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所掌握的只是一连串的间接证据。众所周知，一环薄弱，全链易断。我们从这些一连串的根本站不住脚的证据中能明白什么呢？让我们一个一个地重新审视这些证据，看看它们能否站住脚。陪审团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确信，在我们重新审视完毕之后，菲利普·霍金既不会被判谋杀罪，也不会被判强奸罪。
你们已经听取了两个证人的证词。他们说，在爱丽森失踪的当天下午，他们看见菲利普·霍金在一片树林和灌木丛之间的地里，后来在那片树林里发现了爱丽森的狗，在灌木丛里发现有打斗的痕迹。我这样说绝非暗示这两个证人中有一个在撒谎，或者是两个都在撒谎。在我看来，他们确信他们说的是事实。
但是，我认为，在斯卡代尔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村庄里，冬日的下午几乎天天一样，分不清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也不足为奇。请诸位想一想，斯卡代尔的每个人都为爱丽森的失踪深感迷惑和不安。如果在这个时候，某个手执权柄的人，例如一个警官，暗示说，这里出了问题，一旦将其纠正，就可以解开这个谜。这时，如果证人迎合警官的暗示，你不会觉得很吃惊吧？尤其是将矛头指向本来就不属于他们这个关系紧密的圈子内部的、被他们认为是外来的、被很多人所怨恨的乡绅菲利普·霍金。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不能忘记，如果菲利普·霍金被送上了绞刑架，斯卡代尔以及斯卡代尔所拥有的一切都将归他的夫人所有，而她恰恰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下面，我们看看霍金夫人本人的证词。无论她怎么说，我们都不要忘了，她依然是霍金夫人。你们也许会认为，她愿意出庭作证，证明她丈夫有罪，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但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结婚不到十八个月的新娘，站在了原告的一方？她代表控方作证，是否意味着控方证据不足，不足以说明问题呢？
不，女士们，先生们，它并不意味着控方证据不足。它只是向我们表明，人世间只有女儿与母亲的亲和关系是牢不可破的。
霍金夫人的女儿是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三失踪的。她为此焦虑不安，心急如焚，六神无主。对于她来说，那位年轻的探长是唯一能给她带来希望的人。他激情满怀地投身到本案当中。他极富同情心，一心扑在案子上。可是他毫无进展。最后，他怀疑爱丽森的继父与爱丽森的失踪有关，并决心证明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设想，这对于一个正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下的女人，会产生什么影响？毫无疑问，这个时候，她缺乏主见，容易被人所左右。她认为他的话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她想知道女儿失踪的真相，她想结束这种令她惶惶不安的可怕状态。她宁愿指控她的怀疑丈夫，也不愿因为不知道女儿到底出了什么事而整天提心吊胆。
陪审团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必须以怀疑的目光看待霍金夫人的证词。
关于实物证据，没有任何一件能够指向菲利普·霍金。这个国家大约有六百万男人和菲利普·霍金的血型一样；他们当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在铅矿里留下精子；怎么就能证明那一定是菲利普·霍金的呢？老乡绅卡斯尔顿的书房里有四百二十三卷书，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详细描述了铅矿的那一本书曾经有人动过，包括海斯特·洛马斯和贝内特探长。怎么就能证明他一定看过呢？巴克斯顿的“博姿药妆”零售连锁店每周都要卖出二十到三十卷弹性绷带，其中两卷卖给了菲利普·霍金。我们有人住在乡下吧？今天这儿划伤了，明天那儿蹭破了，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这怎么就能证明他是个强奸犯或是杀人犯呢？
