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先生的死亡并不是悄无声息的，随之而来的怀疑也注定无法避免。查理知道这次肯定还会是自找麻烦。公会展开了内部调查，并且在亨利先生的血液中发现了大量从体外注入的超出常规剂量的胰岛素。在亨利先生的医疗图表里压根儿没有胰岛素的影子—给他开出的所有药物中都不含一点儿胰岛素，而在那些记录的表格里也没有显示有任何员工曾经给他注入过胰岛素。这样一个年老的、无法自由行动的病人完全不可能是自己嗑药过量。在排除了所有可能之后，这件事自然就被定义为医疗事故。查尔斯·库伦在疗养院工作的时候已经有过一些护理期间发生问题的不良记录了，他伸着脑袋，时刻等着头上那把摇摇欲坠的斧头砍下来。可这一次，公会竟把矛头指向了另外一名叫金佰利·派佩的高级护士，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亨利先生的死和派佩有联系的情况下，就解雇了她。派佩护士的律师立刻发起反击，成功阻止了这次毫无根据的错误指控，且将焦点转移到了这个看起来更为可疑的查尔斯·库伦护士身上，让护理之家公会对他的怀疑逐步加深。
据派佩的律师说，她曾经在亨利先生去世几天后，接受过上级护理主管的问询。“那个时候他们可对我没有一点儿怀疑。”派佩在诉讼中申辩道，“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确实或多或少指出过，我的同事查尔斯·库伦好像有点儿问题。”公会继续对派佩发起的诉讼提出强烈抗议，并完全否认他们曾经对查尔斯·库伦先生有过任何的怀疑和指控。后来，公会和派佩选择庭外调解，将这个案子不了了之。
很难确切地说为什么派佩成了这次的替罪羔羊，也许真的是个简单的误会，但无论怎么说确实有人毒死了亨利先生，而这个害群之马要么还在公会继续工作，要么就被转到其他医院去了。无论怎样，后来都没有以刑事案件的方式展开调查。公会及其母公司hcr庄园护理之家都佯装糊涂，好像压根儿没有意识到曾经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派佩和她的律师提出了高于5万美元的赔偿，但她最终得到的确切数额谁也不知道，反正是足够让她签署保密协议，永远封口了。
无论公会到底知不知道真相，反正他们还是把库伦转出了重症监护病房，给他重新安排了精神科的轮班岗位。很快查理发现，这边不少病人都充满活力，精力相当充沛。于是，10月1日这一天，库伦带着注射器跑到了一个老女人的房间，给她送去了医生没有开出的药物，这场混乱以病人断了手腕草草收场。在亨利先生去世5个月后，杀他的凶手终于被以未遵医嘱乱用药物的名义开除了。之后查理只在家里的沙发上蜷缩了两天，职介所就为他找到了一份新的护理工作，在放假期间得到替班兼职的机会总是很容易。
每年圣诞节到新年之间的这一周总是让查理倍感压力，但能穿上工作服还是很令他开心的。新的工作地点离公会的护理中心也就几公里远，是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的伊斯顿医院。无论他们给他什么时间段的班岗，无论哪个病区手忙脚乱需要他的帮忙，他都非常开心。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在自己最喜爱最熟悉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加班、过夜，这是医院里唯一一个夜班时段频发死亡而不让人感到意外的地方。
起初，克里斯蒂娜·托特并没有过多注意这个拿着注射器乱晃的陌生男子。她甚至都不确定这人是不是护士，她唯一注意到的是这是个男人，一个为她父亲的生命负责、保证父亲多活一天的穿制服的陌生人。老爸奥特玛·施拉姆一年前开始中风，他的血栓在体内随处可见，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尽管现在他没法像以前一样自己穿袜子，没法上台阶；尽管他经常被各种不知名的管子和电线包裹得严严实实，但他依旧还是那个爸爸。克里斯蒂娜安慰自己，老爸奥特玛是个很实际的人，对于遭受几年前折磨自己和其他几个老伙计的病痛和屈辱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年龄大了，难免生活会变成这个样子，只要有存款，有活下去的信念，就可以，毕竟老爸现在被伊斯顿医院的专业人士照顾着。
克里斯蒂娜记得那个男人跟她说要把她父亲带出去做“一些检查”，而那个注射器，是为了“以防万一，如果有什么不测，可以立刻急救”。虽然克里斯蒂娜坚信自己的父亲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但自己毕竟不是专业人士，那种情况下，还是乖乖接受比较好。
