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和巴瑞每月都会定期和利文斯顿的警长唐·琼斯会面。这些会面纯粹是出于实用性的目的。圣巴拿巴是整个利文斯顿雇员最多的地方，是整个镇子的缴税大户，将这个医学中心所面临的问题与和它密切相关的镇子隔离开来，似乎太不切实际了。
琼斯警长在利文斯顿的好名声可谓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他常常加班，把得来的奖金补助分给那些新进局里工资少得可怜的菜鸟或是待产在家的警员。随着退休曙光慢慢探头，可以跨行到私企安全部门做高管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尤其是像圣巴拿巴这样的大公司。如果琼斯想向圣巴拿巴的管理层证明自己的能力，那1991年3月5日这一天，就是他机会来临的重大日子。巴瑞和阿诺德在一家意大利餐馆与他吃了顿午餐，同时把这个案子递了过去。
一个警察办案子需要的所有基本材料都齐全了：犯罪事实、受害者、证据以及一个嫌犯，至少在两个病院科室都有发生谋杀案的可能，实物证据—掺有致命药剂被污染后的输液袋，并且迄今为止的调查也让他们将注意力放到了同一个雇员身上。在阿诺德这样的前任警察看来，手头上这些发生在圣巴拿巴医学中心的严重犯罪事实再清楚不过了，但琼斯警长居然不愿染指此事。他告诉巴瑞和阿诺德，从他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压根儿什么也做不了。阿诺德和巴瑞对于琼斯的反应也颇有微词，他们不知道这位警长先生究竟是不愿意帮医院的忙，还是目前手头的证据真的没法给这个复杂的医疗案件带来任何帮助。阿诺德没法责备他，因为他们自己也拿此事毫无办法，无论如何，问题仍然摆在他们面前，亟待解决。
阿诺德和巴瑞想尽一切办法，打算抓库伦护士一个现行，甚至在药物储藏室安装了监控录像。他们还暗访了那些多科室工作的医生、员工，还有探访病人的家属们。他们还在护士中发起了一个新的药物管理协议，将最普通的治疗药物胰岛素列为严格监管的危险药品，如同吗啡一样在使用前需要得到签章许可。就是在这样的管控下，10月份，又有两个心血管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莫名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他们的输液袋中接连被检测出含有胰岛素。他们有自己的种种猜忌，但迎来的不过是更多的挫败感，依旧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任何推测。就在他们还在挤破脑袋想办法努力时，查尔斯·库伦毫无预兆地消失了，而胰岛素事件也随着他一起不翼而飞了。
02
查理觉得自己周边的世界好像舞台上的纸板道具，渐渐分崩离析。他觉得圣巴拿巴的那些人知道自己在那里究竟干了什么—医院的调查人员在问询的过程中不留丝毫余地地表达了对他的怀疑。无论他扎了1个输液袋，还是100个，或是更多，都无关紧要，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甚至没有去调查他在烧伤科的值班记录，就已经知道了一切。几个月来，他们都将注意力放在那两个出现低血糖状况的病患身上。别的病人很容易让人搞不清状况，因为他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低血糖是有可能出现的状况，但这两个人则完全不同，他们的状况很明确。查理知道他们开始调查两次事故发生时交叉值班的护士排班表了，也发现了他是唯一一个两个事故发生时都刚巧当班的护士。紧接着他们还找出了他曾经污染过的储藏室里的那些输液袋，并送到了化验室，检测，留存，作为证据。他总是趁有机会的时候进入储藏室，随意污染几个输液袋，然后将它们像手榴弹一样丢给各个病人。查理很肯定，那些输液袋上肯定沾满了自己的指纹—他压根儿没费心去戴手套，他觉得如果这些人要是想抓他，怎么都能抓住他。
他期待着所有好似弹簧一般蓄势待发的结论都一起浮出水面，但是，秋天过去了，冬天结束了，新的一年开始了，一切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结论。他认为，这家医院不是太过愚蠢就是害怕宣布这个事实，抑或两者都有。查理只能盯着那些在他周围泛起涟漪、针眼大小的事情，想象着自己未被揭露的罪行可能得到重大的审讯—由那些挣大钱的律师来出庭辩这个案子。正如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就算是企业的巨头也会在他们面前相形见绌。无论医院在担心什么，查理认为肯定不是病人。他们曾经对他撒过谎，当他去找寻自己母亲遗体的时候，他们把事情的真相隐藏了起来。没有人真正为他的痛苦着想，起码那天没有人重视他的痛苦，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了解了伪善的真面目。在互相维护的体制下，法律的正义感显得微不足道。作为一个堕落的天主教徒，最为讽刺的事情就在于，圣人巴拿巴是给予众人鼓励的上帝之子，本应是个守护神，但似乎医院并没能成功阻止查理去做这些错事，甚至没能揭开他的罪行。所以，当圣巴拿巴最终没有打电话询问他何时回去上班时，查理不禁感到异常惊讶。
1992年，1月10日
01
