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张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死，可以把另一个人的时间也一起带走。
他跪在灵堂里，膝盖已经麻木了。香火缭绕，纸灰飘起来，落在他的肩膀上，他也不去拂。三天了，他没有合过眼，眼眶干涩得像两张砂纸，每一次眨眼都能听见眼皮摩擦眼球的沙沙声。遗像上的父亲在笑，那种他熟悉的、带着一点狡黠的笑——好像在说，你看，我到底还是走了。
老张没有哭。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喉咙里堵着一团什么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就那么梗在那里，像一颗没有爆炸的炮弹。
丧事办完的那天晚上，老张一个人坐在父亲生前的房间里。房间里还有老人的气味——一种混合了药膏、樟脑丸和陈年烟草的味道。床头柜上摆着一只搪瓷杯，杯壁上印着“劳动最光荣”的红字，已经斑驳得认不全了。杯子里还有半杯凉白开，是父亲走的那天早上倒的。
他环顾四周，目光落在那只老式衣柜上。衣柜是父亲结婚时打的，用了快五十年，柜门上的镜子已经起了一层雾，照出来的人影模模糊糊，像隔着一层水汽。
老张站起来，打开衣柜。里面挂着的衣服不多，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衣，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他把手伸进衣柜深处，指尖触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是一个铁皮盒子，以前装饼干的那种，盒盖上的油漆已经剥落了大半。
他把盒子拿出来，放在床上。盒盖有些紧，他用指甲抠了几下才打开。
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几张粮票，一枚毛主席像章，一本存折，余额只有三千多块。还有一封——信。
信是装在信封里的，信封上写着五个字：“张建国亲启”。
张建国是老张的名字。
他的手顿了一下。信封上的字迹他认得，是父亲的，一笔一画写得工工整整，甚至有些过于用力了，钢笔尖几乎要把信封纸戳破。老张把信翻过来，封口是用米饭粒粘的，已经干透了，他轻轻一挑就开了。
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边缘毛毛糙糙的。父亲的字写在横格线上，一行一行，老老实实。
老张展开信纸，借着床头那盏台灯的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
“建国：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死了。
你不要难过，人总是要死的，我活了七十多岁，够本了。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大出息，但是把你和你妹妹拉扯大了，也算对得起你妈了。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杀我的人，就是住在咱们家东屋的邻居。
你不要声张，也不要冲动。我知道你脾气急，从小就这样，十二岁那年跟人打架，把人家鼻子打出血了，你老师找到家里来，我拿扫帚打了你一顿。但是你记住，这件事不能冲动。
东屋那个人，他不是好人。我知道一些事情，他怕我说出去。他一直在找机会害我。
建国，你要小心他。
父张德厚字”
老张读完第一遍，没有反应过来。
他读完第二遍，手开始发抖。
他读完第三遍，把信纸攥成了一个团。
“杀我的人，就是住在咱们家东屋的邻居。”
老张的父亲张德厚，死于三天前。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上写着：急性心肌梗死。医生说得很清楚，老人家心脏本来就不好，那天晚上情绪激动，血管一收缩，就堵上了。送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
老张当时在病房外面，隔着玻璃看见父亲的脸——青灰色的，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好像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
他一直以为那是意外。人老了，心脏不好，说走就走了。
可现在，这封信告诉他——不是意外。
是谋杀。
老张慢慢把揉皱的信纸展开，抚平，一个字一个字地又读了一遍。他的眼睛盯着“杀我的人”四个字，瞳孔微微收缩，太阳穴上有一根青筋在突突地跳。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吹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隔壁东屋的灯还亮着，橘黄色的灯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出来，在地上投下一道细细的光带。
东屋。
