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带着我们进了门。我不知道原来的院子是怎么样的，现在看来，它就是个堆放杂物的破院子，整个院子里没有一株像样的植物，全是旧椅子、旧凳子和一些用黑布包着的物件。
“那个藤椅是我外公的。”莫兰指指院子角落的一个破藤椅，小声对我说。
年轻主妇把我们领进了屋。莫兰好奇地四处张望，我却在想象当年8岁的她在屋子里跑来跑去的模样。我出事之后，岳父经常会给我看过去的照片，其中就有莫兰小时候的。那时的她，是个头发长长的甜美小姑娘。我还记得有一张照片，她赤着脚在站在楼梯上，一只手拿着根雪糕，笑得好开心。那张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吗？
楼梯应该还是旧的，木头地板已经被磨得溜光，我们踩上去就发出一阵吱吱呀呀的响声。
“这楼已经很旧了，几次想翻修，但婆婆就是不答应。”年轻主妇小声解释道。
她走在前面，我跟着她，莫兰落在了后面。
我转过头，发现莫兰在靠近楼梯的某个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门开着，她站在门口朝里看。这时年轻主妇已经注意到了她的举动。
“那是我女儿的房间。”她说道。
莫兰大概觉得有点失礼，马上跟了上来。我猜那应该就是她原来的房间。多年后，看到自己过去住过的地方，应该特别有感触吧。我有时候想，如果我能看看我原来住过的地方，应该也会想起很多东西，不过可惜据我所知，我的房子已经过户给了我妹妹，而我妹妹已经把它卖了。
年轻主妇把我们带进了她婆婆的房间。她婆婆正坐在桌前，手里拿着放大镜在看报纸。年轻主妇把我们的来意简练地跟她说了一遍。
“那件事在我搬来的时候，听居委会的人说过。”老婆婆把放大镜放下了，“当时我也很吃惊，不过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信那些鬼神之说。你们坐。”她指指房间角落的两个旧沙发。
“你跟徐海红接触过吗？”我问道。
“她叫什么？”
“徐海红。”
“我还是头一次知道她叫这个名字。我们有时候会在菜场碰到。有一次，我在菜场滑倒了，她还扶我起来。她人不错。”老婆婆颤颤巍巍地指指窗外，“她就住在对面。按理说，我们应该很熟，可我搬来那么多年，也没跟她说过几句话。她不喜欢跟人聊天，也从来没请我去过她家，当然，我也不想去那种地方！”老婆婆清了清嗓子。
“从这儿能看到她家的院子吗？”莫兰走到窗前问道。
我跟着走了过去，我发现两栋楼虽然面对面，但对面的院子里有两棵参天大树，估计也有百来年了，所以要想看清对面房子里发生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们搬来的时候就有这棵树吗？”我问老婆婆。
“有了有了。那时候，我还想让他们把树砍了，因为树上有鸟窝，一早上真是别想多睡一会儿，吵死人了。可是，我去敲门，也没人开门。后来找居委会的人，由他们出面跟徐……”老婆婆没能记住这个名字。
“徐海红。”我接口道。
“管她叫什么呢，那次居委会的人去协调，她也同意的。但后来也没砍成。因为她给我写了封信，说那棵树是300年的老树，还说了一通那树的历史。她还说，愿意出500块来补偿我。那可是1986年，500
块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哪能不同意啊。那时候我儿子还在上学呢，家里也需要钱……”老婆婆笑起来，“现在，我耳朵不行了，听不见鸟叫了，也就无所谓了……”
“她那封信，您还留着吗？”奠兰问道。
老婆婆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说：“我这个人就是念旧，什么都不舍得扔，所以啊……来，”她在叫她的儿媳妇，“去阁楼上，把那个小铁皮箱子拿下来，那是装信的……”她絮絮叨叨地跟我们解释，“我过去在档案局工作，有个习惯，就是什么都放着存着，不爱乱丢东西，生怕丢了什么重要东西。”她的话让我想到院子里的旧藤椅。
“你怎么还不去拿？”老人在催促儿媳妇。
年轻主妇白了老太太一眼，嘴里嘀咕着什么，不情不愿地走了出去。
“现在的年轻人，叫她做点事，真是累死人了。”老婆婆皱眉道。
“当时的500块的确特别值钱。那时候，我记得爸妈的工资也就只有几十块。”莫兰说。
我得说，她说话的样子虽然超级可爱，可一点都不像个警察。果然，老婆婆戴起老花镜端详起她来。