查理跟阿德里安娜解释说，医院发生了一些内部的政治变动，发生了点儿麻烦事，其实并没有真正牵连到他，也确实不应该牵连到他。他是被护士部门的高管盯上了，纯粹是公报私仇、泄愤的行为。查理告诉阿德里安娜，事件的起因是一个护士悬而未决的罢工事件，科室里总是有些流言蜚语，有人在谈论此事，而查理是少数几个发出反对声音的人。病人们在受苦，他说这是坚持原则的问题。在他说这些的时候，阿德里安娜仿佛在恍惚间看到了查理原来的身影。查理坚决表明自己的态度，薪水远远没有病患的待遇重要，如果必要的话，他会不顾警告坚持己见。很显然这并不是大众的呼声，而事件的最终结果便是引火上身，查理让自己成为了科室攻击的目标，他们把他当替罪羊推了出去。
事情发展至此，阿德里安娜反而开始迷惑不解。替罪羊？为什么事替罪呢？查理每天安安静静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老实得像只猫，细心，专业，热爱工作。查理说，这一切事情都源于最近在圣巴拿巴发生的一系列奇怪事件。事件发生后，一直有人在员工中展开调查，好像有人一直在污染储藏室的输液袋，往里头偷偷注入胰岛素。阿德里安娜可以想象这到底有多危险，这是个令人震惊的事情。查理平静地将它娓娓道来，故事中包含着完整的细节、清晰的解释，掺杂着大量专业术语。他还讲了关于输液袋的构造，端口的设计，如何注入药液，将其混入的高超技术，还有如何掩盖犯罪证据，巧妙躲过肉眼的检测。他说，你可以在显微镜下看见那些针眼，每个角的塑料端口都像用过的软木塞一样，其中有那么几个被扎了好几次，但肉眼依旧看不出来。查理还说，医院有几个病房的病人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情况都很危急。要不是因为这样，医院的管理层现在还被蒙在鼓里。想要调查究竟多少个病人被注射了污染过的输液袋是不可能的，但是肯定有很多人，真实数量一定非常惊人。
查理继续解释道，这个事件的幕后黑手一直是个未解之谜，真正的间谍员工潜伏在他们中间。医院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但是怎么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查理认为整件事情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圣巴拿巴管理层无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得不找个替罪羊出来，即一个“烈士”。而查理之所以会被推出来当作众矢之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在护士罢工一事上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他已经成为圣巴拿巴内部调查的焦点，这就是他被劝辞的原因。查理说，这不公平，不过，这就是生活，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很久以来，阿德里安娜都没见过自己的丈夫如此兴奋了，而且他讲述这些事件时容光焕发的表情中和了这件事情本身的可怕程度。对于阿德里安娜来说，整件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起码，她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查理等待着世界坍塌的那一刻，等待着空气中即将发生的强烈碰撞，以及虚无的空间中隐藏的大锤落下的那一刻。但最终惊天动地的那一刻并没有来，没有警察，没有人继续跟踪调查他，没有人打电话。两周后，查理不但没有锒铛入狱，反而衣冠楚楚地坐在了新泽西菲利普斯堡沃伦医院的一张舒适的转椅上，面对着人事部门的桌子，开始填写另一张职位申请单。
在“过往工作经历”那一栏，他列举了自己在海军核潜艇做过技术活儿，以及在西奥兰治的卡多尔的储藏室里3年的装箱经历，最后是在圣巴拿巴接近6年的工作履历。他写明自己“开始工作”的时间是1987年5月，截止日期为1992年1月，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算是实话，他是1月的第一天被圣巴拿巴辞退的。而现在仍然还是1月份。
我们可否联系你过去的在职管理人员？查理圈了个“是”。
专业参考：查理将圣巴拿巴的电话写了上去。
当招聘的女士问到这位年轻的雇员为什么突然辞去了从事了这么久的工作时，查理深吸了一口气，告诉她是因为上下班时间。从沃伦医院到他家比圣巴拿巴近了差不多20分钟的路程。换工作是为了家庭着想，他就是这种以家庭为重的人，这个理由显然再合理简单不过了。
查理申请了几乎所有他能申请到的工作，夜班、周末及假日的加班。沃伦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小时14.84美元，如果他用阿德里安娜的医疗保险，而不需要单位再为他缴纳，则是每小时18.3美元，转到重症监护病房以后，还能再多23美分。查理在沃伦医院主出口的付费电话亭给阿德里安娜打了电话，迫不及待地告诉妻子自己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如果他要是曾经干过什么错事，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找到一份新工作呢？阿德里安娜放下电话，默默地在心里感谢了上帝。说实话，要养两个孩子，再加上每月需要还的贷款，无论查理是不是干了什么错事，只要能找到工作就成。不过，她丈夫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说得通。如果你连医院这种救人性命的地方都不相信，你还能相信什么呢？
