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失败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再次沸腾。但这一次，七人已经不在乎了。
周锐的辞职信是在调解失败的第二天提交的。董事会上，他平静地读完辞职声明，没有解释，没有辩解，只是说：“我需要重新学会怎么活着。”会后他独自离开公司大楼，没有回头看一眼那个他奋斗了三十年的地方。媒体在门口蹲守了三天，却只拍到一张背影，他提着简单的行李，上了一辆出租车，消失在车流中。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周维的画廊陷入危机，三个重要合作方接连解约。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新画：一只被蛛网缠住的飞蛾，翅膀还在挣扎，鳞粉在黑暗里闪着微弱的光。配文只有一句话：“有些网，是自己织的。有些光，是自己点的。”评论区骂声和赞誉参半，但他不再看了。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颜料消耗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苏晴的声明最简短，也最有力。她通过律师宣布：将个人继承的全部遗产捐出，成立“安娜·周神经疾病研究基金会”，专项用于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应用研究。有记者追问她是否在替父亲赎罪，她反问：“把危险的工具变成救人的工具，这算赎罪，还是算进步？”记者哑口无言。
林薇没有发声明，没有接受采访，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去向。只是在调解失败后的第三天，苏晴收到一张照片：因特拉肯小镇的花园里，一株“勿忘我”正在开花，蓝色的花瓣上沾着晨露。没有文字，但苏晴知道，她在说：我还活着，我还种花，这就够了。
赵伯留在岛上，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请求。他每天去墓园清扫，然后到安娜“溺亡”的那片海滩坐一会儿，看潮起潮落。有人远远拍到他佝偻的背影，白发在海风中乱成一团，像一面残破的旗。他在等什么，没有人知道，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沈墨递交了律师协会的辞呈，辞去所有商业律师职务，只保留大学教职。第一堂公开课，他讲的就是周世安案。没有用真名，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谁。有学生问：“沈教授，如果重来一次，你还会设计那个系统吗？”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学生以为他不会回答。然后他说：
“不会。但如果没有经历过，我永远不会知道，有些规则越完美，就越残忍。”
七个人，七条路，各自延伸向不同的方向。
媒体试图追踪他们的行踪，挖他们的“新料”，但很快发现，这七个人像水滴汇入大海，再也找不到单独的踪迹。周锐的匿名博客偶尔更新，写一些爬山、看云、读诗的琐碎，几乎没人知道那是曾经叱咤商场的周家长子。周维的画在巴黎一个小画廊展出，没有宣传，没有开幕式，却在一个月内售罄。买家留言说：“这些画里有伤口，但伤口在呼吸。”
苏晴的基金会在一年内资助了七个研究项目，其中两项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她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当年采访过她的记者，对方问：“苏女士，你原谅你父亲了吗？”
她想了想，说：“我没有权利原谅他，因为我不是他伤害得最深的人。但我在努力不让他的错误定义我的人生。”
林薇的“勿忘我”开满了整个花园。她学会了园艺，学会了做果酱，学会了在没有人认识她的小镇上生活。偶尔有游客认出她，她也只是笑笑，说：“你认错人了。”
赵伯在海边等了三年。第三年的一个黄昏，潮水带来一枚贝壳，他捡起来，发现背面刻着一行小字，那是安娜小时候刻的，那时她还会笑着喊“赵伯快来追我呀”。
他把贝壳贴在胸口，老泪纵横。
那天晚上，他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贝壳，和夕阳。
没有文字，但所有人都回了。
周锐回了一张山顶的云海。
周维回了一幅刚画完的草稿。
苏晴回了一张显微镜下的神经元。
林薇回了一朵新开的玫瑰。
沈墨回了一行板书：“法律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人为法律服务的。”
六张照片，六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拼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回答：
我们还在。
我们还在生活。
我们还在成为自己。
用我们自己的速度，走我们自己的路。
哪怕伤口还没愈合。
哪怕前路依然模糊。
但我们终于学会了，
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答案。
不是所有伤害都需要赔偿。
不是所有过去都需要告别。
有些东西，带着走也行。
重一点，慢一点，但还在往前走。
这就够了。
窗外的夕阳沉入海面，最后一缕光消失在天际线。
赵伯收起手机，把贝壳装进口袋，慢慢走回他的小棚屋。潮水涨起来了，淹没了下午他坐过的那块礁石。
明天，他还会来。
就像这三年来每一天一样。
不是因为还在等什么。
只是因为，
这片海，是离安娜最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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