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片刻的冷场，最后波诺纳医生重新拾起话头。
“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解释来看，”他说，“尼罗河附近的墓穴里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蜣螂家族的木乃伊，都处于存活状态？”
“这是毫无疑问的，”伯爵回答。“所有碰巧被活着制成木乃伊的人，便会继续活着。甚至还有一些故意被这样制成木乃伊的人，由于制作者的疏忽，可能现在还被留在墓穴里。”
“您是否能够解释一下，”我说，“您说的‘故意被这样制成木乃伊’是什么意思？”
“愿意效劳。”那木乃伊从眼镜后面从容不迫地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才回答——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冒昧地直接向他提问。
“愿意效劳，”他说，“在我那个时代，人类的一般寿命大约是八百年。除非因为极其罕见的意外事故，很少有人在六百岁以前死亡，而活到一千岁以上的人也寥寥无几，八百岁被看做是正常的寿命。在发现了我刚才向你们讲述的木乃伊的制作方法之后，我们的哲人想到，如果把这自然的寿命分成几段来活，就可以满足我们可嘉的好奇心，同时也可以使科学得到很大的进步。确实，从历史学来说，经验证明这种做法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说，一个历史学家活到五百岁的时候，可以倾注大量心血撰写一部作品，然后让人把他精心制作成木乃伊，并事先向制作者交代清楚，让他们在一段时间——比如五六百年吧——之后使他复活。这段时间结束之后，他恢复了生命，一定会发现自己的伟大著作已经变成一种供人随意涂抹的笔记本——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群群恼羞成怒的评论家们发表种种互相矛盾的推测、批评和人身攻击的文学角斗场。这些以注解、校订等名目出现的推测，对原文进行大肆的围攻和歪曲，声势浩大，喧宾夺主，以至于作者必须打着灯笼寻找他自己的文章。等终于找到，却总是发现根本不值得浪费精力去寻找。历史学家把作品重新写过之后，他的使命还要求他立刻根据他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着手纠正后世关于他原来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讹传。这种重新撰写和亲自纠正的工作，由一位位哲人身体力行，有效地阻止了我们的历史退化为纯粹的无稽之谈。”
“请原谅，”波诺纳医生插言道，伸手轻轻按住埃及人的胳膊，“请原谅，先生，我是否可以打断您一下？”
“当然可以，先生，”伯爵停住话头，回答道。
“我只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医生说，“您刚才说历史学家亲自纠正关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传说。我请问您，先生，一般来说，这些秘传中有多大成分是正确的呢？”
“这些秘传——您用的这个名称非常贴切——通常和未经重写的历史中记载的事实一样——也就是说，没有一处不是大错特错、荒谬不经的。”
“不过，”医生继续说，“既然从您下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至少五千年，我便想当然地认为，您那个时候的历史——暂且不说传说——肯定对上帝创造天地这个人类普遍感兴趣的题目有过相当明确的论述，您大概知道，这一事件的发生距您生活的时代只有短短的一千年。”
“先生！”奥拉米斯泰鸿伯爵说。
医生把他的话重复一遍，又附加了许多解释，才使那位外国人理解了他的意思。最后埃及人迟疑地说道：
“我必须承认，您提到的观点是我前所未闻的。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我所知，从未有人产生如此怪诞的念头，居然会想到宇宙（或这个世界，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有着一个开端。我记得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听到一个喜欢思虑的人隐隐约约提到过人类的起源，正是这个人说起过你们所使用的‘亚当’（或曰‘红土’）这个字眼。不过，他是从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意指从肥沃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就像一千种低等生物的生长方式一样）——我是说，自然生长出人类的五大群体，他们在地球上五个各具特色而又大体相等的部分同时生长出来。”
听到这话，我们大家都耸了耸肩膀，其中一两个人还意味深长地摸了摸额头。西里·白金汉先生轻蔑地先是瞟瞟奥拉米斯泰鸿的枕骨，继而又瞟瞟他的前头骨，然后说道：