02
阿德里安娜总是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起初，她将查理这次该死的失业归结到了他的性格问题上，似乎验证了他真的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紧接着，查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又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她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查理是工会成员，受过高等教育，接受了无数次测验，获得了学位；执照还需要定期接受国家护理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单位还有主管、人事部门的监管。如果这些人对他有过严重的指控，且将他开除出医院，那就算他能迅速复职，也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才可以。很难想象一个监管生死大事的机构会有这么大的疏漏，工作人员对这些细节上的东西至少要跟在意仓库里吗啡的数量一样，都了如指掌才可以。综上所述，所有迹象都表明，查理的这次离职绝对没有牵扯到道德层面上的重大失误，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跳槽而已，充其量是成为了企业重组的受害者。
这次工作的转变就如同上天以失业为借口，跟查理来了一次有趣的调情。这场风波不但没有什么损失，反而给他吹来了一股新鲜的氧气，他有了全新的事业方向以及更高的工资。查理对这一切感到无比兴奋，可以学习到新的技术系统，并将它们运用到一批完全陌生的病人身上。所有这一切为他带来的高涨情绪或多或少也影响到了他的家庭生活，就算没有过多的积极影响，至少家庭气氛不像以前那般死气沉沉了。查理甚至开始同意上白班了，这样他们的时间表就不再毫无交集。虽然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托儿所的需求，但似乎对二人的关系有一定帮助。就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兆为他们带来仅仅一周的平静之后，麻烦又找上门来。
阿德里安娜觉得查理很久都没尽过一个好丈夫的职责了，就在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萨斯奇雅在1991年12月中旬出生之后没多久，她发现他甚至连个好父亲都算不上了。查理偷偷酗酒的事情已经严重到连阿德里安娜都无法忍受了。问题必须放到桌面上谈一谈。起初，他一直否认这件事，后来阿德里安娜趁他上班的时候撬开了他的扁箱子，拿着那些瓶子跟他对峙。查理试图用阿德里安娜侵犯他隐私的借口来搪塞过去—至少他希望能。在争辩未果的情况下，他终于承认自己在偷偷喝酒了，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他说自己很沮丧，但不想继续服用抗抑郁的药了，但在阿德里安娜看来，酒精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她郁郁寡欢的丈夫变得更加消沉，还将她的整个家庭幸福卷了进去。他们不停地打架，恶言相向，最终以查理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结束。第二天，当阿德里安娜打算在他宿醉刚醒的时候去对峙时，查理就会逃进地下室，周而复始。阿德里安娜决定从外界获取帮助，她公司提供的家庭健康保险可以支付费用，让他在戒酒中心接受5天的治疗，但查理不想戒酒。阿德里安娜试图将他之前在匿名戒酒协会看的那些旧书翻出来放在桌上，希望能让他想起以前曾经下过的决心。但适得其反，查理看到后非常生气，要么忽视，要么直接把它们丢进垃圾桶中。然后，他会坐在沙发上，喝着可乐，吃着薯片，消磨时光，直到再次躲回地下室为止。
查理觉得交谈没法解决问题，还是喝酒比较行之有效，它可以让自己远离一切尘嚣，将悄悄溜走的时间定格为永恒。酒精可以让他瞬间清醒，至少开始是这样的，他会立刻感到精神集中，当然主要是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活在别人深深的误解当中，开始认为妻子没有照顾他的脆弱，没有理解他内心各种各样难以磨灭的苦楚，这简直是一种犯罪，一场悲剧。因为查理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而阿德里安娜总是没有发现这一切—并不是说查理没有将它们呈现给她看。他一直在小心地将这些痛苦慢慢展示出来，确保她是有机会了解的。比如，他会在阿德里安娜走进客厅的时候，佯装跟地区葬礼委员会打电话，询问最近的埋葬人数和死亡率。
