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学者认为，建文帝曾遁匿于贵州安顺平坝县境内的高峰寺。安顺是中原联系西南的重要通道，明代先后有几十万大军来此军屯，他们祖籍大多为南京郊区以及江浦、六合等地。同时此地还有诸多隐匿的有利条件：依山傍水，地形隐蔽，易守难攻，不易发现；语言便于沟通；生活便于适应。据《平坝县志》载：高峰寺悬壁处，有“西来面壁”石刻，相传出自建文帝手笔。“西”可能是“玺”的谐音。玉玺是皇权的象征，建文帝逃到哪里，玉玺也会带到哪里。高峰寺内斋堂地下有一处藏身洞，洞底有一石碑，上刻铭文：“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另一石碑为万历时所刻，碑文说高峰寺建于洪武七年，开山僧为秀峰大师，他于永乐四年七月收留过建文帝。
安顺当地崖壁上有块高大的“红崖天书”，长十米，高六米，是用奇特的铁红色颜料写成的文字，似篆非篆，无人能识。据报载最近终于有人破译了“天书”：其成书约在1406年（明永乐四年），是逊国的建文皇帝颁发的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1406年）。甲天下之凤凰（御制）。”这与《明史纪事本末》中所载朱允炆的一首诗相印证：“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如果译文准确无误，就能证实建文皇帝朱允炆确已逃出，并图谋恢复。
四川也留下了建文帝的足迹，青川华严庵曾为建文帝的避难所。华严庵位于青川县青溪镇以南七公里的莲花山上，占地面积超过一百亩，东西两面是草木丛生的山沟，西侧山沟内有巨石垒砌的双层中空明代石墙，留下了石碑、石佛、九五方圆塔、清皇历书等遗址、遗物。在“广佛碑”和“华严庵重建碑”两碑文上，两者所记载的“建文帝于宣德六年到此”，与《明史纪事本末》中“宣德六年文帝由延安到西安入蜀”的记载相吻合。
还有人认为建文帝在四川平昌佛罗寺躲藏过，并病逝于此，葬于寺后山坡上。建文帝之所以选择佛罗寺，是喜欢这里偏僻难寻，不容易被发现。因他常常面向京城的方向暗自哭泣，后人就把佛罗寺改称望京寺。
另外，有学者认为，“靖难之役”后建文帝逃亡到了青海瞿昙寺。《创修渭源县志》卷九《艺文志》中《五竹寺记》载：“建文于夏六月庚申十三日未时，由癸门出，比时愿扈驾二十二人，节（郭节）其一也。君臣奔窜崎岖，昼伏夜行。历滇南、巴蜀，建文至乐都瞿昙寺。”据史料记载，瞿昙寺建立初期就与明皇室建立了密切关系。永乐以来，明朝历代帝王给瞿昙寺赐匾、修佛堂、封国师、赐印、派大臣等史不绝书，这种割舍不断的关系本身就耐人寻味。“靖难之役”爆发后，燕王率军南下，北方道路被封，建文帝只有向南方逃窜，辗转云贵、巴蜀，最后选择西北边荒的河湟地区作为落脚点，是极有可能的。这一逃亡路线正好也印证了民间传说中的“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的说法。
北京西山，老死无名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和郑晓《吾学篇》中，记载建文帝在外游历，到正统七年，因年纪已老，就到广西思恩州官府，自称是建文帝。当地官员急忙上报朝廷，将其送至京师。朝廷派老宦官吴亮前去辨认。建文帝一见到他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吴亮否认。建文帝又说当年他进膳时，扔一片鹅肉到地上，吴亮像狗一样趴下去吃掉。吴亮听后伏地大哭，回去后就上吊死了。建文帝被迎入西内，宫中人都叫他“老佛”，老死于宫中后，葬于西山，不封土不种树，意即“不封不树”，是古代对庶人的葬礼。
这种说法虽是传说，但也有一定的根据。《英宗实录》载正统五年十一月，有个僧人从云南到广西，自称是建文帝，年九十馀。当地官员将其遣送到京师，大臣们怀疑他是假冒的。经过审问，他承认本名叫杨行祥，河南人，洪武十七年为僧，受到别人的蛊惑才假冒建文帝的。于是英宗将其押入大牢，过了四个月就死在狱中了，同谋的十二名僧人被发配到辽东守边。
福建泉州，借机出海
近有学者考证建文帝避难泉州开元寺，并在开元寺扬帆出海。据说建文帝从密道逃出后，从南京顺着长江来到武昌罗汉寺，罗汉寺的住持达玄和尚接待了他们，并立刻联系他的弟子，在泉州开元寺任住持的念海，让他接应建文帝等人。在泉州逗留片刻之后，建文皇帝担心行踪败露，就离开泉州坐船到海外去了！建文皇帝逃到海外的消息不胫而走，成祖朱棣很不放心，特意派遣郑和数下西洋，寻找流亡到海外的建文帝。
但是这种说法缺少史实依据。明永乐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明政府派了大量禁军到泉州，开元寺就成了驻扎明军的军营，建文帝如果逃到泉州显然是自投罗网。并且《开元寺志》中没有关于念海的任何记载，《泉州府志》、《晋江县志》、《闽书》等所载高僧中，也没有“念海”的名号。或许出于对当时高压政治的恐惧，寺院不敢对建文帝有所记载，但对于本寺住持却不可能没有记载，既然“念海”住持不存在，那么建文帝也就不可能到过泉州市开元寺当和尚。而且在严厉实行海禁的明朝，建文帝是很难逃亡出海的。建文帝逃亡海外，没有更多的证据，仅仅是猜测而已。
江苏吴县，幽禁终身
《文汇报》记者徐作生亲自到江苏吴县去考察，发现了建文帝出亡时遗留下的一些遗迹、遗物，并结合文献资料，认为建文帝当年逃到了离南京并不远的苏州，溥洽和尚收留了他，藏于吴县普济寺内，不多久姚广孝归隐禅寺，在姚广孝的监护下，建文帝隐藏于穹窿山皇驾庵。明成祖朱棣的密探找到建文之后，成祖不愿意背负‘杀侄’的恶名，没有杀害建文，而是暗中将他继续幽禁了起来，直到1423年病殁于此，葬于庵后山坡上。这也只是另一种推测。
近几年有人自称建文帝后人，拿出《让氏家谱》，称建文帝通过地道逃离南京，假扮僧道，云游各地，后隐居于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明成祖朱棣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指使臣下销毁建文时期的历史档案，并明令严禁讨论此事。因此，对于《明太宗实录》的记载，难以核实其正确性。后世关于建文帝的记载许多已是传闻，所以清代学者万斯同就说：“明代野史之失实，无有如建文逊国一事。”即使到乾隆时，官方正式出版的《明史》，在写了建文帝焚死之后，又加上可能“由地道出亡”的推测，对于建文帝的下落也是模棱两可，留给后人的依然是一团迷雾。