这当然什么也不能证明。虽然这些间接证据不能说明什么，但是，不可否认，如果所有这些都堆在了天平的一边，那看起来对霍金先生就极为不利了。所以，人们都会去想，如果不是他自己造成了这样毋庸置疑的结果，那还会是谁呢？
律师的工作当中常常会涉及一个我们都很痛恨的方面。虽然大多数警官都诚实可靠，清正廉洁，但不时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有责任揭露那些害群之马。有些警察由于贪得无厌，不能忠于职守，但是，在我看来，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警察视法律为儿戏，恣意妄为。
今天我们来到法庭不是因为菲利普·霍金的犯罪，而是因为乔治·贝内特探长的好大喜功。他渴望把爱丽森·卡特尔的失踪案查个水落石出，便不择手段，违反司法公正。再没有比这更合理的解释了。如果一个警察置事实于不顾，急于结案而丧失理智，这是何等的可怕。
如果再来看看这些间接证据，我们便会发现，这个人有动机、有手段也有机会陷菲普·霍金于不义。他是一个年纪轻轻、没有办案经验的警官。此案毫无进展使他感到万分沮丧，其上司的那双眼睛一定使他感到如芒在背，于是他便下定决心，找出一个所谓的罪犯，并判其有罪。
乔治·贝内特不止一次地独自一人待在霍金先生的书房，当然有足够的时间去找一把枪、去翻一本书，甚至有时间去发现保存保险柜钥匙的地方。乔治·贝内特赢得了霍金太太的信任，在他获准对宅第进行搜查之前，贝内特早已在那里自由出入了。要拿走霍金先生的衬衫，有谁比他更方便？贝内特先生也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于是，要诱使洛马斯夫人和他的孙子作伪证，让他们故意说错看见霍金先生的时间，有谁比他更方便？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照片。乔治·贝内特像菲利普·霍金一样，都喜欢摄影。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仅仅是用傻瓜相机拍一些节日快照。但他却不同。大学期间，他就是摄影俱乐部的秘书，还曾写过一些关于摄影方面的文章。他有一台人像专用照相机，这些照片一定是用这台相机伪造而成。贝内特对摄影非常在行，懂得如何伪造照片。菲利普·霍金曾为爱丽森拍过许多照片，其中许多是在爱丽森不知道的情况下拍摄的。所以，在有些照片中，爱丽森看起来显得郁郁不乐。他也有一些自己的照片。有了这些照片，再加上很多警察局都有查收的色情作品，乔治·贝内特就足以制作这些看起来可以定罪的照片了。
从最坏的角度看，我们发现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阴谋，这都源于一个狂妄自大的警官知法犯法。从最好的角度看，我们能够确认，原告的指控毫无疑问存在着很大的疑点。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把菲利普·霍金的命运就交给你们了。我坚信，你们将会宣告他的两项所控罪行均不成立。谢谢！
审判Ⅷ
摘自关于菲利普·霍金一案的官方文本；法官弗莱彻·赛姆森向陪审团所做的概述。
陪审团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原告方必须无可辩驳地证明被告所控罪名成立。被告方须对原告的证据提出质疑。或许在这种时刻，你们当中有人希望我表明自己的态度：该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可是，这不是我的职责。这是你们的职责，你们不能逃避。我的职责是保证公平公正，从而确保正义得到伸张。我将对此案做一概述，并在法律法规方面为你们提供咨询。
本案的难点主要在于，不论爱丽森·卡特尔是已经死了，还是依然活着，都不能来为本案作证。如果她还活着，那么被告的第二项罪名——谋杀罪显然不成立，但她便会成为被告第一项罪名——强奸罪的最为重要的证人。如果找到了她的尸体，那么法医将会揭露真相，从而为我们提供很多证据。但是，爱丽森不能出庭作证，因此我们只能依靠所提供的证据做出判断。
首先，我必须告诉诸位，对谋杀罪的推定，原告不必一定要找出尸体。曾经有人在未发现尸体的情况下被判谋杀罪。我将告诉诸位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与本案有几点相似之处。
一名叫盖伊·吉布森的女演员在从南非乘船回国的途中，其他乘客报告说她失踪了。于是，在轮船上展开了搜查，船长甚至调转船头，在出发地也进行了搜查，可是没有发现吉布森小姐的任何踪迹。一个叫詹姆斯·剑的船员有作案嫌疑，因为另外一名船员在半夜曾看见他在吉布森小姐包舱的门口。船靠岸时，这位船员被逮捕了，他承认去过吉布森小姐的包舱，但他声称，是吉布森小姐勾引他去的，目的是和她发生性关系。
