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黄荣军就端上来了酒菜，张罗着让我们一起来吃。我没有喝一口他给我倒的酒，因为我有很合理的理由：我开车了。
吃过饭之后，黄荣军丢给我一个他自制的银质指南针，他说他现在很喜欢做这种手工艺品，因为做这个可以锻炼手指。他说效果非常好，原来僵硬的手指，现在灵活多了。我把那枚做工精巧的银质指南针放在手心里端平了看，正面是一块玻璃，反面的银质背壳上，有一只雕刻出来的警钟。指针上面涂了红色与蓝色的漆，我仔细看了看，指针的方向不对，N极指向了南方。
我将指南针递给他说：“这个指南针安反了。”
他却笑着说：“我故意的，这世界什么不是反的？”
我不敢说话，因为他笑得很阴森。
他对我说：“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大的邪恶是什么吗？”
我试着说：“杀人放火吧？”
他摇头道：“冷漠，因为冷漠是邪恶的助燃剂。没有冷漠，一切罪恶就像湿木头上的火，燃也燃不起来。因为但凡是做贼的，心都是虚的。但由于人们的冷漠，作恶的人再也不心虚了。”
我试探地问道：“那你的心虚不虚呢？”
他狡猾地笑了笑，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一句话。他的这一瞥，惊得我出了一身的冷汗。
突然他又举起了那枚指南针，把玩着它对我说：“这个指南针，代表了一个颠倒的世界，背面的警钟，可以看作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最后警告。因为每当磁极颠倒的时候，世界就会毁灭。”
我听不懂他这句话里面所暗含的逻辑，也不想去弄明白。当时我的脑海里只有尽快离开的念头。
我站起身，用很尊敬地语气说：“我今天真是麻烦您了！现在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赶回去写稿子，就不再打扰您了。”
说罢我就想起身收拾自己的东西。
他坐在座位上低着头说：“虽然过去了很久，也许是我记忆力不太好了吧，但我总觉得你现在对我说话的语气，与过去不同了。”
尽管他没有做出任何拦住我的动作，甚至可以说他只是坐在座位里，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但是现在的他似乎是具备了某种可以震慑人心的电场，只是这一句问话，就让我重新做回座位里，不敢再有任何动作。
“语气能有什么不同呢？”我毕恭毕敬地问。
“变得尊敬了。”他坐在那里低着眼皮说。
“我一直很尊敬您，因为您是一个英雄。”我回答得很谨慎。
“是么？你真的那么认为吗？”他仍低着眼皮，将一只手放在了桌子上，不停地把玩着一只塑料打火机。
“当然这样认为，不然我这几年一直来你这里采访干什么？”我心虚地笑了笑。
“难道你私下里不觉得我很傻吗？”
“当然不！”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他仍旧低着头，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突然他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一动不动像是在思考什么。那沉默的一分钟对我来说简直像一年般难熬。我绷紧了腿，坐在座位里一动也不敢动。
沉默许久之后，他再次问：“你真的不那么觉得吗？也许你们出于宣传的需要，才一直做正面报道，但也许你们心里实际上却认为我是个傻瓜？”
“真的没有。”我把双手放在腿上，身子向前倾了倾。
他点点头说：“那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立即收拾了东西跑回了家。出于本能的恐惧，现在我与他说话，比见到单位领导还要紧张得多。他像是变了一个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就具有了一种气势，在他的面前，我感受到了只有在采访大人物时才有的压迫感。
从那次采访之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当然我也不想见到他，我认为他在遭遇到这些事情之后，精神已经变得不正常了。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我想下次再见他，应该就是在精神病院了。
但我没想到，下一次再见到他，竟然是在审讯室。
几个月之后，他坐在审讯室里，身上穿着桔黄色的马甲，手上与脚上都铐上了沉重的铁链。在他与警察之间，隔着一道铁栏杆，但在他的脸上，一点儿沮丧或者懊悔的表情都没有。他就像垂帘听政的太后，脸上带着庄严与高傲。
警察问他话，他一句都不说。
尽管我通过在警队的朋友的关系进入了审讯室，但是进入之前我被告知：这里的所有事情，一概不允许报道。因为他曾是我们塑造的英雄，在确定他是罪犯之前，谁也不能走漏一点儿风声。如果贸然报道此事，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其负面的影响。
我荒唐地以朋友的职位起誓，绝不说出这里发生的一切，才被他们放了进去。黄荣军见到我进来，抬起头看了看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套近乎问：“老哥，你怎么在这里了？”
他笑笑说：“警察也是人，也有搞错的时候，我不怪他们。”
说罢他嘲弄地看了看在一边的警察们。我再问话，他就不回答了。
警察告诉他：“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现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他说：“有证据就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别跟我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你该回家抱孩子回家抱孩子去，天天加班你不累，我替你累。”
警察对他这种拒不交代的态度十分恼火，但是确实拿他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人是英雄，打不得也碰不得。警察想用测谎仪测谎来吓唬他，迫使他认罪。但没想到的是，他们还没提这事，黄荣军就已经主动提出要求测谎了。尽管测谎不能作为证据，但是他主动要求测谎，就说明他没有隐瞒什么。一旦他真的通过了测谎，那时警方就会陷入极大的被动。
朋友偷着告诉我，警方此次对他实施抓捕，其实还是很心虚的，他们心里都清楚，这次抓捕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只是依据一个高度近视的目击者的证词，是完全不可能让法院给他定罪的。尤其当他还是一个尽人皆的悲情英雄的时候。他们当初之所以勉强进行抓捕，只是因为他们了解到黄荣军平时为人胆小怕事，他们寄希望于审讯，通过心里手段震慑他，迫使他说出实情。
但显然，这时的黄荣军已经不是过去的黄荣军了，想要吓唬住他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情形使得警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最后警方迫于无奈，只好答应给他测谎。在给他戴上了电极之后，警察问他：“你杀人了吗？”
他摇头说：“没有。”
“你杀了那个用刀子刺伤你的小偷了吗？”
他仍摇头说：“没有。”
“那个失主是你杀的吗？你是否伪造了现场？”
他继续摇头说：“没有。”
测谎之后，警方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从容地通过了测谎。很快羁押时限一过去，警方就不得不放人了。
在警察将他释放的那一天，他的妻子与儿子来警局门口接他。我远远地看到了他们，他们也看见了我。我走过去跟他打了声招呼。
我作出恭敬的样子说：“你是个英雄，我就知道不是你。”
他笑着搂着自己的儿子说：“对啊，当然不是我。”
我问：“你觉得以后还会有凶杀案吗？”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蜜蜂蜇人之前，都要先想想值得不值得。但人们不会因为蜜蜂会思考这个问题，而轻易打蜂蜜的主意。你懂吗？”
我点头说懂了。
说罢他将那个自制的银质指南针递给了我，将背面的警钟冲上，他对我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从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当然我也不想再见到他。我的刑警朋友后来找过我，问我他到底有没有作案的可能，但是我选择了沉默。因为黄荣军对我的警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直到现在，他送我的那个指南针仍放在我的书桌上。
他还会继续杀人吗？我想他一定会的。因为那个指南针的N极，仍然指向着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