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石很陈旧，这里过时的医疗设备再用几年也就该淘汰了。油毡地大厅和漆面剥落的墙体使这个地方看起来格外萧条。每个病房似乎都人手不足，通风不畅，那些曾经住着7000名病人的病床现在只零星地住着几百名患者，几个骨干人员苦苦支撑着，维持着这里的运作。不过这“老石头”还是保留了早年间的些许威严，查理对这里的安置感到很是受宠若惊。这里的病房是在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下设计建造的特殊物理层结构，是维护病人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灰石的田园风光与暴力的休克治疗相得益彰，在病人们接受抑郁症和自杀康复治疗的过程中，起到了平复心情、让他们倍感安静与舒适的治疗作用。
查理的房间在其中一个分区里，作为主建筑的一个分支，所有的病房就好像车轮的辐条一样分散在大楼的四周。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铁栏焊丝的窗口，可以望到窗外平静的山丘、树木和美丽的田园风光。在这种原始自然的环境中，一条略显庄严肃穆的大道缓缓伸向远处，连接着现实世界的繁荣。这样的环境构造和充足的阳光、适当的运动，都可以让一只心怀鬼胎双手紧攥的猴子慢慢放松警惕。人们在这里可以重新思考人生，缓解日益工业化的世界所带来的心灵上的不适及对人类脆弱的灵魂所加注的伤害。心灵上病痛的缓解在于环境而不是个人的改变，改变环境，你就可以改变一个人。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
很显然，在这儿的这段日子里，查理明显感觉压力小了很多，他或多或少变得开心起来。不管这次短暂的“休假”对他来说是脱离了原来的自己，还是发现了真实的自我，反正没什么新的问题出现。幸福就好像是飘在空中的一个肥皂泡，稍微粗糙一点儿的现实就能将它轻易戳破。灰石厚厚的石墙好像是在地面上建了一个地下室，将他从原本的工作和爱情生活中隔离出来，暂时让他躲开了生活强加于他的压力，远离了可能摧毁一切的导火索。
在治疗过程中，查理从来不抗拒会被识破或是被侵犯。他学会了控制自己已知的心底的那个恶魔，并将它用专业的心理学语言给描述出来。他们很鼓励他谈论自己的生活，事实上，他的个人生活是这里唯一的主题。他喜欢4月，每天早晨，查理都会早早起床，看病房外的庭院，观察那些瞬间变绿的草坪，欣赏原本光秃秃的树木嬉闹着冒出的第一茬新芽。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潮湿慵懒舒适的天气，细雨从天空中缓缓飘下，石头大楼中透出的彻骨寒意被开襟羊毛衫阻挡在外面。在这里没有意外，没有让他爆发的导火索，没有邮件，没有电话，他感到了平静。也许是因为那些治疗，也许是因为那些会议，也许是因为这些药物—反正4月就是美好的。紧接着，日历翻到了下一页，“假期”很快就结束了。
天空开始变得晴朗起来，云被阳光炙烤得无影无踪，热浪提早袭来。每天气温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好像上帝不停地按着升温的按钮。5月的第二个星期，气温就蹿到华氏90度（32摄氏度）了，宿舍热得跟烤箱似的，窗户成了散热器。现在每次小组会议谈论的第一个话题都是天气，事实上，天气的变化也确实值得一提，尽管每个人关注的焦点都不太一样。在一个跟往常一样炎热难耐的日子，查理看见了那张躺在他小隔间床上的便签。
住在灰石的患者不能带电话，所有的来电都被阻留在中心的交换机那儿，被人用铅笔记录在一张张白色的便签上。查理对于908的区号和沃伦医院的交换机编码再熟悉不过了，而且他也猜到了，好吧，就是这个了。他确实想过他们会不会用这种方式辞退他，抑或这上面有什么需要他知道的更重要的信息。
他在沃伦医院还没来得及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查理并不是很担心那些死掉的患者会给他带来什么进一步的影响。他脑海中能想到两个比较特殊的人，不过他们死得都还算安静，貌似也没对他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查理自己心理上的崩溃确实很微妙，他的私密被大家知道得清清楚楚，所有跟踪事件的细节都让他们津津乐道，他们亲眼看着他被自家孩子的保姆给推到急救室。查理很清楚自己在他们的眼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米歇尔的尾随者，自杀未遂，一脚跨在监狱的大门里，一脚跨进精神病院的病房。不过，无论怎么说，至少他还是得到他们的关注了，查理想着，得回一下这个电话。
在挂上电话5分钟以后，查理想笑—当然，不是哈哈大笑。在一个精神病院里偷偷跟自己笑显然是不太应该的，但他还是觉得这事儿太滑稽了。电话确实是沃伦医院打来的，他们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方便回去上班。就在灰石医院的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且确认他可以回去工作之后，查理立刻回到了沃伦医院，重新上起了夜班。
02