“你们那个时代的人活得那么久，再加上如您刚才所说，有时还把寿命分成几段来活，这想必非常有助于知识的普遍发展和积累。因此在我看来，古埃及人之所以在所有的具体科学上都大大落后于现代人，尤其是美国人，只能是因为埃及人的头骨异常坚硬的缘故。”
“我必须再次承认，”伯爵谦和有加地回答，“我有些不大明白您的意思，请问，您所指的是哪些具体科学？”
我们所有的人争相发言，非常详细地列举了大量骨相学的假设和动物磁力学的奇迹。
听我们说完之后，伯爵讲了几则轶事使我们明白，在埃及，高勒和斯波尔塞姆的原型早在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远古时期就经历了兴盛和衰落。梅斯梅尔的花招比起底比斯的学者所表演的真正奇迹来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儿戏，他们能变出跳蚤和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时我插嘴询问伯爵，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能否计算出日食。他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们能够做到。
我有点气馁，但马上又开始向他提出一些有关天文学知识的问题。这时我们中间那位一直没有开口的同伴悄悄对我耳语道，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我最好去看看托勒密（托勒密，公元二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天知道托勒密是何许人也）的作品，以及普卢塔克（普卢塔克（约46—119后），希腊传记作家。）的月相说。
随后我问木乃伊是否见过火镜和透镜，是否知道一般的玻璃制作方法。然而我提问的话音未落，那位沉默的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胳膊肘，请求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去读一读代奥多勒斯·西克勒斯的著作。至于伯爵，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只是问我现代人有没有用来像埃及人那样在宝石上刻出精美浮雕的显微镜。正在我考虑如何作答时，矮小的波诺纳医生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发言了。
“看看我们的建筑吧。”他忘乎所以地大喊，使两位旅行家大为愤慨，他们把他掐得青一块紫一块也无济于事。
“去看看，”他冲动地嚷道，“看看纽约草地球场的喷泉！如果这个设想不着边际的话，就去端详一下华盛顿的国会大厦！”接着这位身材矮小的医生十分详细地形容了他所提及的那个建筑物的各部分比例。他说光是门廊就有二十四根柱子作为装饰，每根柱子直径五英尺，间隔十英尺。
伯爵说很遗憾他一时记不清阿兹纳克城那些主要建筑的具体面积，它们建立于悠悠的远古，不过直到他下葬的时候，那些遗迹还屹立在底比斯西边广袤的沙漠中。不过，（说到门廊）他记得在某个名叫卡纳克的郊区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宫殿，其门廊由一百四十四根柱子构成，每根柱子周长为三十七英尺，间隔为二十五英尺。有一条两英里的大路从尼罗河直达宫殿的门廊，路旁林立着狮身人面像、雕塑、方尖塔，高度从二十、六十到一百英尺不等。宫殿本身（据他回忆）的一个边长为两英里，周长大约有七英里，内外两面墙壁都绘满了华丽的象形文字。他虽然没有一口断定，说在那座宫殿的围墙里可以建造五六十幢医生所说的国会大厦，不过他显然认为二三百个国会大厦稍微挤挤未必就塞不进去。然而，他（伯爵）无法矢口否认医生描述的草地球场的喷泉确实新颖别致、气派宏伟、无与伦比。他不得不承认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类似的设计。
这时我问公爵对我们的铁路有何看法。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说，“根本不值一提。设计拙劣，铺设得也很粗糙，当然比不上我们宽阔平直、装有铁槽的砌道，埃及人能在砌道上运输整座寺庙和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的坚固的方尖塔。”
我又提到我们巨大的机械动力。
他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拥有一定的知识，但接着反问我如何把卡纳克这样一个小宫殿的柱头放到门楣上去。
对这个问题我决定装聋作哑，转而问他是否知道自流井，他只是扬起了眉毛。格里登先生拼命向我使眼色，低声告诉我说，受雇在大绿洲钻井取水的工程师们最近刚刚发现一口埃及自流井。
我又提到我们的钢铁，那位外国人翘起鼻子，问我们的钢铁能否刻出方尖塔上那些鲜明的雕刻，那全部是用铜制的利器刻成的。