他还声称说，正在做爱的时候，这位女演员由于突发疾病而死。发病的时候，她的身体剧烈地抽搐。她紧紧抓着他，抓伤了他的后背和肩膀。他说，他一时慌了神，便把她的尸体从舷窗扔进了大海。原告方说，在他强奸那位女演员时就勒死了她。如果真是如他所说，他为什么在她发病时不去找医生呢？
詹姆斯·剑最终被判犯有谋杀罪。
另外还有麦克·昂努弗莱斯科一案。他是个波兰人，曾在二战中立过战功。他后来和另一个叫斯坦斯拉夫·斯库的波兰人在威尔士合办了一家农场。后来，一个负责侨民的警察发现斯库先生失踪了。麦克·昂努弗莱斯科说他的合作伙伴卖掉了他的股份，返回波兰了。
然而，警方调查时发现，所有斯库的朋友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这个计划。斯库的银行账户一直没有动过。昂努弗莱斯科的一个朋友也对此事也予以了否认。昂努弗莱斯科曾经说，他买农场的钱就是向这位朋友借的。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警方了解到，这两个人曾发生过争吵，甚至相互威胁。后来，在农场还发现了血迹。此外再无其他确凿的证明。
审讯时，昂努弗莱斯科交代，他把合作伙伴的尸体喂了猪，因此警方没有找到被害人的尸体。高等法院王座庭庭长在驳回上诉时指出，死亡的事实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以证明。
所以，按照我国法律，陪审团对于谋杀罪的认定，并非一定要找到尸体。如果你们认为原告方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指向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那么你们有权做出有罪判决；同样，如果被告方使你们对这些证据产生了怀疑，你们则应该做出无罪判决。
那么，关于本案中的证据……
宣判
乔治心不在焉地看着一篇有关一家准许销售酒类的杂货店被抢的报道。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他抓起电话，只听克拉夫直截了当地说：“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我这就来。”乔治砰的一声挂断电话，砰的一下站了起来。他拿起大衣和帽子，冲出了办公室。他直接上了车，将车发动了起来。开过门柱时，他看见马丁警司正在办公室窗前，他想，他是不是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
汽车从小镇呼啸而过，疾驶在古罗马大道上，抄近路穿过一块块儿绿色田野，绕过一堵堵灰白色的干砌墙，宛如锋利的刀片在用不同颜色的小块儿织物拼缝而成的被子上犀利地划过一样。他把油门几乎踩到了底，速度表的指针已经跳到了五十、六十，甚至跳过了七十。一旦前方有人或是有车，他便把喇叭按个不停，以使对方闪开让道。
乔治对夏日午后的美景视而不见，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迎面蜿蜒而来的公路上。穿过纽黑文路口，他被迫放慢了速度，因为古罗马大道在这里被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公路所取代。公路崎岖不平，坡陡弯急。乔治什么也顾不上想，脑子里只有法庭中那十位男陪审员和两位女陪审员。他终于穿过了一个集镇，开阔的大路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想，会不会在他赶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出了无罪判决呢？不知怎么的，他觉得不会这样。他相信自己已经给斯坦利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就像给枪膛里装足了子弹一样，以此完全可以击倒霍金，但同时，他也知道，海斯密施的确是一个刁钻的辩护律师，给他们出了不少难题。
他刚拐到巡回法庭所在的郡政府大厅旁边的小道，正好有人从停车场把车开了出来，在边门那里腾出了一个车位。“嗯，这可是个好兆头！”乔治一边这样轻声自语，一边把车开了进去，接着便径直冲进大厅。可是大厅里几乎没什么人，他一下愣住了。审判室的门开着，只有一个庭警在看《镜报》。
乔治走上前，问道：“案子还没结吗？”
那人抬起头看着他，说：“还没有。”
乔治用手捋了捋头发。“你知道原告方的人在哪儿吗？”
庭警皱了皱眉头。“在兰姆旗酒店的大厅里。穿过广场就到了。唉，食堂也关门了。”他又皱了皱眉头，“上周你来过，”他以责备的口吻说，“你是贝内特探长。”
“是啊。”乔治不情愿地应了一声。
“你的朋友今天也来了，”庭警接着说，“就是看起来像橄榄球的第一排边锋一样的那个。”
