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每次回家，都能看见刘志远。有时候在院子里碰见，刘志远会主动跟他打招呼——“建国哥回来了？”“建国哥吃了没有？”——很客气，很热情。
老张从来没有跟刘志远深入聊过。他不知道刘志远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为什么一个人跑到这个村子里来租房住。他只知道刘志远在宏达机械厂上班，上夜班，白天睡觉，晚上上班。
等等。
白天睡觉，晚上上班。
那父亲说的“晚上听见敲墙的声音”——如果刘志远晚上在上班，那敲墙的人就不可能是他。
但是父亲说声音是从东屋传来的——不是东屋里面，而是东屋的外面。
如果不是刘志远，那会是谁？
老张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宏达机械厂的电话，还是刚才那个号码。
“你好，又是你？”那个女人的声音有些无奈。
“不好意思，再问一个事。刘志远在你们厂里上夜班，是每天晚上都上吗？”
“不是。他是轮班的，上三天夜班，休一天，然后换白班。具体排班表你得问车间主任。”
“那9月9号之前那几天，他上的是什么班？”
“你等一下。”
过了一会儿，女人回来了。
“9月5号到9月7号，他上的是白班。8号休息，9号开始上夜班。”
9月5号到7号，白班。8号休息。9号夜班。
父亲是9月9号晚上去世的。8号刘志远休息，9号白天他也在家——因为夜班是晚上八点才开始。
如果敲墙的声音是在晚上——那8号晚上，刘志远在家。9号晚上，刘志远不在家——但是父亲是9号晚上被送到医院的，时间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多。也就是说，父亲出事的时候，刘志远已经在厂里了。
老张放下手机，揉了揉太阳穴。他的脑子又开始发胀了。
他需要休息。他已经三天没有好好睡觉了，再这样下去，他也会像父亲一样——产生幻觉，听见不存在的声音。
他走到父亲的床边，躺下来，闭上眼睛。
这一次，他很快就睡着了。
七
老张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回到了小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蓝色的背心，膝盖上磕破了一块皮。他蹲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画。
父亲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创可贴。他蹲下来，把创可贴贴在老张的膝盖上。他的手很大，手指粗短，指节突出，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
“爸，东屋里有人。”梦里的老张说。
父亲的手停了一下。
“没有人。东屋空着呢。”
“有。我听见了。咚咚咚，三下。”
父亲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东屋门前，推开门，走进去。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脸上没有表情。
“没有人。你听错了。”
“我没有听错。我真的听见了。”
父亲没有再说话。他走回屋里，关上了门。
老张从梦中惊醒。
他浑身是汗，背心湿透了。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橘红色的晚霞把窗帘映得一片通红。他看了一眼手机——下午六点二十三分。他睡了四个多小时。
他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梦里的情景太真实了，真实得让他分不清那是梦还是记忆。他确实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院子里玩，听见东屋里有声音——但是东屋那时候是空着的，堆着杂物，没有人住。父亲进去检查了一遍，说没有人，是老鼠。
但是梦里的那个声音——咚咚咚，三下——跟他昨天晚上听见的一模一样。
一样的节奏，一样的音色，一样的感觉。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墙里面。
老张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暗下来了，东屋的窗户黑漆漆的，没有开灯。刘志远可能还没回来，也可能在睡觉。
他走出房门，站在院子里。晚风吹过来，带着一股泥土和草木的气息。枣树的影子在地面上摇晃。
他朝东屋走去。
走到门前，他停了一下。门还是锁着的。他绕到东屋的侧面——就是朝着巷子的那一面——站在外墙下面。
