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破案都有一定的程序，而核实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就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就我所知，当年包括我岳父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都在市局看守所经历过一次长达一周左右的严酷审讯。可遗憾的是，当时的审讯重点都集中在“董纪贤在哪里？”这个问题上，虽然他们也被问及案发时段的动向，但都只是一笔带过，后来似乎也没有进行过核实。
根据当年的资料，被审查的一共是六人。其中四个是包括我岳父在内的四个师兄弟，随后还有一个是董纪光，另一个是岳父的师娘屈景兰。对于案发时，他们各人的动向，我稍加归纳了一下。
首先是屈景兰，她说自己是后来才知道徐家出事的，案发当晚她在家烧年夜饭。董纪光则说自己7点一刻出门，8点左右在公园的大门口碰到拎着一壶酒的叔叔董晟。他离开家的时间后来得到了当地居委会大妈的证实。由于案发时段应该是6点50分至7点半之间，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董纪光最后终于摆脱了嫌疑。
岳父和其余几个师兄弟的证词略显模糊。岳父说他离开五星农场后，搭乘长途汽车后再转乘30路公共汽车才到的西田巷，他8点左右在西田巷附近碰到了苏云清，两人途经徐家时，遇到正在门口哭泣的徐海红。苏云清出于同情，把徐海红带回了郭家，之后郭家得知她家出事便报了警。
我岳父的师兄黄平南，他称自己整整一天都在山里采草药。根据描述，他似乎在董晟的几个徒弟中是专门承担采草药和炮制中药的责任。他说自己是晚上8点多到的师父家，没人能证实，但似乎也没人想到要去证实他的说法。
杜思晨则说自己在外婆家，7点左右出的门，到师父家时大约是8点10分，或者8点一刻。他说他没特别留意时间，但肯定是已经过了8点，而辜之帆则说自己去探望厂里的老师傅了，大约7点一刻出门，到师父家也差不多是8点一刻左右。
不管他们的说法是真是假，他们最终都摆脱了嫌疑。我本来觉得应该重新核实他们不在场的证明，然而我马上意识到，这恐怕是自找麻烦。因为首先黄平南已经失踪多年。岳父说，六年前黄平南来过他家一次，后来就没再联系了，黄平南走的时候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他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他是个弃婴，一直想找到自己的亲身父母。过去师父跟他提过，他父母是西北口音，这是当时邻居告诉我师父的，所以他应该一直在西北那边转。”岳父曾经这么告诉过我。
杜思晨呢，多年来应该都混迹在某个南方小城的红灯区。据岳父说，在徐家案子发生后没几年，他曾因流氓罪坐过几年牢。后来，他就去了南方。
“我很久没他的消息了，后来有一次，有个妓女找上门来给我送来一个大榴莲，我没想到那居然是思晨托她带来的。那女人告诉我，思晨在她所在的夜总会后面开了一家黑诊所，替风尘女子和穷人排忧解难。妓女说他的医术很好，并称他还会调制一些特别的香粉用于诱惑男人。”岳父告诉我，“我去看过他一次，也曾经劝他回大城市发展，但他不肯。他说他跟那些妓女和穷人混在一起反而觉得安心。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但我知道自从师父跳江之后，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接着岳父又告诉我一个关于杜思晨母亲的故事。那似乎又是一个未解之谜。我跟那个老警察沈晗一样也对目前看到的白纸黑字的结果表示怀疑，而且，我认为杜思晨变成后来那样，家庭的变故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岳父对我的想法不置可否。但他告诉我，杜思晨每年大年初二会给他打电话拜年，而他没有杜思晨的联系方式，因为杜思晨屏蔽了自己的号码。
言下之意就是，我只能等到大年初二才能有幸询问他的不在场证明。而且，都不知道，他是否还能记得四十年前的事。
至于他们的师父董晟，屈景兰说他吃饭前去一个老熟人那里拿酒了，但她不知道这个老熟人在哪里，连对方的姓名也不知道，但她确定董晟带了酒回来，还偷偷藏进屋子，舍不得跟徒弟分享。自然她也没跟徒弟们提起酒的事，就怕他们觉得师父小气。由于董晟已经跳江，也是找不到那个卖酒的熟人了。于是，警方以他“没有不在场证明”为由，理所当然地把他跟另一个嫌疑人董纪贤归在了一起。他的死，最后被定性为畏罪自杀。