“你看见他去哪儿了？”
“他说要是见到你，要我给你说一声，他也在兰姆旗，那是唯一一个能听见陪审团回来的地方。”
“谢谢。”乔治回头说道。他径直从正门走了出来，穿过广场，向驿车旅馆走去。他刚一进去，差点被克拉夫的腿绊了一跤。克拉夫正躺在一把印花布扶手椅上，腿伸得长长的，手里握着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旁边烟灰缸里的烟还在慢慢地燃烧着。
“没堵车吧。”克拉夫边说着边直起了腰，“拉个椅子坐过来。”他指着小圆桌旁的几把高高的扶手椅说。小圆桌和扶手椅把本来就显得拥挤的用玻璃围起来的前台大厅占满了。椅套上粉红色和绿色的洋蔷薇图案与传统威尔顿机织绒头地毯上的大红大绿极不协调，但他们谁也没有心思注意这些。
乔治坐下来。“哪儿来的？”他指着那瓶威士忌酒问道，“唉，至少还得等一个小时才会开庭。”
克拉夫挤眉弄眼地说：“我上次从圣奥尔本斯把威尔斯带来的时候认识了那个女接待员。你要不要来一瓶？”
“我怎么会拒绝呢？”
克拉夫走过去，倾着身子，伏在贴着木质饰面的吧台上。乔治听见一阵嘀咕，不一会克拉夫又坐在了他的身边。“她一会儿就送过来。”
“谢谢。判决前法官的总结性陈述怎么样？”
“不偏不倚。所以上诉法院显得很平静。法官摆出证据，公正合理。他给人这种印象：刚刚让你感到受了委屈，马上又说一定有人在说谎，所以必须查明说谎的人是谁。他对什么是毫无根据的怀疑，什么是合理的怀疑作了详细的解释。陪审团的人出来的时候一个个都阴沉着脸。”
“谢谢你，还专门跑过来。”乔治说。
“等待判决很有意思。”
“是啊，不过你今天休假。”
克拉夫耸耸肩膀。“我知道，但马丁不能因此不让我来吧？”
乔治咧嘴笑了笑。“只不过他还没往这儿想罢了。嗯，记者都去哪儿了？”
“在楼上唐·斯玛特的房间里喝金铃威士忌呢。一个地方报的记者倒霉透了，他还待在法庭，只要陪审团那边有动静，就马上打电话过来。法官在临时休息室。乔纳森·普里查德走来走去，就像个爸爸在等待孩子出生一样，坐立不安。
乔治叹了口气。“我能体会他现在的心情。”
“唉，安妮好吗？”
乔治点了一支烟，耸起眉毛。“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她很难过；天气闷热，也让她打不起精神。她老说她觉得胸口好像压着一袋土豆。”他紧张地咬了咬大拇指，“老婆怀孕了，手头又有案子，搞得我实在焦头烂额。”他突然站了起来，走到最近的一扇窗户边，目光掠过广场，望着法庭，说：“如果宣判‘无罪’，那我该怎么办？”
“即使他逃脱了谋杀的罪责，法官依然可以判他强奸罪。”克拉夫说得合情合理，“无论海斯密施怎么狡辩，他们不会相信那些照片是你伪造的。我想，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会认为你发现了照片之后，觉得沾沾自喜，于是便认定霍金也犯有谋杀罪。”
“但是在我发现照片之前，鲁丝·卡特尔先发现了手枪。”乔治盯着克拉夫，愤怒地说。
“陪审团未必会这么想吧。”克拉夫说，“唉，不管陪审团怎么想，他们不可能不给霍金判强奸罪。好啦，振作起来。他们看照片时你在法庭，当时陪审团就很讨厌霍金的。相信我，他们肯定会认定霍金的两项罪名都成立。坐下，别再烦了。你这样让我很紧张。”克拉夫总想给乔治鼓鼓劲儿，但却无济于事。
乔治回到桌边，拿起酒，又回到窗边，茫然地盯着一幅色彩绚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狩猎图。“休庭多长时间了？”
“一小时三十七分钟了。”克拉夫看了看表说道。这时，服务台的电话响了，乔治转过身，盯着服务台后面的女接待员。
“兰姆旗服务台，”她懒洋洋地说，眼光向乔治透了过来，“是的，叫什么？”她顿了一下，看了看旅馆登记簿，“邓肯夫妇。什么时候到？”
乔治失望地叹了口气，又转过身盯着郡政府大楼。“真搞不懂陪审团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他抱怨道，“他们应该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为什么要意见完全一致呢？陪审团里要是有一个固执己见的陪审员，多少罪犯会逃之夭夭？为什么想法和我们不一样呢？”
“乔治，陪审团可能还要讨论几个小时，说不定整个晚上或明天一天都还要讨论。干吗不先坐下，喝喝酒，抽抽烟？要不然，我们都会得高血压，最后只好住进德比郡皇家医院。”克拉夫嚷嚷道。
乔治重重地叹了口气，不情愿地坐回到椅子上。“你说得对。我知道你是对的。可我就是如坐针毡，心急火燎。”
克拉夫从夹克口袋儿里拿出一副扑克牌，问道：“会玩儿克里比奇吗？”
“没有记分板啊。”乔治说。
“多琳，”克拉夫喊道，“能不能给我们找个玩儿克里比奇的记分板？”