“你也是警察？”老太太问。
莫兰一笑：“我也在警察局工作，只不过，我不能算是警察，我在档案部工作，我负责整理旧案子的资料。”
老太太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你不是在第一线工作的。这么说我们还是同行呢。”
莫兰笑眯眯地点头。
“干档案这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耐心仔细。别看工作不难，可真的要干好了也不容易。”老婆婆教育起莫兰来，她指指墙上的奖状，“你看，这是我1967年被评上的‘先进工作者’，这是1975年的三八红旗手，还有1980年的……”
莫兰走到奖状前看了一遍，不住点头，“您那辈的人，工作起来，特别有热情。”
“对啦！我们那时候干起活来都是不要命的，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我生孩子的前一天还在岗位上呢……”
说话间，门被推开了。老婆婆的儿媳妇走了进来，她手里捧了个陈旧的小铁箱，铁箱上面贴了一张标签-Y信件2。
“这是关系比较远的人寄来的信。有的人只来一封信，有的人后来就不联系了，我都放在这里。”老婆婆解释着，打开铁箱，信件是按照年份排列的，每封信的右上角都贴了一个年份的标签，所以很快她就找到了那封信。
“找到了。”她把信递给了莫兰，“你可以看看，她写得不错。”
信的内容如下：
“刘玉林老师惠鉴：
昨遇居委会的陈君，得知贵体欠佳，本拟趋前问候，只恐以无谓之周旋，反扰贵体之静摄，故未敢前往。你我虽未谋面，但比邻而居，本应相互扶持，但因两树之扰，令刘师身染贵恙，小妹深感愧疚。陈君日前已通知我砍树的时间，我也已同意。然在杀伐前，还请刘师听我一言。树乃家门兴旺之象征。1969年小妹家遭巨变，心无所系，唯见此树尚有一丝安慰，此树为红毛榉，方圆十里，仅此两棵，况栽种于三百余年前，当年董家的后人，曾为此树题诗作对。如今仍枝繁叶茂，有禽鸟长期栖息于此，我知鸟鸣颇为惊扰，然一旦树倒，禽鸟之家被毁，且不论鸟失其所，何其可怜，这也是万事俱败之相。因而杀伐之事，还望刘师斟酌。若刘师肯高抬贵手，放过此树上一众生灵，给小妹一条生路，小妹愿付500元予以补偿。
妹徐上”
“威逼利诱。”我看完后说道，“不过换作我，我也会答应的。那棵树长得好茂盛，砍了确实可惜。”
“她信写得很好啊，她是学中文的?”莫兰却提出了疑问。
“她是不是学过中文，我不知道，但她喜欢中国古典文学那倒是真的。”刘老太说，“她在书店上班的时候，我总看见她捧着本《唐诗三百首》或者是《三言二拍》中的一本，她还喜欢穿旗袍，总之是个怀旧的人……既然她提起了1969年的事，我后来就找人仔细打听了，这才知道出过这么大的事，老实说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搬来的。反正呢……后来想想就算了，人家家里什么都没了，就剩这两棵树了，我还那么计较干什么，而且我也打听过，这附近方圆十里，的确只有这两棵红毛榉——你们要喝茶吗？”
我连忙婉拒。莫兰也连连摆手道：“不必不必。谢谢了。这封信是不是可以暂时由我们保管？”
老婆婆似乎还有些不舍得，她说：“好吧，不过事情办完你得还给我。我都登记了的，要是缺了这个可不行。”
“当然。”
我们走出刘家后，莫兰对我说：“我过去觉得我家好大，现在看看真的好小，又破又小。”她对自己的旧宅唏嘘不已。
但我关心的却是那封信，“你干吗要留着那封信？”
“她不肯开门，又不肯见人。所以，我想就算我们进门见了她之后，她也不是那种愿意说话的人，但如果一个人看见自己多年前写的信，也许会改变态度。”莫兰歪头看看我，“回忆会让人变温柔。”
这话好像是说给我听的。
“如果没有回忆呢？”
“亲爱的，你不是没有回忆，”她挽住了我的胳膊，“只不过你回忆的深度跟别人不一样而已。别人的回忆有三十年，而你是三个月。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总是把我的失忆症说得跟老年人的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平常。
接着，我们去了居委会。我的警官证很有说服力。居委会的干部向我详细说明了徐海红的现状：一个人住，深居简出，几乎不与人来往，也不给任何人带来麻烦。居委会干部对她的印象是，出奇的要强，也出奇的冷漠、独立、勤劳、爱干净，万事亲力亲为。居委会的干部对314号周家跟徐海红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但也告诉我们：“他们两家没什么来往。他们互不走动，徐海红不欢迎别人去她家。”
