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君没有喝那杯“初恋”。她说，她要留着，等第九十九封信寄出去之后再喝。
陆朝阳没有劝她。他知道，有些人需要仪式感，需要用某种方式给自己的执念画上句号。
那天下午，陈婉君坐在渡吧里，把六十年前的事一点一点讲了出来。
她的声音很轻，很慢，像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飘落。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一层金色的光。顾笙坐在她对面，静静听着，偶尔问一句。陆朝阳靠在吧台边，点了一根烟，烟雾在阳光下缓缓上升，扭曲，消失。
“我认识阿明的时候，是1948年。”陈婉君说，“我十八岁，在圣约翰大学读中文系。他是经济系的，比我高一届。”
她的目光落在窗外，落在远处的河面上，但看的不是河，是更远的地方，更远的时光。
“那天下午，我在图书馆看书。图书馆是老建筑，木头书架，木头桌椅，阳光从高窗照进来，能看见灰尘在光里飘。我看的是《红楼梦》，看到黛玉焚稿那段，正哭得稀里哗啦。”
她笑了，那笑容里有少女的羞涩。
“他从书架后面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本书，不小心撞到了我的椅子。书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抬头的时候，我们四目相对。”
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回味那个瞬间。
“他的眼睛很亮，像星星。他说，对不起，同学。我说，没关系。然后他就走了。我以为只是一场偶遇，结果第二天，又在食堂遇见他。第三天，在操场上。第四天，在校门口。”
她顿了顿。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故意的。他打听了我常去的地方，制造偶遇。追了我三个月，我才答应跟他交往。”
她笑起来，眼角堆起细细的皱纹，但那笑容依然明媚如少女。
“他追我的方式很笨。给我写诗，写得不好，平仄都不对。给我送花，送的是一把野菊花，说是路边采的，比花店的新鲜。请我看电影，买错了票，看了一场我不喜欢的戏曲片，他比我还尴尬。”
她的笑容更深了。
“可是他真诚。那时候的人，真诚。他说，婉君，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一辈子。我问他，你怎么知道能一辈子？他说，我不知道，但我想试试。”
顾笙的眼眶湿了。
“我们在一起两年。”陈婉君说，“两年里，他给我写过九十八封信。每一封我都留着，藏在床底下的铁盒子里。那时候通信不方便，他有时候一天写一封，有时候三天写一封。信里什么都写——今天吃了什么，看了什么书，想我想得睡不着觉，梦见我穿旗袍的样子。他的字写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我看着就觉得安心。”
她的声音低下去。
“后来我去台湾找他的时候，那些信都烧了。”
“烧了？”顾笙惊讶。
陈婉君点点头。她的目光黯淡下来。
“1949年，他要跟家人去台湾。那时候局势紧张，很多人都往那边跑。他跪在我父母面前，求他们让我跟他走。我父母不同意——陈家是海城望族，怎么能让女儿跟着一个穷小子去那个小岛？”
她低下头，手指轻轻摩挲着桌上的信封。
“他跪了一个小时，我父母就是不松口。最后他站起来，看着我，说，婉君，等我，我一定会回来接你。我说，好，我等你。”
她抬起头，眼眶红了。
“他走的那天，我去码头送他。码头上人很多，哭的哭，喊的喊，乱成一团。他抱着我，说，婉君，等我，我一定会回来接你。我说，好，我等你。他上了船，船慢慢开远，我一直站在码头上，直到船消失在海平面。”
她的声音哽咽了。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回家，把那九十八封信拿出来，一封一封看了一遍。然后我把它们烧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烧，就是想烧。可能我觉得，那些信是他给我的，他人走了，信也应该跟着他走。”
她擦了擦眼角。
“后来，我开始给他写信。每个月一封，寄到他在台北的地址。第一年，他回信了。第二年，也回了。第三年，信断了。”
她看着顾笙。
“我写了九十八封信，他回了九十八封。但1951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回音了。”
顾笙的心揪紧了。
“您……您没想过再找？”
陈婉君摇头。
“找了。托人打听，说他搬家了，地址换了，找不到。后来又听说，他可能去了美国。再后来，我父母给我安排了婚事，我嫁了人，生了女儿，过了几十年。”
她端起那杯“初恋”，轻轻抿了一口。酒液入口，她的眼神变得遥远。
“我嫁的那个人，是个老实人，对我不错。他知道我心里有别人，从来不问。我们过了四十年，他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婉君，这辈子委屈你了。我哭了，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愧疚。”
她放下酒杯。
“但我一直在写信。每个月一封，寄到那个地址。明知道不会有人回，还是写。写了六十年，九十八封。这是第九十九封。”
她推了推那封信。
“我不指望他能收到。但我想，总得有个地方寄。有人收，没人收，都好过我自己留着。”
顾笙看着那封信，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六十年，九十八封信，一个地址，一个名字。
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窗外的阳光慢慢西斜，在河面上洒下一片金色。陈婉君坐在那光影里，安静得像一尊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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