墙很高，比他高出一个头。窗户在墙的上半部分，窗台的高度大概在两米左右。他踮起脚尖，伸出手，勉强能够到窗台的下沿。
他试着跳了一下，手指抓住了窗台的边缘，把自己拉上去了一点。他的眼睛刚刚越过窗台的高度，透过窗帘的缝隙，看见了东屋里面的情景——
里面很暗，只有一点微弱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他看见了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一条灰色的床单，叠得整整齐齐。床对面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的台式电脑，屏幕是黑的。桌子旁边是一个衣柜，柜门关着。
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老张松了手，落回地面。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过身。
然后他看见了刘志远。
刘志远站在巷子口，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馒头和一袋咸菜。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服，工服上沾着油污，显然刚下班。他正看着老张，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愤怒，不是惊讶，而是一种疲惫的、无可奈何的悲哀。
“建国哥，你在干什么？”刘志远的声音很平静。
老张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出来。
“你在听那个声音？”刘志远替他说完了。
老张沉默了。
刘志远走过来，把塑料袋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点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吐出来。
“你也听见了，对吧？”刘志远说。
老张点了点头。
“你爸说的时候，我不信。我觉得他是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后来——”刘志远停顿了一下，“后来我也听见了。”
老张的心跳漏了一拍。
“你听见了？”
“嗯。大概三个月前开始。晚上，大概十一二点的时候，咚咚咚，三下。从外墙的方向传来的。我起来看了好几次，打开门出去看，巷子里什么都没有。有一次我搬了梯子，爬到窗户上看——什么也没有。”
“你告诉别人了吗？”
“告诉了谁？”刘志远苦笑了一下，“告诉你爸？他已经够害怕的了。告诉村主任？他会觉得我也疯了。告诉厂里的人？他们会把我当笑话讲。”
“你有没有想过，那个声音是什么？”
刘志远沉默了很久。他抽完了一根烟，又点上了一根。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老鼠？不对，老鼠不会发出那种声音，太规律了，三下一组。树枝刮墙？我检查过，外墙周围没有树枝。风？那天晚上没有风。隔壁有人在敲？废墙后面是荒地，没有人。”
“那你觉得是什么？”
刘志远转过头，看着老张。暮色中，他的眼睛很亮。
“建国哥，你信不信这个世界上有说不清的事？”
老张没有回答。
“我不信。”刘志远自己回答了自己，“我是一个工人，我修了二十年机器，我相信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机器坏了，要么是零件磨损，要么是电路故障——总有一个原因。同样，那个声音也一定有一个原因。只是我还没有找到。”
“所以你一直在找？”
“对。我每天晚上都在听，都在记。什么时间响，响几下，从哪个方向传来的。我记了三个月，记了一本子。”
他从工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递给老张。老张接过来，翻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每一页都画着表格，上面有日期、时间、次数、方向、备注。
“9月10日，23：17，三下，东墙，无风。”
“9月11日，22：43，三下，东墙偏北，有小雨。”
“9月12日，23：05，三下，东墙，无异常。”
“9月13日，——”
9月13日的格子是空的。
“今天还没到时间。”刘志远说。
老张翻着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看。记录很详细，有时候一天响一次，有时候两次，有时候不响。最晚的一次是凌晨两点多，最早的一次是晚上九点多。但是大部分都集中在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
