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屏宾馆位于楚原市西郊，坐落在玉屏山上，宾馆的主建筑并不雄伟，庭院却很大，假山林立，流水淙淙，树木幽深。我们见到周遭的环境后才明白，在这样的庭院里，趁夜幕四合，林美娟如果独自行走，凶手有许多劫持她的机会。但是，凶手能够一路追随她到这里，显然对她的行踪非常了解，或者是熟识她的人，或者已经暗中跟踪她很久，才等来最佳的动手机会。凶手不仅心思缜密，而且非常有耐心。
“如果是你，在这个院子里把一个身材并不矮小、行动还算敏捷的中年女人劫上车，而且不被别人察觉，需要多长时间？有多大把握？”沈恕忽然问于银宝。
于银宝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说：“我根本就做不到，那女人会反抗、呼救吧？只要闹出动静，耽搁一分钟工夫，就难免不被人发现。”
沈恕点头说：“就是这样，你是经过培训的刑警都做不到这点，普通人就更不可能，所以可以断定凶手一定受过特殊训练，比如军人、警察、保镖之类，而且年纪不会太大，如此才能在瞬间制伏被害人，使其没有丝毫反抗余地。但是，这样的人又怎会和两名年近半百、从事文化教育行业的受害人结下深仇大恨呢？连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说不出所以然来，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说：“也许苏南和林美娟身上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除非找出他们深藏的秘密，否则永远解不开这个谜题。”
7.匿名来电
2001年7月20日。晴。
楚原晚报社。
在我们复核现场的同时，管巍和马文超赶去楚原晚报社，这家报社位于楚原日报社的大院里。《楚原晚报》是《楚原日报》的子报，也是楚原市发行量最大的都市类报纸，社长秦书琪兼着《楚原日报》的编委，麾下有二百多名采编人员和一百多名广告业务人员。
为避免消息扩散，管巍仅向秦书琪一人叙述了案情始末，并向他描述了在林美娟尸体上发现的《楚原晚报》的标牌。管巍说：“目前已经确定，凶手在尸体手中留物示警，指向下一个要杀害的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找出凶手的作案对象，既对这个人加以保护，也可以借此揭开凶手的真实面目。”
秦书琪听得心惊胆战，接道：“苏南被害的案子我是听说过的，晚报也做过报道，谁知道案情这么复杂，而且和报社扯上了关系。不知凶手是锁定一家单位后随机杀人呢，还是有特定的杀害目标？”秦书琪这样问可能是在计算灾难降临到他自己身上的概率。
管巍说：“据我们判断，凶手有明确的杀害对象，暂时应该不会威胁到其他人。前两名被害人的年纪都在50岁上下，算是一个共性，为提高效率起见，我们假设下一被害人也在这个年龄层，作为重点排查，兼顾其他人。”
秦书琪的下意识反应是：“我上个月刚满51。”
管巍单刀直入地说：“你认识苏南和林美娟吗？”
“林美娟不认识，苏南算认识吧，在一起吃过两次饭，不过都是很多人在一起，没和他深谈过。”秦书琪的声音颤巍巍的。
管巍一直在观察秦书琪的表情，以确认他是否在说实话。做刑警时间长了，这几乎成为职业病，不自觉地怀疑每一个人，直到确认他无罪才会放松警惕。管巍见秦书琪的反应不像做作，就说：“你和他既然是泛泛之交，就不必平白无故地担一份心事。先不要把我们的谈话内容透露出去，最好用比较平和的办法把凶手属意的对象找出来，这样我们还可以有许多回旋余地。”
《楚原晚报》问世时间不长，员工的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50岁年龄段的只有十几人，除秦书琪外，还有副主编、编辑、办公室主任、司机和几名广告业务员，采访队伍中只有一人年近五十，名叫陶英，头衔是首席记者。管巍就问：“听说外国有什么首席大法官、首席科学家，怎么你们报社还搞出个首席记者？”
秦书琪笑笑说：“陶英是从日报派下来的，进报社时间长、资格老，和他同期的最差也是部门主任了，他本人业务方面差点，又不会走上层路线，给他安个首席记者头衔，算是安慰吧。”秦书琪有什么就说什么，是个直性子，刑警最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按照秦书琪提供的名单，管巍和马文超与他们分别谈了一轮话，未锁定重点目标。苏南生前好交往，报社里认识他的人不少，可都是泛泛之交，对他的私生活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林美娟生前的交往局限在学校里，和传媒没有交集。管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按照沈恕的授意，把案情向他们透露一部分，请他们协助警方工作，在同事中探探口风，争取找出与苏南或林美娟有深入交往的人来。
