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我想最好是把它合上。”我终于说。
“那您拿着吧。”
我把粉盒啪的一声合上了。
“真遗憾，这个粉盒非常漂亮，几乎像它的主人一样美。”他补充说。
听到他的恭维，我做了一个卖弄风情的噘嘴表情，然后给了他一个最灿烂的微笑。
“没关系的，您不用担心，真的没事。”
“很高兴认识您，小姐。”他一边说一边向我伸出手。他的手几乎没有分量。
“我也很高兴认识您，塞拉诺先生。”我朝他眨了眨眼睛，“再次向你们表达歉意，很抱歉打扰了你们的谈话。祝你们愉快，先生们。”我用目光扫视了一遍其他人，他们的领口都带着一个小小的R字标记。
“祝您愉快！”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换了个方向继续往前走，努力释放出款款风情。等我觉得他们应该已经看不见我了，便从旁边侍者的托盘上拿起一杯酒，•-饮而尽，然后把空杯子扔到了玫瑰园里。
我诅咒着马库斯•洛根，他居然派我去冒这样的险，我也诅咒自己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请求。刚才我比任何一位宾客都更靠近塞拉诺•苏聂尔，我们几乎脸贴着脸，手指相触，他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像是亲密的窃窃私语。我在他面前像一个张皇不知所措的轻浮女子，因为暂时成为他关注的焦点而喜不自禁，虽然事实上我一点儿也没兴趣认识他。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只不过是为了去证实那群人看得起劲的是一沓照片，而且照片上一个我认识的人都没有。
我一路发泄着心里的愤怒，一直走到总督府主楼的门口。我需要去趟洗手间，上个厕所、洗洗手，远离这一切，哪怕是几分钟，在回去找那个记者之前让自己平静一下。我照着某人告诉我的路线往前寻找，从那个墙上挂着花饰和很多穿制服的军官画像的走廊往右转，然后进—个更宽阔的走廊，左边的第三个门。但是我还没有走到门口，就听到有人在惊叫着抱怨卫生间的状况，我很快就看到了里面的情形。卫生间地上已是一片汪洋，似乎里面某个地方正不停地往外冒水，可能是哪根水管爆裂了。两位女士正怒气冲冲地抱怨着她们的鞋子被弄得乱七八糟，三个士兵在地上忙着用抹布和毛巾擦地，试图挡住不停往外涌的水流，那时候水已经漫到走廊的地砖上了。我在旁边有些不知所措。接着增援部队赶到了，所有人都在地上忙碌，似乎连床单都用上了。那两位女客人嘟嚷着走远了，有人上来主动要求陪我去另一个洗手间。
我跟着那个士兵穿过走廊，跟来时的方向相反，重新穿过大厅，然后进入另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比较寂静，灯光也很幽暗。我们拐了好几个弯，先向左，再向右，然后又向左，大概是这样。
“女士，您需要我在这儿等您吗？”到达的时候那个士兵问。
“不用了，谢谢。我想我能自己找回去。”
其实我心里没底，但是一想到外面有个人在等着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所以，把士兵打发走后，我先上了个厕所，重新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准备离开。但是又觉得沮丧无力，完全没有勇气回去面对现实。所以我决定让自己放松一会儿，享受几分钟的孤独。我打开窗户，非洲的夜从窗外弥漫进来，带着好闻的茉莉花香味。我坐在窗台上，观察着外面棕榈树的影子，远处传来前院里的一些交谈声。我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只是独自品味着独处的寂静，让心中的焦虑逐渐消散。但是在脑海中某个遥远的角落里，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召唤：快，快，你该回去了。我叹了口气，站起来，关上窗户。必须得回到现实，必须得跟那些与我毫无关系的人们待在一起，必须得陪伴在那个把我拉进这个无聊荒谬的宴会、又向我提出各种稀奇古怪要求的记者身边。最后我照了照镜子，关上灯离开了。
我在黑暗的走廊里朝前走，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觉得自己并没有认错路。但这时候我突然迎面撞见一扇似乎没见过的对开大门，打开门，看到的是一间空荡荡的黑暗大厅。看来我找错了。我换了一个方向。又是走廊，我记得好像该往左转，但是又错了，我似乎走进了一个没那么豪华的区域，两边既没有光亮的木制护板，墙上也没有将军的油画，很可能是走进了一片服务区。镇静，镇静，我没什么底气地对自己说。那个穿着长袍带着一身手枪的晚上，在摩尔人社区迷宫一样的小巷子里迷失方向的情景突然浮上心头。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它，把全部精力集中到眼前的难题上，再次改变了方向。突然间我又重新回到了刚才出发的地方，就在第一个卫生间的旁边。虚惊一场，这回不会再迷路了。我回忆着那个士兵带我来的时候经过的线路。好了，一切都解决了，我一边想一边往出口走去。周围的一切果然渐渐变得熟悉起来：放着古代武器的玻璃橱窗，镶着相框的照片，悬挂的国旗。所有这些我都见过，现在又都认出来了。我甚至听到了前面拐弯处传来几个人说话的声音，正是在荒唐的粉盒事故中听到的那些嗓音。
“在这儿我们会更舒服一些，塞拉诺朋友，说话也更方便。这是贝格贝尔上校平时接见我们的房间。”一个操着浓重德国口音的人说。
