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回答。
“你觉得这一切都不过是伪装，对吗？”
他还是没有回答，而是转移了话题，重新控制了谈话的节奏。
“我很清楚是谁布置了这一切。”
“这一切，什么？”我问。
“这个装模作样的时装店。”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在这里辛勤地劳动。我每天都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一星期七天，一天都不休息。”
“我不相信。”他酸酸地说。
我站起来，走近他的椅子，坐在其中一侧的扶手上，然后轻轻地抓起他的右手。他没有反抗，但也没有看我。我抓着他的手指抚摸过我的手掌和手指，缓缓地，让他感受到我手上的每一寸皮肤，感受到我日夜辛勤劳作的这些年，剪子、针和顶针在我手上留下的厚厚的茧子。我感觉到，跟我的肌肤相亲让他浑身发抖。
“这是一双劳动妇女的手，伊格纳西奥。我知道你把我想成了什么人，知道你想象我正在干些什么事。但是我希望你明白，这不是一双被人包养的手。因为当年给你造成的伤害，我从灵魂深处感到深深的内疚，你真的不知道我有多么抱歉。我是对不起你，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回头。你干预我的生活，寻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蛛丝马迹，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我停止了抚摸他的手指，但还是把他的手握在手中。他冰凉的双手，慢慢地有了温度。
“你想知道当年我走了以后都发生了什么吗？”我低声问。
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还是没有看我。
“我们去了丹吉尔。我怀孕了，拉米罗抛弃了我，我又失去了孩子。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被遗弃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奄奄一息，身上背着他以我的名义欠下的沉重债务，连寻死都找不到地方。替察整天找我麻烦，我经历过世界上所有的恐惧，还不得不参与到一些非法的事情中去。
后来，在一个女性朋友的帮助下，我开了一家时装店，重新开始工作。我日日夜夜劳动不辍，也交了些新朋友，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人。慢慢地，我跟他们越来越亲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个差点儿相爱的男人，也许能跟他一起找到幸福。但他是一个外国记者，我知道他早晚会离开，所以坚持不肯跟他开始恋情，因为害怕再次遭遇痛苦，害怕重新体验被拋弃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现在我又回到了马德里，一个人，继续工作。你也看到了这里的一切。至于你和我之间的事情，我犯下的罪孽已经得到了报应，这一点你不必心存疑问。不知道这样你满意了没有，但是你放心吧，因为给你造成的伤害，我已经付出了百倍的代价。我心安了，因为我知道，我对你做出的事情和他对我做出的事情要维持平衡早已绰绰有余。”
我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让他受到了震动，是让他平静了一些，还是更加困惑。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很久，他的手依然被我握在手中，我们的身体离得那么近，几乎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温度。过了一会儿，我离开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你跟贝格贝尔部长有什么关系？”他问。他的语调已经不再那么尖酸，但是也毫不示弱，介于刚才那一刻的亲密与之前的无限疏远之间。我注意到他努力恢复自己的职业态度，但很可惜，不算太成功。“胡安•路易斯•贝格贝尔是我在得土安时的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他不是我的情人，如果你想的是这个的话。”
“昨天晚上他跟你一起过了夜。”
“他在我家过了夜，但不是跟我一起。我没有必要向你交代我的私生活，但是我愿意向你澄清，免得你心存疑虑。贝格贝尔跟我之间没有任何感情瓜葛。昨天晚上我们没有一起过夜。不止昨天晚上没有，以前从来也没有过。我没有被任何部长包养。”
“那因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没一起过夜，还是为什么我没有被部长包养？”
“他为什么来找你，早上八点左右才离开？”
“因为他刚刚知道自己被撤职了，不想一个人待着。”
他站起来，走向一个阳台，双手插在裤兜里，望着外面说：
“贝格贝尔是个白痴，是个投向英国人的叛国贼。被一个英国狐狸精迷住了的疯子。”
我苦笑了一下，站起来，走到他背后。
“你不了解，伊格纳西奥。你在内政部上班就得听内政部的命令，他们给你的任务就是让所有来到马德里的外国人胆战心惊，但是你根本不知道贝格贝尔上校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事。”
“我只知道我必须知道的。”
“什么？”