其实，管巍这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被凶手锁定的对象已经意识到了危险在即，只是由于某种无法向外人言说的原因而缄口不语。警方要做的是，在凶手杀害他之前将其找出来，做通工作，让其与警方合作。这是耐力、智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较量，只是警方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较量并不公平。
日子一天天过去，案情依然见不到一丝曙光。凶手也按兵不动，一个月里有五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却都安然无事。也许命案现场新增的路灯和监控摄像头起到了震慑作用，也许凶手嗅到了危险气息，暂时躲避风头。但是，沈恕和他的队员们并未放松绷紧的肌肉和神经，随时处于备战状态。沈恕相信，凶手还会继续作案，而且仍将在同样的地点以同样的方式，续写他的死亡签名。这个傲慢而偏执的凶手，只有在他专有的死亡签名中，才能获得快感。
这些日子里，重案队在各派出所的协助下，在全市范围内普查具有如下特征的人：男性，年龄在25岁到45岁之间，身体强壮，接受过搏击训练或有从军从警经历，经济状况良好，至少有一台可随意使用的车，独居，或者有闲置房屋。而各派出所报上来的名单汇总在一起，浩浩繁繁有数千人之多。根据重案队的经验，如果把因各种因素而遗漏的对象计算在内，人数至少还要增加三成。刑警们的工作，是从中择出重点嫌疑人，逐一走访，逐一排除。这是侦破无头案件、随机犯罪案件的常规手段，笨拙、烦琐而枯燥。类似于沈恕一拍脑门、出外转两圈就擒回绑匪的传奇，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才行，而它之所以成为传奇，正由于它罕见稀有。
对楚原晚报社目标人群的盯防没有一刻放松，管巍在走访中不断透露和更新案情细节，给他们逐步增加压力。他相信，在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威胁中，没有任何人的神经可以坚强到无动于衷。
终于，在林美娟遇害一个半月后的某个黄昏，一个神秘的电话打进了重案队值班室，指名要和沈恕对话。电话那端的声音急促、尖锐、空灵而含糊不清，辨不清男女，也无法判断年纪，应该是使用了变音器之类的设备。沈恕接起电话后，那声音急切地问：“你们为什么紧盯楚原晚报社，是不是凶手放出话，要杀楚原晚报社的什么人？”由于案情的细节并未向社会透露，这人完全是根据媒体上添油加醋的报道和警方的行动在猜测。
沈恕静默两秒钟，试图掌握对话的主动权，并示意值班刑警立即与电话局联系，追踪对方号码来源，才说：“你放心，只要你愿意和警方合作，我们百分百地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你不必有顾虑……”
对方急切地打断他的话，说：“你只要回答我，凶手是不是还会继续杀人，而且是楚原晚报社的人？”
沈恕说：“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是这样，我们……”他话未说完，对方就挂断了电话。与此同时，值班刑警查清这一电话号码为街头投币电话。沈恕手持听筒，怅然若失。
这人很可能就是凶手锁定的下一个目标，他能主动打电话来，说明已经意识到危险在靠近，也说明他对自身的处境还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极有可能知道凶手是谁，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拒绝与警方合作。世上还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呢？
8.凶手再临
2001年8月7日。暴雨。
楚原市同泽医院。
当案情陷入僵局时，却传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江华大学的保卫处长徐剑鸣在命案现场巡检时遇袭受伤，而且是枪伤。
又是一个风雨飘摇夜。雨冰冷，风凄清，夜色漆黑如墨。
徐剑鸣被枪击中左臂后，虽然流血不止、剧痛难忍，所幸意识清醒，行动还算敏捷，他用右手捏紧伤处，跑到马路上相对明亮的地方，拦一辆出租车赶往最近的同泽医院，并在车上把自己受伤的情况向沈恕通报。
刚上床睡下的沈恕被电话铃声吵醒，闻讯后也感到吃惊，不知徐剑鸣遇袭与连环命案是否有关，来不及多想，立刻通知重案队的在家刑警立刻赶往枪击现场，由管巍临时负责。按照规定，所有涉枪案都必须上报，他又分别致电市局科技处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请求支援。
沈恕穿好衣服，冲到楼下启动汽车，把油门踩到底，一路向徐剑鸣所在的同泽医院疾驰而去。此时已近凌晨1点，风雨交加，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和车辆，他只用十来分钟就赶到了医院。
手术还在进行中，不过据诊断医生许名宇介绍，徐剑鸣受伤不重，左臂肌肉有贯通伤，没伤到骨头，未见弹头，不确定是否为枪伤，因上臂动脉被击穿，造成大量失血，但没有生命危险。沈恕长出一口气，最近命案频发，他的神经已经绷得过紧，如果再出现一起涉枪命案，恐怕要应接不暇了。许名宇把一沓照片交到沈恕手里，这是按照沈恕要求而拍摄的徐剑鸣伤口照片。摄影者是警方设在医院的特情人员，所拍照片中规中矩，接近专业标准。