“你发现什么规律了吗？”老张问。
刘志远把烟头掐灭。
“有一个规律。这个声音，不是每天都有的。我统计了一下，三个月里面，大概有四十多天有声音。分布很不均匀——上个月特别多，有二十多天都响了。前个月只有七八天。”
“跟天气有关系吗？”
“我一开始以为是风，但是后来发现没风的时候也响。跟温度、湿度都没有明显的关系。”
“跟人的活动有关系吗？”
刘志远看了老张一眼。“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在搞鬼？”
刘志远沉默了一会儿。
“我想过这个可能。但是如果是人，他不可能每次都不留下痕迹。我检查过外墙周围，没有脚印，没有工具痕迹。而且——”他停顿了一下，“那个声音有时候听起来不像是在墙外面。”
“像在哪里？”
“像在墙里面。”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老张的太阳穴。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东屋外面听见的声音——父亲说是老鼠。他想起父亲说的“东屋里有声音”——刘志远说是耳鸣。他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听见的声音——从外墙方向传来的，但是仔细听，又像是从墙里面传出来的。
“墙里面有什么？”老张的声音有些发紧。
“空心。”刘志远说，“我检查过，这面墙是空心的。老式的砖墙，两层砖中间有缝隙，大概十公分左右。”
“十公分……”老张自言自语。
“放不下一只猫，但是可以放下一些别的东西。”
“什么东西？”
刘志远没有回答。他弯腰捡起地上的塑料袋，走到东屋门前，掏出钥匙打开门。他回头看了老张一眼。
“建国哥，进来坐坐？”
老张犹豫了一下，跟着他走了进去。
八
这是老张第一次走进刘志远的房间。
房间不大，大概十五六个平方。地面是水泥的，但是扫得很干净。单人床靠着东墙，床头放着一盏台灯。桌子靠着北墙，上面放着那台老式电脑，电脑旁边摞着几本书——老张瞄了一眼，看见了几本机械维修的教材，还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
西墙边放着一个书架，书架上的书不多，大部分是技术类的。书架的顶层放着一只闹钟，闹钟的秒针在走，滴答滴答的。
南墙是窗户那面墙，窗帘拉着。
“随便坐。”刘志远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从床底下拉出一把折叠椅，打开，放在老张面前。
老张坐下来，环顾四周。这个房间收拾得很整齐，一切都井井有条。但是房间里有一样东西引起了老张的注意——北墙上钉着一张纸，纸上画着一张图，是用尺子画的，线条笔直，标注着尺寸。
“这是什么？”
刘志远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这是东屋的平面图。我画的。我想搞清楚墙里面的结构。”
老张站起来，走到图前面。图上面标注得很详细——墙的厚度，砖的排列方式，两层砖之间的缝隙宽度，窗户的位置，门的位置。东墙——就是朝着巷子的那面墙——被特别标注了，上面画了很多箭头和问号。
“你找到了什么？”
刘志远从书架上拿下一只手电筒，走到东墙前面，蹲下来。他把手电筒打开，照着墙根的地方。
“你看这里。”
老张蹲下来，顺着光看过去。墙根的地方有一块砖，跟周围的砖不太一样——颜色稍微浅一些，砖缝里的水泥也新一些，像是后来重新砌上去的。
“这块砖……”
“对，这块砖被动过。我刚开始注意到的时候，以为是我的错觉，但是用尺子量了一下，这块砖的尺寸跟其他的砖不一样——比标准的砖窄了两公分。”
“里面是什么？”
“不知道。我没有动它。我怕——”
他没有说下去。
“我来。”老张说。
他伸出手，指尖触到了那块砖的表面。砖面很凉，有一种潮湿的、阴冷的感觉。他用指甲抠了抠砖缝里的水泥——水泥已经干了，但是不是很硬，有一些地方甚至有些松软。
他花了大概十分钟，把砖缝里的水泥一点点抠掉。然后他用手指扣住砖的边缘，试着往外拉。
砖纹丝不动。
他又试了一次，用上了全身的力气。
“我来帮你。”刘志远也蹲下来，两个人一起用力。
砖松动了一下，发出一种沉闷的、沙哑的声音。
他们又拉了几下，砖终于从墙里被抽了出来。
一股气流从墙洞里涌出来。不是风，是一种气流——比空气凉一些，带着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霉味，不是腐味，而是一种老旧的、封闭了很久的气味。
老张把手电筒对准墙洞，往里照。
墙洞不大，大概十公分宽，二十公分高，深度大概也是二十多公分。洞里面——
洞里面有东西。
老张的呼吸停住了。
