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那时候，他就说，他喜欢我。”青青阿姨似已忽略我的存在，仅把这晚的谈话，当作闺蜜间的私语，“老实说，我有些嫌弃他，长相普通，家里一穷二白，跟我没半点共同爱好。我只是想，他工作还不错，跟他结婚的话，说不定会被调离农场，两年后，我和邮递员结婚了，就是你们都认识的那个人。我提前离开农场，回到日思夜想的上海。”
“如果，没有你在我家的那些天，没有在信箱前等候录取通知书，你也不会嫁给他，是吗？”竹问话的是我妈，但我想她早就知道答案了。
“对，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认识他！”
“可是．过去你一直夸你老公，说他虽然没钱，但是工作稳定，没什么不良嗜好，关键是对老婆女儿非常好。”
“我骗你们的，对不起。”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小东阿姨说。她的眼睛，果然尖利呢。
“有时候我会想——三十多年前，那个选择对还是不对？要是我没有暂住在天潼路799弄的过街楼，没有天天守着信箱认识了现在的老公，那么我会不会一直留在岛上？我会嫁给怎样的男人？也许，就是像抗美那样，跟崇明岛的农民结婚。或许，我会生个儿子，长大后就像许多崇明岛男人那样，到上海来当出租车司机。要是这样，还真的算我走运了。只是抗美不走运吧，最后一个人孤苦伶仃，被你们送进这座精神病院!”
“青青!”
“呵！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好走运呢!虽然，我从没喜欢过我的老公，从结婚的第二年开始，从我们有了女儿开始，我就想要跟他分开来过。但我不敢，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能有什么好下场呢？你们不会相信的，这些年来，你们所看到的，都是我和他装出来的，只有我女儿知道真相，但她也从来不会跟任何人说。有时候，想想女儿，她也蛮可怜的。好吧，就告诉你们，我和他，冷战了三十年……耶稣啊!三十年!”
青青阿姨家里是信基督的，虽她本人不太信，但耶稣已成了口头禅。
我记得，在我妈的几个闺蜜里，青青算是混得比较差的。我读中学的时候，青青阿姨就曾哭哭啼啼来借过钱，说是为了房子装修，而她从厂里下岗了每月只有几百块。直到几年前，她办理了退休手续。走运的是，原来家里的老房子拆迁，她也分到了一笔钱。女儿大学毕业进了外资企业，没过几年就结婚嫁人了。虽然，女婿也没太大出息，但总比别人家有个令父母操碎心的剩女强吧。
停顿片刻，青青阿姨又说：“今晚，索性就不回家了，反正我家老公也不会等我的。这大雨下得啊，让我这嘴巴，也像水龙头，再也关不住啦。让我再说个秘密，你们都不晓得吧——我女儿小青，读高中的时候，跟抗美的儿子学文谈过恋爱。”
“还有这种事？你肯定反对的吧。”小东阿姨冷冷地问。
“咳，他们两个啊……对了，骏骏你不记得了吗？以前，我们三家人，一块儿去西郊公园看动物，你、小青、学文，三个孩子都去玩了。”
这话说得我害羞，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是读小学五年级还是预备班？记不清了。总之，我的年纪最大，他们比我小两三岁。那时动物园是小孩最愿意去玩的地方，看熊猫，看大象，看北极熊，最有趣的是猴山。对了，学文好像很安静，看起来乖乖的样子，特别怕他的妈妈。而小青呢，是个爱哭的女孩，被打扮得挺漂亮的，要不是比我小几岁，大概会特别注意她的吧。
青青阿姨接着说：“小青和学文，是同一年的。学文的功课特别好，小青这孩子读书不灵，特别是数学差到了一定地步。所以，我经常请学文到家里来，帮着小青补习数学。那时候，抗美已经离婚回了市区，一个人带着孩子，租了套小房子，住得离我家很近。小青和学文读不同的高中，但只隔了几条马路。他们经常一起放学回家，在街心花园写作业。渐渐的，我有些不放心了。我发现女儿越来越爱打扮，每天早上出门要反复照镜子。半夜听电台的流行歌，居然还会默默流泪。虽说女孩子青春期都这样，但她这一切似乎只是为了学文。有两次，我悄悄跟着小青，才发现她跟学文一块儿去看电影了，好像是那个……就是那个……一男一女抱着在船头的……”
“《泰坦尼克号》。”小东阿姨冷冷地补充道。
“对，就是那个号，我这脑子啊，快要老糊涂了！当我发现小青和学文谈恋爱，刚开始自然是反对，强迫他们两个分开。我又是要面子的人，只跟抗美一个人说了，都没跟你们两个说过。可是，孩子大了，管不住啊，那年小青在读高二，十七岁，最讨厌听妈妈的话。后来，我想通了，也就不再约束女儿了。看看我自己吧，当年为了早点离开农场，嫁给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男人——仅仅因为他给我的闺蜜亲手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最惨的是我自己还没有份！我为什么不去找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呢？就像小青这样，那么单纯，只是喜欢一个男孩，多好啊！对不起，骏骏，这些话实在不该对你说。但要是能重来一一遍啊，我也想找个斯斯文文的、读书好的男孩子，就像学文！”
