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新坐下，又喝了一口白兰地。幸运的是，杯中的酒终于让他慢慢地放松下来。而我却依然茫然无措，不明白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找我，而且还要跟我说起他跟佛朗哥的见面、跟德国军官的交往这些跟我毫不相关的事情。
“我带着所有的信息去了帕尔多皇宫，详细地向元首解释了这些情况。”他继续说，“他听得非常专注，不但留下了我带去的资料，还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当时对我很亲热，甚至还提起了很久以前我们一起在非洲时的一些私人关系。您知道吗？大元首和我早在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事实上，除了他那位不可理喻的连襟，我想我是，对不起，我曾经是他的内阁中唯一一个对他以‘你’相称的人。谁能想到呢？当年的小佛朗哥最后竟然成了光荣伟大的国民革命军领袖。我们从来都不是很要好的朋友，这是事实。实际上我觉得他一直都很反感我，不理解我为什么缺乏军人气概，为什么喜欢各种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国家。而我也并不欣赏他。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直接又那么无趣，喜欢跟人竞争，一心想着升迁，说心里话，是个非常讨厌的家伙。我们一块儿在得土安服役，那时候他已经是少校，而我还只是个上尉。您想听我讲个小插曲吗？我们这些军官每天傍晚都聚在西班牙广场的咖啡馆喝茶，您还记得那些咖啡馆吗？”
“当然记得。”我说。怎么可能把它们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呢？棕榈树下那些铁铸的长椅，烤肉串的香味和薄荷茶的味道，穿长袍和穿西服的人们从容地在广场中间的亭子周围散步，亭子上铺着陶瓦，旁边还有刷着石灰的阿拉伯式拱门。
他第一次微笑了，因为乡愁的缘故，然后又点上一支烟靠在沙发背上。我们几乎是在黑暗中谈话，客厅一角那盏小灯是唯一的照明。我仍然穿着长袍，因为找不到什么机会换衣服，在他没有恢复镇静之前我不想把他•-个人留在这里。
“但是从某•一天傍晚开始他就不再出现了，所有人都猜测他为什么缺席。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是堕入了爱河，决定展开调查。您知道，一群闲得发慌的年轻军官，也没什么正经事干，尽做些傻事。经过抓阄，刺探消息的任务落到了我身上。第二天我就弄清了谜团。我偷偷地跟在他后面，一直到了摩尔人社区，看到他走进了一栋房子，是一栋典型的阿拉伯民居。虽然我不敢相信，但是开始我真的以为他跟哪个摩尔女孩儿有私情。我找了个借口进了那家的大门。谁知道是什么借口来着，根本记不起来了。您知道我发现了什么？他正在上阿拉伯语课，在学习阿拉伯语！我们这位伟大的非洲将领，杰出的常胜将军，我们祖国的救世主，虽然很努力，却怎么也学不会阿拉伯语。因为他既不理解摩洛哥民族，也丝毫不把他们放在心上。而我在乎他们。对我来说他们很重要，非常重要。我跟他们相互理解，因为我们是兄弟。我通晓书面阿拉伯语，还有切尔哈语，它是里夫地区卡比拉人的方言，反正通用的我都懂。而这一点让那位全西班牙最年轻的少校大为光火，他可是非洲军队的骄傲。而且碰巧又是我发现了他正努力克服自己的短处，这更是让他心存怨恨。总之，那都是年轻时的蠢事。”
他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阿拉伯语，仿佛是在向我展示他的语言能力，就好像我不知道这一点似的。他又喝了一口酒，我第三次给他倒满酒杯。
“您知道当塞拉诺提名我当外交部长的时候，佛朗哥怎么说吗？他说：‘你是说要提名小胡安•贝格贝尔当外交部长？可他是个疯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把我归结为疯子，很可能是因为对他那像铁一样冰冷的灵魂来说，任何稍稍带有激情的行为都像是精神错乱。不过也许我真的疯了。”
他又喝了一口酒，说话的时候几乎都不看我，只是在如流水般的自言自语中倾吐着内心的苦湿。说话，喝酒，说话，抽烟。愤愤不平，滔滔不绝。而我默默地听着，还是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一切。我们以前几乎没有单独相处过，如果没有罗萨琳达在场，他几乎都没跟我说过几句话，我知道的他的一切基本上都是从罗萨琳达那里听来的。然而，在这个人生和职业的特殊时刻，在标志着一个时代戛然而止的时刻，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决定把信任投注在我身上。
“佛朗哥和塞拉诺说我精神错乱，还说我受了一个女人的毒害和蛊惑。在这样的形势下居然还能听到这种愚蠢的话！我们的‘裙带领袖’甚至还想给我上道德课，可他自己在家里跟夫人生了六七个孩子，却整天往一个侯爵夫人的床上跑，还开车带着她去斗牛场。他们居然还想把通奸罪写进刑法，真是天大的玩笑。我当然喜欢女人，怎么可能不喜欢？但是我跟我夫人已经分居很多年，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感情，也没有必要向谁交代我每天跟谁同宿同起，我有这个权利。不瞒您说，我有过一些罗曼史，所有我能得到的爱情。那又怎么样呢？难道我在军队中或在政府中是一个罕有的败类吗？不，我跟所有人一样。但是他们很尽职地为我贴上了一个被英国女人迷住的花花公子的标签。他们想要拿我的脑袋去向德国人表忠心，就像希律•安提帕斯[17]要施洗者约翰的脑袋一样。那就拿去好了，我等着呢，即便如此也不该这样践踏我啊！”
