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试图消化理解这些信息，但发现它们令我动弹不得。这些文字由某种我不认识的共生菌类子实体构成。其次，文字上散出的孢子粉尘意味着，越往塔底走，空气中潜在的污染就越多。真有必要将这些信息告诉其他人吗？那只会让她们担忧。我断定，没有必要。也许有点自私。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带着合适的装备回来之前，必须让她们避免直接暴露于污染中。进一步的评估需依赖于环境与生物因素，然而，对于这些因素，我越来越确信，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
我走上楼梯，回到平台。勘测员和人类学家似乎期待我可以提供更多信息。人类学家尤其焦躁不安，她的视线不断移来移去，就是无法静止。我或许可以编造信息，让她中断无休止的搜寻。但这些字荒谬而令人难以置信，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宁愿那文字是某种未知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样还能少一点谜团。
“我们应该回上面去。”我说道。我如此建议并非因为这是最佳行动方案，而是想减少她们暴露在孢子中的机会，直到可以看出它们对我有何长期影响。我也相信，假如留在此处，我可能会有回身走下楼梯继续读那文字的冲动，她们将被迫强行阻止我，然后我也不知自己会怎样。
她们俩并无异议。但随着我们向上攀爬，尽管身处封闭空间，我却感觉一阵晕眩，短暂的一瞬间似有一种恐慌感，仿佛墙壁忽然变得有点像肉质，而我们是在一头怪兽的食道里行进。
我告知心理学家我们所见到的状况，并背诵部分文字，一开始，她反应古怪，一动不动，显得相当专注，然后，她决定下去看一看那些字。我犹豫不决，不知是否该警告她不要去。最后我说道：“只能站在楼梯顶端观察。我们不知道那里是否有毒。下次回来时，应该戴上呼吸面具。”上一批勘探队至少留下了面具给我们，封装在一个箱子里。
“停顿并非有说服力的分析？”她凝神注视着我说。我感觉浑身一阵麻痒，但没有开口，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其他人似乎都没察觉到她在说话。后来我才意识到，心理学家试图诱导我单独进入催眠状态。
我的反应显然落在她期待的范围之内，因为她爬下了楼梯，留下我们在地面上焦躁不安地等待。她要是不回来我们该怎么办？我感到一阵强烈的责任感。她或许会跟我一样，想要继续读下去，并且付诸行动，这一想法让我十分焦虑。我不知道那些文字的含义，但我希望它们是有意义的，好让我消除疑惑，也让我的所有疑问都能找到合理答案。这些思绪令我的注意力分散，不再惦记孢子对身体的影响。
幸好另外两人在等待时并无谈话的愿望，而且仅十五分钟过后，心理学家便笨拙地从楼梯井里爬了上来，一边眨着眼调节视力，一边走入明亮的光线。
“很有趣，”她站在我们面前平淡地说，同时掸去衣服上的蛛网，“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她似乎还有话要说，但决定不再讲下去。
她的话近乎愚钝；显然我并非唯一作出此种评估的人。
“有趣？”人类学家说，“自从有史以来，世界上从来都没人见过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你就只是说它有趣？”她看上去就像要歇斯底里大发作。而勘测员只是注视着她俩，仿佛她们才是奇异的生物体。
“需要我帮你平静下来吗？”心理学家问道。面对她冷硬的语调，人类学家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句，然后凝视着地面。
我趁着沉默的间隙提出建议：“我们需要时间思考，也需要时间决定下一步行动。”当然，我的意思是，我需要时间观察吸入的孢子会产生多严重的影响，是否需要供认。
“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勘测员说。我觉得所有人当中，她心里最清楚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意味着什么：此刻我们或许正活在噩梦之中。但心理学家并不理会她，反而支持我的观点，“我们的确需要时间。今天接下来应该按原计划行事。”
