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百列朝基娅拉看了看，她也正在看着他。他刚想抓住她的视线，她却躲开了。他把头靠在车厢上，闭上眼睛。
阿齐兹载着兰格，很快就从阿文丁山山脚来到了雅尼库鲁姆山顶部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府邸。几年来，巴勒斯坦情报机构一直都知道西蒙·帕斯纳是以色列情报局的特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的每一个工作站点，他们都了若指掌。在罗马，他们已经猜到他是这个站点的头儿，于是早就盯上了他。山顶的府邸经过了改建，那天帕斯纳到其中的一间房里去过两次，一次是在早上，另一次是在傍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情报机构早就怀疑那是以色列的安全站点。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且把案子和这里联系起来有些牵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杀害阿布·吉哈德的凶手加百列·艾隆很有可能就藏在这里。
兰格和阿齐兹把车停在街上离府邸入口处一百米的地方，他们监视着里面的动静。街对面的这栋楼只有两间公寓亮着灯，一间在二楼，一间在楼顶。两间公寓都放下了窗帘。兰格注意着进来的住户：两个骑摩托车的男孩儿；一个开着小型两座菲亚特汽车的女人；一个从城市公车路上下来、穿着雨衣的中年男人，另外还有一辆暗灰色的大众货车，里面只有一个穿着蓝色防风衣的司机。这辆车开进了院子中央。
兰格看了看手表。
十分钟后，货车从院子的入口处驶出，上了马路。当货车从他们眼前经过的时候，兰格注意到车里的前排座位上多了一个人。他猛地用胳膊肘戳了一下阿齐兹的肋骨，示意他跟上那辆车。巴勒斯坦人发动引擎，稍微等了一会儿，然后拐了个U形弯，跟上了那辆货车。
离开安全公寓五分钟后，西蒙·帕斯纳的电话铃响了。他事先安排好了一辆车在后面盯着，这一组特工人员的任务就是保证他们不被人跟踪。这种情况下接到这组人员打来的电话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没有被人跟踪，按原计划向海滩前进；另一种就是，遇到麻烦了，实施另一计划。
帕斯纳按下接听键，把电话拿到耳边。他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电话，然后小声说了一句：“一有机会就采取行动。”
他挂掉电话，看着司机，对他说：“后面有人跟踪，鲁文。是一辆米色蓝西亚，就是我们后面的第三辆车。”
司机把离合器全部松开，货车加速向前冲去。加百列把手伸进口袋里，握着那把伯莱塔手枪。
对于兰格来讲，前面那辆货车的突然加速足以证实加百列·艾隆就在车里。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的跟踪已经被发现，不用指望有什么意外惊喜了。毫无疑问，要想杀掉艾隆，一场高速公路追击枪战在所难免，而这一切都违背了兰格的行动准则。他的暗杀信条就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目标面前，完成任务后不知不觉地溜走。枪战是那些突击队员和亡命徒所用的招数，不是职业杀手用的。但同时，他又不想让艾隆就这么轻而易举地逃走。于是，他很不情愿地命令阿齐兹开车追上去。巴勒斯坦人降低挡位，用力踩下油门。
两分钟后，突然有一道刺眼的灯光照进了蓝西亚车里。兰格回头看了一眼，离蓝西亚的后保险杠几英寸远的地方，一辆奔驰汽车打开了前照灯。接着，那辆奔驰把方向调往左边，这样一来，它右前方的保险杠正好对准了蓝西亚的左后方保险杠。
兰格赶紧抱住车上固定的东西缓解车身向前的冲力。奔驰加大车速，两辆车的距离更近了。奔驰往前一顶，蓝西亚受到了冲击，车身朝顺时针方向转过去。阿齐兹喊了一声，来了个紧急刹车。兰格抓住车座扶手，等着车翻过去的那一刻。
车没有翻过去。眼看就要一命呜呼的时候，蓝西亚最终还是脸朝后停了下来。兰格转过身去，正好从后面的车窗看见那辆货车和奔驰在山顶那边消失了。
九十分钟后，货车在一处停车场停下，从那里可以看到风中的海滩。飞机低沉的轰鸣声慢慢在黑色的天边消失，他们已经在繁忙的费米奇诺机场跑道末端了。基娅拉从车里出来，来到海边，查看一下情况。货车在狂风中颤抖着。两分钟后，她把头伸进车里，朝里面点了点头。帕斯纳和加百列握了握手，并祝他一路顺风，然后看着基娅拉，说：“我们在这里等你，快点。”
加百列跟着她沿着多石的海滩走着。他们找到一艘十英尺长的左迪亚克快艇，一起把小艇拖进冰冷的海水里，迅速启动了引擎。基娅拉游刃有余地开着小艇向大海驶去，粗短的船头划开一片海浪，加百列看着身后远去的海岸，岸上的灯光也渐渐变得模糊了。意大利，一个他深爱着的国家，也是执行完“天谴”行动后慰藉他心灵的地方。他心里思忖着以后还能否再回到这里。
