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苏振国去了派出所。
苏阳坐在家里的小板凳上，面前摊开一本三年级数学课本。李美凤在卫生间洗衣服，洗衣机是二手的老式双缸，脱水时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震得整间屋子都在抖。
苏阳其实没在看课本。她在听。
听楼上的动静——那家住着一对年轻夫妻，每天早上九点半准时吵架，丈夫抱怨妻子乱花钱，妻子骂丈夫没本事。
听隔壁的声音——那家有个婴儿，哭起来声音尖利得像警报，然后是她妈妈的哄声，疲惫又无奈。
听窗外的市井——卖菜的吆喝，摩托车的轰鸣，收废品的喇叭：“旧彩电、旧冰箱、旧空调——”
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这个城中村最普通的早晨。没人知道，就在这栋楼的三楼，昨晚发生了一场谋杀。也没人关心，那个总在阳台上挨打的小女孩，今天为什么没去上学。
十点十七分，苏振国回来了。
他脸色比出去时更难看，一进门就瘫在藤椅上，抓起桌上的凉水壶直接对嘴灌，水顺着下巴流下来，打湿了工装前襟。
“怎么样？”李美凤从卫生间探出头。
“还能怎么样。”苏振国抹了把嘴，“登记了，留了电话，让等消息。那个警察说，成年人离家出走，24小时才能立案，让我们先自己找找。”
“那你……真去找？”
“做个样子。”苏振国说，“下午我去她常去的几个麻将馆转转，问问人。晚上再去河边、公园那些流浪汉扎堆的地方看看。”
他说这些话时，眼睛一直看着苏阳。
苏阳合上课本，问：“爸爸，需要我帮忙找吗？”
“……不用。”苏振国移开视线，“你就在家待着。”
“那我今天不去上学了？”
“请几天假。”苏振国说，“就说……家里有事。”
苏阳点点头，没再多问。她站起来，把小板凳搬回墙角，然后开始收拾餐桌。碗筷拿到厨房，拧开水龙头，挤一点洗洁精，仔仔细细地洗。水很凉，现在是五月，自来水还没被太阳晒热，冲在手上有点刺骨。
李美凤靠在卫生间门框上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突然说：“振国，这孩子太懂事了。”
苏振国没接话。
“懂事得让人害怕。”李美凤补充道。
下午一点，苏振国出门“找”王佩娟。
李美凤说她得回自己住处一趟，换身衣服，顺便去洗脚城请个假。她走的时候，把那件衬衫脱下来扔在椅子上，换上自己昨晚那件紧身连衣裙——现在皱巴巴的，胸口还有一块昨晚蹭到的污渍，但她不在乎。
“我晚上过来。”她临走前说，“带点吃的。”
苏阳站在门口送她，说了句：“李阿姨慢走。”
门关上，家里终于只剩下她一个人。
苏阳在原地站了几分钟，确认李美凤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尽头，然后转身，开始行动。
她先检查了客厅。昨晚的清理工作做得还算彻底，但有些细节不够完美。比如茶几腿内侧溅到的一小点血，已经干了，呈深褐色，不蹲下来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她用湿抹布擦掉，然后从王佩娟的梳妆台抽屉里翻出一瓶快用完的指甲油——大红色的，很艳俗——在那个位置点了一下。红色指甲油盖住了擦洗的痕迹，看起来就像不小心滴上去的。
然后她走进父母的卧室。
这间房她很少进来。王佩娟不允许，说她的脏脚会把地板踩脏。房间不大，一张双人床，一个衣柜，一个梳妆台，就挤满了。空气里有股陈年的味道，混合着烟味、酒味、廉价香水味，还有某种腐朽的气息。
苏阳先检查了衣柜。王佩娟的衣服不多，大部分是地摊货，颜色鲜艳但质地粗糙。她一件件翻过去，动作很轻，翻完一件就按原样挂回去。在一条印花连衣裙的内口袋里，她摸到一张折叠的纸。
展开，是一张借条。
“今借到王佩娟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三个月内归还，月息2%。借款人：李美凤。日期：2008年2月14日。”
情人节借的。有意思。
苏阳把借条重新折好，放回原处。然后她继续翻，在衣柜最底层的一个鞋盒里，发现了另一样东西：一本存折。翻开，户名是王佩娟，余额：127.43元。