“他出卖了祖国，是一个叛徒，一个不称职的部长。全世界都这么认为，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
“好像报纸上有什么可信的内容……”我讽刺地说。
“不相信报纸还能相信什么？相信你那些新的外国朋友？”
“也许吧。他们比你们知道的多得多。”
他转过身来，朝我走了几步，直到离我不到一掌的距离，正对着我的脸。
“他们知道些什么？”他哑着嗓子问。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该多说什么，所以沉默了，任他继续说下去。“难道他们知道我可以让你明天一大早就被流放吗？他们知不知道，我可以叫人逮捕你，把你那光鲜亮丽的摩洛哥护照变成一团废纸，而你会被蒙上眼睛神不知鬼不觉地扔出这个国家？你的朋友贝格贝尔已经被人从政府里踢出来了，你没有保护伞了。”
他离我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早晨刚刚刮过的胡茬，可以看到他的喉结随着说话声上上下下地滚动，可以观察到他的两片嘴唇的每一寸运动。就是这张嘴，警经多少次地亲吻过我，现在却向我吐出了如此粗暴的威胁。
我孤注一掷地打出了最后一张牌，一张跟我的身份一样虚假的牌。
“贝格贝尔已经不在了，但是我还有其他的资源，你根本想象不到。时装店的顾客们都有有权有势的丈夫或情人，我与他们很多人都有很深的交情。只要我提出申请，至少有半打的大使馆能给我提供外交保护，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国大使馆。当然了，他们跟你们部门也有很深的渊源。只要一个电话，我就能保证自己毫发无伤。如果你坚持要插手不该插手的事情，最后吃不了兜着走的人很可能是你。”
我从来没有这样骄横无理地对人说过谎。很可能就是这个弥天大谎本身让我说起话来如此高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信了。也许信了，因为虽然这个谎言跟我的人生轨迹-•样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面前站着的昔日恋人，确确实实变成了摩洛哥公民，就像在时时刻刻证明，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有一天真的会变成现实。
“那我们就走着瞧。”他咬牙切齿地说。
他从我身边离开，又重新坐下。
“我不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伊格纳西奥。”我在他背后轻声说。
他哈哈大笑，笑中充满了苦涩。
“你以为你是谁，可以来评判我？难道你在非洲逃过了这场战争，装扮成贵妇人的样子回来，就高人一等了吗？难道你在家里接待了一位离经叛道的部长就比我尊贵吗？你在享受那些马屁精的鲜花糖果的时候，我们其他人却连黑面包和宾豆都要凭票领取！”
“我评价你是因为你对我很重要，我希望你好。”我回答道，声音几乎是从嗓子里飘出来的。
他报之以另一阵大笑，这次更加苦涩，但也更加真诚。
“对你来说，没有人比你自己更重要，希拉。我、为我、对我、跟我•我努力工作，我遭受苦难，我已经得到了报应，我，我，我。除了自己，你不关心任何人。难道你都懒得问一问昔日的那些朋友战后都怎么样了？你有没有想过，哪怕只有一次，穿着那些高级时装去看看他们，看看有没有谁需要你帮上一把？你知不知道原来的那些邻居都怎么样了？还有你年轻时候的那些朋友，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
他的问题«^佛晴天霹雳，回荡在我的脑海中，就像眼睛里被出其不意地扬了一把石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因为我选择了不去了解。我遵从着别人的指令，这对我来说就是纪律。他们告诉我不要离开一定的圈子，我就不离开，努力不去看另一个马德里，真实的马德里，现实的马德里。我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这个城市中最美好最诗意的地区，强迫自己不去触摸它的另一面：那些满是炮坑的街道，满目疮痍的建筑，没有玻璃的窗户，干涸的水渠。我宁可不把目光投向那些在垃圾堆里翻找着碎土豆皮的人，那些穿着丧服在街上漫无目的游荡的女人，千瘪的胸前还抱着孩子，还有成群结队光着脚浑身脏兮兮的孩子，满脸都是干了的鼻涕，小小的光脑袋上全是痂子，拉着过路人的袖子苦苦乞求怜悯，先生，行行好吧，给点儿吧，小姐，给点儿施舍吧，上帝会报答您的。我是英国情报系统一位严格守纪又顺从的情报员，顺从到令人作呕，总是一字不差地遵从他们的指示，既不回到我原来的社区，也从不踏上过去的土地，避免知道故人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密友的情况。我从来没有去寻找过那座小小的广场，从来没有踏进过那些窄窄的街道，也没有走过那里任何一级台阶。我没有敲过邻居的门，不想去了解他们到底怎么样，他们的家庭在战争中和战争后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从未试图去了解他们中有多少人已经死了，有多少人正在被监禁，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又是怎么挣扎着向前；我不希望任何人来告诉我他们的锅里煮着什么破烂菜叶，也不想知道他们的孩子都生着痨病，营养不良，永远光着脚；我也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们充满了虱子和冻疮的悲惨生活。我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国际阴谋、高级酒店、奢侈美发沙龙，还有开胃酒时间的鸡尾酒会。我跟那个到处飘散着尿骚味和煮甜菜味的悲惨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或者至少我曾经这样认为。