地下室的那间公寓，查理不在的时候被关闭了。现在他重新回到这个属于他的小天地，从那个老旧的病房搬回了自己的私人治疗室，门前的那片草地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地方长期无人居住的样子。查理将每班轮岗之间的那点儿时间都用在呵护自家土地、将杂草变成花园的工作上了。他跟那些埋在土里的种子一同沐浴在骄阳之下，那些花朵需要他的照顾，在那些灌木花草之间，查理掌握着生杀大权，他说了算。
在沃伦医院，他偶尔会在即将关闭的电梯门里或是在阳光照射的停车场上瞥见米歇尔的身影。每当查理看着她的头发飘动在风中，缓缓走向自己的车时，总是强忍住上前叫住她的冲动。无论是何种情况，米歇尔总是看不到他，或是假装没看到他。其实这无所谓，因为就算她确实看见他了，限制令还是会阻止他们一同出现在重症监护病房里—这一点，查理的新上司康妮·川普勒护士长也特意在他回来的时候叮嘱过。查理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下定决心做好自己。康妮一遍又一遍地向查理不停地叮嘱着那些新规矩，每一次他都用面无表情的方式搪塞过去。他知道自己把同米歇尔的关系搞砸了，缄默不言是他能给出的最好的结果了。反正，康妮将他调到了隔壁一个很不错的岗位当差，在遥测病房，那地方有着不为人知的好处。
遥测病房在整个病区的中部，有点类似于处在“地狱”般需要紧密观测的重症监护病房和“天堂”般酒店式管理的正规普通病房之间的“炼狱”。这些病房主要住的是心脏病较为严重但已经趋于好转的人，是为了防止状况稳定的病人突然发生急转直下的情况。这里的病人都是需要仔细照顾、用心观察的。
当然，在病人看来，“炼狱”的生活还是格外令人厌恶的。他们被各种各样的导线和输液袋困扰着，好像牵线木偶，不得自由。顺着那些各式各样的导线看去，连接的不是哔哔作响的机器就是闪烁着亮光的测量仪，有些时候是一抽一拉的呼吸系统，就是那种在电视剧里看到的玩意儿，显得特别夸张，充满了戏剧性。遥测病房的病人们没有几个需要用镇静剂的，所以往往这样的场景或多或少会让他们觉得有些紧张，紧张得稍微过头一些，血压就会飙升，而对应的仪器便会响得比之前还夸张。一般这种时候，就该查理登场了。他的主要技能就是教育病患，他对这种一对一的教学还是很津津乐道的。对于这些技术方面的细节，查理可以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全方位介绍，对这些各式各样的仪器，他有一套专业的说辞。他解释说：“是的，你们这些吓坏了的家伙，比如你们迷上了测谎方面的仪器，至少对其中的某个方面感兴趣，当你们认真去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后，测谎仪一点儿都不可怕。插在你们身上的这些玩意儿也一样，当你们知道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你们也就不这么害怕了。”话说回来，查理确实对测谎仪有很深的了解，其实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比大多数警察还要了解。
心电图（ekg）所包含的信息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血液从心脏的顶部流入，再从底部流出，通过心房、心室推送。每一次挤压都会触发一次电脉冲，心电图就是将这些电脉冲翻译到图纸上，这一切都是由一根带墨水的针滑来滑去完成的。
通常情况下，查理都是一边给那些发皱干瘪、长着稀松的灰白毛发的乳头上夹电极，一边解释这些事儿。
在健康的心脏里，肌肉的运动会形成有规律的波浪，血液通过心脏就好像农民用手从奶牛的乳头里规则地挤出新鲜的牛奶一样。从心电图上看，一个正常的脉冲看起来像是山峰。所有有关心脏的信息就藏在这些山峰中。有些看起来格外尖，或是在峰顶很松散，抑或有缺口，有些看起来则跟地震后似的。看着这些图纸，护士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在皮肉的下面、肋骨的后面，心脏像一袋子被抓起来的老鼠，兴奋地颤动着。
查理这次准备离婚的过程已经为他在这个春天带来了两次测谎仪的检查。头一次是来自阿德里安娜的指控，她说查理是一个酒鬼，甚至在看孩子的时候都不忘喝酒。除此以外，还有她向警方申请的禁止令，是在她报警申诉家庭暴力之后发生的，这成了她争取孩子全部监护权的核心论证。用测谎仪是查理的主意。测试被安排在6月18日，正好是查理从灰石出院两个月以后。根据机器显示，他说的话都是实话，查理顺利地通过了测试。但这只是他在法庭上需要经历的所有奇怪的战争中最微小的一次胜利。就在12天之后，阿德里安娜最终成功地获得了针对自己丈夫的禁止令。
如果说沃伦县的家庭法院系统在这场离婚诉讼的过程中没有让查理占上风，那北汉普顿的常规法院也没偏向他。查理在那个法庭上被控跟踪、破门而入、侵犯和骚扰。这是个犯罪的指控，比他离婚的局面复杂多了，面对的还是个非常激进、令人生畏的检察官。查理本来打算像处理离婚事件那样继续为自己辩护，但他很快意识到，这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了。
