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出现在门口，穿着家居服，头发随意扎着，脸上带着疑惑。她身后站着一个小女孩，好奇地探头看我们。
“请问是林晓月女士吗？”莹姐出示警官证。
“我是。有什么事吗？”
“关于您的丈夫徐建斌，有些情况需要告知您，”莹姐的语气平稳而温和，“可以进去说吗？”
林晓月的表情变了，从疑惑变成警惕，然后是一丝不安。她让开身：“请进。”
客厅收拾得很整洁，但透着一种刻意的整齐，像是样板间。茶几上放着插花，墙上挂着婚纱照，徐建斌穿着西装，林晓月一袭白纱，两人笑得标准。小女孩跟进来，安静地坐在餐桌旁，眼睛一直盯着我们。
“徐建斌先生今天清晨在临江公园被发现，”莹姐停顿了一下，“已经去世了。”
林晓月愣住了，手无意识地抓紧了衣角。她的表情很复杂：震惊、怀疑，然后是一种奇怪的释然，最后又回到震惊。没有眼泪，至少现在还没有。
“怎么……怎么回事？”
“目前还在调查中，初步判断可能不是意外。”莹姐说道，“需要问您几个问题，可以吗？”
林晓月点头，示意女儿回房间，小女孩不太情愿地起身离开，关门前还回头看了一眼。
“您最后一次见到徐先生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林晓月的声音有些干涩，“我们一起吃的晚饭，七点左右。然后他说有事要出去，大概九点离开家的。”
“说去哪里了吗？”
“说见个客户，”林晓月摇摇头，“他没具体说，我也没多问，我们最近交流不多。”
“他提到客户的名字或者公司吗？”
“没有。”
“徐先生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情绪上，或者行为上？”
林晓月沉默了一会儿。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在她脸上投下明暗分界线，“他压力很大，工作上的事。经常失眠，抽烟比以前多，我们吵过几次架。”
“关于什么？”
“钱，”她直言不讳，“他前妻那边，他儿子要上补习班，要买电脑。还有他的一些债务，我不太清楚具体，但他提过想用我们的房子做抵押贷款。”
莹姐在本子上记录着，我观察着这个客厅：装修精致，家具崭新，但缺乏生活气息。冰箱上贴着几张便条，都是购物清单和提醒事项。书架上的书排列得整整齐齐，像是从没被抽出来过。
“徐先生昨晚离开时，穿的什么衣服？”
林晓月回忆着：“深灰色夹克，黑色裤子，棕色的皮鞋，他经常那么穿。”
“他开车走的吗？”
“是的，他的车停在小区地下车库。”
我们又问了几个例行问题，留下了联系方式。离开时，林晓月送我们到门口，终于问出了那个问题：“他是怎么死的？”
“还在调查，有结果会通知您。”莹姐说道。
门关上的瞬间，我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哭声，很轻，很快又消失了。
去前妻家的路上，莹姐问我：“你怎么看？”
“她的反应……”我斟酌着词句，“悲伤程度不符合新婚三个月的夫妻。”
“但也不是毫无感觉，”莹姐开着车，“更多的是震惊和……某种解脱？这段婚姻可能已经出现问题。”
王秀梅住在老城区的教师公寓，一栋六层的老楼，没有电梯。我们爬上三楼，敲门。
开门的女人比林晓月年长几岁，衣着朴素，戴着细边眼镜，手里还拿着一支红笔。她身后传来电视机的声音，某个综艺节目的喧闹。
“王秀梅女士？”莹姐出示证件。
“是的，你们是？”
“市局刑警队的，关于徐建斌先生的事。”
王秀梅的表情凝固了一瞬，然后侧身：“请进。”
她的家和林晓月家完全是两个世界：家具陈旧但干净，沙发上铺着手工钩织的垫子，墙上贴满了奖状和儿童画。一个男孩坐在餐桌旁写作业，听到我们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写。
“浩浩，回房间去。”王秀梅说道。
男孩没动。
“徐浩，回房间。”她的语气严厉了一些。
男孩慢慢收拾书本，起身时看了我们一眼。那是双早熟的眼睛，带着戒备和敌意。他走进卧室，轻轻关上门。
“徐建斌今天清晨在临江公园去世了。”莹姐用同样平稳的语气说道。
王秀梅的反应截然不同，她既没有震惊也没有哭泣，而是沉默地站在那里，像是早就知道这个消息，只是在等待官方确认。过了大概十秒钟，她走到沙发边坐下，双手交握放在膝上。
“怎么死的？”她的声音很平静。
“我们正在调查。”
“需要我做什么？”
“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莹姐在她对面坐下，“您最后一次见到徐先生是什么时候？”
“上周三，他来接浩浩去吃饭。”王秀梅说道，“每个月一次，他会带儿子出去吃顿饭，然后送回来。”
“他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我们离婚八年了，他的生活我不了解。”王秀梅推了推眼镜，“他负责孩子的抚养费，按时打钱，偶尔见见儿子，仅此而已。”