与此同时，燕王朱棣为了摆脱篡位的嫌疑，必须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朱棣即位以后，就宣布革除建文年号，建文朝只称作“革除年间”。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接下来为永乐元年（1403），表示他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在官方实录的编纂上也如此，《明太祖实录》接下来就是《明太宗实录》，中间少了建文帝的实录，建文一朝的历史在明代官方历史记载中隐去不谈。并且在明永乐朝官方文献中，建文帝这位宽厚仁慈的帝王，被描述成一个数典忘祖、荒淫昏聩的人，不但曾亲手焚毁朱元璋及马皇后的遗像，拆毁后宫，大兴土木，还经常服食春药，药发后身边数名妇人都不足用，形像极为不堪。成祖朱棣如此歪曲事实，无非是为自己“靖难”夺位寻找合法理由而已。
朱棣之后，继位的皇帝中没有人正式承认建文的四年帝位；此后的正德、万历、崇祯年间，虽屡有大臣奏请追谥朱允炆庙号，但一直也没有实现。直到清乾隆元年（1736），才给了他一个谥号——恭闵惠皇帝，史称惠帝。——灭十族的方孝孺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为了纪念柔石，曾将他与同乡台州的宁海方孝孺相提并论，说他有点台州式的硬气，还有点迂。时至今日，方孝孺仍是人们感叹的话题。一个曾经辅佐帝王，被世人称为“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的一代才士，却惨遭灭十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棣如此震怒以至于非要灭他十族呢？
灭十族的方孝孺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为了纪念柔石，曾将他与同乡台州的宁海方孝孺相提并论，说他有点台州式的硬气，还有点迂。时至今日，方孝孺仍是人们感叹的话题。一个曾经辅佐帝王，被世人称为“杀此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的一代才士，却惨遭灭十族。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棣如此震怒以至于非要灭他十族呢？
灭十族
建文帝在位时，方孝孺已经是名闻天下的第一大儒，学识品德为四海称颂。他为文纵横豪放，能与东坡（苏轼）、龙川（陈亮）相比。据说每撰一文，海内争相传诵。
朱棣起兵时，他的谋士姚广孝曾对朱棣说：“臣有所托。”
朱棣问：“何为？”
姚广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颔首答应。
朱棣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肯归附。因姚广孝事先嘱托过，朱棣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投入狱中。
对于方孝孺的文名，朱棣也很敬重。几天后，朱棣准备即位时，便想请方孝孺为他拟登基诏书，同时也希望利用方孝孺的名气为天下士人树立一个归顺的榜样，所以朱棣屡次派人到狱中向方孝孺招降。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又派方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二人前去劝说，反遭到方孝孺的一顿痛斥。
无奈之下，朱棣只好派人强行押解方孝孺上殿，但是方孝孺穿着一身斩衰（古代丧服按生者和死者关系，分为五等，斩衰最重），一进来就大哭不已。朱棣即命锦衣卫强行撕去方孝孺的丧服，换上朝服。
朱棣强压怒火，亲自劝解方孝孺，破例为他设座，并起身劝慰道：“先生不要难过了！朕本来是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的。”
方孝孺立即反问道：“成王在哪里？”
朱棣说：“他自焚死了。”
方孝孺再问道：“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当皇帝？”
朱棣说：“国家要依赖年长的君主来治理。”
方孝孺进一步逼问道：“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无法回答，只好搪塞道：“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过多操劳。”遂暗示左右，强行将笔塞给方孝孺，命道：“诏天下草，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接过笔，奋笔疾书“燕贼篡位”四个字，投笔于地，放声大哭，且哭且说：“死即死，诏不可草。”
方孝孺愤然回答道：“便十族奈何！”骂叱声越来越大。
朱棣大怒，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开，从嘴角一直割到耳朵。方孝孺满脸是血，仍然痛骂不绝。
朱棣厉声道：“岂能让你如此痛快地死，当灭你十族！”
于是，朱棣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以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个一个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是否回心转意。方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服于朱棣的淫威。当弟弟方孝友被押到时，方孝孺看着因受自己牵累而行将就戮的弟弟，不觉泪如雨下。方孝友从容吟诗一首，宽慰方孝孺：阿哥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方孝孺也作绝命词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被押到南京城聚宝门外磔死，遇难时年仅四十八岁。明代历史地理学家王士性曾评价道：“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清代学者齐周华也认为：“靖难受祸惨烈者，亦莫若孝孺。无论知与不知，无不义而悲之。”老南京相传明宫午朝门内丹墀上的血迹石，即为方孝孺颈血所溅而成，雨后看血迹石，血色鲜红欲滴，嗅之似犹有血腥味！
