟头摁熄在烟灰钮里，“很多凯尔克海姆的居民都不赞成继续修建八号联邦公路，我们的阵营很庞大——除了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成员，还有很多其他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光有热情和投入是不够的，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客观和理智。乌里却并不这么想。星期一的议会会议，我本来打算阻止他，但是没能成功，反倒遭来他一顿骂。不过，我并不怨恨他，我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
“星期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博登施泰因追问道。
“还是那件事，关于八号联邦公路，”弗洛特曼回答说，“会上宣读了行政专区主席的一份文件，文件里提到，国土规划程序已经结束，环保组织递交的两千份抗议书无效。基督教民主联盟当然对这个文件赞誉有加，但是乌里不干了。他当场提出，他手头上有证据，能够证明博克咨询公司给出的评估结果中数据有误。他说的没错，这件事我们也知道，这绝不是凭空臆造的。我们已经和BUNTE的主席还有科尼希施泰因ALK的主席都谈过了，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要求他们重新进行评估。但是保利不同意，他说，我们想得太单纯了，这其中的利益关系甚至牵扯到了柏林，这件事背后的黑手，是联邦州政府、行政专区主席会甚至国家交通部。”
皮娅低头做着笔记。
“乌里是有备而去。除了指出博克咨询公司的错误，他还抖出了施瓦茨和康拉迪买地的事情。他把两个人在公路规划路线上买的地的地段号码都指出来了，当场把施瓦茨和康拉迪气得七窍生烟。”
“施瓦茨在里德尔巴赫山谷有一块草地，”西本李斯特在旁边补充说，“康拉迪的在施奈德海因附近。还有市议会议长尼克尔，他也有一块地，也在八号联邦公路的规划线路上。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地都是在线路公布前不久买的。”
“为什么耐人寻味呢？”皮娅有些不明白。
“因为他们利用了自己知道的内部消息，”西本李斯特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当时他们买的时候，是以农田或者牧场的名义买的，便宜得很，两欧元每平方米。一旦公路开工，他们从政府那里拿到的补偿至少是十欧元每平方米。所以，线路公布以后，这些土地的卖家都愤愤不平，甚至扬言要去上诉。”
“原来如此！”博登施泰因也恍然大悟，他清了清嗓子，“但是保利凭什么证明政府部门收受了贿赂呢？”
“据说是博克咨询公司和这些部门的一些信件往来的复印件。不过，我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西本李斯特说。
“这件事和博克咨询公司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只不过负责评估，能分到什么好处吗？”皮娅不解地问。
“博克咨询公司只是博克股份公司旗下的一个公司，”西本李斯特回答说，“这个股份公司还有很多其他的子公司，这些公司涉及的领域包括公路建设、地面和地下建筑、道路标识以及公路防护栏安装等等。最近这些年，凯尔克海姆和科尼希施泰因所有的项目都由这个公司承包，因为不管是哪一个项目，这个公司都能给出最便宜的价格，最终在公开招标时中标。”
“嗯，的确有点意思！”博登施泰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要是我们有证据证明，那就什么都好说了，”西本李斯特说，“但是现在估计很难了。乌里打草惊蛇，想必所有相关的人都警觉起来，兴许这会儿都忙着销毁证据呢。”
“保利怀疑的是谁呢？”博登施泰因又问。
“首当其冲的是扎哈里亚斯，其次是美因陶努斯区工程建设部部长格奥尔格·沙费尔，还有博克咨询公司的经理卡斯滕·博克。”
“周二晚上您为什么又去找保利？”博登施泰因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一次，西本李斯特犹豫了。
“我想找他单独谈谈。”对于这个问题，他显然不像之前的那些问题那样乐意回答。
“谈什么呢？”博登施泰因并不理会他情绪的变化。
“这个，就是谈谈星期一晚上的事情。”西本李斯特遮遮掩掩地说。
“但是，有证人亲耳听到，您指责保利想利用一陈年旧事威胁您。请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博登施泰因见西本李斯特不肯说实话，直截了当地说。西本李斯特立刻脸色大变。
“噢！那都是八百年前的事了。”西本李斯特竭力表现出一副镇定的样子，可是，放在装着苹果酒酒杯上的手却不自觉地握紧了，指关节都变成了白色。“保利其实并没有威胁我，只是我当时太生气了，口不择言而已。”
“有多生气呢？”许久不说话的皮娅突然开口。
“您这么问是什么意思？”西本李斯特恼火地瞪了皮娅一眼。