墙洞里放着一个铁盒子。盒子不大，大概巴掌大小，锈迹斑斑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深绿色的铁锈，几乎跟砖的颜色融为一体。
“这是什么？”刘志远的声音有些发抖。
老张没有回答。他把手伸进墙洞里，指尖触到了铁盒子的表面。盒子很凉，比砖还要凉。他把盒子拿出来，放在手心里。
盒子是铁的，方形的，边缘有铰链，是一个小铁匣子。盒盖上刻着一些花纹——不，不是花纹，是字。字迹已经被锈蚀得几乎看不清了，但是老张用手指顺着笔画摸了一遍，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了几个字。
“张……德……厚……”
张德厚。
他父亲的名字。
老张的手开始剧烈地颤抖。铁盒子在他的掌心里晃动，发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里面有东西。
他试着打开盒盖。铰链已经完全锈死了，纹丝不动。
“给我。”刘志远从抽屉里拿出一把螺丝刀，递给老张。
老张用螺丝刀撬了几下，铰链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然后盒盖弹开了。
盒子里面铺着一层发黄的棉絮，棉絮上面放着几样东西。
一枚像章。铜质的，上面刻着一个老张不认识的图案。
一张发黄的纸条。纸条折成了四折，边缘已经脆了。
还有一把钥匙。一把很小的钥匙，铜的，大概只有两厘米长，钥匙齿很浅。
老张先拿起那张纸条，小心翼翼地展开。纸条上的字是用钢笔写的，蓝色的墨水已经褪色了，变成了灰蓝色。但是他还是勉强读出了内容。
“德厚：你要是看到这个盒子，就说明我走了。东屋墙里的东西，你帮我保管着。别告诉任何人。等我儿子回来，把东西交给他。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兄德明一九七五年三月”
老张读完纸条，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在原地。
张德明。
张德明是他的大伯。他父亲的亲哥哥。
老张从来没有见过大伯。他只知道大伯在很多年前就死了，死在外面，尸骨都没有回来。父亲从来不提大伯的事，每次有人问起，他就沉默不语。老张小时候问过一次，被父亲狠狠地瞪了一眼，从此再也不敢问了。
一九七五年。那是四十九年前。
大伯在一九七五年留下了这个盒子，藏在东屋的墙里面。
而父亲——父亲知道这个盒子在这里。
“我知道一些事情。”
父亲在信里写的“我知道一些事情”——是不是跟这个盒子有关？
刘志远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他看着老张手里的纸条，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建国哥，你大伯——是什么人？”
老张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他把纸条放回盒子里，拿起那枚像章。像章的背面刻着几个字——“安阳机修厂”。正面是一个齿轮和一把锤子的图案。
他又拿起那把钥匙。钥匙很小，很轻，像是开抽屉锁或者箱子锁的。钥匙柄上刻着一个数字——“07”。
老张把三样东西重新放回盒子里，盖上盖子，站起来。
“刘师傅，这个盒子我先拿走。”
刘志远点了点头。“这是你家的东西，你拿走。”
老张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
“刘师傅，谢谢你。”
刘志远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了一下。“谢我什么？我搬进来快两年了，天天跟这个盒子隔着一道墙，愣是没发现。要是早点发现——你爸可能就不会——”
他没有说完。
老张知道他的意思。
九
老张带着铁盒子回到正房，把盒子放在父亲的桌子上。他坐在藤椅上，盯着盒子看了很久。
他需要搞清楚几件事。
第一，大伯张德明是什么人？他在一九七五年留下了这个盒子，说“等我儿子回来，把东西交给他”——但是大伯有儿子吗？老张从来不知道有大伯的孩子。
第二，盒子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意思？一枚像章，一张纸条，一把钥匙。像章是安阳机修厂的工会像章。钥匙很小，不知道开什么锁。
第三，这些东西跟父亲的死有什么关系？父亲在信里说“我知道一些事情”——他知道的是不是就是这些？东屋的邻居要害他——刘志远是前年才搬来的，跟这些四十九年前的东西有什么关系？
老张拿起手机，拨通了妹妹张建红的电话。
“建红，咱大伯的事，你知道多少？”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哥，你怎么突然问大伯？”