方孝孺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上吊自杀，两个女儿年未及笄，一齐投秦淮河自尽，受他牵连被杀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入狱和充军流放者达数千，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
历来株连也不过是灭三族，诛九族已经很恐怖，燕王还要灭十族，其野蛮、残暴由此可见。以至于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读书种子
故事自然得从头说起。方孝孺（1357-1402），生于浙江台州宁海，父亲方克勤任宁海县学训导（即县学校的老师）。方孝孺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善作诗作文，人奇其才，被称为“小韩子”。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出任山东济宁知府，于是方孝孺随父北上济宁。
方孝孺拜著名学者宋濂为师，宋濂为明代开国元勋，是江南第一大儒，以“仁政”为理想，主张恢复古代的礼乐，以德治国，反对嗜杀。当时宋濂门下，学子如云，如胡翰、苏伯衡等，皆为学界名流，但与方孝孺相比，则相形见绌，都自愧不如。宋濂也非常器重孝孺，曾把他比作“百鸟中之孤凤”。
洪武九年（1376），“空印案”起，方克勤虽一向清廉守法，蜚声政绩，也牵连被诛。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起，宋濂也受牵连而不能幸免。父亲、老师均惨遭变故，对方孝孺产生极大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一套以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
洪武十五年（1382），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于他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太祖并未启用他，只是对皇太子说，“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于是厚礼相待，遣返归乡。
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只得隐居在家，把心血都放在著书立说上，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等。他虽然生活清苦，贫病交加，甚至连日断炊，仍然奋笔不辍。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经人再次推荐，朱元黄子澄像璋才让他担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怀抱“明王道、致太平”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前面我们说过，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饱读诗书的才子都受到重用。建文帝的治国措施与方孝孺的仁政主张相投合，方孝孺更是受到建文帝的青睐，先任翰林侍讲，后迁文学博士，日侍建文帝左右。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为他讲解；临朝奏事时，遇到需商议的地方，也命方孝孺前来批答；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史书，也由方孝孺担任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往来的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建文帝对方孝孺，可谓言听计从，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契合。方孝孺对这种“知遇”之恩十分欣喜，“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在建文帝身上，寄托着方孝孺的政治理想——提倡仁政，反对暴政。
在方孝孺的辅佐下，建文帝大力着手改革，史称“建文新政”。他们崇尚礼教，锐意文治；废除严刑峻法，大赦疑狱。同时又采取重农桑，兴学校，赈济灾民，蠲荒田租等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使国家呈现一派祥和的景象。时人赞叹，建文时，法网疏阔，道不拾遗，士风朴茂，尚义者多。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在诏行宽政的同时，锐意复古，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种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无论从情感还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视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此一点而言，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是决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
瓜蔓抄
在靖难之变中，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朱棣夺取帝位后，方孝孺不肯起草登基诏，受新仇旧恨夹击的朱棣终于没能压住怒火，方孝孺遂惨遭灭“十族”。朱棣如此残酷的报复，也说明两人积怨之深。
