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上午八点，市局刑侦支队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刀哥点了第三支烟。白板已经被写满，新的信息只能贴在旁边的墙上。铁盒子里的那份二十五年前的地皮转让合同，现在成了所有线索的交汇点。
“合同的法律效力需要鉴定，”我把复印件分发给每个人，“二十五年前的手写合同，虽然有签名手印，但涉及土地转让，当时应该有正规手续，可这份合同是私下签订的，没有公证，也没有在国土部门备案。”
莹姐翻看着合同：“也就是说，这份合同可能没有法律效力？”
“不一定，”我摇头，“要看具体条款和当时的法律规定。但更大的问题是，这块地现在的归属。”
峰少已经调出了光明里那片区域的土地档案，“光明里十七号，也就是赵大勇住的那栋楼，土地使用权现在属于‘临江地产开发公司’。而这个公司的前身，就是李国富当年创办的‘国富建筑’。”
“李国富是李建国的父亲，”军师在白板上写下这个关系，“二十五年前，李国富从赵大勇爷爷赵志强手里买下这块地，但约定了后续开发收益的三成分给赵家，现在这块地要开发了？”
“正在开发，”峰少调出城市规划图，“光明里片区属于旧城改造项目，半年前启动，开发商正是李建国继承的临江地产。整个项目预计总投资五个亿，建成后的住宅和商业区价值可能超过二十亿。”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二十亿的三成，是六亿。
“六亿，”刀哥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难怪有人愿意为这份合同杀人。”
“但合同的法律效力存疑，”我提醒，“而且李建国作为开发商，肯定知道这份合同的存在。他为什么不主动找赵家协商，而是等赵大勇找到合同后，采取极端手段？”
“也许他以为合同已经不存在了，”莹姐推测，“二十五年前的事，赵大勇的爷爷去世早，奶奶可能不知道具体内容。李建国以为合同丢了，没想到赵大勇会找到。”
“或者他知道合同在，但想用最低成本解决，”军师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阴沉的天，“赵大勇是什么人？混混，有前科，贪财。李建国可能想私下给他一笔钱打发掉，但赵大勇要价太高，谈崩了。”
“刘浩说李老板答应给他五万去取合同，”我说，“但对赵大勇，可能承诺的是五十万。五十万和六亿比起来，九牛一毛。赵大勇会满足吗？”
“不会，傻子才会答应。”刀哥冷笑，“赵大勇那种人，知道合同的价值后，肯定会狮子大开口。五百万？一千万？甚至想要那三成分成，李建国不会答应。”
“所以杀人，”莹姐总结，“除掉赵大勇，拿到合同，一劳永逸。”
推理似乎合理，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如果李建国要杀人，为什么不亲自动手，或者找更专业的人？”我提出疑问，“刘浩只是个吸毒的混混，心理素质差，容易被抓。李建国那么精明的人，会冒这个险？”
“也许他以为刘浩拿钱办事，不会出卖他，”峰少说道：“而且刘浩没见过他，都是电话联系，他觉得安全。”
“但刘浩听到了他的声音，”我指出，“只要找到声纹比对，就能锁定李建国。”
军师转身走回会议桌：“声纹比对需要样本，我们需要李建国的声音样本。另外，还要查他案发当晚的行踪。”
“已经查了，”峰少调出一份记录，“李建国案发当晚在社区开会，会议记录显示从晚上七点到十点。之后他说回家，但妻子证明他十点半才到家，中间有一个小时的空档。”
“从社区到公园，开车十五分钟，”莹姐计算时间，“足够。”
“但他回家后没有再出门，”峰少补充，“小区监控显示他十点半进小区，第二天早上七点离开。如果他是凶手，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完成杀人、处理证据、回家。”
“时间很紧，”刀哥说，“除非他有帮凶，或者杀人的不是他。”
“老瘸子，”我突然想到，“刘浩说逃跑时撞见一个瘸子跑进公园，老瘸子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跑？也许他不是跑进公园，而是跑出公园？”
“你的意思是，老瘸子可能是凶手？”莹姐看向了我。
“或者是目击者，”我补充，“如果他看到凶手，害怕被灭口，所以逃跑藏起来。”
军师看了看表：“现在分头行动。老默，你去查这份合同的法律效力和当前地皮开发的详细情况，找专业人士咨询。莹姐，你和刀哥去接触李建国，试探他的反应，但要小心，他是社区干部，没有确凿证据不要打草惊蛇。峰少，你继续追查老瘸子的下落，同时监控李建国的通讯。”
“明白。”
九点半，我带着合同复印件来到市司法局，找一位退休的老法官咨询。老先生姓徐，七十多岁，戴老花镜，看合同看得很仔细。
“这份合同啊……”他看了足足十分钟，“从法律角度看，问题很多。首先，土地转让需要国土部门批准，私下协议无效。其次，三成收益的条款太模糊，‘开发收益’指什么？是净利润？还是销售额？怎么计算？什么时候支付？都没有明确。”
“那这份合同完全没用？”
