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姆和丹尼还没完事，他们不想让查理·库伦就这么逃脱。有些时候，有人不小心说了个什么，一下就搞定了，这家伙就完蛋了，但是查理没有，他还没有到那步。这家伙要离开了，他们已经进展到可能再推一下就成功的地步了，再推一步，没准他就掉下去了。如果现在放弃的话，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上法庭了。
但是检察官福雷斯特担心如果再这样下去，场面会非常难看。当时是凌晨3点，这家伙已经在地板上号叫了很久。他们一直逼迫了他9个小时，福雷斯特觉得他们不太可能有进一步进展了。他们只能做到这样。提姆和丹尼知道，这个家伙在天亮之前一定会给自己请个律师。
提姆开车回家，躺在床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4点。他希望自己身体里的生物钟可以让自己安然睡到第二天一早，但很显然，没有，太阳就这么升起来了，他躺了一宿，又起床了。提姆非常讨厌放弃大案子的感觉，讨厌把这些案子转交到法院，在没审问出任何东西之前走司法过程。这感觉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从来不能让人有对的感觉。他现在的状态还处于紧急模式，还在试图攻破这个家伙的防线，但其实现在的状况应该是，身心放松，重新充电，精力充沛，放手此事。他能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是周末，应该悠闲地打理房子周边，他可以跑到小木屋去，检查管道，跑跑腿，处理处理杂事儿。下午早些时候，提姆发现自己坐在商场的停车场中央，手指敲击着方向盘，等待着在工艺品商店购物的妻子。
提姆知道让自己如此焦虑的原因就是那个还没解决掉的家伙。他可能已经被放走了，比原计划多获得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他脑海中想象着那样的场景。现在，如果要是给他委派了个律师，这家伙就永远不可能再开口了。整个庭审过程可能要拖上几年的时间，等待陪审团审判一个个谋杀未遂的案子—而且，前提还得是萨默赛特医疗中心没有什么瞒着陪审团的秘密。而提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绝对有。
杀害牧师盖尔的案子会被审讯吗？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罪吗？还是他们必须妥协，放弃这个案子。提姆脑海中重新闪现了杜里埃的案子，这家伙后来被定罪是谋杀未遂，在牢里待了7年就被放了出来。提姆可以想象那个家伙，他可能现在正在街上光明正大地走着，此时此刻吹着快乐的口哨。也许他正在这个购物中心，为圣诞的到来提前做点儿购物准备。为什么不呢？似乎全世界的其他人都在享受着这样悠闲的乐趣，毕竟，这只是一个该死的普通周末而已。
提姆思考着这件事儿，有节奏地拍打着方向盘，紧接着，提姆又想到，也许……
提姆按着电话上的按键，打到了提姆·范·海斯的家里，他告诉提姆·范·海斯，是的，这事儿目前来做还是合法的，他愿意帮忙。库伦已经签署了米兰达协议，他充分了解自己可以行使的权利，他同意他们可以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审讯。这是昨天签署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事儿现在依旧合法，绝对的。
库伦是在周五被逮捕的，直接被送到了审讯室中，而直到第二天早上之前，他都不能被送到州际法院的监狱接受下一步处理。正值周末，法官先生可能正跟自己的妻子购物。库伦还没有被转移，所以他还没有机会接触到法官。提姆给自己一个在监狱工作的朋友打电话，他手上有查理的档案，上面记录着他仍然在地方监狱的牢房里，暂时还没有被安排律师。知道这一切以后，提姆立刻给丹尼打电话，而这正是丹尼一直在等待的电话。
他们还可以再跟这个家伙斗争一轮，他们还没搞定，他们只需要艾米再回到萨默维尔，最后一次帮个忙。
12
一个在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工作的医护人员被逮捕的消息在周五下午的时候就被报道出来了。电话在事件发生后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打了进来，洪水一般的电话袭击着检察官办公室的接待总机。直至现在，超过175个匿名举报者或是相关受害者的家庭成员打来了电话。在提姆和丹尼下午晚些时候终于可以摆脱这一切，获得点儿清闲时光时，布朗尼和马格斯将负责处理关于公众的一切，而他们将继续前往州监狱。
警司带着他们穿过装有尖叫着的金属探测器的走廊，穿过装有双面镜的房间和一连串的电子门，来到了禁闭室。提姆和丹尼看见库伦蜷缩在床上，盯着墙面发呆。
“嘿，看，他就在那儿呢。”提姆说。
库伦闻声回头，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们一眼，继而又看向了地板。
“他们待你不错吧，查理？”丹尼说。
