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六年春天，林婉茹又来天桥找我。
这回她没带人，自己开车来的。一辆白色宝马，停在路边，车窗摇下来，冲我招手。
“吴忧，上车。”
我愣了一下，说：“去哪儿？”
她说：“去我厂里。”
我指着摊子：“这咋办？”
她从包里掏出两百块，递给旁边卖水果的老陈：“师傅，帮看一下，回头请你喝酒。”
老陈眼睛都亮了，接过钱连连点头。
我收了摊，上了她的车。
车上有一股好闻的香味，淡淡的，不像那些发廊妹喷的那么冲。座椅软得跟沙发一样，我都不敢使劲坐，怕给坐坏了。
林婉茹看了我一眼，笑了：“咋了？没坐过好车？”
我说：“坐过。拖拉机。”
她笑得更大声了。
车子开了一会儿，进了一个工业区。两边全是厂房，灰扑扑的，有的冒烟，有的咣当咣当响。
她指着前面一个厂说：“那就是我的。”
我顺着看过去。
厂门不大，铁栅栏门，上头挂着牌子：“婉茹制衣厂”。里面是一栋四层楼，外墙贴的白瓷砖，有点发黄了。
车开进去，停在院子里。
我下车，四处看了看。
厂门朝南，坐北朝南，按理说是好朝向。但我总觉得哪儿不对。
林婉茹说：“咋样？”
我说：“先看看。”
她带我进车间。
车间在一楼，很大，几十台缝纫机排成几排，女工们低着头干活，哒哒哒的声音响成一片。窗户开着，但空气还是闷，有一股布料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在车间里转了一圈，又上二楼、三楼、四楼。
四楼是办公室，她的。
办公室不大，一张老板桌，一个书柜，几张沙发。窗户朝西，下午太阳晒进来，有点热。
我站在窗边往外看。
外面是别的厂房，高的矮的，挤在一起。远处有一栋楼，特别高，是旁边电子厂的宿舍。
我说：“你这厂，开几年了？”
林婉茹说：“八年了。”
我说：“头几年咋样？”
她说：“头几年还行，后来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离婚以后，订单越来越少，工人也越来越难招。”
我说：“你信不信风水？”
她说：“以前不信。自从认识你，有点信了。”
我说：“你这厂，风水有问题。”
她愣了一下：“啥问题？”
我指着外面那栋高楼说：“那是啥？”
她说：“电子厂的宿舍。”
我说：“它正对着你这儿，这叫‘逼压’。太高了，压着你的厂，气运起不来。”
我又指着车间方向说：“一楼车间，窗户朝北，北边是另一家厂的墙，挡得死死的。这叫‘无明堂’，气进不来。”
再指着她办公室：“你这办公室，窗户朝西，下午太阳晒，这叫‘西晒煞’。做生意的，最怕这个。”
林婉茹听完，脸色有点发白。
她说：“能破不？”
我说：“能。”
那天下午，我给她画了一张图。
厂门朝南，南边是路，路对面是一片空地。我说，这块空地要是能租下来，做停车场，或者种点树，就是“明堂”，能聚气。
她说：“那块地是村里的，可以租。”
我说：“厂门口，放一对石狮子，头朝外，镇煞。”
她说：“行。”
一楼车间，窗户朝北，没法改。我说，在车间北墙挂一面大镜子，对着窗户，把北边的气反射回去。然后在车间中间，放一个鱼缸，养六条金鱼，六是水数，能旺财。
她说：“鱼缸？车间里放鱼缸？”
我说：“对。水能化煞，也能引财。”
二楼三楼是仓库和宿舍，没啥大问题。
四楼她的办公室，问题最大。
我说：“你这办公室，得搬。”
她说：“搬哪去？”
我说：“搬到东边那间。”
东边那间是个杂物间，堆满了纸箱。
她说：“那间那么小，能行？”
我说：“东边是青龙位，管贵人、事业。你坐东朝西，背后有靠，面前开阔，气就顺了。”
她说：“那这间呢？”
我说：“这间做会客室。窗户上挂厚窗帘，挡住西晒。再在窗台上放一盆绿萝，吸煞气。”
她听完，看了我半天。
她说：“吴忧，你这些东西，从哪学的？”
我说：“我爷爷教的。”
她说：“你爷爷是干啥的？”
我说：“我们村的风水师。”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咋不去干这个，在天桥底下摆摊？”
我说：“没人信。”
她说：“我信。”
那天晚上，她请我吃饭。
在一个大酒楼，包间里，就我们俩。
菜点了很多，吃不完。她一直给我夹菜，说我太瘦了，得多吃。
吃到一半，她突然说：“吴忧，我请你当我的顾问。”
我说：“啥顾问？”
她说：“风水顾问。你帮我看着厂里，该调啥调啥。我给你开工资。”
我说：“多少？”
她说：“一个月三千，包吃住。”
三千块。
我在天桥摆摊，一个月运气好能挣一千，运气不好只有五六百。
三千块，我想都不敢想。
我说：“你说真的？”
她说：“真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得回天桥把摊子收了。”
她说：“明天我陪你去。”
一个月后，林婉茹的厂变了。
厂门口多了两个石狮子，威风凛凛的。对面那片空地租下来了，铺了水泥，画了车位，停着十几辆车。工人们上下班方便多了。
车间里多了个鱼缸，放在中间，六条金鱼游来游去。女工们干活累了，抬头看看鱼，都说心情好了。
她的办公室搬到东边那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放了盆绿萝，长得绿油油的。
那天我去她办公室，她正打电话。
挂了电话，她笑着说：“吴忧，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说：“啥？”
她说：“刚接了个大单，香港的，一年三百多万。”
我说：“恭喜。”
她说：“你知道吗，那个香港老板来厂里看，一进门就说，你们厂气场好，看着就舒服。”
我笑了。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推到我面前。
我说：“啥？”