这下我们阵脚大乱，决定还是把话题转向玄学为妙。我们派人取来一本《日晷》（《日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波士顿地区一群“超验主义者”出版的综合文艺刊物，爱默生曾任主编。），读了里面的一两个章节，内容晦涩不明，总之是关于波士顿人所说的“伟大的进步运动”。
伯爵淡淡地说，“伟大的运动”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极为平常的，至于进步，有一段时间它确实把人困扰，可是从未有过任何进展。
然后，我们谈起民主的美妙之处和重要意义，不知怎样才能使伯爵准确地感受我们生活在这个没有君主、可以自由投票的时代所享受到的利益。
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而且似乎觉得颇为有趣。我们说完以后，他说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十分类似的事情。埃及的十三个省突然决定同时独立，为人类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们选举足智多谋的人召集会议，编写别出心裁、构思独特的宪法。他们一度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也是骇人听闻的。最后的结局是这十三个省和其他十五到二十个省合而为一，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厌憎和无法忍受的专制统治。
我问那个篡权的暴君叫什么名字。
伯爵说他记得仿佛是叫“乌合之众”。
我无话可说，只好提高嗓门，慨叹埃及人对蒸汽一无所知。
伯爵大为惊讶地看着我，却未作回答。倒是那位沉默的先生用胳膊肘狠狠捣了捣我的肋骨——告诉我这次我可是大出洋相了——并问我是否真的愚蠢之极，竟然不知道现代蒸汽机是高斯的所罗门从希罗的发明中得到的启发。
我们眼看就要陷入窘境，幸好，波诺纳医生重新振作起来，为我们解了围。他问埃及人敢否在重要的服装上与现代人一比高下。
听了这话，伯爵低头看看他裤子上的吊带，又捏住衣服的一片下摆，举到眼前仔细端详了几分钟，最后他放开手，慢慢地把嘴咧得很开很开。但是我不记得他说了任何回答的话。
我们又重新打起精神，医生庄重地向木乃伊发问，希望他以绅士的名义坦率回答，埃及人——不管在什么时期——可曾掌握波的药液或布兰德里斯药片的制作方法。
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的回答——可是没有等到，他答不上来。埃及人涨红了脸，低垂下脑袋。从未经历过比这更圆满的胜利，也从未见过有人这样一败涂地。我突然不忍再看可怜的木乃伊那副屈辱的样子，于是我拿起帽子，很不自然地对他鞠了一躬，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我发现已经是凌晨四点，便径直上床睡觉。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七点起床的，为我的家人和全人类的利益写下这些记录。我的家人我再也不会见到。我的妻子是个泼妇。事实上，我已经从心底里厌倦了这种生活，厌倦了整个十九世纪。我认为如今一切都不可救药。而且我很想知道二〇四五年的总统是谁。因此，等我刮好胡子，饮完一杯咖啡，我就立刻到波诺纳医生那里去，请他把我制作成木乃伊，就此沉睡两三百年。
马爱农译
2．匍行者
〔英国〕亚瑟·柯南·道尔
福尔摩斯一直认为，如果公布有关普利斯伯瑞教授二十年前的一些怪异行径，能够消除他所任教大学的焦虑和震惊伦敦学术界的所有丑恶的谣言，那我应该这么做。然而，由于某些障碍，这件奇异案子的真实调查过程，一直与我朋友的许多其他经历的记录一起埋藏在我的洋铁箱中。现在，我们终于取得了许可，公开这件福尔摩斯退休前所查办的最后案子的调查经过。即使是现在，把事情公开，仍需谨言慎行。
那是一九〇三年九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傍晚，我接到福尔摩斯一个简短的便条：
如果方便，请即前来——不方便，也得来。
s.h.
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后来几年变得非常特别。他是个有一些怪习性的人，单调而专注的习性，而我就是他的习性之一。我就像他的小提琴、粗烟草、老黑烟斗、参考书，或其他一些小东西。当他处理案子需要帮手，或者要一个精神上能信赖的伙伴，我的角色就很明显了。不过，除了这点，我还有其他可用的地方。我是他心灵的磨刀石，我能激励他。我在时，他喜欢大放厥词，那些话并不是真的对我说的——事实上他对床架讲也可以——不过，不管怎样，这变成了一种习惯，如果有我参与，对他总有些帮助。如果我的思维缓慢而使他不耐烦，那只会使他那强烈的本能与反应变得更加灵活快速。这就是在我们的合作中我些许的作用。
当我到贝克街时，发现他正膝头屈起地蜷缩在扶手椅中，口中衔着烟斗，眉头因深思而纠结，显然正在为某些烦人的问题苦恼。他挥了挥手，示意我坐进以前我常坐的那张扶手椅中，除此之外，有半个钟头的时间，他没有任何表示，根本无视我的存在。然后，突然，他似乎由幻想中跃出，以他惯有的古怪微笑欢迎我回到这个曾经一度是我的住处的地方。