“后来怎么样了？”小东阿姨和我妈都被挑起了听下去的兴趣。
女人，果然都是天生八卦，无论十六岁还是六十岁，尤其是对于谁跟谁好上了这件事。
“后来……我女儿——你们知道的——终归是个听话的孩子，虽说大哭了一场，还是跟学文断了。其实，我给小青留了个后门，答应等她和学文考进大学以后，就不再干涉了，随便他俩怎么谈恋爱。谁又能想到呢？学文刚高考完就走上了绝路。”
原本针锋相对的小东阿姨，倒也同情地搂着青青阿姨的胳膊，安慰说：“小青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
“好什么啊？你们才不知道我的苦呢，学文死后的那个暑期，小青像变了个人似的，木木的，也不出去玩，就算大学考上了第一志愿，也没见得有任何高兴。但她也不哭，整天在床上挺尸，那些天啊，我和她爸都担心死了，怕她也会跟学文一样。再后来呢，小青似乎对什么都没兴趣，大学毕业以后谈了两个男朋友，都是草草了事。直到遇上我现在这个女婿，虽说也没见他们有多要好。只是对方家里有房子，父母都是公务员，结婚条件嘛也只是中等。我原本以为，小青心里还一直念着死去的学文，没想到她爽快地答应了求婚。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女儿嫁出去了。这就是命呢。”
看着青青阿姨的颓丧，我完全想起了她女儿小青，有双乌黑乌黑的眼睛，头发在阳光底下宛如墨色。眼前昏暗的世界，狂风暴雨，天花板下霎时明亮鲜澄起来，回到十多年前的清晨。还有学文，我想起打红白机的情景，虽然他是优等生，但玩游戏也是高手，我俩一起用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B、A调出《魂斗罗》的三十条命，如此一路打到通关为止。他不太说话，嘴上有圈绒毛，留着刘德华式的中分发型，嘴里偶尔会哼起“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
最后，等三个女人都不出声了，我把目光对准了我妈。
根本不用说话，疑问已呼之欲出——妈妈，你有什么秘密？
天潼路799弄59号——“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录取通知书灵异事件”（我给今晚发现的秘密所起的代号）的案发地，也是我外公外婆的家，我从出生到十岁，差不多有一大半的童年时光，是在这栋过街楼上度过的。
我记忆中的第一天，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的某个下午，天潼路799弄59号过街楼上，我看到窗外刺眼的亮光，还看到墙上挂着的相框，好像是妈妈抱着婴儿的我，背景好像是在苏州的天平山上。那个瞬间，我就有一个疑问——我是谁？这不是在装逼，而是我的记忆里，真的存有这么一段，因为是人生的第一段，反倒记得格外清晰。
从那天开始，我的记忆就是在爸爸妈妈的小家与外公外婆的老宅之间切换。大概在我两岁那年，妈妈搬出了天潼路的老房子。单位给她分配了一套房子，在黄浦区的江西中路。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建筑，就连电梯都是那时的旧物。一家三口住很小，但有个突出在楼房外立面的阳台，雕花的铁栏杆两边，还有真正的巴洛克风格的罗马柱，就像站在古城堡的塔楼上——只有三楼，我却已感到在很高的地方，抬头眺望对面大楼的屋顶之上，隐约可见外滩海关大厦的钟楼。那时我想到一个说法，这里是“外滩的屁股”。杂乱无章的天际线一上，我经常看着那里发呆，依稀记得某个凌晨，我就这么趴在阳台上，看着天
空从黑变紫直到泛出鱼肚白。
但是，我爸我妈都要上班，像我们这种双职工的孩子，通常都交给老人来带。因此，我的大多数童年时光，都是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恰好我也是他们唯一的外孙。许多个傍晚，爸爸将我放在自行车午后座上，骑过苏州河边，穿过老闸桥，从一条小巷子进入天潼路799弄。那条弄堂地下铺着石板，小时候丝毫不觉得狭窄逼仄，因为小孩眼里一切都是大的。外公外婆就住在59号的过街楼上，穿过一道陡峭狭窄的木头楼梯，就到了时常散发着白兰花香气的房间。透过地板下的缝隙，可以看到底下的门洞。我特别喜欢爬上小阁楼，趴在屋顶突出的“老虎窗”边，原来那块狭窄的长方形的蓝色天空，一下子变得如此辽阔。眼底是大片的黑色瓦楞，偶尔长着青色野草，再远望仍是层层叠叠的瓦片，头顶不时飞过邻家养的大队鸽子……那时最爱看《聪明的一休》，那个挂在屋檐下布扎的小白人，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了。我常在黄梅天的雨季，趴在阁楼的老虎窗边，看着密集的雨点落在窗上，看着阴