他低头盯着自己脚上那双新的囚犯鞋：“是，还可以。这些鞋不是很合脚，不过……你知道的，这儿还有点儿冷……”
“嗯，是。我们回头看看，能不能做点儿什么帮你改善下。”提姆说，“与此同时，我还得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嗯，反正是这么个情况，你朋友又打电话来了。”
“艾米？”
“是，”丹尼说，“艾米，她一直在打电话。”
“怎么都不让我们清静一会儿。”提姆说。
“她好像真的很为你担心，”丹尼说，“她说需要跟你说话，她很难过。”
提姆和丹尼捏造的故事中，他们将艾米塑造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人，非常忠实于自己的朋友，而且在当地政府有些影响力。“反正对我们来说，这无所谓，”提姆说，“但是，现在我们的老板在后面盯梢，所以，让我来告诉你吧，丹尼和我，我们打算将你继续带回审讯室，继续我们没有完成的谈话。”
“而且，你可以和你的小朋友聊聊。”
“艾米？”
“是，跟艾米聊聊。你们可以聊一聊，让她别再纠缠我们了。在那之后我们再谈谈，你和我们俩，好吗？”
“没问题！”查理说道。他当然对这些安排没有任何异议。
警司打开库伦牢房的门，押送他来到了一个金属桌前。丹尼递给他一份米兰达警告书，让他大声宣读出来。这是他被捕之后第二次签署这份表格了，是助理检察官提姆·范·海斯提出来的这个建议，他觉得还是有必要再来一次。丹尼看着查理在每一个写着“是”的地方都签了名字首字母，并且在表格最后完整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之后，上交给警司，让他在上面盖了一个时间章。丹尼及时将笔拿走，谨防库伦有什么别的想法。签字完成以后，他们直接把库伦塞到了车里，送回了检察官办公室。
艾米在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里等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闭路电视闪烁的显示屏。显示屏上显示的是审讯室的画面：一个很普通的空间，一张桌子，一把塑料椅。视频很模糊，还时不时出现点儿信号干扰，让艾米想起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些从伊拉克传来的录像。这个房间无论怎么看都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愉悦，至少从显示器上看来一点儿也不。当查理出现在那个画面中的时候，一切变得更糟了。他定格在画面中，手和脚都被锁链绑着，穿着米色的监狱服和没有鞋带的专用囚鞋。艾米突然觉得很恶心，查理现在的样子似乎都是她造成的。内疚感将她淹没，她哇哇大哭了起来。她到底做了什么啊？
她不是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还有其他的警察：尼克·马格斯警长、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提姆和丹尼，还有一些她不认识的人来来去去、进进出出—不过至少都混了个脸熟，大概都见过。他们肯定都认识她，她就是那个艾米，那个告密者。他们说艾米天生就是干这事儿的，说她很伟大，一直在给她戴高帽子。但她还听见了其他一些话，关于死刑，关于在监狱的生活。在屏幕上，艾米看着自己的这个朋友，这个他们所有人都想要干掉的人，这个在塑料椅子上不停颤抖的温顺男人。那个大家嘴中所说的凶手不在这里，屏幕上能看到的不过是个小男孩，害怕而孤独。她将这个男孩送到监狱里，他就在那，等待着她，真诚地相信，她还是自己的朋友。在这一刻，他确实是对的。她还是他的朋友，不知何故，她依旧还是。查理环顾了一下整个房间，继而看到了墙上安装的摄像头，定在了那里，盯着。艾米觉得自己被突然袭来的耻辱感觉羞得脸都红了。艾米当然知道，查理不可能看到她，但这一点儿也改变不了她现在的这种强烈感觉。
警探们从头开始审问查理，一切都如昨天晚上一般重新上演。
“听着，你得知道，查理，这事儿要是公之于众，最后你可能是以一个性变态的形象收场，也可能是个心存善心的‘死亡天使’，一切都取决于你。”
然后，丹尼开始说，用自己的方式说相同的话。
然后是提姆，然后又是丹尼。
终于，轮到艾米上场了。
警探们带着艾米沿着迷宫一般的走廊穿过几个办公室的门，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说着什么，但艾米除了自己的心跳以外，什么都听不进去。所有的门看起来都长得一样。她觉得自己正身处地狱，或是上了一个什么游戏节目的真人秀。走了很久，终于，他们停在了一扇门前。门打开了，他们把艾米留在了这个房间的沙发上。她坐在沙发的一头，然后又跑到另一头，在犹豫了几次以后，终于决定还是坐在离门最远的沙发把手上。坐定以后，她开始环顾四周，看了看这个房间的其他部分。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房间，四壁空空，除了这个硬邦邦的沙发和上面几个粗糙的羊毛垫子以外，剩下的那点儿家具就是一个咖啡桌、一个柜子、一个安装在墙上的摄像头。她觉得这个摄像头应该已经打开了。咖啡桌上有个录音机，被贴在桌面下，跟她五年级记忆中的那个一样。柜子里装满了娃娃。