多琳眼睛往上一翻，摆出一副恼怒的样子，别人一看就懂，她心里在骂：“这帮男人，”接着从一个后门走了出去，“调教得很听话啊！”乔治说。
“总给她们一些念想。这是我的法宝。”克拉夫边洗牌边说，这时，多琳走了过来，把记分板放在他们中间，“谢谢，宝贝儿！”
“唷，唷，看清楚了，叫谁宝贝儿呢？”她把头一甩，踉踉跄跄地回到服务台——高跟鞋实在是太高了。
“我看清楚了！”克拉夫提高嗓门儿，专门让她听见。如果在平时，这样的打情骂俏肯定会把乔治逗乐。可是今天，这只会让他恼火。他强迫自己看着手上的牌，但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会像被黄蜂蜇了一样一跳而起。
两人打着牌，谁也不说一句话，气氛显得很紧张，只有在得分的时候才会听到一声“得分了”或是在点烟的时候打火机发出的声音。到六点半，他们吸了将近二十支烟，每人喝了四大瓶苏格兰威士忌。到了最后的决胜局，乔治站了起来。“我得去广场走走，呼吸点儿新鲜空气。”他说。
“我陪你去。”克拉夫也站了起来，牌和酒瓶堆了一桌子。克拉夫告诉多琳，他们一会就回来。
这是一个夏日的夜晚，天气很热，市中心已基本上没什么人了，偶尔有几个，那可能是办公室一时走不开，回家迟了的人。对出来看电影的人来说，又显得有点早，所以，这个时候的广场只属于乔治和克拉夫他们两人。他们在乔治二世的雕像前停了下来，靠在柱子上又抽了一根烟。“我这辈子都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乔治说。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克拉夫说。
“你？汤姆，你悠哉乐哉得像三趾树懒一样，你还紧张？”乔治抱怨道。
“表面上是这样，实际上我也跟你一样，心都揪在一起了。”克拉夫耸耸肩，“我只是比你善于掩饰罢了。你刚才说，如果霍金被判无罪，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嘛，我可是该怎么办。我会交出身份证件，找一份不会让我得胃溃疡的工作。”说着，他把烟头一抛，胳膊猛地一挥，双手抱在胸前，宽大的脸庞上嘴巴抿成了细细的一条缝。
“我，……我真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乔治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案子让我焦虑不安？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因为爱丽森·卡特尔睡不着觉吗？”克拉夫恶狠狠地说。
乔治搓了搓脸，把头发搞得乱蓬蓬的。“没有，我没那么想。”
“没有人站出来为爱丽森说话，”克拉夫义愤地说，“如果霍金今天晚上走出了法庭，那就意味着我们撇下她不管。”
“是。”乔治喃喃地说，“可是，你知道吗，汤姆？”
“什么？”
乔治摇了摇头，转过身去。“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甚至这样想，说出来也没关系，可是……”
克拉夫等着他说下去。过了一会儿，他问：“怎么想？”
“我越是看见报道里说，我是个贪赃枉法的警察，诬告霍金，我越是不停地想，或许我早就应该想方设法让整个事情显得更加天衣无缝。”他愤愤不平地说，“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该死的案子把我逼成什么样子了。”
克拉夫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们两人都看见从兰姆旗旅馆走出好些人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律师。他们一路走来，长袍在他们身上翩然舞动，像黑色的翅膀。门口挤满了记者，有的还在慌慌忙忙地穿外套，有的在急匆匆地戴帽子。克拉夫和乔治相互看着对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终于盼来了。”乔治轻轻地说。
“好啊，您先请，老板。”
随着人们的到来，广场突然热闹了起来。卡特尔一家、克劳瑟一家以及洛马斯一家从西边走来，那边一家咖啡馆还一直开着，老板为了赚钱，在这儿喝茶、吃薯条的斯卡代尔人什么时候走，他什么时候再关门。霍金的母亲和来自圣奥尔本斯的威尔斯夫妇一起从南边走过来。大家都汇集到镇政府大楼的边门，门很狭窄，人们不得不挤在一起。就在这时，霍金的母亲猛地向他的胸口捅了一下，但他已顾不上理会了。人们都已挤进了大厅，坐在了指定的位置。当他们像落日时分的归鸟儿飞回栖息的树上时，霍金被两名警官带了进来，每一场审讯他都是由这两名警官带上法庭的。乔治注意到，他比上周出庭时看起来忧郁、憔悴多了。霍金四下望了望，强打精神朝他的母亲招了招手。这一次，他没有对乔治露出笑容，只是冷冷地盯着他，目光让人难以琢磨。
