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右丞相汪广洋被杀。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权力过大，威胁帝权，于是在撤换李善长后，最初选中了汪广洋接替李善长的相位。汪广洋遇事小心谨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剧”而著称。
洪武六年，胡惟庸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共任右丞相。之后，汪广洋以“无所建白”贬为广东参政。但是汪广洋一离相位后，胡惟庸遇事专断与李善长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况且李善长还借胡惟庸等人，遥执相权，势力更甚于前。
汪广洋被贬后，当然也不服气，便暗中收集李善长的不法证据，于洪武九年（1376）与御史大夫陈宁，合疏参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这当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怀，于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再调回汪广洋为右丞相，以牵制胡惟庸，改变胡惟庸独相的局面。
然而汪广洋复相后，整日喝酒，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反而事事调和，公事“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这令朱元璋大为失望，又把他贬往广南地区。即使这样，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气，便又追加诏书，下令追到后，即将汪广洋就地处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广洋被贬杀。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权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权、抓权均无好下场。朱元璋对于相权的存在实际上已深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权过大，绝不希望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臣存在，废相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为相七年，擅权乱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关白中书省，就是给皇帝一份，同时也要给中书省丞相送一份。接着，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然而即使这样，也还不能令朱元璋满意。
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着就宣布裁撤中书省。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大权独揽。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稍后，朱元璋还宣布以后嗣君不许议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并立为祖训。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说胡惟庸独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它只不过是朱元璋废丞相的一个借口。胡惟庸被告称谋叛时，证据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会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认定谋逆是实，即行杀掉，连告发的涂节也全不放过，只是为了死无对证，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李善长的威胁。李善长为功臣之首，虽已退位，但势力还很大，加之与胡惟庸的姻亲故旧关系，始终令朱元璋耿耿于怀。为了巩固帝业，就必须彻底消除这一隐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断升级。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于是又为胡惟庸添上了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就是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但是据吴晗先生《胡惟庸党案考》，通倭通虏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个传说中的故事，时间越长，故事的范围便越扩大。到后来胡惟庸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朱元璋在杀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给他加上这些谋逆罪名，是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孙。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谓的“胡党”却未免牵强附会。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开国功臣李善长也最终被牵连进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杀。据说徐达也未能善终，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过几天就死了。
李善长是受祸最惨的，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他死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疏中论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后，未作任何批示，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胡案刚刚结束，蓝案又兴起。
蓝玉党案