“他们对您做什么了？”我问。
“他们到处散布关于我的谣言，给我编造了一段不光彩的过去，还给我扣上邪恶的花花公子的名声，说我为了一个女人出卖自己的国家。他们放出风声，说罗萨琳达勾引我还强迫我背叛西班牙，说霍尔拿重金收买我，还说我从得土安的犹太人那里勒索巨额钱财，条件就是保持反对德国的姿态。他们派人日夜监视我，我甚至开始担心起自己的人身安全了，您别以为我在杞人忧天。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我作为外交部长，想尽量作出明智的决定，并且努力表达我的想法。我跟他们说了，我们不能断绝跟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因为还得靠他们提供必要的小麦和石油，这样可怜的西班牙人民才不至于饿死。我也坚持在内部事务上不能让德国人插手，应该坚决反对那些干涉内政的做法，卷入战争并站在德国人一边对我们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就算我们认为可以从中获得海外殖民地。但是您觉得他们会考虑我的建议哪怕是一丝一毫吗？完全不会。不但没有理会我的意见，还指责我精神错乱，就因为我认为不应该在一支横扫欧洲的军队面前屈服。您知道我们伟大的塞拉诺先生最近的天才创举吗？您知道他最近老说什么话吗？‘有没有面包都要参战！’您觉得怎么样？到最后被认为疯了的人居然是我，简直荒唐至极！抵抗让我失去了这个位置，谁知道最后会不会要了我的命。我现在孤身一人，希拉，独自承受这一切。部长的职位、军人生涯，还有各种私人关系，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毁于一旦。现在他们把我发配到隆达接受住所监禁，谁知道是不是想哪一天给我一张军事判决书，然后随便找个墙根一枪把我解决掉。”
他摘下眼镜，用手蹭着眼睛，看上去筋疲力尽，非常苍老。
“我很困惑，也已经独木难支了。”他低声说，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多么希望一切都能重来，希望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摩洛哥幸福岁月。多么希望这场噩梦从来就没有开始过。我只能从罗萨琳达那里得到一些慰藉，但是她已经走了。所以我才来找您，请求您帮我把消息传到她那里。”
“她现在在哪儿？”
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暗暗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却不知道去哪儿寻找答案。
“里斯本。她不得不匆忙离开了。”
“为什么？”我警觉地问。
“因为盖世太保要对她下手，所以她不得不离开西班牙。”
“可是您作为部长难道没有任何办法吗？”
“我？对那些盖世太保？我没办法，谁也没办法，亲爱的。最近我跟所有德国代表的关系都很紧张。他们政府中有人专门通知大使馆人员，说我反对西班牙参与战争，反对西班牙跟德国过度亲密。不过就算我跟他们关系很好也不见得管用，盖世太保横行霸道，肆意妄为，根本不受政府机构的管辖。我们了解到罗萨琳达在他们的暗杀名单内，所以一天晚上她简单收拾了一下就飞到了葡萄牙，其他的东西都是我们后来寄过去的。本•沃特，美国大使馆的海军参赞是唯一一个送我们去机场的人，他是一位出色的朋友。其他人谁也不知道她在哪儿，或者说其他人都不应该知道。但是现在，我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您。很抱歉在这种时间和这样的情况下闯到您家里来，但是明天他们就要把我送往隆达，我不知道要有多长时间不能跟她联络。”
“您想让我做什么？”我问，终于明白这次突如其来的拜访的原因。
“请您想办法把这些信件通过英国大使馆的外交邮件系统送到里斯本去。麻烦您交给艾伦•希尔加斯，我知道她跟他有联络。”他一边说一边从衣服内袋中掏出三个厚厚的信封，“这都是我这几个星期写的，但是我被监视得太严密了，不敢通过任何一个渠道把它们发出去，您也知道，他们对我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而今天，因为这份正式的停职通知，他们像是宣布了停战，降低了警戒等级，所以我才能到达您这里而没被跟踪。”
“您确定吗？”
“百分之百确定，您不用担心。”他肯定地说，这让我的恐惧稍稍缓解。“我叫了辆出租车，因为不想用公车。后面没有任何车辆跟着，我确认过。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徒步跟踪我。我一直待在出租车里，直到看到门房出去扔垃圾，才偷偷溜进来，没有人看到我，您放心吧。”
