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只要是一个男子，随便什么样的男子，都可以把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似的。”妇女们都这样说。因此，那种气味越来越厉害时，她们也不感到惊异。那是芸芸众生的世界与高贵有势的格里尔生家之间的另一联系。
邻家一位妇女向年已八十的法官斯蒂芬斯镇长抱怨。
“可是太太，你叫我对这件事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说。
“哼，通知她把气味弄掉，”那位妇女说，“法律不是有明文规定吗？”
“我认为这倒不必要，”法官斯蒂芬斯说，“可能是她雇的那个黑鬼在院子里打死了一条蛇或一只老鼠。我去跟他说说这件事。”
第二天，他又接到两起申诉，一起来自一个男的，用温和的语气提出意见。“法官，我们对这件事实在不能不过问了。我是最不愿意打扰爱米丽小姐的人，可是我们总得想个办法。”那天晚上全体参议员——三位老人和一位年纪较轻的新一代成员在一起开了个会。
“这件事很简单，”年轻人说，“通知她把屋子打扫干净，限期搞好，不然的话……”
“先生，这怎么行？”法官斯蒂芬斯说，“你能当着一位贵妇人的面说她那里有难闻的气味吗？”
于是，第二天午夜之后，有四个人穿过了爱米丽小姐家的草坪，像夜盗一样绕着屋子潜行，沿着墙角一带以及在地窖通风处拼命闻嗅，而其中一个人则用手从挎在肩上的袋子中掏出什么东西，不断做着播种的动作。他们打开了地窖门，在那里和所有的外屋里都撒上了石灰。等到他们回头又穿过草坪时，原来暗黑的一扇窗户亮起了灯：爱米丽小姐坐在那里，灯在她身后，她那挺直的身躯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偶像。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过草坪，进入街道两旁洋槐树树荫之中。一两个星期之后，气味就闻不到了。
而这时人们才开始真正为她感到难过。镇上的人想起爱米丽小姐的姑奶奶韦亚特老太太终于变成了十足疯子的事，都相信格里尔生一家人自视过高，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爱米丽小姐和像她一类的女子对什么年轻男子都看不上眼。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作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因此当她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时，我们实在没有喜幸的心理，只是觉得先前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即令她家有着疯癫的血液吧，如果真有一切机会摆在她面前，她也不至于断然放过。
父亲死后，传说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就是那座房子；人们倒也有点感到高兴。到头来，他们可以对爱米丽表示怜悯之情了。单身独处，贫苦无告，她变得懂人情了。如今她也体会到多一便士就激动喜悦、少一便士便痛苦失望的那种人皆有之的心情了。
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所有的妇女们都准备到她家拜望，表示哀悼和愿意接济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习俗。爱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一连三天她都是这样，不论是教会牧师访问她也好，还是医生想劝她让他们把尸体处理掉也好。正当他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当时我们还没有说她发疯。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我们也知道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像人们常常所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三
她病了好长一个时期。再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已经剪短，看上去像个姑娘，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无相似之处——有几分悲怆肃穆。