艾米又往前凑近看了看，这些娃娃从解剖学上来说比例都很真实。这个房间是专门用来审问那些恋童癖性犯罪者的。她坐在沙发上，盯着那些小木偶般大小的阴茎和阴道。她从来没有跟检察官办公室的人说过自己童年曾遭受过性虐待。事实上，她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过这些事儿，但她还是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的什么表现反映出了这个过去的历史，以至于他们故意把她带到这么一个房间里来。艾米忍不住想，如果当时一个女警察可以带7岁的她来这么一个房间接受调查，她的生活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她也不必记住那些梦魇一般的过去。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想过要保护她，她只能试图保护自己，因为她的家人全都不相信她。他们告诉她，那个男人根本不是那种人，他人很好，是个很棒的叔叔。只有艾米知道，在这个好叔叔的表面下，是个怎样的怪物。每次过生日、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时候，他都会出现，无论是不是有人看见他，他都会出现在那里。这是艾米真实生活的写照，也是查理的。
查理走进房间，身上戴的镣铐都被卸下来了。艾米给了他一个同情的微笑，这感觉是真挚的。她不再紧张，查理挨着她坐在沙发上。他看起来还是那么小、那么温顺，像是个穿着睡衣和蓝帆布鞋的小孩子。这个好像被吓坏了的小男孩穿着无袖衫，赤裸着双臂，这是艾米第一次看见这种囚服，淡蓝色的，很单薄。在观察衣服的同时，艾米的眼睛在他健硕的肱二头肌上来回游移。
他说这是他自己做的，源于一次拙劣的自杀尝试。查理告诉她应该如何正确地做这件事。经过基本训练的他们告诉他说：“如果你要是想自杀的话，就要选用正确的方法，争取一次成功。”标准方法是割手腕，如果割得偏上，划胳膊的话，只会增添很多痛苦，但要是沿着整个胳膊，拉一个很长的伤口，血就会立刻喷涌而出。“这种方法既能造成很震撼的效果，又能成功自杀。”他们是这么说的。这是那些人佯装硬汉的时候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那种演练军官们时常喊的口号。但是查理记得，有一天下午，他放下手中的拖把，走到浴室中，用刀片沿着整个手臂划了一条口子。演练军官说得没错，他确实看到了不少血，很厚，“我的上帝”，他甚至可以看见自己的肌肉和白色的肌腱，他开始尖叫。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搞砸所有事儿。”查理这么对艾米说道。20次自杀尝试，如今他依旧活着站在这里，呼吸。他们嘲笑着这些事儿，但是究竟自杀给他带来了什么，也许只有查理自己才知道。在危机中，只要他觉得走投无路或是感到无奈，就本能地回想着那些死亡曾给他带来的威胁与恐惧。可事实上，他对死亡本身并不是很感兴趣，起码对自己的死亡不感兴趣。他的护理事业帮忙解决了这些悖论，接近脆弱感受死亡又不用牺牲掉自己的性命，他学会了用这种方式替代自杀带来的感觉。
你没法告诉查理应该去做些什么，他永远不会被迫干什么事儿，就像儿时把他压在身下的那些大孩子一样，警探们对他无计可施。不过，如果他愿意的话，是可以做一些事的。艾米没有要求得到真相，但查理可以给她真相。
艾米看着他的眼睛，知道他需要说些什么，也了解他想说的话。查理不需要成为一个圣人，上帝知道他离圣人的标准还远得很。他知道是非黑白，知道他曾经做的那些事情是坏的，是违法的。所以，是的，他不是个圣人，但是他想要成为一个英雄，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了她。
一旦他开始说，这一切就变得相对简单很多。与其说他是在供认罪行，不如说他在侃侃而谈自己这一生的故事。他搭着双腿，坐在问讯室当中，肩膀上还披着艾米柔软的羊毛衫。查理开始从头说起，警探们却急于想要知道关于盖尔牧师的事情。他跟他们谈论了盖尔，然后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他之前可以回顾的道路是那么长，他回顾的过程是那么的小心翼翼。
查理没有为自己干过的事情列过什么单子，没有记录自己犯罪的备忘录，更没有将这个完整的故事给别人大声讲出来过。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讲给自己听，被编辑过的这些故事在他的脑海中好像一首首曲调完整的流行歌。他是周日晚上6点15分的时候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中间只因进食、喝咖啡和去厕所间断过几次，他用相同而平缓的语调足足讲了7个小时。每当提姆要给磁带翻面的时候，他都会耐心地等待，然后从刚刚断掉的地方接着继续讲下去，一点儿不差。他阐述着这个行业的复杂性，梳理着职业生涯中所有用到过的专业知识，描述着当初深陷抑郁症和企图自杀时的黑暗时光以及不合时宜的恋爱史。每一个故事都有相关联的数据来解释他的所作所为。那些仁慈的善举，就算被称之为犯罪，也是被迫无奈的。患者们“去世”，“大限已到”有时候是“宣告死亡”，他只是做了“干预”或是“不得不去干预”—无论怎样，查尔斯都没有“杀人”，这些事件也都不是所谓的“谋杀”。这是个温柔谦和的故事，经过了长时间的排练，却是头一次被表演出来。为了他们好，为了他们的家人好，死亡只是一种恩赐，一种不止上帝才能给予的恩赐。