于是我们回到营地吃午饭，然后集中精力“正常行事”，而我继续留意着自己身体的变化。此刻有没有感觉太冷或太热？膝盖上的疼痛是过去野外考察的旧伤还是新产生的？我甚至检查那黑色监测盒，但它依然毫无动静。我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随着众人在营地附近采集样本，测量数据——仿佛跑得太远会受到那座塔的控制——我渐渐放松下来，告诉自己那孢子没什么影响……尽管我也知道，有些物种的潜伏期可达数月乃至数年。不过我猜想，至少在未来几天里，我应该是安全的。
勘测员专注于在上级给我们的地图上添加各种细节。而人类学家跑到四分之一英里外，去查看几栋残破的小屋。心理学家留在自己帐篷里写日志，也许是在汇报周围的人有多愚蠢，也许只是逐时逐刻地详细记录上午的发现。
至于我，则是花了一小时观察一只红绿相间的小树蛙。它躲在一片又宽又厚的树叶后面。然后我又花了一小时追踪一只闪烁着虹彩的黑蜻蜓。它不该存在于海平面的高度。余下的时间，我爬在一颗松树上，用望远镜观察海岸与灯塔。我喜欢攀爬，也喜欢海洋。我发现，凝视海洋具有宁神的作用。此处的空气如此清爽新鲜，而边界另一侧的世界则是摩登时代的常态：肮脏，疲惫，充满瑕疵，凋零衰落，矛盾重重。以前在那边时，我一直有种感觉，我的工作只不过是徒劳地企图挽救我们自己。
X区域的生物圈物种丰富，这表现在鸟类的数量众多，从鸣禽到啄木鸟，到鸬鹚与黑鹭，等等。我也能略微看见一点盐水沼泽，我将注意力移向那里，得到的回报是短暂地看到一对水獭。有一次，它们抬头观望，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它们似乎能看见我在观察。这是我在野外常有的感觉：事物并非如表面所见的那样。我必须努力克服，因为它会破坏我的科学客观性。芦苇丛里有东西在移动，脚步笨拙沉重，但它距离灯塔更近，隐蔽得也更好。我无法分辨那是什么，过了一阵，植被不再受到扰动，我彻底丢失了它的踪迹。我猜那也是一头野猪，因为它们是游泳好手，而且选择栖息环境跟食谱一样，兼容并蓄。
总体来说，直到日暮时分，这种让大家有事可做的策略起到了稳定情绪的作用，紧张的气氛有所缓解。晚餐时，我们甚至还稍稍开起了玩笑。“我希望能知道你在想什么。”人类学家对我坦言，而我回答：“不，最好不要。”由此而引发的一阵笑声让我很惊讶。我的脑袋里不需要她们的声音，也不想了解她们对我的看法，还有她们各自的故事与困扰。为什么她们想了解我的呢？
不过，假如我们之间能建立起一点友谊与信任，即使无法维持长久，我倒是也不介意。心理学家允许我们从酒类储备中取出一些啤酒，这让大家放松下来，我甚至笨拙地表示，等到任务结束，可以保持一点联络。此时，我已不再监视自己的生理与心理是否因孢子而产生变化，我还发现自己跟勘测员相处得比想象中要好。我仍然不太喜欢人类学家，但多半是出于任务的原因，跟她对我说的话无关。我的感觉是，一旦到了野外，就像有些运动员训练时的表现要好过竞赛，迄今为止，她展示出的精神力量不够坚强。不过话说回来，志愿参与此次任务本身就已说明了一定问题。
黄昏过后，沼泽里又传来每晚都出现的叫声，我们围坐在火堆旁，一开始还醉醺醺地回应那呼叫，仿佛故作英勇。如今，与地下塔相比，沼泽里的这头野兽就像是老朋友。大家都很有信心，最终将拍下它的照片，记录它的习性，给它戴上标识牌，并在生物分类中替它找到合适的位置。我们应该可以了解它，但对于地下塔，大家却担心难以达到类似的了解。然而那呜咽的声音越来越激昂，几乎趋于愤怒，仿佛知道我们在嘲讽它，于是大家不再回应它的呼号。一阵不安的笑声过后，心理学家适时把握住机会，开始讨论明天的计划。
“明天我们回到隧道里，往更深处走，并且依照建议采取预防措施——戴上面具。我们记录下墙上的文字，希望能估算出它已存在多久、隧道有多深。下午则回来进行日常勘察。我们每天都将重复这一安排，直到对那隧道有足够了解，搞清楚它在X区域中的地位。”
是塔，不是隧道。以她那轻描淡写的态度，就像是在讨论调查废弃的购物中心……然而她的语气似乎有种事先预演过的感觉。
然后，她突然站起来说了几个字：“整合权力。”
身边的勘测员和人类学家立即松弛下来，双眼恍惚无神。我吃了一惊，但也模仿她们的模样，并希望心理学家没有注意到延迟。我并未感受到任何强迫的压力，然而我们显然经受过预先调节，听到心理学家念出那几个字就该进入催眠状态。
心理学家的姿态比刚才更坚定，她说：“你们记得讨论过有关隧道的几个选择。你们发现，大家最终都同意我的意见是最佳行动方案，对此，你们很有信心。每次想到这一决定，你们都会经历平静安心的感觉，回到隧道里之后，你们也将继续保持平静，但仍会像作训时那样应对刺激。你们不会无谓地冒险。
“在你们眼中，这栋建筑依然由碎贝壳和岩石构成。你们完全信任自己的同事，始终与她们保持友情。等到你们从这栋建筑里出来，只要看到飞鸟，便会强烈地意识到，你们是在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当我打一下响指，你们会忘记这段话，但仍将遵从我的指示。你们会感觉很累，想要回到自己帐篷里好好睡一觉，以迎接明天的行动。你们不会做梦，不会有噩梦。”