总而言之，我认为，现在想要核实当时的不在场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无奈，我只能重新阅读灭门案的资料。我几乎看遍了资料里的每个字。最后，终于让我发现了一个之前可能被遗漏的细节。事实证明，这个细节极其关键。
当年市局的警察曾经去医院调查过董纪贤和徐子健的关系，普遍的反应是，他们两人关系不好，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第一，徐子健带人抄了董越的家；第二，董越在被批斗中突然去世。把这两项作为谋杀动机也说得通。但是在那么多人提供的信息中，我觉得有一条被忽略了。
“是什么？”莫兰听说我有新发现，非常好奇。她正在为我做双层三明治。看着那些从面包边上流出来的番茄酱和滋滋冒油的热培根肉，我都快流口水了。
“有人说，他们两人是有宿怨的，早在多年前他们就曾吵过架，还差点打起来。我想知道原因——好了没有？”她刚刚把三明治装入保鲜袋，我就一把夺了过来，随后朝门口冲去。
我猜想我走了之后，莫兰多半会再睡一会儿。等她睡醒，差不多就是早上10点了，她应该会去找乔纳给她发资料。
果然，早上10点刚过，乔纳就在我对面骂娘。
“妈的，她到底要查哪个案子？！”
原来，莫兰给乔纳发了邮件，要她把所有关于苏云清和杜雨晴有关的资料都发给她。
“杜雨晴？”我知道那是杜思晨的母亲，关于这桩案子，我昨天就听岳父说起过，不过这案子发生在某个劳改农场，地处偏僻，我不明白这跟徐家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明白。但是她想知道，她总有她的道理！”乔纳就是这样，骂归骂，事情还是照样干，而且还不允许别人向她的宝贝表妹提出异议。
最后乔纳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她搜齐资料，全部传给了她。
“妈的，搞这么累，就得到个笑脸！”乔纳看着电脑屏幕大声道。
我安慰了乔纳几句，带着疑惑和好奇匆匆离开了单位。我不知道莫兰在搞什么名堂，不过就像乔纳说的，她要了解这些总有她的道理。我猜想不久的将来，她就会给我个答案。也许我们两人能一下子破了三个悬案，我兴奋地想。
我的第一站是第一人民医院的退休之家。我要见的人叫李仲平。
这位年逾八十的老先生，是当年第一人民医院的保卫科科长，也就是他曾经在口供笔录里提到董纪贤和徐子健的宿怨。
他对当年的事仍然记忆犹新。
事情发生在1959年。当时徐子健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院保卫科干事，而董纪贤则刚刚进入医院，是个实习医生。当时，董纪贤的一个亲戚因车祸身亡，尸体被放在太平间。家属第二天来取尸体的时候发现死者的手指少了两根，耳朵也少了一只。由于当时值班的徐子健曾经离开过岗位，所以董纪贤找他发难，最后徐子健被扣了三个月奖金。
他提到的事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徐家灭门案的法医报告。同样是尸体有缺损，同样是耳朵和手指被割。难道只是巧合吗？
“那这件事最后查出是谁干的吗？”我禁不住问。
老先生告诉我，当时的医院保卫科曾经怀疑过医院三个员工，因为那天晚上只有他们进过太平间所在的那层楼，但因为当时的院长董越怕事情闹大影响医院的声誉，就没再查下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曾经怀疑过谁。令我意外的是，他居然都还记得。他说他自己因为参与过调查，所以记得比较清楚。他给了我三个人名，一个是后勤科的牛力申，一个是人事科的王宝国，另一个是医院食堂的王小林。
老先生告诉我，这三人都分别被叫到保卫科问过话，但三人都否认自己干过这件事。牛力申说他去太平间，是查看准备更换的玻璃窗和门，后勤科那阵子准备把太平间一些破损的物件更换一下。王宝国则说他是去太平间查看新去世的一个病人是不是他的同学，他说他们已经好久没联系了，但之前在病房外面看见这个同学的父亲在哭。至于医院食堂的王小林，她的解释是去太平间找人，她说她收到同院某男医生的一封信，对方让她去太平间外面等着，有话要跟她说。
“王小林那时才23岁，正是谈恋爱的时候，那个男医生比她大三岁，他们在医院工会组织的舞会上见过面，还跳过舞。她说她当时以为是对方找她谈个人问题呢，就是奇怪为什么会选在那里。结果她没等到人，她说她觉得那里有鬼，心里害怕，五分钟没到就走了。我们也问过那男医生，他说他没写过这封信。后来这事我们没查下去，但当时，让他们三人都写了检查。”
老先生为我提供了那三人当年写的检查，并把王小林当年收到的那封信也给了我。
没想到这封信保存得很好，通篇不过两行字，只有时间、地点和一个署名。我猜想那个王小林当年一定对那位男医生很倾心，要不然怎么会傻傻地去太平间门口等着？