“你什么都不知道，对吗？”他缓缓地说，“那你就听好了，我一件一件地告诉你。你的邻居诺尔波特死在了布鲁内特，他的大儿子在马德里一加人国民军就被枪毙了，不过听说他也曾经积极参与过镇压另一派 的活动。二儿子现在在库尔加木罗斯挖石头，小儿子在额尔图埃索蹲监狱，他加人了共产党，就算不被枪毙，短时间内也出不来。他们的母亲，因格拉西亚女士，那位在你小的时候，每当你母亲出去工作时就会照顾你、待你像亲生女儿一样的女人，现在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眼睛几乎瞎了，整六疯疯癫癫地在街上游荡，拿根棍子见什么打什么。你的社区已经没有鸽子，也没有猫的踪迹了，全都被吃掉了。你想知道在巴哈广场上跟你从小一起玩大的那些女伴的遭遇吗？我也可以告诉你，安德雷伊塔有一天下午从她工作的作坊下班回家，路过弗恩卡拉尔大街的时候，被榴弹炸死了……”
“我不想知道更多了，伊格纳西奥，我已经了解了。”我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神情恍惚。可是他似乎根本没有听到我的抗议，还是继续诉说着这些可怕的事情。
“索莱，那个牛奶店的女孩，怀上了一对双胞胎，可孩子的父亲，一个民兵，却连姓名都没留下。她无力独自养活这两个孩子，只好把他们送进了孤儿院，从此杳无音信。据说她现在常常在塞巴达市场向那些搬运工出卖肉体，每次只收一比塞塔，而且就在那里，靠着砖墙。平时都不穿内裤，每天一大清早，当卡车陆续到达的时候，她就撩起裙子等着。”
我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闭嘴，伊格纳西奥，请你闭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低声说，但是他还是没有理我。
“养鸡场老板的两个女儿，奥古斯汀娜和那缇，参加了一个民间的护士协会，战争期间一直在圣卡洛斯的一家医院工作。但是战争结束后，有人•上门把她们塞进了一辆卡车，从此一直待在拉斯温达斯监狱里，她们在萨雷萨斯法庭受审，被判了三十年零一天的监禁。面包师家的女儿奇妮……”
“闭嘴，伊格纳西奥，别再说了……”我哀求说。
他终于停了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更多这样的故事，几乎所有的我都听说了。每天都有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认识的那些人来找我。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伊格纳西奥先生，我跟您说过话的，那时候您是小希拉的未婚夫，就是多洛雷斯女士的女儿，住在瑞登迪亚街上的那个裁缝……”
“他们为什么找你？”我哽咽着问。
“所有的人都为了同样的理由：求我帮他们从监狱里搭救某位家人，或者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关系能让某人免于死罪，或者帮他们找个随便什么样的能糊口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想象那时候总指挥部里日复一日的场景：在前厅里，走廊里，还有楼梯上，永远都挤满了等着被接见的提心吊胆的人群，想尽一切办法求得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希望，盼着有人能听他们说说情况，接待他们，或者给他们一点儿失踪亲人的线索，指点他们为了亲人的自由该去求谁……尤其是很多很多女人，非常多。她们没有生计来源，跟孩子相依为命，根本没有办法养活他们。”
“那你，你能帮到他们吗？”我努力驱散心头的焦虑和烦恼。
“很少，基本不能。跟战争有关的罪犯都归军事法庭管。来找我的人也都是走投无路的，对他们来说我就跟随便哪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一样/
“可是你是政府官员……”
“我只不过是个毫无权力的小公务员，部委中级别最低的他打断我，”除了倾听他们的悲惨境遇，我没有办法替他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恰好知道的话，我会告诉他们应该去哪儿找门路，看到他们陷入绝境的时候给他们几个钱。我甚至都不是长枪党人，只不过是战争爆发时的无奈之举让我恰好站在了最终胜利的一方，所以才得以重回部委，负责起他们交代给我的事情。但是我跟谁都不是一伙的。我看过了太多的恐怖事件，对哪一方都失去了尊敬。我只是服从命令，因为这是我的饭碗。忍辱负重，收起锋芒，只为了养家糊口，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还有家庭。”我说。他递给我一条手帕，我擦了擦眼泪。“我在萨拉曼卡结了婚，战争结束以后回到了马德里。我有一个妻子，两个很小的孩子。不管白天多么艰难，现实多么残忍，至少每天晚上家里还有人等我回去。我们的家没有你这里豪华气派，但是永远点着一个火盆，走廊里回荡着孩子的笑声。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伊格纳西奥，一个叫米盖尔，我妻子叫阿玛利亚。我从来没有像那时候爱你那样爱过她，她出门的时候也从来不像你那样摇曳生姿。我对她的欲望，甚至都没有今天晚上你握住我手的时候，在我心中引起的渴望的四分之一。但是她面对困难永远那么乐观，不管日子有多艰难，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都会唱着歌。每个夜晚当我梦见自己再次回到前线，即将被人杀死，并且在噩梦中惊醒的时候，她都会紧紧地抱住我。”