“您是否太生气了，于是把保利给杀了呢？”皮娅大胆而不客气地假没。
“东西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西本李斯特一副错愕的表情，“我从来都是反对武力冲突的，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皮娅注意到，西本李斯特的手在发抖。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许不是，”皮娅看着西本李斯特，笑了笑，“可是，对于那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来说，暴力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比如说，如果一件尘封多年的罪恶被揭发，威胁到一个人现在的生活……”
西本李斯特脸上的汗珠不停地从微胖的脸颊上流淌下来。
“请告诉我们您周二晚上和保利的谈话内容。”博登施泰因严肃地要求道。西本李斯特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他似乎在后悔之前自己说得太多。
“保利对您说了什么？您为什么那么生气？”见到西本李斯特不说话，博登施泰因厉声追问道。
“那真的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西本李斯特明显不太自在了，“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事，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当年，我当选了凯尔克海姆独立名单组织的主席时，他就开始对我耿耿于怀，他一口咬定我肯定耍了什么阴谋诡计。乌里就是这样，总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殉道者和牺牲者的形象，总是活在否定、怀疑他人的臆想里。其实，他落选只能怪他自己。”
“但如果是您，事情就没那么好办了！”皮娅又在旁边插话道，“您是地方名流，是凯尔克海姆工商联合会的会长，又是著名家具店的老板。要是出点什么对您不利的流言——即使是二十四年前的往事——也会大大有损您的声望，您说是吧？”
西本李斯特明显激动起来，眼睛睁得老大。
“我没对乌里做过什么！”他似乎着急得很，却又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我只是跟他说了一会话，其他什么都没干。我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生生的呢！”
“离开之后您去了什么地方？”博登施泰因顺着他的话问道。
“我的办公室。我不喜欢看足球，在办公室里给几个客户做了报价。”西本李斯特说。
“有证人吗？”博登施泰因问。
“清洁女工十点钟走的。之后是我一个人在。”西本李斯特有些底气不足。
博登施泰因和皮娅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个细微的动作还是被西本李斯特察觉了，他的脸上又重新冒出了密密的汗珠。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保利先生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晚上十点半，”皮娅不紧不慢地说，“而您当晚对死者发了脾气，也去找过死者，而且，您在这个时间段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这怎么可能呢！”这时，半天没开口的弗洛特曼激动起来，“即便偶尔意见不合，毕竟我们几个都是多年的好朋友。如果要说杀掉保利，还有很多人比西本李斯特的动机更大吧！”
“比如说？”皮娅反问道。
弗洛特曼迟疑起来。
“我不想随意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他的眼神迅速扫了一下西本李斯特，“在这种形势下，人都会容易变得冲动，很有可能一下说出不是本意的话来。”
“就好像康拉迪前几天说要朝保利的墓碑上撒尿一样吗？”博登施泰因说。
“没错！”弗洛特曼扶了扶眼镜，“这根本就是逞口舌之快嘛！”
“您说得也挺对！不过，考虑到保利在这番话后一天遇害，我们就不得不要多想想了。”博登施泰因说完，女服务生正好端着弗洛特曼和西本李斯特的食物过来了。博登施泰因也就不再继续追问下去。
几人彼此都不说话。弗洛特曼看起来胃口不错，但西本李斯特却心事重重，吃了没几口就停下了。