“好极了。”他的交谈对象简单地回答。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大气都不敢出。塞拉诺和至少一个德国人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正走向与我所在的走廊垂直的拐角处，只要我们其中一方走过拐角，就会迎面碰上。一想到这个，我感觉自已的腿都在发抖。事实上，我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更没有什么理由去惧怕这个会面，但是我真的没有力气再把自己假装成一个惊慌失措的傻女人，哀怨地解释因为卫生间水管爆裂了，满地都是水，所以我才会一个人深更半夜在总督府的走廊上闲逛。几乎一秒钟之内我就作出了决定。已经没有时间逃回去了，而且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跟他们面对面，现在既不能后退，也不能前进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唯一的选择就是水平移动，身边是一扇紧闭的门，我想都没想就推开门闪身而入。
屋里一片漆黑，只有从窗户缝里射进来的几丝月光。我背靠着门，等着塞拉诺和他的朋友从外面经过，然后消失，这样我就能出去继续往前走了。那个花园，亮着狂欢舞会一样的灯光、回荡着鸽子一样咕咕叫的交谈声，里面还有沉着冷静的马库斯•洛根，突然间让我觉得它比天堂还要美好。但不幸的是，似乎还不到回去的时候。我喘着粗气，就好像随着一口一口呼出的空气，可以把身体里所有的焦虑都驱走似的。我观察了一下自己的藏身之所，在黑暗中分辨出了椅子、沙发，还有墙边一个玻璃门书柜。屋里还有其他家具，但是没有时间去辨别了，因为就在这时候，另一件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就在我的旁边，在门外。
“我们到了。”一个德国口音说，随之而来的是转动门把的声音。
就在门合页慢慢打开的时候，我飞快地跑到了房间的另一边。
“开关在哪儿？”他们问，这时候我已经躲到了一张沙发的后面。就在灯打开的一霎那，我趴到了地上。
“好了，就在这里吧，请坐，朋友。”
我肌在地上，左半边脸贴着冰冷的地砖，屏住呼吸，眼睛瞪得像盘子一样，内心充满了恐惧。不敢呼吸，不敢咽口水，甚至不敢眨眼睛。
那个德国人似乎扮演着主人的角色，他的对话者也只有一个。我知道这个是因为只听到两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沙发底下，从我那个谁都想不到的藏身之处，穿过家具的腿，只看到两双脚。
“总督先生知道我们在这儿吗？”塞拉诺问道。
“他正忙着招呼宾客，如果您觉得有必要的话，咱们稍后再告诉他吧。”德国人含糊其词地说。
我听到他们坐了下来，沙发弹簧被压得吱嘎作响。塞拉诺坐在一把单人软椅上，我看到他深色西裤的裤边，裤缝烫得笔直，黑色的袜子包着消瘦的脚踝，下面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德国人坐在他对面，就在我藏身的那张沙发的右端。他的腿比较粗，袜子也没有那么精致。如果我伸出胳膊，几乎可以挠他瘁痒了。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无法准确地估计到底有多久，但是漫长到足以让我的脖子疼得像要断掉，让我疯狂地想要抓挠自己，而且几乎要控制不住地大声叫喊、痛哭，甚至跑出去。我听到打火机的声音，屋里充满了烟味。从地上可以看到塞拉诺的腿不停地架起，放下，又架起，变换了无数次。而那个德国人却几乎没有动过。我试图控制住内心的恐惧，找到一个相对不那么难受的姿势，祈求上天让这两个谈话者不要迫使我调整位置。
我的视野很窄，几乎没有活动空间，唯一能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他们谈论的内容。它们飘在空气中，然后进入我的耳朵^于是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谈话的主题上，既然在粉盒事故中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也许在这里能找到什么让那个记者感兴趣的东西。或者，至少可以让我稍微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至于让脑子麻木掉。
我听他们谈到了设备和运输、船舰和飞机、金子的数量、德国马克、比塞塔、银行账号，签名与付款期、供应、后续跟踪；权力破码，公司的名字、港还有忠诚。我知道了这个德国人是约翰内斯•本哈尔德，塞拉诺打着佛朗哥的幌子给他施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避免被迫接受某些条件。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谈话的背景，也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但可以推测出两个人都很希望促成他们正在谈论的这件事情。
最终他们成功了，终于达成了一致。于是他们站起来，互相击掌表示成交。我只听见声音，没有看到他们的动作，但是我看到他们的脚在向门口移动，德国人再次摆出主人的态度让西班牙人先行。在出门之前，本哈尔德提了一个问题。
“您会跟贝格贝尔上校谈这件事吗，还是您认为应该由我来谈？”