他们本来只需要一个案子的始末，但查理给了他们40个，直到凌晨1点31分最后一盘磁带被用完的时候，故事还未结束，依旧还有很多尚未来得及讲出。
后记
媒体迅速为查理冠上了“死亡天使”的名号，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查理到底杀了多少个病人。这个案子中绝大多数证据都不能直接证明查尔斯·库伦就是凶手，因此很多证据都来自库伦的自述。库伦起初承认他杀害了大约40个人，重数之后，他漏掉了几个名字，跳过了那几年和那些医院，并且也没有去猜测那些他并不笃定杀死的人是否真的死了。比如在雷海山谷医院的时候，库伦想起有四五个受害者，但到目前为止，仅有两个人证实确实被杀害了。尽管库伦开始说在亨特顿医疗中心的时候，他并没有杀太多的人，但最终还是在这里发现了5名受害者。对这个案子了如指掌的专家们称，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可能将近400人。查理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虽然嗤之以鼻，但也没有否认，这个数字如果准确的话，他就成了美国历史上杀人最多、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确切统计出库伦杀人的数量，困难在于证据。当萨默赛特郡警察局得到通知去调查的时候，很多医疗记录都已经遗失或者不完整。很多死者已经火化，做尸检已经变得不现实了，而将库伦自述的杀害人数从医院的死亡人数记录中分离出来是相当困难的。库伦所在的第一家医院的记录已经全部被销毁，想获得准确的统计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
圣巴拿巴医疗护理中心的烧伤科是库伦的第一份工作，他做了5年之久，但在他的正式供词中却只出现了一个人名—约翰法官。供词记录他在1988年11月6日被杀害，但是在库伦先前重新统计的杀人记录中，他杀害的第一个人是1987年圣巴拿巴的一个年轻的艾滋病患者。关于那时候唯一残存的记录也只是侦探找回的不完整的档案，还有后来在桌子抽屉中找到的几页手写的纸，记录了巴瑞和阿诺德的调查细节，关于用过的胰岛素的袋子和重症监护病房里多次过量使用的胰岛素细节。此后，库伦承认，在圣巴拿巴医院时，他曾一周三四次随机注射胰岛素杀死患者。在这所医院工作的5年里，截至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库伦只有一起谋杀或谋杀未遂被记录在案。在此后超过11年的时间里，他又为其他8家医院工作过，也许可以将这组数字和受害者数量对比一下，而这些名单也是探员通过完整的电脑药物表单和数据整理出来的，他们在萨默赛特也是这么做的。
2004年4月，查尔斯·库伦在新泽西法庭自首，承认了13起谋杀和2起谋杀未遂，以及其他罪行。在录供词期间，他曾告诉艾米和萨默赛特郡的探员们其实他想要被判处死刑，但他却从未跟他的法庭指定律师—高级公设辩护律师强尼·马斯克—谈起过，随后他的几次“自杀企图”甚至都不是真的想死，其实是想活着。库伦和马斯克和新泽西的检察官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他积极配合，那么便可以考虑不判处他死刑。
监狱成年累月有规律的生活让查尔斯·库伦习惯自己已经不是一个自由人。他有自己的牢房，读间谍小说，闲暇时间锻炼、冲澡，见见天主教执事或是牧师，跟着他们学习圣人的生活。监狱长常陪同他穿过草坪来到检察官的办公室，和丹尼或是提姆坐在一起，帮成千上万的病人从各种心律不齐、濒死边缘和血检中渡过难关，没什么比这个更适合他了。
接下来是2005年的8月，萨默赛特监狱收到一封信。事到如今，库伦已经习惯了接到一些要求采访的邮件和恐吓信，甚至还有古怪的“粉丝”来信。但是这一封却不同寻常，是一张薄薄的《长岛社区报》的剪报，其中有几段提到了一个名叫厄尼·匹克曼的人，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还有一行很秀气的字，写着：能帮帮我吗？
库伦知道匹克曼这个人，一个跟库伦年龄相仿的男人，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孩子，在弗雷明德尔做金属附属品生意，比如窗框压条和旋转门框之类的。他是凯瑟琳的哥哥。凯瑟琳是查理早已疏于联系的前女友，也是他最小孩子的妈妈，但他们这辈子老死也不会往来了。可能他和厄尼曾在几年前的一个婚礼上打过招呼，可查理已经记不清了，但他们不是朋友，他们甚至都不熟，至少肯定没有熟悉到做器官交易。