蓝玉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胡惟庸案刚刚告一段落，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发生了一个案子，叫做蓝玉案。
蓝玉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是洪武后期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为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曾南征云南、北征大漠，平定叛乱，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被当场逮捕。一天后，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其家人也全部被杀。当时受株连被杀的，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两伯，两万五千人。为什么蓝玉在刚刚取得平叛胜利时，却因谋反获罪，在入狱第二天就被处死，并且株连如此多的人？这些都成为疑点，而且都与前不久刚刚发生的胡惟庸案极为相似，以至于后人常常把他们并称为胡蓝之狱。
《逆臣录》
《明太祖实录》、《明史》均记载，蓝玉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都督黄略、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以及蓝玉的部将等密谋，准备趁皇上举行出耕藉田仪式时，乘机劫驾，以图谋反。二十六年二月，为锦衣卫指挥蒋发现，告蓝玉谋逆。审讯群臣，案情属实，于是蓝玉等伏诛，列侯以下坐蓝玉党灭的不可胜数，详情都列在《逆臣录》中。
《明实录》、《明史》都是以《逆臣录》为依据的，所以《逆臣录》就成为研究蓝玉党案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文件。《逆臣录》是在蓝玉案发两个多月后，由朱元璋亲自作序，翰林馆臣编辑的，详细记载了蓝党谋反的主要事实，包括试图谋反的具体时间、参与人物、活动地点，言之凿凿，似乎是铁板钉钉，不容置疑。以至于人们虽对朱元璋借端株连，兴起大狱，颇有非议，但却认为蓝玉及其党徒谋反确有其事。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均遵照了《明太祖实录》、《明史》的说法。
朱元璋定胡惟庸案时，曾将案犯的狱词编为《昭示奸党录》，公布于世，不过它失传了。而《逆臣录》却保存下来，其传抄本藏在北京图书馆。《逆臣录》共五卷，选录出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往蓝玉的公爵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事情。于是，这位曾经为大明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军，霎时间变成了一个阴谋造反者。蓝玉谋反了吗？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逆臣录》果真是证实蓝党罪状的依据，还是恰恰说明它正是一桩冤案呢？吕景琳《蓝玉党案考》一文，对目前保存下来的《逆臣录》加以考证，认为《逆臣录》破绽百出，疑窦丛生。
首先，蓝玉并未招供。在这部供词汇编中并没有蓝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表明两名主犯根本没招供。另据郑晓《异姓诸侯传》载，蓝玉被告谋反时，朱元璋曾召集群臣廷议，蓝玉极力辩护，不肯牵连他人。詹徽恐吓蓝玉，逼蓝玉招供，蓝玉于是大声喊道，詹徽就是我的同党，吓得詹徽只好作罢。供词汇编竟然没有主犯的口供，这个狱词的真实性就颇值得怀疑。
其次，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自西北罕东地区南下川西，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八月二十二日，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昇，以交通胡惟庸罪被处死。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军都督佥事谢熊奉命前往成都，奉旨召取蓝玉回京。据谢熊供词，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凉国公宅第，蓝玉问：“谢都督，你怎么来的？”谢熊说：“我来取大人回京。”蓝玉说：“我知道，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胡党事内有我名字，差你来提取。实不瞒你，我如今回家看动静，若是果有这话说，好歹下手做一场。你回去休要泄机，若事成时，大家得安享富贵。”接着，便在四川到处活动，二十六年正月初一二到武昌，初三到九江，初七到安庆，一路上明目张胆地联络谋反事宜，令人咋舌，但随后的活动，更令人瞠目。
蓝玉大约在次年正月初十前后抵达南京，至二月八日被捕，前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据《逆臣录》所载口供，在这一个月当中，上自侯爷、督爷、指挥，下至千百户、总旗小旗，乃至奴仆家丁、贩夫走卒、流氓无赖，都穿梭来往于凉国公府，畅言谋反。粗略统计，有几千人出入蓝府，可谓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蓝玉谋反的事京城内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蓝玉既然是铤而走险，密谋反叛，他怎么可能在雄猜好杀的皇帝眼皮下如此张扬？
陈四益在《罗织的证据》一文中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供，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家后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日后也抬举你一步。”这个“老蒋”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的。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最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渔户和染匠。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