她的语气里没有怨恨，也没有怀念，只有一种彻底的疏离。但我在她的书架上看到了一个相框，里面是年轻时的徐建斌和她，还有一个小婴儿。照片已经泛黄，但擦得很干净。
“徐先生有债务问题吗？或者和什么人有矛盾？”
“我不清楚，”王秀梅摇摇头，十分平静，“离婚后我们就各过各的，他再婚了，你们应该问他现在的妻子。”
我们又问了几个问题，得到的回答都很简短。离开时，王秀梅送我们到门口，突然问：“浩浩需要知道详情吗？”
“暂时不用，就告诉他是意外吧。”莹姐说道。
王秀梅点点头，关上了门。
下楼时，莹姐问道：“你怎么看这位前妻？”
“她在掩饰什么，”我说道，“太冷静了，冷静得不正常。”
“也许是早就没有感情了，”莹姐说道，“离婚八年，足够让最深的爱恨都淡去。”
回到车上，我看了眼时间，下午两点。手机里有军师发来的信息：“回局里开会。”
下午两点四十分，刑侦支队会议室。
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在会议桌上切出一道明暗分界线。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转着一支笔，看那道光柱里的尘埃缓慢浮动。会议室里弥漫着咖啡和疲惫的气息——从清晨六点到现在，我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八个多小时。
军师最后一个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没坐下，就站在白板前，用黑色记号笔写下三个词：身份、动机、现场。
“徐建斌，45岁，诚安保险公司理赔部副经理。”他转身面向我们，“苏晴的尸检确认了，氰化物中毒死亡，公园是第二现场。现在我们要搞清楚三件事：他是谁，谁可能杀他，以及第一现场在哪里。”
刀哥靠在椅背上，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眼圈，“死者开一辆黑色丰田凯美瑞，车牌临A7R328。车辆目前还没找到，已经发了协查通报。”
“财务情况呢？”军师问道。
峰少接话，他换下了早晨那身休闲装，穿着熨帖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查了基础流水，有点意思。”他把笔记本电脑转向大家，屏幕上显示着几张图表，“徐建斌年薪三十万左右，但过去六个月，他的信用卡累计透支超过十五万，还有一笔二十万的车贷。更奇怪的是，三个月前，就是他再婚的那个月，他的账户收到一笔五十万的转账，汇款方是一个叫‘鑫达商贸’的公司。”
“鑫达商贸？”军师皱眉。
“法人代表是周涛，徐建斌的大学同学。”峰少切换页面，显示出一张工商注册信息，“公司主营建材，但近两年经营状况不佳，有三起合同纠纷在案。”
莹姐在本子上记录着，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声。“这笔钱是借款还是什么？”
“标注是‘货款’，但徐建斌是保险公司的，和建材生意没关系。”峰少的话意味深长，“我托人查了周涛的公司账目，这笔支出走的不是正规渠道，像是私人借贷。”
军师在白板上写下“周涛”和“50万”两个词，在旁边画了个问号。
“保险公司那边呢？”他看向刀哥。
刀哥坐直身子，打开笔记本：“上午我和峰少去了诚安保险，公司氛围有点紧张，张经理，就是徐建斌的直属上司，表现不太自然。他说徐建斌最近在负责几个大额理赔案，压力很大，和客户有过争执。”
“具体哪个客户？”
“没说，只说涉及金额几百万。”刀哥翻了一页，“同事对徐建斌的评价两极，有人说他业务能力强，有人说他做事太激进。有个叫李丽的下属暗示，徐建斌可能操作过一些‘不合规’的理赔。”
我停下转笔的手：“怎么个不合规？”
“她没明说，但提到上个月有笔车险理赔，被保险人是个酒驾肇事者，按条款应该拒赔，最后还是赔了七成，”刀哥说道，“李丽说这事是徐建斌和张经理一起经手的。”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空调发出低沉的嗡鸣，白板上“动机”两个字在光线照射下有些刺眼。
“张经理的不在场证明呢？”军师问道。
“他说昨晚在家，妻子可以作证，”峰少接过话，“但有意思的是，我查了他和徐建斌的邮件往来。上周三，张经理给徐建斌发了一封邮件，要求‘尽快处理遗留问题，否则后果自负’。徐建斌回复：‘明白，周末前解决。’”
“什么遗留问题？”
“邮件里没提。”
军师在“张经理”旁边画了个圈，又连出一条线指向“不合规操作”。
我汇报了上午去两个家庭的情况，当我说到林晓月提到徐建斌想用房子抵押贷款时，军师的眉头皱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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