行政当局已订好合同，要铺设人行道，就在她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开始动工。建筑公司带着一批黑人、骡子和机器来了，工头是个北方佬，名叫荷默·伯隆，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声音宏亮，双眼比脸色浅淡。一群群孩子跟在他身后听他用不堪入耳的话责骂黑人，而黑人则随着铁镐的上下起落有节奏地哼着劳动号子。没有多少时候，全镇的人他都认识了。随便什么时候人们要是在广场上的什么地方听见呵呵大笑的声音，荷默·伯隆肯定是在人群的中心。过了不久，逢到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就看到他和爱米丽小姐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了。那辆黄轮车配上从马房中挑出的栗色辕马，十分相称。
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爱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因为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不过也有别人，一些年纪大的人说就是悲伤也不会叫一个真正高贵的妇女忘记“贵人举止”，尽管口头上不把它叫做“贵人举止”。他们只是说：“可怜的爱米丽，她的亲属应该来到她的身边。”她有亲属在亚拉巴马；但多年以前，她的父亲为了疯婆子韦亚特老太太的产权问题跟他们闹翻了，以后两家就没有来往。他们连丧礼也没派人参加。
老人们一说到“可怜的爱米丽”，就交头接耳开了。他们彼此说：“你当真认为是那么回事吗？”“当然是罗。还能是别的什么事？……”而这句话他们是用手捂住嘴轻轻地说的；轻快的马蹄得得驶去的时候，关上了遮挡星期日午后骄阳的百叶窗，还可听出绸缎的窸窣声：“可怜的爱米丽。”
她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当我们深信她已经堕落了的时候也是如此，仿佛她比历来都更要求人们承认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末代人物的尊严，仿佛她的尊严就需要同世俗的接触来重新肯定她那不受任何影响的性格。比如说，她那次买老鼠药、砒霜的情况。那是在人们已开始说“可怜的爱米丽”之后一年多，她的两个堂姐妹也正在那时来看望她。
“我要买点毒药，”她跟药剂师说。她当时已三十出头，依然是个削肩细腰的女人，只是比往常更加清瘦了，一双黑眼冷酷高傲，脸上的肉在两边的太阳穴和眼窝处绷得很紧，那副面部表情是你想象中的灯塔守望人所应有的。“我要买点毒药。”她说道。
“知道了，爱米丽小姐。要买哪一种？是毒老鼠之类的吗？那么我介……”
“我要你们店里最有效的毒药，种类我不管。”
药剂师一口说出好几种。“它们什么都毒得死，哪怕是大象。可是你要的是……”
“砒霜，”爱米丽小姐说，“砒霜灵不灵？”
“是……砒霜？知道了，小姐。可是你要的是……”
“我要的是砒霜。”
药剂师朝下望了她一眼。她回看他一眼，身子挺直，面孔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噢噢，当然有，”药剂师说，“如果你要的是这种毒药。不过，法律规定你得说明做什么用途。”
爱米丽小姐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视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黑人送货员把那包药送出来给她；药剂师却没有再露面。她回家打开药包，盒子上骷髅骨标记下注明：“毒鼠用药”。
四
于是，第二天我们大家都说：“她要自杀了。”我们也都说这是再好没有的事。我们第一次看到她和荷默·伯隆在一块儿时，我们都说：“她要嫁给他了。”后来又说：“她还得说服他呢。”因为荷默自己说他喜欢和男人来往，大家知道他和年轻人在麋鹿俱乐部一道喝酒，他本人说过，他是无意于成家的人。以后每逢礼拜天下午他们乘着漂亮的轻便马车驰过：爱米丽小姐昂着头，荷默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烟，戴着黄手套的手握着马缰和马鞭。我们在百叶窗背后都不禁要说一声：“可怜的爱米丽。”
后来有些妇女开始说，这是全镇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坏榜样。男子汉不想干涉，但妇女们终于迫使浸礼会牧师——爱米丽小姐一家人都是属于圣公会的——去拜访她。访问经过他从未透露，但他再也不愿去第二趟了。下个礼拜天他们又驾着马车出现在街上，于是第二天牧师夫人就写信告知爱米丽住在亚拉巴马的亲属。
原来她家里还有近亲，于是我们坐待事态的发展。起先没有动静，随后我们得到确讯，他们即将结婚。我们还听说爱米丽小姐去过首饰店，订购了一套银质男人盥洗用具，每件上面刻着“荷·伯”。两天之后人家又告诉我们她买了全套男人服装，包括睡衣在内，因此我们说：“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着实高兴。我们高兴的是两位堂姐妹比起爱米丽小姐来，更有格里尔生家族的风度。