“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我怎么会不知道？是罗萨琳达选的这个地方，我也一直很清楚事情的进展。她对您的到来和加入他们国家的事业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又笑了一下，抿着嘴，嘴角几乎都没有动。“我很爱她。您知道吗，希拉，非常爱她。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她，但是如果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相见，请您转告她，在这个悲伤的夜晚，如果她能陪伴在我身边，我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您可以再给我倒杯酒吗？”
“当然，您别客气。”
我已经不记得他喝了多少杯了，可能有五六杯。一口一口的酒喝下去，他似乎从忧伤中稍稍解脱了出来，情绪放松多了，但还是没有要走的意思。
“很幸运的是罗萨琳达去了里斯本，总算披荆斩棘闯出一条路。您也了解她，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适应任何环境。”
罗萨琳达•福克斯，没有人能像我这位朋友一样，多少次被绊倒，又多少次从零开始创造自己的人生。她和贝格贝尔是多么奇特的一对啊，两人个性迥异，却又互补得天衣无缝。
“您有机会的话去里斯本看她吧，能跟您一起待几天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刚才给您的信上有她的地址，您在转交这些信件之前先把地址抄下来吧。”
“我会的，我保证。您也打算去葡萄牙吗？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了，您有什么打算吗？”
“您的意思是等我结束被监禁？我也不知道，也许要几年，也许这辈子都别想活着出来了。一切都很不明朗，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会给我安上什么样的罪名。反动罪，间谍罪，还是叛国罪？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如果真主能站在我这一边，也许这一切很快就能结束了，到时候我想我会的，会去国外。上帝知道，我不是什么自由分子，但是真的看不惯战争胜利后佛朗哥的集权和自大。我们很多人还曾经为他建立的这个可怕政权添砖加瓦。您都想象不到我有多么后悔，在战争期间居然帮着他在摩洛哥做宣传。我不喜欢这个政权，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个整天向我们鼓吹伟大和自由的怪胎。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在这里我感到格格不入，很多东西都很陌生。”
“您以后可以回摩洛哥去，”我说，“跟罗萨琳达一起。”
“不，不。”他断然否决，“摩洛哥已经是过去时了，已经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当过那里的总督以后，我不能再担任任何低级的职位了。虽然我的内心隐藏着巨大痛苦，但是恐怕在我的生命中，非洲这个章节已经结束了。当然，我说的是职业生涯。因为只要我活着，我的心就会紧紧地系着那片土地。愿真主保佑，就是这样。”
“一切都取决于将来我在军队中的状况。我现在被元首捏在手里，托上帝的福，他是西班牙所有军队的大将军。真的很令人恼火，好像上帝也跟这些折磨人的事情有关系。他有可能一个月之内就解除对我的监禁，也有可能把我判处绞刑并公之于众。二十年前谁能想到，我的生命竟然会掌握在小佛朗哥的手里。”
他再次摘下眼镜，擦了擦眼睛，再次倒满酒，点上一根烟。
“您看上去非常累。”我说，“为什么不回去睡觉呢？”
他看着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可是他的背上却背负着五十多年的人生，背负着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最高行政职位，还有一个轰然倒塌的外交部长职位。他的回答诚实得令人心酸。
“我不想走，我没有办法独自待在那栋凄凉的大房子里，虽然到目 387
前为止那儿还是我的官邸。”
“如果您愿意，就在这儿睡吧。”我建议道。虽然知道邀请他在家里过夜对我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但是如果我把他关在门外，把他推出去，让他在马德里的大街上独自游荡，以他现在的状态，他可能什么傻事都干得出来。
“我很担心没有办法闭上眼睛。”他不得不承认，嘴角挂着一丝悲伤的微笑。“但是真的很感谢您让我休息一会儿。我不会打扰您的，请放心。这里对我来说就是暴风雨中的一个避风港，您没有办法想象被抛弃后的孤单有多么苦涩。”
“就当在您自己家里一样。我给您找一条毯子，万一您想躺一会儿。脱掉外套，解开领带，让自己舒服一点儿。”
我去找私子的时候，他照着我的话做了。我回来的时候他穿着衬衫，再次倒了一杯白兰地。
“最后一杯了。”我说着，不容质疑地收走了酒瓶。
我在桌上放了一个干净的烟灰缸，把一条毯子搭在沙发背上，然后坐到他身边，轻轻地抓住他一边的胳膊。
“一切都会过去，胡安•路易斯，让时间来结束这一切吧。早晚都会过去的。”
我把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膀上，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希望上帝能听到您的话，希拉，愿上帝保佑我们。”他小声地说。