克里斯蒂娜再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是在第二天早晨的探访时间，那是1998年12月29日，他看起来糟透了，比当初送来伊斯顿医院的时候还要糟糕。14据医生说，施拉姆先生这次病情的突然恶化跟他的中风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发生了血压下降、心律不齐的情况，而且似乎越来越严重。克里斯蒂娜甚至做好了迎接父亲去世的心理准备。但就在第二天，好像发生了什么医学奇迹一般，早上她再看到自己父亲的时候，病情已经完全稳定。事实上，他们告诉她，施拉姆先生已经好转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一天比一天健康，每日的探访成了克里斯蒂娜最开心的事情。奥特玛的妻子和女儿几乎天天给他送来做好的饭菜和装着热水的保温瓶，他总是很高兴见到她们，甚至在克里斯蒂娜忙完这一切准备上班的时候，他可以放下盘子坐起来给她个幸福的吻。她开始慢慢让自己沉浸在希望的曙光当中，似乎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
第三天下午，克里斯蒂娜·托特却接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电话，是父亲长久以来的主治医生罗伯特·西尔伯曼博士打来的。西尔伯曼告诉克里斯蒂娜，医院里有人—西尔伯曼也不知道具体是谁或是因为什么—给她的父亲安排了一系列未经授权的血液检查，而更奇怪的是经过检查，似乎奥特玛·施拉姆的血液中含有地高辛的成分，而医院从来没有为他开过相关的处方药。西尔伯曼说，在施拉姆的血液中所测到的地高辛浓度是“史无前例的”。他也没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保证会跟进此事，并且安排进一步的检查，然后给她回电话。就在第二天凌晨1点25分的时候，西尔伯曼医生再次打来电话，语气中充满了震惊，新的血检还在不停地进行，克里斯蒂娜·托特的父亲却去世了。
“拜托你现在好好听我下面要说的这些话，”西尔伯曼说道，“当你去医院的时候，他们会问你要不要进行尸检，如果我是你的话，一定会选择是。”克里斯蒂娜一点儿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西尔伯曼继续说道：“因为地高辛。”似乎他已经透露了足够多的信息，只能点到为止了。
克里斯蒂娜和家人第二天早上去了父亲在伊斯顿医院的病房，发现房间里除了还在值夜班的查尔斯·库伦以外，空无一人。克里斯蒂娜不知怎么的，感觉好像这个男护士是专门为了等她来的。他带着克里斯蒂娜和她的家人来到了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奥特玛·施拉姆的尸体就在里面，擦净，整装，身上再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管管线线了。他真正死亡的事实还是给了克里斯蒂娜极大的震惊。“我会给你们一些时间。”查理说道。这句话不知怎么的，让克里斯蒂娜倍感冒犯—好像这段跟她父亲独处的时间是这个护士送给她的珍贵礼物一般—但她没有去追究。库伦几分钟以后就回到了停尸房，他来询问家属们是否需要安排尸检。
克里斯蒂娜记得西尔伯曼医生的叮嘱，她回答道：“我想是的，我们考虑安排尸检。”
似乎这个答案并不是库伦护士所期待的。“你干吗要安排尸检呢？”他如是说。库伦不停地提醒着克里斯蒂娜，施拉姆先生生前是多么排斥各种极端救护的手段，比如抢救时的呼吸机之类，而尸检和呼吸机比起来简直要糟糕1000倍—难道她宁可违背自己父亲生前的意愿吗？
克里斯蒂娜压根儿就懒得给出什么回答，她只是单纯地把库伦让出了那个房间。
又过了短短几分钟，另一个护士走了进来，这次是个女的。她同样来询问家属们是否都同意安排尸检。
克里斯蒂娜搞不懂了，到底是他们故意针对她，还是这些护士确实就这么难以沟通？她不是刚刚跟护士把所有该说的都说了吗？“我们不确定。”克里斯蒂娜换了个回答。护士点着头离开了房间，克里斯蒂娜重新回到了家人身边。
几分钟之后，第三个护士进来了，再次询问他们是否要进行尸检。这一次，她终于受够了：“是的，我们要做尸检！”克里斯蒂娜吼道，“我们当然要做！有人给我父亲使用了过量的药物，而且……”
“我要是你，就不会再说下去了。”这护士打断了她。
03
奥特玛·施拉姆去世之后，医院开展了一次内部调查。当在施拉姆的体内发现了出人意料的高浓度地高辛后，他的尸检报告被上交到了县验尸官的手中。后来此事还是被判定为意外事故，尽管查理并不知道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什么，不过好像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反正他也从来没想着要在伊斯顿医院长干下去—这里不适合他。到了1999年3月份，医院开始挨个调查，查理接受问询的时候，已经在街尾雷海山谷医院的烧伤病房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了。