老先生又把我带到医院人事科，那里的工作人员跟老先生都很熟，他们为我查到了那三人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不过牛力申已经在三年前去世，而王小林则得了老年痴呆症，目前由她的儿子、儿媳照料。
“她连自己是谁都记不得了，还能记得那么多年前的事？”她儿子在电话里反问我。
最后，老先生把我一直送到马路上。临别时，他又告诉了我两件事。
一件事是徐子健认为有人去他家偷了他的酒。
“这是出事前一个月的事了，实际上也不是他的酒，是原来住在那里的人留下的酒，据说是药酒。可他说有天他回家，发现不见了，到处都没找到。他怀疑是医院的人干的，但我查过，他怀疑的人那天没人离开过医院。他后来也怀疑过那个医生的徒弟，但我也找人打听过，那天没有陌生人靠近过他那栋宅子。”
第二件事跟恐吓信有关。
“徐子健常收到恐吓信。他认为是医院恨他的人干的，他让我偷偷地查。但因为这事波及面广，如果真的查起来，可能很多人都要遭殃。后来他既然人都死了，我觉得也没必要查了，也没跟警察提起。”他交给我一个信封。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十几张不同笔迹的纸条，上面写着，“徐子健你不得好死！”“徐子健你断子绝孙！…“、”“徐子健你今晚就得死！”“…徐子健今晚必死！”
老先生指指“徐子健今晚必死”的条子，“那是他在大年夜中午交给我的。他说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在脚边捡到的。我后来就偷偷查了同一层楼里，那个时段不在岗位的人，结果有一个人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指指王宝国的检查。
“王宝国？”
老先生点了点头说：“徐子健出事后，我曾经想过是否要把这事告诉警察，但想来想去还是没说。”
“为什么？”
“因为王宝国是靠拍徐子健的马屁混上去的，平时他跟在徐子健旁边点头哈腰的，可不像是会威胁徐子健的人。我担心自己搞错了，再说后来时间久了，也查不清了。”老先生笑道，“新院长来了之后，他马上开始拍新院长的马屁，把徐子健说得一文不值的。过了几年，他还当上了副院长。这事我当然是更没法查了。”
离开医院后，我就直接去见郑铎了。
他的办公室在市局大楼后面的一幢尖顶的灰色大厂房里。有工作人员刷卡带我从一个仅一人才能通行的小门进入。
那里足有几百平方米那么大，里面摆满了各种稀奇古怪和各种材质的设备，所有工作人员都穿着统一的蓝色工作服。
我被工作人员带到郑铎的办公桌前，他正对着镜子在刮胡子。我注意到他的办公桌旁边是个睡袋。难道这家伙晚上就睡在这里？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疑问。
“对，我就住在这里。偶尔会去开个房。”他冷漠地回答我，“我不想买房，因为那等于把钱交给了劫匪。”
“有什么发现？”我问道。
他用毛巾擦去唇边的白色泡沫，走到办公桌前，从一堆文件中抽出一张递给了我。
那是一张图表，专业数据我完全不懂，我只看懂最后的数字是99%。
“什么意思？”
“我从LV包上提取了指纹，又在徐家门口的墙缝里找到两滴血迹，我把这些东西跟董纪光的血样做了对比，证实徐家门口的血迹拥有者跟董纪光有99%的可能是同胞兄弟。也就是说，那是董纪贤的。”
原来前一天晚上，他去徐海红家门口做了一次实地勘查。
“如果证实是董纪贤的样本，就可以找周霖了。”我说，“只要为他们两个做一下亲子鉴定，就能一清二楚了。”
“我找你来，就为了这件事。你现在要去哪儿？”他梳洗完毕，正在穿鞋——原来他之前就穿了双拖鞋。我看见他把一包用于DNA测试的棉签放到了口袋里，看起来，他并不想给周霖考虑的时间和权利。
我把从医院拿来的三封检查、一封信，以及十几张恐吓条子一起交给了他。
“帮我做一下笔迹鉴定。看看它们当中，有没有同一个人写的东西。”
郑铎立刻把那包东西放进一个文件袋，随后丢给了不远处的一个女同事。
“喂，找人鉴定一下。”
女同事答应了一声，接了文件袋就走开了。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他问我。
“我现在要去一趟王宝国那里。”我向他说明了必须去见王宝国的原因。
“那我们可以先去见那个女人。”他道。
我发现他比我更急。在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背着包走了出去。
我不得不快步跟上他，要不然，我可能找不到出去的大门。
“你干吗那么急？”上了他的车后，我问他。
“因为有的人比我们更急。”
“谁？”
“当然是我老师了。”郑铎发动了车子，“他得了胰腺癌，活不了多久了。”
我大吃一惊。从外表可看不出陈键得了这么重的病。
“既然他得了重病，他怎么没在医院治疗？”
“我劝过他了，他说与其在医院插管子，不如在家听相声。胰腺癌的治愈率本来就很低，总之，他说服我了。”他口气平淡地说。