查理需要开具财务状况来证明自己只有能力请得起一位公共辩护律师。他将所有外部必需花销统统列出来，诸如每月1460美元的抚养费、心理咨询费用、信用卡最低还款额度。他好像忽略了每日最基本的个人花销，单子上没有房租和饭钱，对于他来说，这些滑稽的物质需求并不是必须满足的。查理没有将它们列在单子上，就是觉得这不是必须存在的。他算是彻底破产了，在法院看来他的生活水平在净收入的支撑下维持得再健康不过了，所以公共辩护律师的申请被拒绝了。现在他不得不自己花钱找个代理律师来，这让他过得更加窘迫。他从黄页上翻找出一个律师，付了钱。但这段关系仅仅维持了三天，那律师就放弃了。他声称查尔斯·库伦的性格让他做这个案子太“艰难”了。由于无法在庭上发泄自己的怒火，查理将这一切怨愤转嫁到自己的这位前任律师头上。他给法庭写了一封情绪暴躁的长篇信件，将自己与这个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做对比。“一个护士会中途放弃、离开自己的病人吗？！不，他不会。为什么不？因为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专业的！”这封发泄的投诉信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从目前的状况看来，除了代表自己出庭以外，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查理对法庭几乎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8月10日那天，他放弃了，承认了自己骚扰和侵害的罪行。法庭给出的判决是罚款和缓刑，没有送他进监狱。他可以自由地回家去了。到家之后，他又一次尝试了自杀，这次在药片和酒的作用下，他开车跑到了沃伦医院的急诊室。这种放任自己的行为和再熟悉不过的无助戏码或多或少帮他缓解了一些压力，就好像打喷嚏或是其他的一些日常举动一样，虽然有效，不过持续的时间很短。第二天晚上医院就让查理在雾气蒙蒙的天空下自己驱车回家了。
即便才8月份，地下室公寓却出乎意料地冷，屋中唯一的声响就是壁炉上那个座钟指针走动时发出的沉闷的嘀嗒声。米歇尔有电话，他也知道她的家在哪儿，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会让他违反自己的禁止令。他试图让自己保持缄默，但终究还是需要开口说话的。他听着座钟的声音，牙齿伴随着时钟的节奏上下磕碰，哐哐哐……两只眼睛盯着前方桌子上的酒瓶轮流地睁了闭、闭了睁，看着它在自己面前左右变换着跳起了舞。就在他开始奋笔疾书给法官写一封长长的信件时，他的手肘在换行的过程中不停地敲击着厨房的塑料贴面。
“米歇尔·汤姆林森和我之间发生过性关系。”他如此写道。法官没有真正看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起码没有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了解他。但是查理却将这些法官看得很透彻。他在信中继续写道，那些人曾经是自己的病人。就在圣巴拿巴烧伤病房中心，为了减少感染的概率，这些脆弱的人在他的面前被脱去了长袍，每日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着氧气的获取。他一直写着，写到天空被清晨的朝阳浸染了一抹亮色。他刷着牙，往池子里吐了一口鲜红的口水。然后他去见乔治，那个法官任命的家庭服务顾问，那个决定着库伦和他的孩子们未来的人。
查理非常想留孩子们在身边，尤其是现在。这些小孩儿无疑会成为查理最真诚的粉丝。他们是需要照顾的，是有依赖性的，正如那些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被护理的病人一般。他坚信自己有一天真的会成为孩子们期待的那种人：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富有同情心、能照顾他们的人。确实在某些人眼中他就是这样的。比如一些同为护士的同事，比如他的母亲，比如曾经的阿德里安娜以及米歇尔。也许，他思忖着，如果能把孩子们留在身边，他是可以让他们爱上自己的，他们也会用那样的眼光看自己。如果查理得到了他们的关注，获取了满足感，他也许就不会做什么傻事而冒险失去他们了，也许他就没有什么理由再给医院那些像纳托丽女士那种无辜的病患下药了。查理会成为一个好父亲，一名好护士，一个乔治和家庭法院都乐于看见的好男人。乔治最后给出的建议将会是成就这种潜在未来的关键，所以每次在进行这些强制性访谈的时候，查理都会警告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精神状态良好。
当然了，对于查理一直在杀人这件事，乔治确实一无所知，但他很清楚地知道查理过于频繁地尝试自杀，或是经常用这种方式装腔作势地闹一场。乔治还从库伦的文件中注意到自杀的行为是“最严重、最终极的虐待、放弃手段，此等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有可能会作用于其子女”。过了几天，阿德里安娜的律师就在家庭法庭上使用了这份报告，综合查理酗酒的其他证据，以及阿德里安娜在因家庭暴力报警时所做的笔录留下的证词—“如果将他和我们的女儿单独留在一起，很可能会对他本人及我们的孩子构成生命威胁”，查理没有一点儿还击的余地。唯一还可以发挥自己的庄严的舞台，只剩下医院一个地方了。
1993年，9月1日
01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决定还没有成形。不过他最近确实总是往重症监护病房跑，找合适的目标下手。一位叫海伦·迪恩的病人预计明天出院。她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刚刚从乳腺癌的手术中恢复过来，有个成年儿子，叫拉里，貌似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的床边。这个细节不知怎么的，莫名地促使查理做出了一个决定。