“对不起，伊格纳西奥。”我几乎已经泣不成声了。
“也许我确实是个安于现状的懦夫，是这个复仇政府的走狗。”他一边说，一边死死地盯着我，“但是你没有资格评价喜不喜欢我现在变成的这个人，你没有资格给我上道德课，希拉。如果说我是个坏人，你只会比我更坏。我，至少在灵魂深处还有一丝同情，而你，我觉得你连这都没有。你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人，独自住在豪宅里咀嚼寂寞。一个连自己的出身都不肯承认的可怜虫，除了你自己，你谁都不在乎。”
我想大喊着叫他闭嘴，叫他别再来骚扰我，叫他永远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身体仿佛变成了无穷无尽流淌的泪泉，就好像有什么把我的五脏六腑都生生撕碎了一样。我只是不停地哭，手捂着脸，一直哭•-直哭。当我终于能停止抽泣回到现实中时，已经过了半夜，伊格纳西奥不在了。他悄无声息地走了，就像以前一直对我做的那样，细心体贴。然而他的出现给我带来的恐惧和不安却如影随形。我不知道这次拜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不知道从那天晚上开始这位艾瑞斯•阿格瑞克将会怎样。也许，他会念在我是他多年前深爱过的女人放我一马，让我安安静静地继续走我的路。又或者，他为了完成自己在新西班牙的职责和使命决定向上司汇报我的虚假身份。也许，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会被逮捕，或者驱逐，或者从人间消失。
桌上还放着那盒看来清白无辜，实际上却蕴含着机密信息的糖果。
我用一只手打开，另一只手还在擦眼泪，盒子里只有二十四块牛奶巧克力。于是我又去检査包装纸，最后在捆包裹的玫瑰色丝带上发现了一些几乎看不见的点线。不到三分钟我就把它们破译了出来：紧急会面，找瑞克医生就诊，卡拉卡斯二十九号，早十一点，加倍警惕。
糖果盒旁边还有一杯儿个小时前我给伊格纳西奥倒的酒。一口未动。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们谁也不是曾经的那个自己了。但是，尽管大家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却还是滴酒不沾。
第四部分
数百个衣着鲜亮养尊处优的人，在古巴乐队的伴奏下，在马德里赌场的皇家大厅迎来了一九四一年的元旦。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本来我是打算独自度过那个夜晚的，也许会邀请马努埃拉女士和两个女孩子跟我一起分享一道鸡肉大餐和一瓶苹果酒。但是我的两位顾客——阿尔瓦雷斯-比古妮娅姐妹的执意邀请让我不得不改变了主意。虽然对活动没有高涨的热情，但是为了那个夜晚我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梳了一个低低的发髻，用摩洛哥炭笔化了眼妆，以突出自己所谓的异域风情。我还为自己设计了一条银色筒裙，袖子宽大，腰间用宽腰带衬托出身材。这是款介于纯正的摩洛哥长袍和优雅的欧洲晚礼服之间的原创设计。姐妹俩的单身弟弟负责来时装店接我，他叫艾尔内斯托，除了小鸟一样的面容和献殷勤时的装腔作势，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到达以后，我迈着稳稳的步子踏上大理石台阶进入皇家大厅，假装毫不在意这个空间有多么豪华气派，也没有看到那些毫不掩饰地向我投来的目光，甚至都没有看一眼天花板上巨大的水晶灯，还有墙上气势恢宏的绘画和上着白浆的边框。我放射出的信息只有自信，自我主宰。似乎这种奢华的环境就代表着我最自然的生存状态。我来到这里就好像鱼儿进入了水中，怡然自得。
但这不是真实的我。虽然我每天都围绕着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华服，就像这天晚上我周围的淑女名媛们炫耀的那些衣服一样，但是之前几个月的生活完全不是闲适随心的，而是日以继夜地在我的双重身份下，把所有的时间全都投入到两种工作中去。
两个月前我跟希尔加斯见了面，就在见到贝格贝尔和伊格纳西奥之后。那次见面成了我行为方式的分水岭。关于贝格贝尔我向他提供了最详尽的细节，但是关于伊格纳西奥我却只字未提。也许我应该跟他说的，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因为羞怯，也许是因为不安或者恐惧。我很清楚伊格纳西奥的出现完全是由于自己的不谨慎，第一次怀疑被跟踪的时候就应该向希尔加斯通报，也许那样就能避免一个内政部官员轻而易举地进入我家中，还大模大样地坐在客厅等我。但是那次重逢又太过私密，倾注了太多感情，对我来说太过疼痛，所以我无法用情报工作中那些冷冰冰的模式将它套进去。避而不谈这件事情显然不符合他们给我规定的行为准则，而H.挑战了我的最基本职责。但即便是这样，我也决定冒险一试。再说，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对希尔加斯隐瞒些什么，因为我同样没有告诉过他，时装店里雇佣的马努埃拉女士也是我过去的一部分，而那个过去是他绝不允许我越雷池半步的。幸运的是，雇佣我的旧日恩师和伊格纳西奥的来访都没有造成直接后果，时装店至今没有接到任何驱逐令，也没有人要求我到哪个该死的办公室接受质询，穿着华达呢的阴魂不散的监视者也一下子失去了踪影。这是永久的停战还是一个短暂的间歇，仍然是个未知数。