查理的这些做法只会让他的妻子更加恼怒，不但达不到他期待的效果，还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无力感。所以，他持续地尝试着，每当他在客厅听见阿德里安娜从厨房走过来的声音，就会立刻从沙发滚到客厅的地板上，将舌头伸出来，从琥珀色药瓶里掉出的处方药跟血溅当场似的撒了一地，伪造出一个自杀的现场。当然，查理认为这种舞台剧似的夸张表现手法足以十分诚恳地表现他的痛苦。但阿德里安娜只是苦恼地叹口气，就从他身边迈了过去，从咖啡桌上拿起一本杂志，转头就走，将躺在地上的查理尴尬地留在原地。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从地毯上慢慢坐起来，一个一个地将药片小心翼翼地捡起，重新放回药瓶。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格外同情自己，因为妻子如此忽视他的痛苦以及他费心的展示。在接下来的几天，他都会在痛苦中煎熬，然后继续设计上演新的戏码来博取适当的关注与同情。但他越是向阿德里安娜表达自己如何需要被照顾，阿德里安娜就越厌烦这一切。
终于，在1992年11月的一天，阿德里安娜觉得自己受够了。她没有告诉查理，但她确实已经跟律师谈完了，她很担心当初发生在奎妮身上的悲剧可能会在孩子们身上上演。办完事儿后，她趁着天刚擦黑就开车回了家。阿德里安娜因为这个秘密的决定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现在唯一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她明年1月要做的胆囊手术。她很早之前就已经在查理工作的沃伦医院预约了这次手术。律师说，书面文件没那么快准备好，但阿德里安娜非常坚持。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表明她早已有离婚意图，以及明确说明背后原因之前，她绝对不能去查理的医院做这个手术。如果查理当时正好当班的话，那发生在奎妮身上的事情很有可能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她并没有特别明确地跟律师解释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想，她也不敢说。她只是将需要律师做的一切告诉他而已。阿德里安娜的父亲将她送进了手术室，并且在手术完成后从急救室一路跟到了康复病房。她告诉他别让任何人来探望她，尤其是这个即将成为自己前夫的男人。
当天下午，当查理正在沃伦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工作时，收到了递送来的离婚法律文件。那个送信的家伙耍了他，好像是为了确认他是否是收件人本人，他直接将东西递到了查理的手里，就在公众场合，在大家的眼皮底下。查理为在公共场合，即他工作的医院接到如此私密的东西而感到极为丢脸。但当他试图在术后恢复病房里找寻阿德里安娜的时候，只看到了他的岳父大人和一个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在阿德里安娜康复出院的时候，她的父亲也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那老头儿坐在折叠沙发上，就像个潜在的威胁。查理先是愤怒至极，继而觉得自己万分可怜。渐渐地，阿德里安娜开始对自己的丈夫起了怜悯之心，这个男人正在痛苦中煎熬。毕竟他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既然他不再试图否认两人即将分道扬镳的事实，那还有继续惩罚他的必要吗？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只要查理可以负担得起，就立刻从这个家里搬出去。在此之前，他们还将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直到所有细枝末节的事务都处理清楚为止。不过，很快，阿德里安娜就对当初的这个决定后悔了。
1993年，1月
01
警察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两个年轻的巡警将警车停在外面显眼的地方，举着沉重的镁光手电筒走了过来。这场面可是阿德里安娜以前从没遇到过的，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现在不但对外说了，还被清清楚楚地记在了纸上。她告诉警察，自己那个即将成为前夫的丈夫是个很危险的酒鬼，她还对他发出指控，说家庭暴力的行为也偶有发生。她还看见自己的丈夫跌坐在壁炉前，眼睛死死盯着那些匿名戒酒协会的书，时不时将纸页往火苗上送。她将自己所能想到的事情一股脑儿地告诉了警察，包括曾经发生在医院的调查事件，以及查理曾经如何吹嘘在孩提时期给那个虐待他怀孕姐姐的男友的饮料里偷偷下毒的事情。虽然她自己没有把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偶然事件联系起来，但她想将这些故事以及查理的酗酒问题和对自己以及孩子们的担忧都记录在案，有个官方声明。或许把警察叫来会进一步恶化现在的问题，她有些许担忧，但这感觉确实好极了。