因此当荷默·伯隆离开本城——街道铺路工程已经竣工好一阵子了，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异。我们倒因为缺少一番送行告别的热闹，不无失望之感。不过我们都相信他此去是为了迎接爱米丽小姐作一番准备，或者是让她有个机会打发走两个堂姐妹（这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秘密小集团，我们都站在爱米丽小姐一边，帮她踢开这一对堂姐妹）。一点也不差，一星期后她们就走了。而且，正如我们一直所期待的那样，荷默·伯隆又回到镇上来了。一位邻居亲眼看见那个黑人在一天黄昏时分打开厨房门让他进去了。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荷默·伯隆。至于爱米丽小姐呢，我们则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过她。黑人拿着购货篮进进出出，可是前门却总是关着。偶尔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在窗口晃过，就像人们在撒石灰那天夜晚曾经见到过的那样，但却有整整六个月的时间，她没有出现在大街上。我们明白这也并非出乎意料；她父亲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这种性格仿佛太恶毒，太狂暴，还不肯消失似的。
等到我们再见到爱米丽小姐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像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像是一个活跃的男子的头发。
打那时起，她的前门就一直关闭着，除了她四十左右的那段约有六七年的时间之外。在那段时期，她开授瓷器彩绘课。在楼下的一间房里，她临时布置了一个画室，沙多里斯上校的同时代人全都把女儿、孙女儿送到她那里学画，那样的按时按刻，那样的认真精神，简直同礼拜天把她们送到教堂去，还给她们二角五分钱的硬币准备放在捐献盆子里的情况一模一样。这时，她的捐税已经被豁免了。
后来，新的一代成了全镇的骨干和精神，学画的学生们也长大成人，渐次离开了，她们没有让她们自己的女孩子带着颜色盒、令人生厌的画笔和从妇女杂志上剪下来的画片到爱米丽小姐那里去学画。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前门关上了，而且永远关上了。全镇实行免费邮递制度之后，只有爱米丽小姐一个拒绝在她门口钉上金属门牌号，附设一个邮件箱。她怎样也不理睬他们。
日复一日，月复一旧，年复一年，我们眼看着那黑人的头发变白了，背也驼了，还照旧提着购货篮进进出出。每年十二月我们都寄给她一张纳税通知单，但一星期后又由邮局退还了，无人收信。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像神龛中的一个偶像的雕塑躯干，我们说不上她是不是在看着我们。她就这样度过了一代又一代——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
她就这样与世长辞了。在一栋尘埃遍地、鬼影幢幢的屋子里得了病，侍候她的只有一个老态龙钟的黑人。我们甚至连她病了也不知道；也早已不想从黑人那里去打听什么消息。他跟谁也不说话，恐怕对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似乎由于长久不用变得嘶哑了。
她死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笨重的胡桃木床上还挂着床帷，她那长满铁灰头发的头枕着的枕头由于用了多年而又不见阳光，已经黄得发霉了。
五
黑人在前门口迎接第一批妇女，把她们请进来，她们话音低沉，发出咝咝声响，以好奇的目光迅速扫视着一切。黑人随即不见了，他穿过屋子，走出后门，从此就不见踪影了。
两位堂姐妹也随即赶到，她们第二天就举行了丧礼，全镇的人都跑来看看覆盖着鲜花的爱米丽小姐的尸体。停尸架上方悬挂着她父亲的炭笔画像，一脸深刻沉思的表情。妇女们唧唧喳喳地谈论着死亡，而老年男子呢——有些人还穿上了刷得很干净的南方同盟军制服——则在走廊上、草坪上纷纷谈论着爱米丽小姐的生，仿佛她是他们的同时代人，而且还相信和她跳过舞，甚至向她求过爱，他们把按数学级数向前推进的时间给搅乱了。这是老年人常有的情形。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岁月不是一条越来越窄的路，而是一片广袤的连冬天也对它无所影响的大草地，只是近十年来才像窄小的瓶口一样，把他们同过去隔断了。
我们已经知道，楼上那块地方有一个房间，四十年来从没有人见到过，要进去得把门撬开。他们等到爱米丽小姐安葬之后，才设法去开门。
门猛烈地打开，震得屋里灰尘弥漫。这间布置得像新房的屋子，仿佛到处都笼罩着墓室一般的淡淡的阴惨惨的氛围：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做底的男人盥洗用具，但白银已毫无光泽，连刻制的姓名字母图案都已无法辨认了。杂物中有一条硬领和领带，仿佛刚从身上取下来似的，把它们拿起来时，在台面上堆积的尘埃中留下淡淡的月牙痕。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折叠得好好的；椅子底下有两只寂寞无声的鞋和一双扔了不要的袜子。