地高辛（一种强心剂）存放在小玻璃瓶里，被整齐地码放在专门的塑料盒子中，放置在医院的药物橱柜内。在重症监护病房，地高辛是一种很常见的药物，被护士们简称为“地高”，有的时候在表格上填写药物名称时甚至就简单地写个“地”字。它是一种主要来自毛地黄的毒性强心糖苷。地高是医院用来减缓快速性心房颤动、心房扑动心室率的药物。查理一共拿了3管药，他思考着，3个0.5毫克的，一共1.5毫克，干扰肌肉运作足够了。他像变魔术一般将药物打入注射器，径直走进了病房。
据拉里·迪恩回忆，那个男护士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坐在母亲的病床边。他当时立刻就产生了一种别扭的奇怪感觉。因为自从母亲住院以来，拉里每天都陪在床前，他认识每一个护士，至少混个脸熟，如果是个男护士，他肯定会记得更深刻。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家伙，这是很奇怪的。而更奇怪的是，这家伙不像别的护士那样穿蓝色的工作服，而是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像个卖冰淇淋的小贩。
这个一袭白衣的护士告诉拉里“你必须得离开这个房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面无表情，甚至跟他没有任何的眼神交流。所以，拉里听从了他的命令，转身走到大厅喝了杯咖啡。10分钟以后当他回到房间时，看见自己的母亲生气地独自一人坐在病床上。“他扎了我！”她说道。
海伦·迪恩拉起了自己的病号服，指着大腿根部的一个小点儿。拉里刚好带着他的瑞士军刀，那种组合多功能的军刀，上面刚好有个很小的放大镜。他看着那个地方，确定是个针眼以后，便叫来了医生。
“可能是虫子咬的吧。”医生如此解释。可是到了第二天，海伦·迪恩的病情急转直下。她开始出虚汗，显得疲惫不堪。当她的心跳最终停止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她没法再复活，就好像拉里永远无法得到安慰一样。
事发之后，拉里·迪恩立刻就意识到其中肯定有问题，并且提出了调查申请。他从母亲的肿瘤专家医师那里得到求证，迪恩夫人没有被安排任何药物的注射。他又询问其他几个照顾母亲的护士，得知当天出现在病房的那个男护士是查尔斯·库伦。
拉里·迪恩立即将电话打到了沃伦县的检察官那里，控诉自己的母亲被谋杀，而且告诉他们真凶到底是谁。
在给海伦·迪恩打完针之后，查理立刻驱车回家，开始思考当晚的行动。他没有特意策划这次的事件，他相信这次他们说什么也能知道是谁干的了。他们会吧？也许这还得取决于迪恩夫人是不是死掉了。第二天，他照常上班，非常惊讶于她居然花了24个小时的时间。不过，是的，她还是死了。而且，他们貌似知道是他干的了。他的工作日程上堆满了关于此次事故的调查会议。他被医生调查，被沃伦医院的管理员问询，甚至还被两个来自沃伦县办公处犯罪调查科的检察官调查。每个人都想让他大声地说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查理否认了一切，当然也包括这次注射在内。他看着这些人搜自己的储物柜。与此同时，海伦·迪恩已经被送去冷藏，准备解冻。一个来自法医办公室的医生从她的大腿根部注射孔采样。这次医检测试了100种潜在致命的化学药物，但偏偏忽略了地高辛。因此，海伦·迪恩的这次事故被认定为自然死亡。
在这件事情宣告结束的同时，查理的主管通知他开始休假，不定期地带薪休假，而且立刻生效。这听起来并不坏，不用上班还有钱拿。他独自回到家中，坐在那个地下室的公寓中思考，抑郁地思考着他们是否会来抓他，或是他干脆安排一次这样的逮捕，给自己一个在监狱里自杀的悲惨结局，就像当初他闯入米歇尔的公寓时那样。现在他一直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而且是整天都无事可做。就那么傻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发呆，直到自己几近麻木的时候，就移动到厨房的桌子上，然后上床，最后再回到沙发上。壁炉上的时钟不停地读着秒：嘀嗒，嘀嗒，嘀嗒。救护车是夜里11点前到的，查理特意为他们留了门。
02
查理陷入了自杀的循环状态：从急诊室转到院内的精神科门诊，再到院外的心理咨询室，之后，他出现在沃伦县的检察官办公室。他们做了日常问询，他否认了所有的一切。当审问终于结束的时候，他们又拿出了测谎仪。
电线将他的身体和机器连接在一起。墨针将最后分析出来的结果画在图表上，通过那些上下波动的曲线和频率来显示，查理知道那些曲线的峰谷会偏高、偏低，甚至呈直线。而改变这些曲线的可能是他生理的一部分。
警察们不了解医学方面的知识，对那些峰谷之间的变化也毫不在意。他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那些脉搏变动的情况和节奏上了。基于这种情况，他们就认为自己可以判断真伪。查理可不这么想，他知道这些变化都可以通过地高辛、受体阻滞剂以及硝普钠来完成。
测谎仪给出了一个大概的结果，它忽视了心电图图表所表现出来的真相。它只是单纯地将心跳活动与人的大脑中的真相通过这种方式连接起来，跟一个孩子用破铁罐和绳子做简易电话一样不可靠。这是个很愚蠢的测试，查理最后的测试结果完美得无懈可击。不过，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心底里还是知道事情真相的。