阿德里安娜搜寻着脑海中所有关于查理的奇怪事儿，争取全都告诉警察。这个关于家庭暴力的报警电话很快变成了关于库伦先生周边宠物离奇失踪事件的独白。很多事情她都没法说出个全貌—无论是医院、家里发生的事，还是他们之间的婚姻生活—但那些动物的事儿她倒是可以拿出来好好说一说。不只是失踪的狗狗，还有很多同类事件发生，包括雪貂、仓鼠、金鱼，当然还有“夫人”。她告诉警察查理是如何在她上班的时候将那只可怜的约克夏拴在自家院子，可怜的狗狗一直狂吠着想要挣脱，直到美国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不得不将它带走。后来阿德里安娜开车跑到美国动物保护协会，恳求那些工作人员，才把它带回家的。这是一次很丢脸的经历。那之后，他们将狗关在屋子里养，狗的狂吠依旧没有停止，转而从地下室传来。深夜，阿德里安娜经常被狗的尖叫声和撞击的声音惊醒。查理说这是在训练她的狗，但在她听来怎么都像是一种惩罚。她总是会裹上睡袍，穿着拖鞋把门打开一条缝往下看，她也不敢有再进一步的举动了。她只敢在楼梯上冲下面喊：“你放过它吧！”查理没有任何回应，可狗叫声立刻就停了。阿德里安娜呆呆地站在原地，仔细聆听着这一片死寂，等他出来。她能分辨出来他在下面的声音。冻僵的阿德里安娜站在原地，就像是一个躲在毯子下面玩隐形人游戏的孩子，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关上地下室的大门，一步步挪回床上，将枕头盖在头上。
查理脸色铁青。他的妻子居然将这些故事告诉警察，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她甚至连给他们打电话的根本理由都没有。查理承认自己有很多面，但肯定不是一个打老婆的人。她正在联合律师耍手段，让他变成一个坏人，甚至是个疯子，为离婚审判提前创造一些书面文件。当那些警察到了以后，她甚至忘了当初打电话的原因，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甚至连他假装企图自杀的事情都说了出去。查理为了回应这次的事件，用从超市买的红葡萄酒吞了20片药下去。他倒要让她看看到底自杀是个什么样子，这次不演戏了，玩儿真的。
查理经常想象着自己的死亡，早在西奥兰治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想过。在梦里，他的头发被子弹扫过，分割开来。在梦里，他还是个战地英雄，或是一个警察，或是一个备受欢迎、举足轻重的参议员，发表演讲的声音在大理石大厅中久久回响。他死的时候是个殉道者，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凉色彩，死得很高贵。但是，这一切终究都是梦，每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都依然活着，依然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孩子。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在天主教学校的生活让他饱受凌辱。在这个世界上，他毫无眷顾，总是形单影只。他经常沮丧到拒绝去上学，甚至连动都不愿意动一下，他只想跟自己的母亲待在房子里，哪儿都不去。
他第一次尝试自杀的时候才刚9岁。查理将教堂慈善箱上的一些化学物质混在了一杯牛奶里，不过，那些化学物质的效果似乎没那么好，只是让他觉得恶心而已。第二次尝试是1977年12月的一个下午，上高中的查理告病假躲在家里，躺在床上。他接到电话，说他母亲遭遇了车祸，并且发生了严重的癫痫。他们没有告诉查理母亲被撞到了头，也没说他母亲其实已经死了。查理在山边医院四处奔跑，想要找他的母亲，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他母亲已经去世，尸体都被拉走了。查理觉得自己被山边医院欺骗了。7他认为这是医院惯用的手法，是他们经常犯的罪恶，是他永远也不会原谅的一件事。他很生气，没什么可以安慰他的，自杀的大门再一次在他面前打开。这次的自杀让他第一次留院观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心理医生，但查理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他不想说。“没有人可以治疗我心中的痛苦，只有我自己可以治愈它。”心理医生将他送回了家，送回了那个他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查理不想回学校，也不想回到那个潮湿的木头房子里，不想面对那些时时刻刻进出房子的陌生男人，还有他再熟悉不过的酒气和他们满脑子令人厌烦的想法。当时，他觉得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海军。学校里的招兵人员许诺着各种他所憧憬的东西—一个海军的身份，一身制服：白色的鞋子、裤子、腰带、帽子，一切都是洁净如新的白色，不是别人穿旧后再扔给他的灰色。查理觉得海军是武装部队里最被动的一个分支，充满英雄色彩，却非常安全，就像他儿时做过的无数关于死亡的梦一般。“我不会死的，”查理想着，“但是我可以死。”他想象着那些海底拍摄的电影画面，那些寻常的场景，动人心弦的画面，自动闪烁的红色灯泡。他签约成了一个电子技术员，为伍德罗·威尔逊美国船舰的十六号北极星核导弹做维护。不过很快，查理就对一成不变的日子感到厌倦，并且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对电子方面的兴趣，更不用提数月沉在海底不见天日。周围全是陌生而粗鲁的男人。这个年轻、面色苍白的年轻海员，被大家称为“查鱼肚”，这是对那些最初级海员的惯用叫法。他一再试图争取取消自己签订的6年海军合约，在无数次被各个级别拒绝并被命令必须继续服从之后，他的行为变得越发怪异了。服役的最后一年8，船终于浮出水面，任务都是在海面上进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拖甲板和洗厕所9。每当酒喝完了，他就开始喝李施德林的漱口水或是清洁剂。1984年1月13日，查理灌下一瓶东西，并向美国船舰“老人星号”的医院报告“我喝了毒药”，他告诉医生“我感觉很难受”。这已经是他加入海军后第三次企图自杀了，也是第三次被送上开往查尔斯顿海军医院精神科病房的救护车。