基娅拉从夹克衫口袋里拿出了一部无线电对讲机，对着麦克风小声地说了些什么，然后松开通话键。一会儿过后，他们看到了远洋快艇发出的光亮。她指着右边说道：“在那儿，接你回家的船来了。”她调转方向，打开气阀，穿过白色泡沫朝等在那里的远洋艇驶去。离远洋快艇还有一百五十英尺远的时候，她关掉了引擎，静静地让小艇靠惯性向目标滑去。然后，她第一次盯着加百列看了看。
“我要和你一起去。”
“你说什么？”
她又清楚地说了一遍：“我要和你一起去。”
“我要回以色列。”
“不，你不能回去。你要去普罗旺斯，去找瑞嘉娜·卡尔卡西的女儿。还有，我要和你一起去。”
“你把我带到那个远洋艇上，然后掉头回去。”
“即便你有加拿大的护照也没有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在欧洲寸步难行。租不到车，乘坐不了飞机。你需要我。而且，如果帕斯纳骗你怎么办？如果那艘小艇上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该怎么办？”
加百列不得不承认，她说得有道理。
“基娅拉，你这么做太傻了，这会毁了你的前程。”
她说：“不，不会的。我会告诉他们说，是你强迫我和你一起走的。”
加百列抬头看了看那艘远洋快艇。它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是作出决定的时候了。为了说服他，基娅拉挑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他问道：“为什么？你为什么想这么做？”
“我爸爸告诉过你，当初他的祖父母就是在犹太人区的家里被抓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去的吗？他告诉过你，他的祖父母还有其他所有人都死在那里了吗？”
“他没提起过这些。”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吗？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便是现在，他还是不能亲口讲述这个事实。他能够把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有威尼斯犹太人的名字背出来，可他就是不能谈起自己的祖父母。”她从夹克衫口袋里拿出伯莱塔手枪，然后刹住滑行的小艇，“我要和你一起去找那个女人。”
左迪亚克小艇靠在了远洋快艇的船尾。甲板上出现了一个人，正从桅杆这边看着他们。加百列把绳子拴在船上，在基娅拉顺着软梯爬上舰艇的时候，尽量让小艇保持稳定。接着，他在她身后也爬了上去。加百列一来到甲板，就看见船长举起双手，做着投降的姿势，满脸狐疑。
加百列说道：“对不起。恐怕我们的行程有变。”
基娅拉拿出一支注射器和一瓶镇静剂。加百列把船长带到甲板下面一间特等客舱中，用绳子把他的手腕和脚踝绑了起来。基娅拉把他的袖子挽起来的时候，那人还挣扎了几秒，后来，加百列用前臂抵住了他的喉咙，他松了下来，老老实实地让基娅拉打了镇静剂。等他失去意识之后，加百列查看了一下绳结，松紧适度，足以绑得住他，同时又不会影响手脚的血液循环。
“镇静剂能挺多久？”
“十个小时，不过这家伙个头比较大。等过了八个小时之后我再给他打一针。”
“别杀了这个可怜的家伙。他是我们的人。”
“他会没事的。”
基娅拉从客舱里上来。一股来自意大利西海岸的海浪溅到了客舱里的桌子上。她拿GPS锁定了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然后计划好了行驶路线。她发动引擎，驾着远洋快艇，朝着北面厄尔巴岛和科西嘉岛之间的海峡驶去。
她转过身，看见加百列正用崇拜的目光看着她。她说：“看来我们今晚得来点咖啡了。希望你能搞定。”
“我尽力吧。”
“我们会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是的，长官。”
西蒙·帕斯纳面无表情地站在海滩上，双手叉腰，鞋里浸满了海水，裤子被水打湿，贴在膝盖上，像一尊已淹没在海底很长时间、随着海水退潮逐渐露出来的雕像一样。他把无线电对讲机拿到嘴边，最后又呼叫了一次基娅拉。没有人回答。
一小时前她就该回来了。有两种可能性，不过都不乐观。一种就是，哪里出了差错，他们迷路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艾隆……
帕斯纳把无线电对讲机狠狠地扔进了海水里，满脸的懊恼，慢吞吞地回到了货车上。
对于艾瑞克·兰格来讲，他有足够的时间赶上前往苏黎世的夜间火车。他让阿齐兹把车开到铁路附近一条安静的马路上，然后关掉引擎。这条铁路线是给特米尼火车站做供给用的，阿齐兹看起来有些不解。“你为什么想把车停在这儿？”
“现在罗马的每名警察都在寻找加百列·艾隆，他们当然会盯住火车站和机场。不到万不得已，你最好不要在那里露面。”
那个巴勒斯坦人接受了他的这种解释。兰格似乎能看到一辆火车正在驶离车站。他耐心地等待着。
兰格说：“告诉侯塞尼，等一切稳定了，我会在巴黎和他取得联系。”
“真遗憾，我们今晚的行动没有成功。”