塞拉诺没有马上回答，我听见他先点了一支烟。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支了。
“您认为这是必须的吗？”他吐出一口烟，然后说。
“这些设备都将安装在西班牙保护区，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对此有所了解。”
“那这件事由我来负责吧。领袖会直接告诉他的。而且，关于这项协议的内容，最好不要泄露任何细节。只有你知我知。”他一边说，一边关上了灯。
我继续在原地等了几分钟，直到推测他们应该已经离开了这栋楼才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刚才的会谈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屋里只剩下浓烈的烟草味，以及直觉中茶几上装满了烟头的烟灰缸。但我还是无法放松警惕。我整理了一下裙子和上衣，然后踮着脚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慢慢地把手伸向圆形的把手，好像害怕上面有什么机关一样，不敢走出去。
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碰到那个圆球，就发现有人正在屋外旋转把手。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往后一倒，然后用尽全身的力量贴在墙上，好像要跟它融为一体。门被猛地推开了，差点打到我脸上，紧接着灯也打开了。我看不到来人是谁，但是听到他在咬牙切齿地咒骂。
“看看那个变态到底把烟盒扔到他妈的哪儿了。”
虽然看不见，但是我想那只不过是一个士兵在不情不愿地执行任务，来寻找塞拉诺或者本哈尔德落下的东西，我不知道他说的变态指的是他们中的谁。很快，屋里又恢复了黑暗和寂静，但是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走廊里冒险了。平生第二次，我从窗户中跳了出去，把自己解救了出来。
我回到了花园，惊讶地看到马库斯•洛根正在与贝格贝尔热烈地交谈。我正想转身走开，但已经太晚了，他看见了我，并招呼我过去。我缓缓地朝他们走去，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紧张不安。经历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似乎我只差没跟这位总督先生亲密接触了。
“那么，您就是我亲爱的罗萨琳达那位美丽的朋友了？”他微笑着问候我。一只手端着一杯白酒，另一只手很自然地搭在我的肩头。
“真的非常髙兴，今天终于认识您了，亲爱的。很遗憾我们的罗萨琳达不太舒服，没能跟我们在一起。”
“她怎么了？”
他手里拿着雪煎，吸了一大口。
“可能是一些肠胃上的问题。每次她在非常紧张的时候就会发作。这些天她一直忙着接待我们的客人。我的小可怜，连一分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他做了个表情，示意我和马库斯把脑袋凑过去，然后压低声音，用同谋犯的口吻说：
“感谢上帝，这位连襟同志明天就要离开了，我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多一天都不行。”
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也跟着笑了。
“好了，两位，我得走了。”他说着看了下表，“跟你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开心，但是职责在召唤我，马上要奏赞歌，发表演讲，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程序。毫无疑问这将是最无聊的部分。希拉，您有空的时候就来看罗萨琳达吧，她一定会很高兴的。洛根，您也可以一起过来，有祖国同胞的探望她也会非常欢迎的。过一阵子，等所有人都稍稍松弛一些，咱们四个人找一个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吧。天佑吾王！”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向我们告别，然后就转身离去了。
我和洛根沉默了一会儿，目送着他离开，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个男人有多么特别。
“我找了您将近-个小时，您跑到哪儿去了？”他终于问，眼睛还—直盯着总督的背影。
“当然是去解决问题了，不是您交给我的任务吗？”
“您的意思是您看到了他们传阅的东西？”
“没什么重要的，是一些家庭合影。”
“哦，看来咱们运气不好。”
我们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对方，目光都集中在贝格贝尔身上。
“但是，我知道了另外一些事情，也许您会感兴趣。”我说。
“比如说？”
“协议。交换。交易。”
“关于什么？”
“天线。”我说，“巨大的天线。三个。大约有一百米高，孔索尔系统，Electro-Somier牌的。德国人想把它们装在西班牙保护区，用以拦截海峡的航空和航运交通，打击英国人在直布罗陀的势力。他们商量要把这些天线安在塔姆达废墟，离这里大约有几公里远。为了取得佛朗哥的授权和支持，德国政府将向国民军提供无偿贷款。所有这些交易都将通过HISMA公司进行，这家公司是约翰内斯•本哈尔德的主要客户，而这个约翰内斯正是跟塞拉诺谈交易的人。他们不想让贝格贝尔知道这件事，试图瞒着他。”