老张家的老宅子是一座北方农村常见的四合院，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老张从小在这个院子里长大，每一棵树、每一块砖他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正房是父亲住的，西屋是老张自己的，东屋一直空着，堆着杂物。
直到前年，父亲把东屋租了出去。
租给了一个叫刘志远的人。
老张对刘志远的印象不深。他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也就回来两三次，每次待个三五天就走。他只见过刘志远几次面——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瘦长脸，颧骨很高，说话的时候喜欢眯着眼睛笑，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父亲说刘志远在镇上的一家工厂上班，一个人租在这里，图个清静。
老张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父亲一个人住在老宅子里，有个邻居照应着，总比孤零零的好。他还特意跟父亲说过：“爸，你跟东屋那个刘师傅处好关系，有什么事互相照应着。”
父亲当时笑了笑，没有说话。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笑容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一种欲言又止的犹豫，一种说不出口的恐惧。
老张把信装进口袋，走出了房门。
院子里很暗，只有东屋的窗户透出一点光。他穿过院子，脚步很重，踩在青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走到东屋门前，他站住了。
门是关着的。他听见里面有电视的声音，很小，嗡嗡的。
他抬手敲门。
“咚咚咚。”
电视的声音停了。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
门开了。
刘志远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秋衣，脚上趿着一双塑料拖鞋。他看见老张，微微愣了一下，然后挤出一个笑容。
“建国哥？你还没走啊？丧事办完了？”
老张没有回答。他盯着刘志远的脸，目光像一把刀子，在他的五官上来回刮。这是一张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和善的脸——瘦长脸，颧骨高，眼睛细长，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鱼尾纹很深。下巴上有一颗黑痣，痣上长着一根长长的白毛。
“我有事问你。”老张的声音很哑。
“什么事？进来说吧。”刘志远侧身让开门口。
老张没有进去。他站在门槛外面，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展开，举到刘志远面前。
“这封信，是我爸留下来的。你看看。”
刘志远低头看了一眼信纸，然后又抬头看了看老张的脸色。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了，换成了一种凝重的、警惕的表情。
他接过信纸，就着门口的光线看了一遍。
老张死死地盯着他的脸，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
刘志远看完信，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抬起头，苦笑了一下。
“建国哥，这封信……是你爸去年写的。”
老张愣住了。
“什么？”
“我是前年搬来的，你爸这封信上面写的日期——你看——”刘志远把信纸翻过来，指了指信封背面。
老张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信封背面有一个黑色的邮戳，圆形的，上面有“河南·安阳”的字样，中间是日期。
邮戳上的日期是：2024年9月15日。
今天是2024年9月12日。
明天。
邮戳上的日期，是明天。
二
老张以为自己眼花了。
他揉了揉眼睛，把信封凑到眼前。黑色的油墨印得很清楚，每一个数字都棱角分明——2、0、2、4、0、9、1、5。
明天。
邮戳上的日期是明天。
他翻过信封，看了看正面。信封上没有贴邮票，没有寄件人地址，也没有收件人地址。只有五个字：“张建国亲启”。信封的封口是用米饭粒粘的，他刚才已经挑开了。
这封信没有经过邮局。
那这个邮戳是怎么来的？
“你刚才说什么？”老张的声音有些发飘，“你说这封信是去年写的？”
刘志远点了点头。他从门框上取下一样东西——是一本挂历，去年的挂历，封面上印着一只红色的生肖狗。他把挂历翻到某一页，用手指点着。
“你看，去年九月，你回来过一次，还记得吗？你爸那时候身体还硬朗，你走之前他还送你去村口坐车。”
老张想起来了。去年秋天，厂里放了一周的假，他回来看了看父亲。走的那天早上，父亲确实送他到村口，还塞给他一袋自家种的苹果。他记得父亲那天穿了一件灰色的夹克，头发白了不少，但精神还好。
