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外套口袋中取出几个月前父亲在见面时交给我的文件。
“您还算走运，奥利巴斯没有把这些纸片连同珠宝和现金一起带走，可能他觉得这是一种补偿。他完全可以把它们销毁，断了你的后路。也可能是因为他走得太急，没有这么做。或许您该感谢他，正是这些东西令您免于牢狱之灾。”他有些讽刺地说。但是马上又眨了眨眼睛，似乎想收回最后的那句话。“对不起，我无意冒犯。不过我想在目前的状态下，您一定不会感谢这样一个害您到如此境地的恶棍。”
我没有回应他的道歉，只是虚弱地问了另一个间题：
“他现在在哪儿？”
“奥利巴斯？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他在哪儿。可能在巴西，可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可能在蒙得维的亚。他登上了一艘阿根廷远洋轮船，但是这艘船会停靠好几个港口。而且他好像不是一个人走的，一起逃走 的还有三个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波兰人和一个意大利人/
“那你们不会去找他吗？不会去追踪他的线索然后逮捕他吗？”
“恐怕不会。他身上几乎没什么罪名，只有一张未付款账单，还是跟您一起分担的。当然，前提是您不因为他带走你的钱和珠宝指控他。不过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您不值得这么做。虽然事实上这些东西确实是您的，但是它们的来历不是很明确，而您也正因为它们官司缠身。况且我认为我们很难再找到他的下落，这样的人一般都非常聪明狡猾。他们神通广大，很清楚如何从人间蒸发，然后就在地球的另一个地方用最不引人怀疑的方式重生。”
“可是我们正要开始一段新生活，一个新的生意，只不过还在等待对方的确认。”我结结巴巴地说。
“您是说教人打字的生意？”他再次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恐怕早就没有可能了，因为你们没有得到授权。阿根廷皮特曼学院的董事们对在大西洋彼岸扩展生意完全没有兴趣，而且早在四月份就给出了否定的答复。”他看出了我的一脸茫然，“奥利巴斯从来没告诉过您，对吗？”我想起自己每天带着希望去前台询问，急切地想要收到那封我以为会改变生活的回信。而拉米罗，几个月来从未跟我提起过他收到的这封回信！想要继续维护他的想法开始慢慢溶解，蒸发……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用仅存的一点力气说：
“可是他爱我……”
警长笑了，苦涩又充满同情的微笑。
“他这样的人都这么说。您看，小姐，您别再自欺欺人了，像奥利巴斯这样的人只爱他们自己。他们有时候的确充满爱意，慷慨大方，也很有魅力。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关心的就只有自己的利益。见势不妙，马上抽身而退，为了不被人抓住把柄，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次您是最大的受害者，的确非常不幸。我不怀疑他曾经爱过您，但是当他看到更好的前程，您就成了他的包袱，他再也不想受您拖累。因此他抛弃了您，不再浪费更多时间。您没有什么错，但事已至此，我们也无力去改变已经发生了的事。”
我不想再听他继续控诉拉米罗的爱有多么虚伪，因为无法承受那种痛苦。我更愿意回到实际的话题上。
“那好利获得公司呢？我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又用力地呼出来，似乎在下决心提及一件令他非常不快的事。
“这件事更加麻烦。目前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证据能证明您是无辜的，虽然我个人相信这又是您丈夫或者您男朋友，反正就是那个奥利巴斯导演的一出诡计。目前官方的说法是这样：您是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您的公司从好利获得公司购买了一批打字机，但是没有付款就潜逃了。”“是拉米罗要以我的名义开一家公司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不了解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您不知道他打着您的幌子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来跟您说说我推测的事情经过。官方的说法您已经知道了，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请随时纠正。首先是您的父亲给了您一笔钱和一些珠宝，对吗？”
我点了点头
“然后，奥利巴斯主动提出要以您的名义开一家公司，并且把这笔现金和珠宝都保存在他工作的那个公罚的保险柜里。对吗？”
我又点了点头。