最后一条交易记录是三天前，取款1000元。取款后的余额就是现在这个数。
苏阳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几秒，把存折放回鞋盒，鞋盒放回原处。
接下来是梳妆台。抽屉里乱七八糟，发卡、皮筋、过期的化妆品、用了一半的口红、空了的香水瓶。还有一个铁皮饼干盒，苏阳打开，里面是些零碎：几枚硬币，几张超市小票，一把生锈的钥匙，以及——
一张照片。
照片很旧了，边缘已经发黄卷曲。上面是年轻的王佩娟，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条白裙子，站在一片花田里，笑得很好看。她身边站着一个男人，不是苏振国。那男人戴眼镜，看起来很斯文，手搭在王佩娟肩膀上。
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1984年春，和文远在植物园。”
文远。
苏阳不认识这个名字。她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饼干盒，再把盒子放回抽屉。
最后是床头柜。只有一个抽屉，里面更乱：一盒拆过的安全套（过期了），半瓶风油精，一沓揉皱的卫生纸，还有——
一个手机。
不是王佩娟平时用的那个老年机，而是一个智能手机，屏幕有裂痕，型号很老，但确实是智能机。苏阳按了按电源键，没反应，没电了。她在抽屉里翻了翻，找到充电线，插上电源。
等待开机的时候，她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
楼下那条窄巷里，卖水果的三轮车正在卸货，老板娘扯着嗓子指挥她老公搬箱子。对面楼的阳台上，一个老太太在晒被子，用力拍打，灰尘在阳光里飞舞。更远处，城中村的屋顶鳞次栉比，晾衣绳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
一切都那么普通，那么正常。
手机开机了。
屏幕亮起，需要密码。苏阳试了王佩娟的生日，不对。试了苏振国的生日，不对。试了自己的生日——她甚至不确定王佩娟记不记得自己生日——当然也不对。
她想了想，输入“1984”。
解锁成功。
苏阳挑了挑眉。1984，照片背面那个年份。所以这个手机，或者说这个密码，跟那个叫“文远”的男人有关。
她先看通讯录。联系人不多，大部分是麻将牌友、亲戚、还有几个标注“贷款”的号码。没有“文远”。通话记录也很干净，近一个月只有几个外卖和快递电话。
然后她打开短信。
收件箱几乎是空的，只有几条10086的套餐提醒。发件箱里有一条未发送成功的草稿，时间戳是五天前晚上十一点零三分。内容只有一句话：
“他还不知道。但我快撑不住了。”
苏阳盯着那句话，指尖在冰凉的屏幕上轻轻滑动。
“他”是谁？苏振国？还是那个“文远”？
“不知道”什么？
她撑着什么？
问题很多，但没有答案。苏阳把短信草稿删除，然后打开相册。相册里照片不多，大多是随手拍的天空、花草、或者一些模糊不清的街景。翻到最底下，她看到了另一张照片。
是医院诊断书。
拍摄角度有点歪，但能看清内容：患者姓名王佩娟，诊断结果“肝硬化晚期”，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日期是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
所以王佩娟知道自己病了，快死了。但她没告诉任何人，没去住院，继续喝酒，继续打骂，继续……等死。
苏阳关掉手机，拔下充电线，把它放回床头柜抽屉。做完这一切，她站在房间中央，环顾四周。
这个她很少进入的房间，此刻在她眼里有了新的意义。它不再是那个充满暴力和恐惧的源头，而是一个装满秘密的盒子。借条，存折，照片，诊断书，还有那句没发出去的短信。
每一个秘密都是一块拼图，但她还不知道整幅图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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