医生们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和经过，但可以确定的是2003年的某个时候，那时厄尼感染了链球菌病毒，可能只是因为小的抓伤，然后感染了。本来就是嗓子红肿发炎的小毛病，吃点抗生素一周就会好了，但是厄尼却没在意，结果感染扩散了。不断生长的病毒侵袭了他的免疫系统，在他的肾小管上发现了复杂的蛋白质结。正常情况下，这些结点会随着血液透析和排尿排出体外，现在他们却像头发堵住了下水管道一样堵在厄尼体内。厄尼的身体由于积满毒素而开始浮肿，手和脸都肿了起来，尿液也变成了深褐色。当他来看医生的时候，已经肾衰竭了。
查理从来没在肾病科当过护士，但是他知道肾脏一旦衰竭就不能再被治愈。透析是最普遍的疗法，患者通过一个机器将全身血液过滤一遍。厄尼每三周要在斯通尼·布鲁克做两个小时的透析，这成了他的另一项主要“工作”，但是病情却不断恶化。他的静脉不断堵塞，于是医生在他的脖子上拉开了一个主静脉供每次透析用，就像是永不愈合的伤口，这也让他增加了新的感染风险。如果他真的想活命，透析并不是长久之计，他真正需要的是一颗全新的肾脏。
那时候，整个国家的器官移植名单上大概有6万人在等待肾脏移植。绝大多数肾脏来源于死者。（早春的捐赠率是最高的，冬天的湿滑路面还没彻底消融，一些新的机车手就上路了。）但是相对于活体捐赠，死者肾脏的寿命大约只有6年，而即使这样，要想等到一颗肾脏也大概要5至7年。对于身体不断恶化的厄尼来说，这样的等待无疑就像是被判了死刑。
最好的匹配方式是通过受捐者的亲属捐赠，但是厄尼家族中却没有能跟他匹配的捐赠者。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寻找一个适合的陌生捐赠者，但一个陌生捐赠者的器官完美适合受捐者机体的概率是非常小的。这对于厄尼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厄尼的妈妈，派特·匹克曼已经抵押了房子来帮助他支付医疗所需的费用，并且联系了当地的一家报纸专门为他的捐赠配型开通了一个热线，以此来期待一个奇迹的出现，但是奇迹却一直都没出现。派特为了救儿子想尽了一切办法，为此她愿意尝试任何的可能性。又或许，一张邮票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所以她剪下报纸上的文章，放进信封里寄到了萨默赛特监狱，然后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关于奇迹这件事，你不能预料它会带来什么，或者你要承受什么。可能是任何人，甚至是一个搞大了她女儿肚子的连环杀手。
库伦在监狱里请求成为一名器官捐赠者这件事还是引起了轰动，尤其是一些受害者家属。一个杀害了众多患者的护士现在想要救死扶伤了？无论如何这都是很讽刺的。他是否有什么企图？理论上，查尔斯·库伦在坐牢期间是处于中立状态的，但是突然间，他不再是中立状态，而是开始登上报纸头条，操纵着法庭的审理，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扮演着上帝的角色，用自己的器官作他最后的筹码。他是不是想趁机用同情和病躯有所企图？又或者是不是为了他的孩子，或者上帝，甚至他自己赎罪？不过现在都不得而知了，答案只有查尔斯·库伦自己清楚，但是他又不肯说。
“当人们看到查尔斯所做的一切时，他们看到了一头野兽。”凯特琳·罗尼解释道，“查尔斯性格中的另一面在萨默赛特监狱里展现出来。你会比之前更能理解他为什么杀人，而这对于受害者的家庭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仅仅是个杀人野兽，而不是什么‘死亡天使’，他远比这个称谓复杂得多。”
查尔斯·库伦坐在牢房的床上，反复读着派特的字条“你能帮帮我吗”，但是他不确定。库伦知道厄尼的病意味着什么，他可能很快就会死，而活体捐赠的肾脏可能会比死者捐赠的肾脏延长6年的寿命。他是“死亡天使”，虽然他不这么认为，但这就是这个社会对他的认识，媒体也是这么说的。他知道，只要他捐出一颗肾，就可以带来一些新闻报道，他也就摆脱了一部分“死亡天使”的恶名，同时媒体也会带来各种正面报道，这对他或是他的家庭来说都是一种弥补。在监狱时，库伦因为发生在他家人身上的恐吓而感到懊恼，那些跟踪他前女友的记者威胁她，让她爆料库伦的事情，否则就把她的地址公之于众，还有人在马路上威胁他11岁的女儿。
在我们的一次会面中，库伦告诉我：“我知道，我会害怕我死之后会发生的事儿，但我更害怕目睹那一切，看着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原因而苦苦挣扎。”库伦不希望他的孩子背负着“连环杀人狂的孩子”的恶名长大，他也不希望厄尼的孩子因为厄尼接受了他的肾而承受那些压力，所以他开始犹豫他是不是真的能帮忙。
查尔斯总是乐意帮助别人，特别是医疗上的帮助。他一直是个热心肠的捐赠者，比如常常献12加仑的血，注册成为骨髓捐助者，倒不是说他知道有人需要他的骨髓，而仅仅是觉得万一有人需要呢。库伦年轻力壮，至少在生理上捐出一个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陌生人之间的移植风险还是很大的，最好的结果是6项抗原指标全部匹配，这基本上就算是奇迹了。而且他告诉我，既然有人向他要求了他能给的东西，那就值得一试。