再次，谋反的具体日期露出了马脚。这一场几乎牵连到所有京城驻军和部分外地驻军中高级军官的宫廷政变，决不可能没有周密的策划，详尽的行动方案。而《逆臣录》所收口供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却是相当贫乏。景川侯曹震的儿子曹炳交待说：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晚上（即蓝玉被逮的前一天晚上），才听他父亲说：“等今年四五月间，我们预备下，伺候作事业，务要成就。”时间说得还很遥远，又没有具体情节。供得最多的是二月十五日皇帝往南郊举行亲耕藉田典礼这一天举事，这个政变的日期只是府军前卫的一些千户提供的，而公、侯、都督这些上层核心人物无一提到政变的策划及具体行动日期。况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二月十五劝农日皇帝去南郊这一天动手，是根本不可能的。皇帝出宫去南郊祭祀先农（神农氏）并亲自把犁耕田这个仪式，对天气的要求非常严格，虽定在仲春二月，但至于哪一天，要临时“择日”而行，需要钦天监预测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才行。为了确保准确，一般是短期预测，不可能过早决定这个日子。并且即使钦天监奏定了祭祀的日期，朱元璋也未必一定亲自前往。朱元璋平时警戒严密，诸事慎之又慎，行踪诡秘，所以离宫外出的确切日期，根本不可能提前宣布，因而一般人绝无可能较早知道祭祀的日期，更不可能预测朱元璋到底去不去躬耕藉田。照一般情理，这时太子新亡，朱元璋身体虚弱，他不亲自去南郊躬耕倒是可能性更大。这样，蓝玉怎么会在一个月以前就知道二月十五这一天皇帝要亲去南郊？不过，蓝玉被杀后，二月十五日这一天朱元璋确实去南郊举行了亲耕藉田的典礼。因此很明显“二月十五日劝农日下手”，是在皇帝亲耕藉田后编造的。这个日期被收录在《逆臣录》中，为《明史》等史籍所引据，孰不知这件最确凿的事实却恰恰成了蓝玉案中的最大漏洞和最有力的反证。
况且蓝玉伏诛后，这么多的高级将领全部束手就擒，没有一点儿反抗的馀地。如果他们事先有密谋，串联好的，或者早想造反，怎么可能就这么束手就擒呢？造反是假，要除掉这些悍将是真。可见，《逆臣录》不过是朱元璋罗织的一个幌子。
蓝玉本是朝廷倚重的对象，为什么要把他杀了？为什么朱元璋到了晚年，还要杀掉如此多的公、侯？
一根棘杖
明朝的江山稳固后，朱元璋就视那些功臣为眼中刺，唯恐其威胁到皇权，于是大肆杀戮功臣。胡惟庸案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终于得到解决，然而皇权与将权的矛盾又突显出来。
据说朱元璋在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谏言道：“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没有作声。第二天，他把太子叫到跟前，将一根长满刺的棍子扔在地上，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露难色。朱元璋说道：“我让你拿棘杖，可是棘杖上有刺，你怕伤了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你难道不明白我的苦心吗？我现在诛戮功臣，是在替你消除隐患。”谁知太子听了父亲的这番理论，大不以为然，反而应对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也就是说，如果父皇是一位贤明的君主，那么臣子自然就会顺服，言外之意就是朱元璋过于残暴。朱元璋大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就打太子，幸亏太子在惊慌中抛出负子图，使朱元璋忆起了与马皇后背负太子，同陈友谅作战的艰难岁月，太子才免遭杀戮。然而，朱元璋丝毫没有放松“剔刺”。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三十九岁的皇太子朱标突然病死。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继承人，他认为燕王朱棣和自己很像，为人阴鸷沉稳，想立他为太子，但遭到大臣的极力反对，认为与古礼不合，对其他皇子也无法交待。为避免继承问题上的矛盾，朱元璋不得已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仍按嫡长子继承制，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为太子朱标第二子，才十六岁，性格很像他的父亲，待人宽厚。因为他的哥哥早逝，得以继嗣为嫡长孙。但年幼的他从未实习过政务，不像太子已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与文武臣僚的感情也不如太子深厚。朱元璋唯恐孙子太年轻，威望和经验都不足以驾驭天下，万一有变故，他辛苦创建的大明王朝就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他横下一条心，重开杀戒，把一切可能危及朱家王朝的潜在势力通通铲除，军功显赫的蓝玉被杀也就势不可免了。
蓝玉与朱元璋同乡，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早年曾在常遇春的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很是欣赏，数次在朱元璋面前称赞，于是朱元璋就把蓝玉由管军镇抚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四月，常遇春女册封为皇太子妃，蓝玉也就成为太子朱标的舅父。这桩政治婚姻表明，朱元璋有意通过联姻，拉拢功臣，使功臣集团继续成为皇权的重要支柱。
明朝建立后，蒙古人虽然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势力，全国许多地区如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仍在元朝统治者手中，时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胁。洪武四年蓝玉从傅友德伐蜀，克绵州。五年从徐达北征，先出雁门，败元兵于乱山，再败于土剌河。七年帅兵拔兴和，获其国公帖里密赤等五十九人。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擒其酋三副使，斩获千计。明年，师还，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沐英修建的昆明忠爱坊洪武十四年秋季，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三十万，往征云南，诸蛮部一律降服，云南悉平。沐英偕蓝玉与傅友德等会集滇地，联名报捷，并筹办善后事宜。明太祖念沐英功，遂命沐氏世守云南。蓝玉也从此受到明太祖赏识。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召征南师还，沐英留镇云南。