那男人躺在床上。
我们在那里立了好久，俯视着那没有肉的脸上令人莫测的龇牙咧嘴的样子。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他所遗留下来的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木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在他身上和他身旁的枕上，均匀地覆盖着一层长年累月积下来的灰尘。
后来我们才注意到旁边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从那上面拿起了什么东西，大家凑近一看——这时一股淡淡的干燥发臭的气味钻进了鼻孔——原来是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杨岂深译
9．穿墙记
〔法国〕马塞尔·埃梅
从前，有一个异人，名叫杜蒂耶尔，住在蒙马特尔区奥尔尚街七十五号乙公寓的四层楼上，他有不费吹灰之力穿墙过壁的奇能。此公留着一小撮黑山羊胡，架着一副夹鼻眼镜，在登记局当个三等小职员。冬天，他乘公共汽车上班，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他就头戴瓜皮小帽，步行往返。
杜蒂耶尔发现他的穿墙本领时，正年交四十三岁。一天晚上，他在单身汉住的那种小单元的过厅里，不巧停了一会儿电，他只好摸黑走动，等重新来电一瞧，自己竟然在四楼的楼道里。房门在里面是上了锁的，这件意外事令他百思不得其解，尽管心里明知道这种事很荒唐，他还是决定照原样回屋，就是说穿墙而入。看来，对这种奇异的本领，他不但派不了什么用场，还感到有些不快。第二天是星期六，他趁下午公休无事，去瞧住在同区的一位医生，谈了自己的症状。医生相信他讲的是实话，经过诊断，发现他在甲状腺绞窄壁患了螺旋性硬化症，便给他开了处方：应做大运动量活动，并服长效比雷特粉与米粉及半人半马激素合剂，每年服两片。
杜蒂耶尔吃了一片，便将药往抽屉里一扔，就把这事丢置脑后，大运动量的活动更谈不上。他当小职员，按部就班，已成习惯，不适应做任何剧烈活动。工作之余，他也只限于看看报，搞搞集邮，没有一样是费力气的事。一年过后，他穿墙的本领依然如故。不过，除非是偶然疏忽，他从来不施展这种本领。他这个人不好冒险，也不好想入非非，就是下班回家，他也是规规矩矩地转锁开门，从门走进去，根本不想变个花样回屋。如果不发生意外事件，突然搅乱他的生活，他也许就会安分守己一辈子，老死也想不到检验一下他天生的异能。
他的顶头上司，办公室副主任穆龙先生调任离去，接任的是莱居叶先生。此人说话生硬，留的胡子像一把刷子。新来的副主任上任头一天，见杜蒂耶尔那副夹鼻眼镜、那撮黑山羊胡，就看不顺眼，于是端着架子，把他当成一个碍事、邋遢的老东西。最要命的是新主任别出心裁，对公事做出重大改革，成心要打扰他下属的清静。二十年来，杜蒂耶尔起草函件，抬头总是用这样的格式：“根据某月某日的贵函，并参照双方来往信件，我荣幸地通知您……”莱居叶先生则硬要改用一种更富于美国味的格式：“您某月某日来信收悉，现答复如下……”杜蒂耶尔用不惯这种书信格式，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老套子上。对他这种顽固态度，副主任越来越恼火。杜蒂耶尔在登记局感到很受压抑。早晨，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班，晚上躺在床上，往往要想上一刻钟以后才能入睡。
杜蒂耶尔墨守成规的冥顽态度，妨碍改革的顺利进行，莱居叶忍无可忍，便把他打发到办公室隔壁的一间小黑屋里。小黑屋对着走廊，门又矮又窄，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杂物堆放室。杜蒂耶尔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只好逆来顺受。不过，他在家里看报时，读到社会新闻栏里一则有关凶杀案的报道，猛然发觉自己竟暗暗盼望，遭到不测的是莱居叶先生。
一天，副主任突然闯进小黑屋，手里挥动一封信，大声吼道：
“这封信，写得不像样子，给我重新写一封！这种信，称它什么好，真给办公室丢脸！给我重写一封！”
杜蒂耶尔正想申辩，莱居叶先生却不容他开口，雷鸣般地大吼一声，骂他是因循守旧的老蟑螂，把手中的信揉成一团，照他脸上一摔，转身就走。杜蒂耶尔虽然地位卑微，自尊心却很强。他独自待在小屋里，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突然，他计上心来，离开座位，钻进小屋与副主任办公室的隔墙中间。不过，他钻进去时十分小心，只有脑袋从墙的那边露出来。莱居叶先生正伏案审阅一个职员起草的公文，手不停地摇着笔杆，移动一个逗号的位置，这时，他突然听到办公室里有人咳嗽，抬头一看，吓得他魂都掉了，只见杜蒂耶尔的脑袋悬在墙上，就像猎获回来的兽头一样。而且，这个脑袋居然是活的，一双眼睛透过镜片正对他怒目而视。这还不算，这个脑袋竟开口说话了：