在贝格贝尔被停职后希尔加斯跟我的紧急会面中，他依然表现得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冷淡而中立，但是他怀着浓厚的兴趣仔细听我讲上校来访时的每一个细节。这让我不禁怀疑，他们大使馆在接到贝格贝尔被停职的消息以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我毫不困难地找到了约定的见面地点，这是一栋老宅的一层，从外表上看毫无可疑之处。门铃一响，立刻有人出来开门，一位年纪较大的护士请我进去。
“瑞克医生正在等我。”我按照糖果盒丝带上的指示说。
“请跟我来。”
正如预料的那样，在进入宽敞的诊室时，我看到的不是什么医生，而是一个从事完全不同职业的浓眉英国人。和之前几次我在Embassy看到他一身蓝色军服不同，那天他一副平民打扮。•浅色的衬衫，斑点领带，一套优雅的灰色法兰绒西服。除了身上的衣服不像医生，他跟周围各种专属于诊所的医疗设施也格格不入：一个金属的屏风，上面拉着棉布帘子，玻璃门柜子里装满了瓶瓶罐罐和各种器具，旁边有一张小小的诊断床，墙上挂满了各种头衔和行医执照。他用力握了握我的手，没有在寒暄和客套上浪费任何时间。
一落座我就开始讲述，几乎是一分一秒地回忆着贝格贝尔来我家的那个晚上，努力不遗漏任何细节。完整复述从他嘴里听到的内容，详细描述了他的状态，回答了十多个问题，然后把给罗萨琳达的信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他。我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表情凝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直到不急不缓地抽掉一整盒黑猫。
“现在还无法说清楚这次换部长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情况非常不容乐观。”他终于掐灭了最后一根香烟，“我们刚刚向伦敦通报了这一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所以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观望。因此我请求您一定加倍小心，不要犯任何错误。在您的家里接待贝格贝尔这件事非常令人担心。我理解您当时不可能拒绝让他进门。让他平静下来，避免他引起更大的麻烦，这一点您也做得很对。但是这次的风险太大了。从现在开始，麻烦您要万分谨慎，尽量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并且请注意您身边的那些可疑人物，尤其是您家附近的，因为不能排除您也受到监视的可能性。”
“我不会的，您放心吧。”我猜测也许他们对伊格纳西奥和他的跟踪行为产生了一些怀疑，但是我宁愿不问。
“形势会变得更加混乱，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肯定的。”他跟我握手道别的时候补充道，“一旦清除了碍事的外交部长，我们推测德国施加在西班牙领土上的压力和影响将进一步增加，所以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准备好应对一切意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严格按照他的话去做：尽可能地避免一切风险，努力减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在收集和传递情报时一万个小心。我们继续做着衣服，活很多，而且越来越多。马努埃拉女士加入时装店里带来的轻松持续了不过几个星期，顾客数量的增加，以及圣诞节的临近让我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到缝纫工作中去。不过在忙忙碌碌的时装工作之余，我也兢兢业业地履行着另一个职责：地下工作。两者并行不背，相辅相成。因此就像花时间精心缝制一件礼服的腰部-••样，我也同样花时间去参加在德国大使馆举办的欢迎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的招待会，而打听到这里的德国人都在狂热地等待柏林餐馆奥特霍切尔很快迁到马德里来，对我来说跟为一位男爵夫人的新衣服量尺寸没什么区别，虽然那是纳粹高官们在柏林最喜欢的餐厅。所有这些信息，我都一丝不苟地向希尔加斯汇报：小心翼冀地分解出所有材料，用最简练精确的词语表述出来，然后用针脚把信息转移到样板上，再准时传递出去。遵循希尔加斯的忠告，我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关注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因此那段时间我发现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都是些很小的细节，有可能是新的环境造成的，也可能只是纯粹的偶然事件。