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君走后，陆朝阳让王胖子去查那个地址。
王胖子一头扎进地下室，翻了一天一夜的档案。第二天下午，他爬上来的时候，满身灰尘，眼镜片上全是灰，但眼睛里闪着光。
“查到了。”他把一沓资料拍在吧台上，“那个地址确实拆了，1980年拆迁的，现在是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的一部分。”
陆朝阳接过资料，翻看着。
“但奇怪的是，”王胖子指着其中一页，“这个地址在拆迁之前，是一个老兵的聚居区。很多从大陆过去的老兵，都住在那里。阿明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阿明的全名叫什么？”
“陈明，1928年生，原籍海城。”王胖子翻开另一页，“1949年去台湾，1950年入伍，1958年退伍。之后一直住在那个地址，直到1980年拆迁。”
“1980年拆迁之后呢？”
王胖子摊摊手：“档案到这里就断了。没有记录显示他搬去了哪里，也没有死亡记录。人就这么消失了。”
陆朝阳皱了皱眉。
“那信呢？那些信去哪儿了？”
王胖子指着另一份文件。
“我托人查了邮政系统的记录。陈婉君女士寄往那个地址的信件，从1951年到现在，一共九十八封，全部被签收了。签收人都是同一个人——陈明。”
顾笙愣住了。
“陈明？阿明本人？”
王胖子点头。
“邮政记录显示，每一封信都有人签收，签收的名字都是‘陈明’。而且这些信从来没有被退回的记录。”
“可是陈明1958年就退伍了，1980年搬走了，之后那些信是谁签收的？”
王胖子摇头。
“不知道。邮政系统只记录签收，不记录签收人的身份。只要有证件，能对上名字，就能取信。”
陆朝阳沉默了一会儿。
“明天，带陈奶奶去一趟邮政总局。”
——
第二天上午，陆朝阳、顾笙和陈婉君一起去了邮政总局。
邮政总局是老建筑，民国时期留下的，灰色的外墙，高大的拱窗，里面空间很大，光线昏暗。大厅里有很多人在排队寄信取包裹，工作人员忙碌地穿梭。
周师傅是负责老档案的，五十多岁，在邮政系统干了一辈子。他的办公室在二楼尽头，很小的一个房间，堆满了泛黄的档案袋。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能看见灰尘在空中飘舞，像1948年图书馆里的那些灰尘。
听他们说明来意后，周师傅翻了翻陈旧的索引册，最后从架子上找出一个泛黄的牛皮纸袋。那纸袋上落满了灰，他用袖子擦了擦，打开。
“陈婉君，寄往台湾台北的信件，1951年至2023年，共九十八封。”他念着档案上的记录，然后抬起头，“这些信，全部被签收了。”
陈婉君愣住了。
“签收了？谁签的？”
周师傅翻到最后一页，指着一个签名。
“这个。”
那是一个龙飞凤舞的签名，用钢笔写的，墨水已经褪色，但依然能看清轮廓。顾笙凑过去看——那签名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但仔细辨认，能看出两个字：
阿明
陈婉君的手开始发抖。她扶着桌子，身体微微晃动。
“他……他收到了？”
周师傅点点头。
“每一封都收到了。从1951年到现在，所有信件，都是同一个人签收的。签名虽然有点变化，但笔迹大体一致。”
陈婉君捂住嘴，眼泪夺眶而出。她靠在顾笙身上，肩膀剧烈地抖动。
“那他为什么不回信？为什么不告诉我？”
没有人能回答。
陆朝阳看着那个签名，沉默了一会儿，问：“周师傅，这个签名，您能确定是本人签的吗？”
周师傅仔细看了看，摇头。
“这不好说。签名可以模仿，尤其是这种潦草的签名，模仿起来不难。但这些信确实是被领走的，需要出示证件。能领走这么多年的信，肯定是有固定身份的人。”
“证件是台湾地区的？”
“对。台湾地区的身份证件。我们这边只负责中转，到台湾那边由当地邮局投递或者存局候领。”周师傅指了指档案上的备注，“你看，这些信都是存局候领的，就是收件人去邮局自己领。”
陈婉君攥着那封信，声音颤抖：
“我要去台湾。我要找到他。”
陆朝阳按住她的手。
“您先别急。我们先查清楚这个签名是谁。万一不是他本人，您去了也白去。”
陈婉君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决绝。那种决绝，顾笙见过——在李建国眼里，在沈曼妮眼里，在所有放不下的人眼里。
“不管是不是他，我都要去。”陈婉君说，“我等了六十年，不想再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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