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定,但肯定被扭曲了。”军师坐下点了一根烟,扔给我烟盒,“明天,我们要换个思路。不从徐建斌的人际关系入手,而是从他的行为模式入手。一个被债务和秘密压迫的人,在死前会做什么?会留下什么?”
我想起徐建斌的遗嘱、保险、还有那些录音,“他在准备后事,也在准备反击,但他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军师问道,“是计划出了问题,还是他信任了不该信任的人?”
这个问题,暂时没有答案。
离开公安局时,已经晚上八点。街道上霓虹闪烁,行人匆匆。我步行回家,路上经过一家还在营业的小餐馆,橱窗里热气腾腾。
我突然想起徐建斌最后一顿晚饭,是和现任妻子、继女一起吃的普通家常菜。那时候他在想什么?知道自己几小时后会死吗?知道自己信任的人会背叛他吗?
手机震动,是莹姐发来的消息:“刚接到王秀梅电话,她说徐浩情绪不稳定,想见警察问问父亲的事,明天上午你去一趟?”
我回复:“好。”
按下发送键时,我想起徐浩那张早熟而戒备的脸。14岁的男孩,一夜之间失去了父亲,而那个父亲可能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
清晨的阳光透过教师公寓老旧的玻璃窗,在王秀梅家的餐桌上投下一块摇晃的光斑。我坐在昨天坐过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白开水,水面微微晃动。徐浩坐在对面,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物理习题册的边缘。
王秀梅在厨房准备早餐,煎蛋的滋滋声和油烟机的轰鸣声断断续续传来。这间房子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安静,连晨光都显得小心翼翼。
“你妈妈说你昨晚没睡好。”我开口,声音放得很轻。
徐浩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做噩梦了。”
“关于你爸爸的?”
他点点头,手指抠得更用力了,指节泛白,“我梦见他……掉进一个很深的洞里,一直往下掉,喊救命,但没人拉他。”
厨房的声音停了,王秀梅端着两个盘子走出来,盘子里是煎蛋和面包。她把盘子放在桌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没有坐下的意思。
“警官吃过了吗?”她问道。
“吃过了,谢谢。”我说道,“徐浩说想了解他父亲的事,我过来看看。”
王秀梅的眼神在儿子脸上停留了几秒,那眼神复杂得难以解读,有关切,有担忧,还有一丝隐约的责备,像是怪他多事。但她什么都没说,转身回了厨房。
“你爸爸平时和你聊得多吗?”我问徐浩。
“不多,”他的声音闷闷的,“一个月见一次,吃顿饭,问问学习,他总说忙。”
“最近一次见面,他有什么不一样吗?”
徐浩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煎蛋的热气在光柱里缓缓上升,然后消散。
“他给了我一个U盘,”徐浩终于说道,“上周吃饭的时候。他说如果……如果他出什么事,让我把U盘交给警察。”
我坐直了身体:“U盘在哪里?”
“在我书包里。”徐浩起身,从客厅角落拿起书包,在里面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一个普通的黑色U盘,递给我。
U盘很轻,没有任何标识,我小心地接过,用证物袋装好。
“你爸爸还说别的了吗?”
“他说……”徐浩咬了咬嘴唇,“他说有些事他做错了,对不起我和妈妈,但他没说什么事。”
厨房里传来碗碟碰撞的声音,清脆而突兀。王秀梅走了出来,脸色比刚才更苍白。
“浩浩,你去房间收拾书包,该上学了。”她的声音有些发紧。
徐浩看了母亲一眼,又看了我一眼,顺从地起身离开。餐桌旁只剩下我和王秀梅,晨光里浮动的尘埃清晰可见。
“王老师,有些事可能需要重新了解。”我看着她,“徐建斌上周给了徐浩一个U盘,说如果出事就交给警察。这事你知道吗?”
王秀梅的手微微颤抖,她拉开椅子坐下,双手交握放在桌上,像在课堂上维持秩序,“不知道,他没跟我说。”
“徐浩说,徐建斌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我观察着她的反应,“你觉得是什么事?”
王秀梅的呼吸变得急促,她闭上眼睛,几秒钟后再睁开时,眼神已经恢复了那种克制的平静,“我不知道,我们离婚八年了,他的生活我不了解。”
“但你抽屉里有他近几年的照片,”我轻声说道,“而且,三个月前他给了你十万块钱。”
空气凝固了,王秀梅盯着我,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线。厨房水龙头没关紧,水滴落在不锈钢水槽里,发出规律而清晰的滴答声。
“那十万是借的,”她终于开口,“我母亲生病住院,手术需要钱。我找过他,他借给我了,说是给浩浩的奶奶治病,应该的。”
“为什么没告诉我们?”