洪武二十年，元太尉纳哈楚，拥众金山，屡侵辽东，朱元璋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二十万北征。明军在“金山之役”中取得了成功，降服了元将纳哈楚。但是，北元衰微后，原元朝统治区出现了多个蒙古割据政权，纳哈楚只是其中的一个。纳哈楚降明，只能说明朝降服了一支最有实力的蒙古割据政权，解除了其对明朝的威胁，但不代表蒙古诸部都已降明。这种情况下，明太祖委任蓝玉为大将，征讨下一个主要的目标脱古思帖木尔，他认为“肃清沙漠，在此一举”，因此要求蓝玉勿失时机，必须成功。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四月来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这一次战役，抓获脱古思帖木尔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等一百二十三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馀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馀，焚甲仗蓄积无数。捕鱼儿海战役是北元贵族遭到的最大的失败，自脱古思帖木儿死，蒙古内部就开始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内讧之中，其间虽然有过几次统一，但对明朝始终未能构成倾覆性威胁。胜利消息传到京师，明太祖大悦，遣使劳军，谕中比蓝玉为卫青、李靖，晋封蓝玉为凉国公。
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自西北罕东地区南下川西建昌平定月鲁帖木儿叛乱。就在帝国所有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不久，将帝国军事将领几乎一网打尽的“蓝玉奸党案”即告爆发。
蓝玉为太子朱标的妻舅，极力维护太子的储君地位，与早已觊觎皇位的燕王朱棣交恶。燕王朱棣系太祖第四子，既非嫡子，又非长子，按太祖立嫡立长制，是不会得到特殊重视的。但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似朱元璋。早在初封燕王时，即已表现出非凡的才略。时李文忠主持燕王府工事，朱棣与诸王住在凤阳，他在给李文忠的信中说：“所有宫殿，相度可存者存，若无用者拆去，须要停当。”燕王府是利用元朝旧宫建起的，朱棣这样表示既可在明初工程浩繁之际表现自己撙节，应合太祖心思，又可保留元宫形势，得到皇宫之制，燕王府因此异于诸王府。后来朱棣果然成为诸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并非如太祖所望成为藩屏皇室的得力助手，而是伺机谋取皇权。洪武二十三年，他首次率师北征时，即以武力加怀柔的办法迫使蒙元乃儿不花部投降，大获全胜。太祖闻报欣然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朱棣以其卓越的军事才干得到太祖赏识。太子朱标健在时，每遇重大事情，必找蓝玉商量，视蓝玉为心腹。蓝玉便力劝太子，燕王有野心，应多加提防。燕王为窃取储君的位置，伪装忠厚老实，赢得父皇的赏识，并伺机除掉异己。蓝玉北征还军后，对太子说：“我看如今的燕王，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又听善观望气的人说，燕王有天子气，愿殿下早作预防，一定要审慎呀！”太子道：“燕王对我甚恭敬，决无此事。”蓝玉道：“我因蒙殿下的优待，所以才敢密陈利害，希望我的话不验，不愿我的话不幸言中。”太子默然。随后有人将此事报告了燕王，燕王怀恨在心。
然因太子健在，太祖末年大政大议悉付太子暨太孙参决，朱棣不敢贸然加害蓝玉，以免给太子以口实。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病逝，如此良机，燕王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就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应妥善处理。”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在燕王的挑唆和自己的猜疑心驱使下，朱元璋更加坚定了翦除蓝玉的决心。
从史料上看，这位蓝玉虽然百战功高，他的死却不那么令人同情。原因是，此人的贪横恣肆与朱元璋大约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史称蓝玉，“多畜庄奴假子，乘势暴横。霸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逐御史”。并且在征战时，还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这也是一种大逆的行为。北征还，蓝玉回到关里，天晚了，城门已闭。没有谕令，侍卫不能开门。蓝玉便把关门给拆了，擅自进去了。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以为功劳更大了，威焰愈盛，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友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太傅比太师低一等，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了太子太师吗？”他的不满和牢骚，更引起朱元璋的不悦。为何“雄猜好杀”的朱元璋此时不杀蓝玉呢？除当时诸王尚需经验丰富的将领辅佐共同藩边外，蓝玉与太子关系颇为密切，且从政多年的皇太子完全有能力驾御蓝玉。蓝玉虽恃功骄纵，仍要受藩王节制，不能自专。退而言之，即或蓝玉欲造反，太子凭藉诸王之势亦足以制衡蓝玉。因此明太祖对蓝玉等功臣则主要以《铁榜》和敕谕的方式加以警告，如先后颁赐了《武臣大诰》、《武臣敕谕》、《武士训戒录》等，期望他们能洗心革面，将来更好地效命于皇太子。不料太子却英年早逝，太祖企图通过太子控制蓝玉的愿望化为泡影。倘若太子不早逝，蓝玉也不至于被杀戮，然太子一死，太祖惟恐太孙日后难以驾御文武臣僚，为皇权计，在燕王的挑唆之下，决定铲除一些骄横的功臣宿将，蓝玉于是首当其冲。
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威胁，翦除的罗网正在悄悄张开。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桀骜如故，一点也不检点自己，明太祖越加疑忌。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此语一出口，大祸即来，便有锦衣卫蒋，密告蓝玉谋逆，说蓝玉试图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都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准备在皇上举行出耕藉田仪式时，乘机劫驾，以图谋反。朱元璋听了，立即命令锦衣卫发兵逮捕，将疑犯一齐捉拿到朝廷。稍作审问，便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全部杀死。并且罪犯的家人亲属也全牵连进案，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不使漏网，四面构陷，八方株连，因此列侯通籍，坐党夷灭，共一万五千人，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
