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他详细讲述了见面的情形，在那里看到的、听父亲说的，以及我自己的感受，还有父亲的忠告。我给他看我从那个也许永远也不会再回去的豪宅中带出来的东西。
“小丫头，这个值很多很多钱啊！”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些珠宝。
“还有呢。”我说着，拿出那两个装钱的信封。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吹了声口哨。
“现在我们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拉米罗？”我担忧地问。
“你应该问‘你’该怎么办，亲爱的。这一切都是你的。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负责帮你研究最佳的保管方法，也许应该把这些东西放到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
“为什么不存到银行去？”我问。
“现在时局不好，存银行不可靠。”
为了证明保险箱是最佳保存处，他向我解释了一大堆我完全不感兴趣的事，什么纽约股市前几年大跌，政局不稳等等。我几乎没有理会这些。对我来说，他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此刻我只想尽快给这些烫手的飞来横财找个归宿。
第二天他下班时，带回来一堆纸张和小册子。
“我今天一直在忙你的事，不过我想现在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最好的投资就是你来创办一家贸易公司。”他一进门就说。
我从早上起床以后还没出过门。整个上午我很紧张，焦虑不安，不停地想前一天下午的见面，还沉浸在那种奇怪又莫名的感觉中：这么多 年以后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有一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而且家财万贯的父亲。拉米罗这个出人意料的建议让我感到更加困惑。
“我要一个公司干什么？”我紧张地问。
“因为这样你的钱就会很保险，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于是他就开始给我讲他的公司面临的问题、他跟意大利老板们之间紧张的关系，以及在如今西班牙的混乱局势下外资公司的渺茫未来，也给我讲了他想到的一些点子，列出一个项目清单，上面都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所有的计划都如此新奇、前景光明，好像他立志要借助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来革新我们的国家，为西班牙的现代化铺路：为卡斯蒂利亚的农村进口英国的电动收割机，代理美国牌子的吸尘器，帮忙把城市家庭收拾得像圣餐碟一样干净；经营一个柏林风格的咖啡馆，甚至已经在沃尔韦德大街选好了地方。然而在所有计划中，有一项比其他所有的都吸引人：皮特曼学院。
“我有这个打算已经好几个月了，有一次我们公司从几个老客户那儿收到了这个学院的宣传册。但我作为公司经理，不方便直接找他们。如果用你的名字注册一个公司，那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他说，“皮特曼学院在阿根廷的生意非常好，有二十多个分支机构，几千个学员。他们主要向学员传授一些在公司、银行和行政单位工作的基本技能，比如说打字、速记、现代会计，只要十一个月，学员们就可以拿着学院的文凭去闯荡世界了。这个公司的规模不断壮大，分支机构越来越多，学员也越来越多，因此收入也在不停增加，我们可以做这个，开一个皮特曼学院。如果跟那些阿根廷人说我们有一个正规合法的公司，还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成功申请的几率会远远高于我个人去申请。”
我完全分辨不出这究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还是所有计划中最不合情理的一个，但是拉米罗说起来头头是道，信心十足，让我毫不怀疑这是一个绝的方案。他继续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细节，每一个字都闻所未闻。
而且我认为，应该考虑一下你父亲叫你们离开西班牙的建议。他说得很有道理，西班牙的局势太紧张了，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现在并不是开始一项生意的好时机。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从你父亲的建议到非洲去。如果一切顺利，只要这边的局势稳定了，我们就可以回到西班牙把生意扩展到全国。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以你的名义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皮特曼学院联系一下，说服他们支持我们的计划，在摩洛哥开一个大的分支机构。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是开在丹吉尔还是在西班牙保护区。最多一个月，就能收到回音了。等我们收到那边的消息，让他妈的好利获得见鬼去吧，我们就离开这里去大展宏图。”
“但是，那些摩尔人为什么要学习打字之类的技能呢？”
他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耐心地解答我这个无知的问题。