“华生，你会原谅我刚才的出神吧，”他说，“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之内，有一些特异的事情交到我手中，这使我联想到一些比较普遍的特性。我很认真地想写一篇用狗来做侦探工作的专文。”
“噢，福尔摩斯，不是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吗，”我说，“比如像猎犬——警犬——”
“不，不，华生，那方面的工作当然是很明显的了，但另外还有更为微妙的。你也许还记得，你以精妙的笔记记述的那个铜山毛榉的案子。我只是观察一个孩子的心灵，结果能推论出一个自满于一切威望的父亲的罪行。”
“是的，这案子我记得很清楚。”
“我以狗来推论的想法也是类似的。一只狗反映出它主人家的生活，有谁见过一条活泼的狗出现在一个阴沉的家庭？或者一个快乐的家庭有条悲伤的狗？喜欢怒骂的人，他的狗也是咆哮不停，危险的人的狗也危险，他们瞬息的情绪也会影响到别人瞬息的情绪。”
我摇摇头说：“显然，福尔摩斯，你这说法太牵强了吧。”
他重新装满了烟斗，又坐回椅子中，对我的说法毫不在意。
“我刚才的说法的实际应用与我现在正在调查的问题十分接近。你知道，那问题是一团混乱，我正在找一个头绪，其中一个可能的头绪就是：为什么普利斯伯瑞教授的狼狗诺埃会想要咬他？”
我有些失望地坐回椅子中，难道就为了这么一个琐碎的小问题使他要我放下工作而来这里？福尔摩斯看了我一眼。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他说，“你永远学不会，最严重的事情常常是取决于最微小的事。可是，事情是否有点儿奇怪，一位沉着年长的哲人——你当然听过剑桥大学有名的生理学家普利斯伯瑞教授的名字——他钟爱的狼狗居然向他攻击了两次！你有什么看法？”
“那狗病了。”
“嗯，这点是必须考虑到。可是，它并没有攻击别人，而且，除了很特殊的情形，它也没有骚扰主人。奇怪，华生——真的很奇怪。不过，如果这声电铃是年轻的班尼特先生，那他来早了。我本来希望在他来之前先跟你多谈谈的。”
楼梯上响起敏捷的脚步声，接着响起了清脆的敲门声。片刻，我们的新委托人就自己走了进来。他是个高大英俊、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衣着考究，彬彬有礼，但是在他的态度中，带着点儿学生的腼腆，不像是个对一切都十分有把握的成熟男子。他与福尔摩斯握了握手，然后有点儿惊讶地看着我。
“福尔摩斯先生，这件事十分敏感，”他说，“请顾虑到普利斯伯瑞教授与我之间公开及私下的关系。我实在不能在第三者面前谈这件事。”
“别担心，班尼特先生。华生医生绝对能保守秘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件事我很可能会需要一个帮手。”
“那就听你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你能了解，我对这事有所顾忌。”
“华生，如果我向你介绍这位崔佛·班尼特先生是那位伟大科学家的助手，住在他家，并且已与他的独生女订了婚，我想你会理解的。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他对那位教授是绝对忠心而且敬爱的。不过，表现这点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件奇怪的事澄清。”
“我希望如此，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唯一的目的。华生医生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我还没有时间向他解释。”
“那么，也许在我解释新的发展前，要先把事情开始的情况再大致说一遍。”
“还是让我来说，”福尔摩斯说，“看我是否清楚地了解了事情的先后次序。华生，这位教授是闻名欧洲的，他一辈子献身于学术研究，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丑闻。他目前鳏居，有一个女儿名叫伊笛丝。据我推测，他是个精力充沛、积极进取的人。这情形一直维持到几个月前。
“接着，他的生活就被打乱了。他现年六十一岁，却与一位同事——比较解剖学的权威莫菲教授的女儿订了婚。据我了解，他的这项举动，并不是一个年长者理智的交往求婚，而是出于类似年轻人的那种狂热。没有一个人表现得比他更像热恋中的情人。至于那位女士爱莉丝·莫菲，不论身体或心灵，都是个绝佳的女子，因此也难怪教授会对她如此迷恋。然而，他自己的家人，却不是完全赞同。”
“我们认为似乎有些过分。”我们的访客说道。
“一点儿也不错，是过分，而且还有点儿莽撞和不自然。然而，普利斯伯瑞教授颇为富有，对方的父亲倒并不反对。至于那位女儿，她身边不乏合适的人，他们虽然不如教授有名，但至少年龄比较合适。那位女士似乎并不在乎教授的一些怪癖，只有年龄是唯一的障碍。
“就在这时候，有一些颇为奇怪的小事情突然破坏了教授的正常生活，他做出一些他以前从没做过的事，他突然离家而不告诉别人他去了哪里。他离开了两个星期，回来的时候一副舟车劳顿的样子。他不提他去了哪里，虽然平时他是个十分坦白的人。然而，很碰巧，我们这位委托人班尼特先生收到一个在布拉格的同学的来信，说他十分高兴在那里见到普利斯伯瑞教授，虽然他没有机会与他谈话。只因为这样，他家人才知道他去过那里。