“你别管，你就说你知道的。”
“我知道的不多。咱爸从来不提大伯。我只知道大伯叫张德明，比咱爸大五岁，早年出去当工人了，后来——后来好像是出了什么事，死在外面了。具体怎么死的，我不知道。”
“大伯有孩子吗？”
“有。好像有一个儿子，叫张建军。比咱俩大。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咱爸也不提他。”
张建军。
老张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张建军。他的堂兄。他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
“你知道怎么联系他吗？”
“不知道。哥，你到底——”
“没事了。”
老张挂了电话。
他翻了翻父亲留下的那个铁皮饼干盒子，在盒子的底部找到了一本旧电话本。电话本是用橡皮筋捆着的，封面已经磨得看不清字了。他翻开电话本，一页一页地找。
在“张”字那一页，他找到了一个名字——“张建军”。旁边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区号是“010”——北京。
老张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他又拨了一遍，还是没有人接。
他把电话本放下，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的脑子里有一千个问题在打转。
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吹进来，凉飕飕的。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晚上九点四十七分。
他又看了一眼那封信。邮戳上的日期——2024年9月15日。
明天。
明天是9月13号。不对——邮戳上是15号。不管今天是几号，邮戳上永远写着9月15号。
“等邮戳上的日期变成今天，他就要死了。”刘志远说的话在他耳边回响。
但是父亲是9月9号死的，不是9月15号。
除非——邮戳上的日期不是指父亲的死期，而是指别的什么。
老张把信纸翻过来，又看了一遍。他的目光落在最后一行字上——“建国，你要小心他。”
小心他——刘志远。
但是刘志远有不在场证明，刘志远帮着他找到了墙里的铁盒子，刘志远也听见了那个声音——刘志远不像是凶手。
那父亲为什么要写“杀我的人就是住在咱们家东屋的邻居”？
老张闭上眼睛，试图从父亲的角度去想这件事。
父亲一个人住在老宅子里，身体不好，心脏有问题。他开始听见东屋里有声音——咚咚咚，三下。他以为是邻居在搞鬼。他去找刘志远理论，刘志远说不是他。他不信。他去找村主任，村主任说他是疑神疑鬼。他去找老李，老李说他年轻时候就有这毛病。没有人相信他。
于是父亲开始写信。他写了好几版，每一版都写着同样的话——东屋的邻居要害他。他在信封上弄了一个未来的邮戳——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预感是对的。
但是父亲在信里写“我知道一些事情”——他知道的到底是什么事情？
老张的目光落回到铁盒子上。
他有一种直觉——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父亲的恐惧，东屋的声音，墙里的铁盒子，大伯的秘密——它们是一根链条上的环。
他又拨了一遍那个北京的号码。这一次，电话响了几声之后，被接起来了。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的，带着浓重的鼻音。
“你好，是张建军吗？”
“我是。你是谁？”
“我叫张建国。张德厚是我爸。张德明是我大伯。”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喂？”
“我在。”张建军的声音变了，“你是建国的儿子？”
“我是张建国的儿子。张德厚是我爷爷。”
“你爷爷——他还在吗？”
“不在了。我爸——张德厚——也不在了。上周走的。”
又是沉默。
“建军叔，你在北京？”
“嗯。我在北京。”
“我找到了一个东西。是我大伯——你爸——留下的。藏在我家东屋的墙里面。一个铁盒子，里面有纸条、像章和一把钥匙。”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深的呼吸。
“那个盒子——”张建军的声音有些发颤，“你打开了吗？”
“打开了。”
“纸条上写的什么？”
“写的是：‘德厚：你要是看到这个盒子，就说明我走了。东屋墙里的东西，你帮我保管着。别告诉任何人。等我儿子回来，把东西交给他。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张建军沉默了。
