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陈默忙得脚不沾地，像陀螺一样转，像上紧了发条的钟，一刻也停不下来。
他每天要开无数个会，接无数个电话，看无数份情报，全国各地来的，世界各地来的。早上六点起床，晚上两三点才能睡，有时候干脆不睡，就在指挥中心的椅子上靠一会儿。椅子是那种普通的办公椅，坐久了硌得慌，但他顾不上这些，能眯十分钟都是好的。全国各地的反恐力量都动起来了，公安、武警、军队、国安、特警，全部动员，全部进入战备状态。
机场、火车站、地铁站、商场、学校、医院、广场，到处都有警察巡逻，到处都有便衣蹲守，混在人群里，装成路人，装成游客，装成清洁工，装成小贩。天网系统全开，摄像头全开，人脸识别全天候运行，大数据库实时比对，一秒都不停，一刻都不歇。
每一个可疑人员，每一辆可疑车辆，每一个可疑包裹，都会被追踪、分析、排查，有专人盯着屏幕，眼睛都不眨，饭都不吃，水都不喝，就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指挥中心里弥漫着浓重的咖啡味和泡面味，垃圾桶里堆满了空盒子和一次性纸杯，有些人实在困得不行，就趴在桌上睡一会儿，睡醒了用凉水洗把脸继续干。
但理事会的人还没出现，那些黑客团队，那些武装人员，都藏在暗处，躲着，潜伏着，等着最佳的时机出手，像毒蛇盘在草丛里，像猎豹趴在树上，像狼躲在夜色中。情报部门全力追查，国安也动了，动用了所有线人，所有资源，所有能用的手段，但对方藏得很深，很专业，很狡猾，一时半会找不到，摸不着。
他们用的是假身份，假护照，假证件，住的是安全屋，藏在居民楼里，藏在城中村里，藏在郊区废弃的厂房里。他们走的是偏僻路线，小路，山路，避开摄像头，避开检查站，很难追踪，像鬼一样，像影子一样，像风一样，明明感觉就在附近，就是抓不着，摸不到。有几条线索追到一半就断了，跟丢的人跟到城中村口就没了踪影，那些窄巷子四通八达，到处都是岔路，到处都是出口，人一进去就像水滴进了大海。
陈默坐在指挥中心里，那是一个巨大的房间，到处都是屏幕，到处都是电脑，到处都是人，忙忙碌碌的，脚步匆匆的。他盯着墙上的大屏幕，屏幕有两层楼高，十几米宽，上面显示着金融中心各个角落的实时画面，还有全国各地的反恐动态，红点闪烁，绿点闪烁，黄点闪烁，像夜空里的星星。
他盯着那些画面，眼睛都不眨，心里一直在想：他们会从哪儿下手？什么时候下手？怎么下手？用什么方式？用炸弹？用枪？用毒气？用车撞？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还有什么没考虑到的？他把所有可能的目标在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地铁、商场、学校、医院、政府大楼、电视台、水厂、电厂，每一个地方都需要防范，但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派重兵把守，总会有薄弱环节，总会有漏洞，那些人找的就是漏洞。
周斌在旁边，递给他一杯咖啡，热乎乎的，冒着热气：“喝点，别太紧张，放松点，喝点提提神。”
他自己也端着一杯，眼睛也是红的，也是好几天没睡好。他的眼圈发黑，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看起来老了十岁。
陈默接过来，喝了一口。咖啡是苦的，很苦，但咽下去感觉清醒了点，脑子清楚点，精神点，像被冷水浇了一下。他盯着屏幕，说：“你觉得他们会从哪儿下手？”
周斌想了想，说：“金融中心太大，不好说，几百万人口，几百平方公里。但他们要的是最大程度的破坏，肯定是人群最密集的地方。比如地铁站，换乘站，人最多的时候，上下班高峰期；比如商场，市中心，最繁华的，周末人最多的时候；比如写字楼，金融街，上班的时候，几千人在一栋楼里。人多的地方，造成的伤亡才大，才轰动，才有效果，才符合他们的目的。”
他说得很慢，一边说一边思考，一边看着屏幕上的画面。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还有一点，他们选的地方必须有象征意义，能引起恐慌，能让人产生不安全感。比如金融中心的地标建筑，或者交通枢纽，一旦出事，影响会像瘟疫一样扩散，人人自危。”
陈默点点头，他也是这么想的，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一起盯着屏幕，看那些密密麻麻的人群，那些来来往往的车辆，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心里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怎么才能保护好这些人？怎么才能让他们平安无事？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能尽最大努力，把能想到的都做到，把能防的都防住，剩下的就看运气了。但陈默不信运气，他只信准备，只信行动，只信拳头。
就在这时，大屏幕上突然跳出一个警报，红色的，刺眼的红，像血一样红，刺耳的警报声响起，呜呜呜，在整个指挥中心回荡。是网安部门发来的，说金融系统的核心网络正遭受大规模攻击，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攻击来源不明，技术手段极其复杂，正在突破防火墙，快挡不住了，防线快崩溃了。屏幕上的数据流像洪水一样涌来，一波接一波，没有尽头。红色的警报灯不停地旋转，把每个人的脸都映得通红，值班的技术人员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额头上渗出汗珠。
陈默心里一紧，来了，真的来了，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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