兔死狗烹
明太祖至此还不罢休。大将军、颍国公、太子太师傅友德作战勇猛，爱兵如子，深有谋略，功高盖世，为朱元璋册封的九个公爵之一。然而就在蓝玉党案过后第二年，即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二十九日，被赐死。
宋国公冯胜，在自家府第外筑稻场，把缸埋在下面，在缸上设板，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有仇人状告冯胜，家居不轨，私藏兵器，意图谋变。朱元璋召他入朝，赐以酒食，说是决不轻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
定远侯王弼，居家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此话一出，就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至此，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以保全，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党狱之前。沐英因镇守云南，得以偏安无事。汤和则因早早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才得以寿终正寝。
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精心策划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并且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律扣上“胡党”、“蓝党”的帽子。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有明一代。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
正可谓“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靖难之役
建文帝的下落
，南京城破，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踪，有说自焚宫中，有说化装成僧人出逃。一场大火湮灭了一段历史，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为明史的一大未解之谜。
，南京城破，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宫中起火，建文帝不知所踪，有说自焚宫中，有说化装成僧人出逃。一场大火湮灭了一段历史，建文帝的下落也就成为明史的一大未解之谜。
建文帝朱允炆为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惠帝，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长孙，建文为他的年号。蓝玉党案时我们已经提到过，本来这个皇位理应由朱允炆的父亲朱标继承，朱标作为皇长子，很早就被立为太子，可惜英年早逝。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便把长孙朱允炆立为皇储。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此时的他已二十一岁，正是英姿勃发的时候。
建文帝本性慈善，崇尚文治，向往儒家的仁政。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时，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还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基仅仅得封“诚意伯”，而武将得封公侯者甚多，称王者也不少。在这种局面下，文官在朝政中的地位也可想而知了。建文帝即位后，一改尚武的风气，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同时，大开科举考试，并屡次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以官职。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
太祖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况严重。建文帝对于祖父重典治国所造成的恐怖气氛，深有体会，登基后就着手全面改革洪武吏治，力图创造出祥和的氛围。即位仅一个多月，他就下诏宽刑省狱，纠正了一大批洪武时期的冤假错案，受到牵连的无辜官吏得以恢复职位，被流放异乡的人也得以返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关押的犯人比洪武朝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当然建文帝的温文尔雅，也使得他显得书生气过重，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朱元璋在世时，就曾对这位过于柔弱的孙子担忧过，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因而晚年屡兴大狱，大杀功臣，为其拔除棘刺。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朱家天下，还把他的二十三个儿子都封王建藩，作为维护皇权的屏障。太祖一心想的是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从未料到，在他去世后，起兵的恰恰就是这些藩王。