沉的天空乌云密布，幻想屋檐下也有个小白人随风飘舞，全世界都在风雨中寒冷发抖——后来特别喜欢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不仅因为大师与我同名，更因为电影里那个城堡式的亭台楼阁的世界，那些高悬于墙面的窗户都像极了我的小阁楼。
而我就读过的第一个小学，也在天潼路799弄的尽头，几乎紧挨着苏州河，是闸北区北苏州路小学。那个校舍可是个老洋房，我妈给我报了个美术班，也在这所小学，叫菲菲艺术学校，可惜我不能再把我的学校和我的阁楼画出来了。
我一直在想，那栋老房子里，究竟还发生过哪些秘密？一定会有的吧，就算不是在我家，隔壁邻居的楼上楼下，总有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今晚，这个秘密就在眼前，就像一只被加热的瓶子，再调大些火候，就会彻底爆裂。
小东阿姨、青青阿姨，还有我妈，她们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在说谎。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她们三个全都说谎了。
但，我又不可能指望她们自己说出来。
忽然，我清了清嗓子，第一次高声说：“我去档案局调高考的考卷——一九七七年你们的考卷，好吗？”
沉默。比打在屋顶上的暴风雨更沉默，沉默得震耳欲聋。
子夜，零点。
不知是谁要脱口而出之际，身后的精神病院却响起刺耳的声音。警报声！
听得撕心裂肺的，我忍不住打开窗户，风雨小了些，荒野里亮起几束光，从精神病院方向，变成几个人影，推开这间餐馆的门。
几个不速之客，分别穿着白色外套，两个强壮的男护工，还有个人似是医生模样，却并非刚才那个男人。
“对不起，你们是什么人？”这些家伙就像审问似的，仿佛我们是逃跑的病人。
“我们是今天来探望病人的。”
“哦，我记得。”医生眼里布满血丝。
“前面的公路被水淹了，我们在这里躲雨。”我这样跟他解释。
“今晚有没有见到其他人？”
说话同时，两个护工在小餐馆里转悠，包括厨房和厕所也没放过。
“是有精神病人脱逃了吗？”说话的是小东阿姨，看到对方点头，她已猜到几分，回头问：“是他吗？”
“你们看到他了？”
“是不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医生说着拿出一张精神病院的表格，写着病人的名字，还有张大头照，赫然就是几小时前，出现在这里的神秘男人。
“他是病人？”青青阿姨快要晕过去了，我妈扶了她一把。
我保持镇定道：“他说是精神病院的医生。”
“嗯，这就是他最显著的症状，妄想自己是资深的精神学科医生，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何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了。”
说话的才是真正的医生，为了让我们确信他不是精神病人，他掏出医生胸牌给我们看了一遍。
“你们才发现？”
“晚上点名时发现人不见了，调出的监控录像显示，下午他就逃出去了。”
“嗯，我们是见到他了，在这儿吃了碗葱油拌面，还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天，将近十点钟离开的。”
“册那，这疯子够胆大的，明明逃出了精神病院，还在门口坐了那么久！”一个护工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现在雨小了，路应该通了，你们有车就快回去吧，留在这里很危险，两年前，有个性变态的病人逃跑，躲在附近一间农合，杀了那全家。虽然今晚逃走的病人没有暴力倾向，但还是要小心点。”
其实，早知道那个王八蛋是精神病，就算外面下冰雹，也得快点回去了。
我重新发动车子，妈妈坐在我身边，小东阿姨和青青阿姨坐在后排。
午夜，雨刷刮开风挡玻璃上的雨点，瀑布般流淌下来，远光灯前的郊外小道，不知哪里潜伏着精神病人。今晚，犹如蒲松龄的世界，妖异而模糊。
谁都没说话，但我能感到她们的出气声，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仿佛各自庆幸——精神病人的鬼话，谁信啊！
小心地开了不到十分钟，道路上的积水果然退了，车速加快。
忽然，灯光中蹿过一道黑影，几乎紧贴地面飞过。
