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被新一轮的剧烈咳嗽打倒。
门开了，瘦瘦的女助理走进来，用吃奶的力气端着一个重重的木头托盘，托盘里放着杯子和一个咖啡壶。斯特莱克赶紧起身从她手里接过来；桌上几乎没有地方可放。女孩想腾出点空间，可是太紧张，不小心碰翻了一摞文件。
代理一边咳个不停，一边愤怒地做了个责怪的手势，姑娘吓得赶紧逃出房间。
“不——不中用的——小——”伊丽莎白·塔塞尔呼哧呼哧地说。
斯特莱克把托盘放在桌上，没有理会散落在地毯上的那些纸，重新坐下来。代理的盛气凌人是斯特莱克所熟悉的模式——老女人们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她们能在那些天性敏感的人的记忆中，重新唤起童年时那位强势的、无所不能的母亲的形象。斯特莱克对这种恫吓是有免疫力的。首先，他自己的母亲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却是年轻的、爱心四溢的；其次，他感觉到这种虚张声势背后的脆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墙上的老照片，桌下的旧狗篮，都显示了这是一个多愁善感、缺乏自信的女人，她根本不是她那些年轻的雇员所想的那样。
终于，代理咳完了，斯特莱克倒了一杯咖啡递给她。
“谢谢。”她粗声粗气地嘟囔了一句。
“这么说来，你把奎因给开了？”斯特莱克问，“你们一起吃饭的那天晚上，你把这事告诉他了吗？”
“记不清了，”她哑着嗓子说，“事情很快就变得白热化了。欧文站到饭店中央，就为了冲我嚷嚷，然后气冲冲地一走了之，留下我来买单。如果你想知道当时他说了什么，可以找到一大堆证人。欧文非要在公共场合大出洋相。”
她又伸手摸了一支烟，然后想了想，递给斯特莱克一支。把两支烟都点燃后，她说：
“克里斯蒂安·费舍尔对你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斯特莱克说。
“替你们俩考虑，但愿如此。”她不客气地说。
斯特莱克没有说话，自顾自地抽烟，喝咖啡，伊丽莎白等待着，显然希望再听到点什么信息。
“他提到《家蚕》了吗？”她问。
斯特莱克点点头。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奎因在书里写了许多人，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是谁。”
片刻紧张的沉默。
“我希望查德真的起诉他。这样才能让他闭嘴，是不是？”
“你有没有试着跟奎因联系，自从他那天晚上走出——你和他在哪儿吃饭来着？”斯特莱克问。
“河滨餐厅，”她用哑嗓子说道，“没有，我没试着联系他。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他也没有跟你联系？”
“没有。”
“利奥诺拉说，你告诉奎因那本书是他写得最好的一本，后来又改变主意，不肯代理它了。”
“她说什么？我压根儿就不是——不是——不是那么——”
这是她最厉害的一次咳嗽发作。看到她那样连咳带喘，斯特莱克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强行夺下她手里的香烟。最后，发作平息了，她一口喝掉半杯滚热的咖啡，似乎得到了一些缓解。再说话时底气足了一些：
“我不是那么说的。‘是他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他是这么告诉利奥诺拉的？”
“是的。那么你实际上是怎么说的？”
“我当时病了，”她没有理会这个问题，只顾沙哑地说道，“流感。一星期没有上班。欧文给办公室打电话，说小说写完了；拉尔夫对他说我在家病倒了，欧文就把书稿直接快递到我家里。我不得不起床签收。他一贯就是这么做事的。我当时发烧四十度，站都站不起来。他的书写完了，我就得立时三刻来读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