况且方孝孺所代表的决非他一个人的志向，他代表的是大多数江南士人的理想。在江南士人眼里，“削藩”与“靖难”之争，决不仅仅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是仁政与暴政之争。“仁政”理想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群体意识，江南又是当时最大的文人渊薮，名儒辈出。在洪武政治下，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比之其他地区的士人更为酷烈。当时的著名诗人高启、张羽、杨基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连开国功臣刘基也最终郁郁而死，正如解缙在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说：“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这是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政治气氛异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生活在此一时代的士人，他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祸避害心理，而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守道抗势壮志。
只有当洪武时代结束而朱允炆登基后，士人们似乎才迎来了转机。从改元“建文”的新年号里，他们不难发现这位建文皇帝想要改变洪武时的恐怖主义政治的决心。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是江南地区士人支持建文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幼饱受儒学熏陶的年轻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似乎意味着一个仁治时代的到来。
然而，朱棣的起兵并取得最后胜利，无情地粉碎了这种理想，方孝孺不顾“灭十族”的惨况，毅然选择赴难，他的殉难，是对建文帝“知遇之恩”的报答，体现着“士为知己者死”的高尚气节，更是对破灭的理想的殉节。建文“秀才朝廷”中的其他士人，如齐泰、黄观、陈迪等，也与方孝孺一同赴难，誓死不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方氏与一时死难之江南士大夫，都并非“慷慨于一时”，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而前赴后继的。
方孝孺在南京政权的影响极大，代表了当时江南民气，如果方孝孺肯归顺朱棣，那么其他官员自然也就会臣服。然而方孝孺始终忠于前帝，那么他的门生派系也就不可信任。朱棣灭方孝孺“十族”，把方孝孺的学生都牵连进来，实际上是要彻底清除那些深受方孝孺思想影响的人。恰如学者方东岭指出，方孝孺之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方孝孺为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一个典型。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视为一种个人行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昙花一现后破灭的标志。
与此同时，其他的建文馀党也遭到了血腥镇压。事实上，朱棣入南京后立即揭榜（悬赏捉拿）黄子澄、齐泰、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出逃在外的齐泰、黄子澄均被捕获，全家被诛。齐泰本已脱险，他因担心引人注目，将所骑的白马染成黑马，马奔跑出汗，黑墨渐渐脱去，反倒被人起疑拿住。
兵部尚书铁铉，死守济南被俘。他曾经在济南城下用诈降之计，差点杀死朱棣。朱棣亲自审问，铁铉宁死不肯面对朱棣，背向而坐。朱棣让他回头看一眼，终不可得。朱棣盛怒下命人割去铁铉的耳朵、鼻子，铁铉仍然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他凌迟碎剐，将其尸投入油锅，炸成焦炭。
御史大夫景清谋刺朱棣未遂，被剥皮填草，挂在城门示众。有一天晚上，朱棣梦见景清披头散发，拿着剑追杀他。第二天，朱棣又让人用铁刷子将景清尸身上的肉一块块刷掉，肉刷光后，还将骨头打碎。朱棣犹不解恨，将景清灭族籍乡，就连景清的街坊邻居都受到株连，这种打击面比“杀十族”还要宽，只要跟景清有这样那样的关系，都可能被株连。例如，青州教谕刘固曾因母亲年迈提出辞职，景清写信给刘固，让他到京城来任职。就因为这样简单的引荐关系，刘固全家被杀，连他的老母都没有放过。
御史高翔在朱棣即位后穿着丧服入见，朱棣大怒，除了诛其族外，还将高翔祖先的坟墓挖开，掺杂上一些牛马的骨头，一起焚成灰扬掉。又将高翔的田产分给附近的百姓，征收特别重的税，目的是为了让乡亲世世代代骂高御史。这种连种高翔田地的普通百姓都受到株连的做法，简直是闻所未闻，几近变态。
这些忠于建文帝的人，其妻女都被发往教坊司，充为官妓。方孝孺女儿流发教坊。铁铉妻杨氏被送往教坊司，随后即亡故了，后教坊司按圣旨吩咐，将其尸体抬出门喂狗。铁铉的两个女儿被发往教坊司为娼妓，数日不受辱，铁铉的学生高贤宁与朱棣的亲信锦衣卫纪纲有交情，托他说情。朱棣总算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铁铉的两个女儿，两女后来都嫁给高贤宁为妻。
朱棣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的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其残酷的程度不下于乃父朱元璋惩处胡惟庸、蓝玉党案。