我无法躲闪，急刹车也来不及，若是猛打方向盘，很可能冲进路边水沟，只能闭上眼睛碾压过去。
再停车。
刚才微微一颠，车轮下好像碾过了什么。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小东阿姨回头看着，青青阿姨却催促我快点往前开。
我手心里都是汗珠，窗外的雨越来越小，车里却仿佛暴雨一场。
但我犹豫片刻，还是选择踩下了油门。
不知道轧着了什么。
命运吧，我想。
继续往前开去，很快摆脱了乡间公路，上了回市区的高速。车里的三个女人，依然寂静一片。虽然她们都很疲倦，但我想一个都不会睡着。我重新打开电台，深夜的古典音乐频道，响起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那一晚，在送我妈和她的闺蜜们回家的路上，不知为何，我的脑中去口浮现起那个穿着海魂衫的男子。他叫志南，死的时候，应当比我年轻，死在车轮底下，死在一座孤岛上。
一个月后。
我托了许多层关系，包括档案局的领导，依旧无法调出一九七七年的高考试卷。
但我查出了抗美的高考成绩单。
结果却让人惊诧，她的总分不高，远远低于最低分数线，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中有一门课考了零分——语文。
语文零分？
这怎么可能？若说数学零分，倒也情有可原，语文从来没有零分的，就算作文打了零分，其他也不可能全错，除非交白卷。
但我没有看错。
档案馆的灯光下，明亮却不刺眼。我看着这份成绩单，眼前成排的台子宛如课桌，紧闭的大门有管理员守着，宛如三十多年前的监考老师。而我就是小东，或者青青，或者抗美，坐在决定命运的椅子上，看着想象中的试卷……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闻到白兰花的香味，外公外婆的小阁楼里的气味啊。
离开档案馆，我直接开车去了精神病院，独自一人。
回到那栋灰暗的建筑前。门口的小餐馆已经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送盒饭的快递员，大概还是有医生和护士不满意伙食。
但我没有看到抗美阿姨。医生说一个月前，我们去探望过抗美以后，她的情绪就极不稳定，现在必须隔离，什么人都不能见。
那个医生，就是子夜时分带着护工出来追捕逃跑的精神病人的习位。
他说，那个把自己想象成精神病医生的病人，到现在也没有被抓到。因为没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公安局没有下达通缉令或协查通告之类的。好在那个人没什么家属，从小就父母双亡，否则家属们要被烦死了。不过，院长还是为此写了好几页检查。
“逃跑的精神病人，跟抗美阿姨的关系好吗？”
“他们几乎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事实上，抗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经常管他叫学文。”
“学文早就死了十多年了。”
“我知道。”
“医生，这么说来，抗美把自己的一辈子，全都倾诉给了那个病友？而那个人，就在抗美的面前伪装成医生？”
“嗯，他最喜欢给人做逻辑分析，除了假装给人看病，还经常给人分析各种疑问，许多秘密真的被他说准了——说实话，如果没有精神病的话，他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警官，或是推理小说家。”
说到这里，我才发现医生的办公室里，摆着一排日本与欧美的推理小说。
我问不到更多的答案了，也不想再去打扰抗美阿姨，更没告诉妈妈在内的任何人，关于我的第二次精神病院之行。
返回市区的路上，我开车格外小心，以免再轧到什么奇怪的东西。车载音响里是肖斯塔科维奇的《C小调第八交响曲》，缓慢碾过荒野泥泞的道路，也许还包括某些尸体残骸。
我已经有了答案，或许也是我的妄想——抗美在精神病院的十年来，她宁愿相信一切都是别人的错误，而所有的错误的起点，在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冬天，自己未能住在天潼路799弄59号——最要好的闺蜜家里，导致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别人冒领或藏匿或销毁。
正好有个冒充医生的精神病人，被抗美误认作早已死去的儿子学文，便把一腔的愤懑都倾诉给他听。
至于他的越狱，或者说飞越疯人院，并非是什么巧合，而是早有预谋的——事实上，这所精神病院的管理漏洞百出，只要他想逃跑，任何时间都可以，甚至大摇大摆装作医生从大门出去。但他之所以不愿意走，完全是为了把他当作儿子的抗美——因为他从小是个孤儿，在他眼里抗美就是最亲密的人，就像妈妈，亦同病相怜。