兰格耸了耸肩：“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会有另一次机会。”这时火车开近了，离他们不远，汽车里充满了火车车轮的咔嚓咔嚓声。兰格打开车门，走下车。阿齐兹从车前排座位上把头探出车窗，朝他喊着，可惜声音被火车声淹没了。
兰格用手罩在耳朵后面，问道：“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说话。”
阿齐兹又说了一遍：“枪。你忘了把枪还给我。”
“啊，是的。”
兰格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那把斯捷奇金消音手枪，对准阿齐兹。那个巴勒斯坦人正想伸手去接——第一颗子弹先是打穿了他的手掌，然后穿过了胸膛；第二颗子弹打在右眼上方，留下了一个圆洞。
兰格把枪扔到座位上，然后走进了车站。赶往苏黎世的火车已经开始检票了。兰格在头等卧铺车厢找到了自己的包间，然后伸展身体，躺在舒适的床上。二十分钟过后，当火车经过罗马北部郊区的时候，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21
以色列
勒夫打来的电话没有把沙姆龙从睡梦中彻底吵醒。也不能怪他，自从罗马方面发来加百列和女孩儿失踪的紧急消息以后，他就没合过眼。他躺在床上，把电话放在离耳朵几英寸远的地方，听着勒夫那装腔作势的语调。身旁的吉优拉在睡梦中轻轻动了一下。他听着电话，心想，年少无知的家伙。不久之前，勒夫还只是个初来乍到的菜鸟，沙姆龙正大权在握。如今，这位老人没有办法，只好保持沉默，等待时机。
长篇说教过后，勒夫挂掉了电话。沙姆龙从床上起来，穿上睡袍，来到阳台上，望着下面的河水。黎明即将来临，东边的天空开始露出浅蓝色，山脊那边的太阳还没有出来。沙姆龙把手伸进睡袍口袋里摸索着，希望吉优拉没有发现里面的香烟。当他那粗短的手指碰到褶皱的香烟包时，一种胜利感油然而生。
他点着了一支烟，用舌头细细品尝着浓烈的土耳其烟草味。他抬起头，往四周张望了一下。他向来喜欢透过窗子欣赏这片乐土。阳台朝东建并不是偶然的，是为了让沙姆龙这位永远的哨兵站在这里，为以色列死死地盯住敌人。
空气中有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味道。这片土地将再次变成一片汪洋。他还能看到多少次这样的大水呢？在自己人生最失意的时候，沙姆龙想的是以色列的孩子还能看到多少次这样的大水。和大多数犹太人一样，他的心头一直萦绕着一种潜在的恐惧，害怕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代犹太人。一个智者曾经说，犹太人是一个即将消失的种族，永远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直以来，在沙姆龙的生命里，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惧，保护他们的安全，让他们不再害怕，这是他的任务。当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失败的时候，他心里遭受着百般折磨。
他皱着眉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不锈钢表。加百列和那个女孩儿已经失踪八个小时。这件事是沙姆龙挑起来的，可现在是勒夫当权，这种事情只会让他脸上过不去。加百列眼看就要揪出杀害本杰明·斯特恩的凶手了，可勒夫却无动于衷。沙姆龙心想，你还嫩着呢。官员一向谨小慎微，这也是沙姆龙本性中固有的一面。可现在，他内心中谨慎的一面正在和胆大鲁莽的一面发生着激烈冲突。
勒夫曾经朝他大吼：“阿里，我要的是这样的结果吗？欧洲人检举我们，说我们的举止就像纳粹一样。现在呢？你手下的一个杀手又被指控说有杀害教皇的嫌疑！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他。在彻底毁掉你的前程之前，帮我把他找回来。”
也许勒夫是对的，沙姆龙产生了这种连自己都感觉痛苦的想法。以色列的问题已经够多了。那些敌对分子正在把超市变成屠杀场。巴格达的盗贼还想着铸就自己的核武器之剑。也许现在不是和罗马天主教会针锋相对的时候，也不是蹚浑水的时候。这其中有太多的阴险狡诈，有太多的潜在陷阱，到处都藏着暗礁碎石，一不小心就会触礁，然后溺水身亡。
他脑中出现了一幅画面：克拉科夫外一处脏兮兮的村庄，到处乱跑的人群，商店的玻璃被砸得粉碎，房子失火，百姓被打得血肉模糊，妇女遭奸污。“杀害耶稣的凶手！肮脏的犹太人！杀掉犹太人！”这是一个小男孩眼中的村庄，是一个小男孩对波兰的记忆。男孩儿后来被送到巴勒斯坦上加利利的亲戚家，他的父母却留了下来。再后来，男孩儿加入了哈加纳[1]，投身于复兴以色列的战争中。当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正组建情报机构的时候，当初的小男孩儿已经变成了―个青年，他被邀请加入其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一处荒凉的郊区，他发誓要把当初送他父母和其他六百万人到死亡之营的那个人的脖子拧断，他因此而成为一名神话般的人物。