某个星期六，我突然发现普拉多博物馆衣帽间里，那个负责接收我装满了样板画夹的光头男子不见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几个星期后，美容院衣帽间的那个女孩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年纪大一些、体形稍胖但同样守口如瓶的女人。街上和各个场所的监视都更加严密了，我学会了如何去辨别那些负责监视的人：身形巨大如衣柜一样的德国人，沉默而威严，身上的大衣长及脚面，千痩的西班牙人，总在某家门厅对面、某个场所旁边或广告牌后面紧张地抽着烟。虽然我基本上不属于他们的监视对象，但每次看到他们的身影，都会努力装作没注意到他们，然后改变方向或换一条路往前走。有时候为了避免从他们身边经过，或者跟他们迎面相遇，我会随便找一家店躲进去，或者停在一个栗子摊前面，或者假装在某个橱窗前驻足。但如果有时候跟他们不期而遇，来不及变换方向，也没有办法避开他们，我就会鼓起勇气，暗暗对自己说“来吧，咱们走着瞧”。然后迈着坚定的步子，平视前方，自信冷淡，几乎是髙傲，好像我手里紧紧抓着的不过是刚刚随意购置的东西，或者装满化妆品的手提箱，而不是一堆密码信息，里面记录着在西班牙的第三帝国显赫人物的私人日程。
同时我也密切关注着周围政治环境的变化。就像在得土安时让哈米拉做的那样，每天早上我都会让玛尔提娜去买当天的报纸：《ABC》《万岁》《阿尔卡萨尔报》。吃早饭的时候，我一边喝牛奶咖啡，一边狼吞虎咽地了解西班牙和整个欧洲正在发生什么。通过报纸我了解到塞拉诺•苏聂尔自己当了新的外交部长，还跟踪阅读了他与佛朗哥访问德国、并在昂代会见希特勒的相关新闻。我还知道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间的三国协定，希腊被侵略，还有那段混乱的日子里，在世界版图上发生的无数令人头晕目眩的事件。
阅读、缝纫、传递信息，传递信息、缝纫、阅读，这就是我在这个即将结束的年度的最后几个月内日复一日的生活。因此，也许接受顾客的建议在倶乐部迎接新年，是我觉得自己该有些娱乐活动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和身体了。
一看到我们进入大厅，玛丽塔和泰德•阿尔瓦雷斯-比古妮娅就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相互吹捧着衣着和发型，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开了几个玩笑，我一如既往地蹦了几个阿拉伯语词汇，还有一些装模作样的法语表达，同时偷偷观察了一下整个大厅，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很多穿军装的人，还有田字形徽章。我自问，这么多看起来轻松自在的人中间，有多少是像我一样的间谍和地下情报员。我很可能有不少，所以决定对谁都不能轻信，永远用怀疑的态度对待所有人，也许还能得到一些对希尔加斯和他的同伴有帮助的信息。我一边在脑海里飞速地思考着这样的计划，一边假装专注地参与到对话中去。玛丽塔离开了一会儿。等她回来的时候，挎着一位男士，一看到他，我就知道这个晚上一切又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艾瑞斯，亲爱的，我想向你介绍我未来的公公，冈萨罗•阿尔瓦拉多。他非常想跟您聊聊他去丹吉尔的旅行，还有那边的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些很可能你也认识。”
没错，站在我面前的正是冈萨罗•阿尔瓦拉多，我的父亲。他穿着一身法兰绒西服，手中拿着一个高脚杯，里面的威士忌已经喝了一半。目光交错的一刹那，我明白他完全清楚我是谁。紧接着我就意识到，邀请我参加这次庆祝活动是他的主意。当他捧起我的手贴近嘴唇行吻手礼的时候，整个大厅没有人能想象到，他手中握着的这五根手指属于他的亲生女儿。我们只见过几个小时，但是据说血缘关系有时候会强大到超越一切并创造奇迹。不过如果理性地想一想，也许是敏锐的洞察力和超人的记忆力，而不是父亲的本能让他认出了我。
他瘦了，白发也多了，但是身材依然魁梧。乐队开始演奏《那双绿色的眼睛》，他邀请我跳舞。
“你不知道再见到你我有多髙兴。”他说。从他的语气中我似乎听出了真诚。
“我也是。”我在撒谎。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高兴。重逢来得太突然，让我还来不及理性地思考一下对见面本身的感觉。
“你改了名字，改了姓，听说还是摩洛哥国籍。不过我想你不会告诉我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是的，我想我不会告诉您。此外，我也不认为您会对此感兴趣，这些都是我的私事/
“请不要用‘您’称呼我。”
“好吧。你是不是也希望我叫你爸爸？”我微带嘲讽地问。
“不用了，谢谢。叫我冈萨罗就行。”
“好吧。你怎么样，冈萨罗？我以为你在战争中被人杀害了。”
“我活下来了，你也看到了。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可怕的故事，对于这样一个辞旧迎新的夜晚来说不太适合。你母亲怎么样？”
“很好。她现在住在摩洛哥，我们在得土安开了一家时装店。”
“那么，最后你们还是听从了我的建议，在战争爆发前及时离开了西班牙？”
“差不多吧。我们的故事也说来话长。”