“Mygoodness！”他用母语小声地惊呼，“您是怎么打听到的？”
我们还是没有看对方，表面上似乎都还在专注地望着总督。他正在欢呼声中走向一个精心布置的讲台，上面还摆了一个麦克风。
“因为，我当时正好就在他们谈判的那个房间/
“他们当着您的面完成的交易？”他难以置信地问。
“不不，不用担心，他们没看见我。这件事说来话长，下次再跟您细说吧。”
“好吧。那再给我讲详细点儿，他们谈到日期了吗？”
台上麦克风的尖厉响声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有一个声音在说：测试中，测试中。
“零部件都已经准备好了，在汉堡港口。只要佛朗哥一签字，它们就将被运到塞乌塔港口，开始安装。”
远处，贝格贝尔上校正神采奕奕地登上讲台，并用夸张的表情叫塞拉诺-•起登台演讲。他仍微笑着充满自信地跟下面的人打招呼。于是我向洛根提了好几个问题。
“您觉得贝格贝尔应该知道他们瞒着他做交易吗？您觉得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罗萨琳达吗？”
在给我回答之前，他思考了一下，目光仍然集中在那两个男人身上，他们俩正一起接受人群雷鸣般的掌声。
“我觉得他需要知道这些，但是最好不要通过您，也不要通过福克斯太太。因为这样会连累她。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我会找个最适当的方式向他传递这个信息。您不要向您的朋友提起这件事，我会找到适当的时机。”
我们之间又出现了一阵沉默，他似乎还在回味刚才听到的一切。
“您知道吗？希拉，”他终于转过身来面对着我，我还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您得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在这样的招待会上一般很难有什么大的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我打断他的话。
“什么？”
就在这时，哈里发的乐队奏起了洪亮的《向着太阳》，立刻，不计其数的手臂高高举起，就像绑着弹簧一样。我踮起脚尖，凑到他耳边说：“带我离开。”
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我伸出了手。我用力抓住它，然后一起悄悄地走向花园深处。等估计已经没人能看到了，我们就在黑暗里飞奔起 从第二天早上开始，生活的节奏一下子变了。几个星期来第一次，我不用凌晨即起，也不用匆匆忙忙喝杯咖啡就赶快钻进工作室，身边永远围着一堆干不完的活。我庆幸着不用再回到前几天那些片刻不停的劳作中去，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以补偿前一天日打断的极享受的时光。然后，我悠闲地散着步，来到了罗萨琳达家。
从贝格贝尔的话里，我猜测她的不适应该比较轻微，很快就能好，也许是因为过度操劳而有些疲惫。我期望看到一个一如既往的她，正等着我给她讲她错过的那个活动的所有细节，急切地要听我评论现场女宾的穿着打扮，谁穿得最美，谁打扮得最糟糕。
一个用人把我带进了她的房间，她还在床上躺着，靠在一堆大枕头里，百叶窗紧闭着，屋里有一股浓烈的烟味、药味，还有不通风的味道。房子很大很漂亮，阿拉伯式的建筑，英式的家具，但是屋里却一片狼藉。地毯上、沙发上到处扔着唱片和唱片套子、航空信的信封、被遗忘的软绸手帕，还有斯塔夫陶瓷杯，杯子里还有没喝完的已经冰凉的茶。
那天早晨，出乎我的意料，罗萨琳达没精打采的，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你感觉怎么样？”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担心。事实上她现在的样子让我有足够的理由担心：面色苍白，眼圈发黑，头发蓬乱，像死人一样窝在凌乱的床上，床罩有一大半都拖在地上。
“糟透了。”她的情绪相当低落，“我真的是糟透了，但是你坐这儿吧，坐近些。”她拍了拍床边，“我这病不传染。”
“昨天晚上胡安•路易斯告诉我你肠胃不舒服。”我说着在床边坐下。不过在坐下来之前，我不得不从那里拿开了几条皱皱巴巴的手帕，一个装满了半截烟头的烟灰缸，一些黄油饼干的残渣，还有好多面包屑。
“没错，不过这不是最糟糕的。胡安•路易斯还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我打算今天下午再告诉他，因为不想在塞拉诺访问的最后一天打扰他。”“那最糟糕的事是什么？”
“这个。”她怒气冲冲地抓着一张看上去像电报一样的纸，纤细的手指紧握着，像铁钩一样。“这个才是让我生病的罪魁祸首，而不是招待会的准备工作。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我困惑地看着她。
“这封电报是我昨天收到的。六个星期后皮特要来。”
“皮特是谁？”我不记得她的朋友中有谁叫这个名字。
她好像听到了一个全世界最荒唐的问题。
“还能是谁？希拉，我的上帝，皮特是我丈夫！”
皮特•福克斯将乘坐p&o公司的轮船到达丹吉尔，准备跟他的妻子和儿子共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他们已经有将近五年时间音信不通。他仍然住在加尔各答，但是突然决定要来西方住一段时间。据罗萨琳达推测，也许是为了考察一下其他地方是否宜居，因为印度独立运动越来越激烈，他可能想从英属印度地区撤出来。对他来说，既然正在打算大规模迁徙，难道还有比搬到妻子的新世界里全家团圆更好的选择吗？