这种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汉高祖刘邦也采用过，建立汉朝后，曾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结果适得其反，那些同姓诸侯王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结果却招致藩王的反叛，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藩王们个个拥有重兵，位高权重，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建文帝时时感受到藩王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计议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大臣们却各有主张。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建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建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趁周王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送至京师，将其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随后，建文帝又先后废湘王、齐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可惜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
燕王朱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率先发难，并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移文中央声讨，索取奸臣，并发兵“清君侧”。于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北京起兵，发动“”，借口“清君侧”——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却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六月，燕军渡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南京城破。建文帝的失败，无疑与他削藩策略的失误有着直接关系。他虽然一直视燕王朱棣为心腹大患，但却并没有果断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给了朱棣充分的准备时间。
朱棣入京后，立即悬赏捉拿黄子澄、齐泰、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并清宫三日，诛杀无数。追随建文帝的忠臣及其家属共一万多人被虐杀，其残酷的程度不下于其父朱元璋。
当时，南京城破，宫中失火，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因为建文帝在太祖严苛统治之后，力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他的下落也就格外引人好奇。
一场大火
焚烧了一切，也使得事情变得愈加扑朔迷离，留给了人们无穷的想像空间。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明成祖朱棣钦定的官方说法，即《明太宗实录》中记载的是：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燕王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扶翼你为善，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八天之后，朱棣以天子礼葬了那具尸体。
《太宗实录》的可靠性为人们所质疑，由于永乐朝的政治高压、文网严密，对建文帝出亡之事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天顺、正德朝之后，严峻的政治环境有所宽松，关于建文帝出亡说的史料开始多起来。《明神宗实录》载万历二年十月，十二岁的神宗曾向张居正问及建文帝下落一事，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可见首辅张居正也倾向于建文帝出亡之说，并且此时谈论建文帝出亡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对建文自焚的事表示怀疑。
首先，《太宗实录》中对朱允炆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阖宫自焚”。这很显然是出自朱棣的篡改。
《太宗实录》对建文帝死于火焚的记载，也非常含糊。明成祖朱棣礼葬的是建文帝吗？有人认为当时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而很可能是马皇后，“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当时并无建文帝的尸体，找到的只是马皇后的尸体，并且史料没有发现安葬马皇后的记载。朱棣曾指天为誓，说他此来是要仿效“周公辅成王”，帮侄子建文帝治理天下。可是破城第二天，他就匆忙“即皇帝位”。这样给人的印象是朱棣为了巩固帝位，使建文旧臣放弃反抗，似乎有意弄假成真，将马皇后之尸冒充建文之尸尽快埋葬。尽管明成祖“用天子礼”安葬了建文帝，但是南京却没有建文帝的陵墓。明末人谈迁在《国榷》中记道：“金陵故老，无能指建文帝葬处。”本朝人已指不出建文帝的陵墓，足见当时陵墓肯定不大，或者明知安葬的就不是建文帝。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城破时没有发现建文帝的长子。当时建文帝有两个皇子：长子朱文奎七岁，次子朱文圭才两岁。朱文圭，史称建庶人，被成祖幽禁在广安宫，直到英宗天顺年间才被放出来，当时已经五十七岁了。由于一直被关在宫内，出来时连牛马都分辨不清。然而作为建文帝长子的朱文奎却一直下落不明，《明史》中说“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既然朱文奎可以逃脱，没有理由相信建文帝不能出亡。而且，所谓的“靖难之役”长达四年，并非朝夕之间，建文帝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朱棣进入南京时，江南、西北、西南、东南等大部分地区还都不在朱棣的控制之下，建文帝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攻。