虽说如此，居委会干部仍然认为，周家是西田巷里跟徐家关系最亲密的邻居。
“因为她女儿回国，总会去看看她。”
居委会干部告诉我们，目前她女儿周霖就在国内，她认为周霖可能是整个西田巷唯一一个近几年去过320号的人了。她建议我们先跟周霖聊聊。
当时正是午饭时间，周家的后窗飘出一股煮鸡汤的香味。
我们按过门铃后，有个年约70岁的老太太给我们开了门。她显得颇为热情。
“请进，请进。我刚刚接到居委会的电话了。”她说着话，把我们带进了门。
跟之前的刘家不同，周家的院子收拾得很整齐，一半栽种了各类鲜花，另一半则铺上了水泥，造了个小小的凉亭。走进主屋则是欧式风格的布置，简约精致而干净。大部分家具都是新的，客厅唯一的旧物件是摆放在角落里的一台钢琴。
“我姓王，你们叫我王老师就行了。”老太太已经为我们泡了两杯绿茶。
我们没查过周霖养母的身份，不过看她得体的打扮和满屋子的书和杂志，我猜想她是个有文化的人。
“这案子是要重新调查了吗？”王老师在我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是啊。”我答道，“我们准备重新搜集一下线索。我们本想见见徐海红的，可惜她人不在。我们刚刚敲过门，没人开。”
“她可能不想开门，等会儿让霖霖带你们过去。”
“周霖是什么时候知道徐海红是她母亲的？”我直接问道。
王老师和蔼地笑了笑。
“这种事怎么瞒得住，我们就算不说，将来这里的街坊议论起来，事情还是照样会传到她耳朵里。所以，我们在她15岁的时候就把她的身世告诉了她，也包括徐家的案子。”
“15岁可是叛逆期，她当时能接受这事吗？”莫兰道。
王老师叹气道：“没错，她知道自己的身世后，马上就跟我们疏远了，后来还嚷嚷着要找自己的亲妈。有一次，她跟我们吵架，提起行李就搬了过去，说是要跟我们断绝关系。”
“她搬过去住，徐海红认她吗？”
“认倒是认了，可霖霖在那儿住了一夜就逃回来了。”
“逃回来？徐海红打她？”莫兰道。
王老师笑起来：“没有，不是这么回事。这事跟她的头发有关。霖霖那时候是长头发，平时梳着两条辫子。她在那里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长头发被剪了，头发全掉在枕头上。她跑去找徐海红，徐海红说那是她两个弟弟干的。”
“她弟弟？”如果我没记错，她弟弟应该在1969年的灭门案里被杀了。
“就是啊。”王老师马上看出了我的心思，“因为这件事，我也找过徐海红。我认为就是她干的，她就是不想让霖霖住下去。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坐下来说话，可她死活不承认，坚持说那是她的两个弟弟干的，她说他们从没离开过那房子。”
我觉得好像有一股阴风从楼梯口吹进来，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那天霖霖是捂住头逃回来的，后来她再也没敢在那里住过。现在她每次回国，都会去看看她，有时会送点吃的过去，但从不敢在那里住。”
“这些话，您信吗？”莫兰问道。
王老师笑了笑说：“我当然不信，不过，很多事我也解释不了。其实在霖霖之前，就有其他人住进去过。大概是1972年，附近工厂纠察队的几个人，他们看徐海红一个人住，就硬是搬了进去，也没经谁的同意。后来没过几个月，都出了事。”
“出事？”
“是啊。当时一共有三户人家搬进去。一户是一对新婚夫妻，另有一户是三口之家，还有一户是单身的。先是那对新婚夫妻出了事，有一天两人吵架，吵着吵着就动了气，这男的拿把刀把女的捅死了，后来他自己也自杀了。”
“那吵架的原因是什么？”我问。
“这我不清楚。接着是那个单身男人，有一天他大概是喝多了酒，在楼梯上发酒疯，摔下去后头部骨折，还没送到医院就断气了。最后是那个三口之家，他们的孩子莫名其妙不见了。后来那当妈的找不到孩子就疯了，自己跑到马路上，被车给撞死了，这当爸的没过多久就搬走了。这之后，除了霖霖去住过一个晚上，就再没人去过，大家都说那房子不吉利。徐海红跟别人说，她在家里经常见到她的两个弟弟，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大部分人都怕去那里，她平时也不让别人进去……”
不管有多吓人，我是不信鬼神之说的。不过那几户人家发生的事，确实有点没法解释。会不会只是巧合？