“你这小脑袋里想什么呢，亲爱的？我们的目标顾客是居住在摩洛哥的欧洲人。丹吉尔是一个国际化都市，是一个属于法国的港口。那里有来自欧洲所有国家的人，有很多外企、外交使馆，各种各样的银行、金融机构，可选择的工作也非常多，各个机构都需要懂打字、速记和现代会计的合格人才。在得土安情况有些不同，但同样充满了机遇，那里的居民没那么国际化，因为它是西班牙保护区的首府，但那里到处都是公务员和想成为公务员的人，你知道的，甜心，他们都需要皮特曼学院这类机构来对他们进行培训。”
“那如果阿根廷人不给我们授权呢？”
“应该不会，我有一些朋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颇有些人脉。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成功拿到授权的，他们会向我们传授工作方法和经验，并派代表来指导我们雇员的工作。”
“那到时候你千什么呢？”
“我？我一个人什么都干不了。但我们俩一起，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要管理这个公司，你和我，一起。”
我有点儿紧张地笑了。拉米罗描绘的这一切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几个月前那个失业、一贫如洗、因为生活没有出路想要学习打字的小裁缝，现在却要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一个有远大前程的女老板了。
“你想让我管理一个公司？可我对此一无所知。”
“你可以的，还需要我告诉你自身的价值吗？你只是从没有机会来展示才能，你的青春都浪费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为别人做衣服，而没有机会去从事更好的事业。你的机遇，你人生最大的机遇，马上就要到了！”“那要是好利获得公司知道你走了会怎么样呢？”
他又忍不住大笑，然后亲了亲我的鼻尖。
“好利获得？亲爱的，让他们滚一边去吧！”
不管皮特曼学院是不是空中城堡，只要是从拉米罗嘴里说出来的，对我而言就是真的。当他捧着我的双手，深情地与我对视，一边兴致勃勃地解释着他的计划时，当他一遍一遍地重复我的价值，还说如果我们一起赌一把未来，将来的一切都会非常美妙时，不管是皮特曼学院，还是地狱的火炉，他的提议，就是我的真理。
第二天他把皮特曼学院的宣传册带回了家，上面有很长一段介绍文字。该学院由阿鲁阿、斯米尔格隆和简三个人于一九一九年合伙创立，在英国人伊萨克•皮特曼发明的速记法系统基础上，依靠可靠的教育方法、严格的教学人员和高度的责任感，采用一对一单独辅导的形式，确保学员取得学位后能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宣传册上那些微笑的年轻人，仿佛正沉浸在他们美好的未来职业规划中，辅证了学院的承诺真实有效。这本小小的册子有一种让人激动的说服力：“生命之路漫长而崎岖，不是所有人都能到达心中期望的、代表着成绩与财富的终点，很多人都半途而废了。不能持之以恒、性格软弱、粗心大意、愚昧无知的是那些只相信运气的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成功只有通过努力学习、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良好的心态才能取得。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人生的髙度，现在就决定吧！”
那天下午我去找母亲。她煮了一大锅咖啡，当我们在又瞎又哑的外公身边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我请她加人我们的计划，并且建议她，一待我们在非洲安顿下来，她就去跟我们会合。但是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她对计划毫无兴趣，也不同意我们一起去非洲。
“你不需要完全遵从你父亲的建议，也不用完全相信他说的话。他生意上有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也会有问题。我越想越觉得他太夸张了。”“如果他那么恐惧，那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不会无中生有……”“他害怕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指责他，而现在他第一次看到工人们开始大声说话，开始要求权利，就感到不知所措。事实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问自己，接受那一大笔钱、尤其是那些珠宝，是不是太疯狂了。”
不管是不是太疯狂，事实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拉米罗已经很自然地把那些钱、珠宝以及创业计划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协调。这些事情一直萦绕在脑海中，成为两人之间最常谈起的话题。我们约好，拉米罗负责开办公司需要的一切手续，而我只需要在他给我的那些文件上签字就行。从此我又回归了这之前的生活，充满激情、纵情享乐、被爱蒙蔽、天真而单纯。
跟父亲见面使我和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我们人生的航向仍然无可挽回地分道扬镳。多洛雷斯还是一贫如洗，靠从马努埃拉女士家带回的一些零活勉强维持生计，偶尔为邻居们做些针线活，大部分时候无事可做。而我则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样板、衬布，几乎找不到过去那个小栽缝的影子。