他决定为抗美复仇。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三个老闺蜜又来探望病人，唯一出现在意料外的，是我。
趁着探视的空当，他伪装成医生逃出精神病院，等候在门外的小餐馆里。如果按照原定计划，他或许会在我们出来以后，上前搭讪再说起抗美的病情，最终诱导我们陷入当年的往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狂风暴雨之中，前头道路必然中断，我们暂时无法离开。这倒给了他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当然风险也相应增加——精神病院随时会发现他不见了。
于是，他吃了一碗葱油拌面，果然等到了我们。
接下来，就是他酝酿了多年的报复，代替抗美的复仇——也可以说就是抗美本人的复仇，是她的儿子死后灵魂附体的复仇，对自己当年的情敌小东，对学文生前怨恨过的小青的妈妈。还有对于我和我妈，如果不是出于最原始的嫉妒与恶意，那么就是我妈深埋的某个秘密吧？
心底想着想着，车子已开进市区。傍晚时分，我妈让我回家吃饭，我说等一等。我从延安路高架转南北高架，从北京东路匝道下来右拐，一路往东开去。
到北京东路福建中路路口，车子停在旁边的科技京城前。眼前是座跨越苏州河的桥，小时候叫老闸桥，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总觉得这座桥好长好大，桥下的苏州河水面宽阔，河边泊着许多船只，不少竖起高高的桅杆。那时我最爱的，就是趴在桥栏杆上，看一艘拖船带着后面十几条船，一节节列车似的从桥洞下穿过。船上载着煤炭与沙石。发动机的轰鸣声，丝毫不觉得是噪音。船头雪白的浪花，煞是好看。
可惜，原来的老桥在二○○，一年拆了。现在这座桥，二○○七年才竣工通车。所以，这已不是我童年时的那座桥了。
而今的苏州河，却是分外宁静，很少再见旧时的内河货船。秋日夕阳，洒上清波涟涟的水面，金灿灿的反光。一艘旅游观光的小艇经过，玻璃钢的艇壳，从我脚下的桥洞穿过，眼睛像进了沙子。
驶过这座桥，就是福建北路，也是我读过的第一所小学——北苏州路小学的旧址，几年前被夷为平地。
至于我的外公外婆家，也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录取通知书灵异事件”的案发地——天潼路799弄59号，同样也已沦为拆迁队挖掘机下的瓦砾。
天快黑了，四周布满高楼，这里的建筑工地，却像精神病院外的荒郊野外。或许等到明年，才会变成四五万一平方米的豪宅楼盘。
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大概不过一两百米。小时候却觉得这条弄堂好长好长啊。靠近天潼路这头有条支弄，住着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我的同班同学，如今不知人在何方。尽头紧挨两条路口，已是一片空地。天潼路799弄的正门，曾有个玉茗楼书场，常有老人在那儿听苏州评弹，晚上会放录像，我记得最早看过的录像带，当属琼瑶片《梦的衣裳》。马路另一边的老弄堂尚幸存，里头藏着个老园子。清末光绪二十二年夏天，放过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距离一九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十二部短片——世界公认的电影诞生日仅隔半年。
我再也找不到59号的过街楼了，就连废墟上的遗址也寻觅不见，不晓得在哪片角落……
小学三年级，我常爬上阁楼。有个小柜子，最底下那格抽屉，一本厚厚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底下，压着一张黑白照片。小阁楼里本来幽暗，老虎窗却投来清亮的光，无数灰尘在光束中飞舞，仿佛夏夜乡间无尽的萤火虫，照亮相片里的四个女生。她们都留着乌黑的辫子，手挽着手，穿着厚厚的棉袄，背景似乎就是我家的弄堂，隐隐还有屋顶上的积雪。她们笑得多么欢快，不晓得命运将会往哪一个方向去。而为她们拍照片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那一年，深秋的清晨，外婆给我做好早饭，送我去学校读书以后，就再没有醒来过。不久，外婆因为脑溢血辞世。我第一次接触到亲人的死亡，在追悼会上看着水晶棺材里的外婆，绝不相信再也见不到她了，总觉得哪天外婆还会回来。那年冬天，外婆很多次出现在梦中，那么清晰而真实。
而我对于天潼路799弄59号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办丧事的家里挂满的挽联和被棉子（丝绸被套）上。