“那对新婚夫妇出事后，警察来调查过吗？”我问道。
“有警察来过，后来也没查出个所以然，这些你们可以去问问居委会……”
“他们应该搜查过房子吧？”莫兰问道。
“搜查过，还不止一次，一波又一波的。第一次你们都知道，就是徐家出事之后，后来就是那单身男人死了之后，再后来就是那孩子失踪之后。”王老师微笑着停顿了一会儿，才往下说，“……不瞒你们说，徐家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们家也出了一件事。所以对那天晚上的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哦，你家出了什么事？”我马上问。
“你们那边应该也有记录。那天晚上，有小偷来过我们家。我们也报警了。我婆婆当时还怀疑徐海红就是那个小偷。”
“真的？她有什么证据？”
王老师忙摆手道：“她哪有什么证据。她之所以这么认为，就是因为有一次，她看见徐海红在饭店吃饭。饭店的服务员告诉我婆婆，徐海红一个人吃了半只红烧鸭。因为徐家重男轻女，平时徐海红就没什么吃的，看起来也可怜兮兮的，所以我婆婆认为，她去饭店吃饭的钱不可能是父母给的，一定是偷的。她那时候跟警察也说了，她还说就因为徐海红在我们家偷东西，没在家，所以才让她免遭一难，”
“我觉得老婆婆分析得挺有道理的。”莫兰插嘴道，“你们家那次都丢了些什么？”
“有一块男士手表，梅花牌的，是我公公新买的准备送给我爱人当生日礼物的，他那年正好30岁。”王老师努力回想着当年的事，“还有50多块钱，那时候的50多块可不是个小数目，把婆婆给心疼得一整夜没睡觉。还有些吃的，一包牛肉，一包糖，一包花生……这些东西就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可在那时……而且还是过年。你们可想而知，当年我们是什么心情……”
“既然如此，你婆婆当初能同意您收养她的孩子吗？”这个问题我想不通。
“实际上就是我婆婆提出要收养那孩子的。”
“她为什么要让您收养贼的孩子？”
“就是因为她想弄清楚，是不是徐海红干的。那时候，我们家失窃了一块手表，她想通过这层关系找到手表。我婆婆那时候还说了，如果确定徐海红就是贼，那就永远不让她看孩子。”王老师喝了口水，接着说，“也是我婆婆主动找了居委会，她让居委会出面帮她搭线。后来居委会来了消息，说徐海红不想要那孩子，孩子出生没几天，就被送到姨妈家去了。居委会又联系了她姨妈，她姨妈也正犯愁呢，因为是女孩子，男孩子送给别人，要的多，她也不知道该拿这孩子怎么办呢，听说有人肯收养，那是求之不得。于是这孩子就这么来了。”
“那到底有没有找到老婆婆说的手表？”莫兰惦记着这件事。
“当然没有。”王老师笑道，“收养孩子后，我和婆婆只去过徐家一次，哪有机会去找手表。我婆婆本想着以后可以抱着孩子去她家，也是一个借口，但徐海红根本不欢迎我们去，还对我们说，她只当那孩子是被狗咬去的肉，她痛过就忘了，不想再提起……”
“那关于孩子的父亲，她有没有说过什么？”莫兰问。
王老师叹气道：“她没说，不过我们都知道，出事那晚她被人强奸了，所以这孩子的父亲当然就是凶手了。”
楼梯上响起一阵轻快的脚步声。
“妈，我来了。”一个女人爽快干练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
没过一会儿，一个中等身材，体型微胖，留着短发，穿着花T恤的女子从楼梯上快步下来。
“这就是霖霖。”王老师介绍。
一转眼，周霖已经走到了我们眼前。
“这案子要重新调查了？”
我点了点头。
“可以给我看下你的证件吗？”周霖好像比她的养母王老师谨慎许多。
我掏出证件递了过去，周霖快速看了一眼后还给了我，她说：“都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你们是怎么会想到要重新调查这案子的，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线索了？”
“现在还不好说。听说你是这条巷子里唯一能接近徐海红的人？”
周霖并不否认：“她很怕生。当年的那件事，把她整个人生都改变了。”
“我们刚刚去找过她，她好像不在。”
周霖笑道：“她在家，但如果她不想开门，她就不开门。有时候，她假装自己根本不住在里面。”她边说边走到电话前拿起了电话，“任何人要找她，都得先给她打电话。她的很多事都是在电话里解决的。电话她还是肯接的。我打个电话问问她，是否愿意见你们。”