我接到指令后也急三火四地往医院赶，局里没给我配车，偏又是天气恶劣的深夜，连出租车都见不到一辆，等我狼狈不堪地来到医院时，发现我师父陈广、刑侦局长高大维和沈恕早已等在那里了。他们没心思理我，正围着手术医生在询问徐剑鸣的手术情况。
“已经接好血管，也缝合了伤口，输血后病人大有起色。幸好他自救能力非常强，如果再晚到十分钟，情况就很难说了。”医生介绍道。
沈恕忙问：“现在可以向病人问几个问题吗？”
医生皱起眉头，稍作思考后说：“手术实施的是局部麻醉，病人神志清醒，精神也还算好，不过又惊吓又受伤，加上失血过多，身体很虚弱，你们尽量简短，拣最重要的问题问几个好了。”
徐剑鸣真称得上硬汉子，从中枪、自救到局部麻醉手术，居然始终没陷入昏迷，也没有痛苦呻吟或咒骂凶手，就那么平静地躺在病床上，除去脸色苍白，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沈恕坐在靠近他床头的椅子上，说：“有惊无险。”
徐剑鸣还在输血，不能活动，咧着嘴苦笑。
徐剑鸣讲述了他遭遇枪袭的经过。因他就住在江华大学院内，自从发生两起命案后，每逢雨夜，只要他有空闲，就会到铁皮墙内那片荒地去转转。他并不奢望用这样守株待兔的方式能够捉到凶手，只希望让凶手有所顾忌，或者幸运的话，能够及时阻止一条无辜的生命惨遭杀害。昨晚近午夜时分，雨越下越大，被狂风裹挟的雨珠噼噼啪啪地打在窗框上，令他心烦意乱、无法入睡，终于披上雨衣，走进铁皮墙去查看。借着路灯昏暗的光亮，见墙内并没有异样，臥便准备回去。就在这时，凭着多年军旅生涯中锻炼出的预知危险的直觉，他感到身后有人在窥视，他在明处，敌在暗处，他的整个身体都暴露在路灯的光晕笼罩下。危急中他来不及细想，凭着本能飞快地向铁皮墙边跃过去。与此同时，沉闷的枪声响起，左上臂火辣辣地疼，他知道是中弹了。他用右手捏紧伤口，阻止汩汩流出的鲜血，努力保持头脑清醒，倚在铁皮墙上一动不动。这时，他已经置身于路灯光线之外，相信枪手也看不见他，而且有铁皮墙作掩护，处境相对安全。
风声雨声掩盖了两人的呼吸声，相持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分钟，于徐剑鸣却像黑夜一样漫长。他浑身已被汗水湿透，心脏扑通扑通地狂跳，无形的压力压得他几乎喘不上气来。也许凶手承受的压力更甚于他，竟然先沉不住气，徐剑鸣依稀见到一个全身裹在雨衣里的身影在路灯下闪过，倏忽不见，极轻微的脚步声渐行渐远。那身影中等身材，徐剑鸣不仅没看清其五官面目，甚至连是男是女都说不清。待确信那人已走远后，徐剑鸣才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到马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医院。
沈恕听过徐剑鸣的叙述，手心沁出冷汗。他知道当时徐剑鸣的处境有多危险，假如徐剑鸣在相持的过程中心理素质稍差一点，此时很可能已经饮弹身亡。这个枪手是谁？和连环杀手是不是同一个人？他又怎么知道徐剑鸣会在夜里出现在铁皮墙内？难道是连环杀手准备作案时恰巧被徐剑鸣撞见才开枪伤人？又或者徐剑鸣的防范措施使得凶手的连环杀戮受阻而迁怒于他？
一连串问题在沈恕的脑海里闪现，千头万绪，纷乱如麻。他问徐剑鸣：“你每逢雨夜就到发生命案的荒地去巡视，这件事有谁知道？会不会是你的仇人想对付你，事先埋伏在那里？”
徐剑鸣摇摇头说：“我琢磨着不像。虽然干我们这行的，平时得罪的人不少，但保卫处不像重案队，没办过什么大案子，处理的都是些小偷小摸，说什么也不信他们有开枪杀人的胆子。那块地平时没人去，我巡逻的事也没跟别人说过，所以多半是那个连环杀手干的。”
了解过案发经过，沈恕又嘱咐徐剑鸣安心养伤，就退到外面去。将两人的对话向刑侦局长高大维转述一遍，又把徐剑鸣伤口的照片交给陈广，希望他能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当时就站在陈广身边，伸手想接过照片，陈广瞪我一眼，径直把照片塞进手提包，说：“这是涉枪案，由我来做鉴定好了。”他是师父兼领导，既然这么说，我自然只有遵命的份儿。
这时管巍从枪案现场打来电话汇报，未找到弹壳，或者是掉落到某个不易发现的地方，或者是被枪手捡走了。因大雨到现在还没有停，现场未留存任何痕迹。此外，他还也调出了江华大学保卫处监控室的录像资料，视频中只能模模糊糊地辨识出徐剑鸣的身影，为时几秒钟，并没有第二个人的影像资料。
刑侦局长高大维是暴烈性子，听罢汇报一拳砸到墙上，恨恨地说：“又是没有一点线索，这案子像闷葫芦似的，可把人憋闷死了。”也难怪高大维着急，枪击案没有线索，就不能和连环凶杀案并案侦查，重案队原本就人手紧张，如果再分散警力，更加捉襟见肘。
两起案子在程序上虽不能并在一起，但沈恕心里清楚，这两起案子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破获一件，另一件也相当于同时告破。枪击案凶手摆明了是专为徐剑鸣而来，不仅准备充分，而且策划周密，对徐剑鸣的行踪和作案现场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这从他雨夜伏击、作案后不忘捡回弹头以及有效地避过摄像头就可以看出来。