她讲这段话的过程中，我一直凝视着前方，当她打完响指，我根据另外两人的行为作出反应。我相信心理学家并无怀疑。我也跟其他人一样回到自己的帐篷。
除了地下塔，我现在有了新的信息。我们知道心理学家的作用是在气氛紧张时让团队保持稳定与冷静，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催眠暗示。我并不责怪她担当这一角色。但目睹这种情形赤裸裸地展现在面前，我仍感到很困扰。知道自己会受到催眠暗示是一回事，但作为旁观者亲身经历则是另一回事。她能对我们施展何种程度的控制？她说，在我们眼中，那座塔依然由碎贝壳和岩石构成，这是什么意思？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猜到孢子对我的影响之一：让我对心理学家的催眠免疫。这搞得我就像是在偷偷跟她作对一样。即使她的目的是善意的，然而一想到要向她承认对催眠具有抗力，我便感觉一阵不安——尤其是那意味着我在训练时获得的所有条件反射调节，效力都将越来越小。
我现在隐藏了两件秘密，而不只是一件，也就是说，我已经开始无可挽回地游离于勘探工作及其目标之外。
游离状态，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对于此地的勘探任务来说都不算新鲜事。这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有机会看过第十一期勘探队成员返回之后的面谈录像。一旦确认这些人已返回从前的生活环境，他们就被隔离起来，并接受询问，要他们描述经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家人都会发现至亲的回归有点古怪，有点吓人，然后给政府机构打电话，这其实也挺合理。返回者身上的所有纸张都被上级收走，供检查与研究用。我们也可以查看这些信息。
面谈过程都相当短，所有八名成员所描述的情况也是一致的。在X区域内，他们并未经历任何反常现象，没有测量到反常数据，也没人提及反常的内部冲突。但过了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强烈地想要回家，并付诸行动。他们中没人能够解释自己是如何跨过边界返回的，以及为什么直接回家，而不是先向上级汇报。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他们一个个放弃勘探任务，留下日志，游荡回家中。
面谈过程中，他们表情友善，目光坦率，即使语调略显平淡，也跟他们返回时那种似梦似醒的平静状态是一致的——就连那名结实精瘦的勘探队军事专家也不例外，他原本性格活跃，精力充沛。从受影响的效果上来说，我无法区分这八个人。我有种感觉，他们仿佛透过一层薄纱看着世界，仿佛隔着遥远的时空与提问者对话。
至于那些纸，其实是X区域里的地形草图或简要描述。有些则是卡通动物或队友的漫画像。所有人都曾画过那座灯塔，或者写下有关它的描述。从这些纸张中寻找隐藏含义就像从周围的自然界里寻找隐藏含义。即便它真的存在，也只有懂得窍门的人才能发现。
当时，我寻找的是遗忘，我在一张张茫然而陌生的脸上，寻找某种温和的逃避，寻找一种并非死亡的死亡，而其中有一张脸熟悉得令人痛心。
02 融合
早晨醒来，我的感官变得尤其灵敏，粗糙的棕色松树皮、啄木鸟惯常的俯冲飞行，此类细节都显得十分清晰。由于步行四天来到大本营而造成的疲惫感也消失了。这是孢子的又一个副作用，还是因为一晚上的充分休息？我感觉精神好极了，根本不在乎答案。
然而，我的沉思很快被噩耗打破。人类学家失踪了，她帐篷里的个人物品也不见了。在我看来，更糟的是，心理学家似乎情绪不太稳，就像没睡觉似的。她古怪地眯缝着眼，头发比平时散乱。我注意到她靴子两侧沾有泥土。她倾向于将重心移到右侧，好像受了伤。
“人类学家在哪儿？”勘测员问道，而我站在一边，试图理清状况。我没说出口的问句是，你把人类学家怎么了？我知道这样问不太公平。心理学家跟从前并无分别；她的秘密魔法被我发现并不一定代表她就是个威胁。
面对我们逐渐增强的恐惧，心理学家作出如下奇特的陈述：“我昨晚跟她谈过。她发现这座……建筑……让她感到不安，甚至不想继续参与勘探。她已经回边界等待撤离。她带走了一部分报告，好让上级了解我们的进展。”心理学家总是习惯在不合适的时机露出一丝微笑，让我很想扇她一巴掌。
“但她留下了装备——还有枪。”勘测员说。