“好。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么做。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这么做了，但是并没有简单地用您的名义保存起来。他用这笔钱，以西罗嘉机械进出口公司的名义，向自己的公司购买了一批打字机，当然了，您就是这个进出口公司的法人代表。第一次购买时他准时付款，因此好利获得公司丝毫没有起疑。第二次购买，数额更大，交易依然顺利，准时付款。奥利巴斯把这些机器倒卖了，当然我不知道卖给谁了，怎么卖的。到此为止，从好利获得公司账面的情况来看，一切都没问题，而奥利巴斯也有利可图。没有动用自己的一分钱，却做了一笔好买卖。之后，过了不到几星期，他再次以您的名义订购了一大批机器，这次好利获得公司当然以为又是一笔送上门来的大生意。但对于这笔订单您的公司没有直接支付全款，只付了首付，由于您已经在好利获得公司有了一定信誉，没有人对此怀疑，他们觉得余下的货款一定会在约定期限内补齐。但问题是，这部分货款再也没有到账。奥利巴斯再次倒卖了机器，从中获取利润后，就带着您一起携款潜逃了。他自己的钱不但分文未动，还从倒卖机器和拖欠的货款中获得了巨额利润。这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没错，虽然那时候可能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了，我猜你们离开马德里的时候也很仓促，对吗？”
这一刹那，电光火石般，我想起了那个三月的早晨，从萨莱萨广场回到家里，拉米罗是那般紧张不安，匆匆忙忙地从衣柜里取出衣服塞进行李箱，而且迫使我像他一样仓皇告别，一秒钟都不能耽搁。想起这一切，我再次确认了警长的推测。他继续说：
“就这样，完美的计划。奥利巴斯不但占有了您的钱，而且用这些钱为自己赚取了更多的钱。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我的眼里重又噙满了泪水。
“停，停，麻烦您别哭。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哭无济于事。您看，实际上发生这一切也都是因为现在的时局不好，太复杂。”
我使劲咽了下口水，终于忍住眼泪，开始谈话。
“是因为那天您提到的战争？”
“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爆发战争，目前的形势非常微妙复杂。半个西班牙在国民军手中，半个在政府的控制下。形势非常混乱，信息也不通畅，已经无法得到那边的消息。总之，完全是一场灾难。”
“那这里呢？情况怎么样？”
“目前还算平静，前几个星期却是一团糟。这里是暴乱的发源地，您不知道吗？那些部队就是从这里倒戈的。佛朗哥将军从摩洛哥出发，带领部队起事。头几天有一些轰炸，为了平定叛乱，共和国空军袭击了总督府，但是他们运气不好，弄错了目标。一架福克战斗机炸伤了不少平民，炸死了摩尔人小孩，还炸毁了一座清真寺，很多穆斯林因此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针对他们的，自动站到了国民军一边。而支持共和国反对国民军的人已被逮捕或枪毙，欧洲监狱已经爆满，据说在蒙哥特还搭起了监禁场。这附近的萨尼亚拉梅尔机场失守，摩洛哥的西班牙保护区就陷落了。目前，整个北非已经被起义的国民军掌握，形势也基本平定下来了。闹得正凶的是伊比利亚半岛。”
他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擦了擦眼睛，然后手掌上移，抚过眉毛、额头、发根、头顶，脑后，一直到脖子。他低声说，似乎在自言自语：
“看吧，看看事情能不能一下•了•都解决掉。”
我把他从沉思中唤醒，因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急切的心情：
“但是，我能走吗，还是不能？”
我的问题让他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中。他斩钉截铁地说：
“不能，绝对不能。您哪儿都不能去，尤其是不能回马德里。目前马德里还由政府控制，而且市民也做好了准备尽一切力量进行抵抗。”“可是我必须回去。”我毫无底气地坚持着，“那里有我母亲，还有我的家……”
他努力控制着情绪，不让自己失去耐心。虽然鉴于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他不想刺激我，但是我的坚持也让他越来越不快。如果是在别的情况下，他大概早就不会对我这么客气了。
“您看，我不知道您是支持哪一方的，捍卫政府还是支持国民军。”他的语调又变得平和，在短暂的失态之后完全恢复了之前的状态，也许是前些日子的混乱引发的紧张让他有些疲惫。“我跟您实话实话，自从这几个星期我不得不见证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您站在哪一边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我甚至根本不想知道。我只不过是履行职责，努力把政治因素拋在一边而已。专门管这事的大有人在，当然这很不幸。但是运气这东西很讽刺，虽然令人难以相信，但一旦落到你头上就由不得你了。在得土安，在暴乱的中心，您可以完全放心，除了我，没有人会理会您这些涉嫌违法的官司。这些官司够麻烦的，在正常情况下，足以让您蹲相当长时间的大牢。”