在博登施泰因和皮娅去“金色狮子”饭店调查的同时，本克和卡特林·法欣格也没有闲着，他们到赫维森路调查走访了保利的多个邻居。当晚，他们有的在看足球赛，有的在自家花园里乘凉，没有一个人听到或者看到过异常情况发生。不过，从几个邻居的话语中，至少有一件事情得到了证实——埃尔温·施瓦茨和伊丽莎白·马特斯所说不假，保利家每天都是热闹非凡。大家都已经对络绎不绝的车辆、此起彼伏的狗吠声和不绝于耳的欢声笑语习以为常。所以，就算是周二晚上真的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异常，毕竟邻居们都见怪不怪。一个叫亨德里克·凯勒的人倒是提供了一条信息。亨德里克·凯勒是《陶努斯环视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他告诉奥斯特曼说，周日晚上，他在一家叫做“快乐农夫”的乡村饭馆用餐时，凑巧坐在市长丰克的邻桌，所以，不经意听到了市长和他朋友的谈话。凯勒还向奥斯特曼保证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市长的声音很大，他绝对不是故意要偷听的。当时，一桌人都在等诺贝特·扎哈里亚斯，但是诺贝特·扎哈里亚斯却一直没有露面。吃饭过程中，丰克猜测说，扎哈里亚斯约了自然保护机构进行会谈，有可能正为这件事情发愁，另一个人则担心扎哈里亚斯会临时变卦，改变自己的立扬，第三人却说，现在要担心的不是扎哈里亚斯，而是想办法让保利闭嘴，至少在这次会谈时不要捣乱。
两路人马各自回到警局后，大家开始分析手中的线索。
“扎哈里亚斯没有不在场证明，”皮娅得出结论，“‘金色狮子’的服务生说，他十点就离开了。”
“目前来看，扎哈里亚斯的嫌疑是最大的。”奥斯特曼也表示同意。
“我也这么觉得，”博登施泰因点了点头，然后看了一眼手表，“看来，我得去会会这个扎哈里亚斯了。”
“那我们呢？”皮娅连忙问道。
“你和本克去保利的餐馆看看，这会儿应该已经开门了。”博登施泰因不假思索地说。
皮娅露出不乐意的眼神，博登施泰因却装作没看见。对于皮娅来说，本克是她最不愿意合作的一个同事，两个人似乎互相都看不顺眼。起先，皮娅以为本克是眼热头儿对自己的器重，后来慢慢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原因，本克就是不喜欢自己。而自己呢，对他也是退避三舍。这个人，高傲自负，又喜欢说些针对女性的笑话，其实，那些笑话一点儿也不好笑，简直就是幼稚！还有他的车，装饰得花里胡哨的，可他自己还洋洋自得，真是让人暴汗！
皮娅心里打着算盘，希望能说服头儿和自己换换，不要和本克搭档去餐馆调查，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亨宁的号码。
“喂，亨宁，怎么了？”她问。
“我又检查了一遍奥佩尔动物园发现的那具尸体，”电话那头的亨宁谈起工作来总是一本正经，“在被抛尸草地之前，他曾经在某处仰躺过。虽然现在看已经不明显，但我仍然可以肯定，在死者肩部和臀部有印痕，貌似是一块木板留下的痕迹。”
“木板？”皮娅愣住了。
“昨天，我在死者的小腿肚和上臂的表皮上发现了木屑，可以说明这一点。我现在还想不出，这些东西会从哪里来，你能想到吗？”亨宁问。
“木板这种东西，到处都有，没有别的线索了吗？”皮娅有些犯难。
“有！”亨宁回答道，“我还在死者的四肢后面以及头发里发现了氯化钠。”
“氯化钠？”皮娅脱口而出，“是什么东西？”
“哈哈，我就知道你化学学得不好！”基希霍夫在电话里头笑了起来，“不过，这可是个生活常识，氯化钠就是食盐！”
“我们该找谁呢？”皮娅和本克来到了保利的餐馆格林佐格。这个时候，餐馆里还没什么人，只有三个年轻的女人坐在靠里边的桌子旁喝咖啡。本克无聊地四处张望着。
“一会儿人就会多起来了。”皮娅嘴里回答着，眼睛细细打量着眼前的这家餐馆。这是一家开在主街旁拐角房子一楼的小餐馆，在皮娅的想象中，这会是一家邋遢的街边饭馆，来光顾的客人都是六七十岁、胡子一大把的老人，凑在一起家长里短地闲谈。她完全没有想到，格林佐格竟然装饰得如此现代并且充满格调。餐馆的前半部分是酒吧区，摆放着许多酒吧桌和金属高脚椅。沿着一条长长的镜面吧台，后半部分是用餐区，木制的桌子，搭配皮质坐垫的靠背椅。通过厨房的入口旁边，一扇门大敞着，里面还有空间，摆放着成排的啤酒桌。敞开的门和厨房入口之间的墙上挂着一幅大大的相框，相框上搭着黑纱，黑白照片上面的人正是保利。皮娅停下了脚步，打量着照片中的保利。灰白的卷发，瘦削的脸庞，圆圆的眼镜，怎么都看不出这人有多大魅力。这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让那么多人无比崇敬，又让那么多人无比憎恨呢？皮娅走到一张桌子旁坐下，而本克一屁股坐到了她对面的皮沙发上。一个年轻的女孩就好像凭空出现似的来到了他们桌旁。
“你好！我是艾丁。”她一手给皮娅递过来一个菜单，一手放上一碟墨西哥玉米片，随即走开了。本克伸手抓了一把放到嘴里，摆出一副大爷架势瘫在沙发里，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个年轻女服务生的背影。
“我什么都不要，”本克又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皮娅说，“青菜豆腐这些东西，我吃了会起皮疹。”