成祖朱棣对建文旧臣的杀戮前后长达十馀年，在晚年时法禁犹严，直到仁宗朱高炽即位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成祖实行这种近于疯狂的严法酷刑，一方面与其个性有关，但更为本质的原因则是内心的虚弱。他发动靖难之役，说到底是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是要大打折扣的，这一点他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他希望能够用屠刀堵住人们的非议之口，并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方孝孺的死无疑是轰轰烈烈的，《明史》称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然而遗憾的是，他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而是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这使得他以身殉道的壮举减少了许多悲壮的色彩，因而被人称为过于“迂直”。明代人王廷相就认为他的死不能与文天祥相提并论，认为他实为“忠之过者”，因“自激之甚”而卒招杀身之祸，这种“轻重失宜”的举措，“圣人岂为之”！至清人吴敬梓作《儒林外史》时，还说方孝孺“迂而无当”。方孝孺虽大义凛然，但又显得过于“迂直”，从而带有某种历史的尴尬。
郑和七下西洋
这蔚为壮观的七下西洋却留给人们无穷的思索，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遣？如此大规模的船队，是如何进行远航的呢？为什么规模如此庞大的航海活动、航海贸易随着郑和的故去，就戛然而止？既然已经拥有如此庞大的舰队，为什么晚明和清朝时的海军面对入侵者却不堪一击？
明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公历7月11日），在“天下第一港”江苏太仓刘家港码头，人头攒动。世界上第一支由两百馀艘舰船和两万七千八百多名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正待出发，桅杆如林、风帆如云、气势磅礴。在明成祖朱棣的旨意下，身为“钦差总兵正使”的太监郑和本着宣扬国威，“怀柔四夷”、“和顺万邦”的宗旨，将率领着这支庞大船队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这支船队将泛海南下到福建的长乐候风，等到冬天东北季风吹起，云帆交挂时，才正式向“西洋”进发。
，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到达了三十多个国家、地区，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远，持续时间之久，在人类历史上都前所未有，可以说是开拓万古之旅。郑和的首次远航，比哥伦布首航美洲早八十七年，比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路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从美洲航行到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六年。美国《百科全书》“郑和”条如此写道：“15世纪初期的中国将领郑和，几乎于葡萄牙人乘船绕过非洲抵达印度一百年前，就率领海军对印度洋做过七次远征。” 的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都属于奇迹。六百周年后，由于这一天的特殊意义，7月11日被定为中国的“航海日”。
1433年，郑和逝世了。在一个盛夏炎热的傍晚，远洋船队静静地驶入太仓刘家港，明宣宗诏令：停止“下西洋诸番国宝船”、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 ……宝船从此就停泊在那个曾经热闹异常的港湾里，大明帝国辉煌一时的远航就此突然停止了！
然而，这蔚为壮观的七下西洋却留给人们无穷的思索，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遣？如此大规模的船队，如何进行远航的呢？为什么如此庞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航海贸易随着郑和的故去，就戛然而止？既然已经拥有如此庞大的舰队，为什么晚明和清朝时的海军面对入侵者却不堪一击？
七下西洋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人，洪武四年（1371）生于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现代学者根据《郑和家谱首序》、《赛典赤家谱》考证，郑和为元朝政治家、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的六世孙，可以说先祖是异常显贵的。赛典赤在元朝声名显赫，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由阿拉伯迁徙到中亚的布哈拉，再由布哈拉迁徙到中国，昆阳马氏即为赛典赤后裔中的一支。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在战乱中，年仅十一岁的郑和被明军掳获阉割，在军中做“秀童”。云南平定之后，郑和随军调往北方，先后转战于蒙古和辽东等地。郑和因“丰躯伟貌，博辨机敏，有智略，习兵法”，被选送到北京燕王朱棣的府邸服役，深得燕王的喜爱。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战功。朱棣登上皇位后对郑和更加信任。永乐二年（1404），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从此更名郑和，史称“ 三宝太监”。永乐三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的序幕。
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凭借强大的国力，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印度洋、阿拉伯、东非各国，航程十万馀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海岸。航行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场面十分壮观。