徐剑鸣的伤口已经处理过，我和陈广再留在医院也帮不上忙，就相继离开。陈广临走前拍拍口袋，说：“好在医院及时拍摄了枪案受害人的伤口照片，回去后我尽快出具一份伤情鉴定报告，不过缺少了创管检验环节，可能会影响鉴定结果的准确度。”
9.惊人发现
2001年8月19日。晴。
楚原市公安局。
徐剑鸣受的是皮肉外伤，虽然失血过多，好在他年轻体健，恢复得很快，没几天就出院了。沈恕叮嘱他要千万小心，谨防凶手再次袭击，尽量减少外出，不可单独行动，徐剑鸣都一一答应。
陈广在徐剑鸣受伤的第二天就出具了检验报告，大意如下：徐剑鸣左上臂伤创有明显的射入口和射出口，虽系根据伤者照片检验，未见到射创管，仍可确认伤创系由枪击造成。射入口呈椭圆形，擦伤轮不明显，无皮下烟晕侵蚀现象，没有皮肤撕裂。由以上特征，可判断凶器为滑膛枪，射击距离在十米内。
所谓滑膛枪，是指枪管内膛壁没有膛线的枪支，主要为民用枪，包括猎枪、信号枪及其他自制枪。也就是说，陈广认为伤害徐剑鸣的是民用枪，这就使得调查范围相对扩大，因为民用枪的管理不够完善，而自制枪和改装枪在民间也很常见。鉴于此前划定的案犯具有从军从警或保镖经历，所以不排除其具备自制枪支的能力。
虽然枪案中无人死亡，受害人徐剑鸣仅受轻伤，但涉枪案历来都受到高度重视，刑侦局长高大维勒令下辖派出所刑侦所长在辖区内不遗余力地盘查民间枪支，包括有持枪、售枪、制枪前科的重点人员，以及有制枪能力的潜在嫌疑人，全部要调查走访。此外，还发动警方的线人和特情，凡举报非法持枪并经警方证实者，均予以丰厚奖励。
当然，这种地毯似的排查能否见效还需要一些运气，如果嫌疑人压根儿不曾露出破绽，或者从未在道上混过，通过外界举报发现线索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而楚原晚报社的嫌疑对象自从上次打过一个电话后，从此销声匿迹。所幸，连环凶杀案的杀手也一直未再次作案。
日夜轮转，时光流逝，眼看雨季就要过去，大家都略松一口气……凶手傲慢而偏执，绝不会轻易变更他的死亡签名，雨季之后，他再次作案恐怕要等来年。虽然刑侦人员办案压力不会就此减轻，至少时间会更宽裕些，不必像现在这样，与看不见的对手疲于奔命似地赛跑。
一个天色阴沉的午后，科技处处长云海涛派我整理近段时间的法医鉴定档案，并从中挑选出几个典型案例，以供他进京开会使用。市局科技处及下属分局报上来的法医鉴定报告都锁在资料室里，每个月的报告就有近百份，绝大多数是打架斗殴、磕碰剐蹭、食物中毒之类，命案的鉴定报告只占一小部分，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在翻检过程中突然想起自己参与的连环凶杀案及徐剑鸣遭枪击案的法医鉴定报告。当然，尚未侦破的案件是不能带到会议上去宣读的，刑事侦查只重结果不看过程，而结果只有破与不破两种，至于耗费多少心血、历经多少波折、使用什么手段，只要案子不破，没人听你啰唆这些。不过我对徐剑鸣遭枪击案有些好奇，因为此前陈广独自经手，一直没让我看到徐剑鸣所受枪伤的照片。我抱着向前辈取经的心态，从档案中把这起案子的鉴定报告抽出来。
厚厚的一沓照片，约二十几张，从不同角度记录射入口、射出口和局部焦痕特写，除去无法分析射创管外，几乎与现场检验伤者无异。我翻阅一遍照片后，突然像遭到重重的当头一棒，脑海里霎时间一片懵懂，半晌才缓过神来。怎么会这样？我把二十几张照片又从头检视，对着白炽灯翻来覆去地看了十来遍，然后摊开陈广的检验报告，逐字逐句地阅读。确认无误后，我愣怔良久，颓然坐倒在地上，絵心中像是有一座雄伟华丽的大厦轰然倒塌，徒留遍地狼藉与苍凉。我一遍又一遍地默念，怎么会这样？怎么竟然会这样？
整整一天一夜，我都魂不守舍，脑海里颠颠倒倒地尽是那二十几张照片和检验报告上醒目的黑字——“凶器为滑膛枪”。我该怎么办？一个刚毕业入行的新人，去质疑一位业界权威、顶头上司？我行吗？敢吗？无论错与对，我都将是输家，给自己掘了一座狂妄自大、不尊师重道、目无领导的坟墓。在等级森严的职场，谁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可是，装作视而不见，任凭真相被扭曲，我的良心又怎能过得去？每一种职业都有它的道德操守，法医的操守就是挖掘真相、保存真相、呈现真相。一个真相，关系的是冤屈的昭雪、生命的存亡；一个真相，足以改变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一生。
这是我从警以来遭遇的第一个重大困扰，至今仍能忆起当时那份纠结和犹疑的心情。我性格中有两个最大的弱点：一是举轻若重，把一点小事看得比天还大，做什么事都前思后想，力求完美无缺；二是优柔寡断，很难也很少自己做重要决定。现在，我却必须快刀斩乱麻地作出抉择。