“不，你得跟她说，我们要见她。”我纠正道。那意思就是说，不管她是否愿意，我们都要见她。我注意到周霖听了我的话脸色不太好看，不过她没说什么，直接拨通了徐海红的电话。
显然有人很快就接了电话。
“喂，是我，周霖……刚刚有人来敲门，你听见没有？不是卖保险的，是警察，他们现在在我这里。”周霖朝我看过来，“他们要见你……呵呵，当然是为了当年的那件案子……是啊，我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都过去这么久了……不过他们是警察，如果你不开门，他们也会用别的办法进来……”她语含讥讽，“……你要考虑多久？”徐海红大概说自己得想一想，“好吧，我等你的电话。你尽快，他们就在我这里。”周霖挂了电话。
“她怎么说？”王老师问她。
“她说等会儿给我电话。”
“要等多久？”我问道。
周霖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她没说。”
我站了起来。
“既然她在里面，我觉得就不用这里傻等她的电话了。”我边说边往外走，莫兰跟在我身后。
“你要干什么？”周霖道。
“我们自己想办法进去。”我走到院门口的时候，周霖穿着拖鞋，急急忙忙地追了出来。
320号的庭院比314号的周家略大一些。我们才刚进门，屋子里就有了响动。
“徐姨，徐姨！”周霖叫了起来。
有趣，她居然管自己的亲妈叫“姨”，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她们母女的关系并不亲近。周霖关心她，仅仅是出于血缘关系，徐海红恐怕也是一样。
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纱窗里，但很快就消失了。
过了会儿，有人开了门。
“怎么也不等我的电话？”那应该就是徐海红的声音，苍老冷漠而沙哑，语气中带着不耐烦。她站在门口的阴影里，我完全看不清她的样子。
周霖首先进了屋，我听见她在说话，“他们就是我刚刚电话里说的警察，他们一定要现在来见你，我也没办法。”
“过去的四十年．倒没见他们有什么动静！”徐海红道。
我想跨进屋，却发现莫兰停步不前，“你怕鬼？”我轻声问。
“有一点……”她说。
园子里种了不少花，有桃花、杏花、梅花，还有很多很多的月季、洋牡丹和蔷薇。徐海红挺喜欢种花的，我想，这也许是这个孤身女子寂寞生活中的唯一乐趣了。
“不会有什么鬼的，你放心。”我拉了拉她的手，这举动正好被周霖看见。
“她不是警察，对吗？”周霖走到我们面前。
“我是陪他来的。”莫兰解释道，“他是我的未婚夫，我们本来马上要结婚了，但上面让他去调查悬案，结果就发现了这件案子。其实，我是想说服他，让他别管的，但是他很坚持，他觉得那么大的案子，至今没破，是警方的耻辱。”
周霖的脸色稍缓和了些。
“如果我是警察，我也会觉得很丢脸。可惜，我没什么可以帮你们的。我跟她的关系也不亲，她不喜欢别人接近她。你应该也听说了，她一直说她的弟弟那么多年一直住在里面。”她笑着哼了一声，“这种事我根本不信，可她坚持这么说。”
“听说你在这里住过一夜。”
“是我妈说的吧？她给我在二楼安排了一个房间，看起来也没什么不正常，晚上临睡前她还来看过我，让我早点睡。可怕的是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头发都被剪了。我马上叫了起来，她到我的房间，看见我的头发，就马上叫我收拾东西离开。她说她弟弟不喜欢陌生人住进来。那时候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也没解释，直接把我的行李拎到了大门外，还塞了个苹果给我，说是补偿。我后来回到我妈那里，才想起我妈跟我说过的那个案子，这才明白她在说什么。”
“那你晚上睡觉时，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莫兰问道。
周霖迟疑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我听见她在跟人说话，半夜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因为声音很轻，好像是在底楼的某个地方。”
莫兰想了想道：“你有没有参观过整栋房子？”
“后来我又来过好几次，但都没有住。我仔细检查过整栋房子，我和我老公两个人什么都没发现，也没看见其他人。”