在萨默赛特那段时间，他每周都去天主教执事那里义务劳动，而且无意间问过他一个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才问的—他有没有可能给别人捐肾。汤姆·斯科拉执事想坐下来想想这件事，因为他从没在教义里教导过他类似的事情。在关押探望后，他回到他的办公室，锁上门，拨通了监督员凯特琳牧师的电话。
凯特琳·罗尼手上戴着精选的生日石戒指，牧师袍领子上别着凯尔特护身符，说话时眼珠儿就像玻璃球一样熠熠发光。当年的手术和病魔让她消瘦了200磅，但现在毕竟年老发福，看起来还是很胖，她牛角号般的声音和雷厉风行的做派让她一来到萨默赛特监狱就得了个“霸气教士”的名号。我和罗尼是在杂志架后面的一个小木桌子上碰面的，杂志架上面放着布里奇沃特、新泽西、伯纳斯和诺贝尔等地的杂志。罗尼是共济会会员、爱尔兰精神领袖、德鲁伊神秘主义者。而查尔斯则喜欢间谍小说和侦探小说，但是不包括谋杀。她说：“你知道要找到一部没有谋杀情节的悬疑小说是多难的一件事吗？”
凯特琳从2003年查尔斯来到萨默赛特监狱开始就一直做他的牧师，而且最近又开始教他“沙漠之父”圣安东尼的冥想理论，她觉得禁欲主义对于一个后半生都要在监狱里度过的人来说早晚都会派上用场的。将近3年的课程结束后，罗尼开始慢慢了解查尔斯，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理解他。事实上她并不理解他，比如查尔斯为什么杀了那么多人，她也不明白为什么恰恰是现在，他又想捐肾脏。“所以那天夜里我去了监狱盘问他，我需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以确保我没有被利用。”
“我问他：‘是不是有人会给你钱？还是你为了名誉想这么做？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在和上帝讨价还价？你救了这个人，就能弥补你杀掉那些人犯下的罪过吗？’”
这个问题似乎伤害了他的感情，“但是那没关系。”她对我说，“如果我卷入到这件事中来，那我就需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所以罗尼还问了他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他在尝试被动自杀，他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他告诉她，他没这么想过。
所以她第三次问他：“查尔斯，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现在？10年前你会这么做吗？17年前呢？在一切杀戮开始前你会这么做吗？”
“是的。”他说，“至于为什么，因为我能给，有些人需要的东西我可以给他。至于为什么是现在，因为现在那个人需要，而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
“我相信他说的。”罗尼说，她把大杯的冰茶推到一边，然后用涂着指甲油的手指抓住我的手说，“查尔斯有着很悲惨的童年，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从没责怪过任何人，也没为他所做的一切找任何理由，这个杀人狂就是可以做出这个救人决定的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医疗箱里装了一大堆贴有五颜六色标签的抽血管，用来给库伦抽血化验。之后斯通尼·布鲁克医院会检测他的血液抗原和厄尼的匹配程度，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看库伦的肾脏适不适合移植给厄尼。“我就是这么变成采血狂人的。”罗尼笑道。
罗尼回想起得知查尔斯的抗原与厄尼身体里6个抗原全部匹配的时候，她哭了，哭到睫毛膏都洇开了，这就像是赢了赛马比赛大奖一样激动。她用一张星巴克餐巾纸擦掉眼泪：“说实话，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上帝的旨意。”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她回忆道，“但是我告诉强尼的时候，他只是不停地摇头，他知道这一切会越来越糟。”
新泽西的公共辩护办公室就像一个四层的巧克力砖，有残疾人专区和灌木丛景观，一个穿着卡通t恤的300磅的女人在玻璃门后面抽着烟。在楼上办公区，人们在黄色的水银灯下紧张地等待着。树脂玻璃上有一个孔，你可以对着那讲话。强尼·马斯克的办公室在另一面，是这个楼里少数几个既有窗户又有门的办公室，他有着阿拉伯式的胡须和狮子般的面容，说起话来有着浑厚的男中音：“有些人想要搅黄了这次器官捐赠。”
作为新泽西史上最大杀人犯的辩护律师，在经过3年的辩护之后，马斯克已经累了。“我保证过我会尽最大努力让捐肾这件事情顺利通过。”他叹气道，“但是这感觉就像我们被耍了。”想到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老笑话，马斯克眯着眼睛摇着头，“基本上，我不认为任何人想为一个连环杀手的这件事努力。”
雷海法庭
艾伦敦，宾夕法尼亚州
2006年3月20日