我试图抗议，紧张且充满恐慌。但是他举起一只手阻止了我，接着说：“我想在马德里，除了跟政治有关的案件和一些极端重案，大部分的警务和司法工作都已经瘫痪了。他们正忙着打仗，我不认为会有人跑到摩洛哥来追踪一个被打字机公司起诉的诈骗犯和被自已亲兄弟控告偷父亲财产的盗窃犯。几个星期之前，这些的确是严重的案件，但在今天，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相比，您的官司已经微不足道了。”
“您的意思是……”我犹疑着问。
“您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不要有任何想要离开得土安的企图，老老实实的，别给我惹麻烦。我的职责是负责西班牙保护区的监管与安全，我不认为您会在这方面构成任何威胁。但是，以防万一，我也不希望您离开我的视线范围。不要把这些话理解成忠告或者建议，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您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拘捕，我不会把您投进监狱，也不会对您实施寓所监禁，所以您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但是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可以离开这座城市。清楚了吗？”
“到什么时候？”我没有确认他的要求。孤身一人无限期地留在完全陌生的城市，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所有选择中最坏的一种d
“一直到西班牙基本稳定，也得看它最终的结局。到那时候我再决定。现在我既没时间，也没办法处理您的案子。而您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丹吉尔酒店的欠款。”
“可是我现在没钱……”我说着，又要掉下眼泪。
“我知道，我已经仔细检查过您的行李，也确认过除了凌乱的衣物和一些纸张，您确实什么都没带。但目前您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嫌疑人，在这个案子里您和奥利巴斯处于同样的不利境地。现在我们找不到他，那您就必须对这个案子负全部责任。而我恐怕没有办法为您开脱，因为丹吉尔那边知道您在我手里，他们完全能找到您。”
“可是他把我的钱都拿走了……”我再次泣不成声。
“这我也知道，请您不要再哭了，可以吗？在他留给您的信里，已经公然承认了他有多么无耻，也表明了他想要置您于困境，让您寸步难行。他带走了您所有的财产，给你留下了一个孩子，但是一到得土安，甚至还没下公共汽车您的孩子就不幸失去了。”
我满脸都是茫然，泪水和痛楚、挫败交杂，让他不得不对此作出说明。“您不记得了？是我在汽车站接到您的。我们接到丹吉尔瞥察局的电话，通知您将到达得土安。据说是酒店的一个跑堂向经理报告了您仓促离开的事情，他觉得当时的情形十分蹊跷，值得警惕。发现人去楼空、还拖欠着巨额房费后，他们报了警。警察找到了带您去巴伦西亚那汽车站的出租车司机，并且得知您上了前来得土安的公共汽车。在正常情况下我也许会随便派个手下在那儿等您，但时局混乱，我宁可亲自过问，以免发生任何意外或不幸。我决定亲自到汽车站去等您。刚下车您就晕倒了，是我把您送到这里的。”
我的脑海里渐渐浮现出一些模糊的记忆。那个热得令人窒息的公共汽车站好像是叫巴伦西亚那。车厢内的叫喊声、装着活鸡的篮子、挤在一起的乘客，有摩尔人，也有西班牙人，个个汗流浃背，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然后我突然觉得大腿间潮湿黏稠。到达得土安刚要下车时又觉极度虚弱，有热乎乎的东西顺着大腿根流下来，顿时又惊又怕。刚要将一只脚踩上这座陌生城市的地面，就听到一个带着大檐帽、半边脸被帽檐挡住的男人问：“您是希拉•西罗嘉吗？我是警察，请跟我走一趟！”就在那个时候，一阵无限的疲惫席卷而来，脑子开始发木，双腿再也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我失去了知觉。几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再次面对这个人，仍不知道他究竟是把我推向刑场的刽子手，还是我的救世主。
“维尔德斯修女负责向我通报您的恢复情况。几天前我就想来找您了解情况，但是她们一直不允许，说您仍然严重贫血，还有其他一些症状。但无论如何您现在看上去已经好多了，因此他们允许我今天来探视，我想过不了几天您就可以出院了。”
“那……那我去哪儿？”我的焦虑跟恐惧不相上下。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独自面对未知的现实。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独自做过什么，一直以来都有人在我身边指引着我，开始是母亲，然后是伊格纳西奥，再后来是拉米罗。如果没有一只坚强有力的手紧紧地抓住我，没有人帮我抉择，没有人在身边让我信任和依赖，我简直就活不下去。
“这件事我正在想办法解决。”他说，“我会给您找个落脚的地。您可别认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您先不用担心，关于您的过去，我还有一些遗漏的信息需要补充。如果您觉得有力气，明天我再来找您，麻烦您详细叙述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细节能帮助我们解决您丈夫或是您男朋友给您带来的无尽麻烦。”