查理在沃伦医院的带薪假期中不知不觉地迎来了新的一年，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回去了。鉴于他曾经每周80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时间以及他曾经赚的薪水，现在他急需找一份新的工作来支付孩子的抚养费。查理发现在亨特医院，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小的非盈利医疗中心，位于新泽西州弗莱明顿的上流小镇。用沃伦医院和圣巴拿巴医院提供的薪资作为参考，1994年4月3日，查理手里还拿着自己的推荐信，以每小时23美元的工资在亨特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正式上岗。
1995年10月，他得到了护士长马乔莉·蕙兰为自己撰写的业绩报告，报告中称他是“病人生活的倡导者……关心病人的福利……有组织，非常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非常聪明，充满机智”。
他开始和凯瑟琳约会。凯瑟琳也是这个病区的护士，她婚姻不幸，是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很显然处于空档期。凯瑟琳在他身上的注意力足以弥补他对医院注意力的需求。冬天来临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从亨特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寄送来的证书扫描件，上面写道：“致查尔斯·库伦，感激他重压之下不失风度的工作态度，以及所有辛勤的夜班为我们带来的帮助。非常感谢。”马乔莉·蕙兰又在下面补充道：“查理是个乐观向上、有礼貌的有为青年，一个关心病人福利的好护士，非常有用，而且在用药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
不过，这不是事实。
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就好像黄昏到夜晚的过渡一般自然，不是意识上做出的选择—他都说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做的。时间慢慢跨过1995年的时候，查理逐渐变得更加阴暗了。到了年底，11月的时候，那个每日都出现在夜班值班室的理想型护士，那个亨特医院从来没想过可以如此幸运地拥有的雇员已经不复存在了。
其实，他真的记不得那些被他下药或杀死的病人都叫什么名字了。就好像他对待自己逐渐增厚的人事档案一样，没什么可在意的。有些护士总抱怨，当库伦独自拉上帘子给那些病人洗身上的时候，总是给病人用太多的浴液，好像他们都脏得跟油桶似的，不知在搞什么，耽误那么久的时间，显得其他护士很不敬业的样子。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一连串用药上出现的比这严重得多的错误。12查理曾经被抓到给某些病人胡乱推荐未遵医嘱的药物，他还从某些病人那里私自扣掉了医生开的处方药。护士长蕙兰实在是无法解释，这个曾经的明星雇员怎么会突然间有这么大的转变，还出现这么多奇怪的行为。直到有一天，她太担心了，便去检查了库伦那几个病人的病例和日常记录的表格，那上面可不是一般的错误。每次他给病人错误用药，都没有记录到日常的表格上，而且他还扮演医生的角色，干医生都不应该去干的事情。库伦护士甚至给自己预定了实验室的检测，那些要求都具体得出奇，好像他正在特意安排找什么东西。
查理用一剂地高辛干掉那个老家伙杰西·爱琴10天之后，7月19日早上，蕙兰护士长将他叫到了一个空房间开会。她实在是没法从自己看到的这些杂乱无章的错误中找到什么规律，所以她打算使出最后一招杀手锏，再出现一次这样的事故，查理就会被停职。
在过去的两周里，因为凯瑟琳重新回到她丈夫身边的这件事儿已经给查理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所以他不得不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转向来自护士长的这次威胁。再有一次，这太不公平了。查理感觉不仅仅是蕙兰一个人这么看他，整个办公室的人应该都有所察觉了，所以他干脆跟蕙兰摊牌，就在那间封闭的屋子里。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他是个坏人，他干脆直接辞职好了。他可以现在就辞职，如果这能让他们高兴的话。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吗？查理生气地离开了那间屋子，摔门而去，生气地开车回了家。他又一次拿出了自己的打字机，把这件事落实到了官方文件上，并且真的交出了单位钥匙。这次的辞职信上全篇都用的是大写字母，字里行间全是“！”和“？”用来强调语气。他很生气，所以发泄出来的感觉很爽。他告诉他们，自己即将拥有170个小时的带薪休假（他因为完美的出勤率而应得的带薪假期），但是其实他一丁点儿都不在乎，大可不要。他可以对他们说“你们自己留着吧”的感觉实在太好了，他让他们用这些剩下来的奖金另寻他人。这可是种很宽厚的姿态，跟自寻死路差不多了。除了一个仗义却心存委屈的人、一个纯粹善良的好人外，谁愿意将这样的便宜丢开不要？尤其对查尔斯·库伦这种陷入窘迫之境正缺钱的人来说。查理开车找到了一个邮筒，陶醉于这些话给自己带来的后遗症里，无法自拔。