“先生，你这流氓，混蛋，无赖！”
莱居叶先生惊呆了，眼睛被这个幽灵定住不动了，他死命地挣扎一下身子，才从椅子上站起来，窜到走廊，一直冲进小黑屋。杜蒂耶尔坐在那里，跟平时一样，手握笔杆，一声不响地埋头工作。副主任打量他好久，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话，这才回办公室去。可是，没等他的屁股坐稳，那个脑袋又在墙上出现。
“先生，你这流氓，混蛋，无赖！”
仅仅这一天工夫，骇人的脑袋就在墙上出现了二十三次，以后天天如此。杜蒂耶尔对这套把戏，已经得心应手，然而他觉得光是骂骂副主任还不过瘾，于是便装神弄鬼，忽而鬼哭狼嚎，忽而发出恶魔般狂笑，听了叫人毛骨悚然：
“戛鲁—戛鲁！一条恶豺狼！（狂笑）吓得直筛糠！（狂笑）”
可怜的副主任越听越怕，只见他面如土色，气喘吁吁，毛发倒竖，汗流浃背，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第一天，他就掉了一斤分量。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的身体明显地消瘦了，这且不说，他又添了两种毛病：吃饭时用叉子喝汤，见着警察就行军礼。刚到第二个星期，家里人就叫来一辆救护车，把他送进疗养院。
杜蒂耶尔可算摆脱了专横的莱居叶了，可以重新使用他那宝贵的格式：“根据某月某日的贵函，并参照双方来往信件，我荣幸地通知您……”然而，他还觉得意犹未尽，又有一种新的无法克制的欲望在他身上作祟，他一心想再施展施展穿墙的本领。当然，要穿墙好办，在自己家里就可以穿来穿去，再说，墙壁也不是稀罕之物，到处都有。可是，一个本领高超的人，老搞这类把戏，绝不会感到满足。况且，穿墙过壁这种事，本身也谈不上是一种目的，只能说是冒险的开始，接下去要有一系列作为，还要干得轰轰烈烈，总而言之，必须得到报偿。杜蒂耶尔对此十分清楚。他感到需要大显身手，日益向往一鸣惊人，及早实现他的愿望；同时，他还有一种旧念，就仿佛墙后有什么东西在召唤他。可惜的是他缺乏目标。他想从报纸上找点东西，激发激发灵感。他特别注意政治栏与体育栏，觉得这两类活动都是令人尊敬的。但是，他最后明白过来，在这些方面，能穿墙而过的人没有什么用武之地，而社会新闻最能启发人，他就把注意力转到这个栏里。
杜蒂耶尔首次作案，是盗窃塞纳河右岸的一家大信贷银行。他穿过十二三道墙壁，钻进各式各样的保险柜里，兜里塞满了钞票，临走还用红粉笔留下他的化名：戛鲁戛鲁，签名下边还划了一道，笔体显得非常潇洒。第二天，各家报纸都刊登了他的签名。一周之后，戛鲁戛鲁名声大振。过位神奇的大盗深得人心，警方被他作弄得晕头转向。每天夜间，他都有惊人之举，引起轰动，不是洗劫银行，就是盗窃珠宝店，再不就叫一个阔佬倒霉。从巴黎到外省，凡是多少有点想入非非的女人，无不渴望将自己的身心奉献给可怕的戛鲁戛鲁。在一个星期内，他连续作案，盗走布迪卡拉名钻石，席卷市银行，使群情振奋到了极点。内政部长被迫辞职，登记局长也跟着下了台。可是，杜蒂耶尔虽然成了巴黎的巨富，每天却按时上班；有人议论说，应该授予他一级教育勋章。每天早晨，同事们一上班，就在局里评论他夜间所作的奇案，他在一旁听着十分开心。只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这个戛鲁戛鲁，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超人，是个天才。”听到这样的赞扬，杜蒂耶尔窘得满脸通红，在眼镜后面闪烁着友好感激的目光。有一天，这种众望所归的气氛，消除了他的一切顾虑，他觉得再也不能隐瞒下去了。他的同事正围着一份报纸，争看报道法兰西银行盗窃案的经过，他显得有点羞怯，打量一下同事们，接着语气谦虚地宣布：“要知道，戛鲁戛鲁，就是我呀。”全场顿时哗然，杜蒂耶尔的一句交心话，惹得全体大笑不止。从此，大家一见面就逗他，叫他戛鲁戛鲁。傍晚临下班时，同事们都拿他开心，嘲笑起来没完没了，他觉得生活并不那么美满了。
几天之后，戛鲁戛鲁在和平街的一家珠宝作案，让夜间巡逻队当场拿获。当时，他作完案，在收款台上留了名，高唱一支饮酒歌，还挥舞一只金杯子，敲碎好多玻璃。对他来说，往墙里一钻，避开巡逻队，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事情的经过表明，他是自投罗网的。他这么做的目的恐怕只有一个，就是使他的同事们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不相信他的话，搞得他十分难堪。第二天，各报在头版刊登了杜蒂耶尔的照片，他们果然大吃一惊，一个个后悔不迭，自恨有眼无珠，没认出他们这个同事是个奇才。大家于是效法他，纷纷留起小山羊胡子，以表示对他的崇敬。其中有些人，懊恼与钦佩的心情格外强烈，甚至看到他们朋友熟人家的钱包手表，也跃跃欲试，想伸手去摸。