去摩洛哥尚需时日，这些日子里，拉米罗与我同进同出，欢笑、抽烟、纵欲狂欢，夜夜热舞到黎明。在我们周围，政治环境依然充满了火药味。罢工、劳工冲突和街头暴力成了家常便饭。二月份左翼联盟的人民阵线赢得了竞选，而作为反击，长枪党的行为更加猖狂。在政治斗争中，手枪与拳头取代了语言，局势紧张到一触即发。然而，这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马上就要掀开人生的新篇章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底我们离开了马德里。有一天早上我出去买长筒袜，回家时发现家里一片狼藉，拉米罗身边堆满了行李箱。
“我们今天下午就走。”
“皮特曼公司回复了吗？”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地问。他一边飞速在衣柜里收拾衣物，一边头也不抬地回答：
“没有直接回复，但是我已经得到消息，他们正在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方案，因此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远走高飞了。”
“那你的工作呢？”
“我辞职了，就在今天。我已经烦透了，他们也知道我早晚都会走。所以，永别了，好利获得。亲爱的，另一个世界在等着我们，勇敢的人才能获得财富，所以你赶紧收拾，准备出发。”
我没有回答。我的沉默让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疯狂的举动，转过来看着我。发现我的茫然和恍惚时，他笑了，走到我身边，搂住我的腰，只一个吻就把我的恐惧赶到了九霄云外，并为我注入了无限能量，几乎可以马上飞到摩洛哥去。
行程如此仓促，我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去跟母亲告别，无非是站在门n的一个拥抱和简单的一句保重。不过我庆幸没有更多的告别时间，因为那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痛苦和折磨。我一路小跑着下楼梯的时候，都没敢再回头看一眼。虽然她强忍着，但我知道她的眼泪也马上要决堤，而现在不是宣泄感情的时候。在潜意识中我总觉得我们不会分开太久，好像非洲和这里只不过隔着几条街道而已，我们的出行也是暂时的，不过几个星期时间。
我们在初春一个大风天的中午登陆丹吉尔，把一个混乱灰暗的马德里留在了身后，开始定居在一个充满了各种颜色、对比强烈、让人目不暇接的奇怪城市里。穿着长袍裹着缠头布的摩尔人深色的脸庞，跟欧洲人的容貌混杂在一起，这些欧洲人有的定居在这里，有的刚从噩梦般的过去逃离，取道这里逃往各种目的地，他们的行李永远是打包好的，随时准备再次出发，连梦中都充满了惊惶不定。丹吉尔，这里有海，有十二面各国旗帜，有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和蓝桉树，有摩尔人的小胡同和新建的大街上飞驰而过挂着外交牌照的豪车。丹吉尔，这里有敞篷车里的外国美女，清真寺的宣礼塔和各国的领事馆、银行间弥漫着各种香料的味道，高级烟草的味道，免税的巴黎香水的味道。我们在港口温泉酒店的露台上，在海风中飒飒作响的遮阳棚下，远眺着马拉巴塔海角和西班牙的海岸线。欧洲人穿着浅色的轻薄服装，戴着太阳镜和折叠帽，慵懒地架着二郎腿，一边看报纸，一边喝开胃酒。他们中有生意人，有官员，似乎都过着表面平静的悠闲生活。因为动荡紧张的气氛已经蔓延开来，谁也无法预测明天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在等待皮特曼学院确认期间，我们暂住在大陆酒店。这家酒店就在港口上方，另一侧毗邻摩尔人居住区。拉米罗给阿根廷方面发海底电报告知我们的地址变更，而我则负责每天询问门房有没有回复的电报，因为这标志着未来的开始。一旦收到回信，我们就可以决定是留在丹吉尔还是去西班牙保护区定居。在迟迟得不到答复的等待中，我们开始同一些处境相似、同样漂泊在外的人交往。这群人背景不一，鱼龙混杂，但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所有人都全身心地投人到聊天、喝酒、跳舞、去塞万提斯剧场看演出和打牌中去，谁也无法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辉煌的前途，还是目前仍无迹可循的陷阱，或者地狱。
我们很快就被他们同化了，生活里充满了喧嚣。我们在大陆酒店的房间里做爱，白色窗帘在海风吹拂下翻飞起伏，风扇单调的嗡嗡声伴着激情中的气喘吁吁，带着咸味的汗水滑落皮肤，皱巴巴的床单铺散在地板上。我们也常常出去消遣，整日整夜地在街头流连。起初就我们两个人，谁都不认识。风不大的话，我们就去“外交森林”海滩，傍晚在刚刚建成的布勒瓦德散步，或者在弗洛里达或卡比多尔电影院看场美国电影，在小市场的随便哪个咖啡店里坐坐，看着市中心的摩尔人和欧洲人和平共处。
没过几个星期我们就不再孤单了。丹吉尔很小，拉米罗又善于交际，再加上在那种处境中人们仿佛都迫切地想跟其他人交往。很快，我们就有了一批熟面孔，开始相互问候，到哪里都能触入人群。我们常在布雷塔基、罗马公园或者布拉塞列餐厅吃饭，晚上去卢梭酒吧，或是恰丹、法国广场的德确伊特和中央酒吧观看匈牙利舞娘的表演，或者在马萨拉赫音乐厅宏伟的玻璃大厅中看演出，那里坐满了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摩洛哥人、德国人、俄罗斯人，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演出之后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跳舞喝酒，用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谈论国际时事。有时我们从酒吧出来就去哈发，在海边的帐篷里一直待到天亮。帐篷的地上铺着厚厚的毯子，富有的摩尔人、有钱的欧洲人，不管是出身豪门还是一夜暴富，都斜靠在垫子上，一边喝茶一边抽大麻。在那段混乱的日子，我们很少在黎明之前睡觉，一边眼巴巴盼着阿根廷那边的回音，一边因为迟迟没有消息无所事事。我们开始习惯在新建的欧洲区转悠，也习惯了穿越摩尔人的小胡同，习惯了来自世界各地背井离乡的人们与当地人混杂的局面，习惯了蜜色皮肤的太太们戴着用珍珠装饰的宽边草帽招摇过市，肤色黝黑的理发师用古老的理发工具设下露天摊点，卖胭脂花粉的小商贩在大街小巷中穿梭，以及外交人员一丝不苟的衣着，大批的羊群，还有穆斯林女人穿着长袍蒙着面纱转瞬即逝的影子，几乎没有面容。