终于，我走进了沈恕的办公室，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像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沈恕的表情很平静，没表现出惊讶和意外，非常仔细地浏览我复制的徐剑鸣枪伤照片及陈广所做的鉴定报告，并认真倾听我对徐剑鸣枪伤的鉴定结论：“徐剑鸣所受枪伤为贯通枪弹创，未伤及骨骼和筋络，在肌肉部位形成射入口、射创管和射出口。枪口印痕明显大于猎枪枪管内径，入弹口有手枪子弹造成的灰色环，皮下和射创管起端的周围组织有熏黑、干焦和颗粒附着，弹头造成完整的射创管，射出口的创缘外翻，呈星芒状，附有出血的皮下脂肪组织。这些都是膛线枪口创的特征，所以射伤徐剑鸣的凶器不是猎枪，而是军用或警用手枪，更准确地说，从凶手的射击距离和受害人的受伤程度判断，我认为凶器是一把现在已经淘汰的驳壳枪。”
我说完后，沈恕足有半分钟没作声，看得出他正在思考。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不仅听到了我的结论，也听懂了我的弦外之音。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在遭遇人生重大难题时，竟然会避开主管领导而向他阐明真相。凭我们的接触时间和对彼此的了解，原本不足以建立起这样的高度信任。
终于，沈恕开口说：“你对自己的结论有几分把握？”
“百分之百的把握。”我有些怯懦，却非常笃定。说完这句话，不等他表态，我转身就走，心里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丢给了沈恕，是是非非，由他去裁决和处理。
快走到门口时，沈恕忽然说：“你为什么找我来说这件事？你在怀疑你师父，是不是？”他的声音很低，却像是炸雷般在我耳边响起，我的手搭在门把手上，愣了半天，不知该接话，还是该什么也不顾径直逃出门去。
最终，我还是转过身来，面向沈恕，激动得满脸通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快步走到他面前，声音低沉却十分急促地说：“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我的意思是，以他的学问水准和丰富的鉴定经验，绝对不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我翻阅过他从前的枪伤检验报告，非常专业，有些甚至堪称法医领域的经典之作。可是，这份报告更像是有意犯错，意图要掩盖什么。”我一口气吐出心中纠缠的困惑和疑虑，随着眼泪一起流淌。
沈恕点点头，说：“谢谢你，淑心，谢谢你的诚实和勇敢，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为了查案需要，也为了你的人身安全，以后的事都交给我处理，你不要再向第三个人提起。”
我表示同意，事实上我也只能同意，一个刚入行的小法医，要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作对，我想我是疯了。沈恕主动把责任揽过去，我求之不得。
10.极度惊吓
2001年8月21日。小雨。
楚原晚报社。
在重案队持续不懈的努力下，一片混沌的黑暗终于被撕开一条细微的裂口，有些许光亮透了进来。虽然那光亮遥远、飘忽、不可捉摸，毕竟让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楚原晚报》社长秦书琪打电话来，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晚报的首席记者陶英在近期表现反常，迟到早退明显增多，上班时心不在焉，写的稿子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当然，他以前的业务水平也不怎么样，不过最近更加大失水准，编辑们怨声不断，已经有几个人向秦书琪反映过了。秦书琪起初也没太往心里去，因为陶英是报社的元老，自由散漫惯了，大家都惹不起，能躲就躲。可陶英却主动来找秦书琪，旁敲侧击地打听连环杀人案的细节和侦破进展。秦书琪虽然官僚，这点警觉性还是有的，察觉到陶英的种种可疑之处，就和重案队通了气。
管巍记录了秦书琪反映的情况，向沈恕汇报。沈恕当下作出决定，说：“这个陶英的态度和表现都很可疑，他现在处于情绪波动时期，再争取一步，就能把他拉过来。我们这就去楚原晚报社走一趟，当面和他谈谈。老管，你帮我查一查陶英的背景，越详细越好。楚原晚报社那里，我带于银宝去就好了。”
陶英体型矮胖，皮肤白而细腻，与他的性别和年龄都不相称。他对穿衣不怎么讲究，松垮肥大的黑西装配一双泛黄的白球鞋，头发乱蓬蓬的，一看就知道是个不拘小节、生活没有规律的人。沈恕和于银宝通过《楚原晚报》总编室约谈他，他俩就在一间小会议室的沙发上坐等。
“你们是干什么的？找我有什么事？”陶英见到两张陌生面孔，立即警觉起来。
沈恕向他表明身份，陶英的脸马上撂下来，劈头盖脸地说：“你们是不是阴魂不散地缠上我了，再重申一遍，我对你们的事既不感兴趣，也毫不知情，你们已经破坏了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请你们不要再来无故骚扰我。”陶英甩下几句狠话，转身就向外走。