不过，事实上，纵观查理所有试图自杀的尝试，就会发现他压根儿没想死，不是真的要自杀。天主教学校的修女们教导过，自杀是一种罪恶。查理可不想最后在炼狱里受苦，但他可以让自己生病，从许多方面来说，生病总是更好一些，平时可不会有人给予你濒死状态下才能得到的爱护和关怀。
米歇尔·汤姆林森来探望查理的时候，他还在重症监护病房治疗。米歇尔是遥测监护式病房的一名资深护士，是查理的一个朋友，至少查理希望他们是朋友，甚至更进一步。他知道他们在某些地方是相通的。等病人们都有人看护，单子都填好了，闲暇的时候，查理和米歇尔总是在当班的空隙聊得热火朝天。查理认为他们两个人很像，他们总能对对方敞开心扉，聊私人问题。他们甚至已经上升到灵魂伴侣的地步了。米歇尔也是个非常抑郁的人，她很欣赏他，他就像是一只受伤的小鸟，米歇尔总是用怜爱的眼神给他送去关怀的温暖。
米歇尔眼中的查理正是他想展示给别人看的自己。她经常为他感到难过，看着他内心深处蕴藏的痛苦，米歇尔总是充满了母爱般的怜惜。让他转院，跨过州界去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的墨兰伯格精神科就是她的建议。米歇尔说自己了解那些在墨兰伯格的人，他们很好，查理会喜欢的。因此，查理要求转院，躺在急救车里踏上新的旅程，并且在那里安顿下来。米歇尔是对的，他确实很喜欢墨兰伯格。米歇尔也经常带着花去探视他。她经常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床边。即使他躺在床上，即使他想自杀，他也能让米歇尔开心地笑出来。他总是自嘲，滑稽而有魅力—至少她觉得他很有魅力。米歇尔这样的想法和这些说法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坚定得足以让他用自己的保证金在墨兰伯格开启一段新生活，即使满足他妻子的离婚律师的所有要求。
查理决定代表自己出庭解决离婚的事儿，离婚本身就已经花掉一大笔钱了，所以为如此没有意义的事情再支付给陌生人一笔钱，那无疑是雪上加霜。查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觉得是时候向前看了，以一个业余律师的角色开启生活的新篇章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他知道那些律师所说的套话，也能躲过那些对方可能给自己设下的圈套。毫无疑问，对抗阿德里安娜的专业律师，那个叫厄内斯特·达的本地人，查理已经算是个很有悟性、学习能力超强的人了。查理觉得很奇怪，上帝是如何编织出这样的命运的—让一个在廉价办公区工作的律师轻而易举地在如此高贵典雅的大厅里取得胜利。他们罗列了一个财产分割清单，废话连篇，试图将财产分配得看似公平而合理。她得到了房子，他得到了那本田和福特。东方地毯和皇家道尔顿瓷器将被出售，剩下那些查理可以带走的东西统统被塞进了福特车的后备厢里，送往了距离us22号大道10分钟车程的新公寓中—菲利普斯堡镇的另一端。
查理在报纸上圈出不少租房广告，其中有一个70年前盖的石头房子，下面自带的私人地下室公寓让他很感兴趣，报纸上没照片，是电话招租。对于将房子出租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男人，女房东很是谨慎，但当查理一一列出了自己的各种信息时，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个有工作执照的护士，一位父亲，一个不抽烟的男人。以上所有事实都是真的，只不过他故意遗漏了一个细节：他是从精神科病房里打来的电话。米歇尔是在他重回沃伦医院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儿的。
米歇尔是个新晋的单亲妈妈，有一份全职工作，在经历了漫长的离婚过程之后，找了个跟她关系很不稳定的暴力男友杰瑞，两人总是分分合合。查理觉得这样挺好，无论米歇尔悲剧的生活中出现什么荒诞的惨事，他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相应的类似事件，然后以此为她解忧。他总是乐于将自己某一时段生活篇章中的荒谬之处讲给她听。他们将这样的交谈称之为“倒霉蛋派对”，虽然知道事情的本来面目到底有多可悲，但还是以此为乐，聊以自嘲。
当查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又贴在了米歇尔身边，腻得像只宠物狗。正逢她与自己的男友杰瑞处于冷战状态，一周没联系，于是她想，管他的，爱怎样怎样吧。抱着这样的态度，米歇尔打破了自己绝对不能与同事约会的规矩，同意让查理带自己出去吃饭，仅此一次。
02
查理一直很兴奋地准备着，刮胡子，洗澡，再刮胡子。在接她去晚餐的路上，望着后视镜中的自己，他很满意，觉得既英俊又迷人。就在米歇尔享用布朗尼圣代的那一刻，查理确定自己坠入爱河了。他一边用长柄小勺搅拌着自己甜点上的软糖，一边越过桌子看着米歇尔。嗯，确定了，他知道自己确实爱上她了。米歇尔是他的灵魂伴侣，就是这样。确定了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今晚查理决定火力全开，将自己所有的魅力都施展出来。