“建军叔，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很长很长的沉默。老张能听见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很重，很慢。
“我知道。”张建军终于说，“但是这件事不能在电话里说。你在哪儿？老家？”
“对，我在老家。”
“我明天过去。你把地址发给我。”
“明天？你在北京——”
“我明天一早的火车。大概下午到。”
“建军叔，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
“那个盒子里面的钥匙——是开什么的？”
张建军沉默了几秒钟。
“开一个箱子的。我爸留下的箱子。那个箱子在北京，在我这里。”
“箱子里面是什么？”
“等我到了再说。建国，你听我说——在你爸去世之前，我有没有跟你联系过？”
“没有。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我爸从来不提大伯的事。”
张建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爸是个守信的人。他答应了我爸，不告诉任何人。他守了将近五十年。”
“但是我爸去年开始——不太对劲。他老是说听见东屋里有声音，有人要害他。他在信里写了，杀他的人是东屋的邻居。”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
“那个邻居——是什么人？”
“一个租客，姓刘，前年搬来的。在镇上工厂上班。”
“前年搬来的……”张建军重复了一遍。
“建军叔，你觉得这个邻居——跟大伯留下的东西有关系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爸当年，就是死在安阳的。”
老张的手紧了紧。
“大伯是怎么死的？”
“被人害死的。”
十
那天晚上，老张没有睡。
他坐在藤椅上，把铁盒子放在膝盖上，手指不停地摩挲着盒盖上的锈迹。张建军的话像一颗钉子，钉在了他的脑子里——“我爸当年，就是被人害死的。”
他试图从父亲的遗物中找到更多的线索。他把铁皮饼干盒子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一件一件地检查。除了那封信之外，还有一些老照片、几封信、一本工作证。
老照片大多是黑白的，边角已经泛黄卷曲了。他一张一张地看——有一张是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站在一棵树前面，笑得很灿烂。有一张是母亲抱着刚出生的他。还有一张是两个人的合影，勾着肩膀。左边的那个人是父亲，年轻很多。右边的那个人跟父亲长得很像，但是更高一些，更瘦一些。
那应该是大伯。张德明。
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用铅笔写的，已经很淡了——“五七年春，安阳。”
老张把照片放下，拿起那几封信。信都是写给父亲的，寄信人的地址是“安阳市龙安区××街××号”，署名是“兄德明”。他拆开最上面的一封，信纸已经脆得不行了。
“德厚吾弟：见信好。我在安阳一切都好，不必挂念。厂里最近很忙，加班很多，但是工资也涨了一些，下个月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你在家里好好照顾娘，别让她太操劳。还有一件事，我跟你说过的那个事——你千万别跟任何人提起。那件事关系到很多人的性命，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等以后有机会，我会回去跟你细说。兄德明一九七三年八月”
“那件事”。什么“事”？
老张又拆了一封。
“德厚吾弟：见信好。最近厂里来了一些人，问东问西的。我感觉不太对劲，可能有人盯上我了。你别担心，我应付得来。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要记住——东屋墙里有个东西，是我放进去的。那个东西很重要，你帮我保管着。等建军长大了，把东西交给他。他知道该怎么做。兄德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这封信的笔迹比上一封潦草很多，有些地方墨迹很重，像是写字的人手在发抖。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大伯写了这封信之后四个月——一九七五年三月，他留下了那个铁盒子。然后就死了。
“被人害死的。”
老张拿起那本工作证。工作证是安阳机修厂的，上面贴着一张一寸黑白照片——是大伯，比合影里老了一些，眼神里有一种疲惫的、警惕的神情。工作证上写着：姓名：张德明，职务：钳工，车间：三车间。