“她只带走必需的物品，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更多——包括额外的一把枪。”
“你认为我们需要额外的枪吗？”我问心理学家。我的确很好奇。我发现，在某些方面，心理学家就跟地下塔一样有趣，包括她的动机、她的理由。此刻为何不使用催眠？虽然我们都曾经过反射调节，有些事或许仍无法通过暗示来解决，或者重复多次效果便会减退，又或者由于昨天的经历，导致她现在精力不足。
“我想我们不知道会需要些什么，”心理学家说，“但假如人类学家无法正常工作，我们绝对不需要她留在这儿。”
我和勘测员瞪着心理学家。勘测员交叉抱着双臂。我们都训练过如何留意观察同事的精神状况，以发现突发的紧张或失常迹象。她的想法多半跟我一致：我们此刻需要作出选择。我们可以接受心理学家关于人类学家失踪的解释，也可以拒绝。假如拒绝的话，那就相当于指责心理学家欺骗了我们，因而在重要时刻对她的权力可以不予承认。假如我们沿着那条小路往回走，试图赶上人类学家，以证实心理学家的叙述……然后我们还愿意回大本营吗？
“我们应该继续执行原计划，”心理学家说，“我们应该去调查……那座塔。”在眼前的形势下提到塔，就像是公然乞求我的支持。
但勘测员犹豫不决，仿佛仍在抵抗心理学家昨晚的催眠暗示。这让我担心另一件事。在调查完地下塔之前，我不能离开X区域。这一事实已渗透我的全身。此种情况下，我无法想象这么快又失去一名组员，留下我独自跟心理学家相处。因为我仍对她不太放心，也不清楚孢子的效果。
“她说得对，”我说，“应该继续执行任务。没有人类学家我们也能应付。”但我专注地凝视着勘测员，以此向她俩明确示意，人类学家的事以后还要再查。
勘测员沉着脸点了点头，然后移开视线。
我听到心理学家长舒了一口气，不知是因为解脱还是疲惫。“那就这么定了。”她说，然后从勘测员身边擦过，开始准备早餐。以前总是人类学家做早餐。
在地下塔边，情况又变了。我和勘测员准备好轻便的袋子，带上食物和水，足够在下面待一整天。我俩都带了武器，也都戴上呼吸面具以隔离孢子，尽管那对我来说为时已晚。我俩也都戴着配有固定照明灯的硬质盔帽。
然而心理学家站在外围地势较低的草地上说：“我就在这儿戒备。”
“戒备什么？”我怀疑地问道。我不愿让心理学家处于视线之外。我希望她也身处勘探的风险之中，而不是站在我们头顶上方，暗示着居高临下的一切优势。
勘测员也不满意：“你应该跟我们一起。三个人更安全。”她的语气近乎恳求，似乎承受着巨大压力。
“但你们需要确认入口是安全的。”心理学家一边说，一边将弹匣压入手枪。刺耳的摩擦声造成的回音比我预期的更久。
勘测员紧紧握住突击步枪，我看到她的指关节都发白了：“你得跟我们一起下去。”
“大家一起下去的话，风险并无回报。”心理学家说，从她的语调，我听出其中含有催眠指令。
勘测员紧握步枪的手放松下来。一时间，她的面容似乎变得有些模糊。
“你说得对，”勘测员说，“当然，你说得对。非常有道理。”
我感到一阵恐惧。现在是二对一。
我思考了片刻。心理学家凝神注视着我，而我也与她对视，头脑中却闪现出可怕的景象。比如回来时发现入口已被堵住；或者心理学家趁我们走出来时，将我们逐一射杀。只不过一星期来，她每晚都可以将众人在睡梦中杀死。
“这没那么重要，”稍过片刻之后，我说道，“对我们来说，你在上面跟在底下一样有价值。”
于是，在心理学家警惕的眼神下，我们跟先前一样钻了下去。
我们刚到平台层，尚未抵达那较宽的楼梯和墙上的字，我便首先注意到……这座塔在呼吸。不仅塔有呼吸，而且当我走上前用手触摸墙壁时，其内部似有回荡的心跳声……它并非由石头构成，而是活体组织。墙面上依然空荡荡的，但浮现出银白色的光泽。世界仿佛在摇晃，我沉重地倚着墙坐下，勘测员来到我身边，试图帮我站起来。当我终于站起身，却发现自己在颤抖。我不知如何用文字来描述这骇人的一刻。这座塔是某种活体生物。我们钻入了一个有机生命体内部。
“怎么了？”勘测员问我，她的声音隔着面罩，显得很沉闷，“出什么事了？”
我抓住她的手，将她的手掌强行按到墙面上。
“放开我！”她试图抽回手，但我仍然按住她。
“感觉到了吗？”我毫不放松，“你能感觉到吗？”
“感觉到什么？你在说什么？”当然，她很害怕。在她看来，我的行为毫无理性。
我仍坚持道：“振动。类似心跳的节奏。”我放开她的手，退后一步。
勘测员深深吸了口气，继续把手按在墙上：“没有。也许没有。不，什么都没有。”
“那这堵墙，它是由什么构成的？”
“当然是石头。”她说。在我头盔灯投下的光弧中，她脸上布满深邃的阴影，眼睛显得很大，陷在一圈黑影里，面罩则使她看上去缺了鼻子和嘴。
我深吸一口气，想要说明一切：我被感染了。心理学家对我们的催眠比想象中更深。那些墙是活体组织构成的。但我没开口。相反，我“收拾起自己的烂摊子”，这是我丈夫常用的说法，意思是振作精神。我收拾起自己的烂摊子，因为我们还得继续前进，而勘测员看不到我所见的景象，也感受不到我所经历的现象。我无法跟她解释。