宫中大火之后，连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明成祖对身边的大臣说：“朕于宫中遍寻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时，并宝玺皆毁矣，朕深恸之。”宝玺被焚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残骸呢？建文帝很有可能带着宝玺逃跑了，借着宝玺他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种疑虑与担忧始终萦绕在明成祖心中。《明史·胡濙传》记载，永乐五年朱棣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前后长达十六年之久。所有这些都表明，建文帝有可能逃出宫了。
逃向何方
关于建文帝出亡一事，以清代学者谷应泰编撰的《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最具有代表性。它成书早于《明史》，为私人著述，权威性是被当时人们所认可的。他认为建文帝并未自焚，而是在大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
据谷应泰记载，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建议，不如出走流亡。太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众人一起赶到奉先殿左侧，看到一个红色宝匣，四周用铁封着，锁也用铁灌注。建文帝一见祖父的遗物，不免悲恸，下令焚烧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砸开宝匣后，但见里面有三张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里面还有和尚的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以及银元宝十锭。写着：“应文从鬼门出，其馀人等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时分在神乐观的西房会合。”建文帝叹道，这岂非天数！程济立即为皇上剃去头发，换上袈裟、僧帽、僧鞋。杨应能表示愿意剃度，随帝流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说，臣名贤，无疑就是“应贤”，也剃度改装随从。当时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随从流亡。建文帝说，这么多人一起行动，势必引起怀疑。于是决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门，在神乐观乘船至太平门。民间盛传当建文帝出鬼门时，门外正好有一艘小船，船中有一道士，呼建文帝乘舟，并叩首称万岁。道士说：“昨夜梦见高皇帝，命臣来此守候。”
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字，其真实性让人怀疑，可谷应泰讲得栩栩如生，令人真假难辨。建文帝到底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了？
在此后的一些典籍中，也出现了关于建文帝逃出宫所走密道的描述。《明史考证》有这样一段记载：“宫中阴沟，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阔八尺，足行一人一马，备临祸潜出，可谓深思熟虑矣。”但是传说中的密道是否存在呢？对这段历史很有研究的季士家老先生多年前发现，1978年太平门里一家叫南京钢锉的工厂要建栋新楼，挖地下室挖出了地道。从挖出情况看，高度大概在两米五左右，宽度在两米左’右。当年发现地道的地方就在原来明皇宫的旁边。可这一个地道是否能直通皇宫？2005年6月的一天，季老先生接到一个电话，说在清凉山旁边的国防园发现一个明代涵洞。涵洞位于原明故宫的宫城外，在明代主要是为排水用的，但不下雨时，是没水的旱洞，完全可以容纳一个人通过。根据季先生的推断，这个涵洞很可能就是地道的出口。为了求生，建文帝使了一个火烧皇宫的金蝉脱壳计，从这个涵洞钻进地道逃走了。
那么，既然建文帝有可能逊国出亡，他又去了哪里呢？综合各种资料，有如下几种说法：逊国为僧，云游四方
正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帝从南京逃出后，带着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两比丘一道，隐名易服，云游天下。当时建文帝被撵下台后，可以说是四面楚歌，无处藏身。因为当年建文帝大刀阔斧地“削藩”时，引起了藩王的恐慌和憎恨，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哪个藩王站出来帮助建文帝，因此他只有去西南的贵州一带（当年贵州尚未建省，于永乐十一年，即1413年才正式建省）。为逃脱追捕，“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建文帝曾流亡于云南、贵州、四川、青海一带，很多地方都留有建文帝的遗址和传说。
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狮山，现存很多有关建文帝的历史遗迹和传说。在狮子山上，原先由元代印度僧人指空和尚扩建的正续禅寺，并没有指空和尚的一席之地，在大雄宝殿中央端坐的却是建文帝身披袈裟、头顶摩戒的塑像。寺内大雄宝殿的柱子上，则有这样一副楹联：“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联内所说的皇觉寺，指明太祖朱元璋早年为僧之所；“叔负侄”指朱棣篡夺了侄儿朱允炆的帝位。显然作此联的古人坚信朱允炆曾在此为僧，并寄以同情。
联中“衣钵相传”语，概括了祖父朱元璋由僧为帝，孙子朱允炆由帝为僧的沧桑巨变。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有建文帝所作诗词数首，都是反映他在云南一带流浪生活的，如《宿永庆寺》、《罗永庵题壁七律两首》、《七言述怀》等。其中《七言述怀》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乾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据说这首诗是建文帝在朱棣死后，“决意东行”，拟回京参见新皇帝时所作。今日狮子山上亦立有此碑。
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建文帝在贵州白云山修行时遗留的遗迹：“有巨杉二株，爽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楹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馀，后有石龛，可傍为榻。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看来建文帝在逊国后，在贵州停留过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