她说：“打开看看。”
我打开一看，愣住了。
是一捆一捆的钱。
她说：“这是二十万。谢谢你这几个月帮我的。”
我看着她，半天说不出话。
二十万。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她说：“拿着。这是你应得的。”
我说：“太多了。”
她说：“不多。你知道我这几个月赚了多少吗？比你多一百倍。”
我沉默了一会儿，把钱收起来。
她说：“吴忧，你以后有啥打算？”
我说：“不知道。”
她说：“你有没有想过，把你们村那几个人叫出来？”
我愣了一下：“你说啥？”
她说：“你不是说过，你有几个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现在你有点钱了，可以把他们叫出来，一起干。”
我说：“干啥？”
她说：“你想干的事。风水也好，算命也好，开公司也好。你一个人干，干不大。得有人帮你。”
我沉默了。
她说：“你想想。想好了告诉我。”
那天晚上，我躺在林婉茹给我安排的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二十万。
铁三角。
刘二娃在广东，不知道在哪。
周眼镜在老家，不知道考上大学没有。
苏雅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不知道过得咋样。
我爬起来，拿出手机。
先给刘二娃打电话。
他换了好几次号码，我存的这个不知道还能不能打通。
拨过去，通了。
“喂？哪个？”
那声音，是刘二娃。
我说：“二娃子，是我。”
沉默了两秒。
然后一声大吼：“吴忧！我操你妈！你他妈死哪去了！”
二00六年夏天，刘二娃先来了。
他在惠州一个家具厂打工，干油漆，一个月九百块。接到我电话第二天就辞了工，背着蛇皮袋来了东莞。
我到车站接他。
他下车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
黑了，瘦了，眼睛还是那么小，但里头的光没了，变得浑浑的。手上全是茧子，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油漆。
他看到我，笑了。
那笑容，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他说：“吴忧，你他妈发财了？”
我说：“发了一点。”
他说：“多少？”
我说：“够咱俩吃几年。”
他一把抱住我，抱得死紧。
他说：“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行。”
周眼镜来得晚一点。
他在成都读大学，读到大二，读不下去了。
不是成绩不好，是没钱。他爹病了，家里的钱全花光了，他得出来挣钱。
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工地上搬砖。
我说：“你来广东，我这边有事做。”
他说：“啥事？”
我说：“跟我干老本行。”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说……那个？”
我说：“对，那个。”
三天后，他来了。
他还是戴着那副眼镜，但镜片厚了不少。瘦得跟竹竿一样，风吹一下都要倒。
他看到我和刘二娃，笑了。
那笑容，跟小时候一模一样。
他说：“你们俩，还是那么黑。”
刘二娃说：“你他妈还是那么瘦。”
我笑了。
铁三角，齐了。
苏雅没来。
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在村里给人看病。
我说：“苏雅，你来广东吧，我这边有事做。”
她说：“啥事？”
我说：“跟我干。”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走不开。”
我说：“为啥？”
她说：“村里就我一个大夫。我走了，他们咋办？”
我说：“你一个人管一个村？”
她说：“对。”
我沉默了。
她说：“吴忧，你好好干。我在这儿挺好。以后有机会，我去看你们。”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那儿，心里头空落落的。
刘二娃说：“苏雅不来？”
我说：“不来。”
周眼镜说：“她那个人，从小就主意正。她说来不了，就是来不了。”
我说：“嗯。”
刘二娃拍拍我肩膀，说：“没事。咱仨也够了。”
我点点头。
铁三角，少了苏雅。
但还是铁三角。
那天晚上，我们仨在林婉茹厂门口的烧烤摊喝酒。
刘二娃喝多了，拍着桌子说：“吴忧，咱们以后干啥？”
我说：“干咱们的老本行。”
周眼镜说：“算命？看风水？”
我说：“对。”
刘二娃说：“能挣钱不？”
我说：“能。”
刘二娃说：“那还等啥？明天就干！”
我说：“不急。先培训。”
周眼镜说：“培训啥？”
我说：“培训你。你懂风水不？”
周眼镜摇头。
我说：“那就从明天开始，我教你。”
刘二娃说：“我呢？”
我说：“你负责拉客。”
刘二娃说：“拉客？拉啥客？”
我说：“就是你那张嘴，去跟人吹，说我们多厉害多准，把人骗过来。”
刘二娃说：“骗？”
我说：“不是骗，是营销。”
刘二娃听不懂，但他点头。
他说：“行，你说啥就是啥。”
我举起酒杯，说：“来，干了。以后咱们仨，在这广东，干出一番事业。”
周眼镜举杯。
刘二娃举杯。
三只杯子碰在一起，啤酒沫溅出来。
月亮很亮，照得工业区的厂房白花花的。
我突然想起青石村，想起那片竹林，想起苏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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