“你走了之后没几天，”刘志远继续说，“有一天晚上，你爸来找我，拿了一封信给我看。就是这封。他问我，这个邮戳上的日期是怎么回事。”
老张的手指在信封上摩挲着，指尖感受着邮戳上微微凹陷的印痕。这个邮戳不像是后来盖上去的——油墨已经渗进了纸纤维里，边缘有一点洇开，是那种老式邮戳才会有的效果。现在的邮局早就不用这种圆戳了。
“你怎么说的？”老张问。
“我能怎么说？”刘志远苦笑了一下，“我说这不可能啊，今天是九月七号，邮戳上怎么可能是十五号？我说是不是您记错了，这封信不是今天写的？你爸说不是，就是今天写的，下午刚写完，装在信封里，用米饭粒粘好，然后就发现信封背面多了一个邮戳。”
“多了一个邮戳？”
“对，你爸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写完信装进信封，封好口，翻过来一看，背面就有了这个邮戳。他以为是我不小心盖上去的——他以为我家里有邮戳这种东西。”
老张沉默了一会儿。
“我爸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刘志远没有立刻回答。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拖鞋，脚尖在地上碾了碾。院子里有一棵枣树，风一吹，树叶沙沙地响。
“说了。”刘志远的声音低了下去，“你爸说……他觉得自己活不长了。”
“为什么？”
“他说他身体不舒服，胸口老是闷，喘不上气。他去医院看过，医生说心脏有问题，要做支架。但是他不想做，怕花钱，也怕下不了手术台。他说他活够了，不想折腾了。”
老张的喉咙又堵上了。他知道父亲心脏不好，也知道医生建议做支架。他跟妹妹商量过，两人凑钱，让父亲去做手术。但是父亲死活不肯，说吃药就行，不用动刀。他们劝了几次，劝不动，也就由着他了。
“但是这封信——”老张把信纸重新展开，“这上面写的，是有人杀他。是你。”
刘志远抬起头，直视着老张的眼睛。他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种疲惫的坦然。
“建国哥，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
“你爸是怎么死的？”
“心梗。医院说的。”
“对，心梗。”刘志远点了点头，“心梗是病，不是被人杀的。你爸写这封信的时候，可能……可能脑子不太清楚。他那时候老是说一些奇怪的话。”
“什么奇怪的话？”
刘志远犹豫了一下。
“他……他说东屋里有声音。每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听见东屋里有敲墙的声音。咚咚咚，三下，停一会儿，又是三下。他说是我在敲墙。”
“你敲了吗？”
“我敲那个干什么？”刘志远有些无奈，“我一个单身汉，晚上看看电视就睡了，我敲墙做什么？再说了，我住在东屋，你爸住在正房，我们中间隔着一道墙，我要敲也是敲我们之间的那道墙，对吧？但是你爸说声音是从东屋外面的方向传来的——不是我们之间的那道墙，是东屋的外墙。”
老张皱了皱眉头。东屋的外墙外面是巷子，巷子对面是一堵废墙，墙后面是一片荒地。那个方向不可能有人。
“我跟他说了好几次，我说没有人在敲墙，您可能是耳鸣了，或者风声。他不信，他说他听得清清楚楚，就是有人在敲，三下一组，很有规律。他说是有人想害他，在外面给他敲丧钟。”
夜风吹过来，老张后背一阵发凉。
“后来呢？”
“后来我就陪他去医院看了一下。医生说可能是耳鸣，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让他吃吃看。但是他吃了之后还是说能听见。再后来，他就开始写这封信了。”
刘志远指了指老张手里的信纸。
“他写完这封信的第二天，又来找我，说邮戳上的日期变了。”
“变了？”老张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半度。
“变了。前一天还是十五号，第二天他一看，变成了十六号。一天一天往后推，每天都比当天晚几天。”
老张低头看了看邮戳上的日期。2024年9月15日。今天是9月12日。晚三天。
“他一直盯着这个邮戳，每天看，每天都发现日期变了。他说这个邮戳是倒计时，等邮戳上的日期变成今天，他就要死了。”
老张的手开始发抖。
“后来呢？”他终于挤出这几个字。
“后来……”刘志远的声音更低了，“后来你爸越来越不对劲。他开始不出门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白天也拉着。我敲门他也不开，隔着门跟我说几句话。他说他不能开门，开门就会有人进来杀他。他说那个杀他的人，就住在东屋。”
“所以你觉得——”
“我没有杀他。”刘志远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坚定，“建国哥，你爸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在厂里上夜班。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我们车间有打卡记录，有监控，你可以去查。你爸是那天晚上十一点多送到医院的，对吧？那个时候我在车间里，我的工友可以作证。”
老张沉默了。
“那你觉得，”老张的声音很低，“我爸是怎么死的？”
刘志远沉默了很久。风停了，枣树安静下来，院子里静得能听见蟋蟀的叫声。