每天都有来自马德里的消息传到这里，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当地的西班牙语报纸，比如《民主报》、《非洲日报》或者共和党人的《明天报》，有时候听小市场的报贩叫卖就够了，他们用各种语言大声喊出新闻标题，比如意大利语的《丹吉尔暸望》，法语的《丹吉尔报》。我偶尔会收到母亲的信，很短，很简单，间隔时间却很长。从母亲的信里我知道外公在他的摇椅上安静地去世了。从字里行间我也能猜到她举步维艰，挣扎度日的情形。
那段时间我发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学会了几个阿拉伯语句子，很少但是很有用。我也开始习惯众多不同的语言，法语、英语，还有西班牙语的其他方言，比如哈克提亚语，这是一种摩洛哥的西班牙犹太人说的、由古西语加上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演化而来的语言。我知道有＿种东西可以抽，可以注射或是塞入鼻中，它会让人神魂颠倒，知道有的人在赌桌上甚至敢拿自己的母亲做赌注，知道有一些性并不局限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床上的云雨，而可以有多种组合。我还知道了世界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但从来没听说过的事，比如多年前欧洲曾经经历过一场大战，比如德国的统治者叫希特勒，有人很崇拜他，有人很怕他9我发现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像是常住客，但也许第二天就人间蒸发了，或是为了保命，或是为了不被棍棒驱赶，或是为了不最终落入比噩梦还可怕的地方。
我还体会到，如果日子太单调乏味，那么所有我们认为稳定的东西，都可能在任何时候毫无理由地不合节拍，出现分歧或改变航向，最终发生变化。跟以前我了解到的怪癖嗜好、欧洲政治或身边那些人所属国家的历史不一样，这个教训不是别人告诉我的，而是我亲身体验到的。我不记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记得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从某一时刻起，我和拉米罗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
最初不过是日常活动流程的改变。我们跟其他人的交往越来越多，也有了一些固定的去处，再也不会不慌不忙地在街上闲逛，也不会像头天那样无所事事。虽然我更喜欢开始那段时间，两人独处，无人打扰，
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明白拉米罗凭他不可抗拒的魅力，已经在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而他做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对的，所以我一直忍耐着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度过仿佛无休无止的时间，尽管绝大多数时候我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说的不是西班牙语，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在谈论的一些地方或事情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比如割让、纳粹、波兰、布尔什维克、签证、引渡。拉米罗一会儿说法语，一会儿说意大利语，还能讲几句蹩脚的英语，能听懂一些简单的德语。他曾经在几个跨国公司工作，跟很多外国人接触过，当语言表达不清楚时，他会使用恰当的表情、简单的词汇解释，让人心领神会。因为交流完全没有障碍，他很快就在这些漂泊者的圈子中成为极受欢迎的人物。我们去任何一个餐厅都得跟两三桌人打招呼，到民萨赫酒店的吧台或庭西斯露天咖啡馆的时候，也很难不被邀请加入某个群体的热烈谈话。拉米罗跟他们在一起自然得就像认识了一辈子的老朋友，我呢，跟在他后面，变成他的影子，几乎从来不说话，除了感受到他在我身边，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我只是他的附属品，只要有他在身边就心满意足。
有一段时间，大概在春天结束之前，我们把双方的需求结合起来，基本找到了一个平衡。既保留两个人独处的亲密时间，我们称之为“马德里时光”，也接纳新的朋友，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节奏。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架天平慢慢失衡。这个过程很慢很轻微，几乎感受不到，却无可逆转。公共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慢慢地侵占着我们的私密空间。那些熟悉的面孔不再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变成了一些有过去、有未来、有能力介入我们生活的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明朗，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有趣又丰满的形象。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其中一些人的姓名，还能想起他们如今已成白骨的面容，还有他们的国家，虽然那时我根本无法在地图上找到这些地方。