这顿饭之后，在查理看来，米歇尔似乎很喜欢布朗尼，所以他开始每天给她送布朗尼，甚至是在休假不上班的日子。当米歇尔不去碰这些甜食的时候，查理就将它们切成一个个的小方块，摆好盘子，放到米歇尔平日工作的表格簿上，时常还在旁边点缀一些小礼物，一些可能让她觉得很浪漫的小玩意儿。当米歇尔对这一切依旧置若罔闻的时候，查理开始反省，认为自己可能做得还不够。他们至少每周有三个晚上是一同当班的，但这对查理来说似乎远远不够。在他发现自己没办法改变排班之后，依旧自顾自地在休假日来单位找她。这样的日子他不需要去忙自己的工作，可以寸步不离地跟着米歇尔，一直努力释放着自己的全部魅力。终于，有一天，他拿着戒指出现了。
查理对她说：“我爱你，米歇尔。”很显然查理没有得到他预想的结果，甚至都不沾边。她突然就开始变得异常忙碌起来，并且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都避免回到护士站，直到下班都没有过去道别。查理试图给她家里打电话，但只有答录机的声音。“也许，明天我在医院会看见她吧。”他自顾自地想着。
整个3月，他都处在一成不变的忙碌的工作状态中，并沉迷于“给病患家属递送死亡通知书来验证他的先前预料”的快感中，无法自拔。时钟转动，太阳升起又落下，夜班白班轮番交替。查理抓住他的外套，生着闷气坐进车里，行驶在高速路上，眯着眼睛，在挡风玻璃后面看着前方污损的道路，脑海中不停想象着下一次米歇尔出现时的场景。她身上的光芒不再，他也变得灰暗起来。在他灵魂伴侣身上笼罩的黑暗只能说明一件事儿：她很郁闷。他了解，谁让他们是灵魂伴侣呢。生活给她施加的东西太多了，她现在很需要他，只不过觉得为时已晚，所以没有告诉他。
回到公寓后，查理连外套都顾不得脱下来，就开始给米歇尔打电话，还是答录机的声音。他又试了一次，紧接着又试了一次。接连几个小时以后，他才放下电话。就在这时，查理的电话响了，是杰瑞，米歇尔那个分分合合的前任男友。“滚开，别再骚扰她了！”他这么对查理说道。
“听着！”杰瑞继续说道，“米歇尔真的特别难过。那之后她情绪一直特别激动，歇斯底里的！”
查理嘟囔了一句，把电话挂回了墙上。杰瑞所谓的“歇斯底里”是什么意思？米歇尔歇斯底里？查理太了解她了，他很懂她，远远比杰瑞懂。看来一直是杰瑞在听他的留言，是的！整件事一定是米歇尔在向自己发出求救信号。她遇到了麻烦，甚至开始尝试自杀也有可能。他能救她，查理知道，自己才是她的英雄，即使米歇尔已经忘了这一点。
1993年，3月23日
米歇尔租了一个公寓，查理知道那儿的地址。他开车慢慢地经过她家门前，扫视着她的窗户，仔细观察着里面的动静，什么也没有。查理左转弯，又绕了一圈，重新环顾了一次公寓的周边，然后从相反的方向又绕了一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重新再检查一遍。他可不希望自己错过了什么，他打算在回家重新开始电话留言之前再确定一次。就这样，他回到车上以极慢的速度又转了一圈，就在这时，他看到一盏灯亮了，继而她停在行车道上的车也映入了他的眼帘，不过，从窗户望进去，依旧没有半个人影。为了确定，他又在公寓附近的地方绕了一大圈，一无所获。只有车，没有任何活物。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击中了他的神经，吓得他脊背发凉—如果她现在正努力试图给他打电话怎么办？如果正在打呢？从查理的家到这里，单程就需要至少40分钟的时间，他应该开得更快些，不知她焦急地拨了多少次电话了。
冲进家门，查理死死盯住答录机的指示灯，黑的，没有一点儿闪烁的意思。不过，他还是打开了录音，听着那盘空带子，谨防闪烁灯坏掉了。没有留言。查理重新拿起了电话，在黑暗中按动着那些幽幽闪着淡光的数字键，不出意料，还是答录机的声音。这一次，他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留言，告诉她，一切他都了然于胸。留言结束后，他挂上电话，又一次钻进车里，开车回到了米歇尔的公寓。灯光还在，车也在，窗口还是没有人影闪过。她为什么不接电话呢？他再一次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公寓，答录机依旧静默地待在黑暗的角落里。不过他还是放了录音重新检查了一遍留言记录。当他不知第几次重新拿起电话拨通的时候，才意识到时间已经很晚，夜已深了。但他还是没有挂电话，直到再一次确认还是没人接听。他开车回到米歇尔的公寓，雨水从雾中缓缓落下，他将车熄火停在马路边，跨过草坪，白色的球鞋被草叶抽打得湿漉漉的。他小心翼翼地走在门廊前的碎石路上，将双手扣在玻璃窗上，往里面看去。黑洞洞的厨房里没有一点儿动静，只有答录机红色的指示灯在黑暗中有节奏地跳动着。查理用一块砖头砸碎了锁死的玻璃门。巨大的噪音过后，他静止在原地，聆听着应有的反应，但还是一片寂静。他顿了顿，径直走了进去。
厨房唯一的一点儿光亮是壁炉上的时钟表面反射的月光。他在地毯上蹭了蹭自己的球鞋，甩掉那些还残存在鞋底的玻璃碎片，然后停下来，竖起了耳朵。除了血液敲击着耳鼓发出的声响以外，就只有时钟的指针在有条不紊地前进时发出的声音了。除此以外，万籁俱寂，甚至连他爬楼梯的声音都听不到。卧室的门是关着的，查理没有犹豫，径自推开了那扇门。
门里，是人的味道，以及粗重而有规律的睡觉的鼻息声。查理僵在门前，尽情沉浸在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感中。看别人睡觉是一件很柔软浪漫的事情。如果被看的人对此毫不知情，那就更柔软了，就好像孩子们永远也注意不到神对他们默默的眷顾。