“我觉得，”刘志远慢慢地说，“你爸是自己把自己吓死的。”
三
老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正房的。
他坐在父亲生前坐的那把藤椅上，椅子发出吱呀一声响。他把那封信放在膝盖上，盯着邮戳上的日期看了很久。
2024年9月15日。
明天。
如果刘志远说的是真的——这封信是去年写的，邮戳上的日期一直在变，每天往后推一天——那么明天，邮戳上的日期就要变成“今天”了。
明天会发生什么？
老张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可能是太累了。三天没有睡觉，人会产生幻觉。邮戳上的日期不可能是明天——一定是自己看错了。
他拿起信封，又看了一遍。
2024年9月15日。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又看了看手机上的日期——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晚上十点三十七分。
没错，今天是12号。邮戳上是15号。明天是13号，邮戳上的日期是15号。不对——刘志远说邮戳上的日期一直在变，每天往后推一天——那明天邮戳上的日期应该变成16号才对。
除非——这个邮戳上的日期，就是9月15日。不管今天是几号，它永远指向同一个日子。
9月15日。
明天。
老张突然觉得后背一阵恶寒。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在身后倒了下去。他没有管，快步走到门口，拉开门帘，推开房门。
院子里的月光很淡，被云层遮住了大半。东屋的灯已经灭了，刘志远应该睡了。他站在门口，朝东屋的方向看了一眼。
东屋的墙壁是青砖砌的，年头久了，砖缝里长出了细细的草。外墙朝着巷子的那一面，有一扇窗户，窗户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老张的目光沿着墙壁移动，最后停在了东屋的外墙角。那里有一棵半死不活的石榴树，是他小时候种的，从来没有结过像样的果子。
他盯着那棵树看了很久。
然后他听见了一个声音。
“咚。”
很轻，很远，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老张屏住呼吸，侧耳倾听。
“咚。”
又是一下。
声音是从东屋的外墙方向传来的——不对，更远一些，像是从巷子里传来的，又像是从那堵废墙后面传来的。
“咚。”
三下。
然后停了。
老张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的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地跳。
他等了五分钟，十分钟。没有再想起。
他转身回到屋里，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站了很久。然后他走到父亲的床前，躺了下来。床上的被褥还残留着父亲的气味。他把脸埋进枕头里，闭上了眼睛。
他没有睡着。他陷入了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脑子里闪过一些模糊的画面：父亲的脸，刘志远的笑，邮戳上的数字，还有那个声音——咚咚咚，三下。
他猛地睁开眼睛。
天已经亮了。灰白色的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
老张坐起来，看了一眼手机。早上六点十五分。他睡了不到四个小时，但是脑子清醒了一些。他想了一夜，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查清楚这件事。
他先给妹妹张建红打了一个电话。
“建红，我问你一件事。爸去年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奇怪的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什么奇怪的话？”
“就是……关于邻居的，关于东屋的，关于有人要害他的。”
张建红的声音有些紧张。“哥，你怎么突然问这个？爸都走了，你别——”
“你就告诉我，有没有。”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张建红说：“有一次，大概去年秋天吧，我打电话给爸，他说他晚上睡不好，老是听见有人在敲墙。我说是不是东屋的邻居，他说不是，他说那个声音是从外面传进来的。我让他去医院看看，他说看过了，医生说没事。后来我就没再问了。”
“他没说别的？”
“没有。哥，你到底——”
“没事了。你照顾好自己。”
老张挂了电话。
他洗了一把脸，出了门。他没有去找刘志远，而是直接去了村委会。
村委会的办公室在村口，一排平房，墙上刷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他在门口碰见了村主任王大海，一个五十多岁的胖男人，正蹲在台阶上抽烟。
“大海哥，问你个事。”
王大海抬起头，看见是老张，站了起来。“建国啊，你爸的事办完了？节哀啊。”
“办完了。我想问你，住在我们家东屋的那个刘志远，你了解他吗？”