他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盖着一个红色的印章——“作废”。
老张把所有东西重新放回饼干盒子里，把铁盒子放在旁边。他看了看手机——凌晨两点三十七分。
他又看了一眼那封信。邮戳上的日期——2024年9月15日。
今天是9月13号。还有两天。
但是父亲已经死了四天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一片漆黑，东屋的灯也灭了。刘志远应该去上夜班了。
老张站在窗前，看着黑暗中的院子。枣树的枝干在夜空中勾勒出一幅黑色的剪影。
然后他听见了那个声音。
“咚。”
老张的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
“咚。”
又是一下。
“咚。”
三下。
这次他听清楚了——声音不是从东屋的外墙传来的，而是从正房的墙壁里传来的。
老张猛地转过身，面朝身后的墙壁。那是正房的北墙，跟东屋的外墙一样，也是老式的空心砖墙。他把耳朵贴在墙面上，屏住呼吸。
什么也没有。
他等了很久，什么也没有。
他把耳朵从墙上移开，退后一步。他的目光落在墙根的地方——那里有一排砖，跟东屋一样，有些砖的颜色和尺寸不太对。
老张蹲下来，用手指摸了摸那些砖。有一块砖的表面比其他的更光滑一些，像是被人经常触摸过。他用指甲抠了抠砖缝——水泥是松的。
他开始抠砖缝里的水泥。水泥很快就脱落了。他用手指扣住砖的边缘，轻轻一拉——
砖出来了。
墙洞里放着一个东西。不是铁盒子，是一个布包，用一块灰色的棉布包着的，布已经发黄发脆了。他把布包拿出来，放在手心里。
布包很小，大概只有拳头那么大。他小心翼翼地揭开布——一层，两层，三层——里面是一样东西。
一只怀表。
老式的怀表，铜壳的，表面是白色的珐琅，已经出现了细密的冰裂纹。表盘上的罗马数字有些模糊了，指针停在了一个时间上——十一点四十五分。
老张把怀表翻过来。背面刻着几个字——“安阳机修厂先进工作者一九七二”。
大伯的。
这是大伯的怀表。
但是怀表为什么会在正房的墙里？
老张把怀表放在耳边——没有声音。停了很多年了。
他把怀表翻来覆去地看，突然发现表壳的边缘有一道缝隙——不是正常的接缝，而是被人撬开过的痕迹。他用指甲抠了抠，表壳的后盖松动了，他轻轻一掀——
后盖打开了。
表壳里面——不是机芯。
是一张折叠得极小的纸。
老张的手指开始发抖。他用指尖把那张纸捏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开。
纸很小，大概只有火柴盒那么大，上面写满了蝇头小字。字迹是父亲的——比信上的字更小，更密。
他凑到台灯下面，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建国：如果你找到这个，说明你已经发现了东屋墙里的东西。你大伯的死，跟一个东西有关。那个东西藏在安阳老厂区的地下室里。钥匙在你大伯的箱子里，箱子在北京，建军手里。你大伯不是病死的，是被人害死的。害他的人，还在。小心姓刘的。”
最后四个字——“小心姓刘的”——写得特别重，钢笔尖几乎把纸戳破了。
老张读完这张纸条，整个人像是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跌坐在椅子上。
小心姓刘的。
刘志远。
又是刘志远。
父亲在信里写“杀我的人就是住在咱们家东屋的邻居”。在怀表里藏着的纸条上写“小心姓刘的”。
父亲至死都认定，刘志远要害他。
但是为什么？刘志远只是一个租客，一个普通的工厂工人，他跟大伯的死有什么关系？他跟四十九年前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除非——刘志远不是刘志远。
老张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他拿起手机，拨通了王大海的电话。凌晨三点钟，王大海被吵醒了。
“大海哥，不好意思吵醒你。我问你个事——刘志远租我们家东屋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他的身份证？”
“什么？身份证？看了啊，租房肯定要看身份证的。”
“你还记得他的身份证上写的地址吗？”
“安阳市龙安区……什么街来着……我记不清了。怎么了？”
“他有没有说，他之前在哪儿住？”
“没有。怎么了建国？大半夜的——”
“没事了。谢谢大海哥。”
老张挂了电话，又拨了另一个号码——宏达机械厂的值班电话。
“你好，我想查一下刘志远的入职档案。他是哪一年进厂的？”
“你谁啊？大半夜的——”
“我是他房东的家属，有急事。”
电话那头的人查了一会儿。
“刘志远，二零二二年三月入职。之前的工作经历——没有写。就写了‘有多年机械维修经验’。”
二零二二年三月。