伊万，一个优雅沉默的俄罗斯人，总是拄着一根细手杖，。眼神深邃，外套口袋中永远露着一角丝绸手帕，像一朵凋谢的花。那个波兰男人，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能记得他四处宣扬所谓的财富，而所拥有的不过一根带银手柄的手 杖和两件领口已经被皮肤和岁月磨得不像样的衬衫。伊萨克斯•普林格，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大鼻子，拿着金烟盒。还有沃维克夫妇，克罗地亚人，先生很俊美，太太很漂亮，两人非常相像，关系很暧昧，有时候看起来像情人，有时候又像兄妹。还有一个意大利人，总是汗流浃背，用色迷迷的眼神看我，好像叫马里奥，或者是马乌里西欧，不记得了。拉米罗跟他们走得越来越近，甚至也参与到他们的渴望和担忧中去，成为他们计划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我眼睁睁地看着，日复一日，悄无声息，他慢慢地离他们越来越近，离我越来越远。
皮特曼学院的答复似乎永远不会到来，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迟迟没有音讯并没让拉米罗产生任何忧虑不安。我们一起在大陆酒店的房间里待着的时间越来越短，窃窃私语也越来越少，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赞美我，对我说一些甜言蜜语，也几乎不提起以前赞不绝口的那个我了：有光泽的皮肤、女神才拥有的胯、丝绸般的头发。他再也不注意我甜美的笑容、我的年轻娇嫩。同样，也不会再因为我之前所谓的美妙的无知而发笑。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兴趣越来越少，亲密、柔情都渐渐消失。就是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不确定感让我逐渐清醒。不只是精神不好，身体也不好，糟透了，而且越来越糟。也许是我的胃仍无法适应这里的食物，它们跟母亲做的菜太过不同，甚至跟马德里餐馆里的简单菜肴也很不一样。也许我的不适和虚弱也与初夏时节那股浓烈潮湿的味道有关。白天强烈的阳光让我受不了，街上的气味令我恶心想吐，甚至连起床都困难。这种种不适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怀疑，我几乎整天都在昏睡。有时候，这种时候很少，拉米罗似乎很担忧，他坐在我身边，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对我说一些甜言蜜语。绝大多数时候，他心不在焉，无视我的存在，完全不理会我，直接弃我而去。
我再也不陪他去参加晚上的活动了，也几乎没有力气没有精神站着。我开始独自待在酒店，那些漫长、厚重、令人窒息的一个又一个小时，那些阴霾密布、没有一丝风、比死亡还寂静的一个又一个小时。我想象着他一如既往地参加那些活动，跟同样的人在一起：喝酒、打台球，除 了聊天还是聊天，在咖啡馆的白色大理石台面上，随便拿一张碎纸片画下数字和地图。我想象他做着以前跟我在一起时一样的事，只不过身边没有了我。我还没有能力猜到他已经走得更远，超越了单纯的社交生活界限，而深入到另一个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陌生的新领域。他有更大的野心，这毫无疑问。他的生活中充斥着一掷千金的豪赌、持续到天明的盛会、炫耀、暗箱交易、夸夸其谈的项目、谎言与虚伪的寒暄。这几个月来他一直隐藏着的另•一面已慢慢显现，拉米罗•奥利巴斯，这只老狐狸，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领教他的其他面了。
他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差。半个衬衣下摆从裤腰上露出来，领结几乎垂到胸口，身上满是烟味和威士忌的味道，如果发现我还醒着，就结结巴巴地用柔和的嗓音编一些借口。有时候他甚至碰都不碰我，直接像死人一样倒在床上，马上就打着呼噜进入梦乡，直到日上三竿，而我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无法入睡。有时候他粗鲁地抱住我，重重的呼吸炙烤着我的脖子，甩掉衣服在我身上发泄一番。我由他摆弄，没有一句斥责，丝毫不能理解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更没有办法为这种冷淡下一个定义。
有些夜晚他根本就不回来。这才是最难熬的：凌晨时分，我看着码头上晕黄的灯光在海湾黑色水面上的倒影，一边擦干脸上的泪水，一边等待天明。我满心苦涩，怀疑也许一切都是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却已经无法回头。
我们离结局不远了。我终于决定去确认一下身体不适的根源。因为不想让拉米罗担心，某个早晨我独自来到艾斯塔图多大街的一个诊所。金色的门牌上写着：贝比拉克阿医生，普通医学，各种不适或普通疾病均可上门就诊。他听了听，看了看，又问了问我的情况，连尿检都没让我做，更没有其他检查，就直接确定我怀孕了。虽然早有预感，拉米罗也曾如此猜测，但面对最终确认的这个消息，我还是带着复杂的情绪张皇失措地离开了诊所，有幻想，有焦虑，有开心，有恐惧。我想拉米罗一定还在睡觉，我要把他吻醒，告诉他这个消息。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 了。我永远也不再有机会亲口告诉他，我们将有一个孩子。当我到达酒店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等待我的只有一地狼藉，衣柜的门敞开着，抽屉被人拽了出来，行李散落一地。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房间被盗了。