沙姆龙突然发现自己眯缝着眼睛，双手正紧紧地抓着栏杆扶手。他慢慢地放松下来，把手指一个个松开。
艾略特的一句诗从他脑中闪过：“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
阿道夫，艾希曼……
可是，那个掌控生死的人，那个让火车准时开往死亡之营的凶手，他怎么能在六百万人消亡的时候，还安静地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荒凉的郊外？沙姆龙知道其中的答案，因为每份奥地利纳粹党人的资料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和其他几百名凶手一样，那个人是从“修道院之路”逃走的，所谓的修道院之路就是遍布于德国和意大利热那亚港口的一系列修道院以及教会机构。在热那亚的时候，天主教方济会给他提供了避难所，而教会慈善机构则帮他伪造了一张难民证明。1950年6月14日，他从方济会的那处修道院避难所出来，堂而皇之地乘坐乔凡纳C号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沙姆龙想，他或许想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教会的领导人没有谴责这个杀害六百万人的凶手，而他手下的主教和神父还给历史上最血腥的凶手以慰藉并提供了避难所。沙姆龙一直不能理解这个事实，这是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过。
他似乎叉听到勒夫从特拉维夫用安全通信线路打来电话时发出的吼叫声。沙姆龙心想，不。我不能帮助勒夫找到加百列。相反，要帮助加百列弄清楚，在湖边的那家修道院到底发生过什么，还有，是谁杀了本杰明·斯特恩。
他走回屋里，脚步轻快而稳健。吉优拉正躺在床上看电视。沙姆龙整理起手提箱。每隔几秒钟，她的视线会离开电视屏幕，看看他，但并不说话。四十多年了，他们一直是这样。等沙姆龙把手提箱整理好后，他挨着她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你会小心的，对吗，阿里？”
“当然，亲爱的。”
“你不会再吸烟了吧，对吗？”
“再也不了！”
“尽早回来。”
沙姆龙上前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说道：“很快。”
沙姆龙发现扫罗王大街很压抑，这里让他感受到屈辱。他得在大厅的安全处签写出入登记，还得在衬衫口袋上贴个标签。他再也不能利用特权乘坐专梯上楼了，现在，这种特权只属于勒夫。他和一群办公室主任以及档案室的普通男女职工一起挤进了普通员工电梯。
他到了四楼。出于个人恩怨，勒夫想整治他一番，所以沙姆龙还要忍受一番羞辱。没有人给他拿咖啡，他只好自己到餐厅自动售卖机旁买了一杯淡咖啡。他沿着走廊，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间简陋的屋子，和储藏室差不多大小。里面有一张松木桌，一把钢制的折叠椅，还有一部散发着消毒剂味的破旧电话。
沙姆龙坐了下来，打开手提箱，拿出一张从伦敦发回的跟踪照片，是莫迪凯在皮特·马龙家外面照的。沙姆龙坐在那儿，看了几分钟，胳膊撑着桌子，手指按在太阳穴上。每隔几秒钟，就会有人从门边探头往里张望，睁大眼睛盯着他，好像在看一头长相古怪的野兽。他心想，是的，没错，老子又在总部大厅坐冷板发了。沙姆龙装作没看见。他的注意力只在那个男人的照片上。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调查部的分机电话。电话是由一个女孩儿接的，听声音像是刚刚高中毕业。
“我是沙姆龙。”
“谁？”
“沙——姆——龙，”他生气地说道，“我想要塞浦路斯绑票案的资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986年发生的。可能那时你还没出生。不过，尽量帮我找一下。”
他挂掉了电话，耐心地等着。五分钟后，一个名叫尤西的人来到沙姆龙简陋的办公室。他拿着一捆资料：“对不起，头儿。那个女孩儿是新来的。您想要看这个吗？”
沙姆龙伸出手去，像个乞丐一样。
这件事不值得沙姆龙骄傲。那是1986年的夏天，以色列司法部部长梅尔·本-大卫从特拉维夫出发，乘坐私人远洋快艇，开始了为期三周的地中海巡游，其中有十二名陪同人员、五名船员。在假期第九天的时候，他们的远洋快艇在拉纳卡港口被一队自称是代表巴勒斯坦战斗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无法实施营救计划，而塞浦路斯方面想尽快把这件事无声无息地解决掉。这让以色列政府别无选择，只好选择谈判，沙姆龙打通了一条和德国发言领导人交流的通道。三天后，问题解决了。人质被放了回来，恐怖分子顺利离开，一个月后，十几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杀人重犯从以色列监狱获得释放。