他把车开得很快，一会儿就到了周霖家。
周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之后，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我也很想知道我父亲是谁。不过别误会，我对他没什么期待，毕竟他干的不是什么好事。但既然是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就想知道他是谁。”她说。
一如郑铎的沉默和迅速，我们几乎没浪费什么时间，就完成了这件事。
接着，郑铎答应送我到王宝国的家。
在途中他问我：“听说你失去了记忆？”
“是部分记忆。”
“这么说是真的？”
“没错。”
他眼睛发亮地看着我说：“酷啊……”
没想到还有人是这种反应。更古怪的是，他好像还挺羡慕我。
“如果你经历了，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我说。
他咧嘴一笑，“人总得经历点坏事，才会显得不一样，不是吗？你现在就很不一样。”接着他又露出略微遗憾的表情，“本来我应该是我认识的人中最特别的，但现在好像输给你了。失去记忆是什么感觉？”
“不知所措。有时候觉得灵魂和身体不在同一个地方。”
他羡慕地打量我，随后点头道：“COOL!”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的感叹，只觉得他是个怪胎。
根据案卷资料，王宝国没结过婚，1927年出生的他，现年82岁，是个孤老。不知道年事已高的他，能否还记得当年的事。目前他仍住在原先他跟他父母一起生活的地方。
郑铎把我送到弄堂口。
“要多久，要我等你吗？”自从知道我是个失忆者之后，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好转。
我可不想白费这种好意。
我让他等我一刻钟，到时候再打电话告诉他是否需要他接我。
“好吧。”他下车替我打开了车门，“我会在巷子里找个地方停车，你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临别时，他甚至还朝我笑了笑。
我快步走进那条年代久远的老式弄堂，很快就找到了王宝国所住的门牌号。底楼的门开着，走进去是个公用厨房，再往里是楼梯，因为没有灯，我摸索着上了二楼。
王宝国家的门关着。我敲了一会儿门。这时，楼梯上有人经过。
“你找老王？”问我的是邻居大妈，大约50多岁。
“是啊。”
“你是他家亲戚？”
她这么问，我马上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我拿出了警官证。
大妈一看，立刻就对我说：“老王昨天死了。”
我大吃一惊：“死了？昨天？”
“其实应该是死了好几天了，但是昨天才被发现，因为楼道里有味道了，”大妈皱皱鼻子，“而且他好几天没露面了，我们打电话给他，也没人接，所以就找了居委会，他们撞开门，结果发现他倒在卫生间的地板上，已经死了。”
大妈在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拿出了手机，我需要郑铎帮忙。
没过多久，郑铎就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在邻居大妈的帮助下，找到了居委会。一名居委会干事为我们打开了王宝国家的门。
就跟很多老式里弄的房子一样，这里只有两间房，一间是25平方米左右的主屋，另一间是狭长形的卫生间。在卫生间的地板上有个白色粉笔画的人形，这应该就是当时王宝国死的地方。
“他们说是脑溢血。”居委会干事以知情者的口吻对我们说，“他之前中过风，手抖得厉害，连筷子都拿不住。本来我们想给他找个护工的，但他坚决不要。他说他一个人习惯了。你们看，结果呢！警察说，他可能是想刮胡子，可是手不利索，割到自己的耳朵了，后来大概是受了惊吓，一不留神就跌倒了，这之后就没能再站起来。所以我也跟我们这里的老年人说，干什么都行，就是千万别逞能，该找人照顾的时候，就得找！”
我发现在卫生间的洗手盆里有不少血迹，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场景，一个老头用颤抖的手，哆哆嗦嗦地拿起了刀，也许他是想刮胡子，但那把刀却移向他的耳朵……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灭门案的部分细节。只是巧合吗？
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怀疑王宝国的。
他是偷切尸体的嫌疑人，他是恐吓徐子健的嫌疑人，他又是个孤身男子，他有条件单独外出去干点什么而不被人发现。另外他跟徐子健很熟，他了解徐家的情况，也许他很容易能弄到一把徐家的钥匙……当然了，这只是我的第六感。
