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从下午开始下的，陈静抬头看了眼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办公室的灯管是老式的日光灯，两根，一根已经开始闪，嗡嗡响，闪得人眼睛发酸。她低下头，继续翻手里的卷宗。
这沓材料她看了三天了。灯塔国际贸易公司，注册地在省城，法人代表叫钱德明，名义上做进出口生意，主营化工原料和农副产品。但陈静越查越觉得不对劲。这家公司的出口目的地集中在缅甸、老挝、泰国这一带，出口额大得离谱，光是过去半年，就报了将近两千万美元的货值。可她去海关调过记录，实际出关的货物量连申报的三成都不到。钱去哪了？货去哪了？
她在笔记本上列了一个表，左边是申报金额，右边是实际出关货值，中间的空档大得能跑马。这不是正常生意该有的数字。
办公室很安静，刑侦大队在公安局三楼，这层楼晚上通常没什么人。隔壁办公室的灯灭着，走廊尽头的值班室倒是有动静，老刘在那儿听收音机，京剧，咿咿呀呀的，隔着几道墙传过来，听不太清，只偶尔飘过来一句高腔，像针尖一样刺破雨声。
陈静揉了揉眼睛，她今年三十六，眼睛已经开始花了，看久了小字就模糊。她把卷宗往旁边推了推，站起来倒了杯水。水是早上烧的，已经凉透了，喝下去胃里一阵不舒服。
桌上的电话响了，陈静看了一眼。这个点打电话来的，要么是队里的人，要么是案子上的线人。她伸手接起来：“喂？”
那边沉默了两秒。陈静能听到呼吸声，很轻，像是刻意压着的。
“陈静？”是个男人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
“我是。你哪位？”
那人说话很快，像是赶时间：“别问我是谁，灯塔的事，你在查？”
陈静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知道她在查灯塔的人不多，队里只有队长老孙知道，其他人她没说过。这人是怎么知道的？
那人继续说：“你手里拿到的那些东西，只是皮毛。真正的料，在城西老码头，三号仓库后面。有照片，有单据。你要想查下去，今晚来拿。”
“你……”
“别带人，别声张。来了你就知道。”电话挂了。
陈静握着话筒，听着里面的忙音。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响。她看了眼墙上的钟，快九点了。城西老码头，那个地方她知道，荒了好几年了，以前是个货运码头，后来新港区建起来，那边就废了。仓库都空着，偶尔有流浪汉在那儿过夜。
她站在桌前想了大概一分钟，这可能是陷阱，也可能是真的线索。灯塔这个案子，她查了一个多月，处处碰壁。去银行调流水，人家说需要上级批准；去海关查记录，人家推三阻四；就连队里老孙，都说过让她先放放，别碰太深。她一直没搞明白，一个普通的走私案，怎么会有这么多阻力。现在有人主动送上门来。
她穿上雨衣，把配枪别在腰间，又检查了一遍弹夹。出门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卷宗。那沓纸摊开着，上面是她画的表格和标注的红色问号。她犹豫了一下，把卷宗锁进了抽屉。
下楼的时候，她在走廊里碰到了老刘。老刘端着搪瓷缸子，刚从值班室出来，看到她穿着雨衣，问：“这么晚了还出去？”
“有点事，去趟城西。”
老刘哦了一声，没多问。陈静下了楼，推开门，雨丝立刻扑到脸上，凉飕飕的。她的自行车停在车棚里，一辆永久牌二八大杠，车筐里常年放着一块抹布和一把锁。她推出来，骑上去，往城西的方向去。
雨打在雨衣上，啪啪响。路灯昏黄，照在地上反着光。街上没什么人了，偶尔有一辆出租车驶过，溅起一片水花。陈静骑了大概四十分钟，经过几个路口，拐进一条窄巷子，再往前就是江边了。
老码头到了，她把车停在路边，锁好，往里面走。仓库区黑漆漆的，没有灯，只有江面上反射的一点光，勉强能看清路。地上坑坑洼洼，积了水，踩上去噗嗤噗嗤响。空气里有一股江水特有的腥味，混着铁锈和腐烂的木头的味道。
三号仓库在最里面。陈静绕过去，到了后面。那里是一片空地，堆着一些废旧的铁桶和木板。雨声很大，她的脚步声被盖住了。她站在那儿，四处看了看，没人。
等了大概五分钟，身后传来脚步声，她转过身，手不自觉地摸到腰间的枪。一个男人从暗处走出来，戴着鸭舌帽，压得很低，看不清脸。穿着深色的夹克，个子不高，偏瘦。
“陈静？”
“是我。”
男人左右看了看，从夹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拿去看，看完烧了。”