在雷海，烧伤科的护士还是将病人身上的坏死组织刮掉扔在金属托盘里，依旧使用压力服治疗烧伤，但与查理刚开始工作那个时代的烧伤科不同的是，这里不再充斥着尖叫和痛哭。新的药物迎来了新的时代—一种新的苯类抗焦虑药物，不但可以缓解烧伤的痛苦，也能减缓病患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尤其是相对于三年前刚刚投入市场的新一类止痛药奥施康定，它立刻使吗啡的功效显得过于原始而初级。现在新发明的药物十分有效，甚至可以让最年幼的患者都免遭痛苦的折磨。
伴随着新药品的出现，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药物分发与跟踪系统，被安装在“蛛网药物站”的机器中，是类似电脑的那种高科技玩意儿，是由俄亥俄州一个叫作卡地纳健康护理公司发明的。这机器本身是个金属的大型药物管理机，配备电脑显示屏幕，还安了个键盘。不是所有护士都可以适应这个护理行业的新兴高科技设备，不过查理确实很喜欢它，他一直很善于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产品，而且他也觉得一个能像自动取款机跟踪现金去处一样跟踪每一个护士取药的明细和记录的机器是非常高效的。蛛网系统可以根据护士们取药的数量和记录随时随地提醒药房什么药品快没了，还能直接给库房发出消息预定新货。这是个非常有用的系统，不过还是不够完美。毕竟，无论怎样，这终归只是个为人类提供提醒服务的工具罢了，最终它还是会因每个操作者的不同缺陷而导致原本程序化的完美工作出现瑕疵。
查理认为自己算是个烧伤护理的老手了，尤其是曾经在圣巴拿巴烧伤科工作的那段日子让他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可是，在雷海山谷，查理感觉自己又回到当海军的时期，所有人都把他当新人看待。他很不喜欢他们欺生的态度，也不喜欢他们对待病人的方式。在查理看来，他们处理伤病的护理工作做得过于专业了，显得那么冷酷无情。他管他们叫“冷酷无情”，他们管他叫“怪胎”。这个漫长冬天里的所有夜班都让查理觉得自己在被迫做所有的工作，几乎所有的工作细节都被他淡忘了，不知道谁是从车祸中生还的，也不知道哪个是从火灾中救起的。在这里过去的16个月的漫漫长夜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他觉得自己似乎什么也没做。他值班时照顾的病人大多数都死了，事情就发生在这些“冷面”护士的眼前，在这样一个残暴的工作环境下，这是他能享受到的唯一一件私事了。
住在烧伤病房的年轻男病人大多是因为喝醉了以后被聚会的篝火弄伤，要不就是出了车祸。一个叫马修·马特恩的病人就是因为后者入的院。他被困在着火的汽车里，送到雷海医院的时候全身超过70%的地方被烧伤。即使是对最有经验的老护士来说，这个病例也相当惨了。这位年轻的重症病人给医院的病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现象，一波接一波同龄的年轻人面带愁色地跑来探望，上了年纪的护士们看着这个孩子总是会想起自己的儿子或孙子，年轻的护士们也会想到自己的朋友或恋人，甚至自己。不过，没人把这事儿放在明面上聊，起码没人跟查理聊起过。大家都在默默地算着数学题，根据九分法则，这个年仅22岁的马特恩死亡概率有92%。不排除他可能挺过来，毕竟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儿希望的，尽管大家都认为死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马特恩被护士们打上了“缓慢等级”的代码标签。查理一直观察着他的治疗过程，就算最终他能挺过来，就算皮肤移植也都成功，他也会永久残废，除了部分截肢以外，他还将永远在愈合后极端丑陋的疤痕组织下穿着压力服度过余生。与此同时，外科医生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将他一点点地推向死亡的边缘，在护士们看来，那简直就是屠宰的过程。马特恩的烧伤已经深入到骨头，四肢全部都被烧焦，总有一天，医生会将他的身体一部分一部分地扔掉，很多护士都在祈祷最终的结局早点儿到来，好让他脱离痛苦的深渊。
查理很了解这种无助的感觉，每当跟那些老护士打交道的时候，每当想起自己童年的成长经历的时候，无助感都会袭来。同样的感觉还来自儿时在自家的客厅里，那些陌生人的无端殴打，而哥哥就在楼上的房间里熟视无睹，还有离家出走的姐姐们留在身后的那些不肯离开的前男友的欺侮。而且，当查理终于离家出走的时候，在潜水艇上的生活再一次将他扔到了无助的世界中。在海地，老水手们终于等到新的船员来替代他们的工作，作为新人的查理变得越来越孤僻。他是那么安静的一个孩子，没有朋友，没有自卫的能力，没有适应社会、适应海军生活的本领。他受不了这些人的霸道，但这样的情况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多。其他的水手看到他冷冷的回应，以及每当受欺负之后都低着头盯着地板，一边斜眼一边嘟囔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阴森，好像他随时有可能在睡梦中把他们干掉一样。他们叫他“变态狂，臭神经病”。大部分时候他的脸色苍白得跟鱼肚儿似的，除了用湿拖把追打舱里的老鼠时会让他满脸通红、耳朵冒烟以外，他总是苍白得跟死人无异。查理的小白脸总被别人嘲笑。但现在毕竟已经退役，终于到了他可以做主的时候了。1999年8月31日，查理向马特恩的输液袋里注入了地高辛，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这个贴着缓慢代码的病人就去世了。有些护士觉得这一定是神的眷顾，而此时的查理，这个所谓的神，正走向停车场。