“我丈夫，我男朋友，或者随便我什么人，反正就是那个败类。”我接过话茬，做了个讽刺的鬼脸，既虚弱又苦涩。
“你们结婚了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
“这对您来说是件好事。”他很干脆地下了结论，然后又看了看表，“好了，我不想让您太过劳累。”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我想今天的内容已经足够了。我明天再来，时间不定，到时咱们再继续。”
他向病房门口走去的时候，我细细打量着他。他走路很快，步伐坚定，很有节奏，一看就是个从来不愿意浪费时间的人。等我好了，迟早会弄清楚他是真的相信我是无辜的，还是只想尽快甩掉我和与我一起在最不合适的时候从天而降的麻烦。我没有力气继续想了，长时间的谈话和过度惊吓已经让我筋疲力尽，只想好好地睡一觉，把一切都忘掉。
巴斯盖斯警长第二天傍晚乂来了，大概七点，也可能是八点，因为暑气已经开始消散，日光也没有那么强烈了。一看到他从病房尽头的门口进来，我就用手肘支起上身，费力地拖着身子坐起来。他走到我身边，还坐在头一天那把椅子上。我甚至没有向他问好，只是清了清嗓子，准备向他叙述他希望了解的一切。
我跟克拉乌迪奥先生的第二次会面是在八月末的一个周五。紧接着的那个周一，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又来了，这回是来接我出院的。他已经为我找好了住处，并且负责帮我搬家。如果在其他情况下，这种绅士行为很有可能被理解成一种暧昧的情感，但是此时此地我们俩都十分清楚，为我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他的职责所在，为了不让我这个已经一团乱麻的案子变得更加复杂。
他到达的时候我已经穿戴整齐。衣服很不合身，因为我瘦了很多。我梳着一个平淡老气的发髻，半坐半倚地靠在已经整理好的病床床头。脚下的行李箱里装满了逃亡时的一点儿幸存物品。瘦骨嶙峋的手指交叉放在膝盖上，努力想积攒些力气。看到他来了，我试图站起来。但是他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坐着，然后在我对面的床上坐下说：
“稍等，我们还需要谈一谈。”
他那双可以穿透一切的眼睛盯了我一会儿。这时我才发现，他既不是早生华发的年轻人，也不是动作灵活的老人，而是正值壮年。年龄在四十到五十之间，举止很有教养，但是在这份特殊职业的磨砺下又显得十分冷酷，仿佛身心都已经过千锤百炼，准备随时应付任何流氓恶棍。我暗想，在这种人的眼皮底下，在任何时候惹出任何麻烦都难逃他的法眼。
“您看，这不属于我们警察局正常的办案程序。但是鉴于目前的局势和您的实际状况，我给您破例。不过我希望您弄清楚您现在的真实处境。虽然就个人而言，我相信您不过是不慎受了恶人的蒙骗，但您究竟有没有罪，只能由法官说了算，而不是我。不过现在非常混乱，恐怕近期内没有哪个法院能开庭审理您的案子。如果我把您逮捕了扔进监狱，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且天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因此，就像我前几天跟您说的，我会给您一定的自由。但是，注意：只是有限且受控的行动自由。为了避免您产生逃走的念头，我暂时不会把护照还给您。另外，您要享受人身自由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一旦身体状况允许，就去找个正经的差事维持生计，而且要节衣缩食来偿还大陆酒店的债务。我已经以您的名义申请了一年的债务偿还宽限期，他们也同意了，所以您暂时可以松一口气。接下来就得努力挣钱了，您得准备好吃苦，因为钱必须来得干干净净，不能做任何违法的事，清楚了吗？”
“清楚了，先生。”我低声回答。
“另外，千万别想骗我，别企图跟我耍什么花招，也别逼我来找您的麻烦，一但我发现您背着我搞小动作，我会马上公事公办。说不定没等您回过神来，就被送回西班牙了，到时候等待您的将是基尼奥内斯女子监狱的七年大牢。记住了吗？”
在他这番恶狠狠的威胁面前，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能连连点头。然后他站了起来，几秒种后我也跟着站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快速敏捷，而我，不得不使出全身力气才能跟上他的节奏。
“好吧，我们走。”他说，“放下吧，我来帮您提行李，您现在的样子估计连自己的影子都提不起来。我的车在门口，您去跟修女们告别吧，谢谢她们这么长时间尽心尽力照顾您。然后我们就出发。”