当法官和行政司法长官返回到席位上时，大家把脚移来移去，伸长脖子争相目睹他们的风采。只见法官身穿袖口镶着白鼬皮的鲜红的长袍，光彩照人。这时，让每个人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恐惧不安的时刻终于到了。只见陪审员鱼贯而入，他们特意避开了所有人的目光。乔治想咽口唾沫，但嘴里却很干涩。按照常规，如果陪审团不看被告，则意味着将会做出有罪判决。但他个人的经验是，陪审团返回到席位时从来不看被告。因为不论结果如何，要对自己的同胞做出判决，总觉得有些难为情。
选举产生的陪审团团长是一个中年人，脸庞不宽、脸颊呈粉红色，戴着一副角质架眼镜。其他人落座之后，他依然站着，眼睛紧紧地盯着法官。
“陪审团的各位成员，你们的判决达成一致了吗？”
“达成一致了，法官大人。”陪审团团长答道。
“第一条罪状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判决有罪。”
大家都宽慰地舒了口气，似一阵轻嘘低语，传遍了整个法庭。乔治觉得心中的块垒终于融化了。
“第二条罪状？”
陪审团团长清了清嗓子，说：“判决有罪。”
法庭里的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大，像是夜间绕着蜂箱的蜜蜂嗡嗡的叫声。霍金绝望的表情让乔治感到十分的欣慰。对此，他一点也不感到愧疚。霍金那英俊的脸上渐渐失去了红润，就像一幅钢笔画那样僵硬呆板。嘴刚刚张开却又很快合上，好像透不过气一样。
乔治仔细地注视着兴高采烈的斯卡代尔人。他在人群中寻找着鲁丝·卡尔特。正好在这一瞬间，鲁丝的目光转向了他。她热泪盈眶，嘴巴张得大大的，看上去如释重负。在她转过身投向她亲戚的怀抱前，他从她的嘴形上分明可以看出，她是在说：“谢谢你！”
书记员厉声喊道：“肃静！”
法庭里的喁喁私语逐渐消失了，人们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法官席。弗莱彻·赛姆森法官表情严肃地说：“菲利普·霍金，在依据法律对你宣判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霍金站了起来，他紧紧抓着被告席栏。他用舌尖舔了舔两个嘴角，接着，极度紧张地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没有杀她，我是无辜的。”
从他的话在赛姆森法官身上所起的作用来看，他还倒不如不要白费口舌。“菲利普·霍金，陪审团所做的最后结论是，你强奸了你的继女爱丽森·卡特尔，一个只有十三岁的女孩，接着又用枪杀害了她。为了伸张正义，我将依法对你进行宣判。”法庭里鸦雀无声。霍金两腿摇晃，站在他右边的警察抓着他的胳膊肘，迫使他站直。
赛姆森法官看了看放在他面前的决定霍金命运的宣判书，然后抬起头，直视着杀害爱丽森·卡特尔的凶手的那双狂乱的眼睛。“菲利普·霍金，你将被带回监牢，从那里你将被押赴刑场，处以绞刑。你的尸体将被掩埋在执行绞刑前最后关押地附近的公墓里。愿上帝宽恕你罪恶的灵魂。”
法庭里死一般的寂静。突然，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不！”
“警官，将罪犯带下去。”赛姆森命令道。
突如其来的打击使霍金浑身瘫软，他几乎是被警察架着下去的。乔治对这种反应很是理解，因为他自己的腿似乎也支撑不住自己了。突然，他被一群人围在中间，都想和他握一握手。查理·洛马斯，布莱恩·卡特尔，连马·洛马斯都在大声向他表示祝贺。他脑子里沉默寡言的斯卡代尔人的形象已经随着对霍金的宣判而烟消云散了。
攒动的人群中，普里查德大声喊道：“给你老婆打个电话，就说你要留在德比郡。我们到马路对面喝香槟去。”
“那是当然的啦！”马·洛马斯回应道，“不过他要和斯卡代尔人先喝。快点，乔治！我们每人给你敬一杯，你再和我们每人喝一杯，然后才会放你走。带上总和你一起的那头公牛！”
乔治头晕目眩，胃里翻江倒海。大家一直把他折腾到深夜。尽管困难重重，他最终赢得了胜利。作为一名警察，他给爱丽森·卡特尔伸张了正义。他向他的上司发起了挑战，向英国的司法制度发起了挑战，向报界对他卑鄙无耻的诽谤中伤发起了挑战。他赢了！
1.一种二人策略型纸牌游戏。
刑场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四的晚上，有两个拎着手提箱的人在德比郡火车站下了车。同车的乘客没有太多地注意他们，可是一辆警车早已等候在车站。他们乘车穿过市区，来到了菲利普·霍金所在的牢房，有两名狱警在这里执行临刑前的监视工作。那天晚些时候，两人中年龄较大那一位轻轻地打开了活动门的活板，于是，这间死囚牢房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他看见一个个头较高、身材匀称的男人，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手里夹着一根烟。眼前的死囚与他根据手中的材料做出的计算完全吻合。材料上说：“五英尺十英寸，一百二十六磅。”七英尺的绞刑架刚刚合适。