前些年，这种缓解压力的方式成为他大部分工作的根本动力，他以病人的名义去干涉治疗这件事，大多数时候跟病人压根儿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通常情况下，他可能从来没关注过病人本身，而只在乎他们的结局罢了。他们的每一次痉挛都会给他带来一段短暂的拯救，为他灰暗的生活增添一抹如阳光般的明亮。马特恩的死让他重新看到了冉冉升起的太阳，这光亮应该又可以持续很久，他边想着边在寒冷的雨水中驾车，驶向当地迷你商场的停车场。
查理把烤肉架堆在门边，跟冷却器卸下的一堆泡沫包装扔在了一起。他这次买的烧烤架很便宜，是一次性的，基本上就是铝制盘子上面放了个烤盘，但也足够架在他地下室公寓的浴缸边缘了。查理往上面浇了些液体，划着了一根火柴扔到湿煤上。他望着眼前跳动的火苗时，突然想到了吧台上的玻璃杯，他走出去，在厨房倒了一杯酒，然后拿着它坐进了浴缸中。
几分钟后，巡逻车在谢佛尔大道公寓的车道上停了下来，一位叫达迪的警官询问房东凯伦是否打过911报警电话。她说是自己打的，因为总是看到时不时来个救护车把她奇怪的租户给拉走，而现在她又闻到了很奇怪的味道从地下室传来，所以打电话看看是不是那个“怪胎”又惹什么麻烦了。达迪来到地下室公寓的门前，外面的大门锁着，门缝好像被毛巾一类的东西给堵上了。他一边大喊着“警察”一边使劲儿撞门，很快这个破旧的大门就被撞开了，站在门后的查理正睡眼蒙眬地看着他。
“先生，”达迪说道，“你家的散热器是不是坏了？”
“呃，不。”查理晕乎乎地答道。随着大门被打开，那股浓烈的味道立刻扑面而来。
“嗯，我还是想自己去检查一下，可以吗？”
“呃，没事儿，没问题的。”查理继续站在原地，没有动。
“我觉得你还是让我看一下吧。”达迪说道，“消防队已经在路上了。”
查理叹着气打开了门，达迪走了进来。现在燃料味道更加明显，肯定是有什么东西烧着了。
毛巾和其他一些绝缘物把加热管的通风口塞得满满的，屋子里的烟雾报警器被强拆下来扔到了桌上，里面的电池也被拔了出来。达迪再一次望向查理，继续顺着味道走进了浴室。迷你烧烤架放在浴缸里，火苗还在蹦跳。查理解释说，他特意把这个放到了浴缸里，远离屋子里的其他东西，就是因为怕着火—毕竟他自己是个在医院烧伤科工作的护士，他知道火的力量到底有多可怕。但是达迪还是用无线电叫了一辆救护车来，查理叹着气开始找出门穿的鞋子。
当救护车到达的时候，查理问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是否可以把他带到除沃伦医院以外的其他地方，他实在是不想继续忍受那种被别人当怪物看的眼神了。
2000年，4月
查理感觉到自己在雷海山谷医院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似乎关于他的话题也不再引起烧伤科护士们的好奇了。查理试过申请转病区，但其他病区似乎也不想凑热闹，接下他这个烫手山芋。15查理在雷海医院又待了三个月，杀了几个病人来缓解自己最近受到的打击，并且悄悄改变自己的值班时间，以便有机会到附近的医院找工作。
幸运的是，似乎在这过去的10年里，雷海山谷的人口增长了两位数，医院像腐烂木头上的蘑菇一般一家接一家地出现在了这片煤矿区。从他浸着咖啡渍的地图上可以看出，以地下室公寓为中心，行驶路程30分钟以内的宾夕法尼亚地区至少有6家护理中心在招聘，每一家提供的工作岗位都比他现在的要忙碌得多。查理拿出自己的打字机，重新做了一份简历。他有13年的工作经验，在6家不同的医院待过。尽管大多数医院都觉得他能力不足，甚至有的觉得更糟糕，认为他工作有严重错误，但至少他不用担心，每个地方都有老同事对他印象深刻，足以帮他作证，提供确切的在岗日期。他手中持有宾夕法尼亚州有效的护理执照，而推荐信上依旧把他描述成一位极具“团队精神”的“有内涵的绅士”。一个可靠的员工，永远可以接受“加班和多余的工作”。他沟通技巧优秀，工作质量完美。自雷海医院之后，第一个收到他的简历的是位于雷海大街尽头喷泉山上的圣卢克医院。
每年，医院这个产业都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生活质量提高之后，最核心的表现就是服务行业的多元化，现在大家在医院花钱的渠道又多了不少，比如瘦身手术以及失眠的治疗。人们总是很乐意为了新的工作而接受训练，但经验丰富的护士们还是最有价值的商品。当查理签订了合同后，圣卢克医院给了他5000美元的招聘奖金。