“是吗？您昨天难道已经吃过青菜了？”皮娅语带戏谑地说，并没有理会本克投过来的有些恼怒的目光。本克最近几个月正在为皮肤过敏的问题烦恼，皮疹现在是他的敏感词汇。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因为女服务生又过来了。皮娅要了一份芒果汁，一个香草面包圈配鲜奶酪。门外走进来四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坐到了吧台前。一个小伙子正摆弄着音响设备，不一会，餐馆里响起了音乐声。本克最终勉强点了一个夏威夷三明治，开始苦大仇深地咀嚼起来。皮娅注意着餐馆里的情况，年轻人三三两两地走进来，大部分选择坐在外面的高脚凳或吧台旁。他们的神情看上去十分悲伤，用低低的声音交谈着，然后互相拥抱打气。还有一些年轻人一进餐馆就直接朝里面走去，然后消失在一扇写有“非请莫入”的门后。时钟快指向六点半时，卢卡斯·凡·登·贝格从门外走了进来。刚一进门，他就被一群抽泣着的女孩子围住了，卢卡斯·凡·登·贝格和她们一一拥抱。一番安慰过后，卢卡斯来到吧台后开始做事。接着，从门外又走进来两个年轻小伙子。他们和吧台后的卢卡斯打了个招呼，没有过多地朝那些悲伤的女孩们扫一眼，径直就朝里面的那扇门走去。很显然，在这群年轻人中间，有些人对保利的死并没有放在心上。
博登施泰因在诺贝特·扎哈里亚斯家扑了个空。他心想，要么，就像应门的人所说，诺贝特·扎哈里亚斯确实不在家，要么，他就是躲在自己的小别墅里面受着自己良心的煎熬不敢出来。博登施泰因把名片贴在了他家信箱的醒目处，决定改个时间再来。从诺贝特·扎哈里亚斯家无功而返，博登施泰因决定去会会保利的前妻。玛莱柯的家位于巴特索登老城区的一栋木房子里，这是一栋设计得十分精巧的建筑，让博登施泰因叹服不已，如果是他们两夫妇亲自设计的，那真应该把他们归为大师之列。一楼会客室的空调调得刚刚好，令人感觉十分舒适。博登施泰因等了足足一刻钟，到了五点半，主人玛莱柯·格拉夫终于从工地匆匆赶回来了。一见面，博登施泰因马上感觉到，玛莱柯和埃丝特·施密特一样，都属于身材娇小、面容姣好的女人。看来，保利对于女人的品位是一以贯之的，不过，和埃丝特·施密特比起来，玛莱柯显得更勤于保养；她穿着合体的运动衫，剪裁合身的亚麻裙，轻而易举地就凸显出了如少女般妙曼的身材。从外形上看起来，她完全不像埃丝特·施密特所说的那样具有攻击性。
“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她微微一笑，和博登施泰因握了握手，露出两个销魂的酒窝，“有人给您上咖啡了吗？”
“嗯，谢谢！”博登施泰因也报以礼貌的一笑，重新坐了下来。
“我听说了我前夫被谋杀的事，”还未等博登施泰因说明来意，玛莱柯·格拉夫先开口了，“这种事情传得很快的，施瓦茨先生昨天已经打电话告诉我了。”
“请问您和保利先生在一起生活了多长时间呢？”博登施泰因见玛莱柯主动说起，便也不再寒喧太多，直接进入了话题。同时，他在心里暗暗想象着施瓦茨听到保利死讯后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的情形。
“十四年，”玛莱柯做了个鬼脸，“他当时是我的老师。在我还在读九年级的时候，我就认定这个男人了，”她笑了笑，露出自嘲似的神情，“人都有糊涂的时候。”
“当时他什么地方吸引了您呢？”博登施泰因有些好奇。
“他是个有追求的人，”提到前夫对自己有吸引力的地方，玛莱柯还是显得十分客观，“他能竭尽全力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觉得很了不起。”
“那你们后来为什么又分开了呢？”博登施泰因问。
“我看穿他了，”玛莱柯耸了耸肩，显得无比妩媚，“他总是把自己塑造成一副无私的救世主的形象，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他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寻求自我肯定的人，一个软弱的男人。他最喜欢的事就是一帮年轻人围着他，听他讲那些大道理。别人对他的这种崇拜就是他生活中的必需品。身边的追随者越多，他就越兴奋。还有，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素食主义者，全都是骗人的。”
说到这里，玛莱柯轻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他对那些年轻人嘴上说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每天，不分白天黑夜，他都要召集些年轻人到家里听他‘布道’，起先我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后来，慢慢地，我对这种静坐似的活动开始反感，觉得可笑。但是乌尔里希并不这么认为，他还是我行我素。他就是喜欢那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只有单纯的他们才会如此狂热地崇拜他。”
“他欺骗过您吗？”博登施泰因耐心地听完这个女人对前夫的不满，又问。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我们在一起的后八年时间，婚姻生活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对于这段不美满的婚姻，玛莱柯毫不隐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