他开车带着我行驶在得土安的大街小巷，我第一次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面貌，虽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我，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待上多久。平民医院在郊区，我们正慢慢地开往市区。离市中心越近，来往的行人就越多。快到中午了，大街上到处都是人，机动车几乎无法通行，警长 先生不得不时常鸣喇叭才能在慢慢悠悠、往来拥挤的人群中开出一条道。街上有穿浅色亚麻套装、戴巴拿马草帽的男人，有穿着短裤疯跑的孩子，有挎菜篮子的西班牙妇女，有穿条纹长袍、裹缠头布的穆斯林男子，还有衣着臃肿、全身上下只露出眼睛和脚的穆斯林女人，有穿制服的士兵，也有穿着花花绿绿夏装的女孩，光着脚的孩了在母鸡群里玩耍。从车窗外传来各种喧哗，有零星的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还有很多人认出警长的车上来打招呼。看到这样的场景，真的很难相信几个星期前这里曾发生过暴乱，而且即将转化为一场大规模的内战。
一路上谁都没说话。这次搬家并不是一趟令人愉快的旅程，只是警长在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把我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偶尔，当他觉得某样东西对我来说比较陌生或者新奇的时候，会抬一抬下巴用一些很简练的词或句子告诉我那是什么，眼睛却依然盯着前方。“里夫地冈的女人。”我记得他指着一群摩洛哥的女人说。她们穿着条纹下摆的裙子，带着巨大的麦秸帽子，上面还挂着五颜六色的穗。不过十到十五分钟，我们便到达了目的地。这点时间已经足够让我认识那些形态各异的新事物，闻到陌生的味道，并学会一些东西的名字。在下一阶段的人生中，我就要每天与它们朝夕相处了。比如说总督府、仙人掌果、哈里发的宫殿、骑着骡子的运水人、摩尔人社区、帐篷餐厅（巴卡利多）、薄荷草，等等。
我们在西班牙广场下了车。几个摩尔孩子飞奔过来抢着提我的行李，警长也放心地任由他们拿。就这样我们走进了拉鲁内塔街，一边挨着犹太人社区，一边挨着摩尔人社区。拉鲁内塔街，我来到得土安后的第一个住处，狭窄、嘈杂且杂乱无章。到处都是人，随处可见酒馆、咖啡馆和沸腾的市场，里面简直应有尽有。我们来到一处门廊，进去后乂上了一段楼梯，警长按响了一层公寓的门铃，一个穿着红衣服的胖女人打开了门。
“早上好，坎德拉利亚。我把上次交代给你的任务带来了，就是她。”警长歪头指了指我。
“什么任务，警长先生？”胖女人双手叉腰，哈哈大笑着让到一边请我们迸去。房子朝阳，屋内布置得很寒酸，根本谈不上什么审美情趣。胖女人表面上很自然，却掩饰不住一丝扭捏，一看就知道警察找上门来引起了她极大的不安。
“这是我交代给您的一项特别任务。”他边说边把我的行李箱放在狹小的玄关处一个日历底下，日历上画着一颗圣心，“这位小姐得寄居在你这儿一段时间，目前不许收她一分钱。等她能挣钱了，你们再商量这账该怎么算。”
“可是我的房子已经住满了，我以耶稣的名义发誓。每天至少有半打人找上门来，但我实在是没地方收留了。”
明显在撒谎。这个深色皮肤的胖女人在撒谎，警长也非常清楚。“别跟我诉苦，坎德拉利亚。我已经告诉过你，不管怎么样你都得收留她。”
“自从暴乱发生，我这里就不断涌进来寻找落脚处的人，克拉乌迪奥先生，现在连地板上都睡满了人！”
“别跟我玩虚的，交通已经中断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段时间连只海鸥都飞不过来。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照我说的去做。你可以把它记在我的账上。另外，你不但要向她提供食宿，还得提供帮助。她在得土安举目无亲，身上还背着一段极其不光彩的历史，所以你必须给她腾个地方。从现在开始她就得在这儿安家了，明白了吗？”
她无精打釆地回答：“明白，警察先生，像清水一样明明白白！”“好，那我就把她留给你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去哪儿找我。说实话，我也不想让她住在这里，因为我担心过不了多久她就让你给带坏了，但不管怎么说……”
胖女人打断了他的话，假装无辜又略带讽刺地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我没什么可值得怀疑的，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对吗，警长先生？”
警长没有被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的故作滑稽蒙骗。
“我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心存怀疑，坎德拉利亚，这样我才有饭吃！”
“您要是觉得我那么坏，干吗还把这光荣任务交给我呢？亲爱的警长先生！”
“我已经说过了，时局太坏，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她，你别以为我愿意把她送你这儿来。不管怎么说，人交给你了，你得给她找点差事干。我不认为短期内她能回西班牙去，但她必须得挣钱，因为还欠着一大笔债。看看能不能给她找个店员、理发店小工之类的活儿。总之，只要是个正经地方就行，你看着办吧。还有，我已经跟你说了一千遍，别再叫我‘亲爱的警长先生了’！”
她这时候才开始打量我，仿佛之前根本就没注意到我的存在。她用目光上上下下扫视着我，一点儿都没表现出好奇，似乎只是在估量这个从天而降的包袱有多重。然后她把目光投向警长，假装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放心吧，克拉乌迪奥先生，坎德拉利亚会对她负责的！我看看能把她安排在哪儿吧。不过您可以一百个放心，您也知道，包在我身上准没问题的！”