对于查理个人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圣卢克医院被美国的新闻界推崇为全国前100名的医疗中心，而9个房间的冠心病重症监护室更是这顶桂冠上最闪亮的一颗宝石。他将会成为星级医院的一名星级员工。库伦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了新的工作中，开始适应全新的工作环境，认真得就像开春筑巢的鸟儿。“第一印象是最重要的。”他对自己的同事们这样解释道。
事情起初并没有引起所有护士的注意。在医院这种地方，死人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重症监护病区。有的时候死亡来得特别突然，在整个病区爆发，但跟之前相比，好像确实有什么变化。经验老到的护士最先感觉到好像夜班有点儿新动向，死神总是在夜晚悄然而至，带走了很多病人；而且接踵而至，似乎就没停过，每个人死得也并不安详。
有些护士看起来还挺喜欢急救的过程，在病人生命力逐渐减弱的时候冲进病房，快速地注入肾上腺素。毫不夸张地说，甚至有的护士沉迷于此。查尔斯·库伦总是给同事们留下工作狂人的印象，每当有病房呼叫的时候，他都是第一个冲进去的人。他们注意到，查理还有一个怪癖，就是喜欢跳到床上，跨在病人身上给他们做胸部按压。他们毫不怀疑他对工作的热情，但他的态度确实有点太浮夸了，充满戏剧性。最奇怪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面无表情，没有丝毫的感情色彩。
是的，这个新来的家伙确实非常与众不同，但你总不能因为人家过于热爱工作而批判他吧。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归罪到查理身上，只不过他的热情偶尔会出现得不合时宜—比如在护士值班站。每次夜班查理都会把其他空闲的椅子推到走廊尽头的空病房去，每晚他的主管艾伦都会命令他把椅子还回去。他会一边叹气，一边转着眼球走到走廊尽头，把那些椅子重新放回去，不过第二天，一切照旧。似乎他在故意挑逗着每个人的忍耐极限。只有在换班的时候大家才会注意到椅子都不见了，但那时候查理早就下班了。护士们不得不挨个病房找椅子，然后一个个给推回来。其他的员工都觉得这件事滑稽得让人无法忍受。
从表面看来，好像这个举动丝毫没有意义，只不过是查理自己玩儿的无聊游戏罢了。
2001年，2月
01
自这个前海军士兵查尔斯·库伦13年前在一个全是女生的护士学校就读护理专业开始，世道就变了。现在海军的队伍里有很多女人，而护士的值班台后面也不乏男人当班。查理对这样的变化不是很喜欢，他觉得那些男护士大都态度恶劣，毫无同情心，冷酷得很。查理很少跟他们说话，并把本该给他们的那点热情全都双倍给了那些在圣卢克医院工作的女员工。在这些人中，他最喜欢朱莉。查理开始每天往护士站送小礼物，上面总是贴着“来自你神秘的倾慕者”这样的纸条。最初，这是个很可爱的行为，但随着日子的累积，每天一个礼物的情况开始逐渐变得让人毛骨悚然起来。所以到了后来，查理不得不把卡片改成：“送给朱莉，来自你的倾慕者布莱恩·福林。”这足够让这些护士琢磨一阵子了。谁是布莱恩·福林？这个问题成了整个护士站唯一的谈资。查理处在匿名者风暴的正中间，为能偷听她们的八卦备感自豪。终于，他还是控制不住揭晓了答案，承认自己就是那个神秘人，但结果却与他原本的期待大相径庭。男人们对他大肆嘲笑，女人们竟吓得避而远之，所有他身为布莱恩·福林所享受到的快乐一下子变成了痛苦。查理很怕遭到拒绝和别人的羞辱。他觉得，相比之下，还是匿名是最好的选择。当你充当别人的时候，你才会拥有原本没有的力量。匿名可以让你有权否认，有权消失，甚至有权将错就错而毫无悔过之意。能够掌控局面，成为上帝才是最重要的。
查理每次轮岗时，都是跟两个男护士一同值班，有一个是乔·布拉德，还有另一个查理没记住名字。他很不赞成这种工作模式，就像是不带着病人去厕所，而直接给他们穿上尿布草草了事一样令人讨厌。这是很不专业的安排。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自己值班的时候压根儿没有其他男同事。不过，这个晚上，查理还是接了医院打来的电话。他们说有个病人转院，正在送过来的途中，希望查理过去。于是，他匆匆结束了洗了一半的澡，直奔高速公路。等他到了医院的时候，新的病人已经躺在床上了，而其他几个男护士正在一旁冷眼抱怨着。
这次转院的是个老太太，病得很重，是从另一个医护中心叫急救车送过来的。这种病人往往被护士称为“扔货”，已经病入膏肓，别的医院都不再接收了。她是将死之人，在急救车把她送到这儿的路上就抢救了两回，不过是在熬时间。查理知道，“扔货”其实是个战略举措—医院或医疗中心摆脱掉一个濒死的病人可以保持其颇低的死亡率—得靠这招才能进入“百大医院”的名单。圣卢克医院就是百大医院名单上的一员，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很为此而自豪，但这种“扔货”无疑会毁了他们的良好记录。
后来，他还记起那些护士对这个老女人的嘲笑，大家开心得好像在开派对。他记得当时老太太的主治医生跟着一起来了这边，一直在跟家属解释，为什么要把她送到这儿来，为什么需要叫救护车，为什么急救，以及圣卢克医院可以做哪些之前的医院做不到的事情。但其实查理很清楚，什么都没有，全是瞎扯。大家都心知肚明，说的是套话。查理能体会其中的冷酷无情，因为他自己也深谙此道。这些家属都不想面对事实，所以告诉他们需要知道的那部分就足够了。