沈恕在后面唤他，说：“雨季就要过去，从凶手的作案习惯来看，他很可能在近期还要再杀一个人，而这个人又极有可能是楚原晚报社的员工。无论这人和你有没有关系，我都希望你能积极和警方合作，避免他惨遭杀害。”
已经冲到会议室门口的陶英迟疑着停了下来，看上去他对凶手将继续作案还是很在乎的，但依然语气生硬地说：“我对你们说的这个人一无所知，怎么能帮到你？”
沈恕诚恳地说：“配合调查，就是在帮我们，也是在帮助下一个受害人。请相信警方的办案能力和信心。”然后又像哲人似的加了一句，“该来的终究要面对，躲是躲不掉的。”
“说说吧，你们想问什么？”陶英在门前犹豫了约一分钟，走回来坐在两名警察对面。
沈恕直截了当地说：“据我所知，你在《楚原日报》工作期间做过一段时间娱乐记者，一定知道话剧导演苏南的名字。”
陶英皱了皱眉，说：“对不起，从没听说过什么苏南苏北。能上《楚原日报》娱乐版的，除去关系户，就是大明星，像苏南这种小角色，我们从来不关注。”
沈恕见他才有些心理活动，却一听到苏南的名字就急忙撇清关系，知道他们的背后隐藏的秘密一定非同小可。但他也清楚，与陶英沟通绝不能操之过急。一来陶英不是犯罪嫌疑人，不能对他使用刑侦、审问等严苛的手段；二来陶英不同于警方日常打交道的各路对手，他有一定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个性又有些刚愎自用，这样的人往往认死理，外人很难敲开他的心门。
但无论什么样的人，对自己的身家性命总不能漠不关心。沈恕只能抓住这个要害进攻，顺着陶英的话说：“不认识就好，不然的话有些东西还真没法拿给你看，他死得很惨，很可怜。”说话的同时取出了苏南尸体的照片，故意犹豫一下，然后递到陶英面前。
“这是什么？”陶英像被蜜蜂蜇了一样，下意识地往后躲。
沈恕说：“是苏南遗体的照片，想请你帮助辨认一下，对这人有没有印象？”
陶英仰起头，目光在天花板上逡巡，说：“不看，我不认识他。”
沈恕见他一味敷衍，把手里的照片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拍，声音严厉地说：“陶英，我们既然找上你，就一定有充分的理由。现在是公安机关依法对你进行问话，壊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可以申请传唤证，把你请到重案队里去。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陶英虽然难缠，对刑警毕竟还是有些害怕的，见沈恕的脸色铁青，像是动了真气，也就乖觉起来，想随便说几句应付过去，把他们打发走。于是从桌上拾起照片，做出认真辨识的样子。他的眼睛近视，却又不肯戴眼镜矫正，只好把照片捧到眼前细看，猛地看清照片上那具千疮百孔的尸体，吓得全身汗毛都竖立起来了，尖叫一声，把照片摔到桌上，后退两步，恶狠狠地向沈恕质问：“姓沈的，你什么意思？”
沈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脸上却做出无辜的表情，把手摊开说：“没什么别的意思，再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陶英还没从惊吓中缓过劲来，咬咬牙说：“姓沈的，算你有种，老子再说一次，不认识什么他妈的苏南苏北，以后别再来烦我。”话音未落，扭头就走。
“哎，陶记者，话还没说完，怎么就走了？这凶手下手一次比一次更狠，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沈恕还在后面继续用话点醒他。
陶英这次没再停留，“砰”地把门摔开，径直走出去。于银宝见陶英头也不回，“哎”了一声，就想追上去。
沈恕拦住他，说：“不用，让他去，等着他主动来找我们。”
于银宝半信半疑地说：“他那么顽固，怎么可能改变主意？”
沈恕说：“如果这样都不能让他开口，那他是铁了心死硬到底，谁也拿他没办法。”
回到队里，管巍已经把陶英的背景资料整理好，放在沈恕的办公桌上。管巍的工作效率和敬业精神，在作风严谨的重案队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据资料显示，陶英，现年52岁，祖籍安徽，出生于楚原，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楚原日报社工作；已婚，妻祖嘉任职省人事厅，育有一女，取名陶顺子，现为江华大学二年级学生。陶英任记者多年，社会关系广，但尚且不能确认他与两名被害人有联系。这份背景资料似乎包含着许多信息，却又没有可供追查的实质内容，与目前掌握的许多线索一样，若即若离，让人无从入手。
11.丢枪事件
2001年8月21日。小雨。
楚原市复兴路莲花小区。
下面要说的这件事，是我在此案破获五年后才听沈恕说起的。随着时间推移、人事更迭，当时的保密文件已经过期，社会敏感度已降低。只是沈恕连我这名一直参与侦办此案的内部人员都要长时间隐瞒，可见他处理原则性问题时，说是六亲不认也不算过分。
这件事把科技处副处长、楚原市法医界权威陈广卷了进来。沈恕在听过我汇报的关于徐剑鸣所受枪伤的鉴定报告后，并未轻信，而是派管巍马上赶去省公安厅物证检验中心，出具徐剑鸣的枪伤照片和他主治医生的诊断记录，请求鉴定，以听取第三方意见。公安厅很快给出结论，与我的检验报告完全一致。