我去睡觉了，留下他独自面对满腔悲愤。就在穿过走廊向房间走去的时候，我听到他用阿拉伯语说着什么，但我听不懂。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可能到凌晨四点多才闭了闭眼，做了些古怪不安的梦。他从走廊另一头出去时关门的声音把我惊醒了，我看了看闹钟，七点四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被人跟踪的恐惧好像突然消失了。在拿这种没有什么确凿证据的猜测去扰乱希尔加斯之前，我必须马上跟他联系，把这些消息和信件送到他手里。贝格贝尔的状况远比我自己的害怕重要得多，为了他，为了我的朋友罗萨琳达，为了所有人，必须马上行动。所以，那天早上我把那片说自己被跟踪的样板剪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新样板：“昨夜贝格贝尔来。已被赶出外交部。情绪非常紧张。被送往隆达监禁。担心生命危险。交给我信件，望通过大使馆外交邮件转交里斯本福克斯太太。等待紧急指示。”
我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在中午的时候去Embassy向希尔加斯发出警报。虽然他肯定一大早就得到了贝格贝尔被停职的消息，但是胡安-路易斯亲口告诉我的那些细节一定会对他非常有帮助。另外，我觉得应该尽早把这些给罗萨琳达的信件转交出去，考虑到写信人所处的环境和状况，我相信它一定不只是卿卿我我的情书，肯定还包含着无数敏感的政治内容，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由我来保管。但已经是星期三了，就像所有的星期三一样，我会按时去美容院。想来想去我最终还是决定采用常规的交流渠道，而不去动用在紧急情况下才适用的警示方法。因为那样也只是将消息到达的时间提前一到两个小时。一上午我都在努力集中精力工作，接待了两个顾客，毫无胃口地草草吃完午饭。三点三刻的时候我出门走向美容院，将那卷样板紧紧地包在一块丝帕中，藏在包里。外面看起来像是要下雨，但我决定不叫出租车。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驱走那团让我心神不宁的阴云。我一边走，一边回忆关于昨天晚上那次令我茫然失措的来访的所有细节，试图猜测希尔加斯和他的组织会采取什么措施，处理那些信件。我思考着，同时注意了一下身后，似乎没有人跟踪我。不过也许因为太焦虑，太专注于思考，即便有人跟踪我也发现不了。
隐含着情报的样板被藏在了衣柜里，负责管理衣帽间的那位鬈发女孩在跟我目光交错时没有显露出任何知情的痕迹。她要么是一个完美的老情报员，要么是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美发师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了我。我的头发已经垂到了肩膀以下。烫头发的时候，我一直假装专注地阅读一本当期的杂志。事实上我对这本女性杂志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上面全是各种药方、充满伦理教育的甜蜜爱情故事，还有一篇关于哥特式教堂的详尽报道，但是我从头到尾把它读完了，一直没有抬起目光，就为了避免跟其他顾客接触，因为她们的谈话更让我乏味。只要不是碰巧遇到某位顾客，这几乎是常事，我就根本不打算跟任何人聊天。
从美容院出来的时候包里已经没有了那些样板，虽然发型完美得无可挑剔，但我的情绪依然低落。下午的天依然阴郁，我决定不直接回家，先在外面散会儿步。在等待希尔加斯传递消息并下达指令期间，我宁可找些事情分散下注意力，好让自己不去想贝格贝尔的那些信件。我漫无目的地从阿尔卡拉大街走到了中央大街，开始的时候脚步平稳自信，但是渐渐地，越往前走，我就发现路上的人越来越多，那些衣着考究的行人跟擦鞋人、卖艺人和展示着身上的伤残以博取怜悯的残疾乞丐们混杂在一起。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正在超越希尔加斯划定的界限，进入高风险区域，还很可能会遇到曾经认识我的人。当然了，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这个穿着优雅的灰色羊毛大衣的女人就是几年前的小裁缝希拉，但是我决定找家电影院度过这个下午，避免过分暴露自己。
我找到一家叫做音乐宫的电影院，正放映《蝴蝶梦》。我到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但是无所谓，因为我对电影的情节不感兴趣，只想找一个私密的空间打发这段时间，等着有人把行动的指示送到时装店。引导员陪着我走向最后几排座位，银幕上的劳伦斯•奥利弗和琼，芳登正开着一辆敞篷车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飞驰。等视觉适应了环境的黑暗，我才发现巨大的放映厅几乎坐满了，但是我这排和这片区域，因为太偏远，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位观众。左边有几对，右边则一个人都没有。不过很快，在我坐下后不到两分钟，有个人在这一排最右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跟我就隔着十到十二个座位。一个男人。独自一人。一个在黑暗中看不清面容的男人。如果不是穿着浅色的华达呢大衣且把领子竖起来，绝对不会引起我任何注意的男人，跟一个多星期前跟踪我的那个人一模一样。穿着华达呢大衣竖起领子的男人，从他目光的方向来判断，他对我比对电影情节更感兴趣。