房东太太这番信誓旦旦的保证似乎并没有让警长信服，他还要进一步施加压力，进一步跟她讲条件，以确保我能在这里得到妥善的安置。他压低声音，竖起食指指着她的鼻子，这次的严肃让她再也不敢装疯卖傻。
“给我小心点儿，坎德拉利亚，你最好放聪明些。现在已经够乱了，除非不可抗力，我不想再有任何麻烦。你最好别想着把她卷入非法勾当。你们两个我谁都不信，所以我会派人严密监视。一旦发现有任何异常举动，就把你们带回警局，到时候没有人救得了你们，明白吗？”
我们两个人都低声回答：“明白了，先生。”
“好，那就这样吧。您好好养病，一旦身体允许了，就赶紧出来工作。”
他看着我，用眼神表示告辞，似乎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伸出手来跟我告别。但最终还是没有伸手，只是用很简单的两个词结束了这次见面保重，再见。“然后就离开了屋子，一边步履轻快地下楼，一边用手抓住帽顶整理了一下帽子。我和胖房东站在门口，屏息静气目送他离去，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当我们听到他走完最后一级台阶，正要转身回屋的时候，他那充满威胁的声音再次在楼道中响起：
“我会把你们俩一起扔进牢房，到那时候上帝也别想替你们开脱！”“去死吧，浑蛋！”坎德拉利亚用她硕大的屁股狠狠地关上了门，然后看了看我，勉强笑笑，试图抚慰我的茫然。“这家伙就是个魔鬼，快把我逼疯了。不知道他哪来的神通，什么小动作都逃不过他的法眼，我就跟整天背着个讨债鬼似的。”
然后她重重叹了口气，硕大的胸部随着呼吸一起一伏，像两个鼓鼓囊囊的大气球挤在那件紧巴巴的棉质连衣裙里。
“好了，亲爱的，进来吧，你就在最里面的那些房间里找一间住下吧。唉，该死的暴动，把我们每个人都折腾得四脚朝天。街上到处是争吵，兵营里血流成河。看看什么时候能结束吧，好让我们回到正常的生活。现在我要出去一趟，有些小事要处理。你就在这里收拾收拾准备住下。吃饭的时候我会回来，到时候你再慢慢给我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用阿拉伯语大喊了几声，一个摩尔小姑娘用抹布擦着手匆匆忙忙地从厨房跑出来，看上去还不到十五岁。她们俩一起腾了个小屋子出来，换上床单。从这天晚上开始，这间连个通风口都没有的小屋就要成为我的栖身之地了。我将在这里安置下来，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待多久，也不知道未来会驶向何方。
坎德拉利亚•巴耶斯特罗，四十七岁，在得土安大家都叫她走私者坎德拉利亚。据她自已说，她挨过的打比瑞古拉雷斯兵营里的士兵还要多。大家都知道她是个寡妇，但是连她自己也无法确定她的丈夫是否真的死在西班牙了，或许七年前从马拉加寄来的那封声称她丈夫因肺炎死亡的通知信不过是一个卑鄙无耻的谎言，仅仅是为了甩掉她而不让任何人去找他。他们本来是安达卢西亚一个橄榄种植园里一贫如洗的临时工。
一九二六年里夫战争后，夫妻俩搬到了摩洛哥的西班牙保护区。他们做过各种各样的生意，但大多数利润微薄，而那一点儿可怜的收人也都被他拿到酒馆、妓院挥霍掉了。他们没有孩子，自从丈夫弗朗西斯科人间蒸发以后，她就孤身一人，而且因为同西班牙断了联系，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做各种走私生意了。最后坎德拉利亚决定租一栋房子，开一家低档客栈。但她并没有因此金盆洗手，但凡手中有点东西，就不停地倒买倒卖、交换、讨价还价。钱币、烟盒、印章、自来水笔、丝袜、钟表、打火机，所有的一切来历不明，去向也不明。
她的房子位于拉鲁内塔街，正好在摩尔人社区和西班牙人居住区之间。这里向每一位敲门求宿的人提供食宿，一视同仁。住客一般都穷困潦倒、穷途末路，但是她跟他们，跟任何能碰到的人都能搭上生意：卖给你东西，买你的东西；你欠我的，我欠你的；我让你五毛，你让我一块。她干起这些来十分小心谨慎。别看说话做事像母老虎，做起不明不白的生意时，那股麻利劲儿似乎能摧毁一切，但她可一点儿都不蠢。她很清楚，在巴斯盖斯警长眼皮底下最好别干什么出格的事。偶尔开开玩笑、嘲讽几句不要紧，但要真让他抓到什么非法勾当的把柄，麻烦就大了，不但手头的东西保不住，而且，用她自己的话说要是让他发现什么龌龊事，他能把我抓回去生生扔油锅里煎了。”
那个可爱的摩尔小姑娘帮我一起收拾房间。我们打开少得可怜的行李，把衣服挂到衣柜里。说是衣柜，其实不过是一个木框，用一块破破烂烂的布帘子挡着。一个衣柜，一个光秃秃的电灯泡，一张破旧的床和一块絮绒床垫就是这个房间里所有的家具了。一本不知何年何月的日历，上面印着夜莺的图案和西格罗理发店的宣传语，是四面石灰墙上唯一的装饰物，除此全是漏雨留下的斑驳印记。屋子一角有一个箱子，上面堆着些平时用不着的家什•。一个大草筐、有缺口的脸盆，两三个掉了漆的尿壶，一对锈迹斑斑的笼子。虽然环境很差，处处透出贫困，但很干净。那个黑眼睛的小女孩，一边帮我收拾着乱糟糟皱巴巴的衣服——这些衣服现在是我所有的财产了，一边用轻柔的嗓音不停地说：“小姐，您别担心，哈米拉帮你洗，哈米拉会帮小姐把衣服都熨平。”