不用说，人们会觉得，仅仅为了让几个同事大吃一惊，他就俯首就擒，此举未免过于轻率，不是奇志能人之所为。其实，在下这种决心时，表面的意愿是无足轻重的。杜蒂耶尔放弃自由，本意是要挽回面子，可是实际上，他不过是在命运的斜坡上往下滑。对于一个有穿墙本领的人来说，一生当中，若不尝一尝监狱墙壁的滋味，那他的生涯也就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了。杜蒂耶尔进了监狱，反而感到自己是个幸运儿。监狱的墙壁厚厚实实，他穿一穿的确过瘾。就在他被捕入狱的第二天，查监的看守发现犯人杜蒂耶尔在墙上钉了个钉子，把典狱长的金表挂在上面，他们一个个都傻了眼。表是怎样让他搞到手的，他不能透露，也不肯透露。表归还了原主。可是第二天，在戛鲁戛鲁的床头上，又发现了那块表，还有从典狱长书房里弄来的《三剑客》第一卷。这下子可把监狱的上上下下搞得焦头烂额。看守们叫苦连天，说是有人踢他们的屁股，又说不清脚是从哪儿飞来的。看来不是隔墙有耳，而是隔墙有脚了。戛鲁戛鲁入狱一周左右，有一个早上，典狱长走进办公室，发现桌上有这样一封信：
典狱长先生台鉴：根据咱们在本月十七日的谈话，并参照您在去年五月十五日发布的通常训令，我荣幸地通知阁下：我刚看完《三剑客》第二卷，并拟于今夜十一点二十五分至三十五分之间越狱。
典狱长先生，谨致以崇高的敬意。
戛鲁戛鲁
这天夜里，杜蒂耶尔虽然受到严密的监视，还是在十一点半逃之夭夭了。第二天早晨，消息一传开，大家都兴高采烈。接着，他又作了一次案，使他的声望达到顶峰。看样子他并不躲躲藏藏，而是满不在乎，照旧大摇大摆，在蒙马特尔大街闲逛。越狱三天后，接近正午时分，杜蒂耶尔再次被捕。当时，他在科兰古街的幻梦咖啡馆里，正同几个朋友喝柠檬白酒。
他又被押回监狱，关进一间上了三道锁的黑牢。当天晚上，戛鲁戛鲁就溜之大吉，跑到典狱长家的客房里过夜。第二天一早晨，快到九点钟的时候，他按铃叫来女佣人，说他要用早餐。几个看守闻警赶来，把他从床上拉走，他未作丝毫反抗。典狱长恼羞成怒，在杜蒂耶尔的牢门前增设一道岗，还罚他啃干面包。中午时分，犯人溜到监狱附近的一家饭馆用餐，喝完咖啡，给典狱长挂了个电话：
“喂！典狱长先生，万分抱歉，我刚才出来的时候，忘记把您的钱包带上，结果被扣在饭馆里了。劳您大驾派个人来，把饭钱付清好吗？”
典狱长亲自跑了去，对他大发雷霆，破口大骂。杜蒂耶尔觉得人格受到侮辱，于当晚越狱，从此一去不再返回。这一回，他多了一分小心，刮掉黑山羊胡，扔掉夹鼻眼镜，换上玳瑁眼镜，再扣上一顶鸭舌帽，穿上大花格上衣、高尔夫球运动裤，这样一打扮，模样完全变了。他住在朱诺街的一个小公寓里，早在他第一次被捕之前，他就把部分家具和贵重物品搬到那里。他对赫赫名声日觉厌倦，对于穿墙过壁的乐趣，也有些腻烦。此时在他眼中，最厚实最高大的墙壁，也不过是毫不足道的屏风，他向往穿行巨大的金字塔中心。他一面考虑埃及之行，一面过着极其安闲的生活，整天搞搞集邮，看看电影，逛逛马路，在蒙马特尔区一逛就是几个小时。他的下巴颏刮得精光，又佩戴一副玳瑁边眼镜，跟过去简直判若两人，即使最知己的朋友同他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只有画家让·保尔的眼睛厉害，他明察秋毫，区里的老户哪个相貌有一点变化，都别想逃过他的眼睛。他终于认出杜蒂耶尔的真正身份。一天早上，在阿布勒瓦街口，他迎面碰上杜蒂耶尔，禁不住用粗俗的黑话对他说：
“喂，甭装样了，瞧你油头粉面的，想混过便衣怎么着。”拿大众话来说，大意是：看得出来，你乔装打扮，穿得笔挺，无非是要蒙蔽警探。
“哦！你认出我来啦！”杜蒂耶尔小声说道。
他一时心慌意乱，决定非尽早动身去埃及不可。然而，就在当天下午，他在勒比克街散步，在一刻钟的间隔里，两次碰见一位金发女郎，叫他一见倾心。什么集邮，埃及之行，金字塔，一下子都抛到九霄云外。而且，那位金发女郎也似有意，向他送来几个秋波。在当今的年轻女人眼中，有什么比穿高尔夫球运动裤、戴一副玳瑁边眼镜的男子更叫人倾倒的呢？这种打扮有电影明星的派头，还能令人想起鸡尾酒会、加利福尼亚之夜。可惜的是，杜蒂耶尔从让·保尔那里打听到，那个美人嫁给了一个醋罐子。丈夫非常粗暴，性好猜疑，可他自己却偷鸡摸狗，嫖妓宿娼，每天从晚间十点到凌晨四点之间，经常一个人跑到外面鬼混，把老婆丢在家中。不过，他临走时，总是把他老婆关在屋里，房门上了两道锁，每扇百叶窗也加上一把大锁，戒备森严。白天，他照样把老婆看得紧紧的，连老婆到蒙马特尔街，他也要跟踪盯梢。
“一刻也不放松，守得严着呢。一副十足的无赖相，谁也甭想到他窝里偷油。”
然而，让·保尔的这一警告，只能使杜蒂耶尔的欲火更旺。次日，在多罗柴大街，他又遇见那位少妇，便不顾一切地跟她进一家乳品店。在她等候买东西的时候，杜蒂耶尔向她倾诉了爱慕之情，说他对她的遭遇完全清楚：丈夫凶神恶煞，房门上锁，百叶窗关严等等，可这没关系，他当天晚上一定要到她的卧室去。金发女郎满脸绯红，手中的奶罐不住地抖动，一时感情冲动，不觉眼圈有些湿润，叹了口气，低声说道：“唉！先生，这不可能呀。”
这天，杜蒂耶尔精神焕发，到了晚上，将近十点钟时，他便去守候在诺尔万大街上，眼睛紧盯着一道厚实的围墙。围墙里有一座小房，他只望得见房顶上的风信旗和烟囱。不大会儿工夫，围墙的一扇门打开，出来一条汉子，只见他仔细把门锁好，然后朝朱诺大街走去。杜蒂耶尔始终盯着他，等他走远，一直等到他拐弯不见后，又数了十个数，这才拔腿猛冲过去，以矫健的步伐穿墙过壁，顺顺当当地一头扎进被囚的美人卧室。美人如醉如痴，张开双臂迎接他；直至深夜，两人有话不尽的柔情蜜意。
