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一年，我十九岁。
来广东五年了。
五年里，我换过四个厂，睡过十几种床——铁架床、木板床、地板、甚至公园的长椅。我进过电子厂、玩具厂、鞋厂、塑胶厂，最后落脚在东莞厚街的一家五金厂。
五金厂的名字叫“永昌”，台湾人开的，专门给大厂做零件。厂里三百多号人，百分之九十是外地来的打工仔打工妹，湖南、四川、江西、广西，哪里来的都有。
我住在厂里的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宿舍里永远有一股臭脚丫子味，混着泡面的味道、汗味，还有谁藏在床底下的咸鱼味。
每天早上七点半打卡，晚上九点半下班，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加班加到十一点是常事，加到十二点也不稀奇。
我的工位在冲压车间，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铁片放进冲床，按下开关，冲出一个零件，拿出来，再放下一片。
冲床的声音巨大，咣当咣当咣当，一天下来耳朵里全是嗡嗡嗡的回音。车间里全是铁锈味、机油味，还有铁屑溅到皮肤上烧焦的糊味。
每个月工资六百五，扣掉水电费、伙食费，到手五百出头。寄四百回家，剩一百多块，买买牙膏肥皂，抽抽两块钱一包的红梅，就没了。
刚来的时候，我还会想家，想青石村那片竹林，想周眼镜和苏雅。后来忙得没时间想，累得没力气想。
宿舍里有台二手电视，每天晚上收工回来，几个人挤在一块儿看《还珠格格》或者《情深深雨濛濛》。看着电视里那些人爱得死去活来，我就想笑。
爱情？
那是有钱人的事。
我们这种打工仔，能活着就不错了。不过我有空就会拿出那本青石村笔记，默默的背诵
二00二年春天，厂里来了个女孩。
她叫小芳。
不是我想用这个烂俗的名字，是她真叫小芳。湖南衡阳人，比我小一岁，长头发，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她分在装配车间，离我们冲压车间隔一条走廊。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她端着饭盒从我们车间门口经过，脚步轻轻的，头发一甩一甩的。
宿舍里的人开始议论她。
“那个新来的，长得还可以哦。”
“湖南妹，听说家里穷，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
“谁去追一下？”
没人敢追。
我们车间全是男的，装配车间全是女的，两边隔着一条走廊，像隔着一条银河。
我第一次跟小芳说话，是在厂门口的公用电话亭。
那天我给我娘打电话，说寄回去的钱收到了没有，家里稻子收成咋样。打完电话一转身，她站在我后头，等着打电话。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两个酒窝，在路灯底下，特别好看。
我说：“你打，我打完了。”
她说：“谢谢。”
我走开几步，没走远。
她拿起电话，拨了号码，等了半天，没人接。她又拨，还是没人接。
她放下电话，低着头站了一会儿。
我鬼使神差地走回去，说：“没人接？”
她摇摇头。
我说：“可能是下地了，晚点再打。”
她嗯了一声，转身走了。
看着她背影消失在厂门口，我站那儿半天没动。
后来我们就认识了。
每天中午吃饭，她会端着饭盒来我们车间门口，等我一起去食堂。每天下班，我会等她一起回宿舍，走到女宿舍门口，她上楼，我继续往前走。
她问我：“你家是哪里的？”
我说：“四川。”
她说：“四川哪里的？”
我说：“一个小村子，你没听过。”
她说：“我家也是小村子，你肯定也没听过。”
她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
那年夏天，发了工资，我咬咬牙，请她去镇上看了一场电影。
电影放的啥，我现在已经忘了。只记得电影院又破又旧，椅子是木头的，坐着硌屁股。她坐在我旁边，离我很近，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洗发水的味道。
电影放到一半，她的手搭在扶手上，我的手也搭在扶手上。
我的手慢慢移过去，碰到她的手。
她没躲。
我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很软，有点潮。
我的心跳得咚咚咚的，像车间里的冲床。
那天晚上，送她到女宿舍门口，她看着我，说：“吴忧，你是个好人。”
我说：“你也是好人。”
她笑了。
那两个酒窝，在路灯底下，特别好看。
二○○三年春天，小芳突然辞职了。
她没跟我说。
那天早上，我去装配车间门口等她，等了半天没见人。我问她们车间的人，说她走了，昨天办的离职。
我愣住了。
我跑到她宿舍，她床位已经空了，只剩一张光板床。
我问她室友：“她去哪了？”
她室友看了我一眼，说：“回老家了吧。”
我说：“为啥子？”
她室友说：“她妈病了，要钱治病。她回去照顾。”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是回老家了。
是被人带走了。