公众方面，以色列否认这是一笔交易行动，不过没有人相信。对于沙姆龙来讲，这确实是一次痛苦的回忆。如今，翻看着这些资料，他还是能想起当时的情况。他找到了一张照片，是当初他们抓拍到的那队劫匪的头儿，不过没多大用处，因为这是从很远的距离照的，画面模糊，照片上那个人又戴着太阳镜和帽子，把脸挡住了。
他把照片放到从伦敦发来的那张照片旁边，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将它们作了对比。是一个人吗？不好说。他拿起电话，再次打给了调查部。这次是尤西接的电话。
“有什么事，头儿？”
“把‘金钱豹’一案的资料给我拿来。”
如果从专业角度给他这个人合理地下个定义的话，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谜”。有人说他是德国人，有人说他是奥地利人，也有人说他是瑞士人。他曾经和沙姆龙用英语进行过一次对话，语言学家听过对话录音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来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金钱豹”这个绰号是西德人给他取的，他在西德杀了很多人，他们最想抓到他。他是个受雇佣的职业恐怖分子。任何组织可以出于任何原因雇用他，只要不违背他的核心信仰：反对西方，反对犹太支持者。据说，就是他在背后操纵了那次劫持案件，也是他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头目阿布·吉哈德，杀害了欧洲的三个以色列人。沙姆龙也想要他的命。不过这种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他翻了翻资料，可惜的是，只有薄薄的几页。有一份法国情报部门的报告，一份法国的国际刑警派遣书，还有一份是针对伊斯坦布尔奇怪现象的谣言。另外还有三张照片，还是不能确定三张之中是否有他。一张是在塞浦路斯远洋快艇上拍的照片，一张是从布加勒斯特跟踪拍摄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在戴高乐机场拍的。沙姆龙把从伦敦拍摄的那张和这三张放到一起，然后抬头看了看尤西，他也正看着照片。
“那张和这张很像，头儿。”
沙姆龙把那张抽出来，放在了伦敦那张旁边。同样的轮廓，照的是正脸，下巴有些偏左，导致半边脸有些模糊。
“我不敢确定，尤西，不过我想这两张照片上应该是同一个人。”
“这确实不好说，头儿，不过电脑也许能够分辨出来。”
沙姆龙说：“拿去用电脑检测一下。”然后，他把剩下的资料收拾起来，“这些我得先留下。”
“您得签张借条。”
沙姆龙透过眼镜看了看尤西。
尤西说道：“我会替您签一张的。”
“嗯，好孩子。”
沙姆龙最后一次拿起电话，拨通了差旅部门的号码。等忙完事先安排好的工作之后，他把那些资料放在了手提箱里，朝楼下走去。他心想，我来了，加百列。可是，老天，你在哪儿啊？
[1]哈加纳（Hagana）：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建立于1920年，以色列建国后，哈加纳成为国家的军队。
22
地中海
清晨时分，已经能看到科西嘉岛的岩石了。基娅拉驾快艇绕着小岛朝西北部驶去。一层黑色的云像火药一样罩在他们头上，夹着雨滴扩散开来。海上的风力又涨了几节，天气突然变得冷起来。基娅拉说：“这是西北风。今天刮得更凶了。恐怕我们剩下来的行程不会那么顺利了。”
他们看见一艘伊尔鲁斯渡轮正朝法国海岸驶去。她说：“那艘船是去尼斯的。我们可以跟在它后面，在快要到达海岸线的时候再转向戛纳。”
“得多长时间？”
“五到六个小时，由于西北风的缘故，可能时间会更长。过来帮我掌一下舵。我下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可以当早餐。”
“看看那个睡美人还在不在。”
“知道了。”
早餐有咖啡、烤面包，还有一块硬奶酪。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吃这些，因为绕过科西嘉角半小时后，暴风雨越逼越近了。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北部刮来的旋风一阵阵地朝快艇袭来，暴雨中的可视范围不到一百米，令他们随时都有偏离航线的危险。庆幸的是，基娅拉可以通过指南针和卫星定位系统来指引航向。
中午的时候，雨停了，不过风力没有减。似乎离海岸越近，风就刮得越猛。暴风过后，就是寒流，最后一小时的行程中，太阳从云层中进进出出，刚照了一分钟，又躲进云里。海水的颜色也跟着改变，一会儿是灰绿色，一会儿又是深蓝色。
最后，粗短的船头终于触碰到了戛纳。克鲁瓦塞特大道两旁，坐落着金光耀眼的酒店和富丽堂皇的公寓。基娅拉顺着克鲁瓦塞特大道朝城市另一端的老港口开去。夏天的时候，很多游客在旧港散步，港口也会停着很多豪华快艇。现在这个时候，大多数的餐馆饭店都关门了，港口也有很多空位可以供快艇停靠。