“没事，”我说，“我一时失控。”
“你瞧，我们现在该回到地面上去。你产生了恐慌。”勘测员说。我们都曾被告知，在X区域，可能会有幻觉。我知道，她认为我出现了此种状况。
我拿起腰带上的黑盒子：“不——它没有亮。我们很安全。”这是个玩笑，但相当无力。
“你看到了不存在的东西。”她不放过我。
你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我心想。
“也许吧，”我承认道，“但那不是也很重要？不也是勘探的一部分？应该列入报告？我看到了你看不见的东西，这或许很重要。”
勘测员权衡了一下：“你现在感觉怎样？”
“很好，”我撒谎道，“现在没看见什么了。”我继续撒谎。我的心脏像是被困在胸腔里的动物，仿佛想要爬出来似的。勘测员此刻笼罩在一圈由墙壁的荧光所产生的光晕中。世界并未向后倒退，周围的一切没有离我远去。
“那我们继续，”勘测员说，“但你得保证，如果再看到任何反常现象都要告诉我。”
对此，我记得我差点儿笑出声来。反常？就像墙上奇怪的文字由微小的未知生物群落构成？
“我保证，”我说道，“你也会跟我一样，对不对？”转守为攻，让她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出问题。
她说：“只是别再碰我，不然我会伤到你。”
我点头同意。她不愿意相信我比她强壮。
凭借这一并不完美的协定，我们继续走下楼梯，进入塔的脏腑之中，而在塔身深处，各种各样的生物层出不穷，仿佛瑰丽的恐怖秀，我虽然难以完全理解，但仍尽力而为。从我职业生涯的最初开始，我就总是尽力尝试。
我在一栋出租的房子里长大，其后院有个泳池，里面长满植被。每次有人问起我为何会成为生物学家，我都会想到那泳池，它就像吸引我的磁石。我母亲是一名忧虑过度的艺术家，获得过一定成就，但有点太嗜好酒精，并且总是在艰难地寻找新客户。而我父亲是个经常失业的会计师，专门研究迅速致富的方案，却往往一无所获。他们俩似乎都没有能力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有时候，我感觉就像是被扔进这个家，而不是在那里出生似的。
虽然那形似肾脏的池子相当小，但他们并无意愿或意志力去清理。我们搬进去不久，池子周围就生出高高的草来。莎草和其他高茎植物生长茂盛。围绕着泳池的栅栏边，灌木丛也越窜越高，遮掩住链条。泳池周围有一条地砖铺成的小路，砖块的裂缝里生出青苔。沉积的雨水使得水位缓缓升高，而水藻让水面变得越来越浑浊。蜻蜓不停地在这一区域盘旋搜索。牛蛙迁了进来，水中总是有弯弯扭扭的黑点，那是它们的蝌蚪。水黾和水栖甲虫开始以此为家。父母要我把三十加仑容量的水族箱处理掉，但我将鱼都扔进了池子，其中一部分在环境的突变中生存下来。本地的鸟类，比如苍鹭和白鹭，受到青蛙、鱼和昆虫的吸引，也开始出现。令人惊奇的是，池子里居然还有小乌龟，但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
我们搬来数月之后，水池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生态系统。远处角落里有一张生锈的草坪躺椅，是我专门放置在那里的。我经常缓缓穿过吱嘎作响的木门，坐在那张椅子上观察池中的一切。尽管对溺水有一种强烈且理由充足的恐惧，但我仍喜欢待在水边。
屋子里，我父母跟世上所有普通人一样，干着各种繁琐无聊的事，有时还搞出很大声响。然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迷失在水池的微型世界里。
我的专注无可避免地招致了父母毫无益处的说教，他们说我长年内向自闭，令人担忧，仿佛那样可以让我相信，他们依然拥有支配权。他们提醒我说，我朋友不够多（或根本没有），我好像不太努力，我应该做一份兼职。然而当我数次告知他们，我得躲着那些恃强凌弱的校霸，就像一只无奈的蚁狮，不得不藏身于校外废弃的碎石矿底下，他们却没有反应。而当某一天，我“无缘无故”往同学脸上揍了一拳，就因为她午餐时跟我打招呼，他们也没说什么。
于是我们继续执着于各自的理念。他们过他们的生活，我有我的。我最喜欢假扮生物学家，而这种代入往往导致你与模仿对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哪怕只有远观才像。我把对池塘的观察写在几本日志中。我认识每一只青蛙，“老扑腾”和“丑跳跳”就完全不同，我知道哪个月草丛中会生出许多蹦来蹦去的小青蛙。我知道哪种苍鹭是迁徙的候鸟，哪种整年都会出现在此。甲虫与蜻蜓较难辨认，它们的生命周期也较难察知，但我仍勤勉地尝试了解。自始自终，我都避免阅读生态学与生物学书籍。我想要自己先发掘信息。