王大海皱了皱眉头，把烟头掐灭在台阶上。“刘志远？你怎么突然问他？”
“我爸留了一封信，说了一些事情。我想确认一下。”
王大海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你等一下。”
他走进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拿出一本登记簿，翻了翻。
“刘志远，男，四十三岁，未婚，安阳市龙安区人，前年三月份租了你家的东屋，在镇上宏达机械厂上班。这些你都知道吧？”
“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前科？或者什么不好的传闻？”
王大海看了老张一眼，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建国，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往心里去。”
“你说。”
“你爸去年找过我几次。他说刘志远要害他，让我把刘志远赶走。我去了解了一下情况，刘志远这个人，老实巴交的，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从来不跟人吵架斗殴，在厂里评过先进工作者。我又问了其他邻居，都说刘志远人不错，见人就笑，还帮村里的孤寡老人修过水管。你说他害人——他害你爸什么？图什么？”
老张没有说话。
“后来我又问了你爸，我说叔，你说他害你，他到底怎么害你了？你爸说不出来，就是反复说东屋有声音，有人在敲墙。我让他去医院看看，他说看鬼了。后来我也没太当回事，觉得老人家可能是年纪大了，有点疑神疑鬼的。”
王大海说“疑神疑鬼”的时候，语气很轻。
“那封信呢？”老张问，“我爸去年写的那封信，你见过吗？”
“见过。你爸拿来给我看过。就是写刘志远是凶手的那个。我看了那封信，说实话，我觉得你爸可能是在做梦。那封信上的邮戳——日期是未来的。这不可能啊，对吧？邮局的人不会盖一个未来的日期的。我怀疑是你爸自己画的，或者——反正不正常。”
老张点了点头。他没有告诉王大海，那封信上的邮戳还在，日期依然是未来的——明天。
“大海哥，宏达机械厂的电话你有吗？”
“有，你等一下。”王大海从登记簿上找到一个号码，抄在一张纸条上递给老张。
老张道了谢，走到村委会外面的空地上，拨通了宏达机械厂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声音很公事化。
“你好，我想查一下你们厂一个员工的考勤记录。刘志远，男，四十出头。”
“你是谁？公安局的？”
“不是，我是他房东的家属。我想确认一下他9月9号晚上的考勤。”
“这个我们不能随便透露——”
“我父亲9月9号晚上去世了。刘志远说他那天晚上在厂里上夜班，我需要确认一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等一下。”
过了几分钟，那个女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刘志远，9月9号，晚上七点五十八分打卡上班，第二天早上七点五十五分打卡下班。监控记录也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厂里看。”
“谢谢。”
老张挂了电话。
刘志远没有撒谎。9月9号晚上，父亲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刘志远确实在厂里。
如果刘志远不是凶手，那父亲为什么会在信里写“杀我的人就是住在咱们家东屋的邻居”？
如果那封信是去年写的，邮戳上的日期为什么会是明天？
如果邮戳上的日期是明天——那明天会发生什么？
老张站在村口，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暖洋洋的。但是他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
四
老张在村口站了很长时间，直到阳光从暖变热。他决定去一趟镇上的邮局。
从村里到镇上，骑电动车要二十分钟。路两边是玉米地，玉米已经长得很高了，秸秆密匝匝的，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老张不由自主地朝玉米地里看了几眼，什么也没有。
镇上的邮局在十字街口，一间不大的门面，绿色的招牌已经褪色了。老张推门进去，里面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正趴在柜台上看手机。
“你好，我想问个事。”
女人抬起头，把手机扣在柜台上。“什么事？”
老张从口袋里掏出信封，放在柜台上。“这个邮戳，是你们邮局的吗？”
女人拿起信封，凑近了看了看。“这是我们邮局的戳，没错。安阳，龙安支局——对，就是我们。”
“这个日期——9月15号——是什么时候盖的？”
女人把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又放在灯光下照了照。
“这个戳……有点奇怪。”
“怎么奇怪？”
“你看，这个油墨的渗透程度，至少是一年以上的。新盖的戳油墨不会洇成这样，这个油墨已经渗进纸纤维里了。但是——”她又看了看日期，“这个日期是今年的9月15号，还没到呢。”