他将金属把手扳下，把信从缝里塞了进去。在回家摔门坐下之后，还是不放心，又跑回去看了一眼。当他发现那封信真的被邮走了之后，才彻底反应过来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他飞速跑回家，重新快速起草了另一封信，期望着可以赶上头一封，但很明显，想挽回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蕙兰收到了查理的辞职信后欣然接受。他可以在一些没人愿意值班的时间段替班，但严格说来顶多算是个自由职业者、派遣员，以后结工资就按天算了。查理不得不勉强接受这个结果，于是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了亨特医院的排班表上。不过，他后来再也没真正露过面，而是独自一人躲在自己的地下室公寓里，任由电话一遍又一遍地响着。这种时刻，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忽略他们，他屏住呼吸，决定将自己的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展现给所有人看：他的前妻、他的家庭、米歇尔、凯瑟琳、蕙兰……最后，电话铃声还是停了。
上帝关上了那个曾经照在他身上的聚光灯，到头来只剩他孤身一人蜷缩在地下室的公寓内，时不时地看看空空如也的邮箱。最后一封来自亨特医院的信摆在了他的面前，上面写着讽刺的祝福语：“祝您以后前程似锦，事业顺利。”查理再一次拿出了自己的电子打字机，将当初跟妻子离婚时那个辩护律师写的陈述信拽了出来，将自己的悲惨境遇套用在那个咄咄逼人的语境和格式中，显得很官方，而且充满威胁的味道：
他们一直在房间里面试新人。在劳瑞塔找我之前，就有人告诉过我，曾经有一个参加面试的人还问了劳瑞塔：“既然你们还没做出关于查理的决定，我们为什么要参加面试？”
那个人所得到的回应是这样的：“这件事压根儿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太不稳定了。”
如果劳瑞塔可以如此随意且不加掩饰地告诉我的其他同事我是个不稳定的人，那她也应该毫不掩饰地解释一下为什么她没有坚持让我接受检查，或是至少不要让我这么一个“不稳定”的同事继续工作；她还应该向他们解释，干吗还要提供给我一个兼职岗位。
查理没有发现其实自己正在跟自己较劲儿的这个事实，他只是觉得自己在很正常地争辩而已。这个三段论般的演绎推理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个“危险的”“不稳定的”护士就不应该被排到值班表上。这是医院的管理层决定将他放到那个值班表上的。
因此，查理不危险，关于他的那些投诉也都是不公平的，查理是整个事件的唯一受害者。
当然了，亨特医院没有给他回这封信，还赔上了他6周的无业生活以及170个小时的带薪假期。还好，不算一无所获，至少这次的事件给他上了宝贵的一课：永远别把要说的话冲动地写到纸上。
1996年，10月
01
从亨特医院辞职出来后，查理继续沿着大路往前开车，前往默里森纪念医院申请新的工作。默里森医院的人力部门通过一个专业服务机构（卡尔克研究所）严格审查了库伦的工作背景。尽管在调查中发现他填写的换工作的具体时间跟调查结果有点儿对不上号，但他们还是决定雇用查理。毕竟，没有人会真记得被雇用和被解雇的具体时间，甚至在亨特医院工作了9年的注册护士和沃伦医院、圣巴拿巴的护士们都记不清到底他是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离开的。默里森医院需要请人来填补没人值的班，所以轮到查理的时候，排出来的结果是每周工作75个小时，额外还有其他一些空岗的时段。他的时薪也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每小时23.27美元，从早7点工作到晚7点，还是在心脏监护病房。不过，查理还处于步履蹒跚的状态，没有完全恢复，并没有在默里森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早班接班的人来了以后，看见查理的病人倒在血泊之中，水槽里堆了25条医用毛巾，垃圾堆得快碰到柜台了。在病人事故报告中，这一切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当查理看到的时候，觉得非常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小护士居然连毛巾的数量都数得那么清楚，然后记了下来，太可悲了。一个病人告诉查理的领导，说他要报警，但没打电话，反倒被查理教育了一通。查理知道，其实他们都在死死地盯着自己。之前他也经历过这种情况，默里森医院确实也盯上他了。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工作方式，特别是他给病人开的那些药，似乎查理是个很粗心的人，总是给患者开错肝素或是得普利麻13的剂量。在默里森的日子还不到一年，查理就被开除了。原因不是残杀病人，虽然他自己很肯定这是最大的理由，实际上这次他也就只杀死了一两个，他也记不太清了。他们用的是“表现不佳”和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实践经验不够”这种无聊的理由。他的上司很为医院的名声和病人们担忧，因为如果发生太多次事故，连病人都要投诉了。