第二天的情况有些不顺，杜蒂耶尔头疼得厉害。这无足挂齿，他才不会为一点头疼脑热就失约呢。不过，他翻抽屉时，无意中发现几片药，于是上午服了一片，下午又服了一片。到了晚上，头疼就能挺住，况且，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也就忘了。那位少妇还缠绵在昨夜的情景中，急不可耐地盼他去幽会。这一次，两个情人温存一夜，难舍难分，直到凌晨三点钟，方始分手。杜蒂耶尔在穿越屋壁时，觉得与往常不同，腰部与双肩有摩擦感。不过，他认为不必介意。可是，当他要通过院墙时，明显地感到有阻力，就仿佛在一种流动的物质中行动，而且，这种物质越变越稠。他越是用力挣扎，周围物质的稠度就越大。最后，他的身体总算钻到墙心，可发觉再也无法移动了。他心中一惊，猛然想起白天吃的两片药，原以为是阿司匹林，哪知道却是医生去年给他开的长效比雷特合剂。药力加上过量的体力消耗，顿时见效。
杜蒂耶尔好像铸在墙心里。直到今天，他的躯体与石墙依然化为一体。待巴黎街头的闹声止息，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夜游者来到诺尔万大街，便能听到一种仿佛发自坟墓的低沉声音，他们还错当风吹过布特街十字路口发出的嘶鸣。其实不然，那是戛鲁戛鲁杜蒂耶尔在倾诉他的一腔幽怨，哀叹他显赫的生涯已经断送，追悔那犹如朝露的爱情。在漫漫的冬夜，画家让·保尔带上吉他，壮着胆子走到僻静冷落、呼呼作响的诺尔万大街，弹上一曲，以安慰那囚在石壁中的可怜人。从画家冻僵的手指飘出的一声声弦音，宛如一束束月光，泻入石隙壁心中。
李玉民译
10．消失的尸体
〔比利时〕乔治·西默农
事情来得很突然。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左右，g·7（是乔治·西默农的作品《十三个谜》中的侦探的绰号。）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决定立即带我一起搭乘一小时之后的火车出发。
这天下午四点，一个地处卢瓦尔河边名叫特拉西的小村子的居民，发现一个姑娘的尸体随水漂流。
人们用一只小船将尸体打捞上来。人看上去已无生还的希望。虽然如此，村里的一位葡萄农还是开上自家汽车到普伊镇请来了一名医生。
医生给她进行人工呼吸，整整做了两个小时，结果徒劳。
全村人谁都不知道她是谁。她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市长不在，也没有警察。普伊的警长正在外边执行任务，要等第二天才能回来。
铁路道口看守员家的后院有一间久置不用的小屋，人们将尸体抬到那里。天亮时，大家便分散各自回家去了。
晚上十点左右，道口看守员出来为一列货车搬道岔。在经过那间存放姑娘尸体的小屋时，他被惊呆了。他发现自己亲手关好的小屋的门半开着。
他害怕了，回头唤来自己的妻子。两个人拿着一盏灯笼，通过半开着的门缝朝里看。
死人不见了，屋里什么也没有了！
早晨六点，我们到达现场。在火车站上能看到那只小船，小船的周围挤满了骚动不安的农民。
特拉西村位于卢瓦尔河右岸，这个地段的河面较宽，河中散布着几个相当大的由沙石构成的岛屿。
村子的对面是圣塞尔古堡，一眼就能看到。但是需绕一个很大的弯子才能到达通向城堡的吊桥。因此，特拉西村还是很偏僻的。
我们看到的人大部分都是葡萄农，其中几位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在大路上守候了一夜，等着警察的到来。
警察先我们一步到达。他们进行了一般的询问调查，结果是众说纷纭。
有一点是肯定的：给姑娘做了两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也未能把她救活。医生毫不迟疑地在死亡证书上签了名。
可是，一名老船夫讲了个故事在人们的思想中引起了混乱。他说，他曾亲眼看到，一名船员的女儿在父亲不在的时候掉进河里，一个小时后才被救起。两名医生抢救无果，说她已经死亡。父亲回来后不信，趴在女儿身上给她进行了十个小时有节奏的胳膊弯曲动作，最后姑娘竟然慢慢苏醒过来了。
对船夫讲的这个故事的反应真是难以形容。人们被惊得全身颤抖，就连铁路道口看守员也不敢再朝小船的方向望一眼。
g·7认为不应降低自己的身价。我们混在好奇的人群中，听着这一切，看着这一切。时值八月，天气干燥，已有半个月没有下过一滴雨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非常固执，非要在地上找出点蛛丝马迹不可。
警长不知如何是好。他把人们向他讲述的一切一笔一笔地记录下来。他的字体粗大，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几页。
上午十点左右，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这时来了一辆小汽车，是从一个和特拉西同样大小的名叫洛日的村庄开来的。洛日村地处卢瓦尔河上游，离特拉西四公里。从车里匆匆跳下一个胖女人。