“所以这个戳不可能是最近盖的？”
“不可能。这个戳至少是一年前盖的。”女人肯定地说。
“那有没有可能，一年前有人盖了一个未来的日期？”
女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个不可能。邮戳的日期每天都要调的，今天是几号就改几号，不可能提前。你要改明天的日期，那得等明天。这是规定。”
“那这个戳——”
“我也不知道。”女人把信封还给他，“可能是有人自己刻了一个戳？或者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弄来的？反正我们邮局不会盖这种戳。”
老张把信封收好，道了谢，走出邮局。
有人自己刻了一个戳？
谁会刻这样一个戳？为什么要刻一个未来的日期？
他又想起了刘志远的话：“你爸说是今天刚写的，装进信封封好，翻过来一看，背面就有了这个邮戳。”
如果是父亲自己刻的戳——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伪造一个未来的邮戳？
不对。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村子，他连手机都用不利索，怎么可能去刻一个邮戳？而且，如果他是自己刻的，他不会说“翻过来一看就有了”——他会知道自己盖上去的。
如果不是父亲自己刻的——那是谁？
老张的脑子里浮现出刘志远的脸。瘦长脸，高颧骨，眯着眼睛笑。他摇了摇头。刘志远不像那种人——但是谁又说得准呢？
他骑上电动车，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镇上派出所。
派出所的民警姓李，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看起来不到三十岁，说话却很老练。
“张师傅，你说你父亲留下了一封信，说被人谋杀了？”
“对。”
“但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写的是急性心肌梗死。”
“我知道。但是那封信——”
“信能给我看看吗？”
老张把信递过去。李警官看了一遍，又看了看信封上的邮戳。
“这个邮戳——”
“我知道，日期是明天。但是邮局的人说了，这个戳至少是一年前盖的。”
李警官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把信放在桌子上，沉默了一会儿。
“张师傅，我跟你说实话。仅凭这封信，我们没办法立案。”
“为什么？”
“第一，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自然死亡，不是他杀。如果你要推翻这个结论，需要法医重新鉴定。但是你父亲已经火化了，对吧？”
老张点了点头。
“第二，这封信本身有很大的问题。邮戳上的日期是未来的，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拿到法庭上，对方的律师一句话就能把它推翻。”
“但是邮局的人说了，这个戳是一年前盖的——”
“那也只能说明这个戳是伪造的。伪造的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老张沉默了。
“第三，”李警官继续说，“你指控的对象——刘志远——在案发时间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我刚才查了一下，宏达机械厂确实有他的打卡记录和监控录像，9月9号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他一直在厂里。从镇上到你们村，开车要二十分钟，来回四十分钟，他不可能在上班期间离开那么长时间而不被发现。”
“所以呢？”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说，你父亲的死因是急性心肌梗死，没有外力作用的痕迹；你指控的嫌疑人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而作为核心证据的这封信，本身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这个案子，我们没办法立案。”
老张知道李警官说的是对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但是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不对，这件事不对。
“李警官，如果我说，我昨天晚上也听见了那个声音呢？”
“什么声音？”
“敲墙的声音。咚咚咚，三下。从东屋的外墙方向传来的。”
李警官的表情变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
“张师傅，你三天没有睡觉了，精神状态不太好。我建议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等缓过来了再说。如果你还是觉得有问题，可以再来找我。”
老张站起来，拿回那封信，走出了派出所。
五