基娅拉将加百列留在船上，自己走到几条街外一个名叫昂蒂布的地方去租汽车。那位船长还没有恢复意识，她不在的期间，加百列给他的手脚松了绑。基娅拉在四小时前给他注射了镇静剂，所以说，他还得再昏迷几个小时。
加百列回到甲板上，等基娅拉回来。几分钟后，一辆掀背式标致轿车开进了圣皮埃尔大街的一处停车位上。基娅拉从那辆车上下来，朝加百列招了招手，然后坐上旁边的乘客座位。加百列下了船，打开驾驶座的门，坐了进去。
他问道：“有什么情况吗？”
她摇了摇头。
“我们得弄点衣服。”
“嗯，去克鲁瓦塞特大道买吧。在那艘破船上待了一整夜又半天的时间，我得买点急需的东西。是去古驰，还是范思哲店？”
“我觉得普通的店比较好。比如卡诺大街上一般消费者经常光顾的那些店铺。”
“嗯，是挺普通的。”
加百列驾车穿过这座老城。几分钟后他们北上，朝卡诺大街开去。卡诺大街是连接戛纳海滨和内陆城市的主要干道。大风还在呼呼地刮着，几个胆大的行人在外面游逛，弯着腰，手捂着头上的帽子。天空中，灰尘废纸漫天飞舞。过了几条街后，加百列发现汽车站旁有一家百货商店。基娅拉皱了皱眉。他把车开进一处空车位，给了她一沓现金，告诉她自己衣服的尺码。基娅拉从车上下来，朝百货商店走去。
加百列没有熄掉引擎，打开收音机听新闻。还是没有发现刺杀教皇凶手的行踪。意大利警方已经在国际机场以及边境地区加派了安保警力。他关掉收音机。
二十分钟后，基娅拉从店里出来了，拎着满满两袋衣服。大风从她身后刮来，把头发吹得满脸都是。由于两只手里都拎着袋子，她只好忍着。
她把两个袋子扔进了车后座上，然后上了车。加百列开车继续往卡诺大街赶。十分钟后，他碰到了一个大交叉路口，然后按照通往格拉斯的指示标开了过去。他驶上一条四行车道的高速公路，沿着山坡起起伏伏，一直延伸到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脚。基娅拉靠着座椅，脱掉了羊毛衫和重重的防水裤。加百列的眼睛紧紧盯着前面的路。她把手伸进袋子里翻找着，直到找到了给自己买的内裤和胸罩。
“不许看。”
“我可不想看。”
“真的吗？为什么不想？”
“请你快点把衣服穿好。”
“第一次有男人这么对我说。”
“嗯，可以想象得到。”
她狠劲拍了一下他的胳膊，然后迅速地换上了一条牛仔裤、一件厚领毛衣、一双方头厚跟的黑色时尚皮靴。她看起来很像他第一次在威尼斯犹太人区看到的那个迷人的少女。她坐了起来：“该你了。先把车停到一边，然后我来开车，你换衣服。”
加百列照着她说的做了。单从时尚角度来看，她为他选的这身确实不怎么样：一条配有腰带的宽松肥大的蓝色棉料裤子、一件渔民穿的厚毛衣、一双挤脚的古铜色帆布便鞋。活像一个闲来无事在城市广场上玩滚木球的家伙。
“这身衣服看起来很滑稽。”
“我倒是觉得挺帅气的。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在普罗旺斯的任何地方随便转悠，人们只会觉得你是个本地人，不会想到别的。”
十分钟里，基娅拉在大风中驾着车行驶在两旁种着橄榄树和桉树的路上。他们来到中世纪城市瓦勒堡。加百列指挥她朝北走，先去一个名叫奥宝的镇子，然后再从那儿赶往浩海镇。她在一家烟草店外把车停下，加百列进了店里，她在车里等他。一个长相具有阿尔及利亚人特征的人站在柜台后面，黑色的皮肤，头发微卷。加百列问他是否知道一个名叫卡尔卡西的女人，他耸了耸肩，然后建议加百列去问问隔壁啤酒店的男招待马科。
加百列找到马科时，他正在用一块脏兮兮的毛巾擦玻璃杯。加百列问了他同样的问题，男招待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村子里有叫卡尔卡西的女人，不过，在通往自然公园的那条马路上倒是住着一个意大利女人。他把毛巾往肩上一搭，走出店来，告诉加百列去那里的方向。加百列谢过他，回到车上。
“那条路。”他说，“过了那条主道，再通过一道宪兵队岗哨，然后再上山。”
路很窄，和单行路差不多，山坡陡峭。道旁的橄榄树和胡椒树中间有些住房。有些是本地人住的普通房子，剩下的都是些装修华丽。维护得当的房子，外面建有护栏和高高的石墙。
他们要找的那个意大利女人住在第二种房子里。这是一栋华丽的老式住宅，主要入口处建有高耸的角楼。花园呈梯田式布局，外面围着石墙。那道庄严的大铁门上没有标注住户的名字。
加百列走上前，按了一下门铃，里面的狗叫了起来。几秒钟后，两条比利时牧羊犬从房子后面跳蹿出来，龇着牙，隔着门栏朝加百列猛吠。他快速往后退了一步，一只手拉着车的门把手。他打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狗，不久前他惹上了一条阿尔萨斯牧羊犬，结果被它咬伤胳膊，缝了十几针。他小心翼翼地往前挪了一小步，尽量不去进一步激怒那两条狗，然后又按了一下门铃。他听到门铃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狗叫声几乎盖过了她的声音。
“喂？”
“卡尔卡西女士吗？”
“我现在姓胡贝尔了。卡尔卡西是我娘家的姓。”