与此同时，那些护士开始用一卷绷带玩起了打沙包。他理解这个工作需要一些轻松的气氛来调节—这在病房里是很常见的。没必要因为死亡而哭哭啼啼，但无论怎样，玩打沙包的游戏还是有些过分了。就好像你不能拿硝化甘油开玩笑一样，那是病房里用于救命的心血管药物，而不是送给这些愚蠢的男护士玩耍的玩具，他们不应该把药物随便乱丢到停车场上做实验，观察到底会不会爆炸。
关于这些“扔货”，查理知道他们终会面临的两种结局。今晚，他直接为那个老太太选了一条比较直接的近路，直接往她的输液袋里注射了点儿地高辛，一切就搞定了。输液袋的顶端有一个护士专门用于注入生理盐水的口，他们管这种盐水叫“洗液”，用来清洗血管里的残留药物，以便为其他输液做准备。所以，往这个端口注药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了，不会引起怀疑。如果有人撞见了他，他完全可以用这个理由搪塞过去。地高辛同生理盐水一样都是透明液体。但是，没有人进来，这是个私人病房。毕竟，作为“百大医院”，它的卖点之一就是一对一的贴心服务。
事后，查理将用过的针头放入了利器盒内，离开病房，径直回到了护士站，然后开始在值班台后面徘徊，让自己显得很忙碌，把椅子从护士站推走。直到护士站的警报终于响起，这个急救达人再次第一时间出现，用尽全力去抢救。
再之后，当这个女人的生命终于宣告结束，她的家人都来悼念时，查理发现这帮傻男人仍在不停地扔着那卷绷带。还好，他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这是他今晚需要照顾的唯一一个病人，很显然，工作结束了，他可以回家了。最近有事情要忙—他最近一直对大家经常提起的那个叫简的怀了孕的护士很感兴趣，有几个男的也经常在病区对简眉来眼去，他能感觉到，但他才不屑于这么做。他想让她知道自己在明确追求她。或许这次，是时候再请匿名者出山了。
02
圣卢克医院的护士发现药品失踪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当然，不是什么药都没了，只不过有一种药，他们几乎没怎么用，却一直缺货：普鲁卡因酰胺。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往药柜里补充这个药，但每天晚上这药都不翼而飞。连着6个月了，这问题实在很让人头疼。护士们常会拿这事儿开玩笑—肯定有人把这玩意儿当化肥使！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真的想要调查此事。
这让查理很失望，因为他一直在试图向他们传达信息。每天他上班的时候都会把这药拿出来扔掉，连着好几个月了。他发现自己真的太讨厌圣卢克医院了。他觉得要是个基督教医院，肯定表现得比这儿负责得多。他认为圣卢克医院不过是个工人阶级的疗养机构，如果你非要进医院，那这里也能让你好起来。不过查理最忍受不了的还是他们的态度。他不停地将那些椅子拿走，而他们会接连将椅子找回来。还有那洗液—他也用得相当浪费，但好像主管对所有这一切都毫不在乎，他想当然地认为可能是查理有这些需求。于是他开始跑到病人的房间，用他们的洗液，然后把剩下的给扔掉。他们毫不在意，摆出来更多的洗液，所以他不得不开始浪费他们为病人准备的爽身粉。虽然有时他自己也觉得这样小儿科的战役实在是荒谬得很。不过，作为一个在天主教医院工作的天主教徒，曾经为了婚姻和孩子放弃自己的信仰，继而在失去婚姻以后又失去了孩子，他到底还有什么呢？一无所有。作为一个爱尔兰犹太人，信奉着天主教的查理为圣卢克医院工作着。作为那些医生的得力助手、一位单身的连环杀手、一位艺术家，他竟然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事情来抵抗，只能通过精心的计算，消耗掉成百上千美元，当然，是以扔掉药品、浪费医院成本的方式。这是他唯一知晓的交流方式，虽然很间接。查理的一部分理智告诉自己，他们是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的，他们一定能调查出来，他们也必须调查出来。这就像是他给出的测验，一种信念的表达。但在他心底，还有另一个声音在嘟囔着，他们应该一直没注意到，毕竟自己是那么小心。对于这个想法所带来的满足感，查理还是感到非常欣喜。不过，事实是，他们确实早就发现了。
值班护士长塞尔玛·莫耶是头一个发现普鲁卡因酰胺正在以非常夸张的“井喷式”持续缺货的人。2002年4月，莫耶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自己的主管艾伦·阿米地奥以及药房的药剂师汤姆·纽金。纽金翻查了自己的记录，但没法计算出具体丢失的数量。阿米地奥将此事放在了心上，但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2002年的6月1日是个周六，对于查理来说，这一天是乐翻天还是沮丧到底，完全取决于监护官的安排。如果孩子们来看他，而且大家玩得很开心，那就是一个完美的周末。他们可能在小花园里玩耍，摘一些新鲜的花朵别在头发上，然后在dq冰淇淋店里享受美好的午后时光，尽情享用所有菜单上她们感兴趣的新品。但很不幸，这一天是个糟糕的周末，下午的空气潮湿，天气预报还说有雨，他在家里憋了一整天，但雨一直就没下。哦，太典型了，他们总说有雨，而且只要你等，它就永远都不会下。如果天气预报什么都没说，很可能连着一周都大雨倾盆。他在准备上班的时候甚至都不确定自己到底要不要带件雨衣。