同一年，我妈单位分配了一套新房子，她也被提拔去了厂局机关上班，那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本科（自考）的文凭，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
于是，我家搬到了西区的曹家渡，六层楼的工房的底楼，我们拥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再也不用木头马桶和痰盂罐了。我们一家三口与外公同住，但没几年他就过世了，大概是孤独的老人难熬过岁月吧。
以后搬过很多次家，但从未离开过苏州河。现在推开我的窗户，仍能看到那一线河水，只是由从前的墨黑稍微变清了些。如果往河里放一艘纸船，必然能漂到童年那座桥下。
中考那年，我依然梦想当画家，便提出要考上海美专，结果失败，也没有考上高中。于是，从北苏州路小学妈妈送我读画画班那天起的梦想，就此永远破灭了。当然，往后我也再无缘就读全日制的大学，就跟三十多年前妈妈的命运相同，尽管原因截然不同。
那一年，妈妈常常觉得在同事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免不了和别的孩子比较，比如学习成绩很好的抗美阿姨家的学文，还有青青阿姨家的小青，还好小东阿姨没有孩子。苦闷叛逆中的我，在一本小笔记簿上开始了最早的写作，不过是些倾诉罢了，我忘了有没有写过天潼路799弄的记忆。
但我也在读书，只是学校很远，在当时的工厂区旁边。过去是广东人的联义山庄，也就是公墓，阮玲玉的香冢就在我们学校隔壁。多年以后，我给那地方起了个名字：魔女区。
后来，我进入上海邮政局工作，先在思南路上班，后调至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依然在苏州河边，距离天潼路老宅数步之遥。不知何故，我从未回去看过，只是在文章里不断回忆。
再后来，二○○○年开始，我在榕树下网站发表小说，再到两年后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我觉得自己是个超级幸运的人，渐渐变成了你们所知道的那个人。
当然，我还是我，也从来没人真正了解过我。
二○○七年，我妈妈从单位退休，我从上海邮政局辞职，开了家文化公司，以我的小说为主要产业。
今年，我开始写一连串的短篇小说，成为“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大多来自于我记忆中的人和事。
但我从未敢写过妈妈和她的闺蜜们的故事。
我的妈妈，或许，也有她的秘密？
但我宁愿，一无所知。
对了，我也相信，我妈、青青阿姨、小东阿姨，她们三个人，余生里，再也不会有任何来往和联络了。
天，黑了。我想，我该回家吃饭了。
从废墟前转回头，却看到身后站着一个男人。
看不清他的脸，只感觉他穿着件白色大褂，再看胸口的钢笔，很像是医生的派头。
他也在看着眼前这堆瓦砾，似乎跟我-一样，在寻找那栋过街楼上的老宅子。
我见过他，在精神病院。
好吧，我就当他是个医生，反正在这个世界里，究竟谁是医生，谁是病人，鬼才知道！
但有一点，他自由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照例堵得一塌糊涂。我手握着方向盘，心里却浮起一个人的脸——抗美阿姨的儿子学文，因为刚才那个人吗？学文差不多是二○○○年自杀死的，到现在有十四五年。要是他还活着，说不定是个社会精英，混得比我好吧。对啊，他的学习成绩可棒了，语文、数学、英语无懈可击，大家都觉得他能考上北大、清华。那一年，高考前夕，学文到我家来做客，他悄悄告诉我——他妈反复叮嘱，走进考场，拿到试卷的第一件事，千万记得要把名字填在装订线里面，不要直接写在考卷上，否则要算零分的啊……学文困惑地说：“哎，谁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妈妈说到这啊，还会掉下眼泪呢！”
第23夜 长寿公园的凡·高和卡门一夜
西班牙人说，一个女人要称得上漂亮，必须符合三十个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必须用十个形容词，每个形容词都能适用到她身体的三个部分。比方说，她必须有三黑：眼睛黑，眼睑黑，眉毛黑；三纤巧：手指、嘴唇、头发……
——梅里美《卡门》
1
长寿公园在长寿路之北，陕西北路之西，西康路之东，光明城市之南，与大自鸣钟广场为伴。
大自鸣钟，十年前文艺青年与盗版碟圣地。过去真有幢巨大的钟楼，日本鬼子盖的。背后几条街上都是日本人的纺织厂和公寓，共产党员顾正红就是在这边被杀的。当年的草鞋浜，据说一派田园风光，后来被填平造起房子，紧挨上海最大的贫民窟药水弄。
从曹家渡到大自鸣钟，横贯一条长寿路，我自打小学三年级起就在这条街上了。