事实上我还是没有力气。搬运行李，把东西都倒腾出来，已经让我体力不支了。我不得不找个地方靠着，以免再次晕倒，然后跌坐在床脚，闭上眼睛，用手蒙住脸，两肘支在膝盖上。几分钟以后眩晕过去了，我又回到了现实中。小姑娘哈米拉还在身边，忧心忡忡地看着我。看看四周，还是那个贫瘠又昏暗、老鼠洞一样的小屋，衣服皱皱巴巴地挂在衣架上，打开的行李散落在地上。明天仍是一处未知的悬崖，我带着几分宽慰想，尽管事情已经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地步，至少我有了一个容身之处。
不到一个小时，坎德拉利亚就回来了。在这之前和之后，为数不多的几个住客也陆续回来了，他们都在这里吃住。其中有一个生发剂推销员、一个邮电局的职员、一个退休教师、一对瘦得像金枪鱼干一样的老姐妹，还有一个胖胖的寡妇带着她的儿子。这个男孩正在变声期，嘴上的绒毛也已经很密了，但他们都叫他小巴格。当坎德拉利亚介绍我的时候，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向我问好，然后静静地围坐在桌子旁边。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坎德拉利亚坐在长桌的一头，好像在主持会议。其他人坐在两侧。女人们带着小巴格坐一边，男人们坐另一边。“你就坐在我对面吧！”坎德拉利亚对我说。然后她开始上菜，还不停地唠叨诸如肉价涨了许多，今年的瓜特别好特别甜之类的琐事。这些牢骚和评论并不是特意对着哪个人说的，但她极有热情，不停地东拉西扯，不管这些事多么无关紧要，也不管食客们多么心不在焉。没有人插嘴，所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吃午餐，有节奏地拿着叉子在盘子和嘴之间移动。除了坎德拉利亚的絮叨、勺子跟瓷盘的磕碰声以及狼吞虎咽吃饭的声音，再也听不到别的动静。然后，她的一个疏忽让我忽然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没完没了地唠叨。就在她停下滔滔不绝的演讲、去厨房找哈米拉的时候，那对老姐妹找到了可乘之机。听了接下来的对话，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坎德拉利亚要亲自掌控饭桌上的话语权，牢牢把握着谈话的方向。
“据说巴达霍斯已经沦陷了。”老姐妹中妹妹的这句话似乎并没有特意说给任何人听。也许她只是对着水罐说话，或者桌上的盐瓶子、醋瓶子，又或者墙上那幅微微变形的圣塞纳画像。她的语调也很冷淡，就像在谈论第二天的温度或者是菜肴的味道。但是我马上就会知道，这句话简直跟刚刚磨快的刀刃一样锋利。
“那多遗憾！那么多好小伙子为了保卫神圣的共和国政府牺牲了。那么多生机勃勃的鲜活生命就这么挥霍掉了，要不然能给像你这样需索无度的女人带去多少欢乐啊，萨格拉里奥！”
推销员尖酸刻薄的回答在其他男性食客中引起了一阵哄笑。寡妇艾尔米妮亚发现她的小巴格也被逗笑了，便狠狠地朝着儿子的脖子打了一拳，孩子的脖子根都红了。可能是为了帮助男孩摆脱窘境，退休老教师头也不抬地用睿智的口气说：
“别笑，小巴格，据说笑多了会让人变笨。”
他的话音未落，孩子的母亲也开始调停：
“就因为这样他们才不得不造反吧。太多的欢笑、娱乐和放荡正把西班牙变成废墟，他们就是为了结束这•一切吧！”
这句话就像宣布禁猎结束一样。一边的三个男人和另一边的三个女人开始提高嗓门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起来。六个声音夹杂在一起，乱糟糟得像在鸡窝里，谁也不听谁的，所有人都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说着难听的话，互相辱骂。浑蛋、老不正经、撒旦的儿子、老妖婆、异类、恶棍等不计其数的骂名，通通都加到对面的食客身上。空气好像着了火，充满了歇斯底里的狂怒。一直保持沉默的只有小巴格和我。我是新来的，对他们争论的话题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见解。小巴格可能是害怕他母亲暴怒时凶神恶煞的样子。这个时候她正嚼着满嘴土豆，控诉退休教师是令人恶心的共济会[7]成员，是讨厌的桑塔纳斯的崇拜者，一滴油从她的嘴角流到下巴。与此同时，在桌子的另一头，坎德拉利亚的态度正在一点一点发生变化。愤怒让她的声音越来越大，简直像匹母马，刚才还很和善的脸慢慢变红，最后她终于控制不住，用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桌子，力道如此之大，桌上的酒都从杯子里溅了出来，盘子互相碰撞，炖菜汤流在桌布上到处都是。她的声音如同一声惊雷，把其他所有的声音都盖住了：“再在这个家里谈论他妈的打仗，我就把你们全都赶到大街上去，把你们的行李从阳台上扔出去！”
所有的人都心不甘情不愿，一边愤愤地弃枪缴械不再吭声，一边翻着恶毒的白眼，勉强控制着各自的暴怒吃完了第一道菜。第二道海鰺，大家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吃完的。饭后甜点是西瓜，吃甜点的时候大家似乎又激动起来，出现了争执的迹象，但是气氛并没有紧张到要爆发的地步。午饭终于平安无事地结束了。要等到晚饭的时候才能再次见面。晚饭时，一切又重演了。开始是开胃酒一样的讽刺和一语双关的笑话，然后双方互相投掷恶毒尖刻的话语，互相谩骂诅咒，最后就是赤裸裸的羞辱，向对方的眼睛扔硬面包。而作为专利，坎德拉利亚高声喊叫着，威胁双方如果继续在饭桌上吵架就立马把所有人都赶走。我这才发现，原来这是一天三顿饭的保留节目，天天如此。所有人一上饭桌就自动进人备战状态，削尖舌头，准备瞄准对面的食客毫不仁慈地开炮，坎德拉利•亚却从来没有赶走过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时局如此，暗箱操作的交易日益减少，她不会主动赶走一个每月付钱给她的房客。这些既可恨又可怜的人们，没有家也没有其他牵绊，付了房租才可以在这里吃饭、住宿、每星期洗一次澡。所以，威胁归威胁，基本上没有哪天的饭桌上不出现两边对骂、互扔橄榄核、发表政治演说、香蕪皮乱飞的情形。争吵更激烈的时候甚至互相吐口水、扔勺子。生活本身也慢慢演化成一场内战。