开车去圣卢克只要一路向西到22号公路出口下高速就行了。他傍晚6点15分到达停车场，6点20分进了病房。夜班7点开始，但他喜欢早到。他在男更衣室脱了大衣，换了双鞋。这时段更衣室没别人—又是一个早到的好理由，不用怕被别人听到自己小便的声音，不用在乎别人窥探你的隐私，盯着你下面看，更不必用充满孩子气的幼稚搭讪来打破尴尬的沉默气氛，没人跟你玩更衣室的恶作剧。门外，可以听到重症监护室各种仪器的轰鸣声和嘈杂的人声，还是探访时间，很多家属都没走。整个病区显得满满当当的，护士站空荡得很，好像被遗弃了一般冷清。
用微妙的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间接搞破坏，没有人会怀疑什么。在其他护士眼中，他只是在四处帮忙，偶尔去药房补货，或是帮其他护士一起准备输液袋，要是有人需要急救，他们也能看到他四处忙碌的身影。从没有人会把这三件事儿联系在一起，因为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可以让它们有所关联。他压根儿不需要遮遮掩掩，也不需要戴手套。他只需要从包装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10毫升容量的注射器，拔掉针头的盖子，推推，抽出“生理盐水”，推推，再打到输液袋里。然后将用过的针头和注射器扔进利器盒，将他独家调配的抗生素鸡尾酒放到指定病人的药物托盘里。查理在关灯的那一瞬间，瞥到了普鲁卡因酰胺，就在架子的顶端。这药又被放回去了，货源被重新补满，就像那些他藏起来的椅子一样恢复了原样。
查理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们就这样跟他打着太极，周旋着。这感觉就好像你拼尽全力吼得嗓子都冒血了，还是没人听到一样令人崩溃。不过，他还是会继续呐喊下去的。当然了，你知道的，不是真的喊出来，他才不会喊呢，但他需要被别人听到，被别人关注到。他重新关上灯，回到了医院的走廊。当第二天早上7点有人来接班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药柜里又少了几百美元的药物，而重症病房里又有几个病人停止了呼吸。
2001年，1月
01
这场雨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落下来，从早上换班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下午的时候，31岁的重症监护病房白班护士吉姆·沃尔夫去药物储藏室取她的输液袋。跟往常一样，她将用完的针头扔到利器盒里。通常来说，一般针头会直接掉到空荡荡的盒底部发出一声闷响，但这一次，出乎意料的是，不但没有发出声音，而且废物盒已经满到连针头都塞不进去了。
护士们一般是没什么强大的理由需要打开利器盒去翻这些危险的医用垃圾的。更何况除了肝炎以外，艾滋病也越来越常见，冒着被针头伤害的危险来处理这些废物是环境污染服务的范畴—生物危害的垃圾回收工会将这些针头和其他医疗废品送到新泽西州的另一端，进行焚烧处理。不过，吉姆实在很好奇，她将盖子掀起来，从洞里看进去，结果映入眼帘的不是用过的针头，而是很多白色的纸盒子。
沃尔夫离开储藏室以后找到了护士站的盖瑞·津博和坎迪·沃马科。盖瑞算是个老员工了，在这个病区工作了16年。他挺着胸脯慢慢走到药房，发现那帮聚在门前的小护士跟找耗子似的看着什么，但当他挤进人群的时候，却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盖瑞立刻拿起了电话。
利器盒就像是个废弃的邮箱，只有环境污染服务的人有钥匙。他们把这个盒子打开，盖瑞把里面的东西倒到一个便盆里，他和坎迪把这一堆东西拿到一个空房间，开始了搜查工作。他们小心翼翼地将那些药品从废弃的针头中拿出来，一一摆在柜台上。
对于一个护士来说，这一幕确实有点过于震撼了。这些药都被污染了，它们可是钱，是所有人的饭碗。两个人本能地拿出单子开始对着目录查药。一共有6瓶维库溴铵、一些苯肾上腺素和多巴酚丁胺，以及硝酸甘油和拉贝洛尔，除此以外是40多盒最近丢的普鲁卡因酰胺。