要是顺着我的意思——作为一个没有伴儿的小孩，又善于利用独处的时光——我希望可以永远观察这座微型乐园。我甚至将防水灯和防水相机装配到一起，计划将其沉入黑黝黝的水面，通过相机按钮上长长的连线拍摄照片。我也不知道那是否能成功，因为我突然不再有充足的时间。我们的运气到了头，无法继续负担租金。我们搬到一套狭小的公寓中，家里塞满母亲的画作，而在我看来，它们都跟墙纸差不多。替水池的命运担忧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折磨。新屋主能否明白它的美丽，能否理解让它维持原状有多重要？还是会为了恢复泳池的实际功能而把它毁掉，轻率地造成一场屠杀？
我一直不知道结局——尽管始终忘不了那繁荣茂盛的生物圈，却无法鼓起勇气返回。我只能向前看。通过观察水池中栖息的生物，我学到许多东西，并致以实用。无论是好是坏，反正我再也没有回头看。当一个项目资金耗尽，或者我们的观察区域忽然被房产开发商买去，我便不再返回。有些死亡不可以重复经历，有些牵绊埋在体内太深，当它断裂时，会震动你的脏腑。
随着我们钻入地下塔中，长久以来，我头一回再次感受到儿时那种由新奇发现而带来的振奋。但我也等待着断裂的那一刻。
出自罪孽者之手的扼杀之果既已在此我将孕育出死亡的种籽与蠕虫共享……
塔内的楼梯层出不穷，泛白的台阶仿佛神秘巨兽的牙齿，盘旋而下。除了顺势而行，我们似乎别无选择。有时候，我也希望像勘测员那样，感知受到限制。而今，我明白了心理学家为何要为我们提供庇护，我也很困惑，她自己要如何承受，因为没人替她提供……任何类型的庇护。
一开始“只有”文字，但那已经够我们困惑的了。它们总是在左边墙上，差不多同样高度，我试图记录，但数量实在太多，意义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因此要搞清其含义就像追踪骗局一样困难。我和勘测员立即达成一致：我们记下文本，但如要拍摄这些不停延伸、永无终止的语句，需得改天再来一次。
……与蠕虫共享且在黑暗中聚集以其生命之力包围世界而其余昏黄大厅中不可思议的黑影挣扎扭动因少数不可见且不可被见者缺乏耐心……
这些文字中带有险恶的意味，若是将其忽略，显然感觉不太放心。而当我们试图整理共同观察到的生物学现象时，自己的语句也被那气氛感染。也许心理学家想要我们看一看那些字，研究它们是如何被写上去的。也许忽略塔墙的物理存在本身就是一项艰巨耗力的任务。
我们开始向下方的黑暗中走去，并共同经历了以下现象：空气温度降低，也更潮湿，同时还有一种温和的甜味儿，仿佛淡淡的花蜜。我们也都看见文字里的手掌形生物。天花板比想象中要高，当我们抬起头，凭借盔帽上的灯，勘测员能看见亮闪闪的漩涡状轨迹，类似蜗牛或蛞蝓留下的粘液。天花板上点缀着一簇簇苔藓与地衣，还有像洞穴虾那样透明的微小生物，细长的腿仿佛踩着高跷，体现出极强的韧性。
有些现象却只有我能看见：随着塔的呼吸，墙壁微微起伏。文字的颜色如波浪般变化，像是某些种类的乌贼的闪光触手。另外，在文字的上方三寸至下方三寸范围内，有若隐若现的幻影，仿佛是以前的文字，也同样使用花体字母。不同层面的文字构成类似水印的效果，呈浅淡的绿色或紫色，浮现在墙面上，唯有这一迹象表明，它们可能也曾是凸出的字母，而其内容大多与主线重复，但也有例外。
当勘测员拍摄活体文字样本时，我便去读那些幽灵字体，想看看有多少区别。它们很难辨识——几条支线互相重叠，时断时续，一不小心就看花了眼，甚至分辨不出单独的字词。墙壁中这许多幽灵文本意味着此一过程已持续很久。然而，由于不清楚每个“周期”的长度，我甚至无法以年为单位来粗略估算。
墙上还有另一种形式的交流元素。我不太确定勘测员是否看得见。我决定试探她一下。
“这个你认得吗？”我一边问勘测员，一边指着墙上交错的网状花纹。它从幽灵字体的下方一直覆盖到其上方，主要集中在中段。一开始我并未意识到这是有规律的花纹，它有点像许多蝎子头尾相连串在一起，逐渐突起，然后又平复下去。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语言。也许只是装饰花纹，谁知道呢。
让我甚为欣慰的是，她能看见。“不，我不认识，”她说，“我可不是专家。”
我感觉一阵恼怒，不过不是针对她。我和她的头脑都不适合此项任务。我们需要语言学家。就算盯着那网状图案看得再久，我最具原创性的想法或许也就是感觉它们像是锐利坚硬的珊瑚枝杈。而对勘测员来说，它们大概就像一条大河的诸多湍急支流。
然而最终我还是拼凑起支线中的若干语句：世间尚存邪恶为何我应安息……上帝之爱眷顾理解忍耐的底限并懂得原谅的人……被选中为更强者效力。假如说主线是一种黑暗而费解的布道文，那这些片段与其宗旨类似，只不过语句结构没那么艰深。