“现在，要说到正题了。从此之后，教授有了一些奇怪的改变。他变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他周围的人都觉得他不再是他们本来认识的那个人，而且似乎有一些阴影掩盖了他高尚的品格。他的学识倒并没有受影响，他的课仍讲得与以前一样精彩，可是他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以前没有的怪异和让人意外的举动。他的女儿本来与他十分亲近，也一次次试着想打开她父亲戴上的面具，恢复以往的亲密关系。还有，先生，你，据我所知也试着做同样的事情——可是都没有用。好了，班尼特先生，请你自己来说有关那些信件的事。”
“你要知道，华生医生，教授对我从来没有什么秘密，就算我是他的儿子或弟弟，也不会再得到更多的信任。做为他的秘书，我经手所有他往来的文件，也拆阅并归类他的信件。在他回来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他告诉我也许会有一些寄自伦敦的信给他，那些信的邮票底下会有个十字记号，这些信必须挑出来，只有他自己才能拆阅。我可以说，的确有几封这样的信寄来，邮戳是伦敦市东区，笔迹像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写的。如果他回过这些信，它们一定没有经过我的手，也没有放在平常我们收邮件的篮子里。”
“还有那个盒子。”福尔摩斯说。
“啊，对了，那盒子。教授那次旅行回来带回了一个小木盒，这件东西提供了他去过欧洲大陆的线索，因为那是一个雕刻精巧的盒子，一般人都会联想到那是德国的产品。他把这个盒子放在仪器柜子里。有一天，因为要找一根插管，我拿起那个盒子来看，出乎我的意料，他十分生气。仅仅由于我的好奇心，他恶狠狠地责骂了我一顿，这是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形，我心里深深感觉受到了伤害。我竭力解释我碰那盒子只是偶然，但一整晚我都可以感觉出他对我十分不友好，这件事一直令他心怀耿耿。”班尼特先生由他口袋中掏出一本小日记本说，“那是七月二日的事。”
“你实在是个十分仔细的证人，”福尔摩斯说，“我也许会需要一些你记下的日期。”
“这方法是从我这位伟大的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之一。从我开始注意到他行为不正常之后，我便觉得我有责任调查这事，因此我记下了这些事情。就在同一天七月二日，教授由书房走到走廊去的时候，诺埃攻击了他。七月十一日，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七月二十日，我记下又发生了一次。之后，我们只有把诺埃放到马厩去。它是只可爱亲切的小动物——噢，我大概让你听厌了吧。”
班尼特先生的语气有点儿不高兴，因为很显然福尔摩斯根本没有听。他的表情僵硬，两眼茫然地看着天花板。经过一番努力，他总算让自己回到现实。
“奇怪！真奇怪！”他喃喃道，“这些细节我现在才知道，班尼特先生。我想我们已经把事情开始的情况弄得很清楚了，是吗？可是你刚才提到有些新线索。”
我们访客开朗的脸立刻阴沉下来，似乎忆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我要讲的是前天晚上的事，”他说，“我躺在床上一直到清晨两点钟都睡不着，后来听到走廊上传来低沉不清的声音，于是打开房门向外观望。我应该先解释一下，教授是睡在走廊尽头的房间——”
“那天日期是——？”福尔摩斯问道。
我们的访客显然因被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打断而恼火。
“先生，我已经说过了，那是前天晚上——也就是九月四日。”
福尔摩斯笑着点了点头。
“请继续说。”他说。
“他睡在走廊的尽头，如果要到楼梯，必须经过我的房门口。那情形太可怕了，福尔摩斯先生。我想我的神经不比别人脆弱，但是仍被我看到的情形给吓住了。走廊很暗，只在中间有一扇窗户透进一些亮光，我可以看见有东西从走廊的一端移动过来，是个黑影在爬行。然后，它突然进入窗户透过来的光亮处。我看出是教授，他在爬，福尔摩斯先生——在爬！他并不是用膝和手爬行，而是用手及脚，脸则垂在两手之间。不过，他好像爬得很轻松。我被那景象惊得呆住了，因此一直到他到了我面前，我才跨出去问他是否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他的回答很不寻常，他直起身来，恶狠狠地骂了我几句，然后匆匆经过我，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整整一个钟头，他都没有回来。等他回房间时，天一定都亮了。”
“嗯，华生，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福尔摩斯以一副病理学家显示稀有标本的口吻问道。
“很可能是腰痛风。我知道有极严重的腰痛风发作时会让人这样行走，而且没有其他更能使人脾气暴躁的病症了。”
“真行！华生，你总能言之成理。可是我们不能接受腰痛风这个解释，因为他立刻又能毫不困难地站直。”
