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地钉的补给点只有一间石头房子，门口挂着褪了色的经幡，风一吹就噗噗响。德国老头没走，他坐在门槛上，把那壶酥油茶喝完了，又从包里掏出一块压缩饼干，掰成小块，慢慢嚼。刘二娃坐在他旁边，脚上的泡疼得他龇牙，但他忍着，盯着老头看。
老头说：“你想问什么？”刘二娃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纳粹、世界轴心、时间之门——是真的？”老头嚼着饼干，慢慢咽下去，说：“你信吗？”刘二娃说：“以前不信。现在……”他没说完，看了我一眼。老头笑了，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说：“我父亲也不信。他进藏之前，是个工程师，只信图纸和数据。希姆莱找他进探险队的时候，他以为是去测绘地图。到了冈仁波齐，他才发现不是。”
他放下饼干，从包里掏出那张旧地图，展开，铺在石头上。地图上除了那些红线蓝线，还有几行德文，字迹很工整，是工程师的手笔。老头指着地图上冈仁波齐的位置，说：“1938年，纳粹第一次进藏。五个人，两个是党卫军军官，三个是科学家。我父亲是测绘师。他们在冈仁波齐待了三个月，什么都没找到，但有两个人失踪了。”刘二娃说：“失踪了？”老头说：“死了。尸体都没找到。活着的回来后也疯了。有一个一直在喊‘时间、时间’，喊到死。我父亲没疯，但他从此不说话。直到死之前，才说了那句话。”
刘二娃说：“什么话？”老头看着地图，念道：“山里有座城，城里有扇门，门后是时间。钥匙在龙脉上。”
刘二娃说：“龙脉？”老头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有龙脉的东西？”刘二娃挡在我前面，说：“没有。”老头笑了笑，没再问。他把地图收起来，背起包，说：“我去找那扇门。”他走了。风从沟里灌进来，经幡哗哗响。刘二娃看着他的背影，说：“他一个人去？”周眼镜说：“他找了半辈子，等不了了。”刘二娃想追，腿疼得迈不开步，骂了一句，坐回石头上。
晚上，我们在不动地钉扎营。老头的帐篷搭在河边，离我们不远。天黑的时候，还看到他的帐篷里有灯光。半夜，灯灭了。第二天早上，他的帐篷空了。睡袋叠得整整齐齐，背包不见了，冰镐和岩钉也带走了。地上留了一张纸条，用石头压着。刘二娃捡起来，纸条上写着几个字，歪歪扭扭的，是汉字：“我先去。你们跟上。”
刘二娃把纸条递给我，说：“他一个人进死亡谷了？”我看着纸条，没说话。阿妹走过来，看着纸条上的字，说：“他知道路。”我说：“他知道。他父亲来过。”阿妹说：“他会在里面等我们？”我说：“会。”她点点头，没再问。
周眼镜蹲在老头睡过的地方，用手摸了摸地面。他说：“他昨晚没怎么睡。睡袋是凉的。”刘二娃说：“他半夜就走了。”周眼镜说：“不是半夜。是傍晚。天没黑就走了。”刘二娃愣了一下：“那他帐篷里的灯？”周眼镜说：“点的蜡烛。他不想让我们发现。”
刘二娃站在河边，看着死亡谷的方向。沟口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风从沟里灌出来，呜呜的，像有人在哭。刘二娃说：“他一个人进去，不怕？”我说：“怕。但他更怕等不到。”刘二娃不说话了。他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泡，看着苏雅缠的那层绷带。他蹲下来，把鞋带紧了紧，站起来，说：“走吧。”我说：“不等了？”他说：“不等了。他都在前面了，咱们还等什么？”他第一个往沟口走。阿妹跟上去。苏雅收拾药箱，周眼镜收地图。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张纸条，叠好，揣进口袋里。
沟口的风很大，吹得人站不稳。刘二娃扶着石头，一步一步往里走。他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像一根细线，伸进黑暗里。我回头看了一眼不动地钉。经幡还在响，噗噗噗的，像在说什么。然后我转过身，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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