艾伦敦是一个破旧的小城，曾经因为钢铁业而变得富有，市中心有一大片庄重的公共区域，堆砌着进口的石头和高耸的柱廊，以及破旧不堪的汽油桶。现在有一家正承受悲痛的人在这儿进行小规模游行。他们穿着正式，身上贴着马克思办公室的蓝色小贴纸，上面是被“死亡天使”杀害的人的名字。他们这次参观之旅的重点是一间出乎意料明亮的19世纪意大利式的法庭。审判席是一张巨大的长桌，旁边用联邦风格的灯和护栏围着，复杂得就像一张2美元上的背景图一样。
库伦的手被交叉铐在前面，脚也被锁着，给人一种此人极其危险的信号。当然，他不是，至少在这儿不是，但这或许是查尔斯·库伦第一次给人一种该有的印象，一个连环杀手应该有的样子。整个谈话内容都围绕库伦对遭受病痛折磨患者的情感进行，有些人可能觉得他在监狱里可能是尽量表现得好些，尤其是如果他为需要的人捐一颗肾，那么便可以扭转一下公众对他的看法。至少，没人希望他借助这个机会再去折磨受害人的家人，让他们痛苦不堪或者增添麻烦。
但奇怪的是他确实这么做了，库伦开始复述事情的经过，威廉姆·普拉特法官需要把这些陈述给媒体。
“鉴于这个原因，法官大人，您需要退休了。”库伦说道。
“提议无效。”普拉特法官说道。
“不，不，法官，你需要退休了，真的需要……退休了……”库伦打断他说道。
“如果你继续要求的话，我就终止你的陈述请求。”法官警告说。
“但是你需要退休了！法官大人……”库伦大声喊道。
这是间很漂亮的房间，但是也很可怕，坚硬的大理石墙面让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刺耳。查尔斯·库伦的声音充斥了整个房间。当库伦几十遍地复述着他的辩词时，受害者家庭等待着，谨慎地准备着陈述词。他一直说着，没有停下的意思，这时狱警走过来在他的头上套了一个上面有网孔可以听见声音的面具，然后把他绑在椅子上，用毛巾勒紧面具，这样一来库伦的声音就只剩下低声嘶吼，就像用枕头捂住吼叫的人那样。然后受害者家属开始陈述，“你真是牲畜都不如，恶魔之子”，仅有只言片语的嘶吼从面具后传出来，紧接着狱警的手抽搐了一下，紧握着的毛巾松了下来，库伦又开始喊叫，声音越来越清晰，就像唱歌剧一般响亮。法官怒视着他，让狱警强行把他带下去，陪审团的几个女陪审员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之后他们拿来了宽胶带把他的嘴封上，交叉着贴了两次，像动画片里的场景一样，严丝合缝地贴成了一个x字形。然后受害者家属继续陈述，而库伦还在挣扎喊叫，从胶带后面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噩梦般嘶吼版的“row row row your boat”。
“如果你奶奶现在还活着，他一定希望你烂在地狱里，你这肮脏的狗娘养的……”
“法官大人，你一定得退休了……必须……”
随着一句“囚禁终身”，审判结束了。再一次，库伦被押了出去，五花大绑，嘴上还贴着胶带，出了法庭，进了电梯等着。直到电梯关闭的一瞬间，他还在重复着“退休吧！法官”。
随后，受害者家属们挤在走廊里，因为不满气得发抖。“我觉得他是故意不尊重法庭上的每个人。”茱莉亚·桑德斯生气地说道，她的一个朋友被库伦用药过量致死，“他说他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要捐肾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说这样做是出于同情心，现在他的同情心在哪儿呢？！”桑德斯激动地挥舞着手指，指着刚才库伦所在的地方，“我有话要跟他说，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知道他对我们的生活做了什么吗？！”
“所有的警告和谨慎入微都是因为我杀过其他病人。”库伦叹气道，转动着眼珠儿，似乎有什么想法。我们整个的探访过程中，库伦变得越来越失落。这种失落主要是因为捐赠的推迟。库伦想要帮忙，但是他现在在监狱里，而外面有人正等着他的一颗肾。
“政府觉得因为我之前在医院里杀过人，所以这次我可能还会行凶，为什么他们不想想在医院里自杀会更容易？”尤其当他被看守着、手脚还被铐在床上的时候，他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阻止他捐肾只是另一个错误而已，想到这些他就更加失落。他在萨默赛特监狱签了一份关于捐赠的文件，他的律师强尼·马斯克正忙于处理这些文件，凯特琳牧师则忙于联络受捐家庭和医院方面的事宜。然后，却什么都没发生。
库伦透过隔离玻璃盯着我的手，然后又低头盯着自己的手铐。“当我通过了匹配血液检查后，我以为一切都会发生，但是现在我不确定了。”他说。
“我是说，我并不指望能因为这个得到什么回报，在监狱能得到什么特殊的待遇，或者为了钱或任何东西……我不明白能有什么害处呢？”库伦的眼睛看着我们之间的玻璃，似乎想要一个答案，“那些家庭更希望我干什么呢？坐在那儿看电视吗？”
“我承认我确实做了非常糟糕的事情，我杀了人，”他语速很快，“但就因此要阻碍我做些积极的事情吗？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坐在监狱里，每年花着纳税人4万美元。我想新泽西也不想再这样白白浪费钱了。”他示意着摇摇头，“那么一个囚犯能为监狱做点什么贡献呢？”