我背上立刻冒出了冷汗，突然明白之前的推测并不是毫无根据，而是确有其事。那个人为我而来，也许从美发店出来后就开始跟踪我，甚至有可能从我出家门时就开始了。他跟在我后面走了那么长的路，看着我在电影院入口处的售票n买票，看着我走过大厅，进入放映厅，找到座位坐下来。然而，好像偷偷摸摸的监视还不够似的，一找到我，就在离我仅几米之遥的地方坐了下来，拦住我的去路。而我，因为被贝格贝尔停职的消息弄得心烦意乱，竟然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告诉希尔加斯自己被跟踪的消息，虽然这份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走。但是马上就发现自己被逼进了死胡同。如果他不侧身让我，我就没有办法进入右边的走廊。如果我从左边出去，就不得不打扰那几个观众，他们一定会因此而抱怨，站起来或者缩起腿让我勉强通过，这样一来，那个陌生人就有足够的时间离开他的座位然后跟上我。这时候我想起了希尔加斯在美国大使馆跟我一起吃饭时的忠告：即使怀疑被跟踪了，也要保持冷静、自信，表面上要表现得一切正常。
但是那个穿着华达呢大衣的陌生人如此嚣张绝不是什么好兆头，之 前只是暗地里谨慎的跟踪，现在居然变成了堂而皇之的扬威，似乎在无声地说：我在这儿就是为了让你看到我，为了让你知道我在监视你，我知道你的一举一动，为了让你知道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介入你的生活，你看，今天我决定跟着你来到电影院并且挡住你的去路，明天我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
我假装没有在意他，努力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电影上去，但是我做不到。一幕幕画面在我眼前掠过，既不连贯又毫无意义：一座豪华却凄凉的庄园，一个长得像巫婆一样的管家，一个永远做错事的主角和一个漂浮在空气中的美丽女人的鬼魂。整个放映厅里的观众似乎都被情节征服了，而我却在为另一件更真切的事情心急如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屏幕上不停地出现黑、白、灰交替变换的图案，我几次故意让刘海垂下来盖住右半边脸，然后透过刘海偷偷地观察那个陌生人。但是遥远的距离和暗淡的光线让我无法分辨出他的容貌。我们之间似乎建立起了一种沉默又紧张的关系，似乎因为我们两个都对电影不感兴趣而有所感应。当那个不知名的主角打破了陶瓷人像的时候，我们俩谁也没有屏住呼吸，当管家试图劝说主角跳楼自尽的时候，我们俩谁也没感觉到恐慌；甚至当知道也许正是马克西姆•德文特自己杀死了那个堕落的妻子时，我们俩谁也没感到心中一凍。
曼德利庄园成为一片火海之后，银幕上出现了“完”的字样，放映厅里逐渐亮起灯光。我下意识地挡住脸。不知道出于什么荒唐的原因，我竟然感觉失去了黑暗的庇护，在那个跟踪者面前会变得更加脆弱。我低下头，让头发遮挡住大半张脸，假装专注地在包里翻找着什么。当我终于偷偷抬起目光往右边看时，那个男人已经消失了。我一直坐着直到屏幕一片空白，恐惧仍然牢牢地盘踞在心头。所有的灯都已经打开了，最后几个观众也正在离开，引导员进来搜寻客人们遗留下的垃圾和遗忘在椅子上的物品。我依然战战兢兢，但鼓起勇气站了起来。
巨大的前厅已经挤满了嘈杂的人群，外面下着暴雨，准备离开的观众和等待观看下一场电影的观众挤作一团。我半躲在一个偏远角落的柱子后面，在人群、讲话声和无数支香烟的烟雾中，获得了一种不会被人认出来的安全感，还有短暂的放松。但是人群很快就四散开去。刚来的人终于进人放映厅，浸入德文特一家的冒险与鬼魂中。其他人，那些最未雨绸缪的举着伞戴着帽子，那些最不谨慎的竖起衣领打开报纸挡在头上，而那些最勇敢的则直接冲进雨里，都渐渐地离开了电影院这个虚幻的世界，回到街上去面对每一天的现实，就像那个秋日的夜晚从天而降的密集暴雨一样无情。
想要找到一辆出租车肯定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就像前面那几百人一样，我鼓起勇气，仅用一块丝帕包住头发，把大衣领子竖起来，就准备冒雨走回家。我的脚步十分匆忙，急切地想要把这场暴雨和那种时刻有人在追赶我的感觉都抛在后面。我不停地回头看，有时候感觉有人在跟着我，有时候似乎又突然没人了。任何一个穿着华达呢大衣的身影都让我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即便他的体型跟我害怕的那个人毫无相似之处。有个人从我身边匆匆而过，一感觉到他不经意地蹭到我的胳膊，我立刻飞奔到已经关门的药店旁躲了起来。一个乞丐拉了拉我的袖子乞求施舍，得到的却是一声惊恐的大叫。我试图紧跟着几对看上去衣冠楚楚的夫妇的脚步，但是我的过分靠近却让他们起了疑心，慌忙躲避。地上的小水洼把我的丝袜溅得满是泥点，左脚的鞋跟还卡进了一个下水道口。我紧张不安、万分焦急地穿过马路，根本没有注意到路上的交通状况。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汽车的大灯晃得我头晕眼花。稍微往前一点儿，我又被一辆小汽车的喇叭声吓了一跳，还差点儿被一辆有轨电车轧到；没走出几米远，一辆深色的轿车朝我直冲过来，我本能地一个箭步跳开才没有被撞到。也许是因为雨大，司机看不到我。但也许他看到了。