“有意思。她一开始好像急着要赶你走，后来居然听任你检查整栋房子？”
“本来我是不想理她了，但后来有一次，她自己打电话给我，那时候大概是1995年，我出国后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她会主动联系我。她说想见见我，我就去了，结果门开着。我走进去，发现她倒在楼梯口，她说她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说是跟她弟弟打架摔下来的。反正不管她怎么说，她的一只眼睛血肉模糊，我马上把她送到了医院。后来她那只眼睛就瞎了，医生说眼球没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也没解释，再后来她就装了只义眼。她说是她弟弟干的，可我觉得可能她是干家务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眼睛戳了，只能这么解释了……你们不知道，她干起家务来很拼命。”
“怎么个拼命法？”莫兰问。
“她会从早干到晚。我还记得我去住的那天晚上，她拿了块抹布在用力擦楼梯的缝隙，她说她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干活了，天天如此。”周霖笑着吐了吐舌头，“我妈那边楼梯缝隙里都是灰，我妈说她两年没去擦过了……”
突然，有人打开了纱门。
“喂，你们到底进不进来？”徐海红在屋门口低吼。
“我们进去吧。”周霖道。
我们一起走进屋子。
底楼的客厅里亮着灯，屋子里暗沉沉的，我踏进去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进入了民国电视剧的背景。这里所有的东西，红木家具，缀着蕾丝的遮布，长长的落地窗帘，厚厚的地毯，以及那个陈旧的壁炉都是一副民国范儿。客厅的一个角落摆着沉重的八仙桌，在它对面有一个玻璃柜子，里面陈列着一些小装饰品。正如周霖所说，柜子很干净，几乎是一尘不染。莫兰好像被柜子里的一幅刺绣吸引了过去，我看了一会儿才分辨出，那上面绣的是个穿旗袍的婉约女子，仿佛就是徐海红本人。
徐海红身形消瘦，穿着深色毛衣，外面裹着条暗红色的披肩。她冷冰冰地盯着我们看了好几秒钟，才开口：“我什么都不知道，有什么好问的。”她并没有请我们坐下来详谈的意思。我发现她留着长发，花白的头发披在肩上。如果从背后看，应该还是颇有风情的。
“他们说这案子要重新调查了。”周霖道。
“有什么好调查的，我都已经不记得了。”她厌烦地说。
“跟我们说说她的父亲。”我指的是周霖。
徐海红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周霖，然后说：“案件发生后七个月，我才发现自己怀孕。那时候，他们说引产太危险，我就把她生下来了。”我注意到她的义眼做得很逼真，如果她在房间的阴影里，完全看不出那是只假眼珠。
“她的父亲是谁？”
“我怎么会知道？当时我执意要生下她，也是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可惜，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年了，都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还活着。我也已经无所谓了。再说，她养父对她很好，有那个父亲就已经够了。”
“没错。”周霖笑着说。
“所以说，你对当年的案子一无所知。”我说。
徐海红不吭声。
“听说在案件发生后没多久，就有人陆续住进来，后来又相继出了事，有这么回事吗？”
徐海红幸灾乐祸地冷哼了一声：“谁也没请他们来，他们自己硬要搬进来，说要改造我！实际上就是找个理由抢房子，这种事在当时很普遍！既然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发生了什么都不关我的事。”
“但他们死得太蹊跷了，你不觉得吗？”
徐海红叹了口气：“要我说，就是天意。”
“不是你弟弟捣的鬼？”
徐海红冷漠地瞥了我一眼，慢慢走到屋子的另一头，缓缓地说：“不管你信不信，事实就是如此。他们从没离开过这里，我总是看见他们在这里跑来跑去。”
我紧盯着她的脸，心想，如果这是个谎言，那她本人肯定已经信以为真。而如果她真的信了这些鬼话，那她本人的精神状况值得研究。