它们是否出自更长篇幅的叙述？出自以前勘探队的成员？假如真是那样，目的为何？前后共经历了多少年？
然而所有问题都需要等到返回地面的光亮之中再说。我就像个机器人，机械地拍摄着一串串词语——即使勘测员以为我拍的是白墙，或者偏离了真菌文字的主体——对这些支线语句，我试图保持距离，避免妄加猜测。与此同时，主线文字依然继续延伸，依然令人不安：……午夜阳光下的黑水中果实将成熟而黑暗中的金色果实将豁裂揭示出泥土中致命的柔软……
这些文字令我有种挫败感。我一路收集样本，但并不太专注。用镊子塞进玻璃试管里的这些碎片……能告诉我什么呢？我猜不会太多。有时，你能预感到显微镜无法揭示真相。不久，墙中透出的心跳变得实在太大声，我趁勘测员不注意，停下来戴上耳塞，以阻隔心跳声。我们戴着面具继续往下走，听力则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受到限制。
注意到变化的人应该是我，而不是她。但向下行走一小时之后，勘测员在我下方的楼梯上停了下来。
“你有没有觉得墙上的字变得更……新鲜？”
“更新鲜？”
“最近写的。”
一时间，我只能瞪着她。我已适应目前的状况，尽可能扮演一名中立的观察者，仅仅记录细节。但我感觉那好不容易获取的距离感又悄悄地消失了。
“关掉你的灯？”我建议道，并同时熄灭了自己的。
勘测员犹豫不决。经过我上次的冲动表现，她得要过一阵才能再信任我。她不可能不假思索地回应这样一个会使我们立即陷入黑暗的请求。但她还是关灭了灯。事实上，我特意把枪留在腰带上的枪套里，她只需松开绑带，从肩头卸下突击步枪，便能以流畅的动作在瞬间将我消灭。这种对暴力的预期并无任何合理依据，却出现得太过容易，仿佛有外力将其塞入我脑中。
黑暗中，塔的心跳依然在我耳中震荡，随着墙壁抖颤的呼吸，文字轻轻摇曳。我发现，与记忆中楼上的各层相比，它们的确显得更有活力，颜色更鲜亮，闪光更强烈。此种效果甚至比墨水笔写的更为明显。明亮湿滑，新鲜的感觉。
站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点，我抢在勘测员之前开口，以图将此发现据为己有。
“下面有什么东西在书写文字，它可能还在继续写。”我们正在探索一个有机生命体，其中可能含有另一个神秘的有机生命体，而后者正用更多其他有机生命体在墙上书写文字。这使得儿时那片覆满植被的水池显得太简单、太单调。
我们重新打开灯光。我看到勘测员眼中含有恐惧，但也有一种奇怪的坚定。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我的。
“你为什么说什么东西？”她问道。
我没明白。
“你为什么说‘有什么东西’，而不是‘有什么人’？为什么不是‘人’？”
我只是耸耸肩。
“拔出你的枪。”勘测员说道，她的语调中带着一丝厌恶，但也掩盖了某种更深层的情绪。
我遵从她的吩咐，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然而握枪让我感觉笨拙别扭，仿佛这一举动并不适合即将面对的形势。
在此之前，一直是我领头走在前面，而现在，我们仿佛互换了角色，探索的性质也因此而改变。显然，我们已建立起一套新规程，不再记录墙上的文字与生命体，脚步也快了许多，注意力集中在解读前方的黑暗，并且压低语声，仿佛怕人听见。我先走到弯弧处，勘测员在背后掩护，然后换她走到前面，我跟随在后。我们从没提起要返回。监视我们的心理学家就好像在千里之外。我们全身充斥着紧张不安的能量，因为也许答案就在下方。活生生会呼吸的答案。
至少勘测员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她无法感觉到或听到墙壁的心跳。然而随着我们不断前进，连我也难以想象是谁写下这些文字。在我们去大本营的路上，我回头望向边界，看到一片闪亮的空白，而此刻我脑中就只有这一景象。不过我依然相信，那不可能是人类。
为什么？原因很明白——继续下行二十分钟之后，勘测员终于也注意到了。
“地上有东西。”她说。
没错，地上有东西。一段时间以来，台阶上都覆盖着一层残留物。我没有停下仔细查看，因为怕勘测员担心，也不确定她是否最终会发现。残留物从左边墙一直覆盖到距离右边墙两英尺处。换言之，它占据了楼梯上八九英尺宽的区间。
“让我看一下。”我说道，但并不理会她颤抖的手指。我跪下来，扭头让头盔灯照亮上方的阶梯。勘测员回身走上去，站在我身后仔细观看。残留物闪烁着暗淡的金色光芒，略微有些反光，还夹杂着类似干血块的红色小碎片。我用笔戳了一下。
“有点像粘液，”我说，“大约半英寸厚，覆盖着台阶。”
总体感觉是，曾有某种东西顺着楼梯滑行。