回到村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老张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村子东头的老李家。老李是父亲的老朋友，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一个回了村，一个留在了城里。退休之后，老李回了村，跟父亲又成了邻居。
老李家的院门开着，老李正坐在院子里剥蒜。看见老张进来，他放下手里的蒜，站起来。
“建国？你来了。吃饭了没有？让你婶子给你下碗面。”
“不用了，李叔。我来问你点事。”
老李看了看他的脸色，叹了口气。“问你爸的事？”
“对。”
老李重新坐下来，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坐吧。”
老张坐下来，把那封信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他没有提邮戳上的日期是明天——他觉得说出来太荒唐了。
“李叔，我爸去年有没有跟你说过，他跟东屋的邻居有矛盾？”
老李沉默了很久。他拿起一颗蒜，慢慢地剥着，蒜皮一片一片地落在膝盖上。
“你爸去年找过我几次。他说东屋那个人要害他。我说人家害你什么？他说那个人每天晚上敲墙，给他敲丧钟。我说你肯定是听错了，那是风刮的，或者老鼠。他不信，他说他听得真真切切的，就是有人在敲。”
“你觉得呢？是真的有人在敲，还是我爸——”
老李停下了剥蒜的手。
“建国，我跟你说个事。你爸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情况。”
“什么情况？”
“疑心。你爸这个人，心思重，什么事都往心里去。当年在厂里的时候，有一次他跟一个工友闹了矛盾，后来那个工友调走了，你爸愣是说人家在背后搞他，说人家在领导面前告了他的黑状。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就是他自己想的。”
老张知道这件事。母亲活着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过，说父亲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疑心太重。
“后来呢？”
“后来你妈走了之后，你爸一个人住在老宅子里，这种情况又严重了。前几年他说村西头的王老三偷了他地里的玉米，其实那玉米是让野猪拱的。去年他又说东屋的邻居要害他。我跟他说了好几次，让他去看看医生，他不去。后来他自己去了，医生给开了药，吃了好像好了一点。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他开始写东西了。”
“写什么？”
“写信。就是写给你那封信。他写了好几版。”
老张猛地抬起头。“好几版？”
“对。他写了撕，撕了写，写了大概有四五版。每一版都是差不多的内容——杀我的人是东屋的邻居。每一版上面都有一个邮戳，日期都是未来的。我见过最早的一版，邮戳上的日期是去年十月份，后来变成了十一月、十二月，一直往后推。”
“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信？”
老李叹了口气。
“我觉得，他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他觉得有人要害他，但是他拿不出证据，也没有人相信他。所以他写了一封信，把凶手写在信里，然后把邮戳弄成一个未来的日期——他觉得这样就能证明，他的死不是意外，是早就注定的。”
“邮戳是他自己弄的？”
“我不知道。可能是他自己刻的，也可能是他找人刻的。他这个人手巧，年轻的时候做过钳工，刻个戳对他来说不难。”
老张沉默了。他低头看着手里的信封，看着那个黑色的邮戳，看着上面的日期——2024年9月15日。
明天。
如果邮戳是父亲自己刻的，那这个日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9月15日？
“李叔，我爸是9月9号走的。邮戳上是9月15号。如果他想把邮戳弄成他去世的日期，为什么不弄成9月9号？”
老李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也许——也许他觉得9月15号是个什么特别的日子？”
特别的日子。9月15号。
老张想了一会儿，想不出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不是父亲的生日，不是母亲的忌日，不是任何节日。
他从老李家出来，走在村里的土路上，脑子里乱成了一团麻。阳光很烈，晒得地上的泥土都裂开了细密的纹路。他低着头走路，没有看前方，差点撞上一辆停在路边的拖拉机。
他抬起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走到了村口的老槐树下面。这棵槐树有几百年了，树干粗得三个人都抱不住，树冠遮天蔽日，投下一大片阴凉。树下有一块青石板，被几代人的屁股磨得光滑发亮。