自从患上了这个所谓的“突发性记忆力缺损综合征”之后，我就开始相信我的第六感了。因为我遇到的医生差不多都会告诉我，要“跟着感觉走”，感觉是最真实的记忆。
举个例子来说，我发现当我努力回想起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时，我的情绪就会异常低落，有时候甚至还想哭。我得出的结论是，我跟父母的关系不好，或者就是我没有在我曾经生活的那个家里得到过我想要的东西——爱、理解和呵护。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查过自己的档案，也问过莫兰。结果谜底揭开了。
“高竞，你父亲去世后，你母亲想再婚，而你不同意。你们两个因此经常吵架。”她用异常平静的语调对我说。这解释了，为什么我每次想到母亲都会如此难受。可见“第六感”还是有点道理的。
但是当然了，我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我只是要求郑铎把王宝国的尸体弄回来。
他打了两通电话，很快就得到了回复，尸体目前在附近一家医院的太平间。他请他的上司写了一份授权书，随后又让市局的对外联络人跟当地的派出所和那家医院协调。最终，对方同意将尸体送往市局的法医部进行尸体解剖。
在郑铎联系尸体去向的时候，我搜查了王宝国的房间。结果我在他床底下找到一叠信。这些信被红色丝带扎着，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竹箱子里。
我稍稍翻了翻，这些信虽然都没有署名，信的最末往往都是四个字——知名不具，但看笔迹，我就知道信都是一个人写来的。信的内容，多半不知所云，也就是说没写什么具体的内容，好像写信的意图仅仅只是为了交流思想。但从信的风格看，对方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而且此人似乎跟王宝国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我们最初走向地狱的时候，没人理我们，然而现在，看看我们有多特别？那些人，不管是高高在上，还是低贱如狗屎，过水之后，都是一样的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他们不过是炉子上的一块牛排。不用等到晚上，我就会在餐桌上坐下，我会倒上红酒，打开留声机，我最喜欢的莫过于白光唱的《假正经》，如此低沉的歌喉最适合我们此刻跟他们的欢聚。看看我们多特别。”
我很快发现，这个人几乎每封信都会写上一句“看看我们有多特别……”
“当他们走近时，我闻到了他们的气息，我驻足而立，用全身心迎接一个新的生命，没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就好比你，当他们靠近时，他们怎会知道你身体的变化？那些积聚在你嘴里的唾液，尖厉的牙齿，还有你的右手，他们还会在特殊的时候给你带来快感吗？我跟你一样。看看我们有多特别。”
“走在最吵闹的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我总在想，我们有多特别，我们跟他们都不一样。那些血肉之躯，那些曾经看着我的眼睛，那些用来听废话的耳朵，那些浸过肥皂水的手，所有的那些东西……我不知道如果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会不会为此而歉疚，但至少现在我是快乐的。我们的快乐是如此不一样。看看我们有多特别。”
“特别的事，何必追究是否正确。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徐志摩。他死的时候一定会想，看我有多特别，我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我跟他不同，这一生，只爱过一个女人。我相信她进入了某种时空的轮回。她不断出现，又不断离去。”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人只有变成恶人，才会变得强大。我深信这一点。因此当你害怕时，不妨去作恶，你会发现生命之门为你打开，一切都不一样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悟出这些的，看看我们有多特别。”关于两人的相识，他也在信里提到了一些。