“您母亲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瑞嘉娜·卡尔卡西吗？”
她稍停了片刻，说道：“请问你是谁？”
听到主人焦虑的声音，那两条狗叫得更凶了。加百列从昨晚起就一直想着自己要如何才能接近瑞嘉娜·卡尔卡西。现在两条凶猛的牧羊犬恨不得咬断他的腿，从阿尔卑斯山吹来的凛冽寒风裹着他，他已经没有耐心再编排故事让瑞嘉娜·卡尔卡西相信他了。他伸出手去又按了一下门铃。
为了盖过狗的声音，他朝着话筒大声喊道：“我叫加百列。我为以色列政府工作。我知道是谁害死了你母亲，而且我相信我知道其中的原因。”
电话里没有反应，只有疯狂的狗吠声。加百列有些担心，可能自己这样做有些鲁莽。他刚要再去按门铃，房子的前门开了，一个女人来到了院子里。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黑色的头发在风中飞舞着，两只胳膊叠在胸前。她慢慢地走过院子，透过门栏打量着加百列。她放下心来，低头看了看那两条狗，用流利的法语呵斥了它们两声。狗跑开，消失在了房子后面。她从外衣口袋里拿出开大门的遥控器，用大拇指一按。大门慢慢地打开了，她打了个手势，让他们进来。
他们来到客厅。她端来了咖啡和煮牛奶。法式房门在大风中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加百列看了好几次门，还以为是谁进来了，但只看到精美花园里的植物在风中摇曳。
她现在叫安东内拉·胡贝尔，一个嫁给了德国商人的意大利女人，属于欧洲流动的富裕阶级，对很多国家和很多文化都能随遇而安。她四十多岁，梳着一头齐肩的黑发，暗棕色皮肤，很迷人。她的眼睛接近黑色，发出睿智的光亮。她的眼神直接而坦然。加百列注意到她指甲上粘有黏土。他环视了一下屋子，看到些陶瓷装饰品。安东内拉·胡贝尔是个技艺高超的陶瓷匠。
她说：“关于狗的事我很抱歉。我丈夫出差在外，所以这里大部分时间就只有我一个人。整个蓝色海岸盗贼泛滥。我们家已经被盗六七次了，养了这些狗之后，就没进过盗贼。”
“我面解。”
她笑了一下。加百列赶紧切入了正题。他从椅子上斜过身子，胳膊肘支着膝盖，给安东内拉·胡贝尔讲述了几个他来这儿的原因。他告诉她，他的一个名叫本杰明·斯特恩的历史学家朋友曾经发现，战时，布冷佐奈的圣心修道院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在她母亲放弃当修女之前，就住在那家修道院。他还说，有人不想让他朋友把这件不同寻常的事说出来，就把他杀掉灭口了。他告诉她，除了她母亲以外，两个名叫菲利斯和曼奇尼的教士也几乎同一时间在意大利神秘失踪了。一个名叫阿莱西奥·罗西的意大利警探觉得这几件失踪案之间有所关联，可是梵蒂冈安全局的卡洛·卡萨格兰德给意大利警方施加压力，禁止警探调查此案。在加百列的整个讲述过程中，安东内拉·胡贝尔的表情没有变化，她的眼睛盯着他，手绕在膝盖上。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她知道他所讲述的这些事，或者说，对此并不感到怀疑。
“你母亲不会只因为想结婚才放弃当修女的，对吧？”
她沉默了好长时间，然后说道：“是的，她不会。”
“那家修道院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让她失去了信仰，才放弃修女一职？”
“是的。”
“她和本杰明·斯特恩说过那件事吗？”
“我求她不要说，可她就是不听，把事情告诉了他。”
“你担心什么呢？”
“我当然是怕她受到伤害。结果呢，被我说中了，不是吗？”
“你和意大利警方说过这件事吗？”
“如果你对意大利警方有一点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在这种事情上，意大利警方是不值得信任的。那个阿莱西奥·罗西前晚不就在罗马被杀了吗？杀害教皇的刺客？”她慢慢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我的天哪，为了守住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那你愿意告诉我吗？”
她站起身来，说道：“我还是拿东西给你看比较好。请稍等，我―会儿就回来。”
她离开客厅，走上楼去。加百列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坐在他旁边沙发上的基娅拉把手伸出来，放在他胳膊上。
安东内拉·胡贝尔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沓已经泛黄的信。她拿起这些信，让加百列和基娅拉看到，然后说道：“在和我父亲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她写了这些。她还把这些信的复印本给了本杰明·斯特恩。这就是你朋友被杀的原因。”