此次事件中，压倒一切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名男患者—查理记不得他的名字了。这个病人本来是要第二天早上做手术的，所以医生给他开了常用剂量的肝素。而他的护士查理先生应该按时为他注射，但他没有，结果他死了。当班的医生暴跳如雷，狠狠低吼了查理一顿。事后，他给出了一个最站不住脚的理由，这是个意外事故。虽然在别人看来这显然是个借口，但对于查理来说，这确实不是故意的，他压根儿没有动过杀念，或许正因为他没有要努力弄死他，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查理每次犯的错误跟病人的死亡总是没有什么明确的联系，但是对那些病人产生的潜在危险还是显而易见的。行政部的经理丽莎·加努恩描述他的工作时用到了“不可原谅的”，她的那些担忧也同样得到了心血管科主任约翰·巴纳斯博士的认同。加努恩还在上面继续写道：“对查理是否有能力提供安全的护理同样表示担忧。”这个报告之后，变化就立刻在查理的排班表上体现出来，他被送到了既忙碌又不会造成伤害的部门去工作了，继而又被通知回家待了一周的时间。查理深感委屈，但并没有做任何的辩解，起码没上来就反驳。他径自开车回了家，倒在沙发上等着电话响起。后来电话终于响了，是行政经理的秘书，约见他参加一次会议面谈。查理不想去，他直接回绝了那个秘书：“如果他们要想开除我，直接电话通知就可以了。”说完就挂了电话。大概一小时之后，加努恩又打了回来。这一次，轮到查理不接电话了，他琢磨着，哼，现在你们知道打电话了？他还是没接。加努恩继续打，后来不得不在答录机上留言：“查理，我们需要你过来一趟，我们得和你谈谈。”查理思索着，是啊，现在他们倒是需要我了。那一天是8月13日，他很生气，并且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去了。几个留言之后，加努恩终于放弃了尝试，只得让查理把他的医院工作证以及其他相关物品归还。“对你的解雇从今日开始生效。”那一天是8月14日。几天之后，查理还是去了，比平时周六值晚班时早到了一会儿，自己的名字已然被人从排班的白板上划掉了。
没有了医院的工作，他没法像以前一样将自己的压力带到医院去，发泄到他们面前了。取而代之，他不得不驾车，将所有的怒气和不满用在拐角超市买来的可乐、薯片和儿童图画册上宣泄出来。他将那些纸张散落在厨房的料理台上，给默里森医院的院长凯瑟琳·楚默写了一封冗长而气愤的信。虽然感觉不错，但远远不够，所以他又重新写了一封。想到上次就是因为留下了自己的手写笔迹而被人抓住把柄，这次他用了打字机。不过他的打字技术也不怎么样，到最后还是得用圆珠笔在上面做些许修改。
仅仅一周之后，院长和医院审查委员会的回信就到了，似乎大家都认为查尔斯·库伦的停职是众望所归。查理又写了一封，要求外部仲裁。书信往来前后折腾了一个月的时间，包括互相邮递传真相关文件证明。过程慢得根本没法让查理得到一点儿满足感。他又一次尝试了自杀，他打电话告知911自己吞了一大把药片，他们会将他送到最近的医院—沃伦医院去急救。至少，在那里，他还是为人所熟知的。
通常情况下，自杀可以像夏天突袭的暴风雨那样扫除周遭原本阴暗的境况。查理总是时刻准备着尝试自杀，以此为自助手段。就算别人对他的关心不够，但救护人员却可以满足他的心理需求，急诊室的员工总是很把他当回事儿。那个照在他瞳孔上的小小射灯，更是直指他的灵魂深处。测血压的袖带像是老朋友那样紧紧地抱着他的胳膊，每一次对他的生命体征的评估都是对他存在于世的一次善良而真诚的肯定。查理像往常一样告诉医护人员自己也是一名护士，并且通过用一些专业术语念叨着手边那些医疗用具来证明这一点，病号服、药物编码、急诊包，总之蹦出一些词语，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是个内行人。与去医院的路上不同，当他真的到了医院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了。查尔斯·库伦被送到沃伦医院的急诊室，可是以熟人的身份出现的，引来众人一路侧目，前任雇员变身自杀的跟踪狂。“哎，你听说了吗？查理回来了。”他们将他推到一个小的病区，把帘子拉上，围着他看。查理知道这些护士之间是怎么散播流言蜚语的。现在这个世道，他还是能理解的。相比之下，还是灰石医院比较好，在那儿过的那段日子是那么愉快。急诊室的医生先过来采了个血样，查理想不通他想要查什么—也许他怀疑查理并不是真的想自杀，只是想跟这个严肃认真的地方开个无趣的玩笑。医生会根据查理的血样分析判断，给他安排医院，不过他们不一定会将他转院到灰石去。
查理拒绝了血检。他对每一个进入布帘后他的私人领域的人做出了声明，表明了态度。他验过很多次血，几十次，几百次，加一块儿差不多得有12加仑了，但没有一次是他自己情愿捐出来的—全是被人取走的。一旦查理顽固地做出这个决定，并打算坚持下去，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医生和护士们还是往前凑，查理不停地推搡着他们，甚至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了。在护士和医生们试图阻止的时候，他动手反击，直到某个护士站的人不得不打电话叫安保来解决这一切。现在，查理只能凭想象琢磨那些护士会说些什么闲话—我们后来都得叫保安啦！不过，至少他算是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了。