沈恕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由于陈广的行政职务比他还高，他有必要先向上级汇报。这是一件尴尬的事，因为陈广是刑侦局长高大维的爱将，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而高大维又是沈恕绕不开的主管领导。应该怎样汇报？说陈广工作不慎、业务不精，把驳壳枪枪伤误判为猎枪枪伤？可陈广业务精湛是公认的，是在千百次战役中磨炼出来的，怎能因一次失误——甚至还不能断定是失误，就彻底否定一个人？做刑警的，谁又不曾走过弯路？如果因在办案中犯错就上手段，局里还能有几个人是清白的？
沈恕思忖良久，决定弱化矛盾，在向高大维汇报时，轻描淡写地说省公安厅对徐剑鸣所受枪伤持有不同意见，建议在办案中针对民用枪和军用手枪同时展开调查。近段时间重案频发，高大维有些应接不暇，并未过多思考沈恕的汇报中不合情理之处，就批示了同意。
沈恕是否对陈广上了手段，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沈恕会把这个秘密带到骨灰盒里去。总之，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上或不上手段都是犯错。上手段，是僭越，不按组织程序办事，搞内部分裂；不上手段，是麻痹大意，工作态度草率，不认真负责。事情就是这样，翻过来推过去都是理，只有掌握权力，才能掌握真理。
查枪行动低调展开。
楚原市的驳壳枪数量原本就不多，在1978年后全面淘汰，集中回收销毁。目前仅军事博物馆还存有两把，但没有子弹。有据可查的流落民间的驳壳枪，是在1974年前后，有来历不明的红卫兵冲击解放军驻楚原某部后，一名解放军连长配备的编号为7885的驳壳枪丢失。相信是有红卫兵趁乱私藏枪支，但年代久远，时过境迁，再想回头查找闹事的红卫兵，希望十分渺茫。
这支枪在销声匿迹二十几年后重新出现，持枪者是否仍为当年偷藏枪支的红卫兵，还是已经易手？自从驳壳枪被淘汰后，楚原市一直不曾有驳壳枪伤人的记录。也就是说，二十几年里，这把枪一直静静地躺在某个地方，持枪者胆大妄为又细心隐忍，甘冒奇险却不肯把它丢掉。它于多年后再次被使用，目的是消灭徐剑鸣。有一种解释是徐剑鸣每逢雨夜就到案发现场巡逻的行动已经威胁到凶手的安全，也破坏了凶手的连环杀戮行为，而凶手并没有其他办法干掉徐剑鸣，只好铤而走险，启用了沉寂多年的驳壳枪。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吗？
重案队与丢枪的解放军某部取得联系，当年服役的军人目前大多已转业到地方工作，有退休的，也有过世的。所幸丢枪的连长耿连富还可以联络上，他就居住在楚原市复兴路莲花小区，去年才从民政局综合科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提起丢枪事件，头发已经灰白的耿连富心中犹有余恨，愤愤地说：“当年那群红卫兵，无法无天，进屋就砸，见东西就抢，战士们又不能当真和他们动手，上面也有命令，不能伤了他们，否则大帽子往你头上一扣，说你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谁也承受不起，只好任由他们胡来。整个部队大院被他们砸得七零八落。我是气急了，骂了他们两句，就被一群人围着打，武装带、木棍都是他们的武器，在混乱中，我的头上被重重敲了一棍子，就晕了过去。醒来后，本来挎在腰上的佩枪不见了，一定是被那帮小兔崽子顺手牵羊给捞了去。为这事，我被部队勒令提前转业了。”
沈恕说：“攻击你的红卫兵身上都佩戴有袖标吧，就看不出他们的来历？”
耿连富摇摇头，说：“从袖标上看不出来，那时候物资匮乏，东西金贵，袖标都混着戴，有人干脆就戴一块红布。围攻我的有十几个人，男女都有，看年纪都二十出头，不像是中学生，倒像是大学生。事后有人说，认出其中的两名红卫兵是楚原大学的学生。那时候红卫兵们的帮派多，也没人认真去记那些乱七八糟的帮派名字。”
“那是我给军区首长做警卫员时，首长送给我的纪念品，我当成心肝宝贝似的，却被人不明不白地抢走，现在居然还拿它去杀人，真是糟践了那把枪。”提到丢失的那把驳壳枪，耿连富仍心疼不已。
虽然找到了耿连富，也坐实了驳壳枪的来历，但案情仍然一团混沌，并未因此得以推进。当年偷枪的红卫兵，算起来如今已经是年约五十的中年人，人海茫茫，无任何线索可循，又能到哪里去寻找？
12.身陷绝境
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我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给沈恕，自己的日子却并未因此更好过。
陈广依然是一副不动声色、城府深沉的模样，每天照常上下班，做事一丝不苟，查案兢兢业业，看上去对我质疑徐剑鸣枪伤鉴定一事毫不知情，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又或者他真是无辜的？在阴沟里翻船的事并不少见，要允许任何人，包括权威人士，犯低级错误。枪案原本就很少遇到，陈广虽做了二十几年法医，相信他办过的枪杀案也屈指可数。何况他是从外科医生的岗位上转做法医，不比我是正统的学院派，他有些薄弱环节，也在情理中。