我在拉鲁内塔街公寓的头些天就是这么过的。对于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那些人，除了名字我几乎一无所知，顶多就是大致了解些他们住在这里的原因。退休教师和邮电局职员都上了年纪，孑然一身，是这里的长住居民。那对老姐妹是七月中旬的时候，为了替一位亲属料理后事从索利亚过来的，但是还没来得及回家，两岸的交通就中断了。生发剂推销员的情况也差不多，因为暴乱不得不留在摩洛哥的西班牙保护区内。那对母子在此安身的原因则模糊得多，虽然所有人都推测他们是在寻找她逃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他们原本住在小城托莱多，有一天早晨他去索科多维尔广场买烟，从此一去不回。公寓里每天烽烟四起，吵得不可开交。外面真正的战火也肆虐了整个夏天。这些流离失所、担惊受怕又烦躁易怒的人们，每天都密切关注着战事的每一寸发展。就这样我渐渐适应了这个家，这个小小的世界。同房东坎德拉利亚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虽然作为一个住客来说，她能从我身上获取的收入简直微乎其微。
我很少出门，既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人可拜访，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有时候跟哈米拉一起，如果坎德拉利亚回来的话，也会跟她一起待会儿，但是她不经常过来。如果她没什么急事，或者没什么生意要做，就会坚持要我和她一起出去看看能不能找点事情做。她总是说，丫头，看你脸色苍白得跟纸似的，整天见不着太阳。有时我不想跟她一起出去，因为没什么力气，但有时我也会让步。她就带着我去这儿去那儿，穿过摩尔人社区那些迷宫一样的小巷，还有西班牙社区方方正正棋盘一样的现代化大街，那里有漂亮的房子和精心打扮的人们。每遇到一个认识的生意人，她都上去问能不能给这女孩找个差事，或者知不知道谁能帮忙找个工作，她非常勤奋，千起活来没日没夜。然而时局不好，生意难做，虽然战火没有蔓延到这里，但是所有人都因为战争的未知走向忧心忡忡，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关注着得失，关心着亲戚朋友的下落、前线战事的进展，操心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即将出生的人。没有谁想要扩大生意，当然也不想再雇用新伙计。虽然每次出门我们都会以在西班牙广场的某个露天咖啡馆喝一杯阿拉伯茶、点一盘肉串作为结束，但是多日打听都无消息对我来说只会令焦虑的情绪雪上加霜。虽然坎德拉利亚嘴上不说，我也看得出来她越来越担忧。
我的身体跟精神一样，以蜗牛般的速度恢复着，这么长时间了仍骨瘦如柴，气若游丝，同身边那些被夏天的太阳晒得黝黑的人们形成巨大的反差。我的情感依旧迟钝麻木，仿佛灵魂已经枯竭。得知被拉米罗拋弃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我还怀念那个没有出世就失去了的孩子，从我知道他的存在到失去他仅仅只有几个小时。我也日夜思念着母亲，不知道她在四面楚歌的马德里情况如何。这还不算，身上背着的官司让我整天提心吊胆，克拉乌迪奥先生的警告也让我心惊胆战，一想到如果在规定期限内还不清欠下的钱就真的要去蹲监狱，我完全不知所措。所以我整天面色苍白，难掩心中的剧痛。
疯狂的爱会让人变傻，变盲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会让人丧失对周围事情的感知，让人的感觉变得迟钝，进而失去观察和感受的能力。它让你不得不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离周围的世界越来越远。它使你躲进爱情的小天地，即使事情发生在眼前，也会浑然不觉。当一切都烟消云散，我才发觉同拉米罗在一起的那八个月，我对他的爱 如此单纯而浓烈，以至于除了他，我没有接触过其他任何人。我这才醒悟到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多么孤单。在丹吉尔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别人交往，除了拉米罗，我对谁都不感兴趣，顶多会陪他见见他想见的人。而在得土安，他已经不在了，我的生命支柱随之倒塌，感情无处寄托。因此我必须挣扎着学习独自生活，为自己打算，并且一天天淡忘他的绝情抛弃给我带来的无尽伤痛。就像皮特曼学院的宣传册上写的那样：生命之路漫长而崎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