我一下子觉得喘不过气来，跌坐在床上，闭上眼睛，深呼吸。一下，两下，三下。再次睁开眼睛时，我环视房间，脑海里轰然回响着一个名字：拉米罗。拉米罗，拉米罗在哪儿？就在这时，我的目光扫过床头柜，发现上面放着一个信封，就靠在床头灯灯柱上。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那有力的字迹即使到世界末日我也可以一眼认出来。
希拉，我的爱：
在你阅读下面的内容之前，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你会永远在我心里直到地老天荒。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去开始一段新的征程。虽然我全心全意地爱你，但恐怕这段征程暂时还容不下你和你腹中的小生命。
请原谅我最后这段时间对你不够好，不够关心。我相信你能理解。皮特曼学院的消息迟迟不来让我太过焦虑，也促使我去寻找通向未来的其他道路。我研究了很多方案并选择了其中一种。这是一场令人神往、前途远大的冒险，但是要求我全身心投入，所以暂时还无法将你卷入其中。
我毫不怀疑现在开始着手的这个项目。它会大获全胜，但是在初始阶段需要一笔巨大的投资，这超出了我财力的承受范围。因此我斗胆借用了你父亲给你的钱和珠宝，来支付前期的费用。我希望将来可以用还贷款的方式将它们全部还给你，这样等你上了年纪，就能像你父亲把它们传给你一样传给你的后代。我也相信你母亲独自抚养你时的那种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强意志会激励你独自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再见了，我的生命！永远爱你！
拉米罗
另外，我建议你尽快离开丹吉尔，越快越好。这里不是一个适合单身女人待的地方，尤其以你目前这种状况。我还担心有人会来找我，如果找不到我，可能就会来找你。离开酒店的时候，少带行李，尽量假装不经意，虽然我会尽量，但由于走得太匆忙，我不知道等会儿有没有机会去结清这几个月的房费，我可不希望这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我不得当时在想什么了。记忆中总是保存着当时的场景：翻得底朝天的房间，空荡荡的衣柜，打开的窗户中透进来的刺眼的光，我倒在凌乱的床上，一手拿着信，一手抓着刚刚确认怀孕的诊断单，汗珠从太阳穴处滚滚落下。脑海里思绪翻腾，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或者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为我的回忆丢失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接下来我像一部刚下线的机器一样忙碌起来，动作很快却无法思考也无法感受。虽然信里的内容如晴空霹雳，拉米罗也已远走高飞，但是他依然主宰着我的行为和节奏，我只有一味地顺从。我打开一个箱子，捧起手边的东西机械地往里装，根本不考虑哪些该带走，哪些该丢弃。几条连衣裙、一把梳子、几件衬衫、几本过期杂志、一堆内衣、不成对的鞋子、两件没有裙子的上装和三件没有上装的裙子、书桌上一堆凌乱的纸张、卫生间的洗漱杯、一条毛巾。当箱子里装满了这些零碎的衣服和用具后，我使劲关上箱子，摔门而去。
正值喧嚣的中午，餐厅里顾客进进出出，侍者的声音此起彼伏，伴着杂乱的脚步声、我听不懂的各种语言的交谈声，几乎没有人发现我的离去。只有哈米德，那个长着一张娃娃脸年纪却不小的小个子跑堂，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提行李。我没有回答，只是摇着头拒绝。出了门就迈开大步走，脚步既不坚定，也不漂浮，更不沉稳，完全不知道该去哪儿，也完全不担心要去哪儿。我记得我曾走过葡萄牙大街的斜坡，都是些零碎的印象，似乎经过了郊区的露天市场，那儿有人声鼎沸的小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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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口、叫卖声、来来往往的长袍。我毫无目的地穿过大街小巷，好几次被身后的汽车喇叭声或是着急的摩洛哥运货人“借过、借过”的喊叫声惊醒，贴墙靠在路边。在这段漫无目的的行程中，我似乎还经过了英国墓地、天主教觉、锡亚琴大街、玛丽娜大街和大清真寺。我一直不停地走，不知道走了多久，丝毫不觉疲倦，也毫无感情，只是被一种奇怪的力量驱使，双腿似乎不属于自己的身体。似乎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走上几小时，几天，几星期，几年，一直到地老天荒。但是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在浅海滩，当我像鬼魂一样经过西班牙学校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身边。
“女士，您需要我带您去哪儿吗？”出租车司机的西班牙语混杂着法语。
我当时也许点了点头，或者是我手中的行李让他觉得我要出远门。
“您是要去港口还是火车站，还是要去坐公共汽车？”
“是。”
“是？是什么？”
“是。”
“是去公共汽车站？”
我乂点了点头，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不管是公共汽车站、火车站、码头还是万丈深渊。拉米罗已经把我抛弃了，我没有地方可去，所以任何地方对我来说都一样糟糕，甚至更糟糕。
一个轻柔的声音试图把我唤醒。努力很久后，我终于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身边有两个模糊不清的人影，过了一会儿才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头发斑白的男人，面容虽然还有些模糊，模样却依稀让人觉得熟悉。另一位是穿着一身洁白长袍的修女。我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儿，但是视力所及只有高高的天花板和两侧的床铺，屋里弥漫着药味，窗户里照进来大片日光。原来这是一家医院。我还记得自己说的第一句话：