盖瑞和坎迪完全没有头绪，这跟他们所有遇到过的情况都太不一样，确实医院里最近有药物丢失或是被倒卖的传言，大家都私下猜测着各种情况，但没有人猜测是这样的结果。对医院来说，像氯胺酮、奥施康定、维柯丁、扑热息痛、丙氧吩、杜冷丁和吗啡等让你逃避现实、足以上瘾的药物才是丢失名单上最常见的，谁会对48盒苯肾上腺素感兴趣呢？除了改变血压和心率以外，这没什么大用。他们实在是想不通。垃圾中被丢弃的成堆的普鲁卡因酰胺的确是个问题，这个奇怪又浪费的行为让他们非常厌恶，但有更大的问题足以让他们害怕起来，那就是另一堆维库溴铵的空瓶子。维库溴铵是高纯度药物，以粉末的状态储存在密封的玻璃瓶里，开口上有个永久的橡胶塞。获得这种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药物溶解稀释后从密封的容器中取出，就跟喝“酷爱”饮料似的，用装着生理盐水的注射器穿过橡胶塞，往里面注入足量的生理盐水，使劲摇晃，然后将里面的药物重新用注射器抽出来。很显然每个空瓶子都意味着有一个装满药物的注射器，而从现在的状况看来，数量惊人。
维库溴铵是种药效非常强劲的全麻辅助用剂，如果摄入过量，会导致类似溺水的缓慢窒息发生。所有身体机能的肌肉慢慢停止工作，但人还是醒着的，至少在心脏和肺的肌肉停止工作之前，人是清醒的。更糟的是病人将会在药效发挥的时候失去移动和呼救的能力，却无法让他们摆脱身体机能逐步失效所带来的一切痛苦。
长期或过量使用维库溴铵会对昏迷中的病人造成脑损伤，因为过于严重的副作用，医生们越来越少用到它了。就算是一些特殊的处方中出现了它，剂量也都非常小，通常只有5毫克左右。这个周末轮值的四个班岗，没有一个使用此药处方的记录。可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凭空消失的60毫克维库溴铵，显然被装进了针管，注射到了哪里呢？
盖瑞·津博重新踱回走廊，突然感觉到不安。四周的每个房间里都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重症病人。医院里经常挤满了员工、探访者、科室专家、新员工和打扫卫生的小时工。他决定和坎迪以及吉姆一同轮班盯着药物储藏室。吉姆从护士站找了一个很好的观测角度，决定值第一班岗。她不认识头一个走向药物储藏室的人，所以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输入了密码，成功转动了门把手，进去之后还不忘找个楔子抵在门缝处，防止门自动关闭。吉姆从始至终可以看清楚那家伙都做了些什么，但他并不可疑。半个小时以后，药房的家伙输入了密码走了进去，他也没关门。吉姆和坎迪交换了个眼神，突然觉得这事儿特别蠢，但离换班还有一天的时间，他们还是继续看下去。
傍晚6点20分的时候，查理像往常一样很早就到了医院。吉姆·沃尔夫很高兴见到他—她很喜欢查理。两年里，他们总是赶上交班，虽然没有成为朋友，但关系还算很友好，平时轮岗碰上了还会互相打个招呼。是的，他确实有点儿与众不同，但沃尔夫没有因为他的各种怪癖而嫌弃他，无论怎么说，他是个很能干的家伙，还总是满足每个护士的替班需要。在查理到达护士站开始每天都要上演的常规动作时，坎迪和吉姆默契地一同将目光从药房收了回来，盯向了手头的表格。
值班护士站的椅子都是“顶级奥菲斯”的牌子，椅子腿都被设计成了怪异的蜘蛛腿形。查理将多余的椅子推到走廊尽头那些没人住的空病房，一次两个，然后走回来再推走两个。全部搞定之后，他停在了走廊尽头药房储藏室的门口。他输入了密码，快速地闪了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这一切吉姆尽收眼底，她刚要叫坎迪，就发现她也早盯着那边看了许久。
当她们再次看到那个门被打开的时候，过了足足有5分钟。两个女人在查理走出来往更远处走的时候非常默契地同时低下了头。吉姆查看了一下周围，然后快速地跑到药物储藏室，输入密码，往里面看去。利器盒又满了。看来，急需马上通知重症监护楼层的经理艾伦·阿米地奥。在寻找未果的情况下，她们打通了艾伦家里的电话，耳语着将这个惊天的发现告诉了在家休息的艾伦，终于知道是谁一直在使用那些致命的维库溴铵了。
半小时以后，该换班了，盖瑞和苏还有坎迪都要下班，只有查理一个人留在了护士站。他有整整12个小时的时间，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直到周一早上换班之前，这个利器盒就再没人打开过了。那天是6月3日，盖瑞·津博和主管经理泰瑞·科勒戴着无菌手套在医院安全主管的监督下将里面的东西倒到了柜台上。这一次他们发现了几十个药瓶，其中的大多数都已经空空如也，里面包含10个维库溴铵的玻璃瓶。很显然，他们还不知道，早在7个小时之前，这些药物就被注入了爱德华·奥图尔的输液袋里。
这个时候，艾伦·阿米地奥已经到了病区，管理层的几个重要人物都被惊动了。杰西卡·瑞达是圣卢克医院的风险经理，给大家制定了一个临时规定：白班剩下的时间，负责的护士要定期检查利器盒是否会出现新的药瓶，看是否库伦不上班利器盒就是空的。大量危险的心脏药物丢失开始让护士们人心惶惶，瑞达只好去联系了自己的风险管理主管肯维尔。他们一同开始制订战略性计划，到底怎样才是“对医院最好的”解决手段。离查尔斯·库伦护士的下一班岗只有不到8个小时的时间了。他们决定一同咨询一下圣卢克医院的驻院律师特劳布。他打电话给史蒂文斯和约翰逊法律公司，这个公司擅长处理刑事案件，特别是对医疗事故方面的辩护很厉害。他们派了一个叫保罗·劳克林的费城前任助理检察官前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