第一次：永乐三年至永乐五年（1405—1407）。郑和为主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随行还有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两万七千八百多人。有“宝船”六十二艘，加辅助船，共两百馀艘。宝船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仅舵就重四千公斤，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到福建长乐太平港作好远航准备，扬帆南下，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罗（今泰国）、爪哇、苏门答腊（今属印尼）、满剌加（今马六甲）、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再行至印度洋西海岸返回。苏门答腊、古里、满剌加、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等国国王遣使随船队来中国“朝贡方物”。
第二次：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1407—1409）。在郑和刚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路线与上次相同，至印度西海岸柯钦及当时中东贸易中心卡利库特。郑和还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做永久纪念。
第三次：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1409—1411）。此次仍由刘家港启航，至福建开洋。这次航行以东印度洋为中心，经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再沿印度西海岸北上，到达孟加拉湾。这次途中曾遇险，《明史·郑和传》载：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妄图劫持郑和船只。郑和临危不惧，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头目。回国后，献俘于朝，群臣主张杀掉他们，明成祖则宽大为怀，把他们遣放回国，海外闻之，无不感服。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1413—1415）。1413年底东北季风一到，船队启航，航线与以前大体相同，但却远至波斯湾，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大宗船队沿旧航线到古里后，渡阿拉伯海停靠波斯湾口忽鲁谟斯。分宗船队已自苏门答腊出航，扇形向西渡印度洋，访问溜山国（马尔代夫群岛）和东非海岸的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卜剌哇、麻林；向北过阿拉伯海，抵达阿丹、剌撒、祖法儿，自阿丹再分宗进入红海，访问天方国、默伽、默德那。分宗船队航行历时两年，更多的贡使来华。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1417—1419）。这次主力舰队与上次相同， 从东南亚经过印度各港，进入波斯湾。而分舰队则经阿拉伯南岸驶往东非沿海，到达了摩加迪沙、布腊瓦（均属索马里）、阿丹（今也门亚丁）、剌撒（今红海东岸）、忽鲁谟斯、麻林等地。这次出访，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都遣使朝贡。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1421—1422）。郑和此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臣返国。这次所到之处有占城、暹罗、满剌加、榜葛兰（孟加拉）、锡兰、古里、阿丹、祖法儿、剌撒、溜山、柯枝、木骨都束、卜剌哇等地。由于所到国家很多，多是分批、分队而行。主力舰队仍到波斯湾各港，分舰队则周游了东非各港。
第七次：宣德六年至宣德八年（1431—1433）。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去世，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仁宗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成效不大，属劳民伤财之举，决定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但是未过一年，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继位，忆起祖父当年“万方玉帛风云会，一统山河日月明”的盛况，才又派郑和出使西洋。两万七千馀人分乘六十一艘船只，从南京起航出发，航行远达红海。郑和在返航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二岁。由于当时天气酷热，负责航海事务的太监王景弘只得按照郑和的遗愿，根据伊斯兰教的仪式，将郑和的遗体裹上白布，投入茫茫大海中。仅有一撮头发以及一双靴子带回了国内，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以供后人凭吊（一说郑和于宣德八年七月初六回到南京，第二年病逝，终年六十四岁，埋葬在南京南面的牛首山）。
大航海的背后
