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七月，东莞热得人发昏。
办公室的空调修了三次，又坏了。刘二娃把上衣脱了，光着膀子坐在风扇前头，风扇吹得他头发乱飞，但汗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淌。他手里拿着一瓶冰冻矿泉水，贴在脸上，嘴里骂骂咧咧：“这鬼天气，老子早晚要回四川，再也不来了。”
周眼镜在看一本《四川通史》，一边看一边擦眼镜，镜片上全是汗印子。他头也不抬地说：“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前年也是这么说的。你在东莞待了七年，每年夏天都这么说，每年都没走。”
刘二娃说：“今年是真的。我表叔说老家凉快得很，晚上还要盖被子。”
我说：“你表叔在彭山，彭山也是盆地，夏天一样热。”
刘二娃把矿泉水瓶子递给我：“要不要？”
我接过来，贴在手背上。凉的，舒服。
窗外的天桥底下，卖冰粉的摊子排着长队。几个穿厂服的姑娘端着碗，站在路边吃，一边吃一边笑，叽叽喳喳的。卖冰粉的是个四川老乡，一碗两块五，生意好得很。
周眼镜说：“这老板一个月能挣多少？比咱们算命强吧？”
刘二娃说：“你懂啥，咱们这是技术活。他那冰粉，谁都能做。”
我说：“那你咋不去做？”
刘二娃嘿嘿笑：“太累了，早上五点就要起来搓冰粉。”
电话响了。
我接起来，那头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四川口音，有点急：“请问，是吴忧不？”
我说：“我是。您哪位？”
那头说：“忧娃子，我是你表叔张永贵啊，你娘舅家的！”
我愣了一下。
表叔张永贵，我娘的亲弟弟，彭山江口镇人，打了一辈子鱼。我小时候回老家，他带我去江边耍过，给我抓过鱼，还给我煮过鱼汤。那鱼汤鲜得很，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
十几年没见了。
我说：“表叔，你咋有我的电话？”
他说：“我找你娘要的。忧娃子，你听我说，咱们江口出事了。”
我说：“啥事？”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电话里说不清楚。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我说：“到底啥事？”
他说：“石龙石虎，你还记得不？”
我当然记得。
彭山江口镇东山上，有两尊石刻，一龙一虎，说是明朝留下来的。石龙在山壁上，蜿蜒十几米，张牙舞爪，鳞片都刻得清清楚楚；石虎在旁边，蹲着，瞪着眼，凶得很，像是随时要扑过来。
小时候表叔带我去看过，说这两尊石刻是镇河的，保一方平安。他说江口这地方，两江交汇，水势湍急，每年都要淹死人。自从有了这石龙石虎，淹死的人就少了。
我说：“记得。石龙石虎咋了？”
表叔说：“最近，那石龙的眼睛，夜里会发光。”
刘二娃凑过来，耳朵贴着电话听。
我说：“发光？啥颜色的光？”
表叔说：“绿莹莹的。有人说是磷火，有人说是妖怪。村里老人说，石龙活了，要出大事。”
我说：“你们报警没？”
他说：“报警？报警说这是自然现象，可能是萤火虫。忧娃子，你晓得那不是萤火虫。萤火虫能飞到十几米高的石壁上去？”
我没说话。
表叔说：“还有，最近江里也出怪事。有人在江边打鱼，半夜看到江心有光，一团一团的，飘来飘去。还有人潜水下去摸鱼，下去之后就疯了，上来一直喊‘有东西，有东西’。”
我说：“喊啥东西？”
他说：“喊不清楚。就说有东西在底下，盯着他看。”
周眼镜放下书，认真听起来。
表叔说：“忧娃子，你爷爷那本事，你学了多少？”
我说：“学了一点。”
他说：“够了。村里人都说，你爷爷当年能镇住那些东西，你肯定也行。你……你能不能回来看看？”
我沉默了一会儿。
刘二娃在旁边小声说：“吴忧，去嘛。我也想回去看看。”
我看了他一眼。
他说：“真的。我都七年没回去了。”
我说：“表叔，你让我想想。我安排一下，过几天给你回话。”
他说：“好，好。忧娃子，我等你电话。”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周眼镜说：“石龙眼睛发光？江里有东西？这事听着玄。”
刘二娃说：“肯定是那石龙活了呗。吴忧，你信不信？”
我说：“不知道。”
窗外，天桥底下的人来来往往，卖冰粉的还在吆喝。太阳很烈，晒得地上的柏油路都软了，踩上去黏脚。
我想起爷爷说过的话。
“江河湖泊，最容易养东西。水底下的事，人看不见，但不代表没有。”
那天晚上，我给苏雅打了电话。
苏雅在老家青石村，刚看完一个病人。电话那头很安静，能听到虫叫。
我说：“苏雅，我要去彭山，江口镇。表叔那边出事了。”
她说：“啥事？”
我把表叔的话说了一遍。
她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跟你去。”
我说：“你知道是啥事？”
她说：“不知道。但我爷爷说过，我们苏家祖上是从彭山迁过来的。”
我心里一动。
她说：“我爷爷小时候听他的爷爷说过，苏家老祖宗以前在彭山江边住，后来不知道为啥，突然就搬走了，搬到青石村来。搬的时候啥都没带，就带了一块木头。”
我说：“木头？”
她说：“对。一块木头，黑乎乎的，上头刻着字。我爷爷说那是传家宝，但后来丢了，找不到了。”
我说：“刻的啥字？”