陈静接过信封，没急着打开，先问：“你是谁？为什么给我这个？”
男人的声音很沙哑，像是抽烟抽多了：“别管我是谁。你只要知道，这东西你拿不到第二份，灯塔不是普通的走私团伙。你查的那些，只是他们最外围的生意。”
“那你为什么帮我？”
男人沉默了几秒说：“我弟弟死在他们手上。三年前，缅甸，被当成了替罪羊。”
他的声音还是压得很低，但最后几个字带了点颤：“我不想再有人白白送命。”
陈静看着他。雨夜里看不清表情，但她能感觉到这个人身上的某种东西，不是害怕，是恨，很深的恨。
“里面有一张照片，你看了就知道了。理事会无处不在，你查不下去的。但你得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
说完，他转身就走。陈静喊了一声：“等等！”
男人停了一下，没回头。
“你刚才说什么理事会？那是什么？”
男人沉默了几秒，丢下一句话：“你丈夫的死不是意外。”然后就消失在黑暗里，脚步声很快被雨声吞没了。
陈静站在雨里，手里攥着那个信封，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丈夫陈卫国，三年前死于车祸。交警的结论是雨天路滑，车辆失控。她从来没怀疑过。可现在，一个陌生人在雨夜里告诉她，那不是意外。
她站了很久，久到雨水顺着雨衣的缝隙渗进去，凉意贴到皮肤上。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信封，捏了一下，里面好像不止一张纸。
她没当场打开，把信封塞进雨衣内袋，快步走回停车的地方。自行车还在，她骑上去，往回赶。一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雨声、风声、自行车链条转动的声音搅在一起，像一团乱麻。
回到宿舍楼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她把自行车锁好，上楼。楼道里的灯坏了一半，忽明忽暗的。她住在三楼，一间不大的屋子，一室一厅，是公安局分的福利房。门上的漆已经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的铁皮。
开门进去，屋里黑漆漆的。她没开灯，先把门反锁了，然后靠在门板上，喘了几口气。心跳还是很快，咚咚咚的，在安静的屋子里听得特别清楚。
她伸手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下去。灯亮了，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她把雨衣脱了，挂在门后的钩子上。衣服湿了一大片，地板上洇出一摊水迹。
走到桌前坐下，把信封掏出来。牛皮纸已经有点潮了，边角软塌塌的。她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一张照片，一张纸条。
照片是彩色的，有点模糊，像是偷拍的。上面是一群人站在某个大厅里，穿着西装和礼服，像是在参加什么宴会。背景是水晶吊灯和大理石柱子，看着像什么高级酒店的宴会厅。陈静把照片凑近了看，大概有二三十个人，站成两三排，有人在看镜头，有人在跟旁边的人说话。
她开始一个一个辨认，前排中间那个，大肚子，戴金丝眼镜，是钱德明，灯塔公司的法人代表。她见过他的档案照片，比这张上年轻几岁，但没错，就是他。站在钱德明右边那个，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是省城有名的民营企业家赵世安，做房地产的，市政协委员，经常上报纸。左边那个，瘦高个，戴着手表，看不清牌子，但看着就不便宜——这人她没见过，脸生。
然后她看到了第三排靠边上的一个人，她的手指停住了。
那个人穿着灰色西装，个子不高，微胖，站在人群的边缘，像是在刻意跟别人保持距离。但那张脸，陈静太熟悉了，是省公安厅的，姓方，叫方明远，具体什么职务她记不太清，但级别不低，好像是个处长还是副处长。她只在几次大会上远远见过他，没说过话。
一个公安厅的处长，出现在一个涉嫌走私的公司的宴会上？
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试图说服自己这可能是正常的工作接触，或者是什么公开活动。但她心里知道不对劲。这个宴会看起来就是私人性质的，没有横幅，没有标识，不像是官方活动。方明远站在那儿，穿着一身明显比平时贵的西装，脸上的表情不是官场上的那种客套笑，而是一种更放松的、甚至是亲近的笑。