“好吧，假如就是他们干的，你就没劝劝他们？”说出这话我自己都没想到。
徐海红摇头：“他们从来不听我的。我的父母，”她走了几步才接着说，“他们从来就不喜欢我，他们偏爱我弟弟，所以我的弟弟也没把我当姐姐。他们认为我只是家里的佣人。”
“不过现在，你才是这里的主人。”我提醒她。
她没说话。
“啊！”莫兰忽然指着客厅外的楼梯口，发出～阵战栗的低喊。
“怎么了？”我忙问。
“好像有个人影……我看见的，就这么忽地一下过去了……”莫兰哆嗦地说。
听她这么一说，周霖吓了一跳。
“真的有鬼？在哪里，在哪里？”周霖走到了楼梯口，但那里什么都没有。
莫兰的惊叫对徐海红没起一点作用。当我们聚集到楼梯口的时候，我用眼角瞥到她站在原地打了个哈欠。
“我看见的，有个人影过去……”莫兰的眼睛盯着楼梯口，然后，她慢慢转过头，注视着徐海红，“……是这样的，徐阿姨，我有个建议……”
“什么建议？”徐海红问道。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帮你把你的弟弟赶走。”莫兰神情兴奋地走近她，“我虽然是警察局的档案员，但我业余时间参加了一个捉鬼俱乐部，我们有最先进的科技设备，可以通过声波和光波，测出房子里未知生物体的详细位置。因为无法分辨它的状态和性质，我们把鬼称为未知生物体，但只要有它的存在，无论它是稍纵即逝，还是长期驻留在什么地方，在有限的空间内一定会有声波和光波的变化。根据我们的研究和经验，我们发现未知生物体惧怕红光，所以，一旦我们找到他们，就可以用红光把他们赶走。这样你就清静了。”
如果她说的话里有一个字是真的，我就不姓高。
现在，我认为她刚刚说看见鬼，纯粹是胡扯。不过，我觉得这种以毒攻毒的方式很聪明。
“你过去抓过鬼？”周霖很感兴趣，而且信以为真。
莫兰很肯定地点头：“大部分在郊区，有一次是在山西的一栋古宅。实际上，我们身边到处都有未知生物体，他们其实也很可怜，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你们俱乐部还招收新成员吗？”
天哪！周霖好像很想参加。
莫兰连忙摇头：“我们三年前就不招收新成员了。不过，如果你真的感兴趣，我可以帮你问问。现在呢？”她又把目光转向徐海红，“希望徐姨能同意我们过来捉鬼。”
徐海红冷笑了一声。
“我这里可不欢迎外面的人来，我管你是不是会捉鬼。我又没让你们捉他们。”
“他们总是出现，你不觉得这是一种骚扰吗？”我问道。
徐海红摇头：“我习惯了。好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快走吧！”她快步来到走廊上，打开了门，语气粗鲁地说，“走吧！你们都要得罪他们了！”
莫兰朝她笑了笑说：“好吧，我们这就走，不过，既然你这里有鬼，我就会通知我的俱乐部成员，如果他们在网上发出倡议，就会有全国各地的俱乐部成员到你这里来捉鬼。他们可不会敲门进来，他们有云梯，就是那种往上一丢，就能爬上来的绳子做的梯子。”她走向门口，又停住，转过身来，“但如果你让我来，我保证就我和他两个人。我不会通知俱乐部。我保证我们会静悄悄地干……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说的话，如果你改变主意，”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那是她开悠然书店时的旧名片，“我们俱乐部有时候会在这里活动，上面有我的手机，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是书店的股东之一。”
徐海红高傲地抬着头，她俯视了莫兰一会儿，才收下了那张名片。
砰！徐家的门在我们身后重重关上了。
周霖跟我们一起出的门。
“她很不高兴，你说的捉鬼的事，她认为是对她的打扰。”周霖的目光在我跟莫兰的脸上移来移去，“你们真的会来捉鬼吗？”她非常好奇。
“真的。”莫兰道，“你认为她会同意我的提议吗？”
周霖只是笑，没说话。
从西田巷出来后，我跟莫兰本来打算直接回家，因为岳父和岳母似乎都希望能尽快见到我，对于当年的案子，我也确实有很多问题要问他们。可我们才上车，就接到了乔纳的电话，她说她已经查到了当年参与办案的那几个警察的资料。
“专案组的第一任负责人叫程青刚。他接手这案子没几天就死了，还是死在徐家的客厅。死因是心脏衰竭，但法医报告显示他是砷中毒。第二任负责人叫李原，是当年的市局局长，文革前两年就被卸职了，他1988年死于癌症，不过他就算活着也帮不上什么忙。案子就是在他手里成为悬案的，后来一直没查下去。第三个关键人物是西田巷派出所的民警沈晗，如你所知，两年前死于肺癌……”
