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嘎出发，扎西开了整整一天。路越来越烂，颠得人骨头都散了。刘二娃从早上就开始问“到了没有”，问到下午，扎西已经不回答了。太阳偏西的时候，前面出现一片平地。平地上有几排房子，灰扑扑的，像从土里长出来的。房子后面，是山。
冈仁波齐。
比照片上大得多。山是黑的，山顶是白的，雪从峰顶泻下来，像一条白色的哈达。山腰有一道深深的沟槽，从峰顶一直切到山脚，像被什么利器劈开的。夕阳照在雪上，金灿灿的，但山体是黑的，黑得发亮。刘二娃趴在车窗上，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周眼镜推了推眼镜，说：“海拔四千六百七十五。塔尔钦到了。”
扎西把车停在一家旅馆门口。旅馆是藏式的，两层楼，石头砌的，门口挂着经幡。老板是个四川人，姓王，五十来岁，圆脸，说话带笑，在这开了十几年店。他迎出来，说：“师傅是要住店吗？有房间，标间一百二，普间八十。”刘二娃说：“标间。”王老板说：“要得。”
刘二娃听他四川口音，也用四川话问：“你看到没得一个四川来的男的，三十出头，一个人，住过你这儿？”王老板想了想，说：“有。上个月来的。才住了一晚上就走了。”阿妹说：“走了？去哪儿了？”王老板说：“转山呗。来这个地方嘛基本都是转山的。他第二天一早走的，就再没回来。”
刘二娃说：“再没回来？转山不就三天吗？”王老板摊摊手：“转山是三天，但有的人转完就走了，不回镇上。他可能转完直接走了。”周眼镜说：“他走之前，说过啥子没得？”王老板想了想，说：“他打听过一条路。”刘二娃说：“啥子路？”王老板压低声音：“死亡谷。”阿妹的手抖了一下。王老板说：“我告诉他那地方不能去嘛。他又不听。第二天一早就走球了。”
刘二娃说：“死亡谷是啥子地方哟？”王老板看了他一眼，说：“转山的人都晓得，不能偏离主路瑟。偏离了吗，就进死亡谷球了。进去的人，有的出来了，有的没出来。”刘二娃说：“出来的呢？”王老板说：“出来的，都变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不能大声说的事。
晚上在镇上吃饭。饭馆是藏式的，酥油茶、糌粑、牦牛肉。刘二娃吃不惯，皱着眉头咽。隔壁桌坐着几个转山的，有藏民，有汉人，还有一个印度人，头上缠着白布。刘二娃凑过去搭话，问转山的事。一个藏族老汉说，他转了一百多圈了，每年都来。刘二娃问：“您见过切莫吗？”老汉的脸色变了，放下手里的茶碗，说：“你问这个干什么？”刘二娃说：“好奇。”老汉说：“别好奇。转山的人，只管走路。别的，别看，别问，别理。”他说完站起来，走了。
旁边一个年轻人小声说：“切莫是真的。我舅舅见过。就在卓玛拉山口那边，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跟人一样大，蹲在石头后面，眼睛是红的。”刘二娃说：“然后呢？”年轻人说：“然后我舅舅跑下山，发了三天烧，后来好了。但再也不敢去那边了。”他看了刘二娃一眼，说：“你们要去转山，就老老实实走路。千万别偏离主路。”
吃完饭回旅馆，天已经黑了。刘二娃一直没说话，阿妹也没说话。我看着阿妹，想说点什么逗她一下，把气氛融洽一下，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又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冈仁波齐。月光下，山是黑的，雪是白的。山腰那道沟槽在月光下特别清楚，像一道疤。
突然，峰顶亮了。
蓝光，幽幽的，从峰顶透出来，像一只眼睛睁开了。一闪一闪的，不是电灯那种闪，是脉搏那种闪。咚、咚、咚，像心跳。
刘二娃冲过来，抓起望远镜往峰顶看。他看了一眼，手开始抖。“有东西，”他说，“峰顶有东西。”他把望远镜递给我。我接过来，往峰顶看。蓝光里，有一个人影。站在峰顶，一动不动。看不清脸，但能看出是人的形状。它站在那儿，朝我们这边看着。
我把望远镜递给苏雅。她看了一眼，放下，说：“是黑影。不是人。”周眼镜说：“峰顶海拔六千六百五十六，没人能上去。”刘二娃说：“那是什么？”没人回答。蓝光闪了一夜。那个黑影站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光灭了，黑影也消失了。
刘二娃一夜没睡，眼眶发青。他说：“今天进山？”我说：“今天进山。”
阿妹站在窗边，看着冈仁波齐。她说：“阿岩进去了。”我走到她旁边，说：“我们去找他。”她点点头。门被推开了。
门口站着一个老头。六十多岁，头发花白，外国人长相，穿着一件旧冲锋衣，背着登山包，脸上有风霜的痕迹。他看看我们，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你们是来找阿岩的？”刘二娃说：“你是谁？”老头用说：“我姓李，德国的。来转山。”他从包里掏出一张旧照片，递给我。照片上是一群人，穿着军装，站在雪山前面。军装上有纳粹的标志。刘二娃愣住了：“哟，是纳粹呵？”老头说：“我父亲是1938年进藏的纳粹探险队队员。他来过冈仁波齐。”他指着照片上一个人，说，“阿岩手里的玉佩，是我父亲的。”他看着我说，“他在哪儿？”
我看着他手里的照片，又看着远处的冈仁波齐。山还在那儿，黑沉沉的。那只眼睛睁了一夜，现在闭上了。它在等。等我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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