霍金彻夜未眠。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鲁丝·卡特尔曾把信让克拉夫队长看过。克拉夫说，他在信里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无论我做过什么对不住你的事情，我绝没有杀害你心爱的女儿。我一生作恶多端，可是我绝没有杀过人。我不应该为自己从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被绞死，但是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因为有人撒了谎。我的血能将让他们愧疚不安。我并不是责备你被谎言所蒙蔽。请你相信我，我对爱丽森的失踪的确一无所知。现在，除了我的生命我已一无所有，到了早晨生命也将不再属于我，所以我根本没有必要撒谎，请相信我。对不起，作为丈夫，我没能做得更好。
在距离这里五英里的城市的另一端，乔治·贝内特也是彻夜不眠。他站在卧室的窗户前，吸着烟。他一个月前从巴克斯顿调到这里，这是他的新家。乔治难以入眠并不是因为菲利普·霍金的命运。昨晚七点五十三分，坐在椅子上的安妮突然挺起身子，疼得直喘气。她刚勉强站起来，乔治便一个箭步跨到她的身旁。很明显，这就是两周以来他一直期待的日子。安妮的预产期已经过了，可当时没有一点分娩的迹象。别人都给他说，头胎一般比预产期都会晚几天，但他还是一样感到焦虑。还没走到客厅门口，突然，羊水从安妮的下身流了出来，乔治被吓蒙了。她跌跌撞撞地下了楼，瘫倒在台阶上。她安慰乔治说，这是正常反应，但需要马上送她去医院，说着，便指了指大厅墙角的一个已经装好了的手提箱。
由于害怕和焦虑，乔治急得都快发疯了。他把安妮抱上车，又赶紧跑回来拿箱子，然后风驰电掣般地从平静安宁的街上驶过。路边的园艺工人向汽车投来了严厉的目光，而闲逛的小伙子们却羡慕不已。等他们到医院的时候，安妮已经疼得每隔几分钟都会忍不住尖叫起来。
还没等乔治说什么，安妮就被推进了产房。那是一个对于乔治来说非常陌生的地方。除非是男大夫，否则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进。他再三申辩，但还是被赶到了接待区。一个护士告诉他，他不妨回家去算了，因为待在这儿无论是给他妻子还是给医务人员都帮不上什么忙。
乔治感到懵懵懂懂、迷迷糊糊。清醒以后才发现自己站在停车场上，他甚至都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现在到底应该干什么呢？安妮倒是读了不少关于如何准备做妈妈之类的书，但没人告诉他该做些什么。只要孩子顺利生下来，就没什么问题了。那一套他还是知道的。到各个办公室给同事发喜烟，然后再和他们一同到酒馆喝喜酒。可是这一段时间里他该做些什么呢？需要等多久才能生下来呢？
乔治无奈地叹了口气，上了车，回到了家里。这是一栋漂亮的半独立式住宅，如果街角处再有一个小花园，那就和巴克斯顿的那套房子一模一样了。乔治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电话，向医院询问消息。
“看起来几个小时之内还不会生，”一个护士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早早睡觉，明天早上给我们打电话呢？”
乔治放下了电话。他和这里刑事调查科的人都还不熟，不然可以请出去喝一杯。他刚从壁橱取出一瓶威士忌，电话铃响了。他吓了一跳，手中的平底杯掉在地上打碎了，那是朋友送给他的结婚礼物。“该死！”他惊呼了一声，然后拿起电话。
“我的电话不是时候吗，乔治？”听到汤姆·克拉夫的油腔滑调，乔治感觉高兴极了，就像警察的线人听到了什么秘密一样。
“我刚把安妮送进产房。现在没忙什么。你有事儿吗？”
“我想办法和别人把上班时间换了一下。我想过来，明天早上看着他们绞死那个家伙。我刚才想着我们可以喝个一醉方休，不过，现在看来你还有事。”
乔治紧紧抓着电话，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抓住救生圈一样。“来吧，我陪你。在那些护士眼里，生孩子的事情男人一点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汤姆暗自发笑。“真的吗？好啦，你是有老婆的人，我可不想脏了你的耳朵。我大约一小时到你那儿。”