她大喊大叫，又哭又闹，全身发抖。另有一个老农民，一言不发，紧随在她身后。
“是我的女儿，对不对？”
人们将头天晚上的溺水人，以及溺水人穿的衣服等等向她描述了一番。人们吵吵嚷嚷，对溺水人头发的颜色各说不一。但死者的身份已毋庸置疑。
溺水者不是别人，就是昂热列克·布里奥，即刚从洛日村来的这对夫妇的女儿。
父亲完全被这一事件打垮了。他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用迟钝的眼神茫然地望着一切。母亲代表两个人说话，她连珠炮似的发出一声声刺耳的尖叫。
“是加斯东干的，一定是他……”
周围的人都竖起耳朵听她讲，得知昂热列克十九岁，痴恋上了一个在圣萨土尔市税务局工作、身无分文、连兵役还未服过的小职员。
毫无疑问，布里奥夫妇对这一婚事是坚决反对的，他们已经为女儿选中了一个对象，他是普伊村的一个相当富有的葡萄农，三十岁，很有钱。
婚礼原应在两个月以后举行。
g·7和我首先到达圣萨土尔市，将那些警察、溺水人的父母和那群自始至终围观的好奇人丢在小屋前。
我们于十一点到达了圣萨土尔市税务局。加斯东本人，更确切地说是加斯东·韦尔蒂里埃在税务局办公室的营业窗口接待了我们。
这是个二十岁的高高大大的年轻人，他的眼神焦躁不安，稍一激动嘴唇就哆嗦。
“请跟我们出来一下……”
“可是……”
韦尔蒂里埃指了指墙上的挂钟，指针还未到十二点。
“您愿意我在这儿谈？是关于昂热列克……”
他一下抓起自己的鸭舌帽，随我们来到外边。
“您昨天下午是几点离开她的？”
“可是……您想说什么？……我并没有见她……”
“您是爱她的，对不对？”
“对……”
“她也爱您……”
“是……”
“您不要她属于另外一个人？……”
“这不是真的！”
“什么？什么不是真的？”
“我没有杀她！”
“那您知道点什么吗？”
“不知道……知道……又找到她了，是吗？”
“是，又找到她了。警察马上就到……”
“你们是谁？”
“我们是谁并不重要。您知道些什么？为什么我还什么都没有说，您就声称没有杀她？”
“因为我知道昂热列克不会接受这门婚事……她不只一次对我说，她宁肯死……”
“那么您呢……”
我们走到吊桥上。远远望去，可以看见特拉西村的红色房顶。
“我，我绝望了……”’
“昨天下午，您在办公室吗？要知道撒谎是没有用的！我会去问您的上司……”
“没有……我请假了……”
“那么您是去见昂热列克？”
“是的……在洛日村附近……我们一起散步……”
“您离开她的时候，她还活着？”
“当然活着！”
“您没有看见有人在周围转悠？……比如说胖子让……她应该嫁的人名叫胖子让…是不是？”
“我没有看见他……”
年轻人惶恐不安，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满脸是汗，嘴唇灰白。
“我们现在去看她吗？”他问道。
“不错！”
“啊！……我们去……她……”
他打住了。
“怎么样？……您没有勇气了？……”
“有勇气……我……不过你们应该明白……”
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g·7让他哭，不再理他，直到警局，没有再说一句话。拥挤在那里的人群给加斯东·韦尔蒂里埃让开一条路。
加斯东·韦尔蒂里埃两手捂着脸。他问道：
“她在哪儿？”
这时，姑娘的母亲走过来，用手指着他叫骂，场面变得一片混乱，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变成一场大战。
“让他到普伊警察局去解释！”警长边说边将年轻人的手腕抓住。
年轻人吓坏了。我想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张如此扭曲变形的脸。他用目光寻找着我们，似乎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希望我们将他从难堪的局面中解救出来。
“我没有杀她，我发誓！”当人们将他推进车里要把他带走的时候，他大声叫道。
车已经离去一百来米，还可以听到他的哭叫声。
这一切变化来得实在太快，气氛又如此奇特，我都没有来得及想一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如果让我看到姑娘还活着，我也不会感到惊奇。如果人们对我说，她就是她的正式未婚夫杀死的，我也同样不会惊讶。
这天天气很好，太阳高照。警局的白色房屋闪闪发光。
围观的人们是去是留犹豫不决，事情显得有些荒唐，连女儿的尸体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父母也慌乱不安，气氛变得越来越悲惨。
g·7还没有正式上场。他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在倾听着。
“喂，您说！”g·7突然向那位曾讲述复活故事的老船夫问道，“您昨天晚上在不在圣萨土尔？”
“当然在，我就住在那里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