老张在青石板上坐下来，掏出一根烟，点上。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常常带他到这棵树下乘凉。夏天的晚上，村里的人都聚在这里，男人们抽烟聊天，女人们纳鞋底，孩子们在树荫下追逐打闹。父亲不怎么说话，总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听别人说。偶尔有人问他一句，他才简短地答上一两个字。
老张一直觉得父亲是一个沉默的、木讷的人。他不善于表达感情，从小到大，老张几乎没有听父亲说过一句“我爱你”或者“我为你骄傲”。父亲的爱是藏在行动里的——给他交学费，给他做饭，给他缝衣服上的扣子。他不会说，只会做。
所以当老张读到那封信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怀疑父亲的精神状态，而是愤怒。因为父亲从来不会无的放矢——他说东屋的邻居杀了他，那就一定有什么原因。
但是所有的人都告诉他：你爸有病，他疑神疑鬼，他产生了幻觉。
王大海这么说，老李这么说，李警官也这么说。
连刘志远自己都说——“你爸是自己把自己吓死的。”
如果所有人都说一件事是对的，那它大概就是对的。老张这样告诉自己。
但是那个声音呢？
昨天晚上他听见的那个声音——咚咚咚，三下——是从东屋的外墙方向传来的。那不是幻觉，他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他醒着，站着，风吹在他脸上，蟋蟀在叫——然后那个声音就来了。
如果那个声音确实存在——那父亲说的就不是幻觉。
老张把烟头掐灭在青石板上，站起来。
他要搞清楚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
六
下午两点钟，老张回到了老宅子。
院子里很安静，阳光把青砖地晒得发烫。东屋的门关着，刘志远的拖鞋摆在门口，一双灰色的塑料拖鞋，鞋底磨得很薄了。
老张没有去东屋，而是绕到了院子的后面。院子的后面是一条窄巷子，只能容一个人通过。巷子的另一边是一堵废墙，墙头上长满了野草，墙面上刷着一条已经模糊不清的标语——“农业学大寨”。废墙后面是一片荒地，荒地上长着齐腰高的蒿草。
东屋的外墙就朝着这条巷子。墙上有一扇窗户，窗户很高，老张踮起脚尖勉强能够到窗台。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窗户下面是一堆碎砖烂瓦，还有几个空花盆。
老张沿着巷子走了一遍，仔细查看地面和墙壁。墙壁是青砖砌的，年头久了，有些地方的砖已经酥了，用手指一抠就掉渣。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没有脚印，没有工具留下的痕迹。
他又走到废墙后面，站在荒地里，朝东屋的方向看。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东屋的屋顶上长着一蓬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摇晃晃的。屋顶的瓦片有些松动了，有几片滑下来，挂在屋檐上。
老张转过身，准备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一个声音。
“咚。”
很轻，很远。
老张猛地转过身，面朝东屋的外墙。
“咚。”
又是一下。这次比刚才清晰一些，好像是从墙里面传出来的。
“咚。”
三下。
然后是一阵极其细微的窸窣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又像是风声穿过蒿草。
老张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东屋的外墙，盯着那扇窗户，盯着窗户下面的碎砖烂瓦。
什么都没有。
他站了足足五分钟，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慢慢地后退了几步，转身走出了荒地。
回到院子里，他站在东屋门前，犹豫了一下，抬手敲了敲门。
没有人应。
他又敲了三下。还是没有回应。
他试着推了一下门——门是锁着的。
刘志远不在家。
老张回到正房，坐在藤椅上，又开始看那封信。他已经把这封信看了不下一百遍，每一个字都能背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一遍一遍地看，好像多看一遍就能从中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似的。
“我知道一些事情。”
父亲知道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会让一个人怕到要杀人灭口？
刘志远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厂工人，四十出头，单身，老实巴交的。他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老张闭上眼睛，试图从记忆里搜索关于刘志远的任何信息。
前年春天，父亲打电话给他，说想把东屋租出去，贴补点家用。老张说行，你看着办吧。过了几天，父亲又打电话来说，租出去了，租给了一个在镇上工厂上班的人，姓刘，人挺老实的。老张说行，你高兴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