“那他会住在这里吗？住在你家？”我不相信地问。
她点了一支烟，急切地吸了一大口，重重地点了点头。
“当然了。他是我丈夫，完全有这个权利。”
“可是我以为你们已经分开了。”
“事实上是这样，但是法律上不是。”
“那你从来没有提出过离婚？”
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我提过一万次，但是他都拒绝了。”
于是她就向我讲述了这段不和谐婚姻的前因后果，我突然发现原来罗萨琳达也有脆弱无助的一面。她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超然世外的仙子，跟我们平凡人一样挣扎在人世间的爱恨情仇中。
“我十六岁就结婚了，他三十四岁。那时我刚刚在英国连着上了五年寄宿学校。我离开印度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但是回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几乎到适婚年龄的年轻女孩，痴迷于英属加尔各答各种各样的宴会和狂欢，一场都不肯错过。在第一场宴会上有人介绍我认识了皮特，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那时候觉得他是我这一辈子认识的男人中最有魅力的一个，其实很显然，如果说我那时候一个男人都不认识的话有点儿夸张，但确实没认识几个。他很幽默，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奇特经历，在任何聚会中都能把气氛推向高潮，而且成熟、活泼，来自于一个三代以前就已经在印度立足的英国资产阶级家庭。我疯狂地爱上了他，或者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五个月以后我们就结婚了，住在一个神话般的庄园里，有农场、网球场，光是服务人员住的房间就有十四个，我们甚至还雇了四个印度小孩，整天穿着制服，就为了在我们哪天突发奇想打比赛的时候替我们捡球！你想象一下。我们全部的生活内容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喜欢跳舞和骑马，那时候我打枪就像打高尔夫一样熟练。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宴会和招待会。加上约翰尼的降生，我们的世界既奢华又田园。但是很快我就开始发觉，这一切都不过是黄粱一梦。”
她停下了独白，目光投向远处的虚空，似乎在反省。过了一会儿她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继续说：
“生完孩子以后没几个月，我觉得胃不舒服。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告诉我完全不用担心，不过是我们这®外来的人不适应印度的热带气候。但是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不但疼痛有增无减，而且开始持续发烧。于是他们决定给我做手术，但还是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手术以后我也没有任何好转。四个月后，看到我的状况日益恶化，他们又对我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最后终于找到了病根：胃结核，而且是所有类型中最严重的一种。因为生完约翰尼以后，为了让我尽快恢复，我们买了一头牛，用来供应鲜牛奶。但其实这头牛已被感染了，所以也传染给了我。在得出诊断结果之前，那头牛就已经不治而亡，但兽医为它检查的时候没能发现任何不正常，就像医生们没能在我身上查出什么毛病一样。因为胃结核是一种特别难诊断的病，它会形成结核，有点像那种小结节、小疙瘩一样长在肠胃里，然后让你的肠胃不断地缩小。
“然后呢？”
“然后就会变成一种慢性病。”
“然后？”
“然后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你就得感谢上帝又让你多活了一天。”
我努力掩饰自己的茫然，乂提了另一个问题。
“那你的丈夫有什么反应？”
“妙极了。”她讽刺地说，“给我看病的医生们建议我回英国，他们觉得虽然希望不大，但也许英国的医院能有什么良方。皮特呢，简直是举双手双脚赞成。”
“也许他是为了你好……”
她悲凉的笑声让我没有办法说下去。
“皮特，亲爱的，他从来不会为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人着想。把我打发得远远的，也许是他最好的选择，但不是为了我的健康，而是为了他自己的逍遥。他已经对我厌倦了，希拉，我已经不再让他觉得有趣，也不再是那个可以让他带到各个俱乐部，带去参加各种宴会或狩猎活动，到处去炫耀的女人了。那个年轻漂亮又讨人喜欢的妻子，已经变成了一个难以忍受的包袱，必须尽快甩掉。就这样，一等到我能下地，他就给我和约翰尼收拾行李把我们打发回了英国，甚至都没有送我们一程。他借口说希望妻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便把一个不到二十岁重病在身的女人，和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扔到了船上，就好像我们不过是两件行李一样。永别了，亲爱的。”