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浑身湿透，几乎都喘不过气来。门房、巡夜人、几个邻居，还有五六个好事者挤在离我家门厅不远的地方，暴雨已经把楼下的地下室淹了，他们正在估计损失情况，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出现。我三步并作两步地爬上楼梯，一边摘下头上湿透的丝帕，一边找钥匙，庆幸终于回到了家，甩掉了那个跟踪者。真想洗个热水澡，驱走体内的寒气和内心的恐惧。但是我没能庆幸多久。一打开门，我就发现屋里有些异样。
家里本应是一片黑暗，客厅里开着一盏灯确实有些反常。但这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虽然马努埃拉女士和两个女孩每天离开的时候都会把所有的灯关掉，但是也许那天下午她们刚好忘记了最后检查一遍。所以异样并不来自灯光，而是我•一进门看到的东西。一件华达呢大衣。浅色，男式。挂在衣架上，缓缓地往下滴着水珠。
衣服的主人正坐在客厅里等我。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好像有永远那么漫长。那位不速之客也没有立即开口。我们只是怔怔地对视着，淹没在无数混乱的回忆和感情里。
“你喜欢这部电影吗？”他终于问。
我没有回答。站在面前的就是那个一直跟踪我的人，也是五年前穿着-件相似的华达呢大衣从我生命中离开的那个人，那个得知我爱上了别人即将离他而去时，拖着打字机在昏暗中逐渐远去的背影。伊格纳西奥•蒙特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又再次进入了我的生活。
“我们都变了很多，是吗，小希拉？”他站起身向我走过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伊格纳西奥？”我终于小声问。
我还没有脱掉大衣，水正一滴一滴地聚到脚底下，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个极小的水洼。但是我没有动。
“我是来看你的。”他回答去把自己擦干，换件衣服，我们得谈谈。”
他笑了，这笑容好像在说：我来找你不怀好意。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离刚才进来的门只有两米远，也许我可以试图逃走，跑下楼梯，跑过门厅，然后跑到街上，狂奔。但是我马上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在弄清楚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状况之前，我不应该表露出过激的反应。所以，
我也朝他走去，直面他。
“你想干什么，伊格纳西奥？你怎么进来的？为什么来找我？为什么要监视我？”
“等会儿，希拉，等会儿，一个一个地问吧，别一下子提那么多问题。但首先，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先放松一下。我有点儿累。你知道吗？昨天晚上你让我不知道熬到了几点。你可以给我倒杯酒吗？”
“以前你不喝酒。”我努力保持镇定。
一阵冷冷的笑声像刀刃般锋利地撕裂了客厅的空气。
“你记性真好！看起来这么多年你的生活中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你居然还能记得这样的小事，真让人不敢相信。”
听上去不像是真的，没错。但是我真的记得。不但记得这一点，还记得很多其他的事情。记得我们每天傍晚漫无目的的散步，记得点着小灯笼的狂欢舞会上一场又一场的热舞，记得他那时候的乐观和柔情。记得我自己，一个卑微的小裁缝，除了跟男人结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途。而现在，这个男人的出现却让我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你想喝点儿什么？”我终于问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不要表现出惊慌。
“威士忌，白兰地，都无所谓。你平时招待其他客人的酒就行。”
我把头一天晚上贝格贝尔喝剩的那瓶酒全都倒了出来，总共也没剩多少。回到他身边时，我注意到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西服，质地和剪裁都比当年我们在一起时穿的衣服好，但比最近围绕在我身边的那些男人穿得要逊色不少。我把酒杯放在他身边的桌子上，这时我才发现桌上有一个Embassy糖果盒，包在银色的包装纸中，用玫瑰色的丝带系着醒目的蝴蝶结。
“某位仰慕者给你送来了一个礼物。”他说着用指尖抚摸着那个盒子。
我没有回答，因为无法回答，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知道这份突然出现的礼物的包装纸上，有某个地方藏着希尔加斯的密码信息，一个除了我谁也不能知道的信息。