“他身体很健康，”班尼特说，“事实上，从我认识他以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最好。可是，福尔摩斯先生，有这么多怪事。这种事不能去找警察，可是又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觉得好像有什么大的不幸的事要发生了。伊笛丝——就是普利斯伯瑞小姐——跟我的感觉一样，我们不能这样什么事都不做地光等下去。”
“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奇怪而令人感兴趣的案子。你觉得怎样，华生？”
“以一个医生的立场而言，”我说，“这似乎是个精神病的案子，这位老教授的脑子也许被恋爱冲昏了。他出国去了一趟，希望能把自己的热情冷却下来。他的信件以及木盒可能与私人财务来往有关——也许是一笔贷款或证券之类的东西，存放在盒子里。”
“那么狼狗显然是不同意他的财务交易啦。不，不，华生，这中间有更复杂的原因。现在我只能建议——”
福尔摩斯的建议永远无法知道了，因为就在这时，房门打开了，一位年轻的女士被领了进来。她一出现，班尼特先生马上惊呼一声跳起身来，跑过去伸出双手握住那位女士伸出的双手。
“伊笛丝！亲爱的，我希望没事吧？”
“噢，杰克，我觉得非跟着你来不可。我吓死了！一个人在那儿实在可怕透了。”
“福尔摩斯先生，这位就是我提及的年轻女士，我的未婚妻。”
“我们也慢慢猜到了，是吗，华生？”福尔摩斯微笑着回答，“普利斯伯瑞小姐，我想又有一些新的发展，你认为我们应该知道，是吗？”
我们新来的访客是位美丽大方、传统型的英国女孩，她一边坐到班尼特先生身旁，一边对福尔摩斯报以一笑。
“当我发现班尼特先生已经离开旅馆后，我就想到他很可能在这里。当然，他告诉我了，他会来请教你。可是，噢，福尔摩斯先生，你难道没有办法帮助我那可怜的父亲吗？”
“我抱以希望，普利斯伯瑞小姐，可是这案子仍然不明朗。或许你要告诉我们的事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线索。”
“是昨天晚上，福尔摩斯先生。他一整天行为都很奇怪，我相信有时候他根本就不记得他做了什么，与我生活在一起的不是我的父亲。他的外壳还在，可是完全不是他。”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晚上，狗疯狂地吠叫，把我吵醒了。可怜的诺埃，它现在被用铁链拴在马厩那边。我可以告诉你，我睡觉总是锁门的，因为杰克——班尼特先生——可以告诉你，我们总觉得周围有某种危险。我的房间在二楼。昨晚正巧我的窗帘是打开的，外面月光很亮，我躺在床上，眼睛瞪着外面的月光，耳朵听着狗的狂吠。突然，完全出乎意料，我看到我父亲的脸注视着我。福尔摩斯先生，我几乎吓个半死。他的脸贴住窗框，一只手举起来像是要推开窗子。如果窗子被推开的话，我想我会吓疯，这绝对不是幻觉，福尔摩斯先生，可别想错。我敢说有大约二十秒钟的时间我僵卧着不能动，只是注视着那张脸。然后，他就消失了，可是我不能——我不能跳起来去看他的踪影，我躺着浑身发寒战，一直到天亮。吃早餐的时候，他很清醒，但是态度粗暴，没有提到昨晚任何事情。我也没提，不过我找了个借口进城——于是我就来这里了。”
福尔摩斯对普利斯伯瑞小姐的叙述似乎完全感到意外。
“小姐，你说你的房间在二楼，那花园里有长梯子吗？”
“没有，福尔摩斯先生，就是这点叫人难以置信。没有任何办法能爬到窗口——可是他却办到了。”
“日期是九月五日，”福尔摩斯说，“这显然使事情更复杂。”
这下轮到这位年轻的小姐感到惊讶。
“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你第二次提到日期。”班尼特说，“这有可能跟案子有关吗？”
“可能——很可能——不过我还没有收集到所有的资料。”
“也许你想到月圆与人的情绪的关系？”
“不是，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想法与这完全无关。或许，你能把你的笔记本留给我，我需要对照一下日期。好了，华生，我想我们现在要采取的行动已十分明显。这位年轻的女士告诉了我们——而我也深信不疑——她父亲对某些天发生的事情完全不记得，或只有模糊的记忆。我们去拜访他，假装是他跟我们约好了的，他会以为自己忘了。这样我们可以先近距离地观察一下他。”
“这样好极了。”班尼特先生说，“不过，我先警告你们，教授有时候脾气很粗暴。”
福尔摩斯笑了笑说：“我们有立刻行动的理由——很有力的理由，如果我的理论对的话。明天，班尼特先生，你一定会在剑桥见到我们。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里有家叫棋格的旅馆，那儿的红甜酒比一般的好，床单的清洁度比挨骂的程度稍好些。华生，我想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时间可能要待在一个不甚愉快的地方。”
星期一早晨，我们出发前往那个有名的大学城——对福尔摩斯来说，出门一趟没什么大不了，他没什么牵绊，可是对我而言，则要匆匆地做一大堆安排，因为我不能不管我的诊所。一直到我们将行李放到他提的那家老旅馆后，他才又提到这案子。
“华生，我想我们正好可以在午餐前找到教授。他的课是十一点，午餐时间应该在家。”