为什么明成祖朱棣会派遣郑和下西洋？流传最广的解释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明史·郑和传》透露了有关信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惠帝即建文帝朱允炆，继承了祖父朱元璋的皇位，成为明朝第二代皇帝。但是朱允炆仅做了四年皇帝，便被他的叔叔朱棣取而代之。“靖难之变”时，宫中一场大火，使得建文帝的下落成了一个谜，有人说他自焚了，也有人说他逃匿当和尚，还有人说他跑到海外，总之是“不知所终”。对于建文帝的失踪，明成祖一直耿耿于怀，听说建文帝有可能流落海外，明成祖就动了到海外寻找的心思，于是便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然而，当明成祖得知建文帝在云南一带活动后，这个疑问实际已经消除了。因此明成祖几次三番去海外探寻其下落的说法不足为信。
如果说寻找惠帝为虚，那么向海外“示中国富强”、沟通彼此往来则是无可置疑的。当时的明朝，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在大明朝的东南，是汪洋一片以及一些半开化未开化的岛屿。西北原是帖木耳大帝的领土，帖木耳曾一度希望远征中国，但未能如愿。帖木耳去世后，其继任者势力远不如前，已重新向明朝遣使朝贡。西方的欧洲此时战乱不断，瘟疫流行。印度也已衰落近千年。此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势力可与大明帝国争锋。明成祖统治下的明帝国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军事技术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此时农业发展，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矿冶、纺织、陶瓷兴盛；造船业，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水手的培养等，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明成祖朱棣又是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皇帝，扬威海外、夸示富强、树立声望，已是势在必行。
为了宣扬国威，明成祖还专门昭示：“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顺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虏诚来朝，咸锡皆赏。”明成祖之所以能选中郑和，除了认为他勇敢、机灵、有胆略之外，还因为郑和本身是伊斯兰教徒，有利于同西洋各地的教徒进行交往，以实现敦睦外交的愿望。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个意图，郑和身为宫廷内官，也可以兼为明皇室从海外采购奇珍异宝。
明成祖的理念通过郑和的远航得到了传播。同行的马欢在《纪行诗》中说：“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夷域。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郑和在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推行的都是“和平外交”政策，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仅有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一次，那也是在被迫无奈情况下进行的防卫性还击。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是为“宣教化”，包括“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所谓“正朔”即中国历法，还包括中国人民对季节、气候的认识和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客观上，大航海对外传播了中华文明，输出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远航，“宝船”带往各国的，都是华夏文明瑰宝，无论丝绸、瓷器、药材、工艺品、金属器物等，都十分精良，堪称极品。郑和的船队把它们带到了三十多个国家，对促进各国的文明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很多地方都保留下了郑和的遗迹，以表达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郑和的远航带来朝贡的繁荣，当时各国来明使臣络绎不绝，以求得到明朝的庇护，同时还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据统计，明成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三百一十八次，最多的一次有十几个国家的朝贡使团同时来华，出现了“诸番臣充斥于廷”的盛况。勃泥（今文莱）、满剌加、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剌朗（今属菲律宾）等国的国王甚至亲自率团前来，可谓盛况空前。明朝的接待极为隆重，赏赐丰厚。据史书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三月，满剌加国王率团来华回国时，明成祖在玄武门设宴饯行，赐予金百两、银五百两、钞三万多锭、锦六段、彩段五十八表里、纱罗各二十二匹、绫四十六匹、锦五百多匹、绵布三百多匹、织金罗衣一袭、素罗衣十三袭；赐王妃素罗衣十二袭、绢女衣十七袭，赐其随从衣物不等。隆重的接待和丰厚的赏赐，使得异域各国对明帝国都心悦诚服，有的使臣甚至愿意长留于此。勃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在访问期间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体魄托葬中华”，足见其对中华礼仪文明的景仰。明成祖以王礼将他葬于南京城南石子岗。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东王、西王和峒王率家眷官员三百四十多人来访。返程时，途经山东德州，东王不幸染病身亡。明成祖命在德州北部择地厚葬之，并亲书石碑。