我在沙发一角坐了下来，离他远远地，依然浑身湿透，紧张而僵硬。然后假装不理会那些糖果，一边从脸上拂开一绺湿头发，一边默默地打量着伊格纳西奥。他还像以前那么瘦，但是面容已经判若两人。丝丝缕缕的白发爬上双鬓，虽然他还没过三十。眼周有明显的黑眼圈，法令纹很深，面容僬悴，看起来生活并不平静。
“哎呀，希拉，多少年过去了！”
“五年。”我不假思索地说，“现在，麻烦你告诉我，你来干什么。”“不只一件事。”他说，“不过，首先我希望你去换上干衣服。另外回来的时候，请把你的证件拿过来。若在电影院门口找你查证件，以你现在的身份，我觉得不太合适。”
“我为什么必须给你看我的证件？”
“因为，我听说你现在是个摩洛哥公民。”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你没有权利干涉我的生活。”
“谁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权利？”
“你和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伊格纳西奥，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我现在不但跟你没有关系，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认识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了。这些年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早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
“我们谁也不是过去的自己了，希拉。经历了这样一场战争，谁也不可能保持原样。”
一阵沉默。我的脑中好像有一群乱飞的海鸥，无数回忆的片段涌上心头，无数种复杂的情感在心中交缠，几乎让我无法控制。坐在面前的这个男人，曾经差一点儿成为我孩子们的父亲，全心全意地宠我爱我，而我却狠狠地伤害了他。他有可能成为我最可怕的噩梦，也许这五年他一直都独自咀嚼着怨恨，随时准备找机会报复我的背叛。比如说，告发我，揭露我的真实身份，让我过去欠下的那些债都大白于天下。
“战争期间你在哪儿度过的？”我战战兢親地问。
“在萨拉曼卡。战争爆发前几天我去看望母亲，然后就被起义军堵在那里了。我加人了国民军，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你呢？”
“在得土安。”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也许我不应该说得那么确切，但是话已出口，无法收回了。奇怪的是，这个回答似乎让他很满意。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弱的笑意。
“哦，当然了。”他低声说，“当然了，这样一切都清楚了。”
“什么事情清楚了？”
“是我之前一直想弄明白的-件事。”
“你没有必要弄明白我的事，伊格纳西奥。你现在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把我忘记，然后不要再来打扰我。”
“我做不到。”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没有问为什么，因为害怕他会要求我作出解释，害怕他会斥责我的背信弃义，害怕他会把我当年给他造成的伤害全都扔回我的脸上，或者更可怕的事：害怕他会告诉我他还爱我，并求我回到他身边。
“你得走了，伊格纳西奥，你必须忘掉我/
“我做不到，亲爱的。”他*复道，语气中充满了苦涩，“我最想做的就是忘记那个曾经践踏我的女人，但是我做不到。我如今在内政部安全管理局工作，负责监视和跟踪所有入境的外国人，尤其是那些有意在马德里长期定居的外国人。你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值得怀疑的一个。”
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你想干什么？”等终于能说出话来的时候，我问。
“你的证件。”他要求说，“护照，以及这座房子里所有从国外过来的物品的海关手续。不过先去换衣服。”
他的声音冷冷的，充满了职业的自信，跟以前那个伊格纳西奥完全不同。记忆中的他永远充满了柔情，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孩子气。
“你能给我看看你的证件吗？”我低声问。虽然觉得他应该不是在说谎，但是我还是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个事实。
他从外套内袋里拿出一个皮夹，单手打开，动作熟练，一看就是早已习惯了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已的身份。没错，证件上有他的照片、姓名、职务和刚刚提到的那个部委。
“稍等。”我小声说。
我走进了自B的房间，迅速地从衣柜里取出一件白色的衬衣和一条蓝色的裙子，然后打开放内衣的抽屉，准备拿干净的内衣。这时我的手指触摸到了贝格贝尔的信，藏在一堆叠好的内衣底下。我犹豫了几秒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们。是让它们保持原样，还是匆忙间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放起来？我急切地用M光扫视着房间，衣柜顶上？床垫底下？塞到被子里面？或者梳妆台的镜子后面，还是藏到某个鞋盒子里面？