趁这点时间，乔治到楼下酒吧又买了几瓶啤酒，想着和威士忌一块喝。但真正喝的时候却又喝得不多，因为他们各自都惦记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午夜过后，克拉夫已经在备用客房里休息了，但并不是他那隆隆的鼾声让乔治睡不着觉——他第四次往妇产科打了电话。漫漫长夜渐渐散去，曙光初露。在不知不觉中，爱丽森·卡特尔所受的折磨与安妮正在忍受的痛苦在他脑中交替出现，竟至于最后把她们两人完全混在了一起。一直到东方破晓时，他才打了个盹儿。他蜷缩在床边，就像个胎儿一样。
七点，闹铃响了。他啪的一下睁开眼睛，脑子很清醒。已经是爸爸了吗？他展开盘着的双腿，几乎是一路跑下楼梯。电话里的语气依然如故，尽管口音不同。没什么喜讯。潜台词是：不要再打扰我们了。
克拉夫站在楼梯的扶手旁，一头蓬乱的头发，一双惺忪的睡眼。“怎么样？”
乔治摇摇头。“还没生。”
“好像挺奇怪的，”克拉夫打了个哈欠，“安妮的预产期应该到了吧！”
“倒不是这问题。预产期已经过了两周了。她有一本书，上面说焦虑会导致难产。这个案子也把她搞得很烦躁，”乔治一边上楼一边说，“一开始，我没日没夜地调查这个案件，不但不能照顾她，还让她为我担心；后来，报上说我怎么道德败坏、怎么把一个无辜的人送上了绞刑架，这些她还不得不看；现在，我已获得成功，她还会去想有个人就要被绞死。”乔治站在楼梯平台上，摇了摇头，他前额上的乱蓬蓬的金发也随之摆动，“没有流产真是个奇迹。”
克拉夫把手搭在乔治的肩上。“好啦，咱们穿好衣服吧。我去买早点，这条路上离监狱不远就有一家咖啡馆。”
乔治愣了一下。“你要去监狱吗？”
“你不去吗·”
乔治显得很惊诧。“我要去办公室，绞刑一结束，就有人会给我打电话。”
“你不去监狱？大家都在那儿，洛马斯一家、卡特尔一家、克劳瑟一家，大家都想见你。”
“想见我·”乔治的话音中带有一丝苦涩，“他们见见你就行了，汤姆。”
克拉夫耸耸肩膀，“我总觉得吧，把一个人送上绞刑架，如果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就应该面对它。”
“对不起，我没有这个兴趣。我去警局餐厅给你买份早点，如果你愿意，你就过来吃吧。”
“好吧！”
乔治转身往浴室走去。
“乔治？”克拉夫轻声喊道，“不管去还是不去，都没有什么难为情的。再没有什么差事比起我们干的这一行更糟糕的了，就连去告诉一位母亲她的孩子死了都比我们的活儿好干。但是没办法，我们还得干。我有我的干法，你还得再摸索。早饭就别买了，我过一会儿找你，我们今晚得出去，喝个天昏地暗。”
已是八点五十九分了，乔治看着手表的分针在表盘上滴滴地转动着。牧师应该已经给霍金念过祷文了。乔治想，不知霍金现在是一副什么样子，不用说，肯定是吓坏了。不过，或许他还会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
分针指向了“12”，附近教堂的大钟敲响了九点的第一声。死牢的双层门应该已经打开，霍金也将走过他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二十英尺，执行绞刑的人也应该已经把手腕儿上的带子系好了吧！
第二声敲响了。现在，行刑人应该在霍金的前面走着，他的助手紧随其后，他们尽量显得若无其事，仿佛在公园散步。
第三声敲响了。霍金应该站在了绞刑架上，双脚踏在了活板上。抽掉活板，霍金的生命也将随之结束。
第四声敲响了。行刑人就要转过身面对着死囚，伸出手示意他不要再往前走，他的助手蹲下来，把霍金的双腿用带子绑在一起。
第五声敲响了。乔治的眼前就像变魔术似的出现了一个亚麻布袋子。他仿佛看见行刑人从容地把它套在霍金头上。接下来进程就加快了，因为这个人一分钟内行将归天，人们不会再看着他了，他也不会再用哀求的目光看着他们了，也不会再用临死前那充满恐惧的呆滞目光盯着他们了。行刑人将布袋弄平整，以防绳索挂在铜眼上。
第六声敲响了。行刑人将绳索套在霍金的脖子上，确认一下铜眼位于霍金的耳朵后面。铜眼代替了传统的滑结，从而加快脖子断裂的速度，减少痛苦。
第七声敲响了。行刑人后退一步，给助手打了手势。助手抽出扁销，这是绞刑架上的安全装置。几乎在同时，行刑人拉动了控制杆。
第八声敲响了。活板拉开了，霍金猛地向下一滑——这是致命的一滑。
第九声敲响了。一切都该结束了。
乔治知道他的嘴唇边上都已经是汗津津的了，他伸手取烟时看见自己的手在颤抖。霍金现在已经一动不动了，就像爱丽森·卡特尔一样。
他轻松地出了一口气之后才意识到，他刚刚一直在屏住呼吸。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他一跳而起。
就在菲利普·霍金离开芸芸众生的那五分钟里，保罗·乔治·贝内特来到了人间。
汤姆·克拉夫和乔治原本计划好的开怀畅饮最终没能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