“我要回家。”
“你家在哪儿？我的孩子。”
“马德里。”
两个人影似乎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修女捧起我的一只手轻柔地握 “我想你暂时回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那个男人回答：
“交通已经中断，政府前几天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我并不明白他那些话是什么意思，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清，因为我马上坠入虚弱的深井，昏睡了好几天。这之后医生让我卧床静养。在得土安平民医院里动弹不得的那几个星期让我有时间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感情，并回顾权衡了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也只是在最后几天才做到的，因为最初的那段时间，不管上午还是下午，清晨或是探视时间（虽然从没有人探访过我），甚至护工来送饭我却完全无法进食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哭泣。什么也不想，不反思，甚至不回忆，只是哭。
很多天后，当眼泪终于干涸，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回忆就如潮水般一寸寸地将我吞噬。我甚至能看见它们在追赶我、纠缠我，排着队从病房尽头的门口进来。病房就像一艘日光下的巨轮，永远都是白昼。鲜活又无法控制的回忆，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一个接一个冷笑着向我靠近，跳上床垫，爬到我身上。它们无处不在，从耳朵里，从指甲缝里，或者从全身皮肤的毛孔里侵入我的意识，毫不怜悯地用那些我永远也不愿意再想起的形象或片段把我撕碎。
渐渐地，持续不断朝我涌来的回忆大军开始不那么嘈杂，变得安静而犀利。冷静后的剧痛鞭笞着我，让我开始思考这一切，为这八个月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找一个原因。这才是最痛苦的阶段，折磨、煎熬、令人痛不欲生，虽然我不知道它持续了多久，但记得很清楚，是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访使这段煎熬的时光戛然而止。
在那之前，我一直跟一群产妇、慈善机构的护工和漆成白色的金属床一起度过。每天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会来查房，其他住院产妇的家属会在特定时间前来探视，他们窃窃私语，爱抚新生婴儿，叹息着安慰不幸流产的病人，比如我。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我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没有人会来探视，当然我也没有奢望过。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待在这群陌生人中间，脑海中只有初到时杂乱的零星记忆，夹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这么多天来思绪纠缠交错，只忆得起偶尔出现的修女，还有那份急切又带着些许恐惧的愿望：尽快回到马德里。
直到那个早晨，我的孤寂被意外打破了。在一身素白身材臃肿的维尔德斯修女的指引下，那个男人又出现了，很多天前他似乎说过一些关于一场战争的话。
“孩子，有人来看你了。”修女说。她的嗓音像银铃一样清脆，我却从中分辨出一丝担忧。当这位不速之客做自我介绍时，我明白了她的担忧从何而来。
“女士您好，我是得土安警察局局长克拉乌迪奥•巴斯盖斯，”陌生人问候道，“或者应该称呼您小姐？”。
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穿着一套浅色夏装便服，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一双深色眼睛十分明亮，透着精明和机智。我那时还有些恍惚，无法辨别他到底是一个上了年纪仍身手敏捷的人，还是本就是年轻人，只不过华发早生。当然，这些都不重要，要紧的是，我得知道他为什么找我。维尔德斯修女请他在墙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却直接把椅子搬到我病床的右侧，然后摘下帽子坐了下来，微笑着请修女离开，彬彬有礼又不容置疑。
病房宽大的窗户使屋里充满了阳光。窗外的花园里，微风轻拂棕榈树和蓝桉树。天蓝得令人炫目。对于任何一个不需要在医院里卧床，也不需要面对陌生警察的人来说，这都是十分美妙的夏日。我身边的两张病床是空的，医院里的大多数病床都这样，一尘不染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修女离开了，因不能见证接下来的谈话而满心不悦。远处有两三个静卧休息的病人，还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在病房另一头悄无声息地擦地。我几乎连上身都支不起来，身上的床单一直盖到胸口，只露出两条日益消瘦的胳膊和瘦骨嶙峋的肩膀，头发梳向一边束成黑色的辫子，消瘦的脸颊晦暗无光，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垮了。
“修女告诉我您的情况有所好转，所以我想我们该谈一谈了，您觉得怎么样？”