“也许你愿意给我详细讲讲，我们可以另外约时间见面，让我请你吃饭吧。”他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基本上不参加什么社交活动，因为工作太忙了。今天来是因为几个顾客的坚持。我还是太天真了，以为这真的是毫无利益关系的诚心邀请，不过现在看来，在向本季最红的时装师发出热情诚挚邀请的背后，还有些更深层次的内容。这是你的主意，对吗？”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是内心肯定的信号无法避免地泄露到了空气中，跟流淌的音符一起漂浮着。
“玛丽塔是我儿子的未婚妻，她是个好女孩，甜美热心，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虽然不是特别聪明。不管怎么说，我很欣赏她，她是唯一一个能想方设法让你那个冲动鲁莽的兄弟卡洛斯就范的女孩，两个月以后他们将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
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我的那位顾客，她正在跟她的妹妹窃窃私语，目光也一直集中在我们身上。她们身上穿的礼服都出自切丝•艾瑞斯时装店。我在嘴角堆出一个亲热的微笑，却在心中暗暗发誓再也不会相信这两个顾客，用美人鱼一样动听的话，在这样一个悲伤的夜晚来欺骗一个孤寂的灵魂。
冈萨罗，我的父亲，继续说：“这个秋天我见过你三次。第一次你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进了Embassy。当时我就在离那儿不到五十米的地方遛狗，但是你没注意到 。
“没有，我没有注意到，真的。我每次出门都急匆匆的。”
“我当时觉得像是你，但是因为你一闪而过，我想也许这只不过是自己的幻觉。第二次是一个星期六上午，在普拉多博物馆，我时不时去那里转转。你在展厅里参观的时候，我就远远地跟在你后面，当时我还不敢确定你就是我认为的那个人。后来你去衣帽间取来了画夹，坐在提香的《葡萄牙的伊萨贝尔》肖像前临摹。我就在那个展厅的另一个角落里一直观察着你，直到你开始收拾东西。离开那里的时候，我已经能肯定自己没有弄错。真的是你，只不过是另一种风格的你，更加成熟，更加果敢，也更加优雅。但毫无疑问，就是在战争爆发前我认识的那个像受惊吓的小老鼠一样的女儿。”
我不愿意给自己任何忧伤的机会，所以马上接过话茬。
“那第三次呢？”
“就在两个星期以前。你走在维拉斯盖斯大街上，我跟玛丽塔坐在车里。我们刚从朋友家里吃完午饭出来，因为卡洛斯有别的事情提前离开，所以我送她回家。我们俩同时看到了你，但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她说你是她新的时装师，从摩洛哥来，叫艾瑞斯什么的。”
“阿格瑞克。事实上只是把我以前的姓的字母颠倒过来，西罗嘉，变成了阿格瑞克。”
“听起来很不错。那我们去喝一杯吧，阿格瑞克小姐？”他的表情带着一丝讽刺。
我们从服务生的托盘上取了两杯香槟酒，然后走向客厅的一侧，乐队开始演奏伦巴舞曲，舞池里挤满了一对对舞者。
“我想你不愿意让玛丽塔知道你的真实姓名，还有我跟你的关系。”我们离开嘈杂的人群后，他低声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她是个好姑娘，但是比较喜欢参与散布一呰闲言碎语，谨慎恰恰不是她的强项。”
“我非常感谢你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事情。不管怎么样，我想向你声明，我这个新名字是合法有效的，而且我的摩洛哥护照也是真的。”“我想这样的变化背后一定有着重要的原因。”
“当然了。这样我面对顾客的时候才会带有异国情调，也才能躲开因你儿子的起诉引起的警方的纠缠。”
“卡洛斯对你提起了诉讼？”他正要举杯饮酒，手生生地停在了半空中。他的惊讶看起来不像是伪装的。
“不是卡洛斯，是你的另一个儿子，恩里克。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他控告我偷了你的钱和珠宝。”
他轻轻地笑了一下，充满了苦涩。
“起义后第三天，恩里克就被杀害了。就在他被害的前一个星期，我们还有过一次剧烈的争执。他非常积极地参与政治，预感到马上就要发生重大的事件后，坚持要把我们所有的现金、珠宝和值钱的东西都带出西班牙去。我只好告诉他我已经把一部分遗产交给了你。事实上我可以保持缄默。但是我不想那么做，我向他讲述了多洛雷斯的故事，也提到了你 “所以他感到非常愤怒。”我插嘴说。
“他就像疯了一样，用各种话来咒骂我。之后他又叫来了塞尔万达，就是那个老仆人，我想你应该记得。他向她详细询问了你们的情况。她告诉他你们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包裹，所以他编造了这个可笑的偷窃故事。那次吵架以后他就摔门而去，摔门声惊天动地，整栋楼都听见了。等我再见到他是十一天以后了，在城市殡仪馆，脑袋上有一处枪伤。”“我很难过。”
他耸了耸肩，一脸无奈，但眼睛里却流露出深沉的悲哀。
“他行事鲁莽又冲动，但毕竟是我的儿子。在他的最后一段时光我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很不愉快。他加入了长枪党，我强烈反对。但是今天回头来看，那时候的长枪党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圣徒，是一群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本着乌托邦式的向往，但还稍稍有几分清醒。那时候长枪党的成员是一群充满幻想的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大部分没有一技之长只靠家庭供养，但幸运的是，他们跟如今的机会主义者毫不相干。这些人举着胳膊高唱《向着太阳》，脖子上青筋暴出，但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几乎连何塞•安东尼奥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如今对那个不知名的创始人却向祭拜天神一样虔诚。一群幼稚可笑的孩子。”