她说：“不知道。没人认得到。”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表叔捞起来的那块木头，上头刻着“张”和“献”。
会不会跟苏家那块木头有关？
我说：“苏雅，你收拾一下。我这边安排好了就出发。”
她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窗边，想了很久。
刘二娃说：“吴忧，你咋了？”
我说：“这事，比我想的复杂。”
周眼镜说：“咋复杂？”
我说：“苏雅她家祖上，也是彭山的。她家丢的那块木头，跟我表叔捞起来的这块，说不定有关系。”
刘二娃说：“你是说，这两块木头是同一家的？”
我说：“不知道。但得去看看。”
三天后，我们出发了。
先从东莞坐大巴到广州，再从广州坐绿皮火车到成都。火车上挤满了人，过道里都站着，空气里全是汗味、烟味、泡面味。刘二娃一路站着，站了二十多个小时，腿都肿了，骂了一路。
周眼镜倒是有座，但他晕车，吐了一路。苏雅给他吃了晕车药，又给他扎了几针，他才好受点。
我没座，站在车厢连接处，靠着门，看着窗外的风景。
火车一路往西，过了韶关，过了郴州，过了怀化，进了四川。窗外的山越来越多，越来越高，隧道一个接一个，轰隆隆的响。
我看着那些山，那些树，那些在田里干活的人，心里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十四岁那年，我就是从这条铁路出去的。
那时候我背着一个蛇皮袋，里头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双解放鞋、十个麦粑，跟着村里的大人去广东打工。
那时候我以为，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现在，我回来了。
以一种完全没想到的方式。
到成都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下午。
我们在火车站旁边找了个小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坐大巴去彭山。
大巴开了三个多小时，在彭山县城停下。表叔在车站等着，看到我们，赶紧迎上来。
他先看到我，眼眶就红了：“忧娃子，你可回来了。”
然后他看了看刘二娃、周眼镜、苏雅，愣了一下。
我说：“表叔，这是我朋友，刘二娃、周建军、苏雅。都是青石村的，从小一起长大。”
表叔点点头：“好好，都来了好。走，回家，先吃饭。”
他开了个三轮车，拉着我们往江口镇走。
彭山县城不大，几条街，灰扑扑的，到处都是卖水果的、卖菜的、卖农具的。出了县城，路就窄了，两边全是田，种着水稻、玉米、红苕。太阳晒得那些叶子都蔫了，垂头丧气的。
开了半个多小时，前面出现一条大江。
江水很宽，水流很急，颜色是浑黄的，裹着泥沙往下冲。江边停着一些渔船，有的新有的旧，船上的渔网晒得发白。
表叔说：“这就是岷江。江口镇就在前头。”
我看着那条江，心里头有种奇怪的感觉。
江水哗哗地流，像是永远都不会停。
但水底下，藏着啥？
表叔把车停在一个院子门口。
院子不大，三间瓦房，土墙青瓦，跟青石村的房子差不多。院子里堆着渔网、竹篓、木桶，墙角种着几棵辣椒，红红绿绿的。
一个中年女人从屋里出来，围着围裙，手上还有水。
表叔说：“这是我婆娘，你们叫表婶。”
表婶笑着招呼我们：“快进屋坐，饭马上就好。”
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桌上已经摆了几个菜：一盘腊肉炒蒜苗，一盘酸菜鱼，一盘炒南瓜，一碗凉拌黄瓜，还有一盆热腾腾的米饭。
刘二娃眼睛都亮了：“这才是人吃的饭！”
表婶笑着说：“多吃点，不够我再做。”
吃完饭，表叔把我们带到堂屋后头的小房间，说是专门收拾出来给我们住的。房间里摆着三张床，铺着干净的床单，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利利索索。
苏雅说：“谢谢表叔表婶。”
表叔摆摆手：“客气啥。你们歇会儿，我去把船收拾一下，明天带你们去看石龙。”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虫叫，翻来覆去。
刘二娃倒是睡得香，呼噜打得震天响。周眼镜也睡着了，偶尔说几句梦话。苏雅睡在另一张床上，一动不动，不知道睡着没。
我爬起来，走到院子里。
月亮很大，照得院子亮堂堂的。江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带着一股水腥味。
我站在那儿，看着江的方向。
江水还在流，哗哗哗，像是有人在说话。
我拿出那块玉佩，握在手里。
凉的。
但摸着它，就觉得安心。
我说：“苏婉宁，你在不在？”
没声音。
只有江风，呼呼地吹。
我又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
刚躺下，就听到窗外有声音。
很轻，很细，像是有人在喊我。
我爬起来，走到窗边，往外看。
院子里空空的，啥也没有。
但江边，有光。
一团一团，绿莹莹的，飘来飘去。
我盯着那些光，看了很久。
然后光灭了。
江面恢复了黑暗。
只有江水，还在流。
哗哗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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