那个人叫阿强，也是我们厂的，在仓库开叉车。他比我们早来几年，有辆摩托车，穿得比我们光鲜，说话也比我们大声。
他经常去装配车间转悠，跟那些女工开玩笑，递烟，请吃宵夜。
小芳每次看到他，都躲着走。
但她妈病了，要钱。
很多钱。
阿强说，他有门路，能帮她弄到钱。
后来我知道那是啥门路。
那叫“借钱”。
利息高得吓人的那种借。
借三千，还五千。借五千，还八千。
还不上怎么办？
阿强说，没关系，慢慢还。
他有的是办法。
再见到小芳，是半年后。
在厚街的一家发廊门口。
那天我休息，去镇上买衣服，路过那条街，看到她站在发廊门口，穿着一条短裙，脸上涂着厚厚的粉。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转身往里走。
我喊她：“小芳！”
她没停。
我跑过去，一把拉住她。
她挣开我的手，背对着我，说：“你认错人了。”
我说：“我认错人了？你化成灰我都认得！”
她不说话。
我看着她，心里头像被人捅了一刀。
半年不见，她瘦了很多。脸上的肉没了，眼睛凹进去，那两个酒窝还在，但笑起来的时候，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样子，像是在哭。
我说：“你咋在这儿？”
她说：“挣钱。”
我说：“挣啥子钱？”
她说：“反正能挣钱。”
我说：“那个阿强呢？”
她没说话。
我说：“他带你来的？”
她还是没说话。
我抓住她的手：“你跟我走。”
她甩开我，说：“走？走哪去？回去进厂？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一个月挣六百，挣到啥时候才能还完？”
我说：“欠多少？”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八千。”
八千。
那是我一年的工资。
我说：“我帮你还。”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了点光。
然后那光灭了。
她说：“你拿啥还？你也一样，一个月六百。”
我说：“我加班，我多干，我去工地搬砖，总能还上。”
她笑了。
那种笑，我以前没见过。
不是那两个酒窝的笑，是另一种笑。
她说：“吴忧，你还是太单纯。”
她转身往里走。
我追上去，又被她推开。
她说：“走吧。忘了我。”
她进去了。
门关上了。
我站在那条街上，站了很久。
街上人来人往，有人看我一眼，有人不看我。
霓虹灯闪来闪去，红的绿的黄的，照得人脸上一块一块的。
我突然想起刚来广东那年，在绿皮火车上，那个中年人说的话。
“苦。但是能挣到钱。”
挣钱。
挣钱是为了啥？
是为了活着。
活着是为了啥？
是为了挣钱。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懂了。
南方，是靠钱说话的。
没有钱，你啥都不是。
没有钱，你连自己喜欢的人都留不住。
二00四年，我二十二岁。
小芳的事过去一年了。
我还在那个厂，还在那个车间，还在那个宿舍。每天七点半打卡，晚上九点半下班。每个月工资涨到八百了，寄六百回家，剩两百。
这一年里，我变了很多。
我不再跟人掏心掏肺了。
我不再相信什么爱情了。
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了。
我学会了抽烟，一天一包红梅。我学会了喝酒，周末跟工友去大排档喝到半夜。我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抢活，学会了在领班面前说好话，学会了在工友背后防一手。
小芳说得对。
我还是太单纯。
但现在不了。
那年春节，我没回家。
不是不想回，是没脸回。
我给我娘打电话，说我厂里忙，走不开。
我娘说：“那你要注意身体，别太累。”
我说：“晓得了。”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着窗外。
窗外是别的工厂，一样的灰墙，一样的铁皮棚，一样的烟囱冒着黑烟。
我突然想起青石村。
想起那片竹林。
想起那块石板。
想起那个灰衣服老头。
想起苏婉宁。
她穿着白绸子衣服，站在竹林深处，看着我笑。
她说：“你会来的。”
她说：“我会来的。”
这么多年了，她一次都没来过。
也许她也是假的。
也许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鬼，什么人鬼情。
只有钱。
只有活着。
只有一天一天熬下去。
我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块玉佩。
凉的，还是凉的。
那个老头说，这是谢礼。
那个老头说，以后有人会帮我。
谁？
谁他妈帮我？
我把玉佩攥在手心里，攥得手疼。
窗外，天黑了。
工厂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照得整个工业区灰蒙蒙的。
明天还要上班。
七点半打卡。
咣当咣当咣当。
这就是我麻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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