她坐下来，把信纸放在腿上，开始大声念起来：我叫瑞嘉娜·卡尔卡西，出生于奥地利边境附近一座名叫布鲁尼克的山村。家里一共有七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也是唯一一个女孩，因此命中注定我要成为一名修女。1937年的时候，我来到修道院，并许下誓言，成为了“圣乌尔苏拉之令”的一员。之后，我被派往圣心修道院，那是位于布冷佐奈加尔达湖边的一家乌尔苏拉会的女修道院，我在一所天主教学校教女孩子们学习。那时，我十八岁。
我当时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很满意。修道院是个漂亮的地方，坐落在湖岸边。那里原来是一座城堡。即便是战争打响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多少改变。虽然当时食物短缺，但我们每个月都能收到足够的供给，总是有足够的食物。我们还经常把多余的物资分给布冷佐奈一些贫困的人。我继续履行着教书的职责，给那些在战争中遭受不幸的灵魂以慰藉。
1942年3月的一个晚上，晚饭过后，院长向我们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她通知我们，未来的三天里，梵蒂冈权威机构和德国高级代表团将在我们的修道院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他们之所以会选圣心女修道院作为会址，是因为这里很僻静，设备也比较齐全。她说，如此重大的会议在这里举行，我们大家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事实上，我们确实感到很高兴。院长说，这次会议的主旨是下达关于尽快结束战争的教皇精神。然而，上面给我们发了命令，说禁止我们在修道院以外的地方谈及这次会议。就连我们自己人之间也不能谈论。不必说，那天晚上，我们兴奋得没有睡觉。大家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很好奇。
因为我在奥地利边境附近长大，所以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还很了解德国的食物和风俗，院长让我负责会议的准备工作，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有人通知我，那些人要在这里用餐，然后再处理手头的事情。在我看来，在这种场合下，我们那间餐厅太普通了，于是我提出建议，用餐和会议地点应该选在我们的公共休息室。那间屋子很漂亮，有一个大石砌壁炉，在那儿还能欣赏到湖水和多洛米蒂山的美丽景色，是一个心旷神怡的地方。院长同意了我的提议，并允许我在屋子里布置些我觉得妥当的家具。晚餐将摆在一张靠窗的大圆桌上。会议将在壁炉前一张边角打磨光滑的长方形桌子上进行。我想把所有事情都预备到完美。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这间屋子确实漂亮了许多。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死亡和毁灭，一想到我也能为结束战争做些事情，心里真是激动极了。
会议的前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大批食物：火腿和香肠、面包和意大利面、听装鱼子酱、瓶装的优质红酒和香槟，这些是我们大多数人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更别说打仗的时候了。第二天，在其他两名修女的帮助下，晚餐准备好了，我觉得这应该能符合罗马和柏林客人的口味。
本来，按照预定的时间，德国代表团的人应该在晚上六点到达这里，可由于大雪的原因，所有人的行程都延迟了。八点半的时候，第一批到场的是梵蒂冈方面的人，总共有三个人：梵蒂冈教廷国务院的塞巴斯蒂安·洛伦齐主教，还有他的两名助手，菲利斯神父和曼奇尼神父。塞巴斯蒂安·洛伦齐先看了一眼将要举行会议的房间，然后带着我们到旁边的小教堂去做了弥撒仪式。做完弥撒之后，在离开小教堂之前，他也和院长一样给我们下命令说，不能把修道院这次会议的事说出去。他还说，如果我们有谁违背他的命令，就会被逐出教会。对于我来说，根本不需要这种警告，因为我们是绝对不会违背一位梵蒂冈高级官员的直接指令的。不过我知道，在保守秘密这方面，罗马元老院的人态度十分严肃。
快到十点的时候，德国代表队才到达修道院。他们也来了三个人：一位是没有参加会议的司机，一位是贝克曼副官，还有一个就是德国代表团的领导，德国外交部秘书马丁·路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名字。想想，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人，居然光临了布冷佐奈的圣心罗马天主教修道院！那时候，我震惊极了。那位秘书长的相貌也同样让人吃惊。他的个子很矮，看起来身体很弱，一副厚厚的眼镜后面是一双变了形的眼睛。当时他好像得了重感冒，因为他老是拿着一块白色的手帕擦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