“有活着的人吗？”我忍不住打断了她。
“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人是当年的法医陈键，但他今年已经84岁了，目前没有死亡信息，不过谁知道他能记得多少。”
她给了我一个地址。
莫兰把地址直接交给了董纪光。
“这个陈法医我也认识，”董纪光在路上告诉我们，“他是沈晗的好朋友。沈晗活着的时候，他隔三岔五会去找沈晗喝酒，两人一聊就是聊到大半夜。这是我婶婶告诉我的。要我说啊，这案子肯定跟那个局长有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我问他。
“因为听说他接手后，一直不肯往下查，很多事他都压着。那时候把我弄进去，你们以为他单纯就是为了问董纪贤的下落？才不是呢。他们就是要我承认，我参与了这个案子，这样一来，虽然董纪贤跑了，但我还在，那就等于抓住了凶手，这案子就算结了。那时候，他们可没少对我严刑逼供，可我就是抵死不承认……呵呵，如果当时不是沈晗救我，我大概已经死在那里面了。当然了，就算我死了，也没人会在乎。”董纪光说起当年的事无限感慨。
车行了大约半小时，董纪光把车停在一个小弄堂门口。
“就是这里了。”他看了一下地址道。
我和莫兰下车后，穿过一条狭长的弄堂，在最深处的一条支路上找到了那个门牌号。按过门铃后，有个年约40岁，留着整齐络腮胡子的男人出来开了门。
“你们找谁？”他操着一口清脆的京片子，煞是好听。
“请问陈键住在这里吗？”莫兰问道，她还把那张记录姓名和地址的纸条拿给他看，以证明我们是特意找上门来的，不是推销员。
男子疑惑地看着我们，“他是住在这里，你们是谁？找他有什么事吗？”
我觉得与其跟他废话，不如直接说明来意。我拿出了我的警官证，“我们找他有点事，他在吗？”
“看来我们是一个系统的。”他也拿出了他的证件。他居然是市局鉴证科的，“他已经80多岁了，现在没必要再去理会你说的那些所谓的公事了。”他冷冰冰地说。
“我们在调查1969年的除夕灭门案，有些问题想问问他。”我说。
没想到听见这句话，这名男子突然就把门打开了。
“进来吧。”他道。
“你知道这案子？”我禁不住问。
他没回答我，直接把我们领到里屋，并打开了门。我们看见一个白发老头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突然有客来临，他显得十分意外。
“怎么回事，你们是谁？郑铎！”他嚷起来。
之前的那个男子走到他面前说：“他们是警察。他们要调查1969年的除夕灭门案。”他一边说一边面无表情地把报纸收走了。
陈键平静了下来，他眯着眼睛把我跟莫兰打量了一番。
“我不知道现在警察局还有这么漂亮的警察。”他笑着对莫兰说，“请坐，请坐。郑铎，给他们倒点矿泉水。”
我跟莫兰在他对面的一张三人旧沙发上坐了下来。郑铎用一次性茶杯给我们倒了两杯矿泉水。
“1969年的案子，你们要重新调查了？”陈键问道。
我点点头。
“谁的命令？”他目光锐利地看着我。
这问题有些棘手，我总不能说是我岳父让我干的。
“……我看了悬案资料，觉得应该重新调查这案子。”
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说服了他，但他没有深究。
“……说吧，你们想知道什么？只要我能记得的，我都会告诉你。对了，你叫什么？”他朝我伸出手，向我要证件。
我把警官证递给了他。
“郑铎，他叫高竞。你去问一下。”他朝我做了个鬼脸，“这案子不是随便什么小警察都能调查清楚的。”
郑铎看了一眼我的证件，便拿着手机走到外面去了，我估计他是去查我的资料了。
“能问下为什么吗？有那么多的悬案，为什么你们偏偏挑中这个案子？”陈键问道。
我才想开口，就被莫兰抢了先，“那是我爸的意思。”莫兰道，“他是董晟的徒弟莫中玉。”
“你是莫中玉的女儿？”陈键吃了一惊，重新打量了一下莫兰，“哈哈，不过仔细看确实有点像。我认识你爸，”他接着说，“那是在我兄弟的婚礼上，他也去了。他是他们四个中唯一参加的一个，他跟你妈一起来的。我记得他们送的礼是一对热水瓶和一床绸缎被面，现在是不兴这个了，不过在那时可是紧俏货。我跟你爸聊了几句，后来还让他给我治过风湿病呢。”陈键说着话，突然站起身蹒跚着走向门口，大声叫，“郑铎，郑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