刘志远是前年——二零二二年——搬进东屋的。
他先入职了宏达机械厂，然后租了老张家的东屋。
他是冲着东屋来的。
他是冲着墙里的东西来的。
老张的手握紧了怀表，金属的边缘嵌进了掌心的肉里。
他需要等到今天下午，张建军从北京过来。然后他们要一起打开那个箱子，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然后他要知道——刘志远到底是谁。
十一
老张没有等到下午。
凌晨四点，他听见院子里有动静。
很轻的脚步声，从东屋的方向传来，穿过院子，朝正房走来。老张屏住呼吸，从藤椅上站起来，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后面。他没有开灯，借着窗外的微光，他看见门缝下面有一条影子——一个人站在门外。
影子停了一下，然后门闩开始动。
有人在从外面扒门闩。
老张的心跳陡然加速。他环顾四周，目光落在门后面的铁锹上——那是父亲平时铲煤用的。他握住了木柄。
门闩被拨开了。门轻轻地开了一条缝。
一只手伸了进来。
老张猛地举起铁锹——
“建国哥！是我！”
是刘志远的声音。
老张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他放下铁锹，拉开了门。
刘志远站在门口，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他的脸色在黑暗中看不太清楚，但是老张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很急促。
“你怎么——”老张刚开口。
“嘘。”刘志远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后侧身挤进了房间，轻轻地把门关上。
“你干什么？你不是在上夜班吗？”
“我请假了。”刘志远摘下帽子，老张看见他的额头上全是汗。“建国哥，我有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
“我不是刘志远。”
老张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的真名不叫刘志远。我叫刘志安。刘志远是我哥。”
老张的手又握紧了铁锹的木柄。
“你听我说。”刘志安举起双手，“我没有恶意。我租你家的房子，确实是有目的的。但是我不是来害你爸的——我是来保护他的。”
“保护他？”老张的声音冷得像冰。
“对。我哥——刘志远——当年跟你大伯是工友。他们在安阳机修厂一起工作过。一九七五年，你大伯死的那一年，我哥也在厂里。他知道一些事情——关于你大伯是怎么死的。”
“你哥在哪儿？”
刘志安沉默了一下。
“我哥也死了。二零二一年，死了。也是被人害死的。”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闹钟秒针走动的声音。
“我哥临死之前告诉我一件事。”刘志安的声音很低，“你大伯张德明，在一九七五年发现了一个秘密。安阳机修厂的地下室里，藏着一些东西——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你大伯想要揭发，但是被人发现了。那些人害死了你大伯，把现场伪装成了一场事故。”
“什么事故？”
“锅炉爆炸。一九七五年三月，安阳机修厂锅炉房发生爆炸，死了一个工人——就是你大伯。官方的说法是操作不当，但是实际上——是有人故意动了锅炉的安全阀。”
老张的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大伯的信里写的“那件事关系到很多人的性命”。
“地下室里藏着什么？”
“我不知道。我哥没有告诉我。他只说了一件事——你大伯在死之前，把地下室的钥匙藏了起来。那把钥匙——就是你从墙里找到的那把。”
“那把钥匙是开地下室的门的？”
“对。安阳机修厂早就倒闭了，老厂区也拆得差不多了，但是地下室还在。我哥一直在找那把钥匙。他找了很多年，最后找到了你们村——他发现你大伯把钥匙交给了你爸，让你爸保管。”
“所以你哥——”
“我哥找到了你们村，打听到了你爸的住址。但是在他采取行动之前——他就死了。二零二一年，他在安阳市区的一条巷子里被人打了，送到医院就不行了。他没来得及说凶手是谁，但是我——我知道是那些人干的。”
“哪些人？”
刘志安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只知道，他们一直在找那把钥匙。你大伯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他们杀了他。我哥找到了钥匙的线索，他们也杀了他。你爸——你爸可能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