两行热泪从她的脸颊上滚落，她用手背擦了擦，继续说：
“他把我们从他身边赶走了，希拉，他把我们抛弃了。他把我打发到英国去，只不过为了解脱他自己。”
一阵悲伤的沉默。直到她又攒够力气继续说：
“在旅途中，约翰尼发烧了，还出现了高烧痉挛。最后发现是一种很厉害的疟疾，他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才恢复过来。这期间我们一直住在我父母家，他们也在印度居住了很长时间，但是前一年回到了英国。头几个月我们过得相对平静，气候的改变似乎对我的健康有些好处。但是没过多久我又开始恶化，医生检査发现我的肠道已经收缩到极小的程度。他们放弃了外科手术，并认为只有绝对的静卧疗法才有可能起到治疗的作用，才不会让结核病菌侵人我身体的其他部分。你知道他们说的静卧疗法第一阶段是什么样的吗？”
我不知道，也根本无法想象。
“六个月，我一直被绑在一块木板上，皮带紧紧捆在肩膀和大腿处，让我丝毫不能动弹。整整六个月，整整一百八十个日日夜夜。”
“那你好一些了吗？”
“一点点。于是医生们决定让我去一家结核病疗养院，在瑞士的莱森。就像托马斯•曼写的《魔山》里的汉斯•卡斯托普一样。”
我猜想那应该是一本书，所以在她问我有没有读过之前，便抢着继续她的话题。
“那这时候皮特在干什么？”
“他替我出医药费，并且每个月汇三十英镑以维持生活，就这些。没有别的接触，没有信，没有电报，也没有让认识的人带个口信，当然更没有要来看我们的意思。什么都没有，希拉，什么都没有。从那时候开始我完全没有他的音信，直到昨天。”
“那这些年约翰尼是怎么过的？这对他来说一定很难接受。”
“在疗养院的那段时间他一直跟我在一起。我父母坚持认为约翰尼应该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不肯接受。我雇了一个德国保姆，带他玩，带他散步。但是他平时吃饭睡觉都在我的房间里。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这似乎是一段太过悲伤的经历，但是我不想因为任何理由跟他分开。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父亲，如果生活中再没有母亲的陪伴，那对他来说太残忍了。”
“那个治疗有效吗？”
她脸上闪过一丝苦涩的笑意。
“他们建议我在疗养院里待上八年，但是我只能忍受八个月。他们都说这太不明智了，会让我送命的。我不得不签了无数的文件，来保证疗养院对我日后的健康完全免责。我母亲到巴黎来接我回家。就是那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我作了两个决定。第一，我永远不会再提起自己的病痛。事实上，近几年中只有你和胡安•路易斯知道我得了这个病。我想也许结核病能击垮我的身体，但是不能打败我的精神，所以我决定永远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
“那第二个决定呢？”
“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就像完全健康的人一样。离开英国，离开我的家庭，离开所有会自动把我跟皮特联系在一起、而且知道我患有慢性病的朋友和熟人，开始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在这段人生里，最初只有我和我的儿子。”
“所以你那时候决定去葡萄牙……”
“医生建议我居住在气候温和的地方，法国南部、西班牙、葡萄牙，或者是摩洛哥北部，气候介于印度那种热带酷暑和英国的阴冷之间。他们为我设计了一个治疗食谱，还建议我多吃鱼，少吃肉，尽可能多晒太阳，不要进行体育运动，也不要有大的情绪波动。有人跟我提起英国在埃斯托里尔的殖民地，我觉得那也许是开始一段新生活的理想之地，所以就去了。”
罗萨琳达的人生轨迹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清晰起来。她的故事碎片渐渐地拼合在一起，她的生活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些相互独立又似乎相互矛盾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一切都变得清晰而有意义。我真心诚意地希望她的生活越来越好，因为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她的生命也是一路荆棘，并非全是玫瑰，而她值得拥有一个幸福的归宿。
第二天我陪马库斯•洛根一起去看望罗萨琳达。就像招待会那天晚上一样，他先到我家来接我，然后漫步街头。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从总督府的宴会上仓皇逃走，穿越花园狂奔，又在凌晨时分城市的暗影中并肩而行，这一切似乎让我跟他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也许是一种信任感，也许不是，也许我永远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知道他正在努力营救我的母亲，也知道他对我真挚而热情，知道他很喜欢在得土安的生活。这些就足够了，关于他，我不需要知道得更多，也不需要在任何方面与他更进一步，因为他离开的日子已经近在咫尺。