“我们找什么借口去拜访他？”
福尔摩斯看了看笔记本。
“在八月二十六日，他曾经有怪异行为出现。我们假定他对那天的事情记不太清楚，如果我们坚持是那天约好的，我想他大概不会反驳我们。做这种事你脸皮够不够厚？”
“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一试。”
“好极了！华生，努力不懈加上精益求精。我们不管怎样只有试试——这是坚持的座右铭。找个友善的当地人带路，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教授的家。”
一个善良的马车夫及他漂亮的马车快速地带着我们穿过一排古老的校舍，最后转上一条两边树木成行的车道，停在一幢漂亮房子的大门前。房子的四周都是草地，并种满紫藤。普利斯伯瑞教授过的显然不只是舒适而且还是颇为豪华的生活。就在我们车子刚停下来时，前面窗户中探出一个灰白头发的脑袋，我们注意到他那对浓眉下的锐利目光正从厚厚的眼镜片后打量我们。片刻之后，我们真正地来到了这位神秘科学家的书房。是他怪异的行为，把我们由伦敦带到这儿来，现在他就站在我们面前。由他的态度及外表来看，绝对找不到一点古怪的迹象，他是个庄严而高大的人，穿着双排扣的外衣，神态中有着一位教授应有的庄重。他的眼睛是相貌中最突出的部分，锐利、机智，聪敏到狡猾的边缘。
他看了我们的名片，说：“请坐，两位先生。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吗？”
福尔摩斯友善地笑了笑。
“教授，这正是我想请问你的问题。”
“问我，先生？”
“可能这中间有点儿误会。我从别人那儿得知剑桥大学的普利斯伯瑞教授需要我的服务。”
“噢，是吗？”我觉得在他敏锐的灰眼中有不怀好意的神色，“你听别人说，是吗？我能问这个人是谁吗？”
“对不起，教授，这我不能说。如果是弄错了，反正也没造成什么损失，我只能表示抱歉。”
“并不尽然，我想要对这事再做进一步的了解，这件事使我感兴趣。你有字条、信件或电报证明你来此探访的理由吗？”
“没有。”
“我相信你不至于说是我找你们来的吧？”
“我不希望再回答任何问题。”福尔摩斯说。
“不，我说不行，”教授粗暴地说，“不过这问题不要你帮忙也很容易找到解答。”
他走到房间另一边拉铃，我们的伦敦朋友班尼特先生应声而来。
“进来，班尼特先生。这两位先生从伦敦来，他们认为是我找他们来的。你处理我所有的信件。你发出过任何给福尔摩斯这个人的信件吗？”
“没有，先生。”班尼特红着脸回答。
“这就对了。”教授很不高兴地瞪着我的同伴说道，“现在，先生，”他双手撑着桌子，身子前倾，“在我看来，你的动机很有问题。”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我只能再次说，我很抱歉做了无谓的打扰。”
“这不够！福尔摩斯先生，”老人以尖厉的声音叫道，脸上显出极端恶毒的神色。他一边说，一边挡在我们与房门之间，双手恶狠狠地挥动着，“你们可没那么容易说走就走。”他的脸开始抽搐，疯狂地对我们狞笑，并不断地咆哮。我相信如果不是班尼特先生劝阻，我们恐怕会被打出屋子。
“教授，”他大声说，“想想你的地位！想想这会在学校造成多大的丑闻！福尔摩斯先生是位有名的先生，你不能这么无礼地对他。”
我们的主人——如果我能这么称呼他——愠怒地让出路来。当我们再次回到屋外安静的车道上时，我真感到十分庆幸。福尔摩斯似乎对整件事情只感到很好玩。
“我们这位博学的朋友精神似乎有些错乱，”他说，“我们的闯入也许是有点儿莽撞，但我已经达到了我所希望的亲身接触的目的。可是，上帝，华生，他还真跟来了，这狂人还在追赶我们。”
身后有跑过来的脚步声，不过，发现那不是可怕的教授，而是他的助手，使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后者出现在车道的转弯处，他气喘吁吁地跑向我们，说：“真抱歉，福尔摩斯先生，我特地来道歉。”
“哦，先生，不需要这样。这都是我职业上会碰到的一些经历。”
“我没见过他有比刚才更可怕的时候，可见，他愈来愈暴烈了。你现在应该可以了解为什么他女儿及我会担心，可是他心智还是很清楚。”
“太清楚了！”福尔摩斯说，“这是我的失算，显然他的记忆比我想的要可靠得多。对了，在我们离去之前，能不能看看普利斯伯瑞小姐房门的窗子？”
班尼特先生推开树丛往前走，于是我们看见了房子的侧面。
“就是那边，左边第二扇。”
“上帝，几乎没有办法爬上去。不过，你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铁架，上面有水管，这些可以踏脚。”
“我自己就没有办法爬上去。”班尼特先生说。
“很可能。一般人要爬会很危险。”
“福尔摩斯先生，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我有和教授通信的那个在伦敦的人的地址。他好像今天早上又写过一封信给他，我从吸墨水纸上看出了地址。这么做，对一个受到信任的秘书而言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我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福尔摩斯看了一眼，把纸条塞进口袋。