我自己却像是做了亏心事一般，每天都惴惴不安，害怕见到陈广，更怕和他说话。可他是我师父，又是顶头上司，不可能避得开。好在他并不心存芥蒂，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特别热情，也不特别冷淡。外出办案时一般都会叫上我同去，指导时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的平静使我有些恍惚，甚至有些内疚，开始对自己的做法产生疑问。也许我当初应该采取更折中的做法，不该轻易对他存有怀疑，我太年轻，经验不够丰富，做事不够冷静、成熟……
沈恕按兵不动，我指望不上他，必须独自面对。这是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我二十几年的人生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我猜想陈广不可能不知道我质疑他的事，他在楚原市经营多年，根基很深，用心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从省公安厅到区县公安局，都有他的铁杆兄弟，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会马上知道，何况这样大的事情，而且他还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他不动声色，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确实一片公心，光风霁月，做错了事就勇于担责，所以问心无愧；二是他确实像我怀疑的那样，有意做出错误的枪伤鉴定结果，误导重案队的侦破方向，隐瞒事实真相。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质就非常严重了，他可能是凶手的同谋，也可能他本人就是凶手，任何最坏的可能都要预料到，他的平静也许是爆发的前奏。
命运开了一个蹊跷的玩笑，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上司、导师，竟然成为被我怀疑的对象，我进退维谷，无所适从。
一件小事迫使我从消极防守转为主动进攻。那天上午，到陈广的办公室送一份材料，从始至终都赔着笑脸，却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耽误一分钟，放下材料后就急匆匆地往门外走。陈广忽然在我身后问：“淑心，你来市局报到以前，斬有没有参与过枪案的鉴定工作？”他的声调很平和，却像凭空响起的炸雷一样，震得我心旌摇曳。我愣愣地慢慢转过身面对他，见他还在低头看材料，根本没留意我的反应，似乎那只是一句没有什么特殊含意的随口问话。
我故作镇静，感觉喉咙火辣辣的，说：“没……没有啊，您怎么想起问这个来的？”声音不争气地有些嘶哑，一听就知道心里发虚。
陈广却没有察觉出异样，仍头也不抬地说：“没事，随便问问，你出去吧。”
我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心脏还在狂跳不已。陈广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在这敏感时机没头没脑地这样说，绝不是随便问问。他是在表达不满、提醒、警告、挑衅、打压？
这是怎么了？明明有问题的是他，就算他是清白的，就凭他混淆军用枪和民用枪的创口，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给他个处分是轻的。我心虚什么？
我不能继续静观事态发展，这只会使我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我必须反击。当年丢枪的解放军连长耿连富不是肯定说嫌疑人是一名红卫兵吗？那红卫兵到现在50岁上下，刚好和陈广的年龄吻合。而且重案队给连环凶杀案的凶手的画像，如有从军或从警经历、接受过搏击训练、经济地位良好、有至少一台可靠的交通工具，都与陈广非常相像。陈广虽然是文职警察，却一向喜欢舞枪弄棒，时不时地就会去警察训练基地开几枪，或活动活动拳脚，身体素质非常好。只是年龄上和描画的凶手有些差距，但这并不能排除他的嫌疑，也许重案队的画像有所偏差，也是难免的。
说不定两名被害人正是陈广偷枪事件的知情者，才惨遭横祸。想到这里，我不禁身上一阵阵发冷。让悄无声息的沈恕见鬼去吧，我要自己查明真相。
我偷偷从电脑中调出陈广的简历。目前各级政府实施政务公开，所有中层以上干部的简历都张贴在内部网站上供员工浏览。陈广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于楚原医学院病理系，学生党员。耿连富丢枪那天是1975年4月30日，而当时陈广还在大学读书，只要找到了解他的老师和同学，相信一定会发现些蛛丝马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