“……那时候，我在离家不远的垃圾桶附近‘捡’到了你。当时是深夜，你躺在垃圾桶后面，手腕已经被划开了一条口子，血流了一地。我本想转身离去的，对于想自杀的人，我认为做什么都是白费，但我弯腰时，发现你手里有一小块东西。于是我把你带回了家，替你缝合了伤口，而你告诉了我你的故事。你很痛苦，因为你有欲望，又担心被抓住。当然了，我跟你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我比你懂得排解，我知道对于欲望最好的办法，就是满足它，喂饱它，仅此而已……”看来他们是偶遇的。当时王宝国想自杀，被一个人所救，后来，因为同样的“情况”两人走到一起。我真想知道，他当时在王宝国手里看到的是什么。
关于女人，他在信里特别提到了一个。
“有个女人，她13岁时被邻居强奸，因此还怀孕了，但她不敢说，只能偷偷来找我。她最初是想求我替她堕胎，因为没钱，她说她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我让她杀了那个强奸犯。我说，如果你能做到，我就可以免费为她做手术。几天之后，那个男人的尸体出现在我面前。把他送来的人告诉我，他是从山上摔下来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她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我对她说，别人的爱情是卿卿我我，我们的爱情是信任和尊重。我们将一起守住秘密，直到生命终结。她是个特别的女人，13岁那年我就看出来了。我对她无比感恩，因为她对我的爱如此纯真。她不在乎我把她带到地狱的第几层，只要能跟我在一起，她愿意终生跟我为伴。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爱情。除了回报她我最真实的一面，除了这样，我不知道我还能否有别的选择。”
这个人在某封信里还提到了董晟。而且整封信里只有一句话，“董晟今天死了。”
没有抬头，没有署名，也没有多余的话。七个字用钢笔写成，字很漂亮，像蝇头小楷。
另一封信里则谈到了他对董晟的看法。
“我确实对他很熟悉。我们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去了英国。我对他的了解超过了他自己，我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他——可悲。这辈子都被道德之绳所束缚，这注定他终身都是囚徒。多年前，在我们15岁那年，他爱上了父亲新买来的小妾。我对他说，他应该开口对父亲说的，他却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后来，那女人却变成了我的囊中之物。也许有人会说他是洁身自好，但对我来说，他就是个懦夫。”
“我知道他早晚会死。他努力想让生活变得简单，可简单的人最容易被毁灭。我跟他的战争，早在多年前就胜负已分。我知道他会死，只不过，谁也猜不到他会跳江。事情太突然了，他还没准备好。”
也就是说，这个人是董晟儿时的朋友，还跟他一起出过国。
我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岳父，我让他回忆一下，他师父董晟有没有提到过这样的朋友。
“难道是苏湛？”岳父脱口而出。
苏湛就是苏云清的父亲。
如果信真的是苏湛写的，那他会不会参与了徐家灭门案？
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如果把苏湛归为杀人嫌犯也说得通。
首先，他是外科医生，虽然他的医术如何没人知道，但至少他具备外科手术的技能；其次，苏云清自称在案发当晚遇见过苏湛，但也可能她确实和苏湛碰面了。虽然她没说相遇的地点，但如果她就在西田巷这一带行窃，那应该就是在案发现场附近碰到苏湛的；第三，苏云清跟苏湛约好见面，随后她就死在约定地点附近。这件事上我跟莫兰的意见相同，我也认为苏云清一案的嫌疑人，应该是知道她那天要去电影院的人。苏湛当然知道，因为就是他约她去的。
另外，岳母说过，那天晚上当徐海红告诉他们家里发生的惨祸时，苏云清显得目光呆滞，神情异常。如果当时，她意识到凶手可能是她父亲，那她的奇怪表现就解释得通了。
还有就是，根据案卷显示，凶手应该是两个。他跟王宝国的关系似乎很密切，如果王宝国是凶手之一，那这个写信人很有可能就是另一个了。况且他们两人似乎还守着一个秘密。“看看我们有多特别”，他们一定是共同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此人才会不断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还有什么比杀人更不平常的事？
这时，我想到了凶器。
于是，我马上让刚刚空闲下来的郑铎跟我一起搜查这套屋子里所有的刀具。
结果，在王宝国跟邻居共同使用的公共厨房里，在他的那个小碗柜的抽屉里找了三把一模一样的小刀。我记得案件资料上曾经提到，凶器应该是一把小弯刀，刀锋下有弯钩。这些小刀符合这样的特征。