“多瑞克——一个很奇怪的名字，我想是斯拉夫人。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班尼特先生，我们明天下午就回伦敦。我看不出留在此地有什么用，我们不能逮捕教授，因为他没有犯罪，也不能把他关到精神病院，因为并不能证明他疯了。目前还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
“耐心一点儿，班尼特先生，事情很快就会有进展。除非我估计错误，否则下星期二会有危险，我们那天一定会到剑桥来。同时，不能否认，情况不是很好，如果普利斯伯瑞小姐再继续停留在——”
“这容易办理。”
“那就让她一直留到我们认为所有危险都过去之后再回来。与此同时，让教授自由行动，不要拦阻他。只要他不发脾气，一切就不会有问题。”
“他来了！”班尼特惊恐地悄声说道。透过树枝望过去，我们看到教授高大挺拔的身影由厅门中出现，然后四下张望。他身子前倾，双手向前摇摆，脑袋左右转动。秘书挥了挥手就从树丛中钻了过去，我们看到他又出现在他的雇主面前，然后两人一起回到屋子，仿佛还起劲地谈论着某些事。
“我猜这位老学者已把事情连起来了，”当我们走回旅馆时，福尔摩斯说，“我才见到他这么短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出他脑筋十分清楚，而且推理能力很强。毫无疑问，他很生气，就他的观点来看，如果是他自己家里的人去找了侦探来侦查他，他当然会大发脾气。我猜我们这位班尼特朋友目前一定不好受。”
途中，福尔摩斯顺道去了一下邮电局，发了一封电报。当天傍晚回电就来了，他丢过来给我看。
去过商业街，见到了多瑞克。性格温和，波希米亚人，年长。拥有一间颇大的杂货店。
莫瑟
“莫瑟是你搬走之后才来的，”福尔摩斯说，“他是我用来查询一般事务的人。知道我们这位教授如此秘密往来的人是谁是件很重要的事。他的国籍与教授布拉格之行可以说是连上了。”
“感谢上帝，总算有事情跟另一件事情连上了，”我说，“目前我们好像遭遇了一大串无法解释的事，而且彼此好像毫无关联。譬如，一条发怒的狼狗与去波希米亚（注：捷克古称波希米亚）会有什么关联？而这两件事与一个人半夜在走廊上匍匐而行又有什么关系？而你那些日期，更令人神秘不解。”
福尔摩斯笑笑，搓着双手。此刻，我们正坐在老旅馆的老起居间，桌上放了一瓶福尔摩斯提过的那种有名的红葡萄酒。
“好，现在先让我们研究一下那些日期，”他双手指尖合拢，以给学生上课的样子说道，“这位杰出的年轻人的日记显示七月二日出过麻烦。从那儿之后，似乎每九天就有事情发生，到目前为止，据我记得，只有一次例外。最近一次在星期五的发作是九月三日，也符合规律，那前面一次是八月二十六日。这不可能是巧合。”
我不得不同意。
“那么，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就是教授每九天吃一种很强烈的药，它的作用很快，但很恶毒，他原来暴烈的脾气因此而变得更可怕。他去布拉格时学会吃这种药，而现在是由伦敦的那个波希米亚中间商给他提供药源。这些事实都可以连接上，华生！”
“可是那狗，那窗外窥视的脸，以及走道上匍匐而行的人呢？”
“嗯，嗯，起码我们已有个开始了，我不认为在下星期二之前会有任何新进展，在这同时我们只有与班尼特朋友保持联系，并且享受这个温和迷人的小镇情调。”
第二天早晨，班尼特先生偷偷跑来给我们最新消息。正如福尔摩斯所说，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好受。教授虽然没有直接指责他应对我们的造访负责，但言词颇为严厉，而且显然极为不满，然而今天早晨他又恢复了正常，照例去给挤满教室的学生上了一堂精彩的课。“除了他那些异常的举动外，”班尼特说，“事实上，他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更精力充沛，头脑也更清醒，但是那不是他——不是我们认识的他。”
“至少我不认为在这一星期之内你需要担心什么，”福尔摩斯回答道，“我很忙，华生医生也有他的病人要照顾。让我们约定，下星期二同一时间在此见面。在我们再度离开此地时，即使不能完全把你的烦恼解决，我相信也必定会找到合理的解释。在这同时，你随时与我们联络。”
以后的几天我都没有再与我的朋友联络，不过到了第二个星期一的傍晚，我收到他的一张字条，要我第二天与他在火车站碰面。在我们去剑桥的途中，他告诉我教授家一切安好，教授的行为也正常。当天傍晚在棋格旅馆的老房间里，班尼特先生也向我们做了同样的报告：“他今天收到伦敦的来信。有一封信，还有一个小包裹，这两样东西的邮票下都有十字记号，警告我不得拆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发生。”
“这可能就足够证明了，”福尔摩斯严肃地说，“班尼特先生，我想今晚我们就会有些结果。如果我的推理正确，我们应该有机会把事情弄出个头绪来。不过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监视教授的行动。因此，我建议你晚上不要睡，随时警惕，如果你听到他经过你的房门，别阻止他，只要尽可能地偷偷跟踪他。华生医生和我会待在附近。还有，你提过的那个小盒子的钥匙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