10月份的灰石医院比往常更灰暗了，好像那些石头块儿将乌云里头的寒气都卷到建筑物上了。查理在万圣节的前一天重新回到了这个坐落在山上阴气森森的建筑物中。这次他能在这里住几个月了。熟悉的沥青大道在白杨树间穿梭，从宿舍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远处被白雪覆盖的田野，偶尔可以看到一些从看不见的壁炉中袅袅升起的烟雾，好似温柔的羽毛，飘散在世间。外面的世界似乎也在这一刻屏住了呼吸。在这儿的日子，最不缺少的就是时间，足够让那些新的药物开始发挥作用，让治疗过程变得有吸引力，也同样足够让病人们重新清醒，获得新生。不过，查理对重新迎接新生活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当他12月11日出院的时候，径直驱车赶往警察局，将沃伦医院那个曾试图“偷取”他血液的急诊医生告上了法庭。查理站在警长的办公桌前，以确保在开车离开去取邮件之前，自己所说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记录在案。那些滞留的邮件大多是关于子女赡养费和默里森纪念医院发来的律师函。在经过几个月的折腾之后，因为没钱支付仲裁费，查理之前的上诉也都败了。在1998年1月，查理曾在回信中写道：“我一直住在一个精神疾病研究中心，而且一直也没有拿到员工手册，所以延迟回复并不是我的问题。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同年3月，他又威胁除非他们同意自己的延期申请，否则将起诉默里森纪念医院。他们不得不再给查理寄一本员工手册过去，这次用了可追踪的邮件公司，而且同时批准了他的延期申请。查理没再给他们回信。默里森医院的事儿，对他来说曾经是头等大事，但现在看来，好像压根儿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很显然，他已经在受挫的道路上看到了前方的曙光。
02
宾夕法尼亚的州界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过是一条印在地图上的黑线，但对于查理这样的护士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在宾夕法尼亚州，需要不同的护士执照—申请过程很简单，而且这也意味着一切都可以从零开始了。
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敦申请的护理及康复中心工作许可，需要通过一个叫健康力的职介中心上交相关的必要参考资料。因为工作不称职、被病人投诉以及严重用药错误等原因将他开除的默里森纪念医院只是简单开出了他曾经在那里工作的证明，而那个在亨特医院曾经因为乱用药物和不负责地护理病人等原因将他停职的马乔莉·蕙兰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参考说明。因此，护理中心的人事通过这些材料得出了一个结论，查尔斯·库伦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护士，能够提供高水平的护理，照顾病人也非常专业”。这些内容都是来自蕙兰的推荐表。在护理中心，竟然没有一个人怀疑为什么一个在大医院里工作了10年、经验丰富的护士居然乐意降职来疗养院工作，每小时还减薪5美元。他们需要专业的帮助，而查理也需要这笔钱。
几个月没有工资，查理还欠着66888美元的债务。被他刷爆的信用卡利息还在不停增长着，赡养费和孩子的抚养费也一直拖着没给。如果查理不抓紧给这笔钱，很有可能会被贴上坏父亲的标签，感觉跟虐待孩子的那些家长一样恶劣，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无力支付抚养费可能会给阿德里安娜机会，让她在孩子们面前说他的坏话，毒害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个坏人。肖娜9岁了，已经大到足够形成自己的思维，这对于查理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每天晚上，查理都挤进这个充满年迈气氛的地方，利用夜班的时间，处理心头积压已久的烦躁。
弗兰西斯·亨利是个断了脊椎、需要额外照顾的老病号。医生们用类似脖套的固定装置将他的脑袋固定在肩膀上，看起来跟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那个支撑头部的金属螺纹铁圈一样滑稽，而且这个装置同样也是被深深插入头骨里的。在我们的库伦护士看来，亨利先生与其待在疗养院，倒不如去医院更合适一些。
他成了查理的病人，专属病人。不会有什么仲裁会干涉查理的治疗，没有充满反对意见的投诉信。事实上，他不需要像之前那样小心翼翼了，他可以随时拿出个注射器往亨利先生的输液袋里打上一管子胰岛素。这次注射的不是很多，就是一般剂量，但也足以让亨利先生在1998年5月6日查理值夜班期间发生糖尿病式休克。这次用药的结果暴力得令人难以想象，查理让一个脖子已经断掉的老人经历了一次暴风骤雨般的癫痫发作。当天晚上，弗兰西斯·亨利就陷入了深度昏迷，到了第二天早上，查理的“诊断”立刻得到了验证，亨利果然是需要在医院里待着的人。又过了几天，亨利被医院送回了疗养院，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三天之后，5月13日，查尔斯·库伦向银行申请了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