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们坐上了去阿里的车。
车是周眼镜提前联系好的，一辆改装过的越野车，司机是个藏族汉子，叫扎西，四十出头，脸黑得发亮，笑起来一口白牙。他说从拉萨到塔尔钦要开两天，中间在萨嘎住一晚。刘二娃坐在后排，脸色还是白的，但比昨天好多了。他说：“两天？在地图上看着不远啊。”扎西说：“不远？一千多公里。路不好走，有限速。”刘二娃不说话了。
出了拉萨，沿着雅鲁藏布江往西走。江面很宽，水是浑的，两岸是光秃秃的山，灰褐色，一根草都没有。天蓝得发假，云白得刺眼。刘二娃趴在车窗上，看了半天，说：“这地方，真荒。”扎西说：“荒？这才刚开始。到了阿里，你就知道什么叫荒了。”
车开了两个小时，前面出现一个人。在路边，磕长头。穿着皮围裙，手上绑着木板，每走三步就趴下去，整个身体贴在地上，额头磕在路面，然后爬起来，再走三步，再趴下去。动作很慢，但很稳。他的额头磕破了，血和泥混在一起，糊在脸上。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吓人。扎西把车停在路边，从车里拿出几瓶水，走过去放在那人身边。那人看了扎西一眼，点点头，继续磕。
刘二娃小声说：“这得磕到什么时候？”扎西说：“他从青海来的。磕了两年了。还要磕一年，才能到冈仁波齐。”刘二娃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那人磕到我们车旁边，停下来，抬起头。他看着我们，目光从刘二娃移到周眼镜，从周眼镜移到阿妹，从阿妹移到苏雅，最后停在我身上。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用藏语说了一句话。声音很沙哑，像砂纸磨石头。
周眼镜翻译：“他说，你身上有东西在发光。”
刘二娃愣住了：“发光？什么东西？”
那人没理他，还是看着我。他伸出手，指了指我的胸口，又指了指天上。然后他转过身，继续磕长头，一步一步，往西走。
扎西发动车子，继续往前开。刘二娃回头看了那人一眼，说：“发光？你身上有啥发光的？”我摸了摸胸口。玉佩在包里，没戴在身上。胸口什么都没有。但那个老人说，有东西在发光。
下午，车开始爬山。路越来越窄，弯越来越急，一边是陡峭的山壁，一边是万丈深渊。刘二娃不敢往下看，闭着眼睛，攥着扶手。扎西开得很稳，但车还是颠得厉害。开到半山腰的时候，车突然抖了一下，然后熄火了。扎西骂了一句，下车查看。刘二娃说：“怎么了？”扎西说：“没事，油路有点问题，修一下就好。”
他打开引擎盖，捣鼓了半天。我们在车上等着。风很大，吹得车都在晃。刘二娃裹紧冲锋衣，说：“这风，能把人吹跑。”阿妹坐在窗边，一直没说话。她看着窗外的山，脸色发白。
突然，外面传来一个声音。很轻，很远，像是有人在念经。又像是风，从山谷里吹上来，呜呜的，带着调子。刘二娃说：“你们听到了吗？”周眼镜点点头。阿妹也听到了，她坐直了身子。
声音是从悬崖下面传上来的。
刘二娃忍不住了，推开车门，走到路边，往下看。我们跟过去。悬崖很深，看不到底。雾从谷底涌上来，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清。但那个声音还在。念经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有很多人在念，又像只有一个人。刘二娃趴在地上，把头伸出去，往下看。他看了一眼，脸就白了。
“下面有人。”他说。
苏雅把他拉回来，自己趴下去看。她看了很久，站起来，说：“不是人。是干的。”
刘二娃说：“干的？”
苏雅说：“干尸。穿着旧式藏袍，躺在悬崖下面的一块石头上。手伸着，指着山的方向。”
周眼镜说：“山的方向？哪座山？”
苏雅说：“西边。冈仁波齐的方向。”
扎西修好了车，走过来，问我们在看什么。刘二娃说了。扎西脸色变了，说：“那是以前转山的人。死在路上的，身体不腐，就变成干尸。老人们说，他们是替别人死的。死一个，路上就少一个劫。”刘二娃说：“替别人死？谁替谁？”扎西摇摇头，没回答。他发动车子，继续往前开。
刘二娃一路上没说话。阿妹也没说话。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声音。
傍晚的时候，到了萨嘎。一个只有一条街的小镇，灰扑扑的，到处是泥。扎西找了一家旅馆，说今晚住这儿，明天再走一天就到塔尔钦了。旅馆很破，墙皮掉了，窗户漏风，被子有股酥油味。刘二娃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说：“那个干尸，手指着冈仁波齐。”周眼镜说：“嗯。”刘二娃说：“他是不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周眼镜说：“也许。”
刘二娃翻了个身，说：“吴忧，那个老人说你身上有东西在发光。到底是什么？”我没回答。我摸了摸胸口。什么都没有。但那个老人说，有东西在发光。冈仁波齐的那只眼睛也在发光。它们是不是在等什么？
半夜，我被一阵声音吵醒。念经的声音。从窗外传来，很远，很轻。我走到窗边，往外看。月光下，一个人影站在街上，穿着破旧的藏袍，低着头，嘴里念念有词。他的额头有伤，血和泥糊在一起。是白天那个磕长头的老人。他还没走。他站在街上，对着我的方向，念经。他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眼睛在月光下亮得吓人。他伸出手，指了指西边。冈仁波齐的方向。然后他转身，走了。一步一步，消失在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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