她把照片放下，拿起那张纸条。纸条是那种普通的横格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毛糙。上面只有一行字，圆珠笔写的，字迹有点潦草：“理事会无处不在，你查不下去的。”
她把纸条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又看了看照片，试图从上面找到更多线索。那些人她认不全，但有几个面孔看着眼熟，应该是在省城有点头脸的人。她拿了支笔，在照片背面开始编号，把能认出来的人标出来，认不出的留着空白。
墙上挂钟的指针指向十二点的时候，她终于把照片放下了。眼睛酸得厉害，太阳穴突突跳。她站起来，去厨房烧了壶水，泡了杯茶。茶叶是便宜的茉莉花茶，泡开了有一股浓烈的香味，但喝进嘴里有点涩。
她端着茶杯坐到桌前，又拿起那张纸条。理事会这个词她从来没听说过。不是什么正规的组织名称，更像是某种私下里的称呼。钱德明、赵世安、方明远，这些人都跟这个理事会有关系？还有那个匿名男人说的你丈夫的死不是意外。
她放下茶杯，走进卧室。卧室不大，一张床，一个衣柜，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和一个相框。相框里是陈卫国的照片，黑白的，穿着警服，笑得很憨。那是他刚参加工作时候照的，十多年前了。她一直没换。
三年前的那个雨天，陈卫国开车去下面县里办案，回来的路上出了事。交警说是雨天路滑，车速太快，车子撞上了路边的护栏，翻到了沟里。她去看过现场，那段路她走过很多次，不算太险，弯道也不急。她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但没往别处想。法医鉴定是颅脑损伤，没有别的外伤，车子也没发现被撞击的痕迹，一切看起来就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她当时信了，或者说是想信。一个人带着孩子，丈夫没了，日子还得过，她没有精力去想那些有的没的。可现在，有人告诉她那不是意外。
她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打开最上面那层隔板。隔板上放着一只旧皮箱，棕色的，边角磨损了，锁扣有点生锈。这是陈卫国的遗物，她收起来之后就再没打开过。皮箱很轻，拎出来的时候上面落了一层灰。
她把皮箱放在床上，按开锁扣。里面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一些文件，看日期都是他出事前那段时间经手的案子材料；还有一个黑色硬壳笔记本，巴掌大小，封面磨得发亮。
她把笔记本拿出来，翻开。里面是陈卫国的字，她认得，一笔一划写得很工整，跟他这个人一样，做事一板一眼。前面几页记的是工作上的事，哪天去了哪，见了谁，办了什么事。翻到中间，有几页记的是他正在查的一个案子，写的很简略，只有几个关键词和人名。她看了一遍，没看出什么特别的。
翻到最后几页，有一页只写了半句话，字迹明显比前面的潦草，像是在匆忙间写下的：“查到灯塔公司跟……”
就到这里，后面是空白的。墨迹有点洇开了，像是在写这几个字的时候，手在抖。
陈静盯着那半句话，后背一阵发凉。陈卫国也在查灯塔公司？他查到什么了？跟字后面是什么？跟谁？跟什么组织？
她合上笔记本，坐在床边，脑子里嗡嗡响。丈夫的死、灯塔公司、那个叫理事会的东西、方明远出现在宴会上。这些东西像拼图一样散落在她面前，她隐约看到了轮廓，但还拼不完整。
窗外的雨还在下，比之前小了点，淅淅沥沥的。她拿起陈卫国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又看了看那半句话。然后拿起桌上那支圆珠笔，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空白处，写下了一行字：“查到理事会，卫国可能不是因为车祸死的。小心……”
写完之后，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她知道，从今天晚上开始，有些事情就不一样了。
她不知道的是，对面那栋楼的楼顶上，一架长焦相机的镜头正对着她家的窗户。快门声被雨声盖住了，闪光灯也没开。胶卷上，她坐在床边的身影，被定格成了模糊的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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