水晶吊灯那耀眼的光、沙球和喇叭的声音，还有和着美妙旋律翩翩起舞的人群，让他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中。他握住我的胳膊，轻轻地抚摸着。
“对不起，我经常不自觉地就开始自说自话。一定让你觉得无聊了，现在不是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想跳舞吗？”
“不，不想，谢谢。我更愿意继续跟你聊天。”
一个服务生走过来，我们把空杯子放在他的托盘上，又拿了两杯满 的。
“我们是不是说到恩里克把你告上了法庭……”他说。
我没有让他说完，因为我想先弄明白从见到他开始就—直在脑海中盘旋的问题。
“在给你讲这件事之前，麻烦告诉我，你的妻子在哪儿？”
“她早就去世了。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在我跟你和你母亲见面之后没多久。一九三六年的春天。玛利亚•路易莎跟她的姐妹们去法国南部避难。她们中有一个拥有一辆希斯巴诺-苏莎[18]跑车，而司机特别喜欢夜生活。有一天早上，司机开着车来接她们去做弥撒，很可能是前一天晚上整晚没睡，跑车离奇地冲出了公路。姐妹中有两人死了，玛利亚•路易莎和肯塞普逊。司机丢了一条腿，而另一个姐妹索莱达却毫发无伤，
她是三姐妹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生活真是讽剌。”
“我很遗憾。”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这对她来说是最好的结局。她非常胆小，容易受到惊吓，经常为家里的•-点儿小事担惊受怕，日后一定受不了战争，不管她在不在西班牙国内。当然，她肯定永远也无法接受恩里克的死。所以也许这是天意，上天怜悯她，在一切开始之前及时把她带走了。现在你继续给我讲吧，咱们刚才谈到你被起诉了，你知道更多的消息吗？知道这个案子现在怎么样了吗？”
“不知道。九月份的时候，就在我回马德里之前，得土安的警察局长曾经试图调査过这边的情况。”
“为了起诉你？”
“不，为了帮助我。巴斯盖斯警长不能算是我的朋友，但是他对我一直很好。你的女儿惹了很多麻烦，你知道吗？”
我的语气让他感觉到我并不是在开玩笑。
“能给我讲讲吗，如果能帮的上忙，我很愿意效劳。”
“我想暂时不需要，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谢谢你愿意帮忙。不管怎么说，也许你是对的，我们应该另外找一天好好谈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这些麻烦对你也有一些影响。”
“先给我透露一下大致情况吧。”
“你母亲的珠宝，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你把它们卖了？”
“被人偷了。”
“那些钱呢？”
“也被偷了。”
“全部？”
“一分不剩。”
“在哪儿？”
“在丹吉尔的一个酒店里。”
“谁？”
“一个无耻的恶棍。”
“你认识他吗？”
“认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下次，等我们都更从容一些的时候，我再细细地讲给你听。”
已经接近半夜了，大厅里穿法兰绒西服的、穿军装礼服的、穿晚礼服胸前戴珠宝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西班牙人，但是也有很多外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所有参战国家的人都夹杂其中，跟我那些有钱有势的祖国同胞们混在一起，所有的人似乎都暂时忘却了欧洲正在经历的这个野蛮时代，也忘却了他们所处的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在告别它历史上最黑暗、最可怕的一年。到处都能听见大笑声，一对对来宾在康加鼓和爪拉恰舞曲富有感染力的节奏中滑人舞池，乐队的黑人乐师们倾情演绎，毫无倦怠。一直站在楼梯两侧迎接我们的侍应生，穿着笔挺的制服，开始在人群中分发小小的葡萄篮子，并邀请宾客移步露台，伴着附近太阳门的新年钟声吃下这十二颗葡萄。父亲朝我伸出胳膊，我挽住了他，虽然我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走到了今天，但仍默默地互相接受了彼此，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在露台上，我们跟几个朋友聚在了一起，还有他的儿子和那两个把我骗来的顾客。他把我介绍给了卡洛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长得很像父亲，跟我却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他怎么可能想到，面前的这位外国时装师身上流淌着跟他一样的血液，而且他的兄弟还曾经控告她诈骗了他们两个人的一大笔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