毕业以后，我的小学关门了，我的中学被拆，变成全城门面最大的夜总会“东方魅力“。大自鸣钟广场附近竖起无数幢五六万一平方米的高楼，唯独原来的草鞋浜改造成了绿地，叫作长寿公园。
六年前，我把公司搬到俯瞰长寿公园的高楼顶层。假如折一架纸飞机扔出去，可以乘风环绕上空一周。我有轻微的恐高症，站在二十一楼边缘，看着底下巨大钢琴键盘形状的喷泉平台，就会不可抑
制地眩晕，像希区柯克的电影。对面曾是烂尾楼，被潘石屹收购后，外墙常年挂着一百三十五万起的广告。斜对面是“巴黎春天”，相隔宽阔但不笔直的长寿路，每当硕大的屏幕亮起招聘网站信息，周边的辞职率就会升高。
我们顶楼有个露台，经常开会讨论各种杀人故事和电影剧本，仿佛就发生在楼下某个阳光下的角落，或者黑夜中的街头。
几天前，公园附近发生了一桩杀人案。
被害人是女性，二十五岁，在对面大楼上班。警方给我看了照片，我还记得这张脸。
去年，夏日黄昏。我没开车，在长寿公园门口的车站。相隔一步之遥，她穿着白裙子，风吹起裙裾，小腿光滑而耀眼。我稍微侧身，瞥见一双乌黑眼珠，眉毛浓密黛黑，连眼睑也是黑的，应是化妆的效果。胳膊裸露在袖子外，纤细手指拎着包带。她的头发漆黑粗亮，被风吹得不是一根根而是一蓬蓬扬起，如同母乌鸦的翅膀。当她蓦然回头，看我的讶异眼神，像要对我说话。不知是有自行车穿过，还是其他什么见了鬼的缘故，她突然背过身去。公交车来了，我随着人群上车，回头已不见人影。
第二次见到她是三个月前，我在阳台俯瞰长寿公园，看到有个年轻男人，手捧画架，像是在素描。他对着一个红裙女子，雕塑似的，坐在榆树下的小板凳上。第一次看到有人在长寿公园画人像，我抽出望远镜，在取景框里找到他们。
没错，我还记得她的面孔，乌黑的眼睛，乌鸦翅膀般的头发。
端着望远镜看了五分钟，她几乎保持同一姿势，嘴里说着些什么。画画的男人没停过，一会儿观察他的模特儿，一会儿用笔勾勒出她的轮廓。
从此以后，我都会拿出望远镜，注意长寿公园那个角落。每逢午后或黄昏，就会看到画画的男人。你在旅游景点一定看到过那种人，摆着刘德华或王菲或谢霆锋的素描肖像招揽生意，你要是扔一百块钱坐在他面前，画出来的往往连你自己都不认识。
大多数时候，他无人问津，要么自己在画架上涂抹颜料，要么仰天发呆——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长寿公园眺望的天空，被四周高楼切成碎片，像困在井底的青蛙抬头所见。
昨天，警察告诉我，就是他杀了她。
2
凶手叫高凡。
他今年二十五岁，南方人，出生在福建的一座小城市。
那地方离海不远，也就十来公里，但隔着两座山。高凡长到十八岁，除了在电视和电影中，连大海的影子都没见着过。小城是阴冷的，常年飘着乌云，全年晒太阳的日子屈指可数。雨季潮湿得让人心里发霉长毛，被子、衣服许多天也晾不干，就算不尿床，晚上缩在被窝里都能挤出一床水来。小城也是混乱的，飘满燕饺鱼蛋和云吞气味的街上，荷尔蒙过剩的少年们，除了打《魔兽世界》和谈恋爱，还会拿着板砖或小刀追来逐去。县城一中每学期都会闹出人命，再开启下一学期复仇模式。
死者是凶手的中学同学，她叫阚萌，但高凡只管她叫卡门。
卡门外表早熟，十四岁就被人误以为大姑娘，穿着高跟鞋走在街上了。她妈是开发廊的，门口亮着暖昧的灯。卡门最后一次见到爸爸，还是七岁那年。他们那个地方，是全国有名的偷渡之乡。她爸被蛇头带去欧洲，每个月寄些钱回来，仅此而已。有种说法是他爸在维也纳，欠了地下赌场的钱，打了很多年黑工。也有人说他跟一个吉卜赛女人同居，生了一堆混血孩子，改行占星算命，再也不会回来了。
初中入学的那天，只一眼，高凡就迷上了卡门。
卡门是那样一种女孩子，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无论晚礼服、睡衣、情趣内衣，哪怕土得掉渣的中学校服，都不会改变身上独有的那种说不清楚的味道。她总是独自坐在某个高处的风口，让头发翅膀般扬起，似乎随时会带着自己乘风而去直上云霄。她的眼神让人无法接近，黑得像一汪幽暗的潭水，隐藏于岩石缝隙，只有最不要命的“小野兽”才敢下去饮水，而后被淹死在深不见底的漩涡里。
但高凡不在乎。
卡门虽然不爱跟同学们交流，却是班里的神婆，最早暗地里传播星座与塔罗牌。也是从她的口中，高凡才知道自己太阳星座是白羊，月亮星座在射手。她经常拿张纸算来算去，根据黄道十二官，说谁谁谁要撞桃花运，谁谁谁是双鱼座又要犯不靠谱的毛病了。
有天晚自习，人们问她能不能算未来的命运，包括每个人的寿命。她说不但能算出你们哪年哪月挂掉，还能算出何时结婚生子，命中几次婚姻，命中又有几子。
忽然，高凡挤到她面前，说：“能算一算我会活多久吗？”
教室里一片沉默，卡门皱起眉头，凛冽的眼神迎着高凡的目光，乌黑的眼睛透着不可捉摸的光芒。她把别人都赶走了，夜晚的自习教室里，只剩下高凡和卡门两个人。
卡门根据高凡的生日，还有他的面相加手相，算了足足半个钟头，额头上沁出一串汗珠，脸色更加苍白，摇头说：“你走吧，我不想告诉结果。”