再之后，查理开车去了日杂店，买了一杯咖啡来抵御清早的严寒，然后站在付费电话旁期待着太阳升起的那一刻，等天亮了，就可以再接着打电话了。天亮了，查理打了电话，这一次，米歇尔接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异常疲惫—有人闯入了她的公寓，他们打碎了玻璃走了进来，就在她和自己的儿子正处于熟睡状态的时候。这感觉好像被强奸了一样，赤裸裸的恐惧。
查理把胳膊架在连接电话听筒的金属线圈上，他说他想让米歇尔知道，他有太多话要告诉她。首先，他说了自己跟杰瑞的谈话，他知道米歇尔又跟他重归于好了，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再去打扰她。他很明白这一点，他也接受，没有任何问题。紧接着，查理深吸了一口气，对米歇尔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是那个干了你房子的人。”
这句话让米歇尔怔在了原地。“干”了她的房子？她实在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一句话究竟该作何反应。他还“干”了什么？他进来了？“是的。”查理这么回答着，“我就是想看看你是否一切都好。你知道的，我就是确定一下你是不是没事儿，有没有尝试干什么傻事儿—自杀什么的傻事儿。”
米歇尔还在保持着沉默。“你知道的，我……哦，我觉得我是有点儿过分。”查理告诉她，就算现在她报警，或是做其他什么的，他都完全可以理解。查理这么说只不过是为了做出一个姿态，来向她表示自己的真诚。
查理意识到自己已经打开了拦住洪水的最后一道闸门，而自己也像是被波及的一片叶子，狠狠地被冲到阴沟里去了。他狼狈地爬进车，觉得自己傻透了。回到家，他从冰箱里拿了听可乐出来，找了半袋薯片，坐在电视前，直到电话再一次响起。是来自帕默郡警局的警察，说是上头已经签发了查尔斯·库伦的逮捕令，逮捕这个5.8尺个头、150磅、棕色头发、留胡子的家伙。查理说，是的，那确实是他。他答应了警察，立刻开车去警局自首。
通常来说，这种时机下尝试自杀貌似再合适不过，但是必须去警署现身，自首这事儿显然是把情况复杂化了。不过，如果时间掌握合理，这两件事儿还是能同时做的。事实上，在他从头将此事捋顺之后，反而觉得其实这样更好。他会倒地崩溃，正好在监牢里，肯定会被发现并且及时得救，而且身为犯罪分子的自己还能同一时间变成个受害者。一边想着，查理往手里倒了一把每片0.5毫克的阿普唑仓—是精神科的大夫给他开的处方药，然后又往里头加了点儿前妻胆囊手术后医院开的止疼药。紧接着，他径直开车往警察局奔去。
这就是他，一个真诚的护理医疗专业人士，一个爱情疯子，白痴到会告诉警察自己开车去局子里自首的家伙。他掐准了时间，当药片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他突然回想着发生过的一切，觉得自己就是罗密欧，沉浸在爱和毒药的包围中，慢慢登上了拉开序幕的舞台。
药效发挥作用的情况跟预计的一样。阿普唑仓是快速起效的抗抑郁药物，所以他先感受到了这个药的作用。一波又一波“爱谁谁，老子无所谓”的感觉一阵阵地往头上冲，紧接着他前妻的那点儿止痛药又非常及时地为他已经千斤重的双脚添了不少重力作用。查理回答着警察的问题，但是已经high得找不到北了。他伸出手指，一个个地按在墨板上，继而在相对应的格子里留下了自己的指纹。他们给他照了个照片，便将他安置到打字员旁边的桌子旁。不过，看起来似乎警长没有把他关进监狱的打算，投诉已经记录在案，他们也留下了查理的电话和地址，在他不能按时在受审日出庭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怎么找到他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留下他的必要。
在警察把他送到停车场的时候，他几乎要昏厥了。太阳已经落山，冰冷的雨水从雾蒙蒙的天空中落下。他找到自己的车钥匙，坐在驾驶座上，呆呆地盯着逐渐模糊的前挡风玻璃。他不能待在这儿，没人看得见。他一边想一边开车滑向了主路。伴随着一声刺耳的轰鸣，马路上留下了一条白色的刹车痕迹。刹车灯在玻璃后面一闪一闪的，雨水敲打着车上的顶棚，好像康佳鼓一样节奏分明。他急需找到一个付费电话。他摇摇晃晃地将车停到一家汽车旅馆门前的灯光下，打开门，慢慢滑出半个身子，紧接着停止了动作。雨水像冰冷的针刺在他的后背和脖子上，他的膝盖完全泡在了地面上的积水中。给谁打电话呢？米歇尔肯定不是最佳选择，很明显给阿德里安娜打电话也是个非常愚蠢的想法。但除此以外，唯一一个他能记住的电话号码就是自家保姆的了。拨完了电话，查理坐在马路边，等待着拉他去医院的车。
1993年，4月
01
救护车在车道上驶过，带起一片散落在地上的枯叶，停在了一个灰色的大石头旁边。新泽西州的精神病院在这15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改了个名字。近年来，它被称为莫里斯敦灰石精神病院，大多数人就简单地管这儿叫“灰石”。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尖塔和阶梯式圆顶下面是帝国时期的廊柱，作为19世纪70年代的经典设计，华丽得好像一个分层的婚礼蛋糕。它的名字来源于建筑物本身，这个占地面积多达700英亩的堡垒是由一片片直接开采的片麻岩板堆砌而成的，建筑内部被均匀地分成了一个个足够每个病人活动的单间。就在1993年纳税日的第二天，查理被送到这里进行重症看护治疗。通过一个上面布满尖钉的橡木门，他被送进了一个普通的现代化办公室，准备接受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