“确实跟凶器有相似之处，不过需要作做一步的验证。”郑铎神色凝重地说，他开始意识到我们可能正站在灭门案凶嫌的家里。他将那几把小刀小心翼翼地放进了一个袋子。我看见他又拿出了手机，“我需要几个人马上过来。”他拨通电话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挂上了。
而我关心的是，他死的时候，用什么来刮胡子。
结果当地派出所很快送来了一把带血的小刀。
“我们只是怀疑他用它来刮胡子。”送刀来的民警似乎也对此存疑。
我看了看那把刀，跟之前被我们找到的小刀一模一样。鬼才相信，他会用这玩意儿刮胡子。不过我觉得这也怨不得那位民警，谁会想到，他实际上就是想用刀割自己的耳朵？
一个人得有多变态才会干这种事？
郑铎默不作声地将那把刀收了起来，随后，他面无表情地将那位民警送出了门。我听见那个民警不断在向他提问，而郑铎最后只是语带讥讽地回答了一句：“我猜他是因为刮胡刀太贵，舍不得买，才会出此下策。”
直到下午2点，我们才离开王宝国家出门吃午饭。我们打算在离王宝国家不远的一家快餐店随便吃点什么。刚到快餐店，莫兰就来了个电话。听说我们有重大发现，她马上表示她也要来看看。
我跟郑铎刚叫好各自的套餐，她就到了。我看见车窗外，一辆奥迪车朝街对面开去，我知道肯定是董纪光载她来的。
“其实他也想进来，但他有点怕你。你是市局的人，他过去在市局吃过苦头。”莫兰笑着对郑铎说。
郑铎仰头看着她，半天没回复。场面有点尴尬，莫兰马上决定把他丢在一边。
“到底有什么重大发现？”她把脸转向我。
我把我们的发现说了一遍。
“这么说连凶器都找到了？”她大惊。她回头看了一眼郑铎，但马上又朝我看过来，“哈，你们效率好高！”她高兴地说。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样子看起来像凶器，得经过验证才能确认。”我说。
这时候郑铎的套餐送来了。
“马上给我打包。”他命令服务员。
服务员把他的套餐拿走了。
“你不在这里吃，准备去哪里，回办公室？”我问他。
“你别管了。”他站了起来。
服务员很快替他打包完毕，他拿着他的午餐，付完钱匆匆离去。
“他是不是很讨厌我？”莫兰问我。
“不知道，他是个怪人。你不必理他。”
“我当然不会理他。你刚说找到了一些信？”
因为郑铎走的匆忙，信件还在我的口袋里。我把信给了她。正好，这时候我的那份午餐送来了，是我喜欢的滑蛋牛肉饭。我吃饭的时候，莫兰就津津有味地看起了嫌犯的书信。
“似有若无的文风，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莫兰说，“‘看看我们有多特别’，那说明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是别人没有的，或者一起干过什么，是别人不可能会干的事。”
“如果他们一起杀了人，那的确是蛮‘特别’的。一般人不会干这个。”我说。
莫兰又把信看了一遍。
“我看他指的好像不是这个，他似乎不单单指的是某一件事，而是指个特点，一件他们经常会干的事。杀人不是特点，他把他和王宝国跟其他人完全分开了，他把除了他们以外的人，都称为——他们。”她盯着那几张泛黄的信纸看了一会儿，忽然她身体的挺得笔直。
“怎么了？”我问道。
她看看我面前吃了一半的套餐，“你在吃东西呢。以后再说吧。”接着，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信封里是张黑白照片。
而照片似乎没什么主题，中间是大片的天空，一边是树叶，右上角上是一个教堂式样的尖顶，没有人物，也没有特意要拍的东西，背面则用蓝色钢笔写了几个字——“我的喜悦岛”。
“这是哪儿来的？”我问莫兰。
“这也是在云清阿姨包里找到的。我妈说昨天忘记拿给你了。这照片原先是夹在一本《毛泽东选集》里的。听说是她有一次去苏湛家里拿走的，因为那是苏湛很喜欢的照片，他还给它加了个相框。”莫兰指指照片背面的字，“你看这几个字跟你那些信的笔迹是不是有点像。”
经她提醒，我马上对比了一下，果然一模一样。
“看起来真的是一个人写的，真的是苏湛！”
“虽然没经过验证，不过我看八成就是他了。就是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徐子健一家，还有那个王宝国，他们两个跟徐子健有什么冤仇？”
这可问住我了。
“看来这有可能会是个谜了。”我说，“如果苏湛跟你爸的师父一样大，现在得有90多了吧，我估计他……”我忍不住摇头。