“我觉得……和案子没关系,”王秀梅移开视线,“那是我们的私事。”
“在命案调查中,没有真正的私事,”我郑重说道,“每一笔钱,每一次联系,都可能有关。”
王秀梅沉默了,窗外的阳光移动了一点,光斑从餐桌移到了地上。楼上传来孩子跑动的声音,咚咚咚,像急促的心跳。
“他给钱的时候,说过什么吗?”我问道。
“他说……”王秀梅的声音很低,“他说这钱是干净的,让我放心用。我当时没多想,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在暗示什么。”
“暗示钱不干净?”
“可能,”王秀梅摇头,“我不知道,他总说些模棱两可的话,让你猜。”
我想起徐建斌笔记本里那句“撑不住了,必须解决”。一个被债务和秘密压迫的人,在崩溃边缘,会向谁求助?又会把什么东西托付给谁?
“我能看看那些照片吗?”我问道。
王秀梅犹豫了一下,起身走向卧室。几分钟后,她拿着一个相册走出来。不是昨天书架上的那个,而是更厚的一本。
相册翻开,里面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照片。前几页是徐建斌和王秀梅年轻时的合影,两人笑得灿烂。然后是徐浩出生、满月、周岁。翻到中间,照片开始变少,两人不再同框。最后几页,是徐建斌近几年的单人照:在公司年会上发言,在儿子学校运动会当家长志愿者,甚至有一张是在超市买菜时被偷拍的,角度明显是远距离拍摄。
“这些照片哪来的?”我问道。
“有些是浩浩拍的,有些是……我找人拍的。”王秀梅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我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离婚后,你还关心他?”
王秀梅没有直接回答,她伸出手,轻轻抚过一张照片,那是徐建斌去年生日时拍的,他坐在餐厅里,面前摆着一个小蛋糕,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们离婚,不是因为感情破裂。”她突然说道,“是因为他母亲,老太太不喜欢我,觉得我配不上她儿子。建斌是孝子,夹在中间很痛苦。后来……后来就有了那些事,他工作上出了问题,压力大,我们总是吵架。离婚是我提的,我想给他一条出路。”
“那些事是什么事?”
王秀梅摇头:“他没细说,只说公司里有人逼他做一些不合规矩的事。他不愿意,但没办法。离婚的时候,他说这样也好,万一他出事,不会连累我和浩浩。”
所以五年前,徐建斌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而王秀梅的“冷静”,可能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漫长的心理准备,准备了五年,终于等到坏消息成真。
“你知道他再婚的事吗?”
“知道,”王秀梅合上相册,“他跟我说过,说林晓月人不错,女儿对他也好。我说挺好的,有人照顾你,我放心。”
她说这话时,语气平静,但手指紧紧抓着相册边缘,指节发白。
徐浩从房间出来,背着书包。他看了我们一眼,小声说:“妈,我上学去了。”
“路上小心。”王秀梅起身,帮儿子整理了一下衣领。这个动作很自然,但她的手在颤抖。
徐浩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然后门轻轻关上,脚步声在楼道里渐行渐远。
“U盘里的内容,你看过吗?”我问道。
王秀梅摇头:“没有,浩浩昨天才告诉我,他说爸爸交代,只能交给警察。”
我点点头,把证物袋装进包里,叮嘱:“我们会查清楚的。如果你想起什么,随时联系我们。”
离开教师公寓时,上午的阳光已经很明亮。老旧的居民楼外,几个老人在院子里晒太阳,安静而缓慢。这个世界对有些人来说是宁静的,但对另一些人,却是风暴过后的残局。
我开车回局里,路上接到莹姐的电话。
“我在林晓月家,有些发现,”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你那边结束了吗?”
“刚结束,现在就过去。”
林晓月家今天很安静。莹姐开门让我进去时,我看到客厅的窗帘拉上了一半,光线昏暗。林晓月坐在沙发上,双手抱膝,像一尊凝固的雕塑。
“刘雅呢?”我问道。
“上学去了,”莹姐说道,“我们聊了一上午。”
她带我来到书房,书桌上摊开着一个文件袋,里面是徐建斌的遗嘱原件、几份保险合同,还有一些私人信件。最上面是一张照片,徐建斌和林晓月的婚纱照,但照片从中间被撕开过,又被透明胶带勉强粘合。
“林晓月说,他们结婚三个月,吵了两个月。”莹姐轻声说道,“徐建斌总是很晚回家,说应酬,她怀疑他在外面有人,但没证据。”
“遗嘱是什么时候立的?”
“两个月前,就是他们开始频繁吵架的时候,而且他选择牺牲林晓月的利益,保全前妻和儿子。”莹姐不忍的摇摇头,“这对一个新婚妻子来说,很残忍。”
客厅传来压抑的哭声,很轻,但持续不断,我和莹姐对视一眼,走出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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