“也不能这么说，”徐法官摘下眼镜，语重心长，“如果赵家起诉，法院可能会考虑到合同的真实性和公平原则，判李家公司给予适当补偿。但六亿？不可能，能判个几十万就算不错了。”
“几十万和六亿，差距太大。”
“是啊，”徐法官把合同还给我，“但赵大勇可能不知道这些，他以为合同值六亿，所以狮子大开口。而李建国知道合同的实际价值不高，但也不想惹官司，可能想私下解决。但双方对金额的预期差距太大，导致冲突。”
我谢过徐法官，离开司法局，路上，我给军师打电话汇报情况。
“所以合同的实际法律价值可能只有几十万，”军师在电话那头说，“但赵大勇以为值六亿，李建国知道不值，但赵大勇不信，坚持要高价，于是李建国动了杀心。”
“或者，李建国根本不想给钱，想直接除掉赵大勇，一了百了。”我回复道。
“有道理，”军师顿了顿，“莹姐和刀哥已经去找李建国了，等他们回来再看看情况。”
中午十二点，我回到市局。办公室里只有峰少一人，他面前的三块屏幕分别显示着地图、通讯监控和人员信息。
“怎么样？”我问。
“李建国的通讯记录很干净，”峰少说，“没有和赵大勇、刘浩的直接联系。但他的一个备用号码，最近很活跃，联系的都是些可疑人物。”
“备用号码？”
“他名下有三个手机号，两个常用，一个很少用。”峰少调出数据，“那个很少用的号码，最近一个月突然活跃，但每次通话都很短，而且经常更换基站位置，像是在故意隐藏。”
“能监听吗？”
“需要批准，已经申请了，还没下来。”峰少切换屏幕，“另外，老瘸子有线索了。昨天下午，有人在城北的劳务市场见过他，拄着拐杖，右腿残疾，特征符合，他好像在找临时工的工作。”
“劳务市场？他一个流浪汉，怎么突然想找工作？”
“不知道，”峰少摇摇头说道：“我已经通知辖区派出所留意，一有发现立刻报告。”
下午一点，莹姐和刀哥回来了，脸色都不太好。
“李建国很狡猾，”刀哥坐下，灌了一大口水，“我们问他认不认识赵大勇，他说知道这个人，是辖区里的‘困难户’，社区还帮扶过他。问他知不知道地皮合同的事，他说听父亲提过，但具体不清楚，说那是老一辈的事，他接手公司后没看到相关文件。”
“他什么反应？”我问道。
“很平静，但太平静了，”莹姐脸上还有点不爽，“听到赵大勇死了，他表现出适当的惊讶和惋惜，但眼神里没有恐惧或紧张。要么他真的无辜，要么他心理素质极好。”
“我们问他案发当晚的行踪，他说开会后直接回家，中间去加油站加了油。”刀哥拿出一个小本子，“我们查了加油站监控，他确实是十点零五分到的，加了油，买了瓶水，十点十五分离开。从加油站到他家，开车正好十五分钟，时间对得上。”
“也就是说，他没有时间去公园？”我问道。
“理论上没有，”莹姐说，“但从加油站到公园，开车只要八分钟。如果他加油后去了公园，再回家，时间会很紧，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关键是他加油时的状态，”刀哥说，“监控里他看起来很平静，没有慌张。如果刚杀了人，应该不会这么镇定。”
军师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外卖盒饭，“先吃饭，边吃边说。”
我们围坐在一起，打开盒饭，今天的菜是红烧肉、青菜和米饭，味道一般，但饿了什么都好吃。
“李建国有嫌疑，但证据不足，”军师边吃边说，“合同的法律价值不高，他没必要为这个杀人，除非，赵大勇握着他别的把柄。”
“偷拍的照片，”我想起赵大勇手机里的那些照片，“李建国和不明女子的亲密照，赵大勇可能用这个勒索他。”
“查过那个女子吗？”军师问。
“正在查，”峰少说，“照片里的女子很年轻，二十多岁，不是李建国的妻子。如果李建国有婚外情，被赵大勇拍到，那勒索的可能就大了。”
“婚外情对社区干部来说，是丑闻。”莹姐说道，“李建国明年可能竞选区人大代表，这个节骨眼上出这种事，前途就毁了。”
“所以他有动机，”刀哥放下筷子，“为了前途，杀人灭口。”
“但还是那个问题，”我敲了敲桌子，“为什么不找专业的人？刘浩不靠谱。”
“也许他以为刘浩吸毒缺钱，容易控制，而且不会引起怀疑。”军师说道，“一个社区干部雇凶杀人，听起来不可思议，警察可能不会往这方面想。”
“那老瘸子呢？”我反问，“他在这中间扮演什么角色？”
没人能回答。
饭后，军师重新分配任务，“下午，老默你去找那个不明女子，看能不能确认身份。莹姐，你去查李建国的财务状况，看他最近有没有大额支出。刀哥，你继续追老瘸子。峰少，李建国的备用号码一旦批准监听，立刻实施。”
下午两点半，我根据照片背景，找到那家酒店。照片是在酒店房间拍的，窗户外的建筑很有特点，我比对后确定是“临江明珠酒店”。这家酒店在城南，中等档次。
我到酒店前台，出示证件和照片，要求查看住宿记录。前台经理很配合，但记录显示，李建国近半年没有在这家酒店开房记录。
“照片可能是以前拍的，”经理说着自己的分析，“或者，开房的人不是李建国本人。”
“能根据照片里的房间布置，确定是哪间房吗？”
经理仔细看了看照片：“这个房型是我们的标准间，但窗帘和床单的款式是三年前用的，现在已经换了。”
三年前的照片，赵大勇三年前就开始偷拍？还是最近才拿到这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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