“确实啊，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莫兰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我让乔纳查了苏湛的档案，结果发现他那个时代的人，档案都好模糊，照片也没一张。而且，解放前的人事档案都已经没了，人事局只有一份简单的婚姻记录。说他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叫薛尤，1933年病逝，但我们还没查到薛尤的档案。乔纳答应我，会找市文献局的朋友在旧档案里再查一遍，不过听她的口气就知道有点悬。接着，苏湛1939年跟纺织女工薛英结婚，1946年薛英生下女儿苏云清。然后，1959年他跟薛英离婚。1962年他第三次结婚，对方是个21岁的理发师。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前两次婚姻都是在解放前，都无从查考。”
“时间太久了，很多东西都说不清。不过，他跟薛英的结婚应该是事实，要不然怎么会有苏云清？”
“乔纳查过薛英，证实她是1946年跟他结婚的。可他们的结婚证是1950年补办的，两人的档案里都有一张补办结婚证的证明，证明人是董越，难道补办这类证明不需要街道的盖章？”
我觉得她提到的事很好解释，“当时有战乱，证件丢失是很正常的事。至于要不要街道的证明，我猜想当时刚刚成立新中国，大概这种手续还不够完善吧。”
“你说的也对。不过……”她似乎陷入了某种思绪，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也许是我想多了。”
我吃完午饭，跟莫兰又回了一次王宝国的家。她坚持要去看看，我也正想去瞧瞧郑铎的人有什么进展。
我们走到王宝国家门口，就发现那里已经拉上了一条黄色的隔离带，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了。门口有几个邻居在好奇地向里张望。郑铎看见了我们，他朝我们走来。
“怎么样？”我问他。
“小弯刀跟凶器的轮廓和外形相同，已经通过电子扫描比对过了。另外我还找到两把新刀。”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副鞋套，显然，他不想让莫兰进屋。
“我等你吧。”莫兰退到了走廊上。
过了会儿，我听见她在跟邻居说话。
“他一个人过，也没想到找个伴，他肯定性格很内向吧？”
邻居大妈嘀嘀咕咕地开始跟她说了起来。
我知道莫兰总有办法打发自己的时间，便专心搜查起王宝国的抽屉来。结果，我在最上面的那层找到一本通讯录。我想，如果小刀是新的，那说明他定期会去某个固定的地点买刀，或者定期从制作刀具的人那里拿货。所以，他的通讯录里很可能有对方的电话。很快，我发现通讯录里，有个电话号码的后面加了个小括弧，里面有个“刀”字。
我马上拿出手机拨通了对方的电话，那是个外省的号码。
“喂，谁啊？”电话接通了，一个中年男人粗声粗气地问道。
我表明身份后，就问他是否认识王宝国。当他听到王宝国去世的消息，倒并不十分惊讶。
“他这两年身体的确大不如前了，年纪大了，毛病就多了。”他说。接着他告诉我，王宝国很多年前就开始从他那里买刀了。原来对方是个家庭式的刀具制作作坊。
“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就在你这里买刀的？”我问道。
“那年头就长了，有五六十年了吧。他是我爸的老朋友。我刚出生时，他还来喝过满月酒，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在我们家买刀。哎呀，前阵子我还给他送过两把刀。他年岁大了，来回不方便，都是我送过去的。没想到，唉！”对方提起王宝国的死，就不胜唏嘘。
“我们市里到处有卖刀的地方，他为什么偏偏找你们买刀？”这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商店里的刀可没我们的好用。首先是不轻不重，其次钢质好，最重要的是特别锋利，像他买的都是斩骨刀，一般都是屠宰场的人来我们这儿定。就是因为好用，切骨头，手起刀落，别说多快了。”
“他是你的老客户，你应该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吧？””他不用手机，他就用那个家里的电话。”
这解释了为什么我没能在他的住处找到他的手机。
“他每隔多长时间会定一次刀？”我又问。
“以前是每年六把，这些年是每两年定两把。”
王宝国常年定制斩骨刀，并且数量逐年减少。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过，这至少说明在案发的1969年，他手边应该就有跟凶器相似的刀具。
“你们家的斩骨刀有什么特别的标记吗？”
“体积小，一般是同类刀中最小的，分量也是最轻的，而且也最快。全国也就是我们能做出这样的刀。”
如果那些刀果真是独一无二的，那我想王宝国的嫌犯身份就可以确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