我只能点头，因为猜不出来他想跟我谈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我遭遇的不幸和迷茫会跟警察扯上关系。这时警长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J、本，打开。不过看上去他应该已经看过了，因为他无需翻找，直接就到了要找的那一页，上面记录着关于我的信息。
“好。首先我想问您几个问题，您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您是希拉•西罗嘉•马尔丁，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生于马德里，对吗？”
他的话十分有礼貌，问题却很直接，带着审讯的意味。考虑到我目前的状况，他没有用像审犯人一样的口气跟我说话，但是也没有把这种意味完全掩饰掉。我用一个肯定的表情证实了资料的准确。
“您是上个月也就是七月十五日从丹吉尔来到得土安的？”
我再次表示肯定。
“您是从三月二十三日起入住丹吉尔大陆酒店的？”
肯定。
“您是跟……”他看了一眼小本子，“拉米罗•奥利巴斯•盖洛尔一起到达丹吉尔的，他是西班牙维多利亚人，出生于一九o—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又点了点头，但这次垂下了目光。这是我离开以来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巴斯盖斯警长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或者他注意到了，但是不愿意表露出来。他继续质询。
“在大陆酒店您二位留下了一张三千七百八十九法郎的未付账单。”
我没有回答，只是把头转向另一边，不想面对他的目光。
“看着我。”他说。
我没有理他。
“看着我。”他重复了一遍，语调很平静，没有比前一次更坚决或更和蔼，也没有更严厉，完全相同的语气。他很耐心地等着，直到我最终顺从再次把g光投向他，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再次问道：
“您知道在大陆酒店还有一张三千七百八十九法郎的未付账单吗？”
“我想我知道。”我终于用气若游丝的声音回答，然后再次移开目光，把头转向另一边，开始哭泣。
“看着我。”他第三次要求。
他等了一会儿，终于发现我不愿意，或者说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和勇气去面对他。于是我听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绕过床脚来到病床的另一侧。他迎着我的目光，在旁边的床上坐下，平滑的床单被压出许多褶子。他牢牢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正试图帮助您，女士。或者该称您小姐，不过对我来说都一样。”他坚定地说，“您被卷人了一个巨大的麻烦，虽然我相信这不是出于您的本意。我想知道发生的一切，但是需要您的协助。如果您不跟我合作，我也就没有办法帮助您，您明白吗？”
我很艰难地说了声明白。
“好吧，那就别哭了，咱们继续。”
我用床单擦干眼泪。警长先生给了我几秒钟平静的时间。一发觉我哽咽得不那么厉害了，就继续他的工作。
“可以了吗？”
“可以了。”我嗫嚅道。
“您看，大陆酒店经理控告您未支付大额账单即离店，这还不是全部。很不幸，您面临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我们还接到来自好利获得公司的起诉，控告您诈骗了他们两万四千八百九十比塞塔。”
“可是我，我……”
他做了个手势阻止我申辩，因为他还有更多的消息要告诉我。
“还有一个对您的通缉令，因为您从马德里一家民宅窃取了一批价值不菲的珠宝。”
“我没有……但是……”
听到这些消息，我太过震惊，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开始语无伦次。坐在对面的警长似乎对我的茫然了如指掌，试图让我冷静下来。
“我知道，我知道。别激动，别太使劲。我已经看过了你行李中所有的文件，所以基本上能把发生的事情猜得八九不离十。我也找到了您丈夫留下的信，或许是您的男朋友，或者情人，不管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奥利巴斯，还有一份赠与您珠宝的证明，以及•一份公证书，说明那些珠宝的前拥有者正是您的父亲。”
我不记得自己曾随身携带这些文件。事实上自从拉米罗开始负责保管珠宝以后，我完全不知道它们在哪儿。如果它们真的在我的行李里面，那一定是我在匆忙离开大陆酒店时不经意抓进去的。一想到这些东西也许可以挽救我，我松了口气。
“请您去问他，问问我的父亲。”我恳求道，“他在马德里，叫冈萨罗•阿尔瓦拉多，住在埃尔默西亚大街十九号。”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这里跟内陆的通信已经基本中断了。马德里现在非常混乱，很多人下落不明，有的被捕了，有的逃走了，有的正在逃，有的藏起来了，还有的死了。再说，您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这个控告正是来自阿尔瓦拉多先生的儿子恩里克，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您同父异母的兄弟，对吗？”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记录，“没错，恩里克•阿尔瓦拉多。似乎是几个月前，一名仆人告诉他您去拜访过，出来的时候神色慌张，还携带着几个包裹。他们推测包裹中就装着这些珠宝，并且认为老阿尔瓦拉多先生可能是一次诈骗事件的受害者，或者是被某种外力胁迫。总之，情节很恶劣，不过这些文件应该可以证明您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