我们去的时候她还待在床上，但是看上去状态好了很多。屋里有人收拾过了，她也洗了澡，百叶窗都开着，大把的阳光从窗外的花园里倾泻进来。第三天她从床上搬到了沙发上。第四天她把丝绸睡衣换成了印花连衣裙，去做了头发，开始重新主宰自己的生活。
虽然健康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但她决定在丈夫到达之前抓紧一切时间寻找快乐，仿佛这几个星期将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又重新扮演起称职的女主人角色，为贝格贝尔创造一个理想的氛围，使他能在轻松而安全的环境里投入到各种公共关系中去，并全身心地信任和依赖这位情人的能力。所有的聚会都由一位英国女人来主持，而这位亲德派的总督却在其中泰然处之，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从来>（、•知道参加聚会的宾客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但是罗萨琳达想要把贝格贝尔拉拢到英国人那边，一直都没变，很多不那么正式的招待会都是出于这个目的举行的。
就像以前做过的和以后将要继续做的一样，她在好几次宴会中都邀请了丹吉尔的英国朋友，或者是外交人员，或者是远离德意轴心国的武官，还有那些在主流社会比较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代表。她也为直布罗陀当局和一艘停靠在丹吉尔港口的英国军舰上的官员组织过宴会。在所有的活动上，胡安＿路易斯•贝格贝尔和罗萨琳达•福克斯一手端着鸡尾酒，一手拿着烟，穿梭在宾客中间，舒适、轻松、热情而亲密。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西班牙没有陷入自相残杀中，欧洲也没有一步步走向它最糟糕的噩梦。
我有几次近距离地接触贝格贝尔的机会，再次见证了他独特的个性。他经常穿着摩洛哥服饰，有时候是一双拖鞋，有时候是一件长袍。他很和蔼，平易近人，有一点儿古怪。然而最重要的是，他爱罗萨琳达，用情至深，而且在任何人面前都毫不掩饰地表达这种爱。洛根和我还是经常见面，尽管我每天都在努力克制，但仍无法阻挡我们之间慢慢产生的好感和一种情趣相投的关系，两颗心越走越近。如果不是我刻意地回避与克制，这种暧昧的友谊可能很快就会泛滥成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冲动的感情。但是我努力不让它发生，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立场，以免我们走得太远。拉米罗给我造成的伤害还没有愈合，我知道马库斯•洛根也很快就要离我而去，我不想再受一次煎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常常一起出现在帕尔梅拉斯大街那栋别墅的宴会上，有时候甚至会带上欢呼雀跃的菲利克斯，他为能进人这个对他来说陌生又充满诱惑的世界欢欣鼓舞。有几次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开往丹吉尔，贝格贝尔邀请我们去参加《西班牙日报》的开幕式，这份报纸是为了向世界传递他崇高事业的战斗伙伴们想要传递的信息。还有几次，我们四个人一起出游：马库斯、菲利克斯、罗萨琳达和我，罗萨琳达用她那辆道奇带着我们到处游玩：去撒肯安斯皮特商店找找有没有爱尔兰牛肉、培根和杜松子酒卖，去哈里斯庄园跳舞，去坎普顿电影院看一场美国电影，或者是到玛丽姬达的帽子店订购几个异想天开的头饰。
有时候我们会漫步在得土安白色的摩尔人社区，吃着手抓饭、豆子肉汤和蜂蜜杏仁甜点，爬德尔萨和格尔盖斯山，我们也去马尔丁河滩，去凯塔玛帐篷客找，徜徉在尚未被白雪覆盖的松林之间。一直到时间耗尽，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来了。直到那时候我们才再次意识到，现实有可能比最悲观的预测更残酷。罗萨琳达的丈夫到达后不到一星期，我就明白了这一点。
“比我想象得还要糟糕得多。”她一进门就瘫倒在一把软椅上。
但这次她看起来并没有意志消沉，也不像刚接到消息时那么愤怒了，只是显得悲伤，疲惫，沮丧，一种深沉而黑暗的沮丧。因为皮特，因为他们现在的处境，因为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自行走了六年之后，她以为已经准备好承受一切，以为积累了那么多年的生活经验已经给予了她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任何困境。但是皮特比她想象得要难缠得多。在她面前，他依然扮演着支配一切的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似乎他们从来没有分开生活过这么多年，似乎罗萨琳达跟他结婚后生活从来没发生过变化，她还是从前那个小女孩。他责备她对约翰尼的教育太过松散，抱怨约翰尼没有上一个好学校，约翰尼出去跟邻居小孩玩的时候没有一个保姆在旁边跟着，唯一的体育运动就是扔石子，扔得跟得土安的那些摩尔小孩一样准。他还抱怨这里没有他喜爱的广播节目，没有一个倶乐部能让他跟英国同胞们聚会，身边也没有人说英语，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城市甚至买不到英国报纸。