“这些印痕是怎么回事？”勘测员一边问，一边再次俯身指点。她压低了嗓音，在我看来那并无意义，而且她的语声不太自然。但我发现，每次留意到她变得更为惊恐，我自己却更镇静。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印痕。滑行，或者拖拽，但速度很慢，因此从残留物中能看出不少情况。她指出的印痕呈椭圆形，大约一英尺长，半英尺宽，共有六个，分成两列散布于阶梯上。其内部有许多细小的凹陷，像是纤毛留下的印迹。每个印痕的外围十英寸左右，有两圈不规则的线条，如同波浪一般起伏，就像裙子的褶边。而自“褶边”向外，还有更多淡淡的“波纹”，仿佛能量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它类似于退潮时海浪在沙滩上留下的痕迹，只不过线条被擦得模糊不清，就像炭笔画。
这一发现令我着迷。我忍不住凝视着那足迹，以及其中的纤毛印痕。我猜想，这种生物可以矫正楼梯倾斜的角度，就像带有自动稳定系统的摄像机能矫正地面的颠簸起伏。
“你有见过类似的东西吗？”勘测员问道。
“没有，”我答道，我使劲忍了忍，避免过于刻薄尖酸的回答，“没有，我从没见过。”某些三叶虫、蜗牛和蠕虫都会留下相对简单的痕迹，但隐约与此有些相似。我确信，外面世界里从没人见过像这样大而复杂的痕印。
“那又是什么？”勘测员指向稍高处的一级台阶。
我将灯光指向该处，看到残余物中有个隐约的鞋印。“我们自己的靴子。”相比之下它显得如此平淡无奇。
她摇了摇头，盔帽上的灯光随之左右颤动。“不，你看。”
她指出我和她的鞋印。这属于第三个人，而且是向上返回的。
“你说得对，”我说，“是另一个人，不久前曾来过这里。”
勘测员迸出一串咒骂。
当时，我们没想到要继续寻找其他人的足印。
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首批勘探队的报告中，X区域并无任何异常，只是原始空旷的荒野。第二和第三批勘探队没有返回，他们的命运揭晓之后，勘探活动暂时停下来。等到勘探再次启动，用的是经过谨慎挑选的志愿者，他们对其中的风险至少有一定了解。自此以后，勘探队的成果参差不齐。
第十一期勘探队尤其困难——对我个人来说亦是如此，其中有个事实我尚未完全坦率地说明。
我丈夫是第十一期勘探队的医务员。他从来就不想当医生，而是希望加入应急救援队或急救中心。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现场为伤员鉴别分类”。一个朋友招募他进入X区域勘探队。在他转换到急救服务之前，他们曾共同为海军工作。一开始他不太确定，没有答应，但渐渐地，他们说服了他。这给我们之间造成许多摩擦，尽管我俩本来就已矛盾重重。
我知道查出这条信息并不难，但我希望你在阅读本文时会认为我是个可信而客观的见证人，志愿参与X区域的工作也并非因为与勘探目标无关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依然是事实，我丈夫的勘探队员身份与我加入的原因并不相干。
但是，我怎么可能不通过他而受到X区域的影响呢？他前往边界大约一年之后，有一天夜里，我独自躺在床上，听见厨房里有人。我手握棒球棍，离开卧室，打开房子里所有的灯。我发现丈夫站在冰箱旁，依然穿着勘探制服，他在喝牛奶，奶液沿着下巴和脖子滴落。他又狼吞虎咽地吃下剩余的食物。
我无言以对，只能瞪视着他，仿佛他是海市蜃楼，只要我动一动，或者开口说话，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比无影无踪更虚无。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我需要与这突然出现的幽灵保持一点距离。他不记得如何离开X区域，也完全不记得返回的旅途，只是对勘探任务本身有一点模糊的记忆。他有种古怪的平静，当问及所发生的事，他会显得略有些恐惧，也承认自己的失忆很反常。我们曾经为他去X区域的事而争执，我们的婚姻由此而开始瓦解，但他的这部分记忆似乎也消失了。他以前总是以各种方式指责我疏远冷淡，有时说得隐晦，有时则不那么隐晦，而现在，他自己也有一种疏离感。
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我脱掉他的衣服，让他去洗澡，然后带他走进卧室，骑在他身上与他做爱。我试图找回记忆中那个人的碎片。他与我完全不同，外向冲动，总是期待有助于人。他是个充满热情的业余帆船手，每年都有两周时间跟朋友们一起去海边驾船出海。我发现他如今完全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