即使在明成祖去世后，继位的明宣宗在宣德五年（1430）给郑和的“往谕诸番国”的诏书上也说：“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仍然在贯彻成祖的旨意“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并且就在这年，郑和船队从福建长乐泛海南下时，特地在长乐南山寺立了一块碑，在碑文中写道“宣德化而柔远人”，表明了远航的意义所在。
带着“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示中国富强”的目的，郑和率领着大明朝的船队，扬帆南下，出现在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世界南方海域从未出现过如此壮丽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开，上千面帆张起，旌旗招展，异常绚烂。只有一个富强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只有凭借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充足的食物补给，这样的远航才能成为可能。
郑和所处的时代，中国科技成就达到了一个顶峰。著名郑和研究专家郑一钧指出，郑和船队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宋、元两代的造船技术和造船能力，已经为明初造船业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北宋初年，已设有专门的造船机构，名曰“造船务”，当时就可造“楼船百艘”。除了楼船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战船，车船也得到广泛使用。当时海商船大小不等，大的可载五六百人，小的叫“钻风”，有“八橹”或“六橹”，可载百馀人。从南海出发的远洋巨船“浮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重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蔚为壮观。宋代的远洋海船向西已沟通了直达红海和东非的亚非航线，向东对日、朝的航线也有进一步发展。元代的造船业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技术日趋成熟。至元二十二年（1285）为济州河运粮，一次造船三千艘，造船能力之强，可见一斑。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在黄河入海口见到“有属于大汗之船舶，逾一万五千艘”，他估计长江“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二十万艘”。至元二十八年（1291），忽必烈送公主远嫁波斯，“命备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张十二帆”。
明初，造船务属中央政府的工部都水司，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各卫都设有造船和修船的船厂，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南京的龙江船厂和直隶的清江船厂，也是郑和下西洋大型远洋船的主要制造地。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至十七年（1403—1419）造海船数达二千多艘，仅永乐三年就造了一千二百多艘。性能最为优良的是“福船”，《明史·兵志》这样形容它：“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上张，其屋高耸，设楼三重于上……其桅二道。”明朝出使的“封舟”亦为福船，规模可观，做工精良。其中如陈侃督造的五桅封舟，大桅长七丈，粗六丈；徐葆光监造的封舟，舵叶高两丈五，宽七尺九寸。正是在这巨大的造船能力的支持下，才出现了九桅十二帆、“最大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的郑和宝船。此外，船队中还包括相当规模的“马船”、“粮船”、“座船”、“战船”、“水船”等。
郑和船队先进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据郑一钧介绍，郑和船队的天文航海术与汉代以来单纯的占星法不同，已由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为一整套“过洋牵星”的航海术。郑和船队在过洋牵星时，常南北或东西两星同时并用，互相核对。最常用的是通过观测北辰星的海平高度，来确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对船位。《郑和航海图》中所注的过洋牵星数据及所附的“过洋牵星图”，即反映了郑和航海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从而为后世留下了我国最早、最具体、最完备的关于牵星术的记载。郑和船队在航海实践中还形成了一整套有独创性的地文航海技术。一旦阴云蔽天或海雾迷漫时，舟师看不见日月星辰，为了使船舶在行驶中不致迷航，就必须依靠地文航海技术。罗盘的应用大大超出了以往指示南北方向的范围，发展为主要用于测定针路，依靠罗盘指向确定行船的方位、航速、航距和路线，并选择确定最佳的航线。郑和船队还把航海天文学与导航仪器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而且大大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确程度。而西方的航海家们，一直到十五世纪末还是靠观察南半球可见的南极星同其他星宿高度的简单仪器来定航行方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