“没关系，说吧，反正我也不信的。”
“不后悔？”
“不后悔。”
卡门摊开一张纸条，只有两个阿拉伯数字：2和6。
“我活不过二十六岁吗？”
十六岁的卡门不再回答。
“那你算过自己的命吗？”
“没有，自己的命运是不可以自己算的。"
那一年，卡门和高凡都考进了县城的高中。人们都说高凡有希望考上一本院校。至于卡门嘛，虽然星座塔罗牌算得很溜，但数学从没及格过，高中能毕业就不错了。
高三，上半学期，秋天。
犹豫和酝酿了两个月后，高凡第一次邀请卡门出去玩。当他结结巴巴说出口，等待冷言拒绝或是一个耳光，卡门却大大方方地回答：“好啊，去哪里玩？星期天吗？”
星期天，清晨七点，他骑着一辆黑色捷安特自行车，来到卡门家开的发廊门口。
洗头的四川小妹招呼他进去，他腼腆地躲进旁边的巷子。等了三个钟头，卡门才起床，洗完脸，梳好头，换上一身运动装，长发束在脑后，坐上自行车后座。
高凡用力蹬着自行车，并不觉得卡门有多少分量。她双手揽住高凡的腰，侧脸贴着他的后背。幸福来得太突然，毫无防备，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在此之前，他们连小纸条都没传过，更别说逛大街看电影吃消夜还有开房之类的了。他后悔以前要是胆子再大一点，说不定早就成真了呢。
骑车出了县城，到了田野间的公路上，他才回头大声说：“卡门，我带你去看麦田。”
“好啊！”卡门抬头对着秋日的天空回答。
他努力地蹬着脚踏板，继续吼道：“我还要带你去看向日葵！”
“太好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向日葵呢。"
整整一天，高凡骑遍了全县的七个镇五个乡，包括隔壁县的两个乡，翻过了十几座桥，转了好多次盘山路，除了还没收割的水稻田和山坡上的玉米地，没看到过一片麦田，更不用提向日葵了。
“你为什么要去看麦田和向日葵呢？”
“嗯，我想要画麦田或者向日葵。”
“真的想要考美术学院？”
“是啊。”
“可是，你不知道我们这里根本就不种麦子吗？”
“我……不知道……对啊，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傻瓜！”
直到高中毕业，高凡才明白自己太蠢了，卡门不过是想有一个出去玩的理由罢了，就算提议去看火葬场，她也会答应的。
那天下午，当他骑着自行车直到山的那边，第一次看到乱石堆积的黑色滩涂，两条腿就抽筋了。卡门让他下来坐到后座上，换她到前面骑。这女孩的双腿真有劲儿啊，骑得比男生快多了，必须赶在天黑前回到县城。高凡当然不能搂着她的腰，只能抓紧自行车后座的铁杆，鼻子与她的后颈项保持五厘米，使劲闻着她发间的气息，难免有几根发丝沾上嘴唇。古人说的香汗是真的啊，高凡心想。
晚上七点，他俩到了发廊门口，卡门告别时说：“以后有机会啊，我真的想去看看麦田和向日葵。”
虽然高凡已筋疲力尽，后来是推着自行车回家的，但他记住了卡门的这句话。
这是整个中学时代，高凡与卡门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仅此而已。
高三下半学期，高凡十八岁，那年发生了三桩大事：
第一件事，卡门家的发廊发生了火灾，她妈连同三个发廊小妹和两个客人，全部葬身火海，卡门是唯一的幸存者。
第二件事，高凡没有被美术学院录取。
第三件事，卡门与高中美术老师私奔了。
我是在两个月前认识高凡的。
那是个春天的下午，风和日丽，梧桐树叶肆意生长，像发情期的野猫。长寿路与陕西北路的拐角，有人抱着吉他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我最爱的张雨生哎，听了心情大佳，我往流浪歌手的托盘里扔了二十块钱。公园门口有许多地摊，有个旧书摊似乎还顺便卖黄碟。我随便扫了一一眼，有本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科幻小说，封面上有“上海第三石油机械厂工会图书馆”的公章。真亲切啊，我爸在这家厂干了三十年，就在背后的澳门路，早被拆掉造起丫楼盘。
独自走进长寿公园，在一组城市雕塑底下，我看到了那个画画的男人。
他长得有些异相。首先是很瘦，皮包骨头似的。肤色发红发紫，头发乱乱的，胡子好久没有刮过了，很明显地围着下巴爬了一圈，有些络腮胡的味道。我没想到他才二十五岁。
他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目光和焦点没有丝毫变化，像个瞎子。
画架底下挂着个牌子：素描人像，每幅一百元。
“能为我画一幅吗？”我问。
男人像从梦中醒来，堆出生硬的笑容，“好啊，请坐。”
他拿出一个小板凳，让我坐在面前。远近恰当，不用太费力气，就能听清彼此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