“麻烦你快点儿。”伊格纳西奥在客厅里喊。
我把那些信使劲推到抽屉最里面，用好几件内衣完全盖住它们，然后一下子关上了抽屉。其他的藏匿之所也未必比这里更安全，听天由命 我把自己擦干，换上衣服，然后从床头柜里拿出护照，回到了客厅。
“艾瑞斯•阿格瑞克。”他慢慢地读着我递给他的护照，“生于丹吉尔，住在丹吉尔。跟你一样的生日，真是巧合啊。”
我没有回答，突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呕吐感，几乎控制不住。
“我可以知道你为什么改变了国籍吗？”
我飞快地在脑子里编了一个谎。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连希尔加斯都没考虑到。
“在丹吉尔的时候我的护照被偷了，那时候已没有办法向马德里申请新的护照，战争正处于白热化。一个朋友帮我想办法弄了摩洛哥的身份证，这样我就可以自由行动了。这不是一张假护照，你可以去查证。”
“我已经查证过了。那这个名字呢？”
“他们认为最好把名字改了，改得阿拉伯化一些。”
“艾瑞斯•阿格瑞克，这是阿拉伯语？”
“这是切尔哈语。”我骗他说，“是里夫地区卡比拉人的方言。”我一边说，一边想起了贝格贝尔超人的语言能力。
他沉默了一会儿，但是目光始终盯着我。我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但是努力控制着自己，生怕忍不住跑到卫生间去。
“我还需要知道你待在马德里的目的。”最后他终于说。
“工作。做衣服，像以前一样。”我回答说，“这是•一家时装店。”
“带我看看。”
我带他走到最里面的客厅，一言不发地指给他看一匹一匹的布料、服装图样和杂志。然后带着他穿过走廊，把所有房间的门都打开。—尘不染的试衣间，客用卫生间。工作室里到处都是裁开的布料、样板和穿在模特身上的半成品。熨烫间还有几件衣服正等待熨烫。最后是仓库。我们一直并肩走着，就像以前多少次携手散步一样。我想起以前他几乎比我高出一个头，但现在我们之间的差距似乎不那么大了。倒不是因为我的记忆出了偏差，而是当我还是个时装店学徒，他还成天梦想着当公务员的时候，我从来不穿带跟的鞋子。五年以后，高跟鞋让我跟他只差了半个脑袋。
“再里面是什么？”他问。
“我的卧室，两个卫生间，四个房间。其中两个是客卧，另外两个空着。还有饭厅、厨房和服务区9”我飞快地说。
“我要去看看。”
“为什么？”
“我没有义务给出解释。”
“好吧。”我低声说。
我带着他一个一个房间地看，还是忍不住阵阵反胃。表面上装得很冷淡很镇定，但是内心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努力不让他看出来，在握住门把手、打开开关时，我的手在颤抖。贝格贝尔给罗萨琳达的信就在我的卧室里，藏在一堆内衣下面。一想到他有可能突发奇想打开那个抽屉，然后发现那堆信件，我就忍不住两腿发抖。他进了房间，到处巡视着，我的心揪成一团。他假装饶有兴致地翻了翻床头柜上的小说，又把它放回原位。然后用手指摸了一遍床脚，打开梳妆台的一个抽屉，又探身到阳台上看了一会儿。我多么希望他就此罢休，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收手的意思，做出了让我更加害怕的举动：打开一个衣柜，那里装着大衣和外套，他摸了摸一件大衣的袖子，另一件大衣的腰带，然后关上门。接着打开下一个衣柜，我屏住了呼吸，因为一排抽屉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打开了第一个，里面装的是手帕，他拎出一条看了看，另一条，又一条。然后关上，打开第二个抽屉。我咽了一下口水。里面是丝袜，他又合上了。当他的手指碰到第三个抽屉的时候，我感到脚下的地板都要塌陷了。就在那里，在那些丝绸内衣下面，藏着那堆用第一人称写的、最详尽最真实的、关于现在整个西班牙都在议论纷纷的更换外交部长这件事的手写文件。
“我想你有点儿太过分了，伊格纳西奥。”我低声说。
他的手在那个抽屉的拉手上停了几秒钟，仿佛在思考接下去该怎么做。我身上忽冷忽热，嗓子发干，心里充满了焦虑，甚至觉得一切都将在这一刻崩塌。直到我注意到他张开嘴准备说些什么。“我们继续吧。”最后他只是简单地说，然后关上了衣柜门。也许是出于对我仅存的一丝尊重，也许不过是因为难为情，或者是在职业操守中有一些他不敢逾越的界限，我永远也无从得知。我松了一口气，那一瞬间我很想哭，但是终于掩饰住了，重又扮演起被迫的导游。他又看了看我洗澡的浴室，吃饭的桌子，放食品的储藏室，还有女孩子们洗衣服的水槽。然后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到客厅。我在心里暗暗地感谢上天，这次搜查总算逃过一劫。
他重新坐回原来的位置，我坐到了他对面。
“一切正常吗？”
“不。”他断然否认，“一点儿也不正常，完全不正常。”
我使劲闭了一下眼睛，乂睁开。
“哪里不正常？”
“哪里都不正常，一切都不像应有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脑海中灵光一闪。
“你想找到什么，伊格纳西奥？你想找到什么你没有找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