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让这位挑剔的皮特不满。他最最满意的就是坦克拉瑞杜松子酒和约翰尼•沃克黑标酒，那时候在丹吉尔，这些酒都是要花天价才能买到的。他每天至少喝一瓶威士忌，每顿饭前一两杯杜松子鸡尾酒。他的酒量十分惊人，对家中仆人的粗暴态度也同样令人咋舌。他态度蛮横地跟他们说英语，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能听懂。到最 后发现他们无法理解时，就用印度土语向他们大喊大叫，他似乎觉得天底下的仆人都说同一种话。让他十分惊讶的是，所有的人慢慢地都不在他们家出现了。所有的人，从他妻子的朋友到家里最卑微的仆人，很快就都知道皮特•福克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自私、不讲理、任性、酗酒、傲慢、暴躁，简直没有办法找到比他缺点更多的人。
贝格贝尔显然不再像以前一样在罗萨琳达家里度过大部分时间，但是他们还是每天在其他地方见面，有时候在总督府，有时候去周边的地方。让很多人也包括我都感到惊讶的是，贝格贝尔始终对情人的丈夫照顾有加。为他安排去斯米尔河n钓鱼，去黑密斯森林狩猎野猪。为他提供交通工具去直布罗陀，以便他能喝到英国啤酒，同英国同胞们聊聊马球和板球。总之，竭尽全力把他当成一个特殊的外国贵宾来招待。而他们两人的个性几乎正好是两个极端，奇怪的是，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男人，却在同一个女人的生命中扮演着同样影响深远的角色。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从来没有起过冲突。
“皮特认为胡安•路易斯是一个迟钝又骄傲的西班牙人，就像从黄金世纪的油画中走出来的古代骑士。”罗萨琳达跟我说，“而胡安•路易斯则认为皮特是一个势利小人，一个不可理解又荒唐可笑的小丑。他们俩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可能出现冲突，因为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交点。但是他们俩唯一的区别就是，作为男人，对我来说皮特还不及胡安•路易斯的脚后跟。”
“那没有人跟你丈夫说起你们之间的事？”
“你是说我跟胡安•路易斯的关系？”她点了一支烟，然后从眼前拂开一绺头发，“我想有吧，肯定有好事者在他耳边说些难听的话，但是对他来说这无所谓。”
“我不明白他怎么会无所谓。”
她耸了耸肩。
“我也不明白。但是如果他既不用付房租，身边又总有人服侍，有喝不完的酒，有热饭热菜，有刺激的运动，我想他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在乎了。当然，如果我们还住在加尔各答，那一切都会不一样的。如果在那儿，我猜他会尽一切努力去维护这个表面上的婚姻。但是在这里，谁都不认识他，这不是他的世界。所以，不管谁跟他说关于我的任何事情，他都只当耳边风。”
“我还是不明白。”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亲爱的，就是对他来说我根本就不重要。“她的话中夹杂着讽刺和悲伤，”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比我重要：一上午的钓鱼、一瓶杜私、子酒或者一场牌局。以前他从来没有在乎过我，所以也不可能从现在开始在乎。”
正当罗萨琳达在地狱中与魔鬼斗争的时候，我也终于要开始面对生活的另一次颠覆。那是一个星期二，风很大，马库斯•洛根在中午时分来到了我家。
我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很好的朋友，仅此而已。两个人都很清楚不知道哪天他就得离开，知道他在我的世界里只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虽然我已经努力地去遗忘，拉米罗留下的创伤还是如此鲜活，我还没准备好再次承受因为失去而产生的撕心裂肺的痛。没错，马库斯和我，我们互相吸引，为对方着迷，也不是没有过进一步升华这种好感的机会。我们之间有过同谋关系，有过平常交往，有过深情凝望，有过彻夜长谈，彼此敬重，却又彼此渴望。有过靠近，有过柔情，但是我努力紧紧地栓住自己的感情，拒绝再往前发展，而他也接受了。要控制住自己真的好难，需要我经历无数次的犹疑、茫然和彻夜无眠。但是一想到又要面对被抛弃的痛苦，我宁愿选择留住那些混乱而忙碌的日子里一起度过的值得纪念的时刻和回忆。那些充满了欢笑、举杯畅饮的夜晚，抽烟、吵吵闹闹的牌局，去丹吉尔的出游、散步、长谈，那些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时刻，我将永远珍藏在记忆中，把它当作一个时期的结束，新的人生旅程的开始。
马库斯突然造访我在西迪曼德利大街的服装店，意味着在那个上午我的一段人生终于走到了尽头，而另一段也随即开启。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正在打开。而我，就在它们中间，无力留住即将逝去的，渴望拥抱即将到来的。
“你的母亲已经在路上了。昨天晚上她从阿利坎特登上了一艘开往奥兰的英国商船，将在三天后到达直布罗陀。罗萨琳达会负责安排她穿越海峡，不会有问题的，她会告诉你之后的行程将如何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