“我知道人们说我想扮演上帝的角色，但是我真的没打算那么做，我想做的仅仅是捐赠器官，至于之后的事儿就听天由命。作为一个护士，我送走患者，但是我不能给予生命，我也不能延续生命。我们给予爱，为了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不能拥有他们或控制他们。我们为他们做很多事情，但是不能因为这些事就觉得自己是上帝。出于某种原因我的捐献匹配很成功，受捐者之前也通过媒体求助纽约的市民们，希望能找到匹配的捐赠者，但是没人来，一个都没有！”
库伦看了我一眼，又马上移开了视线，也许是想看看我个人的反应和看法。“这真的取决于你怎样看别人，并且觉得别人能做什么。”他说。
在艾伦敦雷海郡法庭最后一审后，查尔斯被双手铐着关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面包车后备厢里，里面黑漆漆的没有光，之后面包车在新泽西高速公路上一路狂奔，库伦开始觉得晕车恶心。他试图用罗尼牧师教他的冥想法，想象耶稣在黑暗中的圣光，但他还是觉得很恶心，于是他停止冥想开始祈祷。
他被押去特伦敦的新泽西州监狱，大约有10个狱警跟着，其中4个穿着防暴装备。他被关押的牢房里，有两名狱警在对他进行裸体的搜身检查，旁边还有监控摄像头。其中一个狱警告诉他自己曾在报纸上读到过他的案子，而另一个则告诉他只要再随便动就被视作有攻击行为。他给了库伦一套新狱服，然后带他到监狱的精神病区，接着又是脱掉衣服做裸体检查，然后给了他一件塑料袋做的宽袍。在他看来，他就像是台新电视机，被塑料泡沫裹上，然后扔进监狱里待上72个小时。塑料袍在一天后被撕掉了，也就是说从周一到周二库伦就尴尬地在摄像机的监控下全裸着身体。他尽量不去听狱警提起胰岛素谋杀的事情，专心默念《圣经》里的
第25节赞美诗：“我的敌人有很多，他们恨我。请解救我，别让我受辱。”终于，他觉得他又重获了新生。这儿的监狱比在萨默赛特的小，狱警们也总是玩弄他，告诉他这儿没有图书馆，给他小两号的运动鞋穿。诸如此类的事情让他明白，不要再幻想和指望任何事情了。他和外面彻底失去了联系，为了不被其他犯人侵犯，他每天都待在牢房里差不多23个小时。等到他被允许探望或者打电话的时候，他看起来消瘦了很多，胡子也变得灰白，但是捐赠的事情和5个月前比没有任何进展，这让他感到非常受挫。
对库伦来说，推迟捐赠的事情根本说不通。如果匹配成功是上帝的旨意，如果他的肾脏刚好完美适合另一个急需要他的人，那为什么后面的事情就是无法实现呢？这是不是一种惩罚或者医疗玩笑？难道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吗？
此外，等待他肾脏的受捐者病情不断恶化，又不得不住进医院，一个月要有几次并发症，至少他是这么听说的。库伦在我们的一次探访中说到这件事，这一次他的表述很简短，似乎心灰意冷。
他知道受害者家属把捐赠的事情看作是他个人意愿的实现，想要通过这件事逃离监狱，诸如此类的小算盘。“但事实上，我可以去做血检这件事不只是我的意愿，而是大多数人的努力—马斯克先生、罗尼牧师、阿姆斯壮法官……而且厄尼的家人也在等待中备受煎熬。”他又想了一下，然后轻轻摇头叹道，“漫长的等待。”
库伦停顿了一下，低着头，眼泪流了下来，终于他吸了口气说道：“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他们会怎么做？把这看成是为了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很难的，这不是让厄尼去选是成为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库伦盯着桌子，双手交叉紧紧抱在胸前，“我还是爱别人的，我在乎他们，也许人们觉得我不应该为了我在乎的人做这样的事，但是如果我突然决定捐器官给需要的人，他们就会认为我疯了。”他抬起头，继续说，“这很讽刺，人们觉得你疯了，才会为一个陌生人提供帮助。”
“我做过的错事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我为什么好事也不能做了呢？”库伦问我，“我知道人们觉得我应该带着我的肾直接下地狱，他们觉得他们知道上帝是怎么想的，但只有上帝自己知道有些人的内心、灵魂和想法。”
强尼·马斯克一直确信捐赠事宜的程序已经被搁置了，罗尼也是这么觉得的。毕竟，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吗？
自从查尔斯第一次来到罗尼所在的监狱，人们就觉得罗尼教士就是个共犯，也许是因为她与库伦走得太近了。她很享受这种刺激带来的快感，她知道那对她来说是一种诱惑。罗尼当然知道库伦犯下的罪行，但她还是不能理解人们对这件事的评论，这些评论，一些来自她之前称为“朋友”的那些人，还有一些来自教会的牧师同僚或基督徒，他们会说：“你怎么能觉得一个杀人犯也是上帝的孩子呢？”
“起初收到的一些信中，有一封来自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警告我不要给一个杀人魔鬼做牧师。他写道：‘如果你救赎他让他上天堂的话，那就太不公平了。’”罗尼回忆道，“这就是福音教徒